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电视台《纪事》2005年9月10日节目之日本老兵讲述当年暴行，以下是节目内容：

　　今年1月，两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日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对着镜头讲出自己战时在中国的犯罪，当时，面对面地听到施暴者描述这样的经过，我们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流下了眼泪，60年前的侵略者就在眼前，60年前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就在眼前。

　　一个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铃木说：“我那时候的经历是这样的，当想着去强奸时，我们就进了一个村庄，我们大家是分头去的，我进屋后，就看见有个妇女抱着个很小的小孩，倦缩在床上，我一把掀开他们盖的被子，发现这个妈妈怀里抱着孩子，在不停地颤抖。干了这件坏事以后，我把房子点火烧了。房子是必须要点火烧的。”

　　另一年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金子说：“带我去村子里的老兵要强奸一个妇女，这个妇女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她又打又骂又哭，激怒了这个老兵。于是老兵一边骂着那名妇女，一边抓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外面。当时那个村子里有井，有好几口井，这个妇女就被拽到了其中一口井，老兵把这个妇女一边往井里按，一边对我说：金子，你抬她的脚。于是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我们喊着一、二、三就把这名妇女扔到了井里。这个妇女还有个孩子，看见妈妈被扔到了井里，就一直围着井台哭着喊“妈妈，妈妈”，他大概才4岁左右吧，个子还不够高，够不到井台。于是他一边哭着一边回到家中，搬了一个凳子，爬到凳子上喊着“妈妈”就跳到了井里。这个孩子就这样跳到了井里。当时我们不是都带着枪吗，还有手榴弹，日本的手榴弹有这么大，我记得当时带了两个，于是我就往井里扔了其中一个，轰地一声引爆了。井里的母子俩就都被炸死了。这就是我曾经干出来的事情，在昭和十六年。”

　　战后，在日本，当年的侵略历史始终遭到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掩盖，右翼学者编写了美化侵略，隐瞒罪行的历史教科书，一些政客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罪行，还有各种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叫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兵站出来，对公众讲出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为历史作证，反省战争。

　　日本老兵们回忆：“我从来没想过人的肠子有那么长，四个中国人的肠子全都流到地面上，流了一地，死了。”

　　“全身被烧的很多，没法形容。”

　　“在那个地方强奸，强奸完后就杀了，头也给砍下来了，当时没有肉吃，让吃这个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就吃了，因为已经半个月以上没有吃过肉了。感觉比猪肉好吃。”

　　“他说金子你抬脚，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在井边上有圆的井台，我就把这个妇女扔到井里。”

　　这是一部日本纪录片中的内容，片名叫做《日本鬼子》，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14名参加过战争的日本士兵讲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作为反省战争历史的纪录片，影片在好几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并且获奖，但在日本国内，影片迟迟没有得到公开放映，多家电视台都拒绝播放，费尽周折，最后在一家艺术影院，影片才得以面对公众。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一些老兵参加了各种和平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当众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就是其中的两位。

　　金子安次，85岁，入伍前是工人，铃木良雄，84岁，入伍前在家务农，原本是普通百姓的他们，从应征入伍开始，就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铃木良雄说：“日本的军队，在新兵进入军队后，都要进行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在三个月中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在新兵训练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实战演习，就是把真正的敌人带来杀死的训练，一定会有这个的，把活人拉来刺杀。”

　　金子安次说：“开始杀人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的，所以总是刺不中。我们到中国的村子里去，把村民们拉来绑在树上。然后在枪上装上刺刀，喊着‘呀……’就冲上去了。活着就刺，当时他们还在树上绑着呢。”

　　铃木良雄说：“谁要是刺中了，就会取得好成绩，受到表扬。”

　　金子安次说：“开始的时候我也睡不着觉，不过杀了一个人，又杀了一个人以后，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战争的时候，日军杀中国人，杀得越多，成绩就越好。“今天你杀了几个人”“我杀了两人。”“好，明天我要杀三个”展开了这样的竞争。根据杀人的数量，军衔越升越高。这就是军队。所以我们都很兴奋，只要是中国人，不论是干什么的，见到就杀。

　　金子安次说：“我在中国呆了五年，做了很多坏事，比如说绑架，就是抓劳工，强行把中国人带到日本，这是绑架问题。还有抢棉花、小麦等等，也有这样的命令。另外还有毒气问题，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做过。在五年之内，可以说什么坏事都干过。”

　　侵华日军是如何从人变成野兽的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无数暴行，这样的历史，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在年轻人中间，知道的人有多少呢？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曾经就这个问题，在日本的大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

