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宗教事务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鉴于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牵涉到了佛教与道教，为了增进互信，减少误判，特向你局做出如下说明：

 

（一）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门寺讲话精神的典型体现

 

法门寺，在多如繁星的佛教寺院中原本不为人知。与五台山、卧佛寺、相国寺尤其少林寺这些耳熟能详的寺院相比，法门寺千百年来被历史尘封，被世人遗忘。直到1987年4月，当地文物部门修缮该寺风雨飘摇的佛塔时发现塔底地宫居然藏有大量奇珍异宝，一个瘗藏了千年的旷世秘密随之曝光，轰动全国。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①]。它有什么独特之处？法门寺最大的独特性，不在于它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具有千百年历史的寺院古刹多的是，而在于其地宫出土的那一大批奇珍异宝，包括佛骨舍利、佛经、佛像、金银器、香具、琉璃器、瓷器、丝织品等，共2499件，其中，国宝级文物40件，一级文物148件，二级文物25件，三级文物62件。法门寺正是凭借这些珍宝一夜成名，声名鹊起，闻名遐迩，力压众寺，独占鳌头，甚至不在少林寺之下。那么，它的地宫到底出土了什么样的珍宝呢？

根据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院、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佛教协会多年来的发掘与考证，中国政府和国内外学术界确认：第一，佛塔下设地宫并不稀奇，但法门寺地宫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个。第二，法门寺地宫中所出土的佛指舍利，是现世仅存的唯一一枚，是迄今发现的独一无二的兼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第三，地宫形制与文物的陈列方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唐代密宗金刚界曼荼罗，意义非凡。第四，地宫藏有世界上最早的、也是绝无仅有的玳瑁币。第五，地宫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唐代宫廷茶具，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等级最高、配套最完整的。第六，地宫所藏“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等级最高、制作最精美的，被誉为“锡杖之王”。第七，地宫所藏14件唐代宫廷秘色瓷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有碑文佐证的瓷器精品。第九，盛装第一枚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是迄今发现制作最精美、层数最多、等级最高的。显然，这些文物价值连城，都是无价之宝，宗教、考古、历史、艺术、科技价值重大，直逼世人皆知的“秦始皇兵马俑”，法门寺由此名震陕西，[②]名震全国，名震世界。

法门寺真正走出佛教界，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和更为宽泛的层面被世人所知，正是始于1987年地宫奇珍异宝被发现后。从那时起，历经周秦汉唐十数朝的陕西，文物遍地皇陵过百的关中，再也无人小瞧法门寺了。直至今日，仍风光无限。

法门寺地宫被发现仅8个月后，1988年11月，法门寺博物馆便建成开馆。2004年，法门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第九大奇迹”。2006年5月，法门寺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迄今为止，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曾视察法门寺，40多位国家元首或驻华大使参观，季羡林、赵朴初、王蒙、贾平凹、余秋雨、范增、莫言、单田芳、濮存昕、黄宏、那英、杨利伟、郭兰英、卞留念、星云大师、牛群、王菲、刘晓庆、六小龄童、郎平、唐国强、斯琴高娃、孙俪、范冰冰、李连杰、张朝阳、马云等数十位各界名流造访。[③]

2014年10月，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选在法门寺举行，昭示着世界佛教界对法门寺重要地位的认可。法门寺佛指舍利多次被东南亚、日韩、美国佛教界逢迎。法门寺正在向举世闻名的佛文化圣地、全球佛教朝圣中心迈进。在佛教/宗教界之外，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大批文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与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法门寺不仅是保护国家文物和文化遗产的重地，更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研究、科学探索、艺术创作和旅游观光的胜地。而且，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陶冶道德情操的良好场所，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窗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④]毫无疑问，法门寺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习总书记的上述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影视界，指引诸多影视公司为拍摄法门寺题材纪录片、电视剧尤其电影而前仆后继，不遗余力。[⑤]但是，迄今为止，尚无这一题材的电影公映。

几十年来，中国电影界吴天明、徐小明、徐克三大导演均曾积极筹拍法门寺题材电影，但却纷纷流产，无一成功。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近千名师生的积极参与下，在陕西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圆了三位大师/前辈多年的梦，不但替他们实现了夙愿，也开创了该题材电影史上第一，“法门寺”这一瑰丽文化符号第一次将在电影大荧幕迸射灵光异彩，习总书记关于法门寺的讲话精神也将得到充分彰显和典型体现。

