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志飞的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的确很一般。

这部电影再次印证，我国的高校越来越理论化，越来越虚，越是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术性、研究型大学越是如此。北京电影学院还是挺重视实践的，中国传媒大学却日益大、虚、空，行政化如幽灵般萦绕盘旋，挥之不去。高校里懂技术、会拍片、能实践的教师几乎找不到。毕志飞读北大艺术学院的影视学博士，学不到任何影视技术与实践技能，因为博导、教授、教师也不会，只会纸上谈兵，空谈理论，顶多看看、评评电影。

我国高校的教师，内心深处瞧不起、鄙夷实践与创作，认为那是低水平操作，是低学历者应该干的事。他们认为，博士、教授动手实践，丢人掉份。所以，北大、北师大的电影学专业，都是讲讲电影史，拉几部片子，用嘴说说，用笔写写，就是不教学生如何制作电影。于是，高校与业界越来越脱节。毕志飞在北京电影学院应该学到了基本的电影制作技术，他在表演专业应该学过导演、编剧、摄影、录音课程，但是，他这部电影的剧作确实太差，线索太多，人物太多，摄影也很业余。估计，是到北大读博后，被迫埋头于理论、论文、学术，把本科时的老本行都淡忘了。

最令人诟病的是，剧情把这些学习表演的青年学子设定在一个“海亚影视学院”内，这明显就是三本民办院校的典型写照。我国的民办高校很失败，很差，坎坎坷坷、跌跌撞撞了三十多年，结果学生、家长、社会、政府都不满意。毕志飞聚焦于这些学生，再次把全片的品位、格调拉低了很多。

听说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还以培养除了毕志飞这样的人才而沾沾自喜，脸皮可真厚啊！问题是，他的导演才能是北大培养的吗？至于北京电影学院，像毕志飞这样的毕业生多了去了，要说他也是导演，北电肯定不大愿意，羞于启齿，拿不出手。

最近，我被电影《大秦直道》 深深触动了。该片票房很差，很惨，全国票房仅25万元，肯定赔得精光，输得剧惨，出品人兼编剧徐伊丽女士肯定心痛不已。作为同行+同乡，我很同情，也很难过，但爱莫能助，无能无力，市场就是这么残酷。

陕西人的市场经济意识真是不强。徐伊丽虽出生于湖北武汉，但21岁就到了陕西工作、创业，早已融入陕西，成为了一个陕西人。她执念并执着于保护一条就连陕西人都不重视、早已遗忘的“秦直道”，几十年如一日，为其奔走呼号，以散文、书画展、电影等各种方式为其摇旗呐喊，呼吁全社会、省市政府乃至国家重视并保护它。初衷很陕西，做法很陕西，观念更陕西。这就是典型的陕西人的行为，陕西人的思想。

陕西，历史厚重，人文荟萃。陕西人的历史情结与生俱来，浓得化不开。陕西人大多活在周秦汉唐里，不能与时俱进，跟不上国家的形势，更别提国际化了。陕西人走不出西安城四堵墙的禁锢与束缚。陕西人一个个就像兵马俑，就像西安城墙上的砖，土老旧破硬，硌楞生倔横，几千年来难以改变。

陕西尤其西安，十三朝古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积重难返，陕西人大都有官瘾。因此，陕西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不计其数，大官小官走马灯似的换，大贪小贪像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出一茬。在陕西办事，没有官员做后台，根本成不了。陕西人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官，当官的陕西人尤其怕官。

陕西是一个人情社会，法治意识淡漠，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不大，办事主要靠关系，靠熟人。陕西的城市只不过是有楼房的农村，与乡村没有本质区别。陕西人张艺谋走出了陕西，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国际，他看透了陕西的乡土本性，因此拒不执导《白鹿原》，以证明他已脱离了陕西，沾了洋气，但他为了要儿子去屡屡超生却漏了狐狸尾巴，再次昭示他骨子里还是陕西人，基因永远属秦。

陕西人缺乏幽默感，不苟言笑，人人端庄周正，个个周吴郑王。戏谑、搞笑、无厘头、恶搞与陕西人格格不入。陕西人即使刻意去喜剧，比如说相声，比如苗阜、王声，也以文史知识、人文内涵见长，本质还是严肃的。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被搬上银幕依然不喜剧，不好笑，让人笑不出来。陕西人把贾平凹尊崇为神，看不到他的局限性，更不知他与电影相去甚远，几无关联。领导、权威、中心、唯一等古典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扎根在陕西人的内心深处。

资料显示，秦直道，陕西俗称“皇上路”、“圣人道”，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2至公元前210年命蒙恬监修的一条重要军事要道。秦直道南起京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凉武帝村），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孟家湾村），穿越14个县，长8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也有20米，在历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今日，这路早已荒废，早已湮灭，更无什么现实价值。只有真正的陕西人会把这条破路当回事，会想起复原它、保护它。陕西遍地都是文物，自然很重视保护文物与遗迹，不过，徐伊丽多年来保护的“秦直道”真的没有多大考古、历史价值，更不可能复原，修旧如旧。她的这种做法跟移山的愚公并无不同，很执着，念念碎，刀刀催，就是思想太老，太旧，太土。

