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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文】临床医学与族谱学双重观照下一代电影大师胡金铨的身与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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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香港电影尤其武侠片的一代宗师，胡金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超张彻和楚原。学界对其研究，第一层面是反复读解其代表作《大醉侠》、《龙门客栈》、《侠女》、《空山灵雨》、《画皮之阴阳法王》的视听语言尤其是“客栈”、“竹林”两个场景的类型标范性（Genre paradigm）；第二层面立足于历史周期中的盛乱更迭律强调“乱世明朝”[1]，剖析胡金铨电影中的“家国隐喻”与“文化救亡”；第三层面应是最深入的，矢的于他醉心佛与道的宗教情怀，试图勾勒胡金铨的信仰图谱。笔者以为，这三个层面，皆为司空见惯的人文特别是文学视阈，从第一层的作品分析到第二层的社会背景追溯再到最终一层的精神探源，百余年的电影研究对于任何一个重要的导演莫不如此，几千年的文学史仍然如是，翻来覆去就是这“三板斧”，洵属积重难返，出新乏力。而且，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迄今唯一的胡金铨研究专著——吴迎春《阴阳界：胡金铨电影研究》[2]皆沿循“影戏”、“本文”与“文本”、“作者电影 / 文人电影”的思维圈囿，在电影学 - 文学 - 文艺美学 – 以“人性”为的彀的庸俗伦理学之间行文绕思，蹀躞彳亍，原地踏步。大陆学者还基于“大国中心论”津津乐道于胡金铨的无根性与漂泊性，总觉着大陆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和渊薮，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香港、台湾尤其欧美的华人尤其知识分子都有皈依大陆的向心力。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厢情愿，大陆在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和华夏子孙的主要生息地，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就只在中国大陆，文化的固原应该与地理区域没有直接关联，不见得只有中国族裔者才会认同并传播中国文化，文化是超国家、超民族、超语言的。中国文化、美国文化、基督教文化、视觉文化、茶文化等不同形态与性质的文化可以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处所生根、发芽，任何一位地球人都有可能是中国文化的虔诚信徒与忠实拥趸。自恋于天朝大国甚或唯我独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容易坠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泥淖。因此，笔者将摈弃这些俗套的拾人牙慧，从自然科学中另辟蹊径，主要从医学角度对胡金铨的心脏病史予以深究，藉以探究他为什么要放弃官宦子弟的优越生活千里迢迢零丁孤苦只身赴港，分析他究竟何以做出这样一个影响了他整个一生的重大决策。本研究的视阈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有志在传播学、临床医学、族谱学之间架构津梁，铺设通途，综合给力。
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那一年，1997年；在一个寒意萧瑟的冬日，1月14日即腊月初六，胡金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与世长辞。这颗陪伴了他65年的心脏，并不像胡金铨的艺术生命一样旺盛。这颗心脏，如同一台老旧失修的发动机一样，百障缠身，最终钳制了胡金铨的动脉血管，令其无法正常运转，使他生命终结。胡金铨的死因是手术失败，医生为其进行的心脏导管扩张手术没有成功，故而离世。
这是一个什么手术，为什么会失败？
胡金铨接受的手术
心脏导管扩张术是心脏导管术的一个亚种，后者简称心导管术，英文为Cardiac Catheterization，就是从心脏周围的血管插入导管、送至心腔及其内部大血管的临床技术。插管，是为了获取信息，达到检查和诊断的目的，还可进行某些治疗。导管可送入心脏右侧各部及肺动脉，亦可送入心脏左侧各部及主动脉，如图1。