 

（二）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尊重并始终与宗教界友好相处，精诚合作，促进了宗教中国化

 

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从策划、剧本创作到前期拍摄，佛教圣地法门寺给予全程加持，鼎力支持，不但提供真身宝塔、地宫、全球唯一的“鎏金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⑥]等用于实景拍摄，还安排了20余名僧人出任群众演员，住持学诚法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贤空、智超、慧慈、果义等多位高僧大德还对影片主题、情节及表现手段给予积极指导。片中，“空明真人”扮演者是真正的道姑，是陕西省扶风县聚仙观的刘景花道长，中国道教协会会员，陕西省道教协会理事，被1.4亿名网友公推为“中国最美女道长”。出于对本片主题、故事、人物、艺术理念的认可，出于慈悲之心与友善之怀，考虑到本片将在全国电影院线、电影频道CCTV-6有力展示宗教的正面形象与积极价值，这些宗教界人士以各种方式对该片提供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无私奉献与有力加持，生动彰显了“在宗教中国化的现代进程中，中国宗教应当秉持与时俱进的精神，跳出固守传统的局限，将基本教义精神、礼仪制度、弘传方式与现代思想文化、管理制度、传播媒介有机结合，有效贯通，让宗教的精神本怀突破形式的束缚，真正彰显于中国当代社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活力和正能量”[⑦]，典型体现了“将佛教的教义圆融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中华文化复兴传播、世界新文明构建的伟大事业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福祉作出佛教徒应有的贡献。”[⑧]

该片剧本备案阶段，2016年8月31日，法门寺所属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宝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管理处出具了《关于电影剧本<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的审读意见》，明确指出，“该剧本片名及故事涉及宝鸡市境内的法门寺，经审读，剧本虽然涉及法门寺及其僧侣，但与佛教关系不直接，未牵扯宗教敏感问题，无不当；该剧本亦未见违反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及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内容。”后者审阅后，同意备案。完成片关于佛教、道教的情节与剧本完全一致，并无出入。

可见，不论是在剧本阶段，还是在摄制阶段，文艺界与宗教界坚持中华文化共识底线，努力挖掘佛道二教的时代精神，将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信仰体验、文化资源和生活习俗成功诠释了佛道二教的当代乃至当下精神，“梳理和萃取其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⑨]令宗教在影视实践中增强了中国意识、中国精神和中国话语。[⑩]面对宗教，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11]做到了“‘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12]始终尊重佛道二教，与宗教界始终友好相处，精诚合作，促进了宗教中国化。

 

（三）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精髓

 

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牵扯到宗教的情节主要有两处：（1）法门寺德诚方丈收留宋巧姣、孙玉姣，传授红拳给她们，后又在大雄宝殿内接待张太后与九千岁刘瑾拜佛上香，旁听全部庭审过程，最终在怒不可遏、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启用象征佛教最高法力的“鎏金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诛杀了五位恶人，[13]辅佐朝廷匡扶正义，铲奸锄恶。（2）女道长空明真人收留被刘公道、盖秦天尤其刘彪蹂躏的村姑印月、印水，安顿印月产下一子，毅然带领上述证人赶赴法门寺，现身于刘瑾断案的现场，勇敢揭穿五位恶人的卑劣勾当与罪恶行径，促使僵持不下的庭审继续推进，终使沉冤得雪，真相大白。不论是佛教的德诚方丈还是道教的空明真人，在本片中，都是正面人物，没有人格缺点，没有人性瑕疵，均德高望重、正义凛然、高风亮节、风清气正，他们淡泊名利，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无畏无私。

可见，该片通过严谨的故事、精辟的台词、隽永的字幕、[14]沉稳的表演、出彩的音效成功塑造了两位宗教高僧形象。该片“劝人向善”，[15]“更多关注现世问题，更加注重弘法利生”,[16]体现了正信正行，[17]“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18]，启迪智慧，净化人心”。[19]该片“正确对待名闻利养，自觉抵御各种诱惑”，[20]“尊道贵德、道法自然、清静恬淡、抱朴守真”，[21]体现了“道济天下，德化人生”[22]、“道通天地，德贯古今”[23]和“弘道利人，服务社会”[24]。

