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磊攻读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研究计划之

                 初步构想

尊敬的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尊敬的导师：

您好！

若有幸负笈贵院，追随李玲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我将备感荣幸，格外珍惜，勤奋钻研，博览深思。

读博期间，我将润色业已完成的四部书稿，于入学前后出版99万字的《影视重大诉讼与复杂纠纷》，第一学年出版《电视诞生史津逮》，第二学年推出《北京东北八万米》。至于《“对农传播”讨诘》，若条件成熟，亦可付梓。同时，每学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3篇，积极参加一些高品位的学术会议。

对于尤为关键的博士论文，结合我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背景，初步设想围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电视之关系研究”这一课题（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中国当代文学与电视两个子课题）溯根辨流，穷委竟源。

肇始于“五四”的新文学，提出了异质于古近的崭新文学理论，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天地。那时，电影刚传入中国，尚未形成民族特色与美学理论。历史昭示，中国早期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和承袭文学的经典母题与叙事范式，其创作主体首先是成功的现代小说家，如田汉、夏衍、洪深、袁牧之等。在文坛的名声，是早期电影人创业立命的原始资本。参照作家的稿酬制度支付演职员报酬，是早期电影界的惯例，编剧从不低于主演与导演，以商务印书馆影戏部为最。扎实的文学修辞是中国电影语言走向成熟的基石，这从蔡楚生、天一公司及《难夫难妻》、《庄子试妻》、《阎瑞生》、《弃妇》等早期电影文本，可见大略。幼年电影的美学价值，主要不是视听语言，而是主题与故事，特别是其与当下民族矛盾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电影公司与社团，只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联”、南国社等重要文学社团的附庸，其宗旨、建制、人事、经费与活动均无法摆脱中国现代文学而自行其事。左翼电影运动与国防电影运动，显然只是左翼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影从与附会。可以说，1978年以前，就连电影的审美标准与批评方法，都得沿用当时文学的权威话语。

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必然具有自己的话语与诉求。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经历了近二十年磨练的中国电影，开始对文学尤其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些许影响。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具有鲜明的电影意识，其动机、场景、节奏、视角尤其“意识流”均深受彼时映于上海租界的大量好莱坞默片之浸染。张爱玲、张恨水的审美趣味，显然与上海、广州市民阶层逐电影之新、猎电影之艳不无关联。“租界”与国统区读者的文学鉴赏与接受逐渐电影化。冯雪峰、郭沫若、胡风、周扬等理论大家，自1930s起来，逐渐视电影为一种文艺现象而予以关注。就连毛泽东也要拿一部新生的电影（《武训传》）而非俯拾可及的长篇小说开刀，巩固自己的话语霸权，推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电影抢夺了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受众。电影已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建构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并脱离文学的遮蔽，并反过来影响文学。至此，二者不仅龃龉抵牾，且成互促相济。

发轫于1950s的中国电视，从一开始却未受多少文学的影响。电视在中国的真正勃兴，始于“文革”后的七十年代。“伤痕文学”、“朦胧诗”与革命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与流派，均在电视中难觅投影，这源于电视与电影的本质差异。电视的本质属性，首为媒介，次为艺术，而电影正好相反。当然，以电视剧为代表的电视艺术不可能抛弃文学性，从《一口菜饼子》、《敌营十八年》到《渴望》、《编辑部里的故事》，电视剧的编剧与叙事显然具有不小的文学因素，但这与当年的电影有程度和模式两方面的差异。

逐一探究鲁迅、茅盾、巴金、丁玲、老舍、王蒙、莫言、贾平凹、池莉、苏童、石钟山、毕淑敏等十多位被备受影视改编关注的作家，分析其叙事共性与人物常态，就会发现影视改编在遴选作家与文本方面的规律。绝非著名的作家、出名的小说就一定会被影视青睐。中国电影史、中国电视剧史清晰地表明，严肃文学远没有武侠、公案、侦探、言情等通俗文学更易进入影视，港台尤甚。《白鹿原》的十三次改编流产，就是佐证。对比四大古典名著的文学文本与不同版本的影视文本，便知影视改编具有貌合性、抒意性、局凸性、再释性诸多禁限，总是要彰显冲突、动作、群乱、色彩、光影、身体、肉欲七项，依循并屈从于影视的制作特性与成本核算，这两种文本截然不同，不可互替。文学文本对现实的批判色彩，远没有其中的娱乐因子与消遣元素受影视关注。影视台词与对白，少而精，?乏小说语言描写之三昧。心理描写、肖像描写、小人物、伏笔、留白、隐喻性，均为影视改编所力避。文学修辞之于影视，况味陡变，堪若二质。文学创作是“一个人”的事，要的就是“这一个”，重典型，求异；影视制作是“一群人”的事，怕的就是“这一个”，注重迎合，求同。在鉴赏与接受方面，文学与影视也差异迥然。“作家电影”、“诗电影”、“电影散文化”、“电视文学”，从来都不是影视艺术的主流，势弱言微，中外亦然，且争议频仍。

