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异化、健康信息与日常生活——欧洲女性主义视阈的实证研究[①]

 

 

【作者】

莎莉•怀特（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媒研究系教授，欧洲科学与技术联合会学术主席）[②]

菲里斯•荷尼伍德（英国布莱顿大学社会信息研究组研究员）

安吉•哈特（英国布莱顿大学社会信息研究组助理研究员）[③]

朱列•史密斯（英国布莱顿大学社会信息研究组助理研究员）[④]

【原发期刊】

《新媒介与社会》2005年冬季号，剑桥大学与英国媒介社会协会主办，ISSN 1461-4448 ,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院SCI-JSR一区期刊，欧洲一流高校传播学研究生必读文献来源期刊

【译者】杨新磊（教授，博士，硕导）

 

 

 

【提要】研究表明，人们的健康信息与网络的使用关系颇为深广，但很少有调查数据揭示人们如何将网络与日常健康状况联系起来，结为一体。本论文是一篇实证主义调查报告，研究网络在治疗女人更年期综合症及其荷尔蒙替代疗法、男人性功能障碍症及其“伟哥”疗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探究网络滋生和引发的“数字异化”问题。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网络接入的物理层面，而且体现在性别和年龄等社会层面。同时，本研究补充并更新了巴科第吉娃的“热度专家”说，深入观照人们如何利用海量信息理解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医学知识。

【关键词】网络接入  数字异化  日常生活  健康信息  热度专家

【基金项目】XAIU-2019081919059 + CUC-20180298328721之阶段性成果。

 

引言：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暴雨交加。Janet工作的图书馆已闭馆，只有这个时候她才能为自己上网，不像上班时总是给别人搜索信息。她想买些书或CD，订购一些维生素片。上个月，她在网上购买了一些孕酮酪，但并未见效，因此这个月她不想再买了。

最近，Janet被诊断为乳腺癌，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几年前她得过子宫颈癌并做了子宫切除。没过多久，她的外科医生和家庭医生都宣布她开始进入更年期。她真的不想这些发生，她是一个素食者，很不习惯服劲大的药物，尤其是她以前从未真切体验过绝经的滋味。18个月后，她感到相当累，她跟女儿说可不可以给她弄一些小剂量的药片，就像烟民戒烟时吃的那种小片。Janet起初一个月吃一片，但不管用，后来她加大了剂量。可是，她的头却痛得很厉害，于是，她扔了那些破药，从此不再吃任何药。或许，她想尝试一下孕酮酪，那是她通过网络从美国购买的。

Janet没向太多的人提起自己的健康状况。她不想影响孩子们，她不和他们谈自己的身体状况。她只跟姐姐说了，还向一位患了和自己相似的病的女友说过。当然，她还得向她的医生和顺势治疗师说。顺势治疗师比医生管用，他总有很多时间听Janet倾诉，尽管英国卫生部规定顺势治疗师每次只能和病人谈6分钟。

Janet喜欢上网，因为只要你需要，网络总能帮你的忙，这和她每月甚至每周都买的那些健康类杂志不同。她喜欢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即使它们是泛滥的。虽然她是一个专业图书馆员，但当她为自己上网时，她总是任搜索引擎带着她畅游，尽管她也很在意是谁发布了那些信息。Janet家里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可她20岁的儿子经常霸占着它，所以，每当想从网上为自己搜索点信息时，她常常呆在办公室很晚才回家。

Janet的故事表明，很多重要问题其实都与一些网络公共政策不无瓜葛，这就是所谓的“数字异化”。数字异化，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已成为接入局域网乃至万维网时最致命的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异化的差距相当悬殊。例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称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每千人中有332人上网，但在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中仅有26.5人上网。[①]即使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和欧盟成员国，仍有值得关注的方面，那就是一些特殊群体对网络特别排斥，这包括失业者、文化程度较低者、低收入者、少数民族、移民、难民以及妇女和老人。这种基于概略数据的观点，指出了数字异化带来的潜在的、重要的不平等和弊端，但却掩盖了人们搜寻信息及互相沟通的日常经验，正是这些前文指出的日常经验，使数字异化的性别化再度问题化。

