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灵与肉》远胜于《牧马人》

看完了CCTV-8的电视剧《灵与肉》，一集不落，深感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由于大家都盛赞谢晋当年的电影《牧马人》，有网友评论甚至认为谢晋的电影才充分体现了张贤亮原著《灵与肉》的精髓。为了验证，我又从优酷上搜出该电影，认真观看。

仔细看罢，我可以肯定地说，电视剧《灵与肉》的艺术水准超出了谢晋的电影《牧马人》。

（1）谢晋的电影开篇便是“敕勒川，阴山下……”这首耳熟能详的北朝民歌，但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界一般认为，敕勒川在内蒙古阴山地区，包括呼和浩特大黑河流域和包头昆都伦河流域；或在如今的内蒙古土默川平原，就是包头的土右旗大部和呼和浩特的土左旗小部分，土右旗如今在复兴敕勒川文化。今天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和土默特左旗都有敕勒川大街。反正，敕勒川主要在内蒙古，而张贤亮生活在宁夏，那里是贺兰山。贺兰山脉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北起巴彦敖包，南至毛土坑敖包及青铜峡，山势雄伟，若群马奔腾，蒙古语称骏马为“贺兰”，故名贺兰山。电视剧《灵与肉》对原著中人物生活的地理位置的考证比较准确，而谢晋则过于天马行空。

（2）谢晋的电影，主线是许灵均去北京见从美国回来的父亲，副线是不断的回忆。尽管谢晋的导演功底深厚，闪回时巧用定格强化记忆瞬间，巧用茶叶蛋、一堆瓷器转场，但是，副线毕竟是副线，不会喧宾夺主，谢晋《牧马人》对许灵均遭受的苦难以及生活的沉重的描写远不如电视剧《灵与肉》。在电影《牧马人》中，朱时茂饰演的许灵均频频叫他30多年未曾谋面的父亲许景由“爸爸”，叫得很殷勤，看不出父子之间有什么隔阂，什么代沟。但是，电视剧《灵与肉》对这种隔阂、代沟的刻画却十分到位，故而真实感更强。

（3）谢晋的电影中，许灵均从宁夏往返北京，都是乘坐飞机，但在电视剧《灵与肉》中却没有指明这一点，这更符合人物的身份与环境属性。许父从美国往返中国北京，自然要乘坐飞机，他那当了20多年牧民/农民的儿子也会乘坐飞机去北京吗，他坐得起吗？所以，出生、成长于大上海的谢晋，对宁夏牧民的生活恐怕还是缺乏了解，体验生活不足。

（4）谢晋挑选的丛珊，是一位好演员，演出了“李秀芝”的能干、勤快（如她饲养鸡鸭鸽兔，邻居大姐赞誉她“养啥成啥”等），也不乏善良，但却缺少孙茜塑造的“李秀芝”那种质朴，更没有坚强。电视剧《灵与肉》让“李秀芝”始终说四川方言，处理得比较恰当，有利于突出她的质朴。从这一角色看，谢晋的农村生活基础还是不够深入。

（5）谢晋的电影，剪影很多，如驾着马车奔跑、驱赶马群、最后一场戏夫妻团聚等，大大提升了摄影构图的匠心，增强了电影画面的美感，从而加强了电影的艺术感染力，这一点比电视剧《灵与肉》强很多。但是，电视剧更长于写实，长于展现真实，更长于通过对白与情节刻画人物的感情与内心，电视剧《灵与肉》典型地体现了电视剧的优长。

（6）谢晋的电影，用许灵均的第一人称独白作为画外音，展现其内心的真实想法，而电视剧《灵与肉》则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近景乃至特写镜头，交给了台词与对白。所以，电影对观众是设有门槛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至少初中毕业吧，才会看得懂电影，而电视则几无门槛。

经过比较，电影《牧马人》来自一个大城市导演对大西北农村的臆想，电视剧《灵与肉》却来自一个大西北导演对农村的真实体悟，前者未得个中三昧，后者正中下怀，恰到好处，适得其所。所以，电视剧《灵与肉》的导演与原著作者张贤亮的生活经历、人生阅历更为接近，因此更能体现原著的精气神。

一著两改，高下截然。

（二）《芝麻胡同》远不如《大宅门》

BTV刚播完的电视剧《芝麻胡同》，与多年前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大宅门》，同为老北京题材京味剧，但是，前者远不如后者，不会引发后者那种火遍全国的轰动效应。

