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刺刀与爱情》(33)

                （2010正在修改版）

                                                                         张凤林  著

华尔丹，你既然已经错误地深陷到极端宗教势力为主体的民族分裂主义恐怖势力集团，我在回顾突厥源流史的同时，也不得不想起新疆历史上的宗教发展状况——伊斯兰教从中亚向新疆的传播史，实际上是一部血淋淋的不堪回首的编年史，即：伊斯兰教向新疆广大地域的传播，是从屠杀佛教徒、焚烧佛教寺院、禁灭佛教开始的。

佛教，是远古时期，西域昆仑山地区的燃灯圣人所创立，燃灯圣人被佛门尊称为燃灯老祖。佛教南传到古印度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在北印度迦毗罗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对佛教发扬广大，也就是后来佛教徒所尊称的释加牟尼。公元前1世纪，佛教重新经克什米尔首先传入新疆于阗。不久，又经中亚传入疏勒（今喀什地区）。此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播到今且未、若羌、莎车、叶城、库车、阿克苏、焉耆、吐鲁番、哈密等塔里木盆地周围各个绿洲。

佛教在新疆的迅速传播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佛教传入前后，新疆正处于奴隶占有制的发展阶段。当时在塔里木盆周边就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各霸一方的隶奴主政权。这些割据政权之间互相攻伐兼并，战争连绵不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控制新疆天山南北的匈奴贵族集团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汉朝政府驱逐匈奴使各族人民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解除劳动人民的苦难。因此，佛教传入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无力摆脱现实苦难的情况下，只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对佛教的信仰上。奴隶主贵族也希望借助佛教来消除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们对佛教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大力扶持，从而使佛教在各地迅速兴起。到公元4世纪至公元5世纪时，佛教已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进入其发展的鼎盛阶段。当时，塔里木盆地周围各绿洲佛寺、佛塔林立，僧侣成群，于阗、龟兹、疏勒等佛教中心相继形成，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十分兴盛，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鸠摩罗什等许多著名的佛学大师和佛经翻译家。

北传佛教，佛教传播的一个系统。佛教在由印度向世界各地传播时，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印度向南传入东南亚各国及中国傣族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统称为南传佛教，因主要依据巴利文经典，故又称巴利语系佛教，主要属小乘教。另一条是从印度北部传入中亚、西域（中国新疆地区）以至中国汉、藏、蒙古等地区，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统称为北传佛教，因主要依据梵语经典，所以又称为梵语系佛教，主要属大乘教。中国西北的丝绸之路是北传佛教的主要交通媒介。北传佛教在中国又发展为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鸠摩罗什在佛教北传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鸠摩罗什（344—413），意译为“童寿”。十六国时后凉后秦高僧，著名佛学家，佛典翻译大师。原籍天竺（今印度），生于龟兹。7岁随母出家，其母为龟兹王妹，为罗什研习佛经提供了有利条件。9岁随母去当时小乘佛教中心罽宾，学习经论。12岁随母反归龟兹，途径月氏到达疏勒，留居一年。疏勒以西的月氏、东南的莎车、子合、于阗，均盛行大乘佛教。罗什在此接触并学习了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基本经典，并和大乘教学者一起进行研讨辩论，遂改奉大乘。龟兹王迎逻什母子回国后，他讲经说法，宣传大乘教义，声望越来越高，名传河西、长安等地。受具足戒于王宫。不久，其母往天竺，他留居龟兹。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前秦将领吕光破龟兹，得罗什，十年（385年），偕同东归。归途中听到苻坚淝水之战失败的消息，遂停师姑藏（甘肃武威），吕光割据河西，罗什也因之在姑藏居住16年之后。公元401年，后秦伐后凉获胜，罗什被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并请他住进长安消遥园西明阁，主持译经之事。当时各地义学僧人慕名而至，汇集长安者达3000余人，以鸠摩罗什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译场。10余年间（401—413）他与弟子僧肇等翻译大小乘经、律、论39部、313卷。其中主要有《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诺所说经》、《阿弥陀经》以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小智变论》等。这些经论系统地介绍了大乘佛教空（中观宗）的思想，加上翻译质量高，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著名弟子甚多，其中僧肇、道生、僧睿、道融，被称为“关中四子”。

