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大学里教了多年书，好歹也是个副教授，现在又在读博士，按照一般人的看法，至少应该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吧！但我自己对此却没有任何自信。

什么是知识分子？在今天的汉语知识界中，“知识分子”是一个时髦的语词，也是一个模糊的语词，学者们往往在极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之。普通的用法仍然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受过专业技能训练的脑力劳动者，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在这种意义上，我当然应该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但现在有很多人对这种知识分子定义表示不满。因为根据这种定义，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是知识分子，著述等身的大教授也是知识分子；顾准、王元化是知识分子，郭沫若、柯云路也是知识分子；一介布衣、无权无势可以是知识分子，而手握权柄、呼风唤雨也可以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太模糊了，难以令人满意。在另一种意义上，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种知识分子概念比较狭窄，也比较苛刻，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它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的良心，智慧的化身，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根据这种定义，不但我这样的平庸之辈算不上知识分子，恐怕许多声名显赫的大学者、大教授也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而已。那么在茫茫的中国大地上，究竟谁是知识分子呢？

我目前倾向于还是在普通的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一词，这样既便于大众理解，又不致于得罪人，而且还有助于理解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基本上都是在普通意义上理解知识分子概念的。至于第二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换一种叫法，比如叫“智识分子”或“精英分子”什么的。但所谓智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往往是比较怪异的，不合群的，因而经常被视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生存受到很大限制，有时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尽管从长期来看，这些人对社会是不可缺少的，但就目前而言，他们的存在令许多人不快。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希望智识分子的数量多一些，然而在当前的中国现实中，我更关心普通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他们的生活和我们民族的其他分子并无根本不同。人们可以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合情合理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有更高的自我期许，以便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然而，且不说千百年来的历史重负所造成的伤害，单说这五十年来的风雨沧桑，谁又能说尽其中的悲凉？

二、改造与转向

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其表现与此前迥然不同？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性的转向，不但表现在外在的政治行为上，而且表现在内在的思想学问上；不但表现在人文科学家身上，而且表现在自然科学家身上；不但表现在普通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表现在一流知识分子身上。从话语到行为、从个人到群体、从思想到信仰，如此彻底决绝的转变，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转变的是非好坏且不论，我要问的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弄清这一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许多当事人仍在逃避责任。但我认为情况正在好转，历史的真相正在显露，受到伤害的正义和良知正在恢复其固有的生气，曾经失落的理性精神正在回归之中。学术界在争论冯友兰先生是否曾“失落自我”后又“回归自我”，这一争论的意义是重大的。如果冯友兰确曾失去了自我，那么我们有理由追问这对一个哲学家是如何可能的。一个哲学家不能保持自我，失去了清醒的自我意识，他还是一个哲学家吗？而冯友兰先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哲学家，说他失去了自我意识而又没有发疯，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冯友兰先生没有发疯，那么怎么理解他的那些低水平的文字呢？难道都是在压力下写的吗？这压力真的有那么大么？你不可以不写么？也许那年头真的就那么专制，你固然没有写你想写的东西的自由，也没有写你不想写的东西的自由。但在我看来，即使是在绝对的专制底下，人仍然有自由的余地，仍然有自我承担的必要。流行的哲学教科书过分强调外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作用，消解了人的自由意志，使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过去负责，这是不对的。话又说回来，冯友兰先生的问题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曾面临和冯友兰先生同样的困境。即使是今天，我们有时也得写一些我们不想写的东西，说一些我们不想说的话。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针对知识分子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这场运动旨在对出身不好又受过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前后持续一年多时间，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先后卷入其中。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精心策划和领导下，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被改造了过来，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大量的自我批评文章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学者们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进行了总的清算。他们“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的“崇美思想”、“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反动买办思想”、“剥削思想”，检查自己的“清高思想”、“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等等。他们按照所学文件的精神检讨反省自己，大量地重复使用着政治性色彩很强的官方语言。他们用这种语言去批判别人或批判自己，去参加日常的政治学习或讨论，并进而去进行日常的思维与交流，去改变原来业已形成或确立的思维话语，从而也整个的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面貌。同时，这些著名学人的自我批判，参与了在公众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勾画。昔日的大师们自己承认也有这么多的龌龊思想，也需要“脱裤子，割尾巴”，等于在光天化日下自我羞辱，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实际上都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堕落的历史行程。

