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随想

       ——在西北师大文学院的讲座 

                                                     张存学 

在当下，有这么几个层面上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是文学写作普遍地平面化，所谓平面化就是与生活现象平行的写作，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停留在对生活现象的复制上，作家无力穿透这种现象而达于艺术所要求的深度中去。这类作品还有一个特点是操作性强，工匠的痕迹重，也就是说，操作性和工匠的痕迹大于作家生命本真性艺术写作完成。

第二个层面上的事实是一些有才气的青年作家，特别是八０后的作家尽管在才气上，在叙述上少了意识性的负担，创作呈现着自觉的纯粹感，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注重文本自身的艺术性，更注重小说的纯粹性，但另一方面，他们过于看重自身的这种优势，而且看重这种优势是在相对于僵化的写作而显现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过于看重或过于挥洒这种优势又形成了一种局限，一种限定，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这种满足阻碍了他们向更高目标前行的步伐，或者说，他们与前一种情形有一种共同点，就是无力向更高的艺术目标前进。穿透力量不足，精神蓄养的不充分是其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层面的事实是，许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红火的作家在当今或者沉寂下来，或者还在写，不管是写者还是沉寂者，他们大致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大多都无法摆脱在他们身上形成的意识惯性，也就是说，他们无论如何困惑都无法冲出他们既定的世界。说到这里，我想说的是，当今的文学创作最致命的也是这一点，所谓致命，就是被长期形成的价值所左右，或者说，这类作家一生都在价值的世界里打转，离开了价值就无法存活。价值就是把一切都对象化，包括把精神也对象化，在对象化的过程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观点、道路和方向。这类一生都离不开价值的写作者他们即使困惑、撕裂和否定自己，也是在价值的层面上进行的，他们无非是从一种价值面上挣扎或跳到另一个价值面上，最终，他们还是无力达到生命本然的绽放中。

对第三个层面的事实还可以展开来说，当下的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求文学要有所承担，所谓承担就是要文学承担各种社会功能，比如承担对社会的道德垂范作用，承担鞭挞社会丑恶面的责任，承担提示历史事实和给人以精神力量的作用等等。这种文学被功能化的声音一直存在，在当今，这种声音甚至越来越普遍。如果一个真正的写作者突然面临这种声音时，他会感到这是一种奇怪的声音。文学具有社会功能，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不能将文学与社会功能等同起来。如果一个作家从一开始就为了社会功能而写作，那么，他基本上是宣讲者，而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者。文学所包含的精神内涵要比所谓的社会功能大得多，深厚得多。即使它有社会性的功能也是在精神和艺术基本呈现的基础上显现的。

谈了以上几个层面的事实，对西部文学才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

西部文学这个概念很早就提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评论家曾不断地阐释什么是西部文学。这些阐释大部分都是以排他法来认定西部文学的独特性的。我在这里不过多地去说这些阐释的是与非。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评论家所认定的西部文学这个概念依然具有可言说性。究其原因，西部文学所呈现的景观的确存在着独特性，它所展现的世界中的确具有让中国当代文学值得去思，去想，去观照的东西。

从另外的角度看西部的文学（我在这里姑且不说西部文学，而是说西部的文学），从中国的东部看西部文学，还可以把圈子放得更大一些，从世界文学看中国西部的文学，西部的文学的确有着它自己的独特性。

那么，这种独特性又是什么？它独特在哪里？

以文学呈现的面貌来从地域来进行划界的话，我在这里姑且将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青海、内蒙古、西藏划在西部的范围之内。这些省份所形成的版图占去了中国大半的版图，在地域上讲，这是一个广阔的世界。而就将这几个省份划在文学意义上的西部也是从总的轮廓上来划分的。从文学的精神气质上讲，这个地域的文学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文学更多地显现着人的状态的苦涩感。这个地域一般地说是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宁夏西海固地区。这个地区的生活的人一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生存？而且这个问题的提出首先是以自然条件险恶和土地贫瘠作为前提的，因此，如何生存的问题成为这个地域人们的最大的问题时，人们在精神上的苦难感一直持续。生存的艰难使得人们将生存能力和生存技巧看成是第一位的。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时时以人的内尺度和道德尺度来进行调节，但人的生存意识被迫放大时，人之间的险恶也就显现出。会宁的一个朋友讲过这样一种现象，当牲口拉下一泡粪时，几个人会同时去抢，你抢不到就意味着你没有得到这泡粪。人性之恶和人性之善在这种情况下都不重要了。因此，当我在这里讲这个地域的生存的艰难，人们的困苦时，绝没有在颂扬的层面上讲，没有在主观的所谓的同情和俯视的姿态中讲，我讲的是真实的状态。

