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前后
 
 

  八十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时间不长，震动却是不小的。近年已陆续有一些文章对此作了回顾。笔者也在 1997 年写了《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 ( 收入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 ，叙述了我所知道的此事的大略经过。不久前又看到了卢之超的回忆文章《 80 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 年第 4 期 ) ，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材料和观点。因此，我也想对我写的上一篇文章作一些补充。上次主要是谈周扬，这次补充一些我个人的遭遇，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

   人道主义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 这有它的时代背景。它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来不是偶然的。那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对那场浩劫痛定思痛 ; 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加上又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了思想，因此很自然地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我们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 为甚么这种惨剧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发生 ? 怎样才能防止这种灾难重演 ? 从指导思想上看，既然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是否要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 ? 过去对人道主义的多次批判是正确的吗 ? “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修正主义口号吗 ? 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和个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吗 ?

   另一方面，党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这也需要从理论上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然意识形态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么，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意识形态 ( 包括价值观念 ) 如果还是原封不动，继续过去“左”的一套，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产生“信仰危机”。 1980 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引起很大的轰动，就是一个信号。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提出来的。

  1980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 : “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 ,  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 ,  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否定了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 ,  这并没有错 ,  问题是他所说的人太抽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 ,  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 ,  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这并不是肯定人道主义的第一篇文章，但它是影响较大的一篇。胡乔木当时是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作者说 : “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

   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我听了很高兴，并建议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 1980 年好文章”奖。

   那个时期，我也写了一些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 :1979 年第 1 期的《外国哲学史集刊》发表了我的《关于‘异化’的概念》，那是一篇六十年代的旧稿。 1980 年 6 月，我在回答学生问题时通俗地解释了一下“异化”概念，举了思想、政治、经济方面的例子 ; 后来这篇谈话登在《新闻战线》 1980 年第 8 期上。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我约稿。我交给他们《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后来就成为他们编的论文集的书名。 1982 年春，《中国青年》杂志鉴于青年学生对政治教学的不满，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我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教给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而且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文章发表后，一个北大学生写了一篇长信给我，对我表示感谢，并对现在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提出抱怨。《中国青年》杂志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了这封信，胡乔木看后很重视，叫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内部简报上转载，并分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后来研究生院还为此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登在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上。我的一篇较长的论文《为人道主义辩护》，是发表在 1983 年 1 月 17 日的上海《文汇报》的“争鸣”版上的。此外还有关于人道主义、异化和文艺问题的文章。

   那是自由讨论的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很多，我没有听到来自党中央的任何批评意见。

    突然的转折：对周扬讲话的不同看法

   转折点是 1983 年 3 月 7 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讲话的发表。

   这篇讲话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 其中包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是帮助周扬起草讲话稿的人之一。讲人道主义是我的建议，讲异化问题是周扬主动提出来的，于是这一部分是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合起来讲的。

   周扬的讲话在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事后讲话稿立即送到了胡耀邦和胡乔木那里审阅。胡耀邦没有在送审稿表示什么意见。胡乔木则在第二天 (3 月 8 日 ) 给中宣部打电话，明确表示了这个讲话不能发表，说 :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质问 : “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 ”胡乔木还指示，要有人 ( 他提到了邢贲思的名字 ) 到大会上讲一讲，要讲到“要害”，“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于是，原定 3 月 9 日结束的会突然宣布延长，理由是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 10 日和 11 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中宣部理论局的人在紧张地奔波，找人发言 ; 邢贲思说是事忙，没有上台讲，但另外找到了黄楠森等四个发言人。

   对周扬的讲话有不同意见，这没有什么奇怪，但采取这种动员人上台发言的事，却是不正常的。第一，如果要有自由发言，那么应该是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都可以讲，而且应该由他们自己提出。第二，胡乔木对周扬讲话有意见，完全可以亲自当面对周扬谈，不应该采取这种由上面暗中授意别人发言的方式。

     胡乔木的谈话

   胡乔木的确当面对周扬谈了话，那是 3 月 10 日在周扬家中，在座的还有几个其他同志，我也在内。谈话开始时，周扬夫人苏灵扬拿了一个录音机来，被周扬阻止了。后来周扬曾表示后悔，说当时录音就好了。有的文章说有录音，这是不对的。但现场有两个人作了详细记录，一个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一个是我。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已在收进《忆周扬》一书的文章中说过了。这次谈话的态度和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那种严峻的口气很不相同。我得到的印象是 : 对周扬，胡乔木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的话，而且说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 ___ 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只是说讲话有一些“不够”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胡的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觉得这里没有分歧，而且周扬的讲话中也有这种内容，只是没有那么详尽 ; 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对周扬的一种批评。