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有胡风等人秉承着五四精神所进行的反抗，却无法扭转大局。他们是少数者，少数人追求自由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显得悲壮而无助。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政治强权，还有失去气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群体。从舒芜的卖友求荣到扑天盖地而来的讨伐文章，从强横的逻辑到粗俗的语言，中国知识分子邪恶而自私的那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他们落井下石、倒打一耙、声嘶力竭、不择手段，很难想象这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除了说明人性本恶以外没有别的解释。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残害同类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编执着网罗。朱学勤先生说得好：“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永远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的夏天。那个炎热的季节里所发生的事情，至今让人不寒而栗。一个世纪伟人策划了一个高明的“阳谋”，使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陷入灾难。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苦难后，紧跟着就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在千百万知识分子被流放、关押并彻底沉默后不久，就是五九年到六一年的大灾难，再后来就是那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了。从反右到文革的历史行程，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受难史。在这里没有必要回忆那些历史的细节，我只想指出一点：当一个民族中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失去自由时，这个民族中就从整体上失去了自由。

三、自由的个体

在整体失落的同时，当然也有一些不屈的个体。这些个体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在艰难困顿、生死存亡之中捍卫着人类精神的尊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慧命。他们是黑暗中的幽光，是绝望中的希望，是一个不自由的民族中的自由人。他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奠定了后来者重获自由的基础。

在这些不屈的个体中，我想重点提及三个人：陈寅恪、梁漱溟和顾准。陈寅恪是近世少见的史学大师，其学识之渊博精深一向为人所称道。郭沫若曾宣称“我们要在资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从这话一方面可见郭沫若之辈的极其可笑，竟然要用举国之力和陈寅恪一人在史料掌握方面作竞赛，另方面从反面证明了陈氏史料功夫实在非常人所能企及。然而陈寅恪在九十年代的走红，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对其学识的钦佩，而更多是源于其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在政权更迭、时势变迁的大时代里，独有陈寅恪等少数人能独立而不改，坚守自己的一方精神家园，竭力维护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精神圣洁。他毕生的信念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威之时，他仍然主张不学马列，保持了一个学人所应有的气节。陈寅恪的学问多已失传，陈先生的精神理应代有传人。与陈寅恪先生类似的还有梁漱溟。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始终拒绝国统区的权势诱惑，四九年以后仍然拒绝了毛泽东邀其入阁的要求。他很清醒地认识到，“把我放在政府外边，监督政府，反而比我进入政府更为有利”。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顶撞毛泽东的事已广为人知，我认为这是现代史上最为精彩动人的一章。对梁漱溟来说，当不当政协委员无关紧要，个人的荣华富贵无关紧要，紧要的是面对无理的指责和非难时维护自己的正当的发言权。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当一场历时半年多的针对梁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批判斗争的感想，他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时举座哑然，转而群情激愤，不可抑制。梁解释说：“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信仰自己的理性。我只是信仰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这段话太精彩了，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心灵的声音。在举国上下一篇批林批孔的鼓噪和喧嚣中，只有梁漱溟敢于挺身而出维护孔子的精神，也只有梁漱溟保持了孔子的真精神。梁漱溟是永远不朽的，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永远表里如一的人，一个真正自作主宰的人。

第三位是顾准。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在五十年来的历史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在无边无涯的苦难中思考着那些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达到了惊人的深度。顾准说：“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他就是那鲜血铸成的笔杆子，他用血书写的文字，终于穿透了历史的沉沉黑幕，在九十年代来到了我们面前。顾准使我惊异，又使我安慰，有顾准这样的人在，中华民族就是有希望的。顾准始终不屈服于专制的淫威，始终如一地维护真理与自由的精神。他义正词严地痛斥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更激愤地指斥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独裁者。他说：“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保障自由、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顾准打破了近代中国人对革命的迷信，把问题的重心放在革命胜利以后。“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不得不如此办，内心行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顾准严厉批判斯大林式的极权制度，主张建立英美式的代议制民主，只有这样的民主制度才能防止权力被独裁者所利用。顾准说：“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应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的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力量比谁大”，而是给人民群众以选择政党纲领的投票权力。顾准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经验主义，从经验主义出发，顾准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的唯理论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种唯理论哲学可能成为革命者的力量源泉，也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据。顾准选择了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近代实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说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后果。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列宁所误，却一直把它看做是贝克莱主义的‘一丘之貉’，悲乎！”经验主义也是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在革命胜利以后，惟有以经验主义的态度才能合理地安排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顾准说：“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到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顾准的说法是正确的，是经验的而非思辨的正确的。

顾准的思想学问是宝贵的，然而更宝贵的是他的精神遗产。顾准是精神界的骄子，他始终走着一条独立探索的道路。他既不认同官方设定的价值标准，也不认同当时主流学术界的价值标准。他不顾时代对他的遗弃，锲而不舍地写下自己的思想，既不是为了光辉灿烂的学术前程，也不是为了虚假的身后名声，这就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生存方式。在他最后的生命岁月中，他为了思想、真理而活着。他是一个智识分子。