需要特别分清的是，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并不是一部宗教题材电影，不是佛教/道教题材电影，[25]其主题与佛/道教教义不完全一致，其故事并非佛教龙象[26]成佛/道教圣贤成仙经历，其主要人物是侠女、土匪、民女、书生而非教门中人，[27]其导向与佛教/道教价值观不完全相同。该片只是牵扯到了佛教/道教，但不是佛教片/道教片。该片导演兼编剧杨新磊尽管长期关注宗教，但他不信任何宗教，和共产党人一样都是无神论者。说到底，该片是一部武侠片，还具备悬疑、探案的因子，宗教只是该片少量的、局部的、非主导性元素。

电影《法门寺之先神器》肯定了宗教的普世价值，肯定了宗教对社会的积极贡献与涵化作用。但是，并未过度宣扬佛道二教，毫无极端主义端倪，丝毫没有展示宗教的负面性与消极性，更未提及任何邪教。该片对宗教的把握适度，不温不火，不过不及，分寸适中，辩证唯物主义水平高，历史唯物主义功底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精髓。

 

（四）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是宗教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树立宗教的良好形象

 

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是佛教、道教文化建设的一次积极探索，一个重要举措，有助于树立佛道二教的良好形象，这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同志的要求[28]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王作安同志指出，要重视宗教文化建设，树立宗教良好形象。我们要结合佛教道教的实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入探讨加强宗教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式，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发挥佛教道教在促进文化繁荣中的积极作用。宗教要健康发展，必须重视宗教文化建设。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的主创人员尤其导演杨新磊长期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针对法门寺在佛教文化建设方面尚需与时俱进、革新手段之实际，依靠自身过硬的传媒素养，运用电影这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现代媒介，拍成此片，就是要发挥佛道二教在促进我国文化繁荣中的积极作用。

王作安同志指出，重视宗教文化建设，是传承宗教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的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种传统文化，可以说都是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底蕴的宗教。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佛教、道教与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在碰撞和交融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领当代中国佛教道教的健康发展，必须重视传承佛教道教优秀传统文化。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弘扬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挖掘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底蕴和传统文化潜质的佛教与道教，彰显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中国气质、中国风范乃至中国特色。该片深知，佛教与道教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故事演进的空间、戏剧冲突的场所大都设定于佛教语境中，没有佛道二教背书，剥离宗教语境，该片必定黯然失色，甚至立不起来。基于这些初心，该片试图引领当代中国佛教与中国道教走向更为健康的发展之路。

王作安同志指出，重视宗教文化建设，是宗教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佛教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看到，当前我国佛教道教总的发展态势是健康有序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要抓紧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重视和加强宗教文化建设，既要坚守优良文化传统，也要顺应时代进步要求，形成佛教道教当代精神风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面对现代社会道德沦丧、节操崩坏、耻辱颠倒之怪现状，直面消费时代之物欲横流与浮躁享乐，力图刻画和展现佛道二教的当代精神风貌，让亿万观众看到宗教高僧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内敛谦卑、慈悲仁厚的良好形象，进而顿悟觉醒，坚守道德底线，向上向善。

王作安同志指出，重视宗教文化建设，是宗教界发挥积极作用的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佛教道教要体现自身价值，就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宗教的真正价值，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注重教化功能，提升道德水平，释放社会正能量。做到这一点，要正人先正己，度人先度己，化人先化己。佛教道教只有通过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素养，赢得社会尊重，取得民众信任，才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发挥积极作用。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敏锐认识到，宗教在精神层面具有独特价值，通过讲述一个“侠女锄奸，高僧相助”的故事，释放了诸多正能量，力图以此教化芸芸受众，提升观众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剧组自始至终坚持“正人先正己，化人先化己”[29]的原则，自觉抵制铺张浪费、吃喝嫖赌等各种社会不良习气，坚决摒弃各种影视圈潜规则，选角唯才是举，绝无权色交易，拒绝劣迹艺人，片酬按质论价合理公正，唾弃天价片酬，食宿简朴，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均风清气正，务实高效。在发行、放映阶段，这种良好作风将继续保持，一以贯之，片方绝不向任何院线、影院支付票补，更不会自掏腰包买票锁场以“幽灵场”制造虚高票房，也不会在线上线下采用任何手段向票房、影评、网站评分注水，实实在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该片的这些做法，较好地履行了社会职责，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取得了民众的信任。