   卢文说到，“谈话中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现将胡乔木那次谈话中涉及我的地方摘录如下 :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论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马克思早期强调人，后期更强调社会。”

   “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只讲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没有和马克思的整个观点相联系，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 人道主义实际有不同的立场。不讲这个问题，单讲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人道主义，不容易使读者了解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 ( 这是在批评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

  " 若水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开头用了《共产党宣言》上的话，说人道主义是一个怪影。结尾说 : ‘你是谁 ? ’‘我是人。’这种套用就是说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起码是反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似乎中国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我不愿这样发挥，但是很难避免这种联想。这样一头一尾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

   “若水同志如认为我的意见对，可以再写一篇文章。你写文章比我们容易。你的文章也有文采，生动，有逻辑力量。”

   胡乔木对周扬很客气，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对我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我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最使人奇怪的是，最后他希望周扬“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而在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中，他认为这篇讲话是根本无法修改好的。至于临别时胡乔木说他是受胡耀邦委托的话，我没有听见。  

   胡乔木对周扬讲话的反对态度，和他在三年前对汝信文章的赞扬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实际上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一样的。卢文说，以周扬的身份，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难道汝信的文章就没有这个问题吗 ? 胡乔木为何又加以表扬和鼓励呢 ? 也许胡乔木后来认为自己支持错了，要改正错误，那么他在授意汝信作检讨时，可曾作过自我批评 ?

   党的文件中确实曾简单否定过人道主义，但那是毛泽东时代的事 ; 至于当时的宣传，我不知道“口径”是什么，只知道这个问题正在报刊上讨论，中央并未干预。周扬发言的场合是学术报告会，他的讲话题目就是“探讨”。探讨和和宣传是有区别的。   

     风波是怎样变大的

   周扬不愿意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去修改他的讲话，这可以理解。那意味着要大大扩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的篇幅，这就将改变原文的重点，并破坏全文的结构。原文的主旨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纠正过去简单把人道主义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左”的观点，而胡乔木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是反右。人道主义问题只是周扬讲话的四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可能过分膨胀。但是，作为报纸的负责人，我们没有在发表前请示胡乔木是违反组织手续的 ( 尽管胡乔木在这次谈话中并没有明确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他的确说过要修改 ) 。秦川和我当时都承认了这个错误，作了检讨。我们的检讨只限于这一点。

   我们只是在 3 月 16 日周扬讲话发表后，才知道胡乔木在 3 月 8 日给中宣部打的电话，也才获悉中宣部当时正在根据胡乔木的建议要周扬把文章修改后在《哲学研究》发表，为此还发生争吵。

   看来在整个事件中，至少在初期，胡乔木是起主导作用的。卢之超的文章说，“胡乔木对这种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抓得很紧，不断打电话给邓力群和中宣部布置任务。邓力群可能认为自己对这样专门的哲学问题了解不深，独自的主张不多，但执行乔木的意见很坚决。”我想这大体符合事实。不过卢文又认为，“从当时情况看，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作，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的”，矛盾之所以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是由于“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急于要把他的或他所热烈拥护的观点公布于世，秦川则全力支持”，而周扬则“一时很难接受批评和意见”。卢文说的做工作，指的是延长会期，增加发言 ; 还指中宣部召开会议，宣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开展正常的讨论。这里作者显然弄错了时间，因为这个会是在 3 月 25 日召开的，那时周扬讲话已经发表，而中宣部也已根据胡乔木的授意给中央打报告，要批评周扬和《人民日报》，并把王若水调走。采取这样的措施而又想不造成震动，要别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我“掌握”着《人民日报》，不对 ; 《人民日报》是由党中央掌握的，总负责的有社长和总编辑，我只是分工管几个部门而已。有人断定王若水是千方百计利用周扬的威信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其实周扬在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时，我因事忙，还曾一再推托。当然周扬是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秦川和我也是同意的。发表周扬讲话，除了我们的责任以外，也因为胡乔木虽然强烈反对周扬的讲话，但又要在周扬和我们面前掩盖这一点，以致我们误以为“分歧不大”。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胡乔木 3 月 8 日的电话，知道胡乔木讲了“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为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早在 3 月 8 日的新闻报道中，就预告了将全文发表周扬讲话，但是在从 3 月 8 日到 3 月 15 日的长达八天的时间中，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发表。