四、毕竟是书生

大部分人不是陈寅恪，不是梁漱溟，更不是顾准。那么他们是什么？周一良先生写了一本自传，名曰《毕竟是书生》。这里的“书生”二字可谓意味深长。一些好心人常常劝告我：“不要太书生气！”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也理解他们的一番好意，在这个国家里，书生气十足通常是会招灾惹祸的，因为书生气意味着天真、不通世故，想到什么说什么，从不看人家脸色，只以真理为尚。而周一良先生的“书生”二字我相信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他自称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解放后又有着极为沉重的“原罪”思想，所以把自己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变得平庸、听话，以至后来成为“梁效”写作组的顾问。恐怕这其中的曲折非“书生”二字所能解释吧！如果说外界的压力太强大了，象周先生这样软弱的人不得不屈从，我是相信的。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但软弱是指性格而言，并非指内在的精神力量而言。在我看来，周先生等人的毛病出在内在的精神力量上，他们根本上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们的信仰是如何失去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追究一番。

周一良先生所谓“原罪”思想很有意思。这一原罪肯定不是人人皆有的基督教意义上的原罪，而是一批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培养起来的一种负罪意识，出身剥削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不起广大人民群众，而新政权仍然雇佣自己，给自己饭吃，于是在战战兢兢之余不免有些诚惶诚恐起来，慢慢地有了些“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觉得自己应该相信党、相信人民，党叫干啥就干啥是自己唯一的选择，让党来代替自己思考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万一出现问题，那也不是自己的错，谁会说相信党是错误的？但这样一来，用“毕竟是书生”来替自己辩解就行不通了。书生毕竟读过许多年的书，古圣先贤的名言自然也知道的不少，学得的做人的道理肯定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对人对事对未来理应有比较好的预见能力，对自己当然也应该有比较多的自信，否则，那些书岂不是白读了，还好意思自称书生吗？

所以周一良先生充其量只是一种类型的书生，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书生。钱钟书就是一种类型的代表。钱钟书自称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我们从钱钟书的特立独行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藏的悲愤。钱有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但他几乎总是含而不露。一九八八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这是钱在四十岁以后关于社会问题的唯一一次公开表态，也是其书生气的一次发作，随后又是那种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沉默。钱钟书以他特有的沉默表达着他的愤懑和抗议。巴金是另一种类型。巴金同许许多多人一样，也曾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鉴定力，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其生命的晚年，发出了沉痛而真切的忏悔，他没有替自己辩解，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介书生而原谅自己犯下的过失。还有傅雷，一位几乎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内心里只有文学和音乐的人，一个真正无愧于书生称号的人，用自己选择的死亡捍卫了人性的尊严。

当然，象周一良先生这样的“书生”太多了。他们轻轻巧巧地打发了自己的过去，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生。他们不必对过去负责，即使是象舒芜那样引起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不必负责，那一切都是历史、时代、社会造成的。除了几个主要角色外，其他人都不必负责。其实，按照决定论的逻辑，谁也不必负责，既没有错误也没有罪恶。只有一种神秘的必然性在支配着一切。

五、大师何处去了

有声明显赫的学者，有各种各样的名家，有旷古绝今的伟人，但就是没有大师。如果我们从来就没有过，那我们也认了。可公认的是，我们曾经有过为数不少的大师。我们有文学大师、史学大师、哲学大师、佛学大师、戏剧大师等等。我们有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欧阳竟无、吕澂、太虚、弘一、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张东荪、曹禺、费孝通、夏鼐、顾颉刚等。早逝的且不论，其他许多人刚解放时正当盛年，理当有更卓越的贡献，但他们要么不写了，要么写出一些后人无法理解的东西。大师消失了。大师到何处去了？

以文学家为例，中国文学界一直为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而在我看来，中国作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获得了才奇怪。解放前的文学作品不在我的关心范围之内，但以解放后而论，我们的文学实在达不到世界文学的水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我们的文学艺术家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一切写作活动都是在为政治服务，换言之，是在为政府写作，政府要他们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而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为政府写作的。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据说也才只有巴金和王朔两个作家不拿政府的工资。今天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我想大部分作家还是在领着工资，即使这工资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微不足道。拿着政府的钱，自然要替政府说话，于是政府需要什么，作家们就写什么。抗美援朝了，就写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了，就写三反五反；大跃进了，就写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了，就写农业学大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就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就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所写的，不是自己观察、体验到的世界和人生，而是当局希望看到的世界和人生。如果一时大意，写了些当局不希望看到的东西，那可就要倒霉了。所以《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东西大行其道。即使是写古代题材，也得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所以，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象个红军游击队队长；郭沫若的《武则天》里，唐高宗说出了“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类共产党干部的语言。对新政权满怀热情的老舍，写出了《龙须沟》、《西望长安》之类的作品。连胡风也写了《欢乐颂》，热情洋溢地歌颂毛主席，联想到毛泽东对胡风的态度，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有一些人根本就不写文学作品了，如沈从文就去搞他的中国服饰史研究去了。以作品的水准而论，我们根本就没有一部可与托尔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媲美的东西，我们不但没有对人的灵魂的深刻剖析，甚至连自我标榜的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也没有做到。