　　斋藤一晴说：“从问卷上看到，他们也大体上知道一些，比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但是只是知道这个词，就是个名词，至于具体的里头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几乎是不知道的。对战争的情况基本就不了解。”

　　步平说：“日本历史教育，他叫厚古薄今，过去的讲得多，近现代的就非常少，甚至都不讲。”

　　步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他主要研究日本问题，与日本人打了多年交道，对日本社会有着很深的了解。

　　步平说：“实际上他没有这个环境，我们的学生从小不仅是看教科书，我们可以看电视，看电影，看书，看报，我们的周围的社会环境，父母、爷爷、奶奶都会给他讲这个战争的问题，他是另外的环境。”

　　2004年七月，在北京，我们见到了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人，他一个人来到中国旅行，旅行的路线，是日本军队当年犯下暴行的地方。他叫中条朝，是一位大学生。

　　中条说：“小时候，在日本，我曾经有机会看到了一些关于慰安妇的片子，这种片子不断出现，拷问我们的社会，我当时就想，日本这样的社会好还是不好呢。

　　中条朝偶然知道日军暴行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他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日本社会这样忽视历史真相，会给战争受害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给日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学四年级，学校有一年做课题的时间，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到战争受害国进行考察，在考察中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于是，他向亲友借了一笔钱，独自开始了这样的旅程。

　　中条说：“我没有亲眼看过这些受伤害的人，也没有去过当时发生这些事情的地方，所以我展开了这次旅程，想亲眼看看他们的现状，然后回日本告诉其他人。”

　　中条朝到北京之前，已经去过了朝鲜和中国东北，在走访战争受害者的时候，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这样一个身份，他的内心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滋味。

　　中条说：“我想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我的心情很复杂，非常困惑，觉得作为日本人去跟他们去见面很失礼。

　　在劳工李良杰家

　　翻译：“因为他是第一次见这些强制去参加劳动的劳工，所以有一点紧张。”

　　这一天，中条朝访问的，是当年被强行抓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李良杰。

　　李良杰说：“1944年，9月份，我正在地里干活……日本人来到我跟前二话不说，两个人拧着我的胳膊把我推推搡搡……到了扔到车上。”

　　李良杰说：“那一年我比他小好几岁，我才十四岁。”

　　在中国听到的关于日本军队的暴行，中条朝从来没有听家里的长辈们讲过，他的爷爷，在战争时期是军工厂的工人，没有出国作战，那么，那些上过战场的军人，会对自己的家人说起这些事情吗？

　　记者问：“跟你的女儿讲过这些事情吗？”

　　金子说：“对于我们曾经用枪杀过中国人这件事情，在日本这种环境里认真地反省是很难的。不过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我想我女儿是知道一些的，但是作为父亲，我没有直接对她说过，我没有直接说“你们的爸爸做过这个做过那个”，这种事情是很难说出口的。”

　　强奸，杀人，放火，抢劫，这些在文明社会里极端恶劣，不可饶恕的犯罪，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当年都做过了，在亲人的面前，这样羞耻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的妻子，也是在近些年因为丈夫接受采访，才知道这些，金子安次的妻子，几年前在镜头前这样说——

　　金子的妻子说：“每当有记者到我家来这样采访，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可恶，曾经做过那样的事情。但这就是战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也是被强令去做的，难以推卸。所以我很讨厌听这些，我其实也不希望他说这些事情的。”

　　铃木的妻子，在丈夫接受纪录片《日本鬼子》的采访时，才第一次知道丈夫的战争犯罪，后来，每次当丈夫接受采访的时候，妻子都会因为难堪而躲出家门。

　　面对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这样的老兵，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由于他们亲手对中国人民犯下罪恶，令人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参加各种和平活动，接受媒体采访，一次次当众讲出自己的犯罪，这种勇气也让人看到他们人性回归的一面。

　　金子说：“我们犯下的罪行显然是非常大的，而且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我们反对战争，不是像别人那样简单地反对战争，不是在道理上反对，是根据我们的经历而反对，我们曾经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铃木说：“我觉得对于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只有把它全部讲出来，深刻地反省，才能重新做人，心安理得地做一个人。”

　　那么，在60多年前，是什么，让这些原本善良的百姓，变成了禽兽不如的战争工具呢？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采访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将原因指向了战前的教育——

　　铃木良雄说：“只知道听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分析的能力，上级说的话，天皇说的话是不会错的，天皇就一定是对的，一直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既没有分析、反省的能力，也根本没有想过要分析反省。我想这就是最大的错误。”