王作安同志指出，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或者其他宗教，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必须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宗教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融入到宗教文化建设之中。要深入挖掘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中有利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营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氛围，鼓励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之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必须坚持用中华文化浸润。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中，佛教道教是重要的参与者，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应当看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佛教道教正是由于不断汲取中华文化中其他各种学说的养分，才得以不断丰富发展的。开展宗教文化建设，既要继承本宗教优秀传统文化，也要把自己放到整个中华文化中去审视。要有宽广的眼界和胸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滋养和丰富自己，并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的主创们清醒地认识到，选择这个题材，拍摄这部影片，是一种自发而自觉的行动，自己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和弘扬者”，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意义非凡。因此，必须放眼国内和国际两个电影受众群，以宽广的眼界和胸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法治  公正  诚信  自由  平等），努力挖掘佛道二教文化中有利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坚持用中华文化浸润创作的整个过程，让全球观众看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景仰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王作安同志指出，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如果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就等于丧失了发展进步的重要机遇。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宗教传统文化中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进行升级改造，赋予新的生机。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宗教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甚至创新，创造新的活力。对宗教传统文化中那些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要自觉予以淡化、调整或者扬弃。[30]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对佛教文化进行了不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集中体现于法门寺德诚方丈用“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劈死五位恶人这场戏上。这个创意，既未抛弃佛教僧人惯用锡杖驱魔震邪这一千年传统，更未割断佛教惩恶扬善的精神命脉，还未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大胆对佛教仪轨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崭新的、现代的、贴合该片叙事需求的表达形式，这种升级改造具有生机与活力，创新性很强。

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从主题到元素都不是商业电影，而是艺术电影。该片虽由民营企业出资，但金额很小，无法形成强大的商业影响，更不可能产生巨大的商业利润。该片从内容到形式都由公办、非盈利性高校把控，由高校教师而非私企要员出任导演兼编剧，由高校学生负责前期拍摄与后期制作，摄制该片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实践教学而非商业经营活动。该片的一系列行为，主要是教育领域的学术活动、文艺领域的创作行为，而非经济领域的投资、生产与销售，绝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会助长“宗教热”。说到底，《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只是一部电影，一个文化产品，并不是一种宗教活动，一个宗教团体。因此，该片并不适用至少并不违背2017年11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等12个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请勿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相反，该片是宗教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树立宗教的良好形象。

 

（五）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一个生动注脚

 

2016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这一理论的起点，是1982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200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2013年1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编写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这十年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宗教关系和谐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以及党章，明确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并要求全面贯彻，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今天，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宗教问题，针对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出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定位宗教工作，提升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肯定宗教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要求善于按照宗教规律做好宗教工作，突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所有这些都深化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3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32]事实上，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正是极力促进甚至引导佛教、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自身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努力把佛道二教的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去其糟粕，存其菁华，去伪存真，扶良抑莠。该片正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扶风县、宝鸡市、陕西省乃至全国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爱教，一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恪守团结进步、和平宽容、博爱友善等正确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望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该电影对佛道二教建筑、雕塑、壁画尤其僧侣言行的刻画，不仅支持宗教“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而且通过人物台词与配音有意“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义愤填膺、怒火万丈的德诚方丈，运用法力，启动佛教至高法器，诛杀五位恶贯满盈、罪恶滔天之徒，酣畅淋漓，大快人心，这一情节令拍摄现场、剧组上下、市县政府、干部群众赞不绝口，拍案叫绝；这一情节昭示着法律的尊严、法治的力量和正义的胜利，正是“对（佛教）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神圣的，“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33]可见，该片运用独具匠心的艺术处理如此努力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精神，对佛道两种宗教的表达严肃而谨慎，庄重而精当，且不乏新意。

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供了一个鲜活而生动的注脚，是新时期构建宗教关系和谐的一次成功实践，充分发挥了佛教、道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至少是繁荣文化产业中的积极作用。显然，作为宗教方面的一个新情况、一个新问题，该片的诞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宗教规律”对待此片，充分认识此片背后成千上万的群众诉求和澎湃民意，依法办事。唯有如此，才能借助该片引导佛教、道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进而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凭个人好恶，只顾局部利益，打压、禁止、扼杀该片，其实就是反对、破坏、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六）批准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公映，将赢得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重要胜利

 

统一战线，是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创新和有力举措。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与宗教界人士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宗教界建立了良好、和谐的合作关系，这一原则和实践至今未有任何改变。