与文学相比，哲学的命运更加奇特，也许可以说是更加荒谬。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千百万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投身于学哲学的热潮之中。全国各单位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在河南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坚持常年学习哲学。南阳专区各县、乡抓紧麦收前的空隙时间，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了农忙能不能坚持学习，怎样坚持学习的辩论。当时，全区有七十八万农民在农忙时坚持学习，农民们下地时除了工具以外还带着课本、黑板、粉笔等。这样的情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有这样的壮举，并不表明哲学的幸运。事实上，除了毛泽东的哲学外，再没有其他的哲学了。除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外，其他一切哲学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哲学本来是增进人的智慧，提高人的反思能力的，结果却被用来消除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泯灭人的智慧，抹杀人的自由。这是哲学的悲哀和不幸，也是人类理性的悲哀和不幸，其荒诞不经之中透漏出的喜剧性堪称二十世纪中期的黑色幽默。

哲学家又在干什么呢？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做注解，为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论证，辅导工农兵学哲学，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反动哲学。这些就是哲学家们的日常工作。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家，在遭到批判的同时，也高举其了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大旗。他们不但严厉批判胡适、梁漱溟的反动哲学，而且狠批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贺麟先生的自我批判尖锐得令人吃惊：“我宣扬唯心论，比胡适更公开，更放肆，我提倡直觉比比梁漱溟法更极端、更神秘。我用唯心论和唯心论的辩证法直接去为旧三民主义辩护，直接去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服务，也到了公开无耻，亵渎哲学和辩证法的程度。”金岳霖则完全否定了自己的《逻辑》和《论道》，开始积极论证起形式逻辑的阶级性来。与贺麟和金岳霖相比，冯友兰的自我批判早在一九五零年便开始了。尽管在五六十年代，冯对自己还有些自信，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抽象继承法”，但到了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冯友兰跌到了自己的哲学生涯的最低点，抛出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和《论孔丘》一书，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地成了罪恶的帮凶。不管我们怎样用客观历史条件替这些先辈辩护，但白纸黑字俱在，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洗刷掉中华民族精神史上这耻辱的一页。

别的学科的情况无须说了。这是一个不需要大师也不可能产生大师的时代。产生大师的社会政治土壤不存在，文化土壤也不存在。当文化传统被否定，学术传承被打断的时候，没有大师是必然的。当自由思想被禁锢，独立个人被扼杀时，没有大师是必然的。没有大师，就意味着没有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没有大师，就意味着没有好的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都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李泽厚曾经希望：“当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的时候，正如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笛卡儿、帕斯噶、巴尔扎克，德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思、海德格尔，俄国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中国也将有它的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巨人出现，这大概要到下个世纪了。”我也希望如此，但对此并不乐观。

六、当今知识界

七十年代末以来，在持续不断的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初，我的故乡仍然在使用着从汉朝传下来的木梨，有的乡亲甚至没有走出距离村子十里远的地方，村民们生活在绝对贫困和封闭的状态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人民公社废除了，实行了连产承包责任制，生活明显富裕了，家家盖起了两层小楼，有了摩托车、拖拉机和电话，人们也能比较自由地议论政府政策和乡村干部的好坏，姑娘们也开始自己选择对象了。我一个山区农民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这是我小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是我的故乡的情况，其他地方的发展也只是程度不同的问题。这表明中国已经摆脱了前现代的绝对贫穷状态，开始踏上了迈向现代国家的遥远征程。

知识界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在官方文件里，知识分子们重新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说法虽然在理论和实际上有许多问题，但至少说明他们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获得了某种正统的地位，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大部分右派平反了，文革中被迫害的知名学者们，在控诉了一阵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罪行后，渐渐平静下来，开始为职称和住房而奋斗了。老一辈的学者们在浪费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光阴后，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和能够得到的一切补偿。年轻一辈渐渐成长起来，他们同样在为职称和住房而奋斗，或者为出国而苦苦挣扎。要得到就要付出，竞争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生存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人口越来越多，地球越来越小。知识分子们的精神负担越来越沉重。