回到电影本身，《大秦直道》讲述了发生在秦直道上的一段离奇护宝故事，情节曲折惊险，呼吁全社会加强对秦直道的关注和保护。该片汇聚了探宝、盗墓、追杀、情感等元素，作家出身的徐伊丽的这个剧本还是比较扎实的，也具备一定的娱乐因子。可是，演员不出名，导演不出名，制作得一般，视听语言、导演观念、技术手段都比较陈旧低端，很显然，资金紧张，投资小，估计不会超过200万元。尤其是，宣传没跟上，线上线下没有炒热，出了陕西几乎无人知晓。这一整套做法，又是陕西人的手笔，抠抠索索，吝啬，总想省钱，刮金佛面细搜求，不大方，不大气。这一点，是全国人民对陕西人的普遍评价，天南海北，笔者亲见亲闻多次。

电影，是当代最具资源吸聚性、集约性的文化产品，更是一种工业产品，吸纳并凝聚着现代社会最具创造性、生发性的资金、人才与技术，需要大投入才有可能大产出，小投入必定没有大产出，一二百万元能拍出什么好片？至少，不会在全国掀起浪花，令全国关注。即使剧本好，这点钱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要责怪导演佟秀玄，他肯定也尽力了。不论是这部电影《大秦直道》，还是2011年寇世勋、吴京安、杨幂主演但从未在国内任何电视台播出的45集电视剧《大秦直道》，抑或制播历时十多年的百集电视剧“《大秦帝国》三部曲”，它们都认秦，都姓秦，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是陕西性（Shaanxility）的、陕西质（Shaanxiness）的，只有陕西人最认、最爱、最敬这些影视作品。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我也是陕西人，我的这部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讲述的也是一个原发于陕西的故事，且是在陕西拍摄的。但是，《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的观念却不陕西，从剧作到导演的整套观念更不陕西——是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总结与剖析那么多陕西人的人文心理，其实，就是为了自省与自察，希冀能认识到陕西人抑或自己的优劣短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更希望不要重蹈《大秦直道》之覆辙。

提起陕西，面对电影《大秦直道》，不得不说，可又几度欲言又止，如鲠在喉，如芒在背，不吐不快。写罢此文，心情复杂而沉重，久久难以平静……

提起电影，普通人、一般观众最熟悉的就是看电影。不论是去影院看，还是看DVD，或上网看，这个环节属于电影放映，是电影产业链条的最末端。电影放映是直接接触观众的一个环节，离观众最近。稍微专业点的观众，比如电视从业者、戏剧（包括话剧、戏曲、曲艺等）从业者、摄影界、文艺青年则会对电影制作比较熟悉。从技术尤其设备角度分析，电影制作与电视制作的确区别不大，尤其是胶片被淘汰后几无差别。但是，电影放映、电影制作并非电影产业链条的全部，更非其最专业的部分。从业二十余年，笔者深感，电影发行是电影产业最神秘的一环，也很复杂，对普通观众甚至不少电影导演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可是，发行却是最能体现电影的商品属性与产业特质的一环。

电影发行，最看重的不是国产片，而是引进片。迄今，我国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国有公司具备引进国外电影的资质，二者都是国有独资企业，民营资本根本挤不进去。不是你拍摄的，但却可以由你去发行，去广泛放映，这就是典型的电影发行。用别人的片子，赚自己的钱，电影发行只卖产品，不造产品，其实就是销售、营销、推销。正因如此，电影发行与与广告/宣传密不可分，广告成本往往不低于甚至高于制作成本。

胶片时代，电影发行的载体是拷贝。数字时代，拷贝仍然必不可少，但变成了硬盘，并且多了秘钥。秘钥是数字电影发行最神秘、最关键的因素。其次，就是票房分账，普通公众根本无法搞清楚电影票房分账的流程与规则，为此，基于深入调研，笔者专门写作了《中国电影票房分账的规则与流程》一文，发于“豆瓣电影”等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被转发了数千次。最后一个发行秘境就是排片，观众很想知道影院是如何选择影片并排片的。其实，大多数影院经理都是先看有无明星、有无名导，再看影片体量大小，最后结合“豆瓣”、“猫眼”、“时光”三大电影专业网站的评分来做出判断。不难发现，宣传渠道与力度的大小，直接决定影片是否能被影院重视。

“博纳”的于冬、“福建恒业”的陈辉都是从电影发行起家的，而非电影制作。能通过发电影赚到钱，比能拍电影更懂电影。简言之，电影发行是最能彰显电影的商业属性、商品特质的一个环节，是门生意，但不是门艺术。

2015年4月，西北工业大学主投、出品的电影《古路坝灯火》首映。该片由西部电影集团制作，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民政府协拍，由剧作家莫伸编剧并执导，几位不出名的三线演员出演。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由北平、天津等地高校内迁组建的国立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前身之一）师生一路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迁移到陕西汉中城固县古路坝，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教师潜心育人、学生发奋苦读，志在科技救国的感人故事；讴歌了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之秋，共赴国难，立志教育救国的崇高精神和高尚情怀；再现了一段抗日烽火中保存国家教育精魂、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辉煌历史；展示了一部战争苦难中的校园传奇。