     我写了书面申辩

   我在看到中宣部向中央的报告后，除了在会上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外，又在会后写了书面声辩，其中说 :

   “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件事过去也作过，为甚么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呢 ? 我想是用什么来代替的问题。过去是代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 而现在是要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而在我国家还是争论对象。乔木同志最近谈话，是一个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肯定了这个口号，这就是我感到兴奋的缘故。乔木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说这个话的重要意义，而似乎认为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联系实际，向群众作宣传。乔木同志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说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讲可以，我们怎么敢讲 ? 人家会说你是擅自解释，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拿我来说，在这以前只是想为人道主义辩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争得一个合法地位，还不敢拿到群众中去宣传。”

   “‘报告’还说 : ‘不论作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我觉得，对周扬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的主观愿望都不作肯定，而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所谓‘势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乱’，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推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稍作调查就知道，实际情况是这个报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况且，什么叫‘混乱’呢 ? 思想界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并不是周文造成的。本来，周扬同志的报告使大家觉得清楚了 , 倒是后来四位同志的报告，引起了纷纷议论。当然，作为百家争鸣的体现，也可以这样作。但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为甚么恰恰要对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措施呢 ? 为甚么偏偏去找不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同志去发言呢 ? ”

   “我觉得乔木同志 3 月 8 日的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周扬同志讲话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如乔木同志想的那样，那就应当主要处理周扬同志，而不是我，否则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但是，首先要提出站得住的证据。单是 3 月 8 日的电话，是不能服人的。怀疑不能作为处理的根据。能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把整个事件的起因考虑一下，重新做出判断呢 ? 如果连周扬同志都不受信任，广大知识分子会怎么想呢 ? ”

   这里我补充说一下 : 就当时形势看，过去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左”的流毒还很深，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口号只是刚刚提出来，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共识，更谈不上在群众中普及 ; 即使有什么不妥当，也不妨展开自由讨论，怎么马上又要重复过去的政治批判呢 ? 究竟是反人道主义的“左”的思想危害大，还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右的思想的危害大 ? 更何况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只是胡乔木硬要给我们插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标签而已。邓小平说从 1957 年到 1978 年，我们连续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可是对胡乔木来说，过去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宣传都没有问题，用不着检验，用不着反思，好象从“反右派”到“文革”这一系列惨剧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 ___ 而他还说自己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胡乔木质问 : 现在讲人道主义，目的何在 ? 这问得很怪。他说我们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胡乔木批评别人“抽象地讲人道主义”，与此同时他却在抽象地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有不同模式的。胡乔木并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 : 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 或后来邓小平所称的“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如果那种苏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怀疑，也充满优越性，那还要改革干什么 ? 我们把重点放在价值观念的更新，胡乔木把重点放在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左”的一套。我们要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改革的实践 ; 胡乔木则要求人民不要有任何抱怨和怀疑，要把任何改革的呼声都压下去。这就难怪胡乔木从 1983 年起的多次讲话中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那篇重头文章中，没有或极少谈改革开放。

     关于异化概念的运用

   我再就“异化”讲几句。我们没有多讲资本主义的异化而是着重讲社会主义的异化，因为前者已经有了定论，而后者还是有待探讨的新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异化，马克思讲得很多，很深刻 ;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 ? 马克思恩格斯只是说过，共产主义将消灭异化，没有多作论述，而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其高级阶段，即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商品生产，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即使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们现在离这个阶段还很远。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由于他认为共产党“异化”了 ? 毛泽东确实说过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不过我怀疑他在这样说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异化”这个词。周扬在 1963 年作的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说到“异化”是普遍现象 ; 毛泽东审阅修改过这篇讲稿，这表明他当时至少不反对这种提法。但此后毛泽东本人似乎再也没有提到异化概念。本来他可以用党的异化来为发动“文革”提供理论根据，但他没有这样作，说明并不是“异化”概念误导了他。这是一。其次，任何概念都可以被误用，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内，这不能证明这些概念本身就是错的。毛泽东把阶级斗争运用于党内，这难道是“阶级斗争”概念本身的错 ? 异化概念也是这样，既使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概念，他的意思也只是说党内异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而我们是说毛泽东本人从党和人民异化了，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无法无天” ( 用他自己的话 ) ，给整个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解，异化理论不但不能为“文革”辩护，反而是对“文革”的一种批判。