研究孙瑜、王朔、海男、杨争光、王兴东等文学成就平平但影视情结根深蒂固的作家，便可窥文学边缘化之一斑。1978年以来的文学与电影、电视剧，形成了此消彼长的错综。在追随影视而语言狂飙与心灵牧野的征途中，文学迷失了自我，在大众文化的荒原与文化研究的沙漠，找不到回家的路。这种无枝可依、无可栖居的窘境，至全球化的今天而登峰造极。时下，没有被影视强暴的小说，乏人问津；没有曝光于屏幕的作家，无人知晓。“被改编率”、“触电率”已成为当代作家评论的重要指标。文学，在影视乃至传媒的拖曳下，已“误入藕花深处”，“乱花渐欲迷人眼”。当下的文学，已丧失与影视同构的资格，而是受制于影视，委身于影视，这令人心痛，很不应该。

至此，仍然不够，必须关注“研究的研究”。1950s以前的文学史，始于诗歌，小说为重头，收于散文，最多至戏剧。新文学史研究的奠基人王瑶、执当代文艺理论之牛耳的童庆炳绝对不会谈及影视，以陆梅林、陈涌为代表的“唯物派”与以王元骧、朱立元为代表的“实践派”所勾勒的文学史，也不屑于谈起影视。直到董学文、鲁枢元、曾繁仁等宏观文艺学与生态文学始作俑者，才关注起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直至文学与媒介。1970s，后现代主义走向纵深，消费时代来临，大众文化勃兴，文化研究成为显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盛行，文艺学的边界日益模糊，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陷入学科危机，文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动摇。统摄全局的唯一关键词“现代性”，出现了歧义与多义。有学者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应“去政治化”、“去功能化”，也有人担忧转型导致断裂。而且，自“五四”至今，文学理论的“他者化”色彩强烈，短短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六十年的当代文学，却总是追随西方，亦步亦趋，我们何以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以何哲学基础与学术视野重写文学史？如果文学在后现代语境失落，那么，首先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失语，其次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躁动与喧哗，再次是文学理论出现斑驳与芜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以影视为主的传媒之作祟。电影、电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颠覆性和毁灭性。因此，本课题必须关注张颐武、王岳川、金元浦、陶东风、陈思和、南帆等一批活跃于当代思想界的文艺学家为什么那么倾心于研究影视，如何研究，有何论说，得失如何。相应地，还需遴选程季华、钟惦?、李少白三位中国电影美学的关键奠基人和黄会林、曾庆瑞、高鑫三位代表性中国电视美学家，解剖“麻雀”，揭他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出身之“老底”，放大他们背叛文学的心路历程，追究文学性在影视学学科规范与学术秩序中的成因、动因与变因。学术史观照与思想史问询，将使本研究摇曳多姿，意味深长。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应打通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电影史、中国电视史，运用文艺理论、电影美学、电视艺术哲学的秉性与特质，贯通社会、作家、作品、受众而展开四维透视，走向历史的深处，揭示问题的深广，在复杂性上做足文章。本研究不应是描述式的，而应充分占有史料，以批评见长。本研究当然要着力于话语分析，但更要细致解读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进行令人信服的语言分析。本研究不能拘泥于文学史、艺术史视阈，而应在文艺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与美学的交叉与渗透中洞灼真谛，在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对比、电影与电视之比较中探询微妙。这个课题，不是基础研究，而是应用性的，形而下的，应凸显其学术效用。可以预见，该课题将令拥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耳目一新，豁然开亮；将为根浅基薄的影视研究固本正源，引来活水。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方国际化的学术热土，这里能及时捕捉到中国学甚或汉学的动态与前沿，我对西方学者如何看待这一课题很有兴趣。若能在读博期间获取此类咨讯，定会完善与丰赡我的研究。

我将穷三年之力，治世用之学，书三十万言，求真知新见。敬请贵院与导师匡扶指正，不吝赐教。

祝事业发达，健康快乐！

                                                                                                     二○○九年三月廿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