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新磊

【摘要】诸多电影流露出对僵化的教育体制的叛逆乃至深恶痛绝，中外亦然。学校特别是中小学，被导演视为禁锢思想和束缚人性的场所，荧幕上的校长大都是古板与教条的化身，个别敢于革新的教师虽受学生拥戴，但终都失败。电影的反教育情结，虽与导演的个性与阅历密不可分，但西式现代教育规制的反人性取向的确弊端良多，备受诟病。艺术乃至教育均须直面人的天性，回归本真，这在全球化的后现代当下，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及。

【关键词】电影    反教育    本真     天性     全球化    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J9 &G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码】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支持项目（20150103081）。

【原发期刊】《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6期第17-23页，ISSN 1671-444X,CN 52-5025/J，0851-83621810。增加第二作者孙静（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讲师，博士）后发表于《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5页，ISSN 2095-770X, CN 61-1492/G4, 029-85370038。

【英文标题】Deeply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Roots and Sociological Reasons of Complex of Anti-education from Chinese and Foreign Films’ Directors

【Abstract】Many films abominate even revolt to rigi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both in China and in foreign. In history of film, element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often are viewed as a field that constrained ideas even human nature, whose presidents always are considered as avatar of old-fashioned and stubborn fellow. Although single teacher dare to renovate oldness and reverenced by students, he is doomed to fail finally. The complex of anti-education in films roots in the tendency and orientation of western modern educational rule and system that infringe the essences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with humanity, which is an irrefragable fact, despite director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life experience affecting it. Art and education must face humanity directly as well as return to each nature, but it is how difficult to actualize the goal in this postmodern time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Film, Anti-education, Essence, Nature, Postmodern, Globalization

教育，在中国，自古就是神圣的。儒家鼻祖孔子本就是一位教育家，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i] 汉语“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成为常用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贤达首开新学，迫使清政府改革教育，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终致中国教育发生从“以学为本”到“以教为本”的现代转捩。今日，我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 [ii] 均是以灌输为主的“教本位”，这与“教育”的古希腊文“Εκπαίδευση”之本原“引出、导出”格格不入。古希腊教育注重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本来潜在于学生身体和心灵内部的禀赋引发出来。从词源上看，“Εκπαίδευση”[iii] 一词的本原是内发，强调教育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把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自然素质自内而外引发出来，成为现实的有用状态。可悲的是，“二战”以来，欧美教育思想日益多元化，产业尤其商业倾向致其质量滑坡，灌输乃至违逆人性本真的做法屡禁不止，我国庠序辟雍遭殃更甚。

                                                                （一）

对教育的失望，对中小学教师的嘲讽，是中外诸多电影特别是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普遍情结。从Hollywood到Bollywood，从欧洲到亚洲，从中国这样的大国到伊朗这样的小国，导演们的文化虽有差异，但其反教育情绪却一以贯之，承前继后。在貌似滑稽的印度电影Three Idiots（《三傻大闹宝莱坞》）中，三个满怀梦想的青年，为了挣脱家长的摆布，大胆开拓，自主创业，片中不时流露出对填鸭式教育的挖苦，似乎顽固不化的家长正是这种失败教育的产物。在英国电影History Boys（《历史系男生》）中，老师被设计成一个肥胖、老气、又爱讥笑人的家伙，他常打学生的膝盖，讽刺学生前途暗淡，还居然与一位男生同性恋。这样一位形象龌龊、道德败坏的大学教师，即使在21世纪的英国，也是遭人唾弃的。在美国经典电影Dead Poets Society（《死亡诗社》/《春风化雨》）中，正是威尔顿学院的死板与泥古、僵化与教条断送了富有革新思想的新老师基廷的职业前途，毁灭了年轻人钟爱的“死亡诗社”，把具有戏剧表演天赋的尼尔逼上了自杀的绝路。该片在美国的巨大成功使全世界都在深思教育的本质，反思教育的本原，探讨究竟应如何当好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笔者曾给数届学生放映、剖析该片，时常以该片检讨自己的施教言行，自勉自省。比基廷幸运的是法国电影Les Choristes（《放牛班的春天》）里的助教克莱门特，他虽然任教于号称“水池底部”的三流学校，面对的是一群问题少年，但他的音乐才华很快就打开了学生们封闭的心扉，还意外收获了与学生皮埃尔之母的一段恋情。该片对法国基础教育的嘲讽是温情脉脉的，甚至带有唯美的意蕴，但从小演员那压抑许久、桀骜不驯的男高音中，受众亦然能感受到导演强烈的批判色彩。最令国人纠结的就是中国大陆电影《夏洛特烦恼》，有点音乐才华的高三男生夏洛在不堪忍受教语文的王老师的言语侮辱后，被迫反击，对老师拳脚相向，导演将其人生轨迹设计成“毅然放弃高考但日后却成为著名歌星名利双收比循规蹈矩的同学混得都好”[iv]显然是对中国教育尤其高考弊端的辛辣讽刺与无情揶揄。在该片导演心目中，老师会武术能打败流氓比能教好书更管用，更能赢得学生的心，这是一种生发于对教师身份与职业二度偏见的双重荒诞，尽管可以滋蘖强烈的喜剧性，却令每一位为人师表者尤其教育政策制定者哭笑不得，五味杂陈。