公元5世纪至公元7世纪，由于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不断袭扰和各割据政权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发生，新疆社会长期陷入动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佛教寺塔的建筑，千佛洞的开凿，大规模佛事活动的频繁举行，以及僧侣队伍的不断扩大，更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唐朝收复新疆后，社会政治环境开始稳定，唐朝官兵驻军屯田，重新开通丝绸之路商路，都对缓解人民的压力起到了有宜的作用。后来，中原进入残唐及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中原王朝的内乱再次波及到西北边疆，西北边疆再次成为部落贵族争霸的“大舞台”，因为生存环境恶劣到极点，各种政治势力便趁机而入，伊斯兰教，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传入南疆，再传播到新疆各地的。喀喇汗王朝，是伊斯兰教传播到中亚及新疆喀什地区后建立的地方政权，为伊斯兰教东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喀喇汗王朝，又称黑汗王朝或葱岭西回鹘。其始祖毗伽阙·卡迪尔汗死后，长子驻八拉沙衮，称狮子汗，次子驻恒逻斯城，称公驼汗，形成双主制。萨图克·布格拉汗时始信仰伊斯兰教。公元999年，以喀喇汗家族为主的回鹘人灭萨曼王朝，建立自己的王朝。公元1011年左右，玉素甫·卡迪尔汗攻灭佛教大国于阗，杀光佛教徒，焚烧所有佛教寺院，统一并扩大了疆域，完成了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的伊斯兰化。喀喇汗王朝大批屠杀佛教徒，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做法，引起了佛教等宗教信徒的强烈反抗，喀什葛尔经常发生佛教徒反对强制改宗的暴动，均遭到残酷镇压。1041年，王朝分裂为东西二部，东部以八拉沙衮和喀什噶尔为中心，包括费尔干纳盆地以东，七河地区与塔里木盆地，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领有河中地区。双方以锡尔河为界。经济以农牧业为主。手工业水平高，商业发达。与宋朝以甥舅相称，这种称呼，反映了当地部落族人是汉唐时代中原人——驻军屯田之官兵与当地部落族人女子婚生子女后裔——边疆部族与中原人血缘关系的见证与反映……1140年左右，西辽占领八拉沙衮，东部喀喇汗王朝沦为西辽附庸。1211年为乃蛮屈出律所灭。1212年，西部喀喇汗王朝被花刺模武力灭亡。

后来的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也都是一些狂热的伊斯兰教推行者。1392年，黑的儿火者汗发动了对吐鲁番的“圣战”。在占领吐鲁番后，再次对佛教徒进行了血腥屠杀，对佛教文化进行了彻底的破坏。近代考古发现，在一些寺院遗址里，无数被撕得粉碎的文献浸泡在被屠杀的僧人的血泊中，经过几百年已经凝结成硬如石块的东西，旁边还有缺头断足的尸骨。马黑麻则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来迫使人们接受伊斯兰教。他规定，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接受伊斯兰教，并按照教规缠上头巾，按时去做礼拜，否则就要遭受用马掌铁钉入头颅的惩罚。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下，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最后都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后逐渐融合到维吾尔等民族中去了。16世纪初，伊斯兰教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哈密。至此，伊斯兰教自传入以后，经过6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

华尔丹，华尔丹，你怎么就完全地忘却了于挂一弯残月在牢房之夜，你对我亲口说起过的那一席令人难忘的西域近代动荡史呢！你说过：历史进入近代之后，由于沙俄帝国的入侵，中亚地区及我国新疆地区，各种矛盾更趋向复杂化——18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期间，俄国在欧洲夺取了大片领土。此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为谋求霸权，向境外推行西行南下的扩张政策。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向东方大肆扩张，先后吞并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割占比萨比亚，占领芬兰。从1826年起，尼古拉一世用25年时间征服北高加索和东高加索，吞并亚美尼亚，擢取多瑙河和附近岛屿及高加索黑海沿岸，1846年用武力吞并大帐哈萨克，40年代末50年代初，入侵黑龙江流域，占领库页岛。1864年，沙俄悍然出兵中亚，1885年完全征服布哈拉、浩罕、希瓦三个汗国和土库曼诸部落，60至70代年，把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入自己的版图。

沙俄原来是个欧洲国家，在亚洲没有一寸领土，中国西北地区根本不与沙俄接壤。沙俄对我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是从18世纪开始的。1720年，沙俄在鄂木斯克至石山口（今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之间建立了西伯利亚堡垒线（或称额尔齐斯河防线）以后，就沿额尔齐斯河不断南侵。

