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话剧时常演出欧美戏剧名作，但中国人从不拍摄外国题材电影，根源在于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性是与生俱来的，过于强调爱国主义，过于强调党性与革命性。

近观两部美国人拍摄的中国题材电影，感触良多：一是1963年的《55 Days at Peking/北京55日》，Nicholas Ray/尼古拉斯·雷（1911-1979）导演，Flora McKenzie Robson/弗劳拉·罗博森（1902-1984）、David Niven/大卫·尼文（1910-1983）主演；一是1937年的《The Good Earth/大地》，改编自美国女作家Pearl S. Buck/赛珍珠（1892-1973）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先后由Sidney Franklin/西德尼·富兰克林（1893-1972）、Victor Fleming/维克多·弗莱明（1889-1949）、Gustav Machaty/加斯塔夫·马哈蒂(1901–1963)以及Sam Wood/山姆·伍德（1883-1949）四人执导，Paul Muni/保罗·穆尼（1895-1967）、Luise Rainer/路易丝·赖纳（1910-2014）主演；前者失败，后者却大获成功。

《北京55日》之所以失败，主要源自尼古拉斯·雷的浓得化不开的基督教情结。在拍摄该片时，他还沉浸在再现基督耶稣受难的史诗片《King of Kings/万王之王》带来的巨大成功及无比喜悦中，难怪他的《北京55日》把中国人心目中的八国联军侵华描绘成一次基督教远东圣战。1960年代，从天主教到基督新教，美国人对其早已产生质疑，虽不至于全盘否定，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基督教共产主义甚至无神论等思潮在美国十分活跃，信仰的多元乃至后现代化彼时早已成为美国的主流。不过，仅凭宗教信仰的分歧而否定《北京55日》却不够客观，该片最大的败笔是对历史事实的抹杀，是对中国清政府排斥欧美及中国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嘲讽，尼古拉斯·雷根本没有找到一个中立而客观的立场去表现那场战争。或许，他能意识到，站在八国联军一边说不过去，毕竟，入侵中国并烧杀淫掠是反人类的罪行，但是，他又找不出更合适的、更妥帖的立场，最终只能选择自己驾轻就熟的基督教视角。然而，至少具有爱国主义、民族抗争精神的义和团要灭的正是包括基督教传教士在内的洋教与洋人，基督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进入主流与正统，所以，《北京55日》伤了中国人的心，只可能遭到中国观众的唾弃，遭到美国华人的抵制，就连美国人也对其不屑一顾。

与《北京55日》完全不同，《大地》，从小说到电影，都找到了一个中立且客观的立场，巧妙地避开了政治与革命，最大程度地淡化并隐匿了意识形态倾向。这部电影抓住了农民的命根子——土地，以农民王龙买地卖地、耕地护地为叙事动机，描绘他在内战频仍的年代由贫转富的经历，赞颂他与阿兰患难与共的夫妻深情，展现了农民为了生存与贫穷、饥饿、战争、歧视、疾病、灾害（如蝗虫与干旱）而不懈斗争的顽强性格与可贵品质，在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多维时空中纵横捭阖，却不见任何掣肘与拘谨。电影《大地》中，王龙与阿兰随革命人流哄抢富人大宅财物、饥不择食的村民冲入王龙家揭开锅盖抢夺食物这两场戏，令人久久不能释怀，引发受众对“什么是革命”及“革命为了什么”展开深入的思索，有了更为直观的理解。这两幕，不仅在1930年代中国电影中找不到，而且在几乎整个中国电影史上都找不到，政治话语主宰下的国产电影不可能这么解释“革命”，我们会认为那太浅显了，太低级了。然而，这正是《大地》大获成功的根源，那就是站在一个中立且客观的立场，揭示浅显而低级的真理——人要生存，就必须吃饭，必须有粮食，而粮食产自土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大部分人失去土地无法生存故必须推翻，必须建立让大多数人能够活下去的社会制度，那就是合理、公平且正义的新社会。赛珍珠敏锐地认识到了人类追求的普遍真理，用文字，用故事，讲述了出来，不论主人公是中国人抑或主演是美国人，不论时代是1930年代抑或1390年代，爱谁谁，爱哪哪，只要是人在读、人在看、人在评，你必然会被《大地》折服，必然会对《大地》叹为观止。

世间一切是非，人类所有恩怨，皆源自立场不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并非人类追求的普遍真理，只是接近真理的路径。尼格拉斯·雷错把路径当目的，故远逊于赛珍珠。

傲慢出偏见，立场定对错。

                                                                                                                     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