若选右侧，将导管从周围静脉插入，送至上下腔静脉 → 右心房 → 右心室及肺动脉等处。若选左侧，将导管送至肺静脉 → 左心房 → 左心室及主动脉各部。不论从左还是从右，均需一边插管一边观察导管的走行路径，以阐明各心腔及大血管间是否有畸形通道。插管成功后，可测量并计算压力曲线、血氧含量及心排血量、血流阻力等基础数据，然后进行选择性心血管造影。通过心导管将造影剂快速注射于待观察心腔的局部，将造影剂随心脏收缩、血液播散的影像记录下来，以分析心脏血管系统某个部位的解剖状况。造影剂常用含碘的有机化合物，例如泛影酸钠（C11H8I3N2NaO4）与泛影葡胺（C11H9I3N2O4·C7H17NO5）。快速注射常用电动高压注射器，摄影方法常用快速换片、电影摄影、电视镜等方法。
心血管造影可作以下检查：①观察各心腔及大血管的形态、位置和相互连接关系；②观察心内与心外缺损、畸形的形态；③观察心瓣膜的位置与活动情况；④粗略估计瓣膜狭窄和 / 或关闭不全的程度；⑤观察心室（特别是左心室）的舒缩运动功能，计算其收缩末期、舒张末期容积，每搏排血量和射血分数。具体地，上下腔静脉造影可观察上下腔静脉与心房的异常连接、腔静脉阻塞等；右心房造影可观察心内膜、心肌疾患、Congenital / Apriority Cardiovascular Diseases（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及三尖瓣闭锁等；右心室造影可观察右心室流出道、肺动脉瓣狭窄、Tetralogy of Fallot（法洛氏四联症）、大血管转位、右心室双出口、Taussig Binjil syndrome（陶西格 - 宾二氏综合征）及动脉共干等；肺动脉造影可观察肺血管血栓 - 栓塞病变、肺动脉狭窄、肺动脉畸形、肺动 - 静脉瘘、肺静脉畸形引流及房间隔缺损等；左心房造影可观察二尖瓣狭窄、房间隔缺损等；左心室造影可观察室壁瘤、室间隔缺损、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 - 左室流出道狭窄、大动脉转位、动脉共干等；升主动脉造影可观察主动脉畸形、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瘤、主动脉缩窄、主肺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主动脉窦瘤、冠状动脉瘘及冠状动脉畸形等，如图2。
心导管术适应于比较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包括：1）心绞痛经药物治疗效果不满意；2）心肌梗死愈合后仍有心绞痛，药物治疗效果不满意；3）有室壁瘤影响心功能，准备手术治疗；4）病因不很明确的心力衰竭、心脏肥大、心电图改变、非典型心痛等，区别冠心病与心肌病；5）瓣膜病准备手术治疗；6）先天性冠状动脉畸形及其他冠状动脉疾病；7）冠状动脉疾病术后效果的鉴定；8）梗塞前心绞痛，可考虑紧急造影、紧急手术治疗；9）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原性休克，一面抢救，一面造影，紧急手术，以期挽救生命；10）急性心肌梗死施行冠状动脉内溶血栓治疗；11）冠状动脉局限性狭窄施行管腔内气囊扩张成型术治疗。合并起来看，有下述症状者必须施行该手术：①心绞痛；②心肌梗死；③心律失常，如窦性心跳过缓、房室交界性心律、房室传导阻滞；[3]④恶心、呕吐。
根据病情的疾缓，插入的导管可选择不同的类型，包括微型导管和气囊导管两类。微型导管为薄壁尼龙细管，用带针芯的套管穿刺肘静脉，拔去针芯，将微型导管从套管中插入，用含有肝素的生理盐水缓慢滴注，保持微型导管通畅，缓缓送入导管，使之顺着血流飘入中心静脉、右心房、右心室以至肺动脉。微型导管适用于症状一般的患者。气囊导管，即Swan – Ganz’s catheter（斯旺-甘茨二氏导管），为双腔或多腔导管，管端置一乳胶小气囊，导管一腔通气囊内，另一腔在管端开口，从股静脉或锁骨下静脉或颈内静脉穿刺插管，一般不需X射线透视，根据压力曲线判断导管位置。管身刻有长度标记，导管插入静脉后，先从插入长度及压力曲线估计管端是否抵达右心房，把0.81-1.2ml的CO2充臌气囊[4]慢慢送入，利用血液对气囊的漂浮力，将导管飘入右心室、肺动脉。气囊导管临床上用于监测肺动脉压、测心排血量、常规的右心导管检查和 / 或相应的选择性心血管造影。用气囊导管便于送至目的地，提高工作效率，特别遇到右心室压力过高或 / 和肺动脉瓣流出道狭窄者，有时插送常规导管会遇到困难，而用气囊导管则能成功。有的患者心脏应激性较强，插送常规导管常引起频繁室性早搏和室性心动过速，不利于检查，而采用气囊导管则可安全地完成检查。利用带气囊的电极导管，可提高放置右心室临时起搏电极的成功率，提高检查His’ Bundle Electrogram（HBE，希氏束电图）的工作效率，如图3、4。