　　不加考虑地服从天皇的命令，在铃木良雄他们那一代人中，是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和习惯。

　　金子说：“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设有神坛，那里供着天皇的像，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不能正视，必须弯着腰鞠躬，腰要弯到不能再弯的地步，如果不这样的话，老师就会生气训斥。在乘坐公交车，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只要看到天皇的像，就一定脱帽致敬。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直认为天皇是伟大的，就是因为在学校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所以说后来，天皇说这么做那么做都认为理所应当。这样的教育持续了6年。”

　　冈田黎子说：“当时的教育是国家主义教育，它否定人性和个人主义，培养的是只遵从命令的人，而我们就成为了国家发动战争的后备军。”

　　冈田黎子，76 岁，她在14岁的时候，应征参加了毒气的制造，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参加制造的是毒气，但这些年，她还是感到自己对受害者负有责任。她把自己当时的经历画了出来，做成画册出版，警醒世人。

　　冈田黎子说：“当时学校就教育我们，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做什么都一定能赢，打仗也是如此，因为是正义的，所以一定会赢。在古代，蒙古曾经侵略日本，但是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台风，风非常大，于是船翻了，士兵们最后都葬身海底。这是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正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步平说：“日本战前的教科书，他是先讲日本有优秀的文化，做一个铺垫，然后又讲日本是神的国家，日本的国土，那么多岛屿都是一个个神化身变成岛，那么日本的天皇都是神的后代，他会给你列出一个天皇的后代，天皇的神的体系，从天上什么什么神，最后怎么到天皇最早的天皇就是神武天皇怎么下来的，那么神武天皇往后又是怎么一代下来的，这个早期东西，它本来是一个神话传说，他把他当成一个历史史实教给你，先是优秀的文化，又是神，给你打一个烙印，深深的烙印是什么，日本优秀。我优秀我就有资格领导亚洲，因为我们亚洲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了，要抵抗，谁能领导亚洲，就是我日本能领导，因为我们优秀。”

　　金子说：“日本和日本国民都是非常优秀，而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你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杀，也因此我们就很坦然地去杀人了。”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年轻的士兵们满怀着为天皇效忠，为国家效力的自豪感，理直气壮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他们的亲人，也怀着同样的自豪感，把他们送上杀人与被杀的战场。

　　靖国神社的背后

　　当时还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1931年12月，一个叫井上清一的日军中尉接到了命令，要进驻满洲，一天中午，他回到家里，发现新婚不久的妻子井上千代子略施粉黛、身着重装，端坐在蒲团上，用短刀自杀身亡。在遗书里，千代子这样说：“我的丈夫，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恭喜你。在你出征以前，我将离开人世，让你没有任何牵挂，请尽力为国工作，拜托的事情只有这一件。”

　　千代子以自戕激励丈夫走上战场的行为，马上成了日本新闻宣传的热点， 迅速被拍成了电影，写成书，成了日本女性的楷模。井上清一也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当他踏上侵略路程的时候，无数的人到车站为他送别。

　　井上清一在车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请为我祝福吧！为报答妻子的良苦用心，我不希望生还，尽力发挥伟大军人的作用。

　　井上清一这个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却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照片，保存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惨案纪念馆，1932年9月16日，在平顶山村，井上清一举起了屠刀，发出了灭绝屠杀的命令，致使这个村庄死亡3200多人，几乎被杀绝。

　　在战争后期，日本军队里还出现了神风突击队，队员们都是年轻的志愿者，他们写下绝命书，怀着对天皇的忠诚驾驶飞机冲向美军的战舰。

　　这些怀着必死之心的年轻士兵们深信，为天皇战死以后，他们就会成为靖国之神。靖国神社，是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教育的最后一环。

　　步平说：“因为在当时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军人为天皇战死了，你就不是人了，成了靖国之神了，是神，过去日本的死者，靖国神社没有成立之前，死者，死人吧不能称神，进不了神社里去。为什么？战争死的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很，非正常死亡，那种人死了以后，他的怨灵，引来灾荒引来灾害的，后来怎么办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为天皇死的人都称怨灵，都去引来灾害，那谁还去为天皇献身呢？他就是因为完全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了让大家去献身创造出来一个靖国神社说，为天皇献身的人神，不是普通的人，是这么一个东西，他专门制造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靖国神社，在明治天皇年间由国家兴建，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近250万名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的亡灵。战争期间，大量被派遣出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所谓皇军，在这里宣誓，表示为天皇捐躯的决心。而当年日本的天皇也在每年的春季，骑着白马到这里参拜。

