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最高尊严何以实现——《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读后

【作者】杨新磊 

【摘要】尊严，是人拥有的一种特性，意味着人的价值被认可，人格被尊重。尊严，来自人的权利有保障，大体遵循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五种需求层次论”。人的最高尊严，就是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自我最大的价值，也就是获得最高程度的尊重。古往今来，人人无不要有尊严，直至要实现自己的最高尊严。信不信神、信不信基督教，都是扯淡，最终都不如尊严重要。尊严史，是法国年鉴学派缔造者吕西安•费弗尔心态史的最高境界，亦是灼照其《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这部历史学煌煌大作的思想曙光。

【关键词】尊严    心态史     年鉴学派     信仰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9+K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Lucien Febvre（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的代表作Le Problème de l’ incroyance an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 (《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比较难读，因为其历史观不是中国读者自幼学习并熟悉的那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部曲式历史观，而是基于History of Mentality（心态史/心灵史）来构建体例，运思行文。

心态史或心灵史，是思想史的一支，与History of Idea（观念史）一样，都是思想史的四梁八柱。吕西安•费弗尔在《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驾轻就熟的论史方法与Arthur O. Lovejoy（阿瑟•奥肯•洛夫乔伊，1873-1962）在其代表作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存在巨链》）中游刃有余的论史方法一样，都是思想史最典型的范式：以思想作为历史时代的基元，不唯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马首是瞻，穿过改朝换代、宫廷内斗、战争战役的迷雾看特定时代某种思想（如私有制、自由、基督教、宪政、三权分立、女权主义等）的交锋与嬗变，透过聚讼纷纭、波诡云谲的经济现象深窥普通老百姓的婚姻史、家庭史甚至私生活史，编纂一部犀利细腻却又人情味十足的正史。思想史与中国大陆民众思想深处的“历史”甚至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历史观相去甚远，因为，我们饱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浸淫与遮蔽，且被政治化、中国化，其主要服务于一届又一届政治领袖及其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

进入《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需要巨大的勇气，即使历史学博士生也未必全都具备。在这里，宗教与信仰、有神论与无神论、神学与宗教、科学与宗教等几组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是最大的拦路虎。读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宗教学基础，很清楚这些，否则，当作者把这些极易混淆的概念置于十分遥远而陌生的十六世纪，且一个个按在Francois Rabelais（弗朗索瓦•拉伯雷，1483-1553）、Jean Visagier (让•维萨吉耶)、波旁、艾田•多莱尤其是“吕西安”——一个幽灵般游荡于16世纪直至今日都阴魂不散的欧洲人名头上后，你必然会晕头转向，如坠五里云雾中。更莫提，此书在法语、英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之间纵横捭阖，引文来自前后几个世纪的学术论文、专著、信札、随笔、诗歌与民谣，脚注常常长于正文大多还是间接引用且嵌套着译注，尤其，全书章节看不出总与分、主与次。当这些典型的欧洲古典学术专著之“卷帙浩繁”叠加于500年前陌生冷峻、高傲晦涩的基督教会史和经院哲学史之上，《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无疑是对中国大陆读者知识乃至常识、精神乃至灵魂的一次巨大折磨！这书，到底是在讲什么，逻辑是什么，观点是什么，结构是什么样的？

当你连一本书的内容、逻辑、观点与结构均不能掌握的时候，你肯定十分沮丧，你肯定读不懂它。二十世纪初期，“五四”前夕，马君武、朱执信、胡汉民、刘师培等留日学者与李达、李汉俊尤其李大钊等留苏学者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也遭遇了这种情形，且比这更甚，因为那时尚无汉译本，原著全是日文、俄文甚至德文。怎么办？要学以致用，要活学活用，切不可死读书。早期共产党人译介马克思的经典是为了给自己的理想，尤其信仰，提供一个深厚而强大的理论屏障，使自己的革命行动有说法，有依据，这和水浒英雄扯起“替天行道”大旗、太平天国假借洋教、义和团标榜“扶清灭洋”、孙中山仰仗“三民主义”一样，都是意识形态斗争之必需。没有思想的统一，就不会行动一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抛开具体的历史时代，摈弃中外国家、地域之别，弗朗索瓦•拉伯雷、让•维萨吉耶、波旁、艾田•多莱、四个即使再多的“吕西安”、马克思、毛泽东乃至凯撒、拿破仑……古今中外，所有人，尤其是有所成就的人，究其一生，无不竭力寻求其尊严的最大化，即最高尊严之实现。