Janet今年51岁，并不怎么老。然而，她婚龄很长，还是个单亲妈妈。由于她的性别和年龄，她适应不了年轻人的思想，也不能套用男性上网者的规律考察她，政策制定者公布的排斥数字时代的人中，有时恐怕就包括Janet。Janet的体悟凸现了本文的核心论题：首先，她家里的情形说明技术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技术的可用性，因为，电脑总是被她的儿子霸占着。其次，假定给她专业的培训，搜索信息时Janet也不怎么需要那些帮助，因为她发现检索到的信息往往是泛滥的、海量的。最后，我们将引介“热度专家”这一概念，热度专家拓展了人们使用所需技术的范围，能帮助人们弄懂复杂信息的意义。

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Janet和其他人的故事来探究网络对于治疗女人更年期综合症和男人性功能障碍症的独特意义。在本文的下一部分，我们将广泛探讨网上健康信息，定位个体经验，我们还将介绍两个与数字异化密切相关的论题：网络接入以及热度专家对网络接入的促进性。在考察大量个体经验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些被试的大致数据描述一下我们的研究。

 

数字异化：政策建构与客观现实

 

网络的发展及其商业化的加剧，始于20世纪90年代，它生产和传播着难以计数的海量信息，酷似曾几何时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网络传播着许多关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话语的极端评论，包括肯定和否定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然而，随着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瓦解，现代化日益推进，与企业家、政客、学者密切相关的技术经常并不意味着实用和可用，新技术总是潜在于社会现实当中。[②]调查表明，大部分网民的嗜好是两种与身体密切相关的东西，即色情信息和健康信息。网络研究在这个时代方兴未艾，尽管调查数据不断表明这些研究很重要，但针对任何一个相关课题的社会科学定性研究却少得可怜，这难免令人不解。[③]

大量网络调查数据与美国有关。尽管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它的卫生体系和健康保障制度和欧洲很不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参照美国的网络现状与态势预见欧洲的未来。根据这些关乎美国的数据，一些跨国公司宣称数字异化只是暂时的，将来必定会消失，因为网络设备将变得越来越便宜，日后不光美国会如此，全球也会。数字异化已成为一个既在局部又在全球导致网络接入不平等的致命性因素。Cammaerts指出，数字异化的主要论题集中在它带来的网络技术以及与之同源的网络内容、网络文化的不平等性，以及某些原因造成的自动接入的缺席，从而导致政治、经济的排外主义。另外，一些学者，如Cammaerts和Mansell还对一些诸如数字技术与社会的内涵、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之类的基础课题进行探究。有一条思路很重要，通过此路我们发现很多数字异化的政策和文字不仅是二元对立结构，还是技术决定论，其目的是充分调动政策资源。

Hargittai曾想找出很多不上网的人，和他的预料类似，Wyatt也提出确实存在很多不上网的人，他们的选择反映了一种现实，也表明了网络的弊端。不上网者包括如下四种类型：

（1）    抵制者——这类人从未用过网络，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

（2）    反对者——这类人自愿停止上网，因为他们烦上网，感到很贵；

（3）    被排斥者——这类人从未成功接入网络，但他们想上网；

（4）    被驱逐者——这类人掉线了，他们很不情愿这样。

这就是被数字技术排斥的人，但第（1）（2）类人可能会选择上网服务代理商，他们不会被直接视为技术落伍分子和技术保守分子而被打发。

包括Wyatt在内的很多探讨数字异化的论文都认为，不必考察上网者搜索信息的日常行为，而应倍加关注网络用户的类型和观念，以及网络是否、如何渗入了他们的行为规范。越来越多的大规模研究，如“窥探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和“牛津网络调查项目”，发现了诸多网络用户的细微特性。Katz、Rice等学者利用上述及类似研究成果来分析被广泛使用的网络改变这个时代的方式。可是，为了更深好地理解网络用户和数字异化复杂而多变的特性，他们的分析需要参照对上网者日常行为的研究。