   卢文说到，周扬给邓小平送过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这可能是邓小平表态的一个原因。文章还说，“周扬年老有病，材料当然有人帮着出主意和收集。”我想这种猜测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也是把周扬估计得太低了。早在 1963 年，就在周扬的主持下编辑出版过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就有不少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所以，这个材料在周扬那里是现成的，不需要别人帮助收集。周扬确曾告诉我他托某元老送材料，不过他说那是关于 1963 年周扬的报告经毛泽东审阅的情况。我没有听周扬谈到送马克思语录的事，但我更相信，邓小平是受了胡乔木的影响。

   本来，在起初批评我们的时候，胡乔木着重的是人道主义问题，而较少谈到异化 ; 到后来异化问题才变得比人道主义更严重。我过去不清楚这个变化是怎样开始的。这次卢之超提供了线索。根据他的叙述，胡乔木是在看到我在 1980 年的讲异化的文章才断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又说这不是批资本主义而是批社会主义，异化不是讲资本主义异化而是讲社会主义异化。这是 83 年 6 月和 8 月的事。 8 月底，邓小平和胡乔木有一次谈话。“乔木谈了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些材料肯定不是周扬送的。此前胡乔木曾批了一些材料给中央领导人看 ; 有的也让周扬、胡绩伟、秦川和我一阅，例如人道主义思想对大学生的“腐蚀”，港台报刊对中国大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评论，等等。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信任胡乔木的，还委托他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稿。胡乔木自称他没有向邓小平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是邓小平同志自己感觉这个问题重要。我想，胡乔木这样说未免太谦虚了。

   我曾给胡乔木送过一个材料，是我收集的若干国家共产党关于人道主义的提法，那是在周扬文章刚刚受到批评之后。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再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我对他说，这样会卷入国际上的争论。后来他在正式发表时就把提法作了一些修改，说如果正确地理解，使用这个概念“并无不可”，但容易引起误解，云云。尽管这样，我觉得胡乔木还是想避免在国际上引起争议。他的小册子除了出版汉文单行本以外，还有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发行量仅次于《邓选》 , 但偏偏没有出版外文翻译本。看来我的材料没有完全白送。

     整党和“清污”

   卢之超说到， 1983 年 11 月他从国外回来后发现，“有一些老同志发表了尖锐严厉的言论，一些群众对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方面的种种精神污染现象也十分愤慨。据说有位中央领导人感到小平讲精神污染已有不少天，报纸对此没有专门言论，气势不足，份量不够，要求宣传部门加强指导。”

   这里涉及 10 月份十二届二中全会后的情况。本来，二中全会的议题是整党，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早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党任务还包括清理那些在“文革”期间紧紧追随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干坏事的人。全会在 11 日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 12 日闭会前的讲话中提出来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二是“精神污染”。但全会并没有对第二个问题做出决定，认为“精神污染”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召开的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

   整党和“精神污染”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整党是针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和组织不纯 ; 而“精神污染”主要指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至于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文化界和社会风气感到愤慨的，恐怕主要是淫秽出版物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 ; 尽管这也被称为“精神污染”，却是和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不同性质的问题。究竟哪个问题更重要，更紧迫呢 ? 根据二中全会精神，应该是整党。可是全会闭会不久，当时的《红旗》杂志就在第 20 期发表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这不符合二中全会的决议。二中全会决定虽然也提出“统一思想”，但主要是从政治上和路线上说的，而且是把“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并重的。   

   这篇评论引起国外媒体纷纷猜测。南斯拉夫通讯社在 10 月 19 日的述评中说 : 《红旗》的评论强调在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党必须主要同右的思想作斗争。这是自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把右的危险放在首要地位”，“措辞和语调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写出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作者和文学作家同其他散布色情货色等人相提并论。”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说，这暴露了“理论界艺术界的严重思想分歧，而这也意味着政治界的严重分歧”。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推测说 : “这也许是表明有可能调整自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开放政策。”

   在二中全会会后一段短时间内，报纸上还是以整党为主题的，但很快变了。 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新闻中首次出现“精神污染”字样， 22 日就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标题中， 23 日又出现在社论中。 24 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消息。 25 日又报道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指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 ( 本来我们听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向党外传达 ) 。同日的头版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 26 日，报纸头条继续报导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有关发言。以后，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位了。 11 月 1 、 2 、 3 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 ; 仅 11 月 2 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 : “精神污染”一词的使用如此频繁，以至《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宣传文教单位接到指示，要清理本单位从 1981 年以来发表过的文章和出版的书刊，还要检查工作人员在各种讨论会上的讲话。问题严重的单位，上级可以派出工作组，对其领导班子加以整顿。后来扩大到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情况。每个党员都要检查自己近几年的言行。某省的社会科学单位党委觉得要清理的文章太多了，决定凡是论文题目中带“人”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 : 现在是“谈人色变”。

   邓小平强调说过 : “整党不能走过场。”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整党能不受干扰吗 ?