八十年代的知识界充满了生机。刚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人们的心中满怀着热情。尽管物质条件不如今天，但似乎精神比今天高涨。知识分子们住在狭窄的陋室里，回顾、总结、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如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关于异化的问题，关于审美与自由的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问题，关于康德的问题，关于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都有着深刻而重要的意义，其中有些问题是根本性的。康德哲学重新为人们关注，意味着中国人的哲学智慧的觉醒，也意味着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和领会近代西方文明最核心和最本质的东西。人道主义、自由、和异化的问题的讨论被政府的介入所打断，但他们已经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留下了长久的启迪和思考。美学热流行全国，美学家为人们所敬仰，不只是由于美学激发了人们的爱美热情，更重要的原因我以为在于它满足了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最重要的美学命题是高尔太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和李泽厚的“美是自由的表现”。这两位美学家都把美的本质界定为自由，希望通过审美达到人的真正自由，在当时确实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美学的主题是自由，自由在审美中突破了命运的束缚，向着人的本质微笑。这在我看来是当然的幻想，尽管幻想是美好的，但人们迟早会不满足于幻想而要求现实的自由。

现实则不完全是美的。在度过了八四年的狂欢之后，随着改革的推进，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开始突现出来。国营企业亏损越来越多，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官倒横行，教育出现危机，道德堕落。知识分子们的心理也越来越不平衡，他们有点按捺不住了，开始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各种大胆激进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在报刊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全面批判也在展开，最后竟出现了《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后，八十年代结束了，留下了谁也不愿看到的永久性的创伤。

九十年代是另一种景况，激进主义没有了市场，知识分子也没有了激情。贾平凹在《废都》里生动地描写了一群颓废没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与女人、政府官员和星相术士打交道，在婚外性生活和文坛争斗中消耗着人生。我虽然佩服贾平凹的文学才能，却并不相信他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群像是真实的。在我周围的知识分子群落中，我就没有发现一个庄之蝶式的人物。他们偶尔也会谈论性和女人，平常见面会问及职称和住房的进展，但只要一帮朋友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仍然是天下大事，民生疾苦，学术动态。这里面有的是严肃认真的理性思考。思想的分化倒是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仍然是最基本的分野，但人们在坚持自己的同时，也都能理解对方的观点。一个多元的社会正在形成，大多数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一九九八年，正值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许多与北大没有直接因缘的文化人，也将北大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或集中谈论北大的历史与现状、轶事与精神；或借北大校史探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或醉翁之意不在酒，虚晃一枪，推出自家治国安邦的大计。”所有这些，都很有意思。

但也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依然面临许多尴尬。这些尴尬中首要的并不是知识分子个人物质生活条件的贫困，这方面的情况已经大为改善。与广大农民和普通工人比较起来，教授们越教越瘦的情况已经不再有了。尽管今日仍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我相信那绝不是由于他们日子过不下去了。八十年代曾有民谣说什么“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我以为就算有过这种现象，恐怕也只是一时的，今天任何一位拿手术刀的都会为人羡慕。就住房而言，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里当然会比较困难，尤其是对年轻人，但在其他城市里，一般知识分子的住房已经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所在学校的教授们，房子都装修得非常豪华。成问题的是我们国家的科研条件，硬件设备和软环境都比较差。缺少资金和实验设备在许多地方严重制约着科学研究的发展。许多搞自然科学的出去了不再回来，就有着这方面的原因。

更大的问题出在管理上。大学和科研机构里，行政和后勤人员总是占了一半以上，他们几乎掌握着所有的资源，“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自然是先为自身捞取油水。在某些高等院校里，为最大限度地谋求领导的利益，分房子是一次一个政策，结果是领导们每次住新房、住好房，有的人甚至住着好几套房子，而青年教工只好苦熬苦等。象这样不公平的事情还多得很。每年评先进，大部分名额总是被领导占据。就连霍英东教育基金奖的获得者，也大多是领导。只要有好处，首先得想着领导。当然喽，领导们日夜为群众操劳，多吃多占也是合情合理的，要不然谁还当领导，没有了领导，谁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四个现代化呢？但领导也实在太多了，“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这就很难说是合理的了。