显然，电影《古路坝灯火》是一部集中展现近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优秀作品，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诠释，它不仅是西工大人传承“家风”的一张老照片，也必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份珍贵的影像记录。但是，该片的电影本色并不突出，场面虽较大但调度单一，演员不少但演技却较差，类型定位不清晰，声音设计尤其薄弱。可以看出，西工大并不在乎该片的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只求突出校名、领导姓名尤其那段校史即可，从台词、字幕上体现该校的大学精神即可。西工大动员全校一百多名师生出演《古路坝灯火》十多天，却毫不顾及艺术性尤其票房，只求社会效益。

清华大学自然要比西北工业大学强得多，它有新闻传播学院、美术学院、艺术教育中心、文学系部，有一批包括尹鸿在内研究电影的学者，对电影比较了解。拍摄电影《无问西东》之初衷，的确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但是，后来，清华大学并没有投资，只是挂名，只提供校园少量景点用于拍摄，只提供大礼堂用于首映礼。该片片名取自清华老校歌中的“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影片结尾有一个超长纪录片，堪称“七分钟读懂中国风骨”，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钱钟书、朱自清等国学大师一一在片中亮相。这是一部有着深刻“清华”烙印的影片，片中所讲述的其实是百年清华师生们的成长与奋斗，但是，它却不是一部清华出品的电影。

该片被耽误了五年，直至昨日才公映。期间，固然有内容涉及某些政治问题广电总局电影局要求修改、删减之故，更主要的是，清华大学纠结于是否投资、是否出任电影的出品方这一问题良久。后来，认识到该片明星云集，投资预算过亿，运作思路都是商业电影的套路，清华大学最终没有投资，更没有主控这个项目。根据《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的规章制度，国有、公立高校不能投资/主投商业项目，但其控股、参股的校企是可以的，因为校企是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另一个主体。不过，“清华”的几个主要校企如清华紫光、清华同方等均未参投电影《无问西东》，清华大学只是在名义上、口头上支持该片而已。

同为知名高校，为什么西北工业大学愿意投资几百万元拍部电影宣传自己，而清华大学却不？我看，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校领导对待拍电影的态度。高校领导必须清楚电影是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如何拍摄、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拍出来如何审查、如何放映、能带来什么好处、能不能赚钱、赔钱了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尤其要权衡、掂量、斟酌出了事谁负责这一重大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搞明白、弄清楚后，校领导才会决定是否投资。

清华大学对待《无问西东》的态度，代表了中国现阶段绝大部分高校对待拍电影的态度，而西工大《古路坝灯火》只是一个例外。

近期，赴上海电影集团洽谈电影《法门寺之侠女神器》的发行合作事项。期间，略游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对其两所电影学院印象深刻。这两所电影学院都是上海大学的二级学院，一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一为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前者为公办，后者为中外合作办学；前者的院长为陈凯歌，后者为贾樟柯。经过实地调查，深感前者生源好，管理规范，教学秩序井然，而后者则大门紧闭，门可罗雀，清冷寂寥。

导演当院长，并不新鲜，倘若只是挂名，那更简单，更无冲突。足见，上海大学领导观念之开明，之包容，之大胆。

提起陈凯歌，他最近的新片《妖猫传》票房不好，投资方赔了钱。关于这部电影，我分析了很多遍，中国人厌恶日本人，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就是日本鬼子 + 成人AV，谁也改变不了这种“刻板成见”。日本人写中国唐代故事也不行，中国人还是不买账。或许，日本人喜欢《妖猫传》。

陈凯歌曾抱怨中国观众太垃圾，素质低，不懂艺术。笔者以为，他的话太偏激，打击面太大，难道就他懂艺术吗？中国导演拍摄日本人的原著，而且是描写中国唐代历史的原著，还使用一帮日本演员，再给中国人看，整个项目从策划开始就有问题。请问陈凯歌，你应该懂中国历史尤其现代史的啊，你知道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吗，你难道不知道中日之世仇吗？能有5亿多票房，那都不错了，中国观众对你足够包容、宽宏的了，因为你毕竟是位著名导演，因为该片至少赞颂了中国大唐的繁华昌盛而非炫耀日本。换作其他导演，估计连一个亿都到不了。中国电影需要日本援助/支持吗，中国历史需要日本人来编写/演绎吗？陈导或许是因为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挂名院长后，自认为成为学者了，可以从学术层面探讨中日文化交流、全球化、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和合等课题了，但是，请注意，你的媒体/载体是一部商业电影，而非一本学术专著/一篇学术论文，你骨子里始终还是长于实务实践的导演，而非专心理论科研的学者。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具有多个学士、硕士、博士点，还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60余名教授、副教授，师资过半数为博士。不知学历仅为本科、整天忙于拍片的陈凯歌如何“导演”这些学者，这所学院？导不好，恐怕会沦为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那样的结局吧？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