生存险恶和生存困苦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荒凉感，是精神上的苦涩感。生存问题被放在第一位时，人的生命层面就变得苍白而苦涩。这是事实。不要美化当今仍在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不要将他们看成是坚韧、顽强的精神的体现者。他们与上升到所谓的人的美好品格中的坚韧顽强没有关系。他们在生命层面是苦涩的。生存条件的凶险和生命层面上的苦涩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从这样的地域中逃离。粮够吃了，有水了，房子也不断地翻新，但还是要逃走。我老家的整个村子的年轻人没有一个爱种地的。一方面种地的成本大而收入少，另一方面还是种地本身这种私民社会的形式在精神上绝对抵抗不了现在的现代化精神诱惑。会宁之所以每年都有许多学生考入大学，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离开农村。

当逃离者逃离成功身处在大城市中时，于安闲中有时会回想起家乡劳作的人们，想起父母辛苦的身影，于是会回味父母的坚韧、沉默和顽强的品格，然后进行赞颂。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小情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再现。这种思维就是以主体性为前提的对人对物的判断和想象。所谓主体性，就是将作为自身的人放在了一切都朝“我”壅积，一切都成为“我”认识和把捉的对象，而且是被选择的对象，可以理解的对象。自我在这种状态中被无限放大。对农村的关注和回头看待都是出自“我”的想当然而进行的。在这种认识和关注下，故乡的父老乡亲被无限美化，高尚化，道德化。

在西部农村，人与大地的关系可能是最密切的，在西部农村人的身上存在着真正大地的意味。也就是说，在西部人身上除了具有因生存而积淀的恶的一面，苍白的一面外，还存在着大地的意味，那些沉默劳作的人，那些持守命运限度而安心接受大地给予的人是大地的体现者，他们能够与大地真正契合，他们在安身立命中清楚自己的边界。

如果在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层上讲，西部农村更能体现宗法社会的一些特征，讲人情，讲宗族谱系的地位，讲内圣外王。如果一个在外工作的人回到故乡时，他首先面临的是他被怎样的眼光看待和审视。所谓耕读人家，耕与读的关系是耕为了读，读为了做官，在过去评判一个读书者是否成功是看他做了没有做成官，现在，成功的标志除了做官还有挣多少钱，至于读书者他个人的内在的自由感和在生命层面上的精神追求都不在这些看待和审视的范围之内。如果你不成功，不管你在精神上有着多么丰富的追求都会被看低或忽略。以功名和财富来要求人，以宗族谱系来定人的位置，这是西部农村乃至于中国农村现今仍普遍的现象。

西部文学在表现这个领域中的生活时，苦涩感是基本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是人的挣扎、苦熬和逃离以及无奈。大量的西部文学都是这个层面上的写作。这一类小说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们所显现的生活具有厚重感和沉重感，但当小说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时，问题会随之而来，作为写作者，如何更能清晰地看清苦难中人的状态，也就是说，作为写作者怎样才能使自己安身立命，安顿自己的命运的同时更准确地把握生活的真相是写作者最主要的任务。所以，在后一种要求上说，不能过高地估计西部文学，特别不能过高地估计当下的西部文学。

西部地域中的另一种写作是流寓性的写作，这种写作者大部分都是外省人由于种种原因而生活在西部，并在西部写作。这类作家或诗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异质性使他们更能看到西部风貌、精神气质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在一种固有的参照下更能体会到西部人生活的风貌，同时，西部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又改变着他们，像昌耀，张贤亮，老乡，邵振国，沈苇等。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生活在西部本地的作家因为身处自己的土地上，对于自身的生活可能没有外省籍作家们那样敏锐，但外省籍作家和诗人同时又很难在根上融入到西部的生活中去，不管他们在西部生活多少年，他们对于西部大地人们的根性仍然是相隔的。我自己出生在甘南，在甘南生活了二十多年，算是一个甘南人，而且藏族人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元丹才让，但当我以文学的形式来写藏族人时，我始终都无法写下去，因为在根性，在血液中，在气质上我依然与藏族人是相隔的。

