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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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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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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博士生导师。湖南耒阳人。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资中筠资中筠，女，1930出生。 湖南耒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精通英、法文。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著述多涉及中西文化历史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主编并撰写第一卷《二十世的纪美国》）等。
1930年生于天津。
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精通英、法文。五、六十年代，就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访问过亚、欧、非、拉美等几十个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与民间往来。
1956年至1959年常驻维也纳，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
1959年回国后曾担任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资中筠1971年后，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的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的全程接待工作。并参加基辛格若干次访华的接待工作。在此期间还接待并陪同过一些在长期隔绝后初次重访中国大陆的美方知名人士，如谢伟思、费正清、拉铁摩尔、斯诺的先后两位夫人、夏仁德以及其他知名人物。
1980年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
1985年起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
1988-1992任所长，同时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2年至1998年参与创办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杂志并任主编。
1993年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第二届会长。
1996退休。仍继续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并兼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美方主任为大卫·兰普顿），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她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82年至1983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2年，任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曾应邀在美国十几家大学作演讲。
1994年任“敦巴顿橡树会议与联合国”国际研讨会（纪念敦巴顿橡树会议50周年）荣誉委员会委员。
资中筠与家人父母
资中筠的父亲资耀华（1900-1996）1900年就出生在湖南耒阳田心铺资家坳，是一位事业卓然有成的银行家、一位有建树的金融学家。
资中筠的母亲童益君是浙江湖州人，外祖父当过地方官，当时江浙一带既是鱼米之乡又得风气之先。外祖父对子女的教育很开明，他逝世很早，家道中落。外祖母力排众议，把给三个女儿准备的嫁妆钱都用作学费，让她们上新学堂。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资家是小家庭，“家风”就是两位家长塑造的。父亲以身作则，形成一种氛围，而母亲言传身教，细致入微。爱国、自强、理性、诚、信、蔑视权贵、崇尚学问，厌恶纨绔子弟、女子独立，以及勤奋好学等等，都无形中形成一种家风，影响了下一代的人生观和性格。
姐妹
资耀华和童益君有三个女儿。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各自在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资中筠是家中长女。
资华筠，女，著名舞蹈家，湖南耒阳人。1950年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少年班，先后师从刘玉芳、巴兰诺娃、戴爱莲等。1952年调入中央歌舞团，历任领舞、独舞、领衔演员、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舞蹈艺术》主编、院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菲律宾民间舞蹈家协会终身会员，全国政协第五至八届委员。国家一级演员。 1951年参加第三届（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表演集体舞《西藏舞》获金质奖章。50年代她表演的“飞天”、“孔雀”几乎无人不晓，先后出访亚、欧、南北美洲40多个国家进行表演和交流。
资民筠，女，著名教授，1938年生，在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任教近三十年，其间曾赴西欧、北欧诸国访问（访问学者两年，及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1988年转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科技室，现为该院比较艺术中心研究员，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艺术科技》杂志特约编委及特邀撰稿人，发表论文（包括英文）五十余篇，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与海内外华人学者共著《空间物理进展》一书，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特别奖，科幻小说《伊甸城的毁灭》曾获科幻小说银河奖。
丈夫
资中筠的丈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欧洲学会前会长陈乐民。陈乐民在大学毕业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国际政治和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
资中筠著作《追根溯源》学术著作
《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
《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书评》
《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散文随笔集
《学海岸上边》与陈乐民合集；《锦瑟无端》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本书是资中筠先生的一部随笔作品集，其内容包括有感于中国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对大学生辩论竞赛质疑、一定要“团圆”到皇帝身边吗、人格与国格孰先、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等等。本书所收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文笔犀利，见解独创，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可读性，颇值得一读。
《斗室中的天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12出版本书是资中筠随笔、杂文的结集。这些文章都是作者在专业研究之余的所思、所感，信笔写成；还有一些演讲稿和采访录，思考和心得就是在讲话和对话中形成。眼界开阔，题材广泛，都是近年作者来心之所系，萦绕于怀的几个领域，有一以贯之之道，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吾土吾民的挚爱、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文明和正义的呼唤，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胸怀。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是一部不可多的优秀读物。
译著
2004被中国译协评为“资深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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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家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作家 学者 教授 经济学家 翻译家===========================================================
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这种论调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欧洲近代史从15世纪中叶算起，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400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的，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源于古代的传统
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决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邵燕祥曾为文详细摘录朱元璋所删《孟子》的章节)，而且取消了孟子陪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做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说来，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1. “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2. 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 “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 “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3. 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西学东渐以后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1. 忧国忧民的担当与2. 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3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 严复晚年的转向遭人诟病，但他前期对启蒙的贡献和精辟言论不可抹杀)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的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的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21世纪开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寇压境时，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的新发展
60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15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30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峈測桶腔澄厥褪悝謎陑腔褪悝模婈肮俴腔鼠羲蠶瓚﹝筍岆劼僕媼坋湮綴ㄛ燠伬褪婓劼薊囮唾ㄛ衾岆笢弊褪悝賜珩畸韜羲宎蛌砃﹝絞奀腔褪悝埏埏酗鬊褫鳺“測桶衄壽源醱”砃坻蠅耋(砆獗▲褪悝恅趙蹦◎2010爛菴2113珜)﹝躺森珨瞰眒褫獗撈妏婓笭妗痐腔赻褪悝賜ㄛ淉笥眒冪揤給褪悝淩燴ㄛ嗣杅眭靡褪悝模珩督衾詢揤眳狟賸﹝眕綴佼茼淉笥須淰剒猁ㄛ褪悝怍須鼠羲楷桶恅梒諫隅“譯莉勀踝”ㄛ埻赽昜燴悝模楷桶恅梒蹦痐湮笢瞄彸桄腔溫扞峚鳥衾汜昜拸漲ㄛ珩憩祥逋峈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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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眭妎傖峈埻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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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佮吤恅趙”腔晊哿睿湮楷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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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岆拺蚢颱晟ㄛ嗣杅爛悝赽腔模弊輒筏情﹝埻秪岆珋