学校的保守，校长的顽固，学生的渴望，是电影展露反教育锋芒前必要的叙事预设，在这多重欲扬先抑之后，中国武侠电影中“侠”一般富有鼎新精神的教师才会登场，显然，女教师的侠骨柔情更具审美情韵。美国电影Mona Lisa Smile（《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侠女”便是一位美丽成熟的女人凯瑟琳，当然，她压力重重。她的学生，出身良好，大胆开放，甚至挑战老师。更糟糕的是，该学院怂恿学生找个好男人出嫁，并视之为育人的最终归宿，这让凯瑟琳的教学改革备受鄙夷，心灰意冷，几近绝望。要不是这时她迎来自己的白马王子，那她无疑会比基廷的结局更惨。该片像中国1980年代的电影《苗苗》一样，在教师的妥协与教育制度的强悍之间寻得平衡，实则还是反讽教育的失败。背离本原的教育是失败的，仅仅能把学生留住的教育就是成功的吗？显然不是。所以，与其说何群在《凤凰琴》、张艺谋在《一个都不能少》中寄予着改良中国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美好愿望，弗如说他们发出了一个饱受中国教育体制残戕的本土导演沉重的叹喟。难以根除的贫困，难以抗拒的城市化，这一切都不是农村学校学生流失的根本缘由，教育自身的沉疴与痼疾首当其冲，责无旁贷。这声沉重悠怨的叹息，依然回荡在《美丽的大脚》[v] 中，夏雨及其丈夫的慷慨资助如雨落黄沙，瞬间就被无数干燥的毛孔吸榨净光。城市依旧是城市，农村依旧是农村，二元对立丝毫不曾缓和，教育“僵尸”依然坚挺作祟，阴魂不散，难怪这么多导演的内心都涌动着叛逆与讥讽。