流寓性的作家在西部生活的过程中无疑会受到西部各个层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自然、人们的生活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流寓性作家们自身的经历也对他们的精神产生影响，这些经历不管是苦难的、凶险的，还是诗意的都会对他们精神品质再塑产生作用。

我个人深切的体会是，我本身是一个甘肃人，而且生长在甘南，甘南藏族人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我已走出甘南藏区二十多年了，但我仍在不断地回想我在甘南受到怎样的影响，我在甘南生活期间我如何被塑造，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对于这个问题，很难从理性上、逻辑推理上、意识上去把握。

有一个藏族诗人对我影响深远，这个诗人就是丹真贡布。我知道他时是在中学里，那时候他是我同学道吉坚赞的父亲，道吉坚赞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他父亲。我在那个时候知道他是从别的同学那里知道的，别的同学在说丹真贡布时，说得极其神秘，说丹真贡布是一个诗人，那时我对诗人感觉是非常遥远的。

丹真贡布我其实接触得并不多，他宽容、谦虚，却又显得高贵。在他面前，你感觉到他宽广、温暖，没有什么价值、意志、评判之类的局限，也就是说，所谓标准性的、观点性的东西在他那里并不显现。多年来，我能感觉到他的深厚，而他的深厚和宽广我想只能来自于神性。如果他活着，他自己或许不谈神，不谈他精神宽广的来源，这也恰恰说明他来自于一个神性的大地。我在这里说的神性与宗教意义上的神性无关。

甘南藏区是藏传佛教比较兴盛的地方，格鲁派六大寺院中，拉卜楞的学术氛围和学术传承是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寺院，作为宗教的藏传佛教它有严格的定戒慧佛法传承仪规，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不断发展佛教的同时，也给予这个地域神性感。

如何理解神性对于没有神性背景的民族，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来说是艰难的，对于一直浸泡在价值观点之类中的人来说也是艰难的。当我在这里说，我们从小到大脑子里形成的思维模式是不可靠的，甚至会阻碍我们切入到事物的真相中去时，你们也许会感到意外，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在这里说我们所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时，你们也许也会感到意外，那么，在这里，一提到神就会涉及到宗教中的神，民间所谓的神，比如土地爷，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

关于神，我在这里只说两点，一是苏格拉底在临死前对人说，他对他从事的事情，思的事情并不感受后悔，同样，他对他的死也不畏惧，因为他知道是神让他这样的，是神让他进行思的事情的，也是神让他赴向肉体的死亡的。他一生只是神语的道说者，或者说，他只是神语的通过者。第二，如果真正了解了藏传佛教，就会明白，佛教要做的事情是要人们不断解构、消解自己心中的遮蔽的东西，做这些事要经过知识的积累，用知识来打破认识的障碍，使人达到人最初的纯净与自由中去。而要达到真正的自由时，就与神共在。这种神不是控制人精神的神，也不是最高理念的体现者，它无所不在。

在一个有神性的地方，神性让予人一定的限度，人并不是无所不能者，人有其限度，有其边界。人精神上的自由是通过与神的默契才能得到保证。所谓默契，就是在神面前人自身的独立得到确立，也就是说，孤独得到确立，而孤独就是自由，人在孤独中可以延伸自己精神的向度。而上面说的人在神面前的有限性是讲的是人在神面前并不存在主体性。近代以来的主体性无限扩张了人的主宰力，无限夸大了人的能力，结果造成了人反而被主体所造就的世界所俘获，所摆置。人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自由。

谈甘南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谈西部文学地域意义上的第三个层面，就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学的层面。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以汉文的形式来完成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以汉文作为表达形式进行创作时无疑会受到汉语的影响。我的同学也是作家道吉坚赞曾对我说过：“你们汉人道德上的那一套是你们汉人的事，我们根本就没有你们的那些东西。”不管怎么说，当西部的少数民族在用汉文写作时，或多或少地也就会受到汉文中不纯粹的方面的影响。尽管如此，西部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还是有着自己的特性的。

