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互联网,作者不详)

      首先应当说明，西单民主墙的诞生以及当时所处的国内形势。

　　1979年2月15日，参加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和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余焕春，在会议上作了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西单民主墙剖析》。我在1979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根据这个发言，也介绍过西单民主墙的情况。

　　西单墙是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旁，几路公共汽车站都设在这里。在这些公共汽车站的后面，是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灰色矮墙。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从1978年春开始，有些人在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形成一个自发的聚拢人越来越多的场所。

　　这种在北京街头自由张贴发表政见的大小字报的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节时的天安门事件。那时，“四人帮”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趁清明节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时机，人们纷纷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联，越来越多的贴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诗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也是促使结束“四人帮”专政的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他们认为，应当把张贴政治性的大字报经常化，不必限于清明节。文章说：“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当然，天安门广场不适于成为经常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人们在寻找一个更为适合的场所。

　　这时，出现了一件事，更直接引发了西单民主墙的出现。

　　“文革”一开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中国青年报》于 10月复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国青年》的第一期复刊号却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这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愤慨。不知是哪一位勇士，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那一排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很多人读后在这个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另一些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如这年12月贴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写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青年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民间团体，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人们把这里叫做“西单民主墙”。

　　复刊第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为什么遭到汪东兴的查禁呢？理由有四。一是这一期刊登了1976年“四五”时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汪说这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鸣冤叫屈；二是没有登毛主席的诗；三是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四是这期刊登了一篇“本刊评论员”的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中第一次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就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在当时，可说是一条弥天大罪，也是引起汪东兴下令查禁的主要原因。这篇文章是中宣部理论局付局长李洪林撰写的，正好是当时已升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审阅过的。事实证明，这期《中国青年》没有什么错，恰恰是办的深得人心的。

　　民主墙上大小字报的内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民主问题；（2）主张民间办报、民主办报的问题；（3）要求言论自由，废除“恶毒攻击罪”的问题；（4）赞赏推崇西方民主的问题；（5）公开评毛泽东的功过问题，等等。形式多样，有诗词、小说，有对话，有致某人的公开信，有赞成或反对的批注；有署真名的，署笔名的，或不署名的；有的大字报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采，也有谩骂讥讽式的胡言乱语，有自我批判、自我表扬的等等。

　　与西单民主墙同步活跃起来的，是出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和民间刊物，一些活跃其间的人物也逐渐显现出来。他们将自己印刷的刊物或张贴在西单墙上，或就地散发给来往群众，人越聚越多，多达数百人，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在京的外国记者、外国留学生也跑到这里来，或采访，或与一些青年 人交谈，外国通讯社也有消息播发，这不能不引起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这还得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说起。

　　“文革”十年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统治集团被粉碎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新时期。中国人民从重重高压下解放出来，强烈要求进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要求改变二十几年来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独裁专制制度，使我们的国家逐步改革为真正人民民主的先进国家。

　　推动这次民主改革的，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自上而下的势力，一股是自下而上的势力。

　　第一股势力就是原来被毛泽东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一批人物。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斯大林式的一党专制，对所有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他认定的一切异已力量都打成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些人原来都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人物，从党国元老、党政军要员到各级干部，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封为这个“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头子。毛泽东称自己是当年那支造反大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最高统帅，林彪是他的副统帅。毛泽东这种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胡作非为，弄得长期天下大乱。到“文革”后期，在他实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得不拜托周恩来出来收拾残局。在周的一再努力下，使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元老人物和一批老中青干部解放出来，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以挽救危局。就是这批人物，成为推翻专制政权的掘墓人，也是新时期民主改革的带头人。