2002年3月，“窥探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发表了一份基于美国网民的调查报告，称有62%即7300万人使用网络搜索健康信息，而2000年11月才5300万人。因此，随便那天都有大量的人上网搜寻健康信息，而不再去看医生。数据监控人公司，一家商业顾问组织，2002年也发表了一份关于网络健康信息的报告，它调查了4500名经常搜索健康信息的欧洲和美国成年人。该组织发现，在这4500人中，有57%的人通过网络了解健康信息，有76%的人咨询医生，73%的人借助大众传媒，53%的人则是和其亲友、家人聊天。[④]该组织还发现，女人、55岁以下的人比男人、55岁以上的人更喜欢上网咨询健康信息。“窥探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和数据监控人公司的调查数据相互印证，内涵一致，值得仔细研究。不过，很多来自商业组织的数据是为了促销网络设备、产品和服务。实际上，数据监控人公司出具的报告很多地方都有商业暗示性，其自身的定价也高达1990美元。

上述数据清楚地表明，健康信息十分重要，网络用户对它兴致勃勃。有的数据大致勾勒了上网者的类型，并指出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药品公司、康复治疗及相关政策上。这也佐证了政治学、医学社会学和网络研究的一个普遍假设：网络信息越充足、越方便，病人与网络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不平等性就越大。然而，这些数据并未揭示人们如何赢得自身健康以及如何驾驭五花八门的信息，并未揭示这种既定现实和日常经验，而这正是本文之焦点。

在过去十年间，日常生活在技术研究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与普通用户利用技术关注商品和与工作有关的网站不同，学者更加关注网络用户的日常经验，学者对技术的利用具有可沟通性，是恰当的，且具有普通人的经历与体验。这不意味着私人或家庭利用技术是本文的唯一研究中心，我们宁愿重点研究那些使用各种技术获取信息的人的实情。很显然，这项研究是由Bourdieu和de Certeau奠定的，他们深入探讨了很多假象的符号性、物质性本质以及二者在社会关系生产中的角色。我们吸收了他们的某些成果，借以阐发技术不平等及其再生产，并将其理解为消费的生动特征，同时，他们的成果也表明人们完全可以平稳度过他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要着力探究性别和年龄的差异问题，因为它们是洞察上网者日常行为的关键。

和Turke和Bakardjieva一样，我们首先考察一些上网个体。但是，他们每位研究的都是人们使用网络玩游戏、寻求家政服务的方式，而我们尤其关注网络是不是及如何制约着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日常行为。我们意识到，现代人获取适宜健康信息的范围很广，譬如大众传媒、康复专家、家人和朋友等。我们感兴趣的是，网络究竟如何适应这些现有信息的发展趋势，如何影响人们相应的日常行为。

我们也将推进Bakardjieva（巴科第吉娃）提出的“热度专家”说。所谓“热度专家”，就是一些处于特殊职位而掌握了技术且经常帮助网络用户的人。热度专家处于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新手对技术的需要之间的特定位置，这些新手往往和热度专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私人关系。在Bakardjieva对网络用户的研究中，她发现热度专家能给新手学习和掌握技术提供基本的帮助，即使在新手接受正规技术培训时也是如此。当然，热度专家的作用不能被局限于信息和网络传播技术领域，而且，热度专家也不是什么全新的概念。首先，举个例子，很多人学车或调试家里的视听设备时常常请教朋友、邻居和亲戚。其次，非正式学习常常也能帮助没有经验的人们熟悉他们的新设备，这一点被现实多次证明。我们的研究要考察热度专家是否能协助被试成功上网，更进一步，我们也要验证人们是不是真的利用热度专家或其他中介来帮助他们理解健康信息。