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宗教界人士保持着友好关系。（1）早在红军长征前，毛泽东就同基督徒、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傅连璋把福音医院改组为当时最大的红军医院，他本人也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4]（2）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1928年，上海的基督教牧师董健吾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帮助抚养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帮助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从上海转移到江西。1936年，他介绍并协助美国记者Edgar Snow（埃德加·斯诺）到延安，斯诺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最早使西方民众正面、积极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3）1927年，冯玉祥的基督教牧师浦化人加入共产党，此后他以“牧师”这一特殊身份吸引了很多基督徒参加革命。[35]（4）红军长征期间，在党的感召下，藏传佛教小喇嘛桑吉悦希参军入党，毛泽东专门为他取名为“天宝”。（5）红军长征期间，朱德九次与格达活佛见面谈话，使他成为红军和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红军走后，格达活佛仍然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上百名红军伤员，最终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6）红军长征期间，回族伊斯兰教阿訇肖福祯积极参军入党，带领百余人的回民独立连英勇抗击国民党胡宗南部，最终壮烈牺牲。（7）1940年9月，毛泽东专门为穆斯林题写了“清真寺”匾额，受其感召，时任陕甘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的马和福毅然入党，积极参加革命。（8）在党的感召下，广大少数民族宗教信徒积极参军，壮大了革命队伍。红军时期有由土家族、苗族组成的土苗红军分队，抗战时期有由马本斋等穆斯林组成的抗日回民支队，[36]解放战争时期有由蒙古族组成的内蒙古骑兵师。这些宗教信徒为新中国的成立流血牺牲，建立了功勋。（9）解放前夕，佛教密宗金刚上师吴立民毅然入党，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10）建国后至今，许多宗教领袖如赵朴初、丁光训、[37]傅铁山、学诚等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合作，是党的亲密朋友，受到党的尊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11）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很多藏传佛教寺庙和伊斯兰教清真寺为抗震救灾、安置灾民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通报表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极大鼓舞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38]（12）2016年，全国宗教界在各地开展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和平祈祷活动，呼吁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和世界和平。[39] 回顾历史，你局应该学习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做法，认可傅连璋、董健吾、浦化人、桑吉悦希、格达活佛、马和福、马本斋、吴立民、赵朴初、丁光训、傅铁山、学诚等宗教人士的爱国之心，肯定广大佛教、道教人士对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的支持。

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40]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认为，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41]邓小平同志强调，“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42]可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也是确保中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党的民族宗教工作不断创新的核心要素和强大动力。对待法门寺，就应该政治上团结，信仰上相互尊重，才能与之建立良好、和谐的合作关系。你局应该研究佛教、道教经典，提高宗教素养与理论水平，只有又红又专才会真正懂得宗教。你局只有支持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才会体现对佛道二教唯心论者的尊重，他们才会愿意与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合作。唯有如此，才会调动法门寺周围的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法门寺乃至佛教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把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一棒子打死，何以体现对佛教、道教界朋友在“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何以维护扶风县、宝鸡市、陕西省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何以体现首都宗教工作的灵活性与创新性？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家宝，也是得到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检验的正确举措。研究并反思党的统战理论，在今天有着非常及时的现实意义，起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43]这一重大作用，这也是检测我们今天宗教工作做得如何的基本依据，是对当前各种复杂问题的科学回答。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信教群众是基本群众，宗教组织的社会存在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根源，单靠任何行政力量或举措不可能根本削弱宗教的存在及其社会力量；而疏远宗教、激化矛盾，只会给社会添乱，甚至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因此，对待宗教，党和政府只能是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将信教群众团结到身边，使宗教组织成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建构及政治力量。批准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公映，就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胜利，可以有力团结佛教界、道教界的大量的信教群众，他们都是基本群众，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人民的一员。