　　长期担任共青团书记职务的胡耀邦，既是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进行全面整顿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又是以后推翻“四人帮”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是中央级老干部中首先恢复领导工作的人（他比邓小平、陈云等很多元老都早解放出来）。他勇敢地担负起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的光荣使命，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团结一批理论战线和新闻战线的先锋人物，在一些元老们的暗中支持下，打响了这场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的第一炮，就是在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四人帮”帮派势力的初战告捷以后，耀邦同志在1977年10月发动了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的运动，把包括大批元老在内的千千万万各级干部陆续解放出来，并妥善地安排他们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使瘫痪多年的各项工作很快活跃起来。紧接着，在1978年5月，耀邦等人又发动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样，就在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基本结束了长期的专制统治，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准备，开始了以邓小平为后盾，以胡耀邦为总书记，以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的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这就是那股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势力。

　　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是什么呢？

　　首先是“文革”中受打击受摧残的大批中下层干部、青年职工和大专学生。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特别苦大冤深的人群。多年来身负沉冤，申诉无门，或者越申诉越受到沉重的打击。老实说，胡耀邦发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对象还是老干部和少部分中下级干部。更为大量的中下级干部、工农群众和大专学生，仍然是鞭长莫及。他们眼看中央政策日益开明，广大干部陆续解放，急切要求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而他们的冤家对头大都是中小当权派，要平反就得纠正这批顶头上司的错误，因而难之又难。所以这一大批苦主就把眼睛盯到上边，盯到中央，一时间首都北京和各省市的省会城市，都涌来了成群的上诉上访者。他们除了找中组部、中纪委和中央各报以外，有的还把自己冤情写成大小字报，贴在人多的地方。

　　在最初的几个月，西单墙的大小字报绝大多数的内容以申冤诉苦为主，只是就事论事，不大涉及政治内容。很多人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情，寻找翻身解放的机会。随着官方报刊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西单墙大字报的内容也越来越集中到政治民主问题，越来越接近一些敏感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议论的焦点是：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健康的，还是反动的？它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种生动活泼的表现，还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民主墙应当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消失，还是应当加以引导，使之更加健康地发展？这些都是关系到要不要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大问题，也是能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

    党的领袖人物曾高度评价民主墙

　　当时，在党的领袖人物中，看法也是不一的，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公开称赞过民主墙。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此后，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说：“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还警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12月13日，叶剑英也在三中全会讲话时，曾经高度评价民主墙。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叶帅的这两句话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对民主改革势力的评价。如果这两股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能够坚定地结合起来，肯定会是民主势力的大发展，大提高，也肯定会在民主与专制两种势力斗争中大大增强民主势力的阵地。

    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以后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应当看到，当时人们对西单民主墙的态度，的确有褒有贬，好得很，糟得很的评语都有。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这些话时，态度是很坚定的，但会后，他的态度就有些改变。所以，这位善于察言观色的胡乔木，才利用他批发文件的权力，公然删去叶帅那两句十分重要的话。

　　邓小平态度的大变，还是在理论务虚会时期，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候。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在 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那张大字报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就借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从这以后，保守势力大为抬头，西单墙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胡耀邦说，民主墙是人民内心的呼声

　　当民主墙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陈云同志还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这些人群中去收集动态，反映情况。报社派了王永安（国内政治部编辑）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一再叮嘱他，只了解情况，掌握动向，索取材料，绝对不能表态。王永安写了不少“内参”上报中央。

　　关于西单墙的情况，我向耀邦汇报过多次，还参加过他所主持的一些小会。

　　总的说来，耀邦同志对西单民主墙是十分关注，表示过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他认为，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我向耀邦反映，很多人拥到北京上访，有的人上街诉苦，有的人贴大字报，有的在机关外面静坐请愿，这使一些当权的领导者大为震惊，大叫赶快整顿社会秩序。我说，这是你平反冤假错案的好影响。因为你所发动的平反，大都偏于高中级干部，而广大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苦大冤深的人看见中央这次平反受到鼓舞，很多人纷纷涌向省城和京城，这是对新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依赖，认为这一回中央是动了真格的，他们的问题有了平反希望了。