 

对被试的研究

 

我们的被试是一些生活在英国东南部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正想弄明白自己的健康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尤其关心如何治疗自己的病，他们以往都大量服用“伟哥”[⑤]或荷尔蒙替代品[HRT][⑥]。不论是女性更年期综合症还是男性性功能障碍，都是严重的生活威胁，其症状会长期发作。

因此，如果愿意的话，患者总是希望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有效的疗法。结合这些，我们来研究网络如何成为患者了解、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中介。

被试包括32名女性和15名男性，给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对HRT或“伟哥”疗法的态度、服用体会以及这些药的好坏等。被试会被问及接受相应治疗的印象和效果，还会被问及平常是否及如何寻找健康信息、HRT、“伟哥”及其它奏效的药品。被试会被问及在哪里寻找信息，在哪里找到了信息，用什么方式找到了信息，在与他人交流甚至咨询健康专家时他们如何翻译、理解这些信息。如果被试使用网络，他们会被继续问及通常上多长时间的网、为了什么目的上网。如果被试上网搜寻健康信息，再问他们具体如何操作，以及他们如何认识网络的利弊。近一半的被试，即16名女性和5名男性，会被测试两次，两次测试间隔6~9个月，这样做是为了深究他们在健康、治疗、信息获取行为方面的动态与变化。[⑦]

女性被试由英国东南部一个城市的家庭医生或妇科诊所召集，男性被试由某些泌尿科诊所或糖尿病诊所召集，这些诊所长期为忍受性功能障碍折磨的男性提供性心理服务。被试正在吃、曾经吃或最近停用HRT或“伟哥”的情况，也包括在本次研究中。每次会谈都持续1~2个小时，时间在2001年11月至2003年2月间。所有的会谈都被完整记录，且留有视听资料。[⑧] 很多会谈选在了被试的家中，但也有一些是在装有康复仪器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这32名女性被试的平均年龄是55岁，最小的39岁，最大的已73岁，其中18人彼此认识。男性被试相对大点，年龄从54岁到81岁不等，平均年龄66岁，其中10人互相认识。我们选取的这些样本的社会属性、经济状况、教育背景和资质等差异很大，并非全都是异性恋者，很多是白色英格兰人种。

一般来说，人年龄的增长是一个毋庸置疑、自然而然的事，但接受本次试验的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及就诊状况却相当复杂，他们的症状、处方及疗效变动均很大。同时，信息的来源也相当广泛。那么，如何判断我们选出的这些被试的健康状况呢？所有被试，或多或少地面对着海量信息。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家庭医生是最重要的健康信息来源。家庭成员（一般是女性家人）、朋友、药剂师、医药从业者是第二种重要来源。包括杂志、电视、互联网、自助读物、报纸、药剂师或药品公司散发的传单是第三类来源。调查发现，女性和男性被试的显著区别在于女性被试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例如家人、朋友、邻居、同事等，女性被试经常与他们谈起自己的健康状况，而男性被试基本上只与医生和他们的性伙伴谈。

上述调查还提供了一些这些被试日常生活行为的细节，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确认被试对自己年龄增长的不同态度。现在，让我们近距离地观察他们，以考察网络究竟如何进入他们的信息视野，结合网络接入和热度专家，进一步体认数字异化对他们日常行为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网络接入：设备、技术和“热度感”

 

15位男性被试中，有9人曾上过网，尽管其中一位仅仅在他的办公室且那里不允许上网干私活，其他8位经常上网。有一位最近刚搬了家，还没有打开装着他的电脑、网卡、网线等的货箱。另外一位通过一部新手机上网，但他没说清手机到底怎么上网。还有一位，叫Roger，利用他妻子的工作便利，在他妻子老板的帮助下上网搜寻健康资讯，但就那么一次，也没使他学会正确上网（后面我们还会再探讨Roger）。32位女性被试中，有24位在家里或单位上过网。[⑨]如此算来，已经有8位男性被试和20位女性被试在家里或单位上过网，但并非全是上网搜寻健康信息，其中3位男性、18位女性被试才那样做。仅有2名被试（一男一女），上网访问过与其健康状况有关的网上社区，但没有一个被试参与过在线讨论。⑾