   幸而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 1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为题的社论，其中说 : 反对精神污染是长期的斗争。就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六十年代就受到了批判，“文革”中更在“横扫”之列。当时上纲上到了顶，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现在要批评一些同志在人道主义上的错误观点，绝不能采取放纵态度，但也不可操之过急。写文章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允许被批评者说明情况和进行答辩。不允许象过去那样搞什么运动。

   那时，我已被免职了，不了解详情，只知道书记处讨论了“清污”的一些偏差。第二天， 11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文章，说不能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后来，书记处又指示 : 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整党工作，不要把它扩大到经济领域，要划清政策界限，等等。这些都是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做出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

   然而，有些人却感到不满意，认为“清污”是虎头蛇尾，草率收场。卢文是这样表述的 : “不久就渐渐地括起一阵风，似乎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而他“发现原因在上面，这里又不能不提到胡耀邦”。“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木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 ; 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

   卢之超的叙述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 3 月 26 日向我们宣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前，胡乔木说 : 书记处已经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说要征求有关的三位同志 ( 周、秦、王 ) 的意见。我感到纳闷 : 为甚么不按正常程序，先听听我们的声辩再作决定 ? 为甚么先匆匆忙忙表示同意，然后又说要征求我们的意见 ? 我们的事后意见会有什么用处 ? 我猜想这是不同意见折衷的结果。原来，胡乔木邓力群要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送书记处决定，而胡耀邦提出要核对事实，听取声辩。其实，这是党章的规定，胡耀邦不过是要求按党章办事而已。另外，说胡耀邦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没有研究，也许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认为自己有权来对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做出判断，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卢文还提到了 12 月 14 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几位负责人谈话的事，说“这个谈话明显的是批评胡乔木、邓力群两个人”。胡耀邦这次讲话还是很委婉的，说乔木、力群同志也感到有些问题，所以打了几次招呼 ( 据我所知，邓力群是在书记处讨论后出面打招呼的。胡乔木打招呼的事，我不知道 ); 又说这不是纠偏，也不是走弯路，是中间拐了个弯，现在要回到小平同志讲话。在谈到“走样”的原因时，他还说：“万里同志说得好，主要是封建思想和左的干扰。”当然，胡耀邦说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可以理解为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但是，胡乔木也在我们面前批评过胡耀邦，语调还没有这样客气。

   另外，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篇批判“精神污染”的大文章中，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精神污染”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 ? 这就不怕造成误解吗 ?

     我写答辩文章的遭遇

   最后谈谈我写反批评文章的遭遇。卢之超说文章之所以没有发表，是因为“王若水以还要修改为理由要回了稿子，不久就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了。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当时王还是一个党员，而香港还在英国治下。 .... 好象那时人们脑子里党性、党的纪律、内外有别之类的观念还比现在强。”

   这件事过去了十五年，我本无意重提，但既然卢文把这件事端了出来，我就不得不加以澄清了。

  1984 年 1 月 3 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礼堂作讲演，我去听了。我最注意的是结尾时他说的 : “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地、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不象是一般的套话，当时也赢得一片掌声。我甚至觉得这个话主要是对我说的，因为胡乔木批评的主要是是周扬和我 ; 周扬已经作了检讨，能够出来参加争论的人第一个应当是我了。

   讲话后，胡乔木叫秘书送了一份讲稿给我，附信说，请提意见。我想处在我的位置，提意见是不方便的。但后来又说要来人，当面听我的意见。我只好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提了几点意见外，最后说 :

   “乔木同志说欢迎争论，我恐怕即使有人愿意出来争论，也没有什么报刊会发表。我希望乔木同志的讲话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作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 ; 而要使讨论成为真正的讨论，就不能只有批评而无答辩。如果允许我作一次公开的答辩，澄清我的观点，说明我现在的认识，然后请大家针对我的文章来反驳，这不仅对我个人有更大的帮助，也将使整个讨论进行得更深入更细致一些，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和最后结论，怎样岂不更好 ?____ 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大概没有什么用了。”