　　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现在平反工作刚刚开始，各地都要作好来信和上访工作，尽量把地方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都推到中央来。耀邦他一方面不断扩大平反的范围，一方面批示各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加强来信来访工作。同时，他积极筹备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坚定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耀邦提出的这“两个不管”更切实地破除了“两个凡是” 的新枷锁，把平反工作推向基层，使沉冤几十年的干部和群众陆续得到平反。

　　对于上访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和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的情况，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他指示各新闻单位注意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当时出版了《情况汇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值得注意的很长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上的文章摘报中央。人民日报还出版了一份供少数领导同志看的《供你参考》的活页文选。在京的其它报刊和有关单位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

　　有一段时间，贵州的民间组织“启蒙社”在北京很活跃。为了了解启蒙社的情况，耀邦让人民日报派记者去调查。报社派出评论员周修强同志到贵阳。调查回来后，耀邦还把周修强约到办公室，特别听取他的汇报。

    耀邦说，必须纠正脱离群众的作法

　　耀邦除了找报社派人以外，还召集过报社、中宣部、青年团、工会等单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间组织的工作。他多次谈话的总的精神，是同我们谈论党历次作群众工作的经验。他回述几次大的群众运动，无论是“一二九”还是“双十二”，无论是罢工、请愿，还是游行、示威，他说，我们党对群众运动都是十分重视的，特点是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回忆说，到了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开始慢慢变了。当群众起来的时候，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就担惊受怕心慌意乱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就是站在群众对面去挑剔指责。他们越来越怕群众。以后群众要集会、游行、请愿，都要事先经过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们的群众团体，像青年团、工会等，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法。

　　就在西单墙开始贴政治性大字报初期，耀邦同志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热情亲切的公开信（1978年4月 10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信》）。信中特别强调：青年工作者“……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用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这位有几十年青年团工作经验领导人的倾心之谈，就是我们面对新时期的青年运动、群众运动的工作指南。

    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

　　1979年3月底逮捕魏京生以后，耀邦同志在 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耀邦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注重阐明“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为魏京生说话的，纷纷批评人民日报。胡乔木对此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为此我同胡乔木进行了一番争辩。他虽然理屈，仍然咬定我们全面肯定反革命言论无罪，指责我发表这样重要的文章为什么不送中央审查。其实，这篇文章是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过的。但我不愿意把耀邦拉进这一是非的漩涡里，回答他：这样的文章，人民日报有权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表。以后，我同耀邦商量，专门约请了几位法学专家来讨论。他们都认为郭文没有大错，只是论述得不够全面，没有从法律上说明言论自由也是受法律约束的。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重申言者无罪，并对刑法第一百零二条关于“反革命煽动罪”作了具体的解释，阐明构成“反革命煽动罪”的原则。

　　这样，乔木这一大棒才算躲闪过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耀邦同志是如何坚持言论自由和反对以言治罪的观点。以后我们很多人坚持主张从法律中取消所谓“反革命罪”，也是这个道理。

    耀邦赞成设立一个民主公园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取缔“西单墙”的问题，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都作了决议。这两个决议，都是对西单墙的扼杀。我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发言，表明了我对这两个决议的不同意见。

　　这两项决议，是党中央事先决定的，我不好正面反对。只是一方面向会议客观地介绍了“西单墙”的来由和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一点变通的办法。

　　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12次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的时候，我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我不主张“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我当时提出的具体意见，主要还是介绍了范荣康和余焕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转述了他俩的建议：

　　 “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我们还拿英国海德公园为例，提出我们的设想。我在这次人大小组会上也说： “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事后我向耀邦介绍了我们的意见，耀邦也赞成设一个民主公园。他要我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以后对我说，他们认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有很多业务，要打乱原有格局影响很大。他们同意另外选一个公园作为试点。结果选上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这时由于魏京生被捕，形势日益紧张，去贴大字报的人很少。那里又不是交通要道，专门去看大字报的人更少，所以这个试点无疾而终。