在18世纪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后，我国西域的疆界北达额尔齐斯河畔的格尔图喇（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往西南，经楚克里克河、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一线，与哈萨克中玉兹为界。再从巴尔喀什湖西端向西南，过今楚伊犁山，向南经楚河，塔拉斯至纳伦南之图古斯塔老，再往南以噶布兰岭和苏提布拉克岭与中亚浩罕国为界。再往南，经河赖岭，包铁叶尔里叶克岭和什库珠克岭与哈喇湖，又南包括帕米尔，至帕米尔河，然后向东至明铁盖达板。当时哈萨克大玉兹的大部分属于清朝，我国西域只有从额尔齐斯河的铿格尔图喇到唐努乌梁海的那一段边界与沙俄接壤。

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对新疆的侵略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19世纪50年代，沙俄多次派兵越过伊犁河，侵入外伊犁地区。1854年，沙俄占领了我国古尔班阿里玛图，改名为维尔内，成为沙俄进一步入侵新疆的大本营。通过建立军事堡垒和武装移民，沙俄建立了新西伯利亚堡垒线，它北接西伯利亚塞米巴拉金斯克，中经阿亚古斯和科帕尔，南到维尔内，切断了我边防驻军的正常边境巡逻，割走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迫使我国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牧民归属俄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款，无中生有的提出所谓中国西部疆界“未定”论，任意曲解条款使其以后对新疆领土侵占“合法化”。1864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纪记》，沙俄用这个纪记割走了中国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其面积超过现在甘肃省的全部领土面积。1871年，由俄武装强占伊犁，在占领伊犁后的一年时间里，沙俄又派兵控制了北起塔城，额敏河，南至晶河，库尔喀喇乌苏的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魔爪所至，遍及北疆。清朝政府收复被阿古柏霸占的乌鲁木齐及南疆等地后，两次派使前往俄国，与其商谈解决伊犁问题。1881年2月，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通过这个条约，中国政府恢复了在伊犁的统治，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七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被俄国强行割占。沙俄还派兵入侵了我国的帕米尔地区。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沙俄强行霸占了我国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同时，俄军进入当时属于我国领土的外蒙古，策划外蒙古民族分裂势力宣布“独立”，脱离中国。随后，沙俄又组织叛军袭取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占领外蒙古全境，并多次策动蒙古叛军进犯阿勒泰。1913年9月，沙俄直接出兵阿勒泰，引起多起流血冲突。民国建立后，阿勒泰归中央直接管辖，办事大臣改办事长官。1919年，阿勒泰地区作为新疆省的阿山道划归新疆管辖。至此，今新疆的疆域完全确定下来。

——综上所述，苏联十月革命前，我国西北新疆近代史上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来自沙皇俄国和英国的插手、入侵与颠覆。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十月革命成功后，号称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仍然没有忘记沙俄为其设计的“篮图”，继续走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继续向我国新疆伸出蚕食之手——他们时而打出“支援革命”的旗号，时而公开支持新疆境内外分民族分离主义者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为达目的，新疆境内外的“东突”民族分裂恐怖势力，成为其所选择的马前打手与御用工具。

