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老先生谈王长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

 李悔之新浪博客

博主按：徐老原来是某报刊的老报人。目前定居广州。他虽然年已逾七十，身体却十分硬朗。徐老先生一直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经常与鄙人交流意见。此文系根据昨天与徐老先生的谈话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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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徐老，昨天与您讨论时，我最后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原则、大方向绝不能搞错。这就是：所谓的“政改”，就是政治体制转型，目标就是一党体制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而不是体制内的修修补补，也不是“一党立宪”。所以，执政党必须彻底摒弃“绝不”思维，确立现代政党理念和执政思维，主动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民主转型之路。在救国、救民之时也从而达到自救之目的。这是绝不能搞错的“大原则”！这个大原则搞错了，谈“政革”毫无意义。

大方向，就是中国人民应当给现有执政党的政党转型一个过渡时间。在此期间，执政党不但要确立现代政党理念，根据多党竞争政治条件下的政党特征和需要，迅速完成自身改造的同时，诚恳、积极征求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之上，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长、中、短期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时间表。并制定出大选“时间表”。这是一个最切实可行的“政改”方案。

徐老：老弟，昨天我曾经被你说服了。但后来晚上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我还是认为：你的改革思路和构想还是太理想化了！想想看吧：现在不知还有多少遗老遗少，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看成是他们祖上打下的江山，是“煌煌祖宗业”！正因为如此，他们中有人不但将自由民主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甚至将事实上挽救了执政党政治生命的邓小平当成是党的罪人。

还有许多人呢？——虽然明知他们前辈的信仰错了，道路错了。但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他们也揣着明白装糊涂，于是也高喊“不动摇”、“绝不”、“不适宜”……如果名符其实这样做也罢了，问题的要害是说的与做的是两回事——什么“不动摇”？当今中国，搞的是哪门“社会主义”？究竟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一小撮人在专大数“人民”的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思想？想来可笑——这些主义和思想，只能在乌有之乡等网站找了！最近，还闹出四万局级干部“重走长征路”的笑话来——真正乱弹琴，闹闹口头的形式主义也罢了，四万人搞什么“重走长征路”，你想想看，这又要拿多少纳税人的钱去打水漂？瞎胡闹嘛！

老弟，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觉得还是王长江和王占阳他们的改革思路和构想比较务实。有人不是喜欢什么都要戴上“社会主义”帽子吗？这样好啊，——既然中国的民主叫“社会主义民主”，那就这样叫嘛。不过，既然是“民主”，总该有民主的具体操作方式和程序吧？那就这里找到突破口吧。

李悔之：徐老，我想先回答你的提问“在这种情况下，从哪里找到突破口？”我的答案是：在于坚定不移的信仰；在于坚持不懈的抗争！——这里表明，我所谓“抗争”，是指在和平、非暴力前提下既有斗争、也有妥协的抗争！中国有十三亿人，只要有一小部分人能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中国民主转型的前途绝对是光明的。——我们不要光看到“绝不”势力的表面强大，不要光看到一些遗老遗少在唱反调，还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国人在觉醒，更要看到更多人在不断投身到推动民主的行列中来。

作为一位大半辈子受尽专制之苦的中国人，我个人早已下定决心：后半生将竭尽全力，为中国的民主转型而奋斗——虽然我的力量十分微薄。我今年五十周岁，为之奋斗十年，到了六十周岁之时如果仍然看不到中国民主转型曙光在即，我将自戕以警国人！因为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条件下，我无脸活在这块土地上。请今天看到此文的中国人记住我的话！

对不起，我有点激动了。还是言归正传：我之所以反对王长江、王占阳的“政改”思路和构想，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原因之一我们昨天谈过了：在旧的意识形态仍然根深蒂固、“绝不”思维仍然十分顽固、党权高于一切的情况下，王长江、王占阳所作的一切，只会重蹈党内改革家前辈的覆辙。原因二，这里须要详细谈及：建立民主体制，须要一个有比较高素质的公民社会。唯此，我们追求的民主才会有一个较高的质量。尤其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超级人口大国，公民素质的提高，公民社会的成形，是当务之急。所以，培养公民社会，提高国民的公民素质，本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的重中之重。