学校里的“侠”，虽然文质彬彬，却不软弱，这样才能在死水一样的教育体制里掀起丝丝微澜。美国电影Mr.Holland's Opus（《生命因你而动听》）中的霍兰德起初并不满足当一名音乐教师，但是，他的渊博与热情，渐渐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霍兰德告诉学生，音乐不只是乐谱上的音符，音乐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心中。时光流逝，霍兰德逐渐从一位文艺青年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艺术教育工作者。他的行为，影响了几百个学生的整整一生。他意识到，他曾帮助和教育过的学生们，才是他最大的成功，最成功的作品。每一个学生都是他作品上的一个音符，他们一起构成“霍兰大先生的交响乐”，而这乐章正是献给从事最高尚但却最容易被忽视的事业的人。该片是一部纪念伟大教师的乐章，但依旧在温情之余不忘讥讽美国在艺术教育方面的不足与纰漏。显然，艺术，是教育体制最忽略和轻视的环节，包括冯小刚、周星驰在内的很多中国导演均未受过高等教育，[vi]就连张艺谋也差点与北京电影学院失之交臂，其入学经历何其坎坷与惊险！从小学到高中，教师们普遍认为搞艺术是不务正业，是歪门邪道，是投机取巧，而艺术恰恰最能彰显人尤其青少年的天性，凸显教育之本原。所以，艺术教师在保守的学校便是鹤立鸡群，众矢之的，美、德合拍片Rock School（《摇滚学校》）中的杜威就是这样一个本该讲地理、数学却在黑板前大讲特讲重金属乐队的新锐老师。他自由散漫的生活态度、热情激昂的音乐天分、特立独行的思想很快感染了这些孩子，他们开始变得生气勃勃，开始具备独立意识，开始尝试不被学校鼓励的新事物，每个人都萌发出盛大灼热的梦想。不管他们最终能否走上艺术之路，实现自己的梦想，杜威老师都是他们一生不会忘记的人。

老师的恩惠，不光在于知识，还在于思想，只可惜既有知识又有思想的老师往往身处一个保守封闭的学校，悲剧由此酝酿开来。所以，韩国电影스승의 은혜（《老师的恩惠》）虽令人感到意外，但并不反感。老师错误的教育方法居然会让学生终生刻骨铭心，难以释怀，以至于在老师年老退休后还念念不忘，报复寻仇。这部恐怖片难免夸张，拔高生活，但其反应出的基础教育之普遍沉疴却在各国各地无处不在。试问，今日之中国，有几个老师能耐心倾听每个学生的心声，能经常无私地鼓励学生，褒奖孩子？中国人对于赞扬他人天生吝啬，似乎夸赞别人就是贬低自己，国人普遍相信长他人志气会灭自己威风，难怪《求求你，表扬我》[vii] 这样一部从名字看酷似道尽学生苦衷与心声实则与教育毫不相干的电影也会被中宣部、教育部面向全国中小学大力推广，视之为正确的教育理念向广大教师推介。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笔者时刻提醒自己切勿伤害任何一个学生的自尊，笃信“天生我材必有用”，[viii] 认同教育是直接面对良知的崇高事业，教师引领人的灵魂走向光明，教师实乃雕心师。所以，每每观摩郑克洪的影片《我的教师生涯》，笔者总能萌生无限的赞同与激动，但同时亦对该导演缺乏教育批判精神而扼腕。

                                                                （二）

社会对教师的尊重，不等于认同教育的体制，更不等于教育思想的完善。教师，古今中外，都是一个清贫的职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ix] 教师潜意识中的无私奉献与默默忍耐也是一种对教育制度的无言嘲讽。很多教师直到年老退休，依然难以放弃自己追求了一生的事业，戴茜就是如此，她发现自己的黑人司机霍克不识字，便教他写字、读书，而善良的霍克则一直陪伴在戴茜身边，充当她的司机、朋友、学生。美国电影Driving Miss Daisy（《为戴茜小姐开车》）在歌颂教师之余，依旧流露出对美国驳杂教育观尤其是掺揉了种族歧视的教育制度之辛辣嘲讽。这种讥讽，高明而入骨，发自内心，非迫于任何外因。相比之下，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的失学与无所事事，则更多与“文革”那个特定的时代纠结，令受众误以为似乎只有“文革”期间的教育才是失败的，是扭曲的，该片未能淋漓尽致展露批判教育之锋芒，症结正在于此。片中缺乏一个正面教师角色，夏雨的青春期性意识萌动因而匮缺伦理学厚重，流于生理皮相，而美国电影Pay It Forward（《让爱传出去》）里的老师尤金这一形象，则具备十分强大的社会伦理隐喻。阿琳和特维是一对生活拮据的母子，特维自幼丧父，阿琳为了儿子整天不知疲倦地工作，经常借酒消愁。一天，特维把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带回了家，母亲这才知道这是孩子的老师尤金布置的一个特殊的家庭作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特维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他深信善有善报。渐渐地，他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得到了别人的爱。作为母亲，阿琳是幸福的；作为孩子，特维是快乐的；作为老师，尤金是善良的。影片在细碎而坚韧的细节累积中，涌荡出震人心魄的人文观照和伦理力量。一个教师，一个孩子，都在努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使人性回归本原，国家的教育制度难道不应更多地承担和付出吗？影片的讽刺意义，正是来自这种巨大的悬殊与对比。