华尔丹，你应当记得关于苏联假借支待新疆三区革命之名支持东突厥分离主义势力之实的那段历史，还是当年在挂一弯残月在牢房之夜我们共同探讨过的话题——

在苏联的组织和策划下，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爆发了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央政府统治的斗争——盛世才是苏共党员，在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他主要依靠苏共的支持维持着对新疆的统治。他多次向苏共中央提议，请求把我国领土新疆拼入苏联，使新疆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迫于当时国际压力，苏共中央未敢冒然行事，但却以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的名义，派出一个苏联红军机械化旅进入新疆，长驻哈密，以阻挡南京政府进入新疆，还给盛世才在经济上大量援助，让这个苏共党员在新疆能大有作为。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也派出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一批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9月10月间，包围了列宁格勒，兵临莫斯科城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使抗日战争处于严重的困难时期。盛世才看到这种情况，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苏联政权马上就会崩溃，中国共产党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便急忙公开撕掉亲苏联共的面具，伙同国内外法西斯势力，掀起了反共、反苏高潮，赶走了在新疆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大肆逮捕、监禁、屠杀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族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新疆。盛世才又把在新疆从事建设事业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优秀共产党员逮捕杀害，作为投靠德国法西斯的进见礼，改换门庭，在暗地与德国法西斯政府签订友好协议的同时，还表面投靠南京国民党政府。1943年2月，盛世才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要求苏联撤出在新疆的驻军及有关人员。苏共中央吸收盛世才加入苏共，并帮助其统治新疆，是其领土“东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有计划地把中亚全部划进自己版图的重要环节，盛世才在“二战”的紧要关头，“背叛”苏共，等于从苏联后背上插了一刀。苏联只好撤出驻军机械化旅及其他机构、人员，并于当年十月全部撤完。苏联并不甘心这次失败，便改变战略，支持另一股力量——新疆少数民族中反盛势力中的艾力汗·吐烈，阿克木伯克·霍加等人。艾力汗·吐烈曾经是被苏联公开通辑流亡到中国的宗教人士（其真实身份，是否是被苏联以通辑犯的身份打到中国境内的间谋、持考）。阿克木柏克·霍加等人是苏共党员。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开进新疆，南京政府开始了对新疆的控制。1944年9月，盛世才被蒋介石“调离”新疆。之前，1943年3月，盛世才决定征集军马一万匹。并规定，如无力捐马，则须交纳高于市价二分之一的马价。此时的苛捐杂税已有22种，每个农牧民一年要负担沉重的税金，仅土地税一项就占了农民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由于伊犁、塔城、阿尔泰是新疆牧马业的中心所在，献马的重负主要落在三区的农牧民身上。在各地所谓“献马委员会”层层催逼下，民情沸扬，怨声载道。1944年9月，国民政府把盛世才“调动”出新疆后，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担任新疆省临时主席。1944年8月——9月间，巩哈县乌拉斯台山区的农牧民首先在苏共支持的伊犁地下革命组织的影响和支持下，成立了游击队（反政府武装）。10月5日，游击队集中兵力，分三路突袭巩哈县城，10月6日将县城全部占领。巩哈起义揭开了新疆三区革命的序幕。在起义胜利的鼓舞下，伊宁人民也于11月7日发动了武装起义，控制了伊宁市区。并击退了国民党政府边防军。不久，邻近伊宁的缓定、察布查尔、霍城、博乐、温泉、照苏等县也相继被起义武装部占领。

在苏联的幕后操纵下，1944年11月12日，各地起义群众的代表在伊宁召开会议，成立了临时政府，按苏联的意图，临时政府的名称被确定为“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苏联的操作和安排下，会议确定艾力汗·吐烈为政府主席，阿克木伯克·霍加为副主席。参加政府的成员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具有革命意识和共产主义思想（也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员；其二，是以艾尼瓦尔木沙巴耶夫和赖希木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其三，是以艾力汗·吐烈、阿克木伯克·霍加为代表的封建宗教上层人物、泛突厥主义分子。当初，在苏联支持下，革命领导权掌握在最后这一类人的手里。

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通过“政府宣言”。该宣言共九条，其中，第一条是“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第二条是“在东突厥斯坦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有内部争议的“宣言”。争议的实质是三区革命的目的。一部分人认为，这场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在祖国领土范围内争取实现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社会进步；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这场斗争必须建立独立于中国的、并且以伊斯兰教教律规范社会的政权。由于艾力汗·吐烈等人在苏联支持下位于权力中心，因此谋求独立、分裂的意志最终体现在这个分裂主义宣言中。

艾力汗·吐烈等人在苏联支持下的分裂主义行为，引起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当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要关头，为了不因此而导致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破裂，斯大林忍痛割爱，下令让苏联有关部门就“三区革命”问题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展开谈判——1945年2月，三区临时政府部分领导脱离中国的分裂主义行为失去了苏联的支持，遂承认三区为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宣布退出三区革命，仅仅是为了掩人耳目，实际上，三区革命领导权，仍然控制在苏联政府手中。1945年4月8日，临时政府将分散的起义部队，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组建成正规的革命部队——民族军。在苏联军事顾问的指挥下，民族军开始向国民党展开全面的军事进攻。到1945年9月，民族军一直节节胜利，北疆的解放区迅速扩大，已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区连成一片；南疆地区，民族军解放了拜城、温宿，并包围了阿克苏；在三区革命爆发的同时，塔什库尔干地区也爆了塔吉克、柯尔克孜和维吾尔人参加的起义，并建立了蒲犁县革命政权。这一时期，蒲犁革命正向喀什、英吉沙尔方向发展。在中线进攻的民族军已经突破精河乌苏防线，推进到了玛纳斯河以西，与国民党政府军对峙。三区革命在军事上达到了鼎盛时期。