职称评定的问题最多。现在大部分单位都实行量化考评制度，完成基本工作量多少分，得奖多少分，发表论文多少分，而发表论文还得看刊物的档次，国家级多少分，核心刊物多少分，省级刊物多少分，国内的多少分，国外的又是多少分等等，不一而足。这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有些地方制定的标准很难让人理解。比如说，写一部几十万字的专著才2.5分，而获得优秀班主任就得4分，有什么道理？现在各高校都注重科研，表面上看来很好，实际上所谓“科研”是发表文章和出书的同义语，而发表文章和出书的名堂太多了，只要有关系，一般的文章都发得了，没有关系有钱也行。现在的出版社都讲究经济效益，没钱，再好的书出起来也很困难，而有了钱水平低点也没关系。再说水平高低是很难断定，而在数量面前谁都无话可说。我的一个朋友，花了六七年时间出了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著，弄了个副教授，而他的妻子用了一个暑假，东抄抄，西拼拼，居然也搞出一本书，也弄个副教授，他笑妻子学术水平低，而妻子反而嘲笑他不识时务，效率太低。他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给我们听，我们听了也不觉为怪。这年头教授比副教授还多，副教授比讲师还多，成了倒金字塔形。正如谢泳所说，“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我自己是个副教授，尽管我觉得自己比有些教授水平还高，但我还是心中有愧，总觉得自己离真正副教授的水平相差很远。真不知其他教授、副教授们是什么感觉。

有些学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很高，总希望他们做“社会的良心”，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但我觉得他们做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水平不高，虽然平日高谈阔论，但一到关键时候总是连自己都照料不好，如何能做社会的良心？再说有些知识分子自己就没有良心，又怎能要求他成为社会的良心？有的作家气量狭小，容不得批评，把批评家送上法庭，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其内心世界的贫弱可想而知。而且，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教育水平虽说比一般大众高，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以我这一辈为例，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学第一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学期的最后一课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整个小学阶段里，除了“评《水浒》、批宋江”那会儿读了一遍《水浒全传》外，几乎没有其他机会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上中学以后，大多忙于考试，少有机会接触到教材以外的知识和思想。而教材，怎么说这些教材呢？谁能把解放初至今各地方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各科教材完全收集来研究研究，他会是什么心情呢？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里，我们被灌输的几乎总是与科学、理性、自由、民主这些近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东西。老师从来没有教给我们科学思维的方法，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去怀疑，相反，老师总是要我们相信，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老师和父母，却从来没有让我们相信自己的理性。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听李燕杰的报告，学习张海迪的模范事迹，却没有一次组织学习过伽利略、笛卡儿、爱因斯坦等科学伟人的事迹。今天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外语上，却忽视了自身的根本人文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忽视了个性与创造性的培养。陈平原教授指出：“当年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某些教育者把自己的教育对象视为‘敌人’，而今天有些教育者则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纳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之所以如此，是教育者自己还陷在旧的政治思维的框架中不能自拔，依然没有教育自主性的观念，依然把教育视为现实政治的一部分，他们当年被人教坏，如今又在教坏自己的学生，恶性遗传何时了？所以，知识分子首先要从自我做起，摆脱依附性，养成独立性，尊重创造性，发展科学性，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做人的根本。

七、学术与政治

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古代的读书人大致有三条人生道路。一是入仕，自觉地投入到政权的网络中去。学好本领，报效朝廷，以图个封妻荫子，是许多读书人一生的最大追求。而政权也总是以此为饵，使豪杰之士就范，使有才能的士人为自己效劳。二是隐居，一些看破红尘或是厌倦了人间争斗的明达之士，往往入山做了隐士，他们与山林泉源为伴，空闲时吟诗做赋、弈棋饮酒，倒也逍遥自在。三是在野，大部分读书人既不能做官，也不愿隐居，就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在地方管理和监督政府方面往往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是古代社会的一股民主力量。明朝以后，这股力量大为减弱。特别是清朝，在满清政府残酷的文字狱的高压下，民间士人的作用降至最低点。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势力的进入，近代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步步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步崩解，传统的士阶层所赖以为生的土地和庄园渐渐地消失了，它自身也慢慢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除了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外，便一无所有，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深重危机中，他们忍辱负重，顶着苦难，重建着中国的文化和学术，道德和理想，而这一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尽管混乱，却有着一定程度的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由的思想空间，因而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仍然在社会上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仍然诞生了一批大家，一批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大知识分子。