然而，反观中国呢？我们的孩子仍然从小接受旨在培养工具、培养“螺丝钉”的泛政政化思想教育。星期一的早晨，七八岁的孩子们也握紧小拳头宣誓：“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学校的政治思想教材、历史教科书，基本是六十年一贯制。这样的结果是：大学毕业了，却不知“人民”与“公民”的区别在哪里。还认定八年“抗战”胜昨后，“躲在峨眉山上”的蒋委员长“下山与人民抢摘桃子”。这里且举个例：我的粉丝中，有很多是大学生。与他们交谈时，有许多大学生思想之幼稚，对历史的无知，往往令我震惊！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有几个在大学任教的老师，竟善意地奉劝我，或说写文章时不要“思想不要太反动”，或奉劝我“不要与政府作对，不要与西方势力勾结”！……上帝，这是话？——针砭时弊，是“与政府作对”？抨击专制思想，宣传普世价值竟是“思想反动”？同样是西方的东西，宣扬马克思主义就是利国利民，就是爱国，宣扬普世价值，主张宪政民主就是“与西方势力”勾结？

是谁把我们的大学生，把我们的大学教师弄成这样？我们的教育体制不彻底改革，最终会把我们这个民族弄成几等民族？

徐老：对你这番话我深表赞同。一直以来流传这样的说法：对过去的历史真相，不能太早公诸于众，否则会使执政党失去执政合法性，甚至动摇执政根基。这一点从最近炎黄春秋遭整肃中可以看出端倪。所以，不能将历史问题简单地看成是“不认错”、“没有忏悔精神”。

李悔之：这就奇怪了！历史毕竟是历史，并不是当今执政者的过错。为什么不敢正视和面对？从人心向背而言，正视历史、反省历史；掩盖历史，拒绝忏悔——究竟应选择哪一个？我想，只要稍具政治智慧的人，也不会选择后者吧？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任何历史真相都不能掩盖的时代！

勃兰特当年在犹太人墓前下跪，使他本人，使他的政府，使德意志民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普京等俄罗斯领导人在卡廷受害军人墓前的下跪，同样使他本人，使俄罗斯政府，使俄罗斯民族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反观我们中国，为什么讲出真相如此之难？

所以，在党国意识形态仍然主导一切的条件下，王长江、王占阳先生所倡建的一党立宪体制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纵然最终能冲破党内顽固势力的极力阻挠逐步施行，并假定这种从下到上的、发动机不动轮子先动的改革不会中途夭折。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预见：这个改革过程是十分慢长。同时，这样的民主又是劣质的——因为在“一党立宪”体制之下，主流意识形态和党国教育体制，是可以想象不能改变的。因为这是一党专政的根基，动不得的。

徐老：我倒不认为这样，因为只要打开缺口，一切都会慢慢发生变化的。现在关键要有突破口。

李悔之：这时，我们要回到王长江先生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一文的主旨中来——既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我们就要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而不能容忍“一切都会慢慢发生变化的”的现象。既然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我们就要马上采取行动。这时，我们绝不能再犯邓小平“一手软，一手硬”，最终导致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被极少数人所吞食的历史性错误。现实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告诉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只要改革党管一切、以党代政的现行体制，不但领导人要直选，还要彻底摒弃党国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思维。否则，公民社会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如果公民社会不能建立起来，民主转型就必将永远是一句空话。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结果。

所以，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彻底摒弃党国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思维，是重中之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为党国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思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箍咒”和枷锁。而政治体制改革恰如一部前行的汽车，而意识形态和政党理念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转而轮子转，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不彻底摒弃党国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思维，改革的“发动机”就不可能发动。