图3 心导管检查HBE截图
图4 气囊导管进入心脏后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心导管术的历史并不长，最早由德国心外科医生Werner Forssmann（维尔纳·福斯曼，1904-1979）于1929年开始在自己的身体上尝试，至1945年成熟，广泛应用于临床。至1997年，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这项只有半个世纪的医疗技术依然还是很新鲜的，并非每家医院每个外科医生都能熟练驾驭。不排除胡金铨的主治医生存在技术不过硬之虞，但是，显然，胡金铨的心脏病不是一般性的，应该属于比较危重的。虽不能具体确定具体类目，但从其插入的导管为气囊型且需扩张便知，1997年1月的手术绝非胡金铨第一次接受这种手术，就算他此前从未做过其他手术，仅此一项，足以证明胡金铨的心脏存在长期的、严重的疾患。而且，客观地讲，此类心脏病彻底治愈的可能性不大，只能保守维持。[5]
胡金铨的族谱学溯源
胡金铨为什么会心脏不好呢？当然，先天性遗传因素是有可能的。此外，社会性、心理性、环境性因素俱是诱因。现代医学的最大转捩就在于从传统的“生物 - 生理”模式走向“生理 - 心理 - 社会”模式。疾病的种类成千上万，但任何一种都不是纯粹的生理病变诱发的，都是特定的生理尤其细胞、基因特质与特定的心理器质型渐变以及特定的社会（包括家庭、学校、工所[6]、住区）变量综合效用之结果。一般认为，心脏病与人生经历起伏跌宕、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强烈以及某种心理障碍有着密切的关联。笔者将沿循族谱学的规律，对胡金铨尤其心脏问题进行深入的考究。
族谱学，又称“家谱学”、“谱系学”，英文为Genealogy，词根为拉丁文的genea（家庭）+ logos（知识），来自希腊文γενεαλόγος，是研究族谱及其历史渊源的学科，属于家庭史的一个亚科。族谱学自20世纪中后期至今，始终是一门显学，日益升温。
族谱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族谱，包括收集家族成员的姓名，整理有关祖先的历史记录，绘制族谱树状图等。族谱，又称家谱、谱牒、宗谱、家乘、世谱、世牒等，先秦时期的《世本》[7]为族谱之滥觞。清乾隆年间协办大学士庄有恭（1713-1767）为武进庄氏族谱作序，称编修族谱有“五善”：“本祖德也，亲同姓也，训子孙也，睦故旧也，又有其大焉者，则报国恩也”，[8]足见族谱意义非凡。中国第一部族谱可追溯至西周中期甲骨文《家谱刻辞》中的“儿氏家谱”，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中国正史多为官修，从《史记》到《清史稿》皆有“表”，用表格简列帝王诸侯的世系与承袭关系。民间亦有此需，族谱遂生。族谱虽多为民间私修，一家一族之秘藏，但编撰态度虔诚而恭敬，内容详尽，体例规范，时序连贯，谱系尊卑伦次严格，这些是任何官方文献所不能替代的。族谱学始于汉朝，到隋唐最盛，是一门集合地方志、文献学、目录学、民族学、文化史、方言学、民俗学的多 / 跨学科研究。国外学界也很重视族谱研究，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USA（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族谱学研究机构，藏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家谱的缩微胶卷，总量达100万卷。其中，收录1974年以前的中国家谱3109种，仅客家族谱就有493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剧和跨国移民的高烧不退，当代人的乡土情怀与寻根意识日益增强，迫切需要强化民族乃至家族归属感与自豪感，族谱学正显示出独特而强大的学术价值。
经考证胡氏族谱，笔者发现胡金铨出身官宦之家，幼年不幸遭遇家庭剧变，幼小的心灵深受打击。胡金铨，阴历1932年4月29日生于北平一个官宦之家，属于汉八旗的蓝旗。胡家祖籍在河北省永年县古城，胡金铨出生于胡家在北平的大宅，坐落于今天的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板厂胡同。胡金铨的父亲是胡源深（约1880 - 约1951），胡金铨是胡源深的第三个孩子，还有两个姐姐。胡源深兄弟十个，他排行最小，老三胡景桂曾任清朝御史。基于此，笔者绘制了胡金铨与此文有关的一个族谱图，如图5。