　　1978年，东条英机等十四个战争和战争惨案的策动者，也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殉难者，放到靖国神社进行祭拜。又一次表明了靖国神社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性质。

　　步平说：“我另外强调这点，东条英机放进去以后，确实使靖国神社更成问题了不假，但东条英机进靖国神社是哪一年，1978年才把他放进去的，那其实1978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靖国神社一直是问题，所以你老强调东条英机，所以有的右翼政治家就提出口号，提出一个策略，说我们把东条英机他们拿出来，那我们再参拜行不行，这不等于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吗？其实我觉得拿出来也不行，因为你根本没改变你的本质问题。”

　　正因为这种军国主义的本质，到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也成了政治人物表明其战争态度的标志性行为。

　　从1985年开始，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都先后以首相的身份到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在2001年对其支持者许下诺言，每年都要去靖国神社参拜，并且，到目前为止，他每年都实现了自己的许诺。

　　李良杰说：“你问问中条，你为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喊他万岁吗？”

　　中条说：“没有。当然没有。”

　　李良杰说：“那你是我们的友好人士。握手。”

　　中条说：“但是小泉政府如果没有大众支持的话，是不能执政的。”

　　李良杰说：“这个说法不对。”

　　中条说：“正因为很多人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关心，才有很多人支持小泉政府。”

　　李良杰说：“不关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

　　中条说：“李先生你今天说的话很多日本人不知道。”

　　李良杰说：“你们不知道历史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被人道主义感化的日军俘虏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一系列的教育，让国民心甘情愿地走上了战场，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后来能够反省自己的战争犯罪，与他们有机会接受了另外一种教育不无关系，他们，都曾经作为战犯，在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了六年的教育改造。在那里，他们改变了对战争的认识。

　　在战犯管理所，最开始，战犯们并不认为他们入侵中国是非正义的，他们每天早晨还是要向着天皇的方向敬礼，遥拜。

　　关于如何对待这些战犯，周恩来总理作过指示，不能让一个战犯死亡，不能侮辱战犯，不能施加暴力，必须让战犯发自内心地反省，主动地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在这里，战犯们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对待，管理所为喜欢画画的人提供了画具，为喜欢音乐的人准备了乐器，甚至在粮食紧缺的时期，工作人员每天只吃两顿，吃的是高粱饭，而战犯们却是每天三顿，吃的是十分珍贵的白米饭。

　　铃木说：“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有一名士兵由于对前途失望而试图自杀，他自杀的方式是跳大粪坑。有一个非常大的、可供几十人使用的大粪坑，他就想跳下去自杀。可是，有个管理员却跳入粪坑，把这个士兵救了上来。我正在想他会怎么做呢？他就用嘴把士兵嘴里的粪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吸进去吐出来，吸进去吐出来，就这样救了那个士兵，这是我亲眼看见了。”

　　金子说：“后来我们在中国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学习，就完全明白了，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了。

　　正是这样充满人道主义的教育和关怀，使战犯们认识到了战争的错误，在1965年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战犯都主动交待了罪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被免予起诉，只有45名支团长级的军官、宪兵、特务机关成员被审判。

　　审判结果，4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八到二十年的监禁，免予起诉的战犯回了日本，后来，被判刑的战犯刑期也被缩短，到1964年为止全都返回了日本。

　　从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归国的士兵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归还者连络会，简称中归连，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都参加了这个组织。组织里的成员在一年发行三次的会刊中，写下了向中国受害者赎罪的文章，还参加各种和平活动。但这些年，每年都有十五到二十多成员去世，其他的人也渐渐年事已高，参加不了活动了，现在中归连已经不存在了。

　　铃木说：“现在日本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反战和维持和平的组织，即使中归连不存在了，我们也还是可以参加其他组织的活动的。”

　　2004年7月，中条朝来到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殉难者纪念馆，并且在这里访问了屠杀幸存者倪翠屏，在那场屠杀中，倪翠屏一家死了8口人，她成了孤儿。

　　倪翠屏说：“我婶婶出来收衣服，怀着肚子，怀了七个月的小孩子，结果呢，被日本兵看到了，五个日本兵跟她后头追，五个日本兵，我那个叔叔进门就被他们抢啊，刺刀往身上打，把我叔叔活活打死了我父亲身上一共被打了三枪都是血，地下也是血。我还没有喊我父亲，日本兵又给我一枪。”

　　中条说：“亚洲的受害者要求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要求承担责任，而众多的日本人无视这种声音，就相当于丢掉了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尊严。这其实和这个挥舞着军刀的日本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