法门寺，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存在了1900多年，[44]经历了无数政权与政党，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根源，靠你局甚至国家宗教事务局一纸禁令，根本不可能削弱其存在的根基，也不会削弱其社会影响力，反而会激发广大信教群众的不满，促使他们远离党，投身法门寺这样的宗教组织门下。倘若你局甚至国家宗教事务局因法门寺挑战了党在人民群众的威望而疏远之厌恶之，倘若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乃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最终不批准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公映，只会激化多层多种矛盾，只会给社会添乱，导致很多群众质疑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怀疑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第三十六条。你们的禁映，其实就是对信仰佛教、道教公民的歧视，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果相当严重。因此，建议你们批准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允许其公映，这样就能赢得法门寺僧众的好感，笼络法门寺僧侣的人心，继而实现对法门寺的积极引导，随之加强管理才会被其接受，将该寺凝聚的数万信教群众团结到党和政府的身边，使法门寺为你所用，使法门寺有利于扶风县、宝鸡市、陕西省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为一股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劲力量。禁止该片公映，势必破坏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而且，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的缔造者都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导演兼编剧杨新磊是高校教授，党外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是党外代表人士的一个好苗子。制片人郭魂强是中共党员，有十几年党龄，资深报纸记者，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45]投资方——宝鸡轩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46]、版权方——陕西仁德强秦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47]与报备方——北京柏美亚洲文化发展中心有限公司都是民营企业，其法人、董事长、总经理都属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其中，宝鸡轩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长期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向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捐款300万元，出资在多个市县修路建桥，向多个中小学捐资助学，常年资助贫困大学生。截至2017年底，该公司为各类公益事业捐款累计已达3000万元。[48]上述个人与企业，都是统战工作理应争取并团结的对象。批准该片公映，将丰富党的统战工作内涵，提升这一工作的水平。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49]批准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公映，将赢得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重要胜利。

（七）简单粗暴禁映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就是违宪，就是违法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析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宗教的条款，尤其是它们的发展变化与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认识，而且更有助于在实践中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特别是遵循宪法精神来完善宗教法制，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推进宗教工作。

1927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发现，农民协会把菩萨砸了，农民对此反对，敌人攻击共产党“欺神灭道”，并借机破坏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50]他认为，对于农民信菩萨这类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引而不发，跃如也”，[51]要善于引导和启发。毛泽东同志指出，对待信教群众，尤其要把握政策、注意方法，不要简单地要求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不然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52]

为了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主张摒弃前嫌，建立包括宗教界在内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向各全国性宗教组织（如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回教徒联合会、公教联合会等）发出号召，倡议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强调“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以及过去的“冲突与斗争”，都应该放下来，共同致力于抗日救国这个“共同要求”。[53]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第六条强调，边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财权、言论、信仰等自由权，“国家不偏袒任何宗教”，[54]“各人有各人宗教信仰自由”，[55]“绝不去强迫别人遵从自己的信仰”；[56] 其第二十一条进一步提出，在“尊重中国主权”“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边区允许任何外国人来此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指出外国传教士可以成为“加强中国与英美等国国际关系的桥梁”，应该尊重和爱护传教士，使其“对于抗战事业能多所协助”。[57]

抗日战争结束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关于宗教问题的第六条、第二十一条并没有随之结束，随之废止。1948年8月通过的《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明确规定，保障人民的言论、信仰等自由；不分种族、信仰等一律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8]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地位的重要文件，其总纲第五条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结社、宗教信仰等权利。[59]显然，《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宗教方面的内容，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内在联系。

1950年5月2日，周恩来与基督教人士座谈时指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搞反宗教运动”，不去教堂搞马克思主义宣传；同样，宗教界也要有所约束，“不到街上去传教”。周恩来认为这两点相辅相成，可以说是党同宗教界之间的“一个协议”“一种默契”。[60]1955年7月，毛泽东审阅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要在人大会议发言的稿子后指出，要求宗教徒“积极赞助和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事情。[61]

1954年宪法第三章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就将“宗教信仰自由”确立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吴耀宗对此表示，在该宪法中将“宗教信仰的自由列为单独的条文，这是我们宗教信徒所特别感到满意的”，这使宗教徒“对政府所一贯执行的宗教政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62]

1980年，班禅、丁光训等宗教界人士联名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案，建议把1978年宪法第四十六条恢复为1954年宪法第八十八条。经过反复讨论，此提案被采纳。彭真同志回忆并指出，“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的“一贯方针”，有人信仰宗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决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去解决。[63]