徐老：你指的“党国意识形态”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还是更广泛的范畴？

李悔之：我这里所指的“党国意识形态”，既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着重指列宁发明的一整套为党国体制辩护的、实用主义至上的诡辩理论。以及党权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一切和一党专政的政党理念。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有很大不同的。马克思是一位理想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理论既有严重谬误的一面，也有合理性的一面。伯恩斯坦继承马克思主义合理性一面而建立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学说，在北欧一些国家就得到了巨大的成功。

而列宁是一位实用主义至上的诡辩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阴谋家、革命家。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列宁主义党国体制（Party-state）。这种“一党专政”的政权体制及其相应的统治机制，在政治和思想上以一统江湖为目标，消灭一切反对党，剥夺私人财产，建立所谓的“国有”制经济；它制定了与政治信仰紧密结合的严酷纪律；它设立专门的政治警察和庞大的特务系统来行使法律以外和法律之上的暴力，既监视民众也监视领袖以下所有官员，残酷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残酷清洗党内异端；尤其是它以“党管干部”、党管社团等方式全面垄断社会组织资源；它创造“单位制度”，使所有个人都依附于单位和国家、严密控制社会的所有细胞；它设立专门控制和操纵言论的宣传部门，并发展出以一整套为党国体制辩护的精致诡辩和诡辩术。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来施行肆无忌惮、没有节制的暴力，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施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种“党天下”是比专制王朝的“家天下”更残酷和严密得多的专制制度。而斯大林后来更是将这种极权体制发展到了极致。使苏联陷入长期的红色恐怖之中。

而执政党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后，几乎完全沿袭了列宁的党国体制和党国意识形态。因此，毛泽东执政的二十六年间，中国陷入了无穷尽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之中。邓小平时代以后，虽然终止了阶级斗争，党内政治斗争也降低在较底程度之内。但实用主义至上的诡辩理论，以及党权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一切的党国思维意识，却依然严重存在。并成为执政党内部顽固派抵御政治体制改革的“杀手锏”，成为执政党内部开明改革派头上的“紧箍咒”和精神枷锁。正因为如此，这些年“绝不”声音一再响起，以“秋石”为代表的各种充满实用主义至上的诡辩理论四起，反普世价值潮流不断一再涌现，毛派复辟势力更加猖獗……也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最近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中国“主旋律”刻意回避的话题。

然而，执政党高层一些开明的政治精英，以及王长江、王占阳等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理论家基于诸种原因，或含含糊糊，或根本不敢触及最核心的问题——党国意识形态和一党专制政思维对执政党体制改革的思想束缚和危害性。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敢打破这个禁区，体制改革就不能迈开实质的一步。这也是中国体制改革一直停滞不前的根本性原因。

徐老：这些都是事实，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已成了一个僵局。我们需要的，是如何用一种更灵活的手段和策略去打破这个僵局？

李悔之：呵呵，其实我也是赞成“用一种更灵活的手段和策略去打破这个僵局”的。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你谈体制转型，认为“天下为公”，认为宪政民主是理所当然，是大势所趋……但人家却认为天下是我们前辈打下的，是无数人头换来的。认为党的信仰是正确和崇高的，虽然“走过弯路”，但“伟光正”是主流。所以，中国人民不能脱离他的领导。所以，人家不但曾经用党史教育你，还要用来教育你的后一代！所以，四万局级干部便“重走长征路”！……徐老，在这种情况下王长江和王占阳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徒劳之举。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曾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极左”所设置的各种禁区和禁令和“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三十二年后的今天，对执政党而言，“解放思想”更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打破“极左”所设置的各种禁区和禁令和“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重建信仰体系，彻底摒弃“绝不”思维，重新确立政党理念和执政思维，主动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民主转型之路。这既是执政党走上新生、延续政治生命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原则”和“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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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的“三步走”和“日程表”》即将推进，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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