几乎无人嘲讽教师，即使像韩国电影짱 Zang（《麻辣教师》）里的鬼冢英吉那样不称职的老师，家长乃至社会都仅会认为那是一个另类、特别的老师，不会否认他是一个善良的老师。教师，在这个道德滑坡、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时代，几乎就是善良的守护神，良知的化身，何况教师还拥有知识和智慧。受众越是如此期待，导演就越深刻地反省教育，日本导演木下惠介的『二十四の瞳』（《二十四只眼睛》）里的孩子们越是爱戴他们的女老师大石久子，受众就越能强烈地感受到导演对“一战”后日本教育乃至整个国家的失望。孩子们、孩子们的孩子们，始终都只有这么一位教师，一位教师教了两三代人，谁能对这样的基础教育交口称赞、赞不绝口？于是，在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我们看到几代因教育失败而人生颓废的台湾移民，他们的生活失去目标，整天浑浑噩噩，胡作非为，成为真正的“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导演采用自传体讲故事，1960年代以来，在Jack Kerouac（凯鲁亚克，1922 - 1969）的影响下，海外华语导演普遍采用这种叙事范式。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这种以个人经验为题材的叙事，有自传的回顾与总结，随笔的轻盈与从容，日记的私密与幽暗，同时融合了小说(Novel)、自白(Confession)、剖析(Anatomy)和传奇(Romance)的特点，它可以将虚构的故事、随意的絮语、内心的独白自由组合，使得真实与虚构相互交织，善与恶相互转化，并将自己的叙述、言说、幻觉交织在一起，使一个原生态的自我彻底地展现出来。这种写作，是20世纪文学“向内转”之新举，杨德昌的这部电影也是这种典型的“内倾型”叙事影像。当然，该片对台湾社会思考之深广绝不局限于教育领域，但是，从台湾到大陆诸多中小学均将其作为反面教材给莘莘学子播映，这说明其中的教育价值不容小觑，至少导演对教育的失望与愤懑能令后辈诫勉，检视自己之短劣弊弱。这份独特的寓意，在法国新浪潮导演François Truffaut（特吕弗）的Les Quatre Cents Coups（《四百下》）[x]中，登峰造极。

