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提法符合国情，顺应民意。我们完全支持这一提法。

　　为什么把“积极”放在首位？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邓小平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25年后重读这段话，倍感深切。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权力缺乏制衡，今日中国的公权腐败已经让社会难以忍受，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权力进入市场，参与或控制了市场交易，就不可能有公平。腐败，不公平交易，使得社会财富向有权力的人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于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经济和社会，底层百姓提高社会地位的通道堵塞大半，社会阶层趋于固化。近30年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原有的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而增长方式难以改变，其深层原因还是政治体制。以上种种，使得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加，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社会矛盾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快，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就慢；政治体制改革速度慢，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就快。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矛盾就会快速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出现爆炸式的危机。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持消极态度，会把中国推向危险的地步。这正是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所在。

　　怎样才是积极的态度呢？首先在改革目标上要尽快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得允许人民讨论。退一步说，如果在总目标上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以先落实邓小平在1980年代讲过的和在以后各次党代会通过的政治改革承诺。如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解决权力不受制衡的问题，确保党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工作，扩大党内民主等。不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这些已经通过的决议，显然不是积极的态度。在落实这些的基础上，对一些有利于民主的改革应该积极推进。例如放松舆论控制，落实宪法给予的公民言论自由；按层级逐步废除干部任命制，让民众选贤任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等等。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执政集团的作用当然十分重要。但每一位公民也责无旁贷。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民主就需要用个人权利来制衡公共权力。一种好的政治制度是各种力量均衡的结果，不是按照某种政治理想设计而建立的，也不是等待某一位英雄哪天一个命令就能建立的。权势利益集团只有感到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妥协。所以，发展民间民主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专制和独裁只有在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责任心没有觉醒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进行公民教育，唤醒公民的权利感和责任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紧迫的任务。

　　作为知识分子，既要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也应当有建设性。要尽可能从现有体制内部实现和平转型。既要大胆揭露和批判公权的腐败方面，也要维护政府善治的权威。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稳步演进，是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为了把改革造成的震动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内，必须稳妥。所谓稳妥，就是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所谓激进，就是改革方案脱离现实太远；所谓急切，就是改革的时间表安排得过于紧迫。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激进和急切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社会失去控制，处于无政府状态，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混乱、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会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堕入暴民和暴政相互交替的恶性循环。

　　民主化，市场化，是浩浩荡的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今天，市场化已有了一个框架，而民主化还有遥远的距离。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的先驱做出了重大选择。建立民主制度是先驱们百年来的梦想。我们在纪念这两个重大节日的时候，也得有前人那种勇气：把民主化大胆地提上日程，把先驱们的梦想尽快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