胡景桂（？- 1890），清代官吏，字月舫，光绪九年（1883）进士二甲第二十三名（即癸未科第二十六名），授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宁夏知府，因治水有功升宁夏道尹，后调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继任陕西按察使。著有《使甘奏牍》、《西台谏草》、《山左公牍》、《求是斋文稿》、《求是斋杂著》等。[9] 那时的清廷，江河日下，四面楚歌，全国革命风起云涌。胡景桂同情康梁变法，拥护维新，因弹劾袁世凯而得罪权臣。任山东布政使期间，常微服出访，体察下情。当时，山东捻军暴动刚刚平息，满目疮痍，加之黄河决口，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胡景桂上下斡旋，极力赈济，多方安抚，使水深火热中的饥民略得安慰。胡景桂功成回京，受到慈禧太后的褒奖，升为山西巡抚。不料，赴任途中，袁世凯及其同伙设计陷害，假传诏书诈言其子胡金贤伙同乱党谋反，在京乱宫，已被惩处。本意以身许国，效忠朝廷，不想后院起火，儿子无端殒命，胡景桂觉得再无颜见人，遂吞服金珠十多枚，毒发而死。[10]
胡景桂亡故后，胡家每况愈下，至胡金铨出生时，已是京城一介平民。胡金铨自幼便知三叔胡景桂的从政往事，从小便对政治存在逆反心理，天生逃避官场。
胡源深小的时候，胡景桂还在朝为官，家境显赫。胡源深大约十岁时，胡景桂亡故，但家底一直还算殷实，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胡源深15岁自费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四年后毕业回国，在河北省井陉县德国人开的一个煤矿当技师。两年后，因不满外国上司的颐指气使得罪洋人，被迫辞职，赋闲在家两年多。这时，胡家已无老本可吃，大不如前，捉襟见肘，胡源深被迫放弃本行，在妻子刘庆云的资助下，于祖宅胡同内自营起面粉厂。胡金铨亲眼目睹了父亲从留学、回国到失业、改行、创业的艰辛历程，从小便知生活之艰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占东北，北平大户人家纷纷南逃上海，胡家那时已无力凑足南迁路费，胡源深只得打发妇孺逃回河北老家避难，自己则留在北平继续经营面粉厂。胡金铨随母亲、姑姑等避至河北老家，一躲就是四五年，在老家读过幼儿园。其间，还曾几次回京看望父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河北战事频仍，并不比北平平安多少，于是胡金铨又随母亲搬回北平居住。
胡金铨的母亲刘庆云是江西人，虽算不上大家闺秀，但也读过几年私塾，善工笔，长国画。刘庆云的父亲是京城小吏，曾受胡景桂提携，故以女相许，以图报恩。
胡金铨学生时代屡次参与政治活动
胡金铨自四岁起读私塾，后因家境衰落，入北平北平汇文中学，先上初中，念到高二，肄业。他在汇文的中学时代，大概始于1944年9月，止于1949年7月。
胡金铨就读的是所基督教教会学校。“咸同以后，力倡维新，泰西文化相继东漫，创其始者，厥有汇文。”[11]据考证，北京汇文学校创办于1871年。是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立教堂于崇文门内船板胡同，附设蒙学馆一所，有学生四名，课以《四书》《圣经》诸籍，其办学目的无非是“以往布道之进行”，[12]此馆即汇文之前身。汇文的创立，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胡金铨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后转入弘扬基督教与西学的教会学校，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思想转变过程，其间心理上的不稳定与不和谐是在所难免的。
胡金铨就读汇文时的校长是高凤山。高凤山（1882-1973），字瑞歧，河北遵化人，曾获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高凤山信基督教，主张信仰自由，将原先必修的“圣经”课改为选修，不久后废除。高凤山是一位进步的民族教育家，延聘了许多当时的社会名流当校董，要求课程设置符合现代教育趋势和中国本土特色。高凤山制定的《汇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汇文的办学思想：“本校以实施中教全人教育为宗旨：⑴增进身体健康，⑵涵养审美感情，⑶培植职业知能，⑷预备升学基础，⑸练习善用间暇，⑹学作良好公民，⑺养成高尚品格。”[13]显然，这些宗旨包括了德、智、体、美诸方面，对培育一名艺术尤其电影工作者十分有利。