具体分析，主要在于《芝麻胡同》的故事一般，编剧较弱。该剧的人物关系，属于那种“搭讪式”，随意得很，仿佛街头问路，逮着谁是谁，缺乏必然性。不可否认，《芝麻胡同》云集了何冰、刘蓓、海一天等中年演员和王鸥、侯煜等青年演员，演员实力整体上很强，表演出色。但是，该剧的剧情越往后重复性越强，越难以出彩，没什么新意，反反复复就是结婚——离婚——再婚和婚外生子这些事，缺乏生活逻辑和内在动机，给人一种玩弄婚姻的随性感和轻浮感。该剧编剧刘雁很熟悉老北京的生活，语言与对白的确突出了老北京方言与地域特色，但是，他笔下的故事却缺少一种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力量，没有《大宅门》那种为了创业而被迫离京去外地闯荡最终杀回北京大获成功带来的振奋与鼓舞，更没有《大宅门》那种反抗日本鬼子侵吞、窃取中华医药秘方的铮铮铁骨。《芝麻胡同》的立意还是不够高远，眼界还是不够开阔，心胸还是不够宽广，太注重婚姻与家庭，没有把个人的命运浮沉置身于从民国到1950年代几十年间中国历史的动荡与更迭中去，看罢，令人愤懑，令人窝火。

《芝麻胡同》的几处细节，的确很有生活，比如严振声抱着一只狗相互取暖露宿街头熬过雪夜却未被冻死，足见刘雁的生活阅历还可以。不过，由于导演刘家成、编剧刘雁、几位主演等都是老北京人，故乡情结笼罩甚至左右了创作，竭力要求逼近并还原故土风韵，难免会忽略戏剧内在的规律。

狭隘的乡愁，偏激的爱国，都会制约文艺走向更为广泛的受众，更是文艺走向国际的严重桎梏。

（三）忧郁的电影与电影的忧郁

我们这个时代，忧郁非常普遍。压力太大，现代人难免忧郁。虽然不至于成为精神病学之忧郁症，但是，举凡艺术工作者、艺术家，都有几分忧郁。忧郁，似乎意味着冷静，暗含一种深沉，蕴藏某种内敛，但是，忧郁也宣示着消极与颓废，特别是通过大荧幕和强刺激视听符号呈现的忧郁，其消极是彻头彻尾的，其颓废是无以复加的。

很多电影，都是忧郁的，尤其是贾樟柯的作品，如《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名字很大气，英雄气息扑面而来，但看进去后，就会深切感到陷入了深不见底的忧郁中。《江湖儿女》的那种江湖已远、壮士断腕、英雄迟暮，与《钢的琴》一样，书写在中国山西、中国东北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而导致的萧条大地上，一个辉煌的重工业时代落幕后，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黑社会老大落魄且残废了，重重互文，层层隐喻，贾樟柯的忧郁的确深入骨髓。

《Cold War / 冷战》的骨子里也是忧郁的，波兰导演Pawel Pawlikowski/帕威尔 · 帕克利克夫斯基的这部电影，之所以在第91届奥斯卡奖上颗粒无收，就因为看罢令人压抑，郁闷。一对恋人坚持了几十年，经历了战争与贫穷，最终自由结合了，结婚了，但女主角祖拉却自杀了。这种忧郁，游走于欧洲知识分子界，承继了C. P. Baudelai（波德莱尔，1821-1867）的《Le spleen de Paris / 巴黎的忧郁》之衣钵。在《巴黎的忧郁》中，波德莱尔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进行了淋漓尽玫的讽刺和挖苦，对传统、腐朽的世俗习气给予无情鞭挞和猛烈抨击，终使这部诗集跻身欧洲现代文学史/西方现代诗歌史之一流水准。不过，诗歌与电影是不同的艺术，差别很大，符号迥异，以忧郁见长的《巴黎的忧郁》、以悲愤见长的屈原的《离骚》同样可以令读者忧郁，令读者悲愤，但这些文学作品却都不适合改编成电影。游走于电影中的忧郁，很难令受众感同身受，惺惺相惜，现代人难以入戏。电影的忧郁，观众一般不买账。