并非所有家里有电脑的女性被试能用它上网，就像本文开头故事里的Janet一样，她们的电脑总是被儿子霸占着。Barbara还谈了她儿子霸占家里的电脑及她经常只好离开家去学校上网的详情，所以现在她会独立接入。不幸的是，她儿子在她离开前没有清除电脑，Barbara动情地说道：

      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好多年了，他经常在网上泡着，还不教我怎么用，他嫌我慢。有一次，他去上学了，我决定打开电脑干点什么，但却发现一团糟……事情是这样的，我开机后不到20分钟，电脑就很不稳定了。因为，我儿子下载了很多他想要的脏乱东西，像屏保程序、游戏等，这儿一堆，那儿一堆。我向几个邻居说起这事，他们答应马上过来帮忙，这么着，我才关了电脑。我现在报了班，上电脑操作基础课。我不喜欢电脑，我讨厌它，我对它没有任何兴趣。我觉得它很烦，总是想关了它。

尽管Barbara的儿子想教会她这样一个既不喜欢电脑也不会上网的老女人，她自己却抵制着这种进步。她也知道家里的电脑为什么那么慢，她也在进步，也在通过咨询邻居、报电脑操作培训班等方式提高她的技能。当Barbara诉说完自己对电脑缺乏兴趣还有些厌烦之情后，她显得左右为难，很矛盾。

其他女性被试更多谈起了她们的男友，而不是她们的儿子，她们叙述了男友家里有什么什么样的电脑，但这些女人从不碰它。例如，Betty说在她以前的男友家里就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但那是她男友的：

他出去时，就把电脑关了。我从来没有用过……他用电脑主要是工作……那时我想开始学习用电脑，但不幸的是，我们分手了。

Frieda这样说他的丈夫：

在他的楼上有四部电脑，他用它们工作。他退休了，是个建筑师……他喜欢那些电脑，在上面做很多事，内容广泛，可我不知道怎么开它们。

这些例子印证了前文提及的大规模调查，即网络接入需要技术译介。被试女性目前居住或曾经居住的寓所虽然能上网，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并没有用过电脑。网络接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成套的工具和设备，得向人们提供这方面的教育和培训。网络接入必须让用户有使用技术的舒适感，而非担心和忧虑。网络接入还牵扯到怎样在家庭中按性别、工作加以区别对待，从而能让女性上网。

传统的性别歧视和职业分工存在于很多家庭中，包括儿子在内的男性成员总是占着电脑，女性要么一点也没机会用，要么去别的地方上网。这种性别歧视总是发生在古板的家人身上，就像Peter。Peter66岁，和他妻子离婚了。他有4个儿子，两个和他住在一起。他16岁就不读书了，一直做小买卖，我们这次调查前不久他才退休。他家有电脑，能上网，但他儿子常常占着。尽管他成为了网络用户，但感到压抑，他说：