汇文的考试制度很严格，分平时考、月考、学期考，学生的淘汰率是很高的。学校规定，初中毕业必修课须足155学分，选修课须足15学分，共170学分；高中毕业必修课程须足120学分，选修课须足30学分，共150学分。据查，胡金铨曾补考《几何》一次、《化学》一次。
汇文允许学生组织各种社团，对学生在政治方面不加任何限制，这也反映出汇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老校友陈北辰（原名陈兰征，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副省长）回忆道：“汇文是个教会学校，反动当局不便插手，更因学校的一种民主空气，学生可以各习所长，结社活动也有一定自由。毕业的学生大致分为三种类型：有的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干部；有的钻研学术，成了专家、学者；有的走向了反动的道路。三者，两头小，中间大。”[14]据其他老校友回忆，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并不那么严，如张学思（张学良之四弟）与杨孟桥（杨森之子）在汇文宿舍公开阅读德文、中文对照的《资本论》，书就摆在桌子上，根本无人过问。据当年的部分同学回忆，因是本地人，在家门口上学，胡金铨当时喜欢参加一些革命活动，比较活跃。
由于民主空气较浓，革命组织得以利用宗教外衣为掩护进行活动，学联多次在汇文召集各校学生开会，各省尤其东北同乡会，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作用尤其突出。许多同学早在“五四运动”后就加入革命阵营中。汇文有学艺会、西乐会、国乐会、务德会、济华会、游戏团、文学会、少年读书会等会社。此外，诸如师生友谊会和学生会、青年会等组织也都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活动能力有所帮助。可见，胡金铨应该参加过这些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学生社团。
汇文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抗战胜利后，一些人对蒋介石抱有很大希望。不料“双十协定”、“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撕得粉碎，内战打响了。北平街头，美国货充斥市场，美国大兵到处酗酒闹事，吉普车横冲直撞，舞厅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成了蒋介石政权的太上皇，而人民生活困苦，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终日劳顿，难得温饱。包括胡金铨在内的汇文同学目睹这些事实，认清了蒋介石政权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独裁的法西斯政府。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对在日寇蹂躏下挣扎了八年的青年学生不但不安抚，反而提出要以“统考”进行“甄审”，惹起全体学生的公愤。汇文同学和全市各校团结一心，举行罢考，并赢得胜利。嗣后，汇文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团结进步同学，利用各种形式向反动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汇文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出墙报，大唱革命歌曲，并利用去八达岭旅游等机会见证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现场说法，宣传革命。汇文的党组织，始终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完全掌握在进步同学的手中。从1946年到解放前夕，共发展地下党员50人左右。
1946年圣诞节前夕，发生了美国大兵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沈崇事件”。12月30日，北平几所大学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汇文中学也参加了，虽然仅仅只有一二百人，但也表现出汇文同学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据知情人回忆，胡金铨就在其列，参加了这次示威。