忧郁的电影，难成佳作。看姜文《邪不压正》中“李天然”（彭于晏饰）飞行于北平城二环密密匝匝、绵延不尽的四合院房顶，李安《卧虎藏龙》“房顶大战”那种酣畅淋漓、潇洒痛快扑面而来。二片均钟情于房顶，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审美取向乖戾而张扬，令观众直呼过意。武侠片“客栈大战”的套路，被李安改写为“房顶大战”；武侠片“竹林大战”的窠臼，被李安转捩为“竹稍大战”，推陈出新，不落俗套，另辟蹊径，独出心裁，山外有山，光中见光，这才是杰作，这才是精品！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邪不压正》，姜文的“房顶”叙事由静到动，由男到女，由文到武，不断翻新，亦很成功，堪称佳作。一流的电影，没有忧郁，只有向上与向善。

电影还是不要忧郁，忧郁是游弋于电影体内的毒素，必须排除，必须荡涤，只给观众留下积极、振奋、坚强、执着的正能量，那才不会辱没“电影”之名。

（四）力除“两吃”

学界的近亲繁殖，早就有，只是没有人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危害性。

概括起来，有两种形式是最典型的，一是“吃死一校”，一是“吃死一人”。所谓“吃死一校”，指的是从上大学到工作，此人始终在同一所高校或科研机构，也就是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再到留校任教直至退休，此人始终、一直都在同一个单位里，一辈子吃定这个单位，故曰“吃死一校”。这种吃法最极端的表现是，此人只是学士，连该校的在职硕士都没读过，就留校了，就开始吃读本科的高校，直至退休，在地方院校中这种人至今还有不少，真是厚颜无耻，恶心至极。所谓“吃死一人”，指的是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甚至博士后，此人的导师始终是同一个人，三个学位都是同一个导师指导出来的，故曰“吃死一人”。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先“吃死一人”，再“吃死一校”，从学生到同事，从青年到老年，这种“双杀”、“两吃”的人从不挪窝，从不换地，逐渐成为坐地炮、地头蛇，负能量越来越大。不论是哪一“吃”，不论怎么个“吃”法，不论是“一吃”还是“两吃”，这两种都是典型的学界近亲繁殖。

不论其所攻读的学科有多么艰深，近亲繁殖都不利于科研创新。党政干部必须异地交换，挂职锻炼。省部级以上干部，特别是中管干部，都要在两个以上的省份工作过，且担任过不同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为什么由国家财政供养、事业单位里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却可以“吃死一校”、“吃死一人”甚至“两吃”？细思极恐，令人后怕。

建议国家教育部出台政策，禁止任何人从同一所高校获得从学士、硕士到博士三个学位，最多允许获得两个学位，不论什么学科；禁止博导把自己培养出来的硕士再次招为博士研究生，禁止博士后合作导师把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再次招为博士后；严格限制直至逐步取消计划经济时代的遗臭——留校制度，改为一律公开招考；申报研究生导师、副高级以上职称、正处级及以上职务者，必须有两所不同高校/科研机构的工作经历，有跨省、跨国经历者优先；坚决清理“两吃”人，坚决将其调离教学与科研岗，尤其是行政岗。

高校扩招，学生数量激增，而科研能力普遍不高，创新力不足。近三成博士生不能达到科研要求，无法按期毕业，延期两三年甚至三四年，有些最终被学校清退，一无所获。一个又一个研究生被逼疯，甚至自杀，血淋淋的教训接二连三。追溯其因，主要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所致，始终走不出自己的圈子。如果说三个学位都攻读同一个学科，即“吃死一学”有情可原，那么，“吃死一校”与“吃死一人”则不能容忍，特别是“两吃”——坚决不能容忍。

近亲繁殖，只会导致畸形、低能、弱智、白痴，学术界亦然。力除“两吃”，杜绝“吃死一校”和“吃死一人”，就会基本铲除学术近亲繁殖的根，把不适合学术研究尤其科研创新的人挡在门外，避免他们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国家的资源。同时，也会迫使莘莘学子居安思危，走向跨校读研，走向学科交叉，走向自主创新，走向自立自强。

（五）一师多称

汉语太强大，词汇太丰富，难怪国外学界有人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汉语之最难，难在词汇的弦外之音，措辞的语境意义，即Contextualization，这是老外最头疼的地方。

先生 · 教师爷 · 教头 · 教练 · 教师 · 教书匠·人民教师 · 师傅 · 师父 · 老师，都是对为人师表者的称谓。看到这一串，别说老外了，中国人有几个能辨清每一个词的特定含义？