《四百下》中的男孩Doinel，生活在一个压抑的家庭，继父与母亲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经常吵架，母亲还在偷男人。Doinel撒谎成性，经常逃学，还偷继父的打字机去卖，最终被送进少年管教所。影片在一种默默反抗家庭、学校、社会中渐臻高潮，必须释放这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导演选择了长镜头。采取长镜头之前的一个镜头是Doinel躲在桥下，见无人尾随，于是向画面深处跑出几步，然后向左拐。第一个长镜头长约82秒，Doinel从左面出画，跳轴，强调情绪的变化，中全景，然后一直跑，跑出少管所的范围，声音是同期跑步声，甚至都能感受到他的心跳。第二个长镜头，全景，Doinel从画面远处向镜头右边跑来，出画，这时背景音乐起，镜头开始向左摇，能听到沉闷的海浪声。当摄影机摇到海上的景色时，音乐骤大，着力抒情，照常理这时电影就可以结束了，但Camera还在向左摇，一直摇到岸边，出现Doinel的背影，刚才跑向镜头的Doinel继续从镜头近处向纵深跑去，这个运动方向的转变十分自然，而且美妙，此镜头大概50秒。影片最后一个长镜头，长达一分多钟，表现的还是奔跑，全景，Doinel从岸上下来，跑到海滩上，继续向画右跑去，镜头开始慢慢向右后方移动，且摇，Doinel跑向大海，在海水中横着向右走了几步，回头向镜头走来，画面推向并定格在他那双迷茫、忧郁的眼睛，特写，音乐、海浪声仍在继续，剧终。与其说该片的长镜头与场面调度十分精彩，使其在法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独树一帜，出类拔萃，弗如说导演特吕弗童年、少年时代的苦难包括他所接受的梦魇般沉重而残缺的教育使其对电影乃至社会有着完全啻于常人的独特见解，导演发自内心地蔑视庠律，痛恨序规，这正是他以一己之力抗争社会、挑战时代的“影侠”情结之根源。中外很多电影导演的意识深层，根本不认为正统教育能裨益人生，能催生艺术的灵感，恰恰相反，他们视学校为中世纪的教堂，视教师为毒害心灵的巫师，视课堂为扼杀天性的牢笼，视考试为乏味虚伪的仪式，难怪冯小刚的《一声叹息》、《没完没了》、《甲方乙方》等电影都编织了快步跑过大肆跨越师生众多的课堂这样的情节。即使在《唐山大地震》这样凝重悲怆的作品中，冯小刚也不忘设置研究生始乱终弃这样的情节，表达对高等教育的鄙夷，这固然与他当年的亲身经历有关，但他对近些年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抨击却值得首肯。在周星驰《逃学威龙》系列、王晶《逃学英雄传》、朱延平《逃学外传》等港台类型片中，化学老师非常健忘，学生大谈恋爱，厌学至极；教规繁多，严厉冷酷；学校被刻画得不近人情、阴森可怖，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导演的反教育情愫不言而喻。 

                                                              （三）

电影，是最接近人类灵魂的艺术，有时候单纯比复杂更能深入受众的心灵。伊朗导演مجید مجیدی（马吉德·马基迪）的代表作بچههای آسمان（《小鞋子》），运用的是最简单的影像，却依旧折射出对教育本质的深刻反思。

《小鞋子》的故事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三年级男孩阿里在为妹妹补鞋时，意外弄丢了鞋子，这对于一个极贫之家而言，无异于灾难。为了瞒着父母，兄妹俩商定轮流穿哥哥的破球鞋上学，每天，他俩奔跑于学校与家之间，其间饱受劳累以及校长的责罚。后来，阿里决定参加长跑赛，因为季军的奖品就是运动鞋。阿里在比赛中拼尽全力，结果一心想跑第三名的他却成了冠军，所有人都为他欢呼，只有他自己眼泪汪汪。阿里几乎崩溃，在他心中，他是失败者，他没有为妹妹赢来那双梦寐以求的鞋子。整部影片的情节就在两个孩子的奔跑中展开，虽然线头单一，但观众仍然被深深牵引，大家都为这两个懂事孩子坚守的心酸秘密是否会败露而担心，随之悲喜起伏。

导演马吉德·马吉迪正是用这种超乎寻常的单纯征服了观众。他用各种细节填充着这种单纯，表现了苦难，但没有一处直呼苦难，相反，导演总是在灰色中调和进亮色，这种亮色就是人性的光辉——善良、忍让、宽怀。伊朗导演的“零说教”令人折服，他们不但远离政治，而且远离意识形态，甚至远离道德清律，他们只深入人物内心，还他们一个简单、真实的本来世界。事实上，和每位伊朗人一样，伊朗导演们终生都背负着沉重的新月架，深缚于伊斯兰教戒律。该片导演对教育的嘲讽似乎只有校长这一可恶的角色，但即使在伊朗这样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度，即使在一所十分落后的乡村小学里，构建教育体制的那套黉门清规，如教师、教室、教材、教具、教案、年级、班级、专业、考试、学分、学位、毕业等仍无一缺损。教育的制度化比艺术尤其电影要成熟得多，坚固得多，这也正是80%的艺人投资教育哪怕是艺术类中等学校总是导致失败之深层文化心理。[xi]艺术尚变，教育憙滞，二者在骨子乃至基因里是龃龉的。阿里，一个瘦小的少年，默默地承受着伊朗强大而朽颓的教育制度之重覆，令人衋然，无比心酸。