我不怎么用电脑。我不能被打扰……我也愿意多用电脑，但我不能被它弄烦。我懒得用电脑，它不是我该做的事。我宁愿打电话和人聊，而不愿发电子邮件，我感到那样太浪费时间。

当追问他以前使用电子邮件的经历时，Peter补充道：

我用不好电子邮件，经常弄出了很多乱子。不是丢失邮件，摁错按键，就是操作不当，常常有一堆麻烦。

Peter偏爱直接打电话，承认用不好电子邮件，这表明年龄、代际和性别是影响人们上网的重要因素。

Victor的例子是一个对把技术和男性划等号的成见（男性 - 技术等量观）的很大挑战。Victor 59岁，当然结婚了，有3个已成年的孩子。他是一名管理人员，在公司算第三把手。这一年来，他感到性欲降低了。他有过一次勃起，可性生活并不成功。他很失望，尽管他的妻子从不认为那是什么问题。他开始服用“伟哥”，当然又勃起了，可他对性生活仍不满意。Victor第一次是和他的妻子谈健康问题的，后来就和医生谈。他没读过什么健康自助手册，但瞟过几眼小报甚至上档次报纸上的健康文章。他看候诊室张贴的说明，说他想从那些文字里找一些有用的信息，他从未遇见健康方面相互矛盾的信息。他喜欢和他的妻子谈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那样他才能弄清所有问题，或是确认他自己的感觉。Victor从没上过网，但正在想添置一台家用电脑，做生意用。以下是调查员对Victor的访问：

调查员：你眼下能上网吗？

Victor：我能在我女儿或她男友的帮助下上网。

查：但是你不能用电脑？

V：是的。

查：你以前从未用过？

V：是的。

查：可是，你正在想添置电脑，是不是？

V：就算是吧。

查：你说“就算是”是因为……

V：我发现技术问题不那么容易掌握。

查：不是你的问题？

V：不是。

查：那你现在怎么还想上网？

V：如果我掌握了电脑，它会使我的工作变得更轻松。

查：你有没有想过上网搜寻健康信息？

V：我想那不可能。

查：为什么？

V：如果我真的需要健康信息的话，我宁愿翻翻书，或咨询医生。

查：我们想知道你那样做有什么好？

V：[被激怒了]我不喜欢电脑，我只想用简单的方式过好我的日子。我看不出上网能带给我什么好处。我宁可从一匹马的嘴里听到什么消息并说给别人听，也不愿迷失在虚无飘渺的网络世界。要我说，你搞这种研究很明显是他妈的浪费时间。

显然，Victor被这位调查员逼得不耐烦了，当调查员关注他不上网时，他开始为自己辩解。但是，他对电脑、网络及我们的研究的敌意却很有价值，这种敌意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Victor可被视为对通常的男性-技术等量观的挑战，这种观点认为男性在技术、技能方面享有优势与优先权。很显然，Victor没有感到任何网络接入、使用电脑的优势，诚如他所言，他发现掌握技术并不容易。另方面（这方面需要深思），对他来说，说出自己很烦上网要比说出自己已不能完美地性交——阳痿容易得多。男性与他们的技术能力是相辅相成的，由于男性的技术能力和性功能通常是相应的，所以，男性性功能的减弱必然会遏制其技术能力。

Peter是一个“反对者”，是上文提及的第二类不上网者。根据他有限的经验，Peter认为网络至少电子邮件很烦人。他曾尝试过上网，但很快发现网络并不适合他，他更喜欢直接的或其它的媒介。但是，Victor显然是一个抵制者，即上文的第一类不上网者。他真的看不出上网能带给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至于他怎么获取信息，还有其它合适而理想的方式。

这样，通过考察影响人们网络接入、上网的性别和年龄等社会因素，我们大大拓展了这项研究的范围。现在，我们来重点关注帮助我们获取信息的热度专家。有很多家人，特别是年轻人，帮助我们上网，具体方式很多，譬如把他们已经升级的旧电脑给我们、给我们演示他们怎么上网、如何用搜索引擎、怎么发电子邮件等。

Sue的女儿就扮演着一个“热度专家”的角色。Sue，51岁，文化程度一般。她家里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已两三年了。她女儿帮助她学会上网，现在，Sue对自己上网搜寻信息很自信。她尝试着不同的搜索引擎和关键词，如果她感到有的信息绕有趣味，就打印出来。她访问网站，判断信息是否可信，并比较不同网站上信息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被试中，Sue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⑿