1947年，一场反对美蒋政权血腥统治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运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汇文积极响应，奋起参加。5月20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手举标语，高喊口号，激昂前进。不料，国民党反动派早有预谋，疯狂阻挡和镇压游行队伍，逮捕进步学生。可以肯定的是，胡金铨参与了这次学运，但在冲突发生后，明哲保身，悄然避退，虽未受到伤害，却也惊恐万分。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蒙蔽青年，1946年前后在汇文中学成立了两个三青团区队、一个国民党区分部，还发展了一批军统和中统特务的狗腿子。到了1948年，汇文学校里的特务打手更加疯狂。在一次改选学生自治会的斗争中，特务打手的“老百姓竞选团”与党领导的“大家竞选团”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家”经过几个回合的演说与辩论，揭露了“老百姓”的反动面目，大获全胜。在这次活动中，胡金铨间接参与，虽未上台慷慨陈词，只是普通一员，但也激奋不已。
解放前夕，汇文根据党的指示，秘密策划了一个护校、护厂、保护名胜古迹和迎接北平解放的周密计划。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这个计划无需实施。该校校史显示，胡金铨等高中部学生，应该人人对此计划知情，都不会袖手旁观。
胡金铨在北平汇文中学就读的这五年，参与了不少校内校外的学生运动甚至政治活动，尽管锻炼了社会工作能力，但这些稚嫩、冲动、单纯的青春革命行为几乎全都以失败而告终，几无成功。可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眼里，学生也是潜在的危险，当局屡屡会对学生干部动武，偶有学生领袖为之殒命。胡金铨虽然算不上学生领袖，只是普通参与者，但也常常胆战心惊，犹如惊弓之鸟，颤颤巍巍，寝食难安。学运作为一种初级形式的革命斗争，也是需要流血甚至牺牲的，这让胡金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
随着北平解放的临近，胡金铨的出身问题日益成为麻烦。显然，他应属于官僚贵胄，甚或买办资产阶级，而在其老家河北永年县胡家则被划为富农。从河北到北平，胡金铨都是革命的对象，众矢之的。北京汇文中学校史记载，胡金铨曾于1949年春季学期向美国University of Dayton（代顿大学）[15]申请入学，三四个月内应能得到答复，但就在这学期末突然退学。山雨欲来风满楼，[16]覆巢无完卵[17]，年迈且多病缠身的胡源深预感到中国共产党进入北平已成定居，自己的处境再一次岌岌可危。他回想起三哥胡景桂一生从政终因政治丢了性命，蒙冤含羞，屈辱偷生，自己也饱受这几十年动荡时局之苦，家道中落，生活拮据，且人丁不旺，仅胡金铨一根独苗，遂决意让儿子出逃避难，躲过一劫。胡金铨也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思忖良久，亦决意南遁。胡源深穷搜遍集，几乎把胡家掘地三尺，为儿子凑足了路费，正所谓“穷家富路”，胡金铨乔装成面粉厂伙计，乘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数日至香港，完成了他人生轨迹的一次十分重大的转折。笔者分析，胡金铨应该亲眼目睹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正是解放军的强大威慑使胡氏父子最终痛下决心，决意南迁。因此，他从北平出发的时间应是1949年12月下旬，到达香港的时间应是1950年1月上旬。
出身的悲剧，家族的祸灾，童年的流离，少年的动荡——这一切，放在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身上，无异于磐石压顶，俨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根据现代医学的诊断学经验，此等过于强势的社会与历史因素足以致使一个人的心脏负荷过重，直至不堪重负。胡金铨那颗年轻的心，在南迁香港之前，已经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埋下了病变的阴影。这从他到香港之后多年与人友善从不争强好胜亦可佐证，他始终在关注着一个与他同命相连的北京人——老舍亦是旁证。[18]一个心脏不好的人是不敢动怒的，他因此迁就了徐克，迁就了很多与他争一时之强的人。