　　以后，我才觉悟到：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的设想虽然好，但太不现实。因为，真要建立一个民主公园，必须在很高的民主环境下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显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

    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

　　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条文时，我在四川代表团的会议上作了一个《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的发言。

　　我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因为自从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所谓'四大’这种'大民主’，实际上就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二十多年来，本来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许多属于不同认识、不同意见的问题，却被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用这种所谓'大民主’的办法，将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个一个打下去，这本身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煽动群众（其中许多是幼稚的青年）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诬陷者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是'造反派’、'革命派’， '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被诬陷者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如果有所申辩，马上是更多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态度顽固’啦，'疯狂反扑’啦，一顶顶拒不认罪的帽子压了下来。所以，这种'四大’的'大民主’和真正的民主是毫不相干的，只是假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名义，实行最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一种办法。”

　　我在这次发言中还谈到社会上有些人对取消“四大”的一些误解，我解释说：

　　“现在，国内国外对于取消'四大’这种'大民主’，还有些议论。在国外，是根据对'四大’的翻译来理解的。'大鸣大放’被译成“自由地讲话，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外国人就很难理解了，人民说话的权力怎么能取消？所以，我以为，取消'四大’，不等于取消言论自由。这一点，只要将事情说清楚，人家会理解的。至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取消'四大’对我们进行诬蔑和攻击，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在国内，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中，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在许多单位还严重存在，群众还有气，有意见要提，因而许多群众认为大字报还有作用，不能一律取消。我认为，这类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议：如果是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该允许在本单位内部张贴。因为这和'四大’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属于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是任何人也不能剥夺的。宪法取消了'四大’、'大民主’的规定，但决不能因此说贴大字报通通都是违反宪法的。”我主张，应该禁止的只是在大街上随便张贴大字报，在机关内部的适当地方，无论是大字报还是小字报是可以贴的。我们的报刊应该多登一些群众的意见，报社的内部刊物可以多登一些群众来信来访和申诉情况，使群众的意见有更多的发表机会。

　　我的这些意见，都同耀邦谈过，他都是赞同的。

    耀邦心中民主运动的宏伟蓝图——《人民万岁》

　　粉碎“四人帮”的发动者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画龙点睛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耀邦当时所致力的方向顺应潮流，是巩固和发展这两股民主势力，而且努力使之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渐促成推动新时期前进的民主潮流。当时耀邦心中已经初步形成使这一民主运动的潮流蓬勃发展的宏伟蓝图。能够表明耀邦这一构想的，我认为是他当时策划撰写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就是《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1日从一版到二版、三版刊登的长篇论著——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人民万岁》。这是曾由阮铭、林涧青主持的起草小组撰写的，林涧青是这篇文章的主笔。这篇文章紧紧抓住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摘掉“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邓纳吉”的帽子的大好时机，专门策划撰写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

　　《人民万岁》是文章的主题，整篇文章是对“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评价和历史经验的总结，阐明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同“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一样，又一次显示了人民万岁的真理和力量。

　　文章说：“1976年“四五”这场革命群众运动，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文章说 “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先确定斗争目标，拟定斗争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要科学社会主义、要人民民主、要四个现代化，是运动的进程中由群众自己拟定的斗争纲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从运动中升起的一面最鼓舞人心、最富有号召力的战斗旗帜。”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恰是西单民主墙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所以，文章对“四五”天安门群众运动的歌颂，实质上也是对当前西单民主运动的歌颂。文章说：“一切受到'四人帮’压迫和欺侮的人民群众，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他们懂得，……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必须割除'四人帮’这个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最大毒瘤……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最终摆脱贫穷、落后和专制主义的残余，政治上高度民主，经济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才能变成现实。”