   胡乔木没有接受我的“暂缓发表”的意见，但他叫人转告我 : 你可以写文章 ____ 说的是“可以”。我想，为甚么不说“欢迎”了呢 ? 我并没有立即写。 2 月 8 日，邢贲思 ( 他是胡乔木讲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 在社科院的一个座谈会上，再次说 : “乔木同志说，若水可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不合适，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

   我不能去争论为甚么我的文章就不能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发表，这种平等是我不能奢求的 ; 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就不错了。当初周扬的文章如果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是就不会闯那么大的祸了吗 ?

    一直到 2 月 16 日，《哲学研究》负责人终于来约稿了。我对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写一篇不能发表的文章。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你看我的文章写出来后，能送审通过吗？”

   他强调说，他估计有可能登。他还告诉我小平同志有批语，除了赞扬文章写得好以外，还说“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3 月中旬，我写出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 , 交给《哲学研究》，并要他们送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审阅。后来他们告诉我，审阅通过了，定在 4 月号上发表。

   对这件事，《哲学研究》和我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消息传得很快。不久，香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人民日报》编辑部很震动，报告了书记处。胡启立当天就回了电话，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请说服动员王若水同志。我说这是胡乔木同意了的。胡启立打电话问当时在杭州的胡乔木 ; 胡乔木说没有理由不登，但可以推迟一期，到 5 月份发表。

   《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对我做工作，要我撤回。那时我受到的压力很大。会上会下，白天夜晚，同志们纷纷来劝说我。他们都是好心，担心又会引发新的一轮“清污”，但我的固执态度使他们很失望。后来有人建议，说文章读起来吃力，不如多征求意见，再改几次，改好后再说。这个意见我接受了，因为我自己也感到不很满意。我没有说撤回，但答应如果发表，一定事先给编委会打个招呼。

   与此同时，《哲学研究》也得到社科院院方的“缓登”通知。

   我把打印稿分送一些朋友征求意见。不少人来索取，我都给他们；只是叮嘱，这是未定稿，请不要外传。一共送了几十份。

   到了 5 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告诉我，他们得到院长的通知，王若水的文章再推迟一期，到 6 月份发表。我不大清楚为什么又要推迟，但心想只要能发表，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乘机多改几次。

   不久，胡乔木找秦川和李庄谈话说：我和胡绩伟、王若水是多年的老朋友，请向他们致意。在他们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后，还是老朋友。他没有提到写文章的事。

   这是一个信号，我应当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我没有理会，继续改我的稿子。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杂志《镜报》 6 月号突然登出了我的文章。

   胡乔木看了很生气，把《镜报》上的文章复制了若干份，分送中央其他同志。他并向秦川打电话查询，声调很严厉。他还说他根本没有要王若水写文章。

   报社气氛紧张起来。 6 月 20 日，编委会为此召开会议。我在会上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不会蠢到这种地步，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的文章不是没有地方发表；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都审阅过我的稿子，并同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当中虽经过一段曲折，但乔木同志并没有改口说不登，我也没有说撤回。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把稿子拿到香港去呢？大陆的读者当然比香港多，而且，大陆发表后，香港也不会看不到。

   同事们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不过多数人相信我不至于把这篇文章投到香港去。

   胡乔木终于找到了理由，他下达指示：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来了，国内就不发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应予以拒绝。

   我想，这表明胡乔木并不想和我争论，批判我的观点 ; 现在变成纯粹的政治问题了。

  7 月 13 日，编委会开会。我在会上保证五点：一、我和《镜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该刊的主编或其他编辑记者；二、我没有把自己的文章交给《镜报》；三、我也没有委托、授意或暗示任何人把这篇文章交给《镜报》；四、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篇文章送给《镜报》；五、《镜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还说，我不同意说这是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因为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再说《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 ( 社长徐四民是全国政协委员 ) 。其实香港登的是我的未定稿，我还要修改。经过查对，《镜报》登的正是我征求意见的那一稿。

   后来到香港去作了调查。《镜报》编辑部说稿子不是王若水送来的，是内地一读者寄来的 ; 但他们拒绝说出这个人是谁，声称有责任保护。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不过也没有解除对我的怀疑。

   但不管怎样，“清污”已经过去了。

       1999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