胡金铨的心脏时刻在提醒他自己没有资本与人争吵斗凶，而且北平时代的诸多坎坷与辛酸也在时刻提醒他——人性之残酷，生命之脆弱，人生之短暂。凡此种种，足令胡金铨退避三舍，从香港避至美国，从美国退至台湾，从台湾躲至韩国，似乎胡金铨总是不停地在逃避。他躲过了中国大陆的“十年浩劫（文革）”，没有像老舍那样含冤而死，死不瞑目，这的确值得庆幸，他常因此而得意于“1949南遁”之正确与英明。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短短四十几年后，香港却要回归祖国，重新由那个曾经让他伤透了心的地方——北京管辖。一昔一今，一喜一悲，巨大的落差，残酷的现实，再次重创了胡金铨那颗病入膏肓的心脏，这次——彻底摧毁了他胸膛内那部危惙的机器。他一生之所以再三迁移，躲避谦让，以至于思想早就心灰意冷，遁入空门，看破红尘，根源皆在于他那颗羸弱柔孱的心脏，以及他那苦难痛楚的青少年岁月，肉体上的缺陷与精神上的压抑双双降临，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一代电影大师的武侠电影刚柔并济，洒脱豁达，但其人生经历却是一个贵族后裔的政治“南渡记”[19]与一个心脏罹疴者的“惊魂记”[20]，着实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1] 胡金铨的电影常以明代为叙事的历史语境，故“乱世明朝”的“朝”应读作cháo。但是，他更笃信乱世的普遍性，盛世之后必是乱世，今日太平说不定明日便动乱，由此看“乱世明朝”的“朝”亦可读“zhāo”。
[2] 吴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10月第1版。此著整体上考证绵密，颇见功力，但略显拉杂，喜下长注，阐述重复。
[3] 严重的心律失常并发症可能有心室纤颤、心脏停搏等，威胁生命。
[4] 亦可用空气，但以CO2为安全，万一气囊破裂，不至于造成空气栓塞。
[5] 本节写作过程中，笔者曾走访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耿希刚、李兆志两位教授级主治医师，谨表感谢！
[6] 工所就是工作场所、工作单位。
[7] 《世本》，又作《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则表示起源。《世本》是一部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全书包括《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谥法》等十五篇。《世本》直接启发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
[8]《毗陵庄氏族谱·卷首序》
[9]《清史稿·列传》。
[10] 梁启超《谭嗣同传》：“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亦可检索《清史稿·列传》。
[11] 资料来自北京市汇文中学校史陈列室，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培新街6号。笔者为写作此文，曾两次参观并细览该室。本节关于汇文学校的史料，大多出自该室，谨谢！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美国一所天主教私立大学，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笔者分析其应系当时的北平汇文学校的美国总部，至少应是该校美方高层所在地之一。
[16]【唐】许浑《咸阳城东楼》。
[17]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18] 胡金铨曾著《老舍和他的作品》，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9月出版。本书主体部分为传记作品《老舍这一辈子》，分26节介绍了老舍从出生到抗战初期的生平。
[19]《南渡记》，现代女作家宗璞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卷，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写出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在此作中得到深刻细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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