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对于本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五四是一个命运的关节点，因为此后发生的一切，都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五四实际上是两个运动，即前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后五四时期的政治救亡运动，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新文化运动所关心的是非政治的事物，是各种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国家，是人生关怀，而不是政治关怀，是非政治非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而不是政界风云：倒阁组阁，入党出党等等，它所张扬的是人生和社会的基本价值，而不是表层的政治结构。如胡适所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时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参与社会而不是政治，他们或者组织社会自救，如师复等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和梁漱溟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者从事文化批判，如鲁迅终其一生的杂文运动。更多的人则摸索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种种非政治化的道路。这些人并未间断过他们的学术生活，但书斋之门常向社会敞开，惟独对官场紧闭，他们只参与社会事件而不参与具体的政治操作。应该说，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分工原则和知识分子身份的最合理选择。，它保持了知识分子对权势阶级的独立态势，保证了知识阶层对政治国家的监督和批判，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很快就被政治救亡的急风暴雨打断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政治革命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各种激进主义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从此，政治全能主义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压倒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价值重估、社会自救和文化批判。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必须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集团之间作出选择，特别是第一次国内战争之后，政治形势已经逐渐明朗化，知识分子的出路更加狭窄，不是红、就是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选择。国民党腐败独裁、不得人心，伤了知识分子的心，许多人奔向延安，那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圣洁之地。比起南京和上海来，延安是单纯和明快的，但延安是高度一体化的，这里的一切都只能服务于政治和军事，对于不能放弃人生关怀和理性思维的知识分子来说，这里并不好过，延安也绝对容不下王实味和高长虹。后来发生的胡风事件，多少也与此有关。不管胡风多么拥护共产党、多么拥护毛主席，他仍然与延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与延安不同，他感知世界和理解事物的方式让毛泽东感到陌生。胡风终生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搞出三十多万字的意见书，才在监狱里一写几万字地向党申诉。真是一个书呆子！

政治全能主义的核心是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它所制造的现代神话之一，就是以为国家制度变了，一切社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延续到了解放后，更彻底地裹胁了一切非政治的东西，结果是中国没有了民间经济活动，没有了非政府组织，没有了民间社会，也没有了任何体制外的声音。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思想意识也完全变了，他们自觉地以不同身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纯粹意义上的学术活动是不存在的，一切思想学说都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转变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自己的思想，转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轨道上来。为此，聪明的知识分子们很快就学会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开始熟练地运用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大段大段地引用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经典名句，他们不仅辨证地进行着自我批判，而且更辨证地进行着互相批判。他们自觉地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批判马寅初，批判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批判历史上的一切唯心主义烂货。他们遍翻古书，寻找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辩证法，他们在凡是出现“盗”字的地方都读出了农民起义。不仅如此，搞动物学、植物学的，从事物理学、化学的，甚至研究大地构造的都学会了辩证法这一神奇的工具。在辨证法的名义下，相对论、遗传基因学说都成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理论。在辨证法的名义下，为了取代过时的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就大力鼓吹所谓的辨证逻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是一种可怕的政治的泛化现象，政治支配了学术，吞噬了科学，乃至吞噬和支配了全部社会生活，吞噬和支配了人的大脑与良心。这是许多错误和悲剧的根本原因。

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传入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政治全能主义遭到强烈的质疑，学术开始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逐渐恢复了它的独立和尊严，学者们开始自由地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了。但是，政治对学术的干扰仍然存在，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原因，政府仍然希望加强社会控制，维持政府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因而沿用旧的过时的管理方法，一些职能部门也总是喜欢干涉自由的学术探讨，特别是在哲学、史学、政治学、法学这样一些学科上；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学者的善良意志，他们总希望借助权威的力量来实现政治整合。这后一方面是更危险的，它意味着打断正在进行的社会化过程，重新回到政治国家控制一切的老路上去。他们应该知道，国家控制一切的体制已经彻底失败，所以今天我们才不得不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依靠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社会的问题，它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而中国的市民社会还很不发达，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与此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首先要使自己面向市民社会，承担起社会批判的责任来，这样既有利于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成长，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八、中国与世界之间

自八十年代以来，“出国”是中国社会最时髦的语词之一。随着国门的打开，一个无限广阔美丽的西方世界展现在人们眼前，以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没见过世面的国人们。于是，人们争先恐后的向国外涌去，去欧罗巴、去美利坚、去澳洲、去日本、去加拿大，去随便什么听说是发达繁荣的地方，去寻找财富、希望和梦想。于是，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住华使馆门前排起了等待签证的长龙，大学生们忙着考托福或GRE，女孩子以嫁给老外为荣，官员们把子女送往美国或西欧去读书，人口贩子们做着跨越大洋的人口买卖，即将出国和已经出国的人总是成为人们艳羡或嫉妒的对象。许多人把一生的赌注压在出国上，他们天真地以为，一旦出了国，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不能实现的梦想就都可以实现了。没有多少人是出去了还想回来的。也许在还没有出去以前，他们就在想着，只要能出去，老子就再也不回来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人，难道少了你就不行了！但我可没有这么超然，即使我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这一切，我心里仍然感到不舒服。这个国家究竟怎么啦？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曾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出国。为什么在今天才成了问题？这只是因为从来的人才流失都没有象今天这样严重。看看北大每年出去多少就明白了。这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源源不断地在为美国输送着最优秀的人才。具体的数字我不太清楚，但据说有些系每年出国的本科生达到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比例。我们的最优秀的青年在美国的大学里、实验室里、公司里为美国人服务，为美国人贡献着他们的聪明才智。有人说科学无国界，在美国能更好地为科学做贡献。但应该知道，科学也许无国界（是否真的无国界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无国界还需要研究），但科学家有国界，科学家创造的成果和财富有国界。你在美国创造的东西，美国人即使没有独占权也至少有优先权。在这个地球还被大大小小的民族和国家瓜分的情况下，在人类大同还遥遥无期的今天，侈谈科学无国界只是一种遁词。如果你人不回国，你在异国学成的知识也不回国，那我们为什么要付出代价让你出国学习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国家是弱势国家，我们的文化是弱势文化，如果我们只是付出，那么我们的弱势地位将不得不永远维持下去。一百多年前，魏源曾说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话，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只不过在我看来这句话应改成“师夷之长技以自保”，方能更准确地表明我们的处境。