尊严，是人拥有的一种特性，意味着人的价值被认可，人格被尊重。人的尊严从何而来？来自人的权利有保障。什么权利？首先是生存权，其次是工作权，再次是社交权，最后是自我实现，大体相当于美国心理学家Abraham Harold Maslow（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的“五种需求层次论”。拉伯雷首先要吃饭，要有住处；其次要有工作，这样才会衣食无忧，生活才有保障；再次是要有自己的朋友圈，且必须有几个粉丝如信徒、学生、读者等；最后他的尊严才会体现出来，自我价值才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古往今来，孔子、耶稣、释迦牟尼、拿破仑等有大作为的人，莫不如此，无一例外。不要小瞧吃饭问题，不是人人都有饱饭吃，因各种原因入狱的囚犯、遭受各种灾难的难民、乞丐都吃不饱饭，连饭都吃不饱，遑论其它？也不要小瞧住处或住房问题，直到今天，全中国人的神经还都紧紧绷在住房这根弦上，因为住房比吃饭更容易分配不均，以权谋私，更容易摧毁一个家庭，引发社会动荡。拉伯雷的时代，体制或威权不会给疯子普代伯分配宽敞的住房，不会给他发放餐补，看着他饱食终日都会感到粮食被浪费，他只配像《巴黎圣母院》里的Quasimodo（卡西莫多）那样住在钟楼里，蜗居某个犄角旮旯，甚或流离失所。更不要小看工作，自古至今从来都不是人人都有工作，失业比失恋更普遍，更常见，更能钳制一个人的发展甚至生存，因为，道理很简单，有工作就有收入，就有饭吃。如果信仰基督教可以令人有事做，有饭吃，有住处，那教会还愁没信徒吗，无家可归、饥肠辘辘、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人难道不会去教会/寺庙/道观吗？古往今来，很多人当兵，不为别的，就为吃粮，当兵吃粮跟借债还钱一样天经地义，能吃饱，就足以说服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去当兵，去卖命，去殉道，去改变自己的信仰。更何况，这世上乌合之众、庸碌之辈比比皆是，思考诸如有没有神、什么是信仰、啥是共产主义等这些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头疼，累，远不如吃饱穿暖实在，远不如吃喝嫖赌来得痛快。信仰问题、宗教改革、神、科学实验，都建立在吃饱饭、有住房之上，都是工作的一种形式或形态，其区别只在于能否实现人的最高尊严。