1982年宪法第二章第三十六条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四款规定，丁光训强调这较之以往“不但详细得多，而且更符合了人类宗教信仰自由的普遍原则”。[64]他深入分析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并不意味公民“没有不信教的自由，或者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本身就包括这两个自由，中国人民要“一同努力使祖国繁荣，信教的人也在内”；规定“不得有宗教歧视”，是新加的内容，主要是指“没有一个国家宗教、官方宗教或官办宗教”，哪个宗教也“不享特权”“不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在国家面前，“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信各个宗教的人”都是平等的。[65]胡绳指出，1982年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不能说某人“信仰宗教，是唯心主义”，就说他“违反了宪法”。中国宪法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它没有规定人人都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它“也不可能作这种规定”。[66]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凭借法律取得；其在实践中的指引作用，也要靠自己的正确性。[67]任继愈也表示，“个人怎么想、信什么，宪法明文规定要受到保护”。[68]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但“有人不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唯心论，这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勉强他非相信不可”。[69]如果强制一个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也“很愚蠢，没有道理”。[70]可见，硬性规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也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把握这一点，既有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有利于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尽管对宪法均有修订，但关于宗教的条款精神始终未变，一致保留并延续到如今的2018年宪法第三十六条。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我国宪法保障。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71]这些规定为国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提供了宪法依据。

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障，体现于各个基本法律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均有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法律贯彻平等保护原则，规定公民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权、受教育权、平等就业权和自主择业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等不因宗教信仰而有区别，不因宗教信仰而受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不分宗教信仰，依法平等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受教育权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含有宗教歧视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格。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不深入研究党的宗教政策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无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视1950、1978、1982、1988、1993、1999、2004尤其2018年历次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无视我国十数个法律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无视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等同志对宗教工作的多次指示，无视班禅、丁光训等宗教领袖的民意，无视胡绳、任继愈等学者的中肯分析，用北影审故事/数字第063号《电影审查决定书》简单粗暴地禁止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公映，本质就是无视中共党史，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打压佛教、道教宗教领袖，强迫法门寺凝聚的数万群众放弃佛教信仰，用行政手段勉强群众相信无神论，其做法难道不是在玷污和亵渎马克思主义吗，难道不愚蠢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宗教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72]你局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主管宗教的部门，应该比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更懂宗教，更懂党的宗教政策。希望并期待你局秉公执法，依法办事，批准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公映。

 

（八）批准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公映，将巩固并创新意识形态工作

 

2013年8月20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坚持并贯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力图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就是要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图提高亿万观众的道德素质，使其知荣辱，讲正气，为社会做奉献，促进社会的和谐，营造良好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73]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在电影理念和艺术手段上均有较大创新，是真正来自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创新。面对资金没有着落这一难题，在中国传媒大学不能/不便投资的情况下，导演杨新磊“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以“产学研深度结合，高校只出无形资产，重在培养人才，只要科研成果，不与企业争夺、分享市场利润”这一“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了融资工作的新局面。面对既要反对宗教市场化又要抓住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这一大好机会适度展现法门寺的历史文化这一难题，在学诚法师不能/不便直接出面支持的情况下，导演杨新磊“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以“法门寺只在其宗教场所内虽提供场地和僧侣，并象征性收费，重在影片公映后的社会效益”这一“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了宗教工作的新局面。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基于上述两方面，该片最终在基层一线解决了从融资到拍摄、从宗教到艺术的各种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光是做做样子、满足于完成任务，这样的正面宣传毫无意义，群众也不会买账。做好新形势下的正面宣传，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真功夫，掌握传播规律、懂得宣传艺术、满足群众需求。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坚持宣传正面人物（侠女和高僧）和正面事迹（惩恶扬善），努力提高宣传质量和宣传水平，没有光做样子，没有满足于完成任务，下了多年的苦功夫、真功夫，是由真正懂传播规律和宣传艺术的主创团队千锤百炼精心打造的，因此，该片一定会满足陕西乃至全国群众的精神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讲清楚了我国明朝的某些历史传统，讲清楚了陕西关中的诸多风物风土风俗，讲清楚了“儒道释交融互补”这一中华文化积淀，讲清楚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如天人合一、刚健有为、不屈不挠、公平正义），展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劲生命力，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突出优势，反映出当代陕西乃至全国人民的意愿。同时，对国外的东西（如S.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科学扬弃,突出其“三重人格说”，为该片所用，较好地实现了人物与结构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直面全球电影新动态与新变化，对西方电影出现的新观念、新手法、新技术给予吸收和借鉴，虚心学习并采纳北美、欧洲电影及其它艺术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知识，“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通过大量来华留学生人际传播这一既廉价又高效的方式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了融通中外的一个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精神分析新武侠电影/学院派艺术电影，讲好了一个中国故事，传播好了中国声音。

 