鉴于国民党政治、军事上的失败，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与三区政府和平谈判，不再使用武力。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以伊犁起义为起因讲到新疆问题时表示，“对生活在边疆之民族，于其具有自治能力之时，即予自治。”之后，委派张治中赴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考虑政治解决新疆问题。张治中同三区代表谈判之前，向蒋介石陈述了他个人关于新疆问题的认定：（1）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因此要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给他们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首先是政治上的平等权利；（2）新疆问题又涉及外交问题，因此，在新疆不能形成反对苏联的政治格局，相反，要努力营造同苏联亲善和谐的关系。

1945年9月，暴动地区代表向苏联驻伊宁领事提出申请：暴动人民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是在新疆多数地方达到自治，希望苏联出面作为中间人调停冲突。——（这又是苏联人导演的节目，其目的，是为其出面与中国政府方面谈判，搞到合法身份）——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外交部通报这一情况并表示，三区发生的纠纷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联不干涉，但鉴于此事涉及苏联与新疆接境地区的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的援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的局势。这样，通过苏联方面的周旋，双方同意进行和平谈判。

1946年1月2日和6月6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同伊塔阿三区代表签定《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为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简称《和平条款》。三区政府改组，苏共撤换了三区政府中继续主张独立的艾力汗·吐烈、阿克木柏克·霍加等人，换上了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巴索夫等革命者。“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号被宣布废弃。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任联合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包尔汉任副主席。1947年8月20日，国民党在迪化制造了“二·二五”事件，并擅自改组联合政府，委派“双泛”分子麦斯武德出任新疆省主席，遭到三区代表反对，迫使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三区代表撤回伊宁，联合政府破裂。

麦斯武德是一位有着很深的“国际背景的”“双泛”主义者，他掌握大权后，泛突厥主义分子更加有持无恐，他们公开著书立说，歪曲历史，分裂祖国。同时，30年代初“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溃灭而逃亡国外的穆罕默德·伊敏所写的宣扬新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史》一书开始广为流传，可以认为，该书是集东突厥斯坦之大成的代表作，以至今天仍被新疆民族分裂主义者奉为圣典。其基本理论观点主要有：

肆意歪曲所谓东突厥斯坦的突厥语系各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的时空范围及其历史作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地胡说突厥的历史比埃及“早五千年”，并在9000年前就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且信口开河地说，其“祖国”横跨欧亚，“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为界”，“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等等。（目的在于把俄罗斯、蒙古国、东欧、中亚各国、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的新疆均划到其梦想成立的东突国的版图。）其实，稍有世界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论调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又同考古历史文物相左。其所以散布这些谬论，不过是为了煸动民族狂热，驱使人们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罢了。

极力歪曲新疆的历史，否定自汉代起中原各地军民就开始在新疆繁衍生息，到唐代时，汉人已成为新疆大部分地区主体民族的历史事实；杜撰“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胡说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域的各个民族都是自立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的“独立”的民族，把中原王朝和汉族等同于中国，把长城作为“划分突厥与中国”的国界，否认历史上西域各尊主国属于中央王朝辖域的历史事实，从根本上否认新疆自西汉以来即为伟大中国一部分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他们否认我国各民族友好往来，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发展主流，把民族关系史描绘成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互相仇视的历史，否认突厥人先祖是天山南北的汉族男子与当地游牧民族女子婚配所生养的二转子这一种族起源的基本事实，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视回族等其他伊斯兰信教群众为异教徒），并且鼓吹用“圣战”消灭所谓的“异放徒”（杀回灭汉）。

他们竭力鼓吹所谓“突厥民族”、“突厥文化”、“突厥国家”，把生活在古代中国北方和西域的一切民族，包括突厥语系和非突厥语系的诸民族都称之为“突厥民族”，把这一切民族的文化都说成是“突厥文化”，把这一切民族活动过的地方都归为“突厥文化区域”，把这一切民族活动过的地方都归为“突厥国家”，根本违背了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真象。

他们竭力鼓吹所谓东突厥斯坦“革命的目的：是永远脱离中国的束缚”。这就一句道破了他们分裂主义的面目。当他们的阴谋一再破灭时，又哀叹“东突厥斯坦人还没有完成本身的神圣的使命”，叫嚷要增强东突厥斯坦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宗教信念”，妄图在新疆大地上召回已经土崩瓦解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共和国”的亡灵。

东突厥斯坦思想以其反动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构成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体系，其要害在于制造民族分裂，在境外祸害所在国的和平与安宁，在境内破坏祖国统一，鼓吹新疆“独立”，因而成为新疆长时期以来“三种势力”不断发展、猖獗的思想根源，也是当代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