什么是人的最高尊严，如何实现人的最高尊严？人的最高尊严，就是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自我最大的价值，也就是获得最高程度的尊重。教皇、神父都实现了人的最高尊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修女则未必，她们要受制于此二者，从精神甚或肉体，正如《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第二部分《信或不信》第二卷《16世纪无宗教信仰的极限》第一章《宗教对生活的影响》之1《私生活》描述的那样，在那个时代，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行为，一天天一日日，都被宗教填得满满的”，那是一个“愿意相信的世纪”，是一个信仰过剩的时代。这与今天极为不同，在物欲横流、腐败横行、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今天，人们对政客、企业家、投资项目尤其演艺明星各种虚伪的表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会通过各种媒体深扒他们的幕后，撕开他们层层面具遮掩的真相。当今国人思想深处的道德预设是“人性本恶”，凡事凡人十有八九为“假恶丑”——这是严重的不信，典型的信任危机，十足的信仰虚无。天主教、基督教的黄金时代，没有人怀疑世界的秩序，从宇宙、太阳、月亮、星星到国家的政体、国体直至日常生活，因为，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神是存在的，相信有基督耶稣，所以，教会、神学院、神职人员、宗教仪轨等都是合法的，神圣的，不证自明的，不容置疑的。一个人信神、信基督教也就是向世人宣示自己是理智的，有理性，因而可获得来自宗教的庇护，会得到公众的尊重，于是也就获得了尊严。倘若他/她还念过书，受过教育，有一技之长或真才实学，甚至能写出Gargantua et Pantagruel（《巨人传》）、Cymbalum mundi（《洋琴世界》）这样的著作刊布于世，自然会实现人的最高尊严。因为，正如此书第256页指出的那样，16世纪的心理是——灵魂，那时人们笃信灵魂永生不死。至于探索地球的Cristóbal Colón/哥伦布、Fernão de Magalhães/麦哲伦和探索宇宙的Nikolaj Kopernik/哥白尼、Giordano Bruno/布鲁诺、Johannes Kepler/开普勒、Galileo Galilei/伽利略，也就是当时质疑并挑战基督教权威的那些所谓“科学家”，在16世纪，无不被基督教视为异端，教会一定会设法使其尊严尽失，威信扫地，令其失业，令其无住处，令其吃不饱，直至剥夺其生存权。这些人的“科学家”光环，都是后世加封的，在其栖居的那个时代，他们活得还不如疯子普代伯，还不如巴黎、伦敦、罗马街头的乞丐，因为，疯子和乞丐尚有生存权，而他们大多最终被基督教会烧死或绞死。16世纪的“科学家”，是最没尊严的人。

吕西安•费弗尔写作《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一书，是在“二战”期间，那时德国纳粹攻陷了巴黎，法国沦陷，他生活窘迫，吃饭都成问题。由于曾当过兵，扛过枪，打过仗，吕西安•费弗尔的爱国主义情怀比一般法国人要强烈得多，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要在德占时期一直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坚持要把《年鉴》杂志办下去的原因。这份杂志不倒，法国精神就不会倒，就像教堂不倒则基督教就不会倒一样，就像游荡于本书里的四个“Lucien/吕西安”不倒则Pantagruel/庞大固埃就不会倒一样，就像法兰西的Pantagruelism/庞大固埃主义不倒则乐观浪漫、积极进取的欧洲人文主义精神就不会倒一样。

具体来说，在吕西安•费弗尔的笔下，确有其人的“吕西安”只有政客Lucien Buonaparte（吕西安•波拿巴，1775-1840），拿破仑的三弟及其忠实拥趸，到大文豪巴尔扎克1837-184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就已经不是真实历史人物了，至于“宗派分子吕西安”尤其“猴子吕西安”则只是对某些愤世嫉俗、特立孤行、标新立异、卓荦不群者的讽刺，对各类犬儒主义者的戏谑。法语的“Lucien”来自拉丁文的“Lucine”，与希腊语的“Λάμψη”同源，本义是指古罗马神话里在孩子出生时给予第一道光芒的女神,所以，Lucine有启蒙、照明的意思,相当于汉字的“耀”。以Lucien给自己取名的人都深知此词的蕴含，画家Lucian Freud（吕西安•弗洛伊德，1922-2011）、“垮掉派”重要人物Lucien Carr（吕西安•卡尔，1925-2005）、汉学家吕西安•比昂科 ( Lucien Bianco，1930.4.19 - ）莫不如此，《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的作者吕西安•费弗尔自然更清楚。即使来再多的“吕西安”，不论这些“吕西安”们与中国十三朝古都西安有无关联，不论此书的译者闫素伟为什么非要把“Lucien”与西安扯上关系而不译成“吕锡安”或“卢锡恩”，自古至今，古往今来，所有走过这个世界的人，无不要吃饭，要住房，要工作，要有尊严，直至要实现自己的最高尊严。信不信神、信不信基督教，都是扯淡，最终都不如尊严重要。

尊严史，是年鉴学派缔造者吕西安•费弗尔心态史的最高境界。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第六次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