（九）批准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系列的论述，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爱人民这一博大的人民情怀。永远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为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提供了价值遵循。你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作为北京市政府的重要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奇》背后有亿万人民，也有大量群众，更有澎湃民意，还有殷切民心。参与、期待并观赏该片，正是人民所盼，群众所想，民意所指，民心所向，正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至少是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新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表现在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政治生活需要、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社会生活需要、生态环境需要等各个方面；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要求更高，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人民群众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不仅“盼温饱”，而且“盼环保”；不仅要公平正义，而且要有获得感。人民对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优美环境、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就成了我们党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敏锐地发现，基层群众渴望通过电影这一具有很强艺术性、辐射性的现代媒介表达心声，张扬自我，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国产电影数量井喷的根本原因。尽管宗教人士、信教群众也有这种“美好向往”，但受其教义教规、自身文化水平所限，特别是我国政府对宗教长期过于忌惮、过于谨慎，他们的这一精神文化生活期盼屡屡落空，每每无着。该片重视并力图填补佛道二教的某种失落与某些空虚，运用电影这一极具影响力的当代传媒慰藉凝聚在法门寺周围芸芸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同志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74]一书中告诫全党：“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安如泰山、坚如磐石，才能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75]此后，习近平同志又指出，“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76]“要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尊重基层群众实践，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务必使改革的思路、决策、措施都能更好满足群众诉求，做到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77]习近平同志特别指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密切党同信教群众的关系，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78]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凝聚了诸多佛教、道教界人士[79]及大量信众，凝聚了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近千名师生，凝聚了亿万热切期盼观看此片的海内外观众，他们都是群众，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就是该片能否公映、何时公映，他们精神文化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期待并观看该片。希望你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与这些群众心贴心，眼睛乡下，脚步向下，尊重基层群众实践，务必使你们的思路、决策、措施能满足这些群众的诉求，让这些群众受益，有获得感，有幸福感。

王作安同志指出，要“高度关注信教群众,正确看待信教群众，争取团结信教群众”。“从宗教信仰角度看，群众是由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组成的。信教群众首先是群众，这是基本属性，是质的规定性。同时要看到，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宗教信仰上存在差异，但与二者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相比，这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把这种差异看得过重，甚至不适当地进行夸大，就会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把信教群众推到对立面上去。事实证明，在有没有‘天堂’这类问题上，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讨论。但这种不同看法并不妨碍人们共同建设‘人间天堂’、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团结一心，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努力奋斗，他们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我们既要在群众中坚持不懈地开展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也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调动和保护信教群众的积极性。几十年来，广大信教群众在各自岗位上勤奋工作，默默奉献。不管是信教群众还是不信教群众，只要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社会做出了有益贡献，就应得到肯定和鼓励。如果信教群众做出的贡献得不到相应评价，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80]上述论述，既辩证又科学，是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南。参与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的群众，有信教的，更多是不信教的，尽管他们在宗教信仰上存在差异，但其政治经济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都希望这部电影早日公映，早日圆了他们的这个梦。因此，你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应该充分认清这一点，肯定他们对该片的勤奋工作、默默奉献，鼓励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社会做出的有益贡献，而不应挫伤他们缔造该片的积极性。天堂太飘渺，太虚幻，人间天堂却很实在，很真切，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批准该电影公映，将促使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更为团结，更加一心一意，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努力奋斗，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贡献力量。

党中央要求全党做好群众工作，而且要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下工厂、跑农村、去社区，深入基层、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习近平同志多次外出调研，与干部群众座谈，共商发展大计。群众称赞习总书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习近平同志为全党同志做出了榜样。如果你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深入法门寺、陕西省市县三级政府、京陕二地的影视企业、中国传媒大学众多学生、普通观众中去，展开调研，与之座谈，就会感受到这些群众眼下所思、所盼、所忧、所急的正是期待并观赏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如果你们把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了，自然会体会到这些群众的安危冷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一个颇具佛教渊源的词汇——不忘初心，[81]要求全党“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82]他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可以肯定，禁映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就是违背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之相关的人民不拥护，不赞成，不高兴，不答应。该片就是这些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希望你们倾听人民的呼声，批准该电影公映，让这些人民乃至更多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

　

 

综上，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所涉佛教与道教的内容，立场正确，态度积极，尺度适中，分寸得当。影片关于佛道二教的镜头与情节，没有违反我国现行的《宗教事务条例》[83]，没有违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无任何不当，敬请你局同意并批准该片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