在出国潮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之间的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才的争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而强国在这场争夺战中，无疑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它们控制了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也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这是另一种暴政，是一种全球范围的精神统治，是无所不在的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的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下日渐萎缩。尽管从梁漱溟到季羡林一直都在呼吁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自信，但他们的力量无疑不足以扭转天下的大势。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西方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逐渐向全球渗透，无远弗届，而这一文化本身又获得了极其丰厚的滋养，呈现出更加强有力的发展态势。这一趋势在现代有增无减。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以及可口可乐饮料在占领全球市场的同时，把美国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也传到了世界各地。伴随着西方的军事力量和商业文化，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文学艺术也逐渐征服了人心，于是西方的价值成了世界的价值，西方的尺度成了世界的尺度，而且这尺度正在内化为许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心尺度。我们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们评判是非善恶的尺度就已经是西方的，确切地说是美国的。他们惧怕强者又崇拜强者，正象他们在国内崇拜和服从强权一样，他们在国际上也崇拜和服从强权。而美国正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强权。在我看来，一切自由的人应该起而反对美国的强权，假如他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我的这段话可能会引起误解，有人会以为我是个民族主义者，会以为我反对西方文化。这并不是我的意思。首先我不是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我不认为中国有许多的民族主义者。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往往都是些自大狂，都把自己的民族看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把自己的文化看成是世界上最好的，象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一样，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是他们的，其他民族都该死。中国显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倒是有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但那种民族主义不过是为了捍卫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存权而已，谁也没有资格来指责这种民族主义。而今日之中国，还有多少孙中山式的民族主义者呢？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在消失。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打击，中国人的“天下中心主义”观念已荡然无存，甚至连起码的民族自尊也所剩无几。当印尼华人遭受苦难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中国人起来为自己的同胞呐喊，有些人甚至对此无动于衷，我们的政府就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台湾当局也是如此。当今年五月中国住南使馆被炸，中国学生发出愤怒的抗议时，国外媒体马上就指责中国政府煽动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指责简直是无理取闹。依我看，这世界上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的恐怕是美国人，今日的美国人简直容不得任何异端，他们自视太高，已经到了偏执狂的地步。其次，我不反对西方文化，我甚至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主张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西方人的宗教和哲学、科学和艺术、政治和经济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大学比我们的大学办得好，西方的知识分子比我们更独立，更有批判精神。而且他们生命力旺盛，创造力很强，总是追求进步，有一种强者心态，都很令人佩服。我所不能接受的是西方人的惟我独尊和盛气凌人。我觉得西方社会内部确实比我们民主、比我们自由，比我们更开放，但就世界范围而言，西方人还没有学会平等地对待弱小民族，还没有学会在全球范围内讲民主。美国人很坦率，他们总是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挂在嘴上，但他们应该允许别人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很强大，但美国人不总是有理的。有时候，美国表现得象个无赖，比如在联合国会费的问题上，美国国会的所作所为跟美国的国家地位太不相称了，实在有损美国的形象。

当今的世界变化很快，作为个体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生存，机会很多，但迷失的危险也非常大。所以要有主心骨，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是很危险的。最后看来，只有立定自己的脚跟的人，在历史上，在世界上也才站得住。我们常讲“走向世界”，这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在世界之外，我们就在这世界上。恢复我们的自信，有自信才有未来。我以前不喜欢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现在觉得也有点道理。天底下的兴亡盛衰从来都不是一定的。

九、结 语

“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我们如今又处在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格局中。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打破命运锁链、重塑自身形象的好机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创造真正的精神财富，重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文化基础，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天职，也是解决知识分子自身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关键。不能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现在也还不是“诗意地栖居”的时候。自私和怯懦只会带来永久的失败。自由不是梦想，但自由只能在伟大的实践中达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