这心酸，在另一位伊朗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的تخته سیاه: خانه‎（《黑板》）中的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令人泪奔。一群背着大黑板的教师流浪在荒原上，寻找愿付学费的学生。教师甲、乙脱离了大部队，各自独行。教师甲遇见在两伊边境走私的一群孩子，虽不认字，却又都不愿学习。教师甲锲而不舍地跟着这群孩子，甚至献出一半黑板给其捆扎货物，终使一个小孩接受他讲课。孩子们混在羊群里溜出边境，中途休息时，那个好学可爱的男孩中了冷枪，永远倒在了贫瘠的土地上。教师乙遇见一队迷途的伊拉克难民，他为其中一位病重的老者带路，还被迫与他那离婚有子的女儿结了婚。女人从不理睬教师乙，黑板对她来说只是晒衣架，教师乙很愤怒，女人第一次开口说了几句话。一家人藏在黑板下，躲避空袭，尔后，难民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二人离婚，黑板作为分割的财产，被女人背走，上面的“我爱你”三字清晰可辨。该片所寄予的不仅仅是对教育的嘲讽，这种来自战争深渊和人生低谷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精神力量。但是，导演偏偏选择两个教师无力的肩膀来扛承整个国家的苦难，民族的不幸，本身就包孕着无尽的心酸和刻骨的揶揄。

《黑板》的导演是一位年仅20岁的弱女子，以她如此短浅的人生阅历，为何能拍出如此老到凝练、饱含哲性的佳作？笔者以为，伊朗导演的信仰，是其艺术创作的哲学源泉。宗教本就是哲学，信仰浸淫在每个伊朗人的血脉中，是其生命不可替代的基因。基督教精神在西方崩溃后，如今恐怕只有在贫瘠的伊斯兰世界才能觅见无比虔诚的宗教情怀。[xii]

电影乃至所有艺术的终极追求在于回归人之本真，直面事实本身。[xiii] 艺术家只有视真善美为一种信仰，作品才会具有返璞归真、朴素无华的自然哲性，而这正是艺术哲学的终极意义。可悲的是，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却并非如此，而是一种被西方现代化扭曲的驳杂体系，始终在蒙蔽和扼杀我们的天性。因此，出色的导演总是在画里画外、台前幕后痛恨这种腐朽而顽固的“无物之阵”[xiv]。 在全球化的后现代，能恪遵教育以及艺术的本真，简直就是一种奢望。[xv]

【参考文献】

[1]《高等师范院校公共课教育学教材•教育学基础》，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2]《教育学原理》，[俄罗斯]弗·弗·克拉耶夫斯基[著]，张男星[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3]《教育社会学》，徐瑞、刘慧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3108114，2010-05-01。

[4]《教育社会学的前沿议题》，吴刚，上海教育出版社，ISBN 9787544431002，2011-07-01。

[5]《西方教育社会学近著导读》，朱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ISBN 9787509776599，2015-07-01。

[6]《教育功能的社会学研究》，张云霞，武汉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7080577，2011-06-01。

[7]《当代教育哲学的新进展·教育与正义：教育正义的哲学想象》，金生鈜，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ISBN 9787533459345，2012-12-01。

[8]《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史》，刘黎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ISBN 9787560995755，2014-04-01。

[9]《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高力、任晓楠，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10月版。

[10]《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伊朗]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著]，单万里、李洋、肖熹[译]，张献民[校]，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

[11]UNESCO, Education for All Monitoring Report 2008, Net Enrollment Rate in primary education

[12]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Basic Books, 1976)

[13]Ira Marvin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521-77933-2. 

[14]Yohanan Friedmann. Tolerance and coercion in Islam: interfaith relations in the Muslim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521-82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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