先生，在古代对教书人的尊称，尤其用于在私塾、黉舍、学馆、书院里的教书人，也就是由政府创办的现代公立学校出现之前的教书人。先生，当然是有知识的人，在古代必须是秀才以上的科举高中者。直到今天，在乡村，在民间，依然称有知识的人为先生。所以，孔子当然是先生，鲁迅、胡适、蔡元培、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梁漱溟、陶行知、梅贻琦、张伯苓、马相伯等民国大儒都是先生，难怪关于这些民国教书人、教育家的电视纪录片直接名曰《先生》。

教师爷，其实跟上述的“先生”完全不同。《水浒传》里的史文恭，是典型的教师爷，是凌州曾头市曾长者家豢养的教师爷。京剧《打渔杀家》里，也有一个典型的教师爷。可见，教师爷是古代为官宦人家、土豪劣绅教习武术、训练家丁的教头，一般都会狗仗人势，狐假虎威，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也是就会功夫的狗腿子。武术界素来看不起这种教师爷，因为他们没有正义感，是权贵的爪牙，跟侠客的境界差得很远。所以，教师爷是贬义词，是反面形象，令人烦，遭人厌。所以，习总书记反感美国对他国人权指指点点，指手画脚，指出“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

“教头”，是宋代对教授武艺的人的称呼，《水浒传》里的林冲，是首都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当然是朝廷命官，王进、徐宁也是教头。这么看来，教头主要指为朝廷、官府教授武艺的人，比“教师爷”身份最贵，地位显赫。

“教练”，就是今日的“教头”，专用于体育界。

“教师”一词，其实跟“先生”一词出现得一样早，历史一样悠久，只不过，教师不是对教书人的尊称，不含尊敬之意，且能用于传授武术、戏曲、杂耍之人身上，文武兼用。所以，先生主要是文人，教师则未必。从“五四”至今，教师成为一切教书人的统称，不论其在什么性质、类型的学校任教。

教书匠，专指那些以教书为职业、经年累月甚至终其一生只教同等/近似层次学生的教书人，比如，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一辈子专教政治课。教书匠的知识不更新，学历不提高，不与时俱进，靠教书这门手艺吃饭，跟剃头匠、泥瓦匠、木匠一样，匠气十足，因此，古板，教条，僵化。

人民教师，听上去很高大上，其实，只是唬人的虚名。人民警察有实权，人民法官说了算，人民公仆管一切，人民教师好听但没用。教师，劳心而低薪，受累又受气，给其头上按上“人民”二字依旧如此，无权无钱，人民教师还是教师。

师傅， 是对有专门手艺的工匠的统称，也是对僧道的统称，如《西游记》里的唐僧就被仨徒弟称为师傅。

师父，是对师傅里的长者的尊称，也就是年纪、辈分处于自己父亲级别的师傅。所以，有“小师傅”却无“小师父”。

老师，是现代常用词语，主要指教师，于谦主演的电影《老师 · 好》、甄子丹主演的电影《大师兄》里的老师，侧重表现老师如何把顽劣的学生改变为爱学习的好学生，也就是如何育人，这只是展现了老师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老师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专业知识丰富，学识渊博，令学生佩服，让学生折服。所以，“师”之所以被冠以“老”，这个“老”字正是对一切有一技之长者的尊称。其实，老师大多不老，不能太老，但因学高而为师，故名老师。不过，如今“老师”一词已经用滥了，称苍井空为“苍老师”的青少年比比皆是，对几乎任何人都可尊称为“老师”。

同样，“先生”一词如今也泛化了，可称任何男士为先生。只不过，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先生”，就是鲁迅那样的人，既有知识文化，又有民族气节，还有个性与风骨，他们首先是勤学敏思的学者，然后大多也是教书育人的教师。所以，冰心、杨绛、林徽因等女性知识分子被称为“女先生”，甚至直呼为“先生”，在男性化的同时又表达了敬意。笔者认为，先生 = 学者 + 教师。

一路比较下来，显然可划分为文武两大阵营，“教师爷”、“教头”、“教练”、“师傅”可归入武行，“先生”几乎就是文人的代名词，“教师”、“人民教师”、“师父”、“老师”则文武难分，文武通用。

一路辨析下来，“先生”最令人起敬，其次是“师父”；“教师爷”最令人唾弃；“教师”是中性词，不偏不倚；“老师”也是中性词，但更口头，更生活化；“教书匠”最轴，最穷，最酸；“人民教师”最装腔作势，最自命不凡，最虚伪。

在高校任职十余载，笔者不是“教书匠”，不喜欢被叫做“老师”，承认自己是“教师”，最喜欢自称和被称为“学者”，但至今不敢自居“先生”。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