园林,指特定培塑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园林,是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筑山、叠石、理水、种植等手段,营造建筑,布置园路,形成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场域。中国园林注重顺应自然,融于自然,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以求天人合一。西方园林,又名欧洲园林,完全排斥自然,力求严谨的理性,一丝不苟地按照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发展。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是欧洲造园的基本信条,以法国的规则式园林为最。规则式园林,又称整形式、几何式、对称式园林,整个园林及各景点皆表现出人为控制下的几何图案美。一条笔直的中轴线,分开左右,完全对称;园线、园路多为直线;广场、水池、花坛多为圆形、椭圆、正方形、三角形等规则几何体;植物配置必定对称,株距、行距均齐划一,花木整形修剪成一定的几何图案。一言蔽之,欧洲园林严格遵循数学公式,按几何学原理创建,彰显出严谨与秩序的理性美。
法国导演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1922-2014)的电影《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讲述男主人公X(Giorgio Albertazzi /吉奥吉欧·艾伯塔基饰)与女主人公A(Delphine Seyrig/德菲因·塞里格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期间,还穿插了X跟A的丈夫M(Sacha Pitoëff /莎查•皮托夫饰)决斗的场景。这是一个常见的三角恋故事,导演又以频繁闪回的方式讲述,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时间逻辑,致全片时空高度自由,随意穿越,跳跃性极大。貌似信马由缰,纵横捭阖,但运用数学的观念审视,该片仿佛两个男人X、M与一个女人A构成的一元二次方程组,A=2X+M,2A²=X-M,整部电影宛如在解这个方程组,求出X、A、M的值,即三人在另外两人心中值几斤几两,充满推理与验算,难怪阿伦·雷乃把诸多场景安排在极具巴洛克风格的欧洲园林中。巴洛克式园林(Baroque garden),盛行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是一种基于对称和将秩序强加于大自然的造园风格,注重构图,追求戏剧性,广泛使用对比,将不同艺术形式组合成强烈的中心。十七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园林师、设计师备受欧洲青睐,法国园林主要推崇巴洛克风格。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选择的外景中,可以看到很多理水佳作,包括水剧场(Water theatre)、水风琴(Water organ)、惊愕喷水(Surprise fountain)、秘密喷水(Secret fountain)等。水剧场,是利用水力造成各种戏剧效果的一种设施,通常被安置在挡土墙的岩洞内,洞中有雕像。有些水剧场中建有厅堂,其中有“水机关”,用水力驱动飞禽走兽,还会通过水力发出声音。 水风琴,是一种利用水力奏出风琴之声的装置,水流带来的气流使金属管发出声音,金属管有成组的,也有单个的(被称为水笛)。阿伦·雷乃安排一女二男三人信步于巴洛克风格园林中,从水剧场、水风琴旁走过,驻足于一个个几何图案前,倾诉他们的缠绵爱情。这部电影,尽管故事不衔接,不流畅,但情绪却很流畅,爱恨更为绵长,引领观众在影像中追寻园林的理性美,在园林中感悟影像的感性美,营造了一种对称之外的不对称、严谨之余的松散、有序中的无序、规则中的不规则,正如人生一样错综斑斓,正如人性一般波诡云谲。