　　文章说：“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运动，是决定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胜负的群众力量的伟大演习。它为1976年'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天安门事件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这篇文章精彩之处在于提出了我们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基本态度。这对于我们真正搞群众运动起家的革命者来说，本来不是什么玄奥的经验，可惜多年来，我们很多“老革命”早已忘掉了。文章选择发表的时机正是围绕“西单民主墙”日渐兴盛，从而引起某些当权者开始恐惧的时候，这表明胡耀邦对待新时期民主运动的广阔胸怀。

　　文章提出了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基本态度，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切革命者：“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4页）”“对于人民群众这种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支持它。”

　　紧接着，文章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劳动群众非常敏感，他们最善于区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关于清党》，《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21页）文章发挥说：“如果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忘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忘记了我们党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成为执政党的，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败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崇高声誉，那么，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如果这些人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之后，却依然故我，什么也没有学到，依然不愿意在'人民万岁 ’四个字上增长些真诚实意，那结果就不会是美妙的。”

　　这篇文章是写在1978年12月，当然人们无法预测到十年以后在天安门又爆发一场更为伟大的群众民主运动，连一年以后发生的全国人大取缔西单民主墙的决定也没有预见到。但是文章已经从反面鲜明地指出过，对于那些好龙的叶公们，在龙真地来到时——就是在群众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兴起的时候，“不去发现、支持和正确引导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行动，不愿意赶上早已走在自己前面的群众革命队伍，反而在由于群众的伟大斗争而获得胜利之后，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这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难道不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吗？”

　　文章还尖锐地向这些老爷们提出：“有些同志搞了多年革命，却很不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一看到人民的民主精神高涨，就惊惶失措，总想用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同群众对立，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这是十分错误的。”

　　文章的这几段话，好像早已预料到那帮左倾势力以后还会对群众民主运动进行打击和镇压，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包括像耀邦这样一批新的领导者也注意得很不够。当然，说耀邦一点警觉也没有，那也不是事实。早在“文革”结束不久，当人们欢庆巨大胜利的时候，耀邦同志曾经这样提醒中国人民，既要满腔热情地欢迎新的人民民主势力的又一次兴起，又要提高警惕，防止可能出现的曲折。胡耀邦同志早在二十几年所主持撰写的这篇历史性的佳作，越到后来，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早在耀邦刚刚重新踏上政治舞台时，在发动平反冤假错案时，很多老同志在欢庆重新解放时，他仍然忧心忡忡。有的同志向耀邦同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党还会不会再出现林彪、江青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会不会再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闻界的朋友也向耀邦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中央党报会不会再被两面派所掌握，再成为篡党夺权的工具？”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四人帮会不会卷土重来？”记得当时，耀邦很明确地答复：“四人帮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尸还魂还是可能的。”

　　这说明耀邦是早有预见的。可是，以后的事实也说明耀邦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罪责问题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问题，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问题，等等。可惜这只是很少数，大多数党内精英也没有达到这种觉悟水平，我自己当时也没有这种觉悟。

　　据我了解，魏**被捕、西单墙被查禁的形势变化，胡耀邦是很清楚的。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逐渐逆转，胡耀邦也看得很清楚，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画龙点睛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名言，在以后正式发表的时候，被胡乔木删去了的情况，这点，耀邦也是清楚的。耀邦以后所努力的正是发展和巩固这两股民主势力，使之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渐促成推进新时期前进的民主潮流。试想，如果当时“党内民主典范”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能够一直贯彻下去；如果“人民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所代表的群众民主运动能够顺利发展下去，这两股民主势力真正地相互配合、密切结合起来，我国新时期的民主运动将会是什么局面？ 值得深思。

　　可惜，这时，耀邦团结紫阳、万里、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他们从农村改革、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到城市改革、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排除万难，逆流而进，一步一步地纠正毛泽东当政时代所造成的错上加错。看来，在这场伟大改革运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耀邦对于“四个坚持”以后中央从反左为主的总方针逐渐倒退，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在力挽狂澜于既倒时，只能把自己也冲下万丈深渊了。　　

　　二十几年后，回忆耀邦同志在西单民主墙时期对待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更觉得应当永志不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