Sue：我注意网站的类型和信息的形式，而且，我必须承认，一旦你获得一些美国人提供的信息，你就会发现这些信息真的很好……为什么我搜索不到英国人提供的、像美国人那样的医学知识或别的什么信息？所以，我很在意信息是从哪儿来的。

调查员：和英国人相比，美国人的医学知识怎么个好法？

Sue：我发现美国人的信息真是太珍贵了，它们极其丰富，没完没了。

Sue喜欢网络，因为在网上能立即找到信息，但Sue认为网络有时会让人更加担忧，因为网上的信息实在是多得过头了。Sue想要一些英国人提供的医学知识来和美国的信息抗衡，这表明和一个人真的有关的健康信息是多么的重要，也说明如何取舍海量信息或许与信息的源泉、语境不无关联。

热度专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它导引我们注意新技术的社会关系。我们借助传播学维度来引申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热度专家在帮助人们译介并理解信息的意义。这儿有一个更详尽的例子，前文曾提到过：Roger去他妻子的工作室，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在那里，他妻子的老板帮助他们夫妇搜索到了关于前列腺癌的信息，Roger以前被确诊患了此病。Roger对他们能找到的信息的数量十分吃惊：

网上的信息一页又一页。有些是不相关的，那都是些我不想知道的信息。我想医生和外科大夫肯定也想了解这些信息，但信息之多，非我所能驾驭……它（多得成了问题），因为我不熟悉电脑技术，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Roger妻子的老板，当然也是会计师，懂网络接入，能帮助他搜索大量相关信息。或许这位老板没有多少医学知识，也或许这两个男人不怎么熟，不管怎样，这位老板不能帮Roger筛选出对他很有意义的信息。Roger想到他儿子曾在家里上网，家里的条件比办公室舒服多了，于是，他说：

或许我应该让儿子帮忙，那样情况会好得多。我可以和他坐在一起，呆在家里，或他的房间。

可是，Roger不能让他的儿子帮这个忙，他不想让儿子为自己得了癌症而担心。可见，充分而到位的热度专家并非唾手可得。Roger的儿子有电脑，懂技术，和他父亲关系也不错，但是，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Roger却不能求助于儿子。如此看来，在某种情况下，备选的热度专家也需要被语境化。

John，57岁，尽管结婚已18年，但现在却是同性恋。两年半前，他开始阳痿。他从一本杂志上买了些“普通伟哥”，吃了却不管用。他服用一些“真伟哥”，但只在他和性伙伴醒着时奏效。他和性伙伴、继女和康复专家谈自己的健康状况。自2001年底起，John开始在家里上网，搜索度假、汽车、工作等信息，却并未搜寻健康信息。他意识到，和医生谈话浪费了他很多时间。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上网情形：

我热衷于度假……但并不搜寻健康类信息，因为我有别的获知渠道。只有你需要，你才会找寻信息。因此，如果你没病，如果你的胳膊没断，那你为什么要修复断臂呢？

John第一次阳痿时，他和性伙伴没有查询有关信息。现在，他以前的性伙伴，一位信息技术顾问，扮演了一个热度专家的角色，他帮助John上网搜索健康信息。和Sue、Roger一样，John也想隐密地得到与己有关的信息，他和性伙伴经常查询一些个人和组织的网站：

一些网站是关于美国人的病历研究……我们的确咨询过不少的人，其中包括大学的研究人员……相当一部分人对我的情况束手无策，但观察、品味他们对我的病情那么投入以及如何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却很有意思。搜寻适合我的信息很费时间……你阅读网上的材料时必须判断是否和自己有关，可是，70-80%都没用。那不是我的问题，与我无关，是网上信息的问题，这很有意思。

尽管John发现搜寻信息的过程很有意思，但他在提取适合自己健康状况的有用信息方面仍然遭受了挫折。和Sue想获得英国人的医学知识、Roger认为一些信息可能对自己的康复有用但专家却不那么看一样，John也想透过生理、医学信息的文字表面，发现对己有用的线索。Sue、John、Roger都是在热度专家的帮助下接好路由器并接入互联网的，这说明这种物理接入不总是充分而到位，因为热度专家也需要超越信息的复杂性。