就是说，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一种神性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的写作不管程度如何，它们都自觉遵从创作的纯粹性和庄严感。少数民族作家更多地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一种神圣的心灵的事情，是一种在宁静之中深达自由的事情。这一点，从甘南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情况能够看出来。

以上说的西部文学地域意义上的三个层面其实也就是要还原两个方面的真实面貌，一是还原生活意义上的西部是怎样的，二是还原西部文学的真实性。

总的来说，西部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方。对西部人真实的面貌不要过分地拔高。汉族聚集的地方一方面在生活层面上具有许多恶的东西，诸如狭隘、狡黠、奴性十足等，另一方面，在生命层面上也有着与大地相融的宽容、谦虚和持守自身尺度的命运感。在文学创作上，作家们将写作一般都上升到了庄重的层面上，把写作当作成为一种严肃的、精神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道说西部人生存层面上的艰难，同时呈现精神方面的苦难，并有意或无意地承担着对这种苦难感的揭示的责任。最后，又有神性为背景的写作。

但要进一步认清西部文学，还得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西部文学虽然呈现着厚重、严肃的面貌，作家们普遍有一种自觉的担负感，但创作理念大部分是惯性的，传统的，所谓传统，就是持守某种理念而进行的创作，或者是在某种理念的支撑下的进行的创作。这不仅仅是西部作家的问题，同时也是全国作家的问题。但在西部作家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

二是西部文学在当下有被东部文学话语误读的倾向。当下的文学的话语主导权在东部，这里说的东部指北京、上海等为主的地域。西部在文学的话语权上声音微弱。东部的文学话语除了关注西部的一些名家外，对其他作家的创作基本上以忽略的态度来对待。但当东部的文学话语权掌握者厌倦或者看东部创作普遍无力时，他们就会将目光转向西部。对西部文学的认识一方面有其切入真相的方面，但也有以自己的理念，从自己对文学评判的套路，自己对文学远景想当然的看法来套西部文学的现象。他们首先将西部文学对象化，然后以可理解性——自己的可理解性来想当然地理解西部文学。在这种理解下，西部文学呈现这样的面貌：西部文学具有宗教情怀，具有精神重构的希望。他们这样理解西部文学存在着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就是认为现在存在着普遍的信仰缺失的问题，而西部作家的作品中有对人的最高理想的坚守。什么是最高理想，其实就是一种最高理念，这种理念是外在的，至高无上的，它既是终极的也是普适的，同时是诗意的，不可辩驳的。谈到这里，其实许多人都具有这种情怀，在批判当下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都是以此为参照的，在看待文学时也是以此作为参照的。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虚假的情怀，一种仍然以人为主体的、奴化的情怀。至高无上的理念其实与宗教意义上的上帝统摄一切是一致的。中世纪的上帝就是最高理念的化身，这个理念化的上帝统治人，人的一切都服从上帝的安排，人在根本上是不自由的。

借用外在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有时能使自己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这其实也是拉开距离看自己，从不同角度看自己。比如像帕慕克认识伊斯坦布尔，帕慕克身在伊斯坦布尔，但他认识伊斯坦布尔还是借用了外国人的眼光。外国人看伊斯坦布尔有许多不确切之处，但从这些看法中，真实的伊斯坦布尔就逐渐地呈现出来。我们身在西部，需要借用外部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这样也就更能清楚地看清自己。但是，一味地将东部的对西部文学的评判当作神圣的、权威的看法时，我们自身就会陷入到迷乱中去。

更可怕的是，为了迎合东部的口味和对文学看待的套路而有意张扬适合东部眼光的东西。比如，张扬说西部是一个普遍有信仰的地方，是一个在精神上高于东部的地方等等。

不管东部以先入为主的眼光看待西部文学也好，还是西部的人为了迎合东部的口味而张扬所谓的精神信仰也好，其实都对西部文学的一种虚假言说。那么，在这里要思索的是真实的西部和真实的西部文学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是在前面对西部文学阐释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追问。