如果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最终以非理性获胜的话,那么,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的电影《Barry Lyndon / 巴里 · 林登》(1975)则以理性获胜。这部电影改编自英国著名作家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1811-1863)早期的中篇小说《巴里 · 林登的遭遇》。萨克雷在这部中篇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轰动文坛的长篇小说《Vanity Fair/名利场》,形成了他的十九世纪式批判现实主义成熟风格,成功跻身世界一流作家之列。中外电影界公认,库布里克的《巴里 · 林登》服装极为考究,化妆有法有度,布光独具匠心,摄影构图十分讲究,摄影技艺精湛,场面调度娴熟老道,画面美轮美奂,是一部艺术性极高的历史题材电影佳作。从中篇小说《巴里 · 林登的遭遇》到长篇小说《名利场》,不论是男性的巴里 · 林登还是女性的蓓基·夏泼和爱米丽亚·赛特笠,萨克雷讲述的都是一部平民想方设法挤入上流社会的逆袭史。为了改变普通的出身,为了追求富贵,巴里 · 林登采用撒谎、诡计、赌博、比剑、决斗等方式,混迹于军队与官场,游刃于达官贵人之间,逐步崛起;他以自己的人生做赌注,与并不爱的贵族遗孀林登夫人结婚。根据英国大陆法系继承法,林登夫人的私家园林属于婚前财产,巴里 · 林登是她的二婚丈夫,无权继承她的不动产。为了分享林登夫人的财产,巴里·林登必须拥有爵位——即国家对功臣授予的头衔,这种荣誉可以转让,亦可世袭;他一旦获得爵位,便可合法占有林登夫人一半的财产。为了爵位,巴里·林登耗尽钱财,上下打点,眼看快要成功了,却被林登夫人的亲生子布林登揭穿,两个男人决斗,巴里·林登失去了一条腿,债务缠身的他不得不以离开林登夫人为条件换取年金维生,由此一蹶不振,回到故乡,再也无法东山再起。沿循巴里 · 林登的人生轨迹,如同漫步于一个欧洲园林的环形甬道上,走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只不过,时光已逝去几十年,夕阳西下,人暮黄昏。在文学史上,《巴里 · 林登的遭遇》与《名利场》都展示了欧洲上流社会骄奢淫逸、勾心斗角的生活图景,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世袭贵族荒淫无耻、腐朽堕落的本质以及追名逐利、尔虞我诈的虚伪面目,亦揭橥了人性的丑与恶。在电影史上,《名利场》直到2004年才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印度女导演Mira Nair(米拉·奈尔,1957- )搬上银幕,因对欧洲古近代史缺乏深入了解,更不谙欧洲贵族的人文心理与行为范式,这部电影把世界文学名著《名利场》简化为少女贝姬·夏普利用自己的美貌去征服世界的故事,虽抓住了原著的主线,但丢失原著的氤氲。比较米拉·奈尔的电影《名利场》与库布里克的电影《巴里·林登》,前者注重故事与情节,突出的是爱情;后者注重意境与氛围,突出的是历史;前者是爱情文艺片,后者是历史剧情片;前者浅显,后者深沉;前者直白,后者蕴藉。贵族精神,不易把握,更不易运用电影语言外化出来,将贵族置身于欧洲园林是一条稳健而有效的视觉路径,库布里克的《巴里 · 林登》有力证明这条路径是可行的,能轻松深入观众之心,深得观众认可。
古希腊高度注重秩序与理性,但过于神圣,不接地气。古罗马消解之,变得世俗,却被基督教利用。中世纪压抑人性,不过也推崇安贫乐道,质朴良善。文艺复兴主张恢复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精神,但再也回不到先初的黄金时代,得以复兴的只是古希腊媾和古罗马之野合,虽解放了人性,却引世人纵欲过度,滑入自然主义泥淖。巴洛克要打破文艺复兴的庄重、高雅与含蓄、均衡,崇尚豪华和气派,注重表现强烈的情感,气氛热烈,刺人耳目,动人心魄。洛可可更进一步,精雕细刻,纤细轻快,追求享乐与奢华,爱欲交织,刺激人们的感官,麻痹心智,极力打破现世秩序和前代规范。工业文明膨胀人的消费欲望,物欲横流,异化人性,终令现代主义分崩离析。两次世界大战令人看清人最不可靠,彻底放弃了包豪斯精巧齐全之奢望,进而怀疑现实,象征与隐喻复苏,抽象与朦胧复兴,存在主义直至精神分析令人更关注内心,关心自身。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逻辑、权威、中心、秩序、法度统统被消解,被解构,人的存在空前荒诞,人类创造的各种法则被人类亲手打破,但又无法重建更为完美的法则,世界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陡增。后现代遭遇人工智能(AI),机器拜物教已向人类中心主义屡下战书,未来人机必有恶战。人类数千年演进史,起起伏伏,反反复复,昭示出人的悖谬性与自毁性。人类,迟早自己毁灭自己,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便是人工智能,就像巴里 · 林登那样,亲手毁了自己的一生,跌落神坛,遁回原形。
红尘滚滚,世事沧桑,尘埃落定,铅华洗尽,唯有园林、文学、摄影、电影之美永存,不生不灭,生生不息。
二〇二三年三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