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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序

已有 3368 次阅读2011-1-9 14:10 |系统分类:文学分享到微信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序

钱理群

2010年第12期炎黄春秋杂志2053

这是一本血写的书。这是一本拷问我们灵魂的书。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书。　　我们早就从林昭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群来自大西北荒原的战友：他们共同编印了《星火》杂志，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希望之光，却因此而罹难。我们永远怀想他们，更渴望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当年究竟发出了什么声音，他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怎样一份精神遗产？　　本书的编著者谭蝉雪，是其中的幸存者，她也因为人们这样的期待而感到责任的重大，经过近三十年的苦苦追寻，终于在有良知的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星火》的原稿，并且和同为难友的向承鉴先生分别写下了自己泣血的回忆。被淹没了整整五十年的历史的真相终于得以呈现，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本拿在手里都会颤抖的好沉重的书，我们将如何面对呢？　　让我们首先进入历史。　　我的耳旁响起了林昭的声音——　　“我应该在那里，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不仅是和已经先行的朋友在一起，更要寻找新的战友。林昭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更不如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深刻的共性”。　　林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时代思潮”与“阶级共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身在江南苏州水乡，并且是北京大学1957年《广场》传统继承人的林昭，和大西北腹地兰州大学的以张春元为首的右派学生，是因为共同的时代思潮，或者说是面对共同的时代问题而聚集，因为相同的阶级共性而形成“平等的联合”的。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展开。　　说起“阶级共性”，自然要想到他们共同的身份：1957年的“右派”。其实，包括林昭在内，他们都是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他们只是凭着出于本能的正义感，发表了当权者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更没有自己的自觉的“阶级立场”。他们的真正“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建立，是在成为右派以后。也就是说，是反右运动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阶级自觉的反抗者。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我们也可以说，专制体制发动的反右运动也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喜欢说的“历史辩证法”吧。　　本书的编著者说得很对：“到了农村，才知道真相，才明白了是非”。这就是说，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是在中国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这是意义重大的。而且他们之到农村，不同于“五四”之后的民间运动者（也包括今天的志愿者）以改造农村为己任去农村，因此难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是以戴罪之身来到农村接受强制改造，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接近和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与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同时，他们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中国农村最严峻的时刻来到那里的。因此，他们亲历了大跃进的狂热，浮夸，直接体验了大破坏造成的大饥荒，目睹了成片成片的农民的死亡和“人相食”的人间惨剧。谭蝉雪只要回想起她的房东老大爷直挺挺躺在床上活活饿死的情景，就仿佛听见大娘凄厉的哭喊声，心都会流血。她说：“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我能无动于衷吗？我能视而不见掉转头去捧着书本吗？”　　这就说到了更为本质的问题：这些1957年的热血青年，血还是热的。这很不容易，极其难能可贵。因为超乎人们承受能力的现实苦难，早就把许多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压垮了。如谭蝉雪所说，即使是当年的右派，或是努力改造，天真地等待重返校园，或是苟且活命，无可奈何地混日子，或是看穿世事，流落天涯，更有堕落而成为告密者，借出卖难友而自救，真正坚持理想，继续探索真理，为国为民之心不变的，已是凤毛麟角。万幸也不幸的是，林昭和她的战友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正是这样的一群不合时宜者。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蒙冤受难，自身难保，却偏要怀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不能葬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的历史责任感，主动承担解救民族灾难的重任。谭蝉雪说：“我感到责无旁贷，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任何一个流着热血的人，都不能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无动于衷，忧国忧民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全文8300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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