西部有宗教，这是事实。宗教信仰主要在少数民族中间，而且，不同的民族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甚至有着很大的差别。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就有很大的区别。与此同时，西部大部分的汉族人以及流寓到西部的外省人与东部的汉族人一样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在说明这一点的同时，还要将宗教信仰控制人的现象与人通过信仰的途径达到自由境地的情况区分开来。还要将西部文学中趋向最高理念和对人自身限度的触摸以及对人自身安身立命的抒写区分开来。今天，在重读昌耀时就会发现，昌耀在高扬人的高贵感的同时也在趋向一个至高的理念，这个理念是无形的、高悬于人之上的。这恰恰是昌耀的问题所在。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西部的认识还停留在浅层次上，包括我们在西部的人。当代人包括在西部的人都受到了长期传统的、外来与本土相糅的观念的熏染，传统是家国天下，外圣内王的儒家意识和讲道理处世方式，而外来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传统与外来的相糅杂形成了似是而非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主导下，真实的西部一直被遮蔽。西部是一片广阔的领域，它在精神扩展上有着多种源头，这些源头性的、根性的脉络在今天仍在呈现，它们呈现在民间、山野和被遗忘的地方。农村中一个老年的妇女身上或许存在着大地本原性的生命感，几句“花儿”或许传达着西部人最根性的东西，西部不是一个由单一精神传承所能全部延伸的地方，各民族、多地域最原始的风情、咏唱包含着人本然状态的痕迹。在这里还可以这样说，我前面对西部概括性的叙述远远达不到对西部风貌的揭示。我想，我在这里只是以真实的眼光看待西部，在这种看待中，我力求抛却先入为主的观念性东西，真正切身到西部中，切身到西部精神性源头中。考量西部文学时，我不得不说，西部文学的主流仍在旧的、传统的理念主导下前行，尽管如此，西部文学已经有了纯粹写作的倾向。但总体上来说，这种倾向带有很大的不自觉性。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包括西部文学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这样思考时其实也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学的艰难之处。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写作就是把内心的自省转化为文字，就是退隐到自己的世界并研究自己进入这个世界，就是耐心地、执着地、且快乐地做这件事。”

里尔克说：写作就是从内心出发，听从内心的召唤。

２００９年我在北京呆了四个月，听了一些著名评论家的讲课，这些讲课一直在讲文学，讲对文学创作的看法等，第一种情况是拿国外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如有评论家认为国外的理论在讲人的绝境，认为当代人处在精神的绝境之中，然后拿这种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创作，他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其次是对文学创作制定一些标准，认为文学应该有重建精神信仰的责任，有启蒙的责任，有温暖人心的责任等。再次是从诸多文学作品中归纳出评论者所认可的道理，并以这些道理反过来要求文学创作。这些都与文学创作无关。还有些评论家从民俗学，从道德，从历史学的角度要求文学创作，这些都与文学创作无关。

文学创作是从内心出发的，而且，是从自省出发的。自省也就是不断地怀疑、追问和寻求的过程，是不断揭去意识和心灵中的遮蔽物的过程。所谓遮蔽物就是观念、价值感等。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鸿篇巨制，但其中作为支撑的是作家本人对内心的不断拷问和寻求，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入世界。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其实就是他个人不断自省的过程，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哥萨克》就已定下了他这种追寻的基调。

《红楼梦》展现的世界其实是作家自己不断自省后走入世界的结果，曹雪芹如果对自己没有深刻的追问和反省他就不会创作出《红楼梦》。

从内心出发进行写作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异常艰难。在当代，从内心出发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破除对价值的顽固依赖，从价值出发的思考、写作是受限制的行为，也就是说，从认定的一种观点延伸到另一种观点，这种过程有时是隐蔽的，不显露的，但其实依然顽固地附着在价值理念上。这种思考和写作总是囿于狭窄和呆板的范围内，它远离人的真相，事物的真相，也远离生命的鲜活、深厚和广阔感。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处于艰难的境地中，最基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原因。

在对内的不断勘察、反省中，写作者进入世界才会丰富、多层次，才有真正的文学意味。而反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具备不具备反省、勘察的能力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不是说你想反省就能够反省，反省是痛苦的过程，也是不断要借助各种力量、各种知识进行的事情。

西部是有根性的地方，是有精神源头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具有向神靠近的可能。认识这种真相是我们西部作家要做的事情。在沉静中倾听，在沉静中深入，在沉静中思我们能达到的境地。只有这样，西部才能在破除地域或者地方性的局限而达到人类面临的最基本的精神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