 

结论

 

我们关注中年女性、男性搜寻更年期综合症、性功能障碍信息的种种情况，为的是通过特殊经验佐证本研究，从而使我们更多关注中年网络用户，这个群体相对缺乏研究。本文考察了人们使用网络搜寻健康信息的日常行为，发现数字鸿沟折射出大量的社会问题，制造出了不少两极分化现象。数字鸿沟不是“有”或“没有”那么简单，不能简单的理解。尽管我们能找出Victor这样既不用也不接入网络的例子，本文仍要继续关注统计学上“有”的那部分人及家里能上网的那些人的情况。我们发现，网络接入并不等于拥有能上网的电脑。有关能上网家庭的数据，使家庭与人际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虽然Janet上班时上网干私活，但她不能在家里上网，因为她儿子总是霸占着电脑。其他男女被试，都说自己的寓所有能上网的电脑，但他们却不能在家里上网，因为电脑总被他们的儿子或男性家人霸占着。网络接入牵扯到很多问题，它不仅仅包括网络设备使用权及其邻接权，也包括性别、年龄、代际等社会学因素，人们的日常上网行为受到这些因素的深刻影响和严重制约。

由Wyatt建构的学说，对剖析被动或主动抵制上网的人非常有用。Peter和Victor二人的案例，需要我们再次思索这些人对网络积极而普遍的要求。这两个案例，也需要我们再次思忖“话语替代”问题：假设他们俩对网络相对无知，这很有可能，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因为缺乏参与而正处于被替代状态？即使Peter和Victor是典型的被动逃避，可其结果，不管政府和网络供应商怎么看，仍然是抵制网络。

受Barkardjieva的“热度专家说”启发，我们将此项网络研究引入纵深。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光提供接入设备是不够的，应该确保人们针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搜索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并能理解。正是由于广泛而巨大的数字鸿沟，我们认为，热度专家在设备连接、上网技术和理解信息等方面给予人们的帮助是不一样的，深度和有效性都不一样，这一点很重要。就像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指出的那样，学者普遍认为，网络接入包括搜索、理解网上信息的能力。更进一步，我们认为，网络接入还包括理解与上网者自身境遇相关的特定信息的能力。健康、治疗方面普通的、泛泛的信息，通常并不是人们需要的。作为重要的中介，热度专家可促成网络接入，帮助人们如何使用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就像Roger和他妻子的老板那样。但是，人们也需要得到帮助来理解那些复杂的医学知识。热度专家十分重要，不仅能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掌握电脑和网络技术，也能帮助人们理解有关的医学文章或其它合用的健康信息。

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好的热度专家究竟会“好”在哪里。我们并不奢望，热度专家无论何时都管用。正如Katz和Aspden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通过正式培训获得的技能还比不上从朋友、家人那里学来的技能管用的话，人们更有可能停用网络。此外，有一类人早已存在，他们的职责和社会分工就是帮助别人理解医学之类的复杂信息，这类人就是图书馆员、医生、教授等。越来越多的软件，也能帮助人们选择适合自己兴趣和际遇的信息，如Regupangte公司开发的《每日之我》。显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廓清种种人际关系及其社会效能，以帮助更多的网络新手和网络用户理解与日俱增的网络信息。

 

鸣谢

 

本文系“技术革命与健康计划”子课题，由欧盟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欧盟健康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号：L218252038）。有关该项目的详细信息，请登陆www.york.ac.uk/res/iht查询。本文初稿发表于荷兰出版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学评论》2003年特辑。非常感谢各位编辑，感谢《新媒介与社会》杂志的诸位匿名评审人，感谢阿姆斯特丹大学传媒研究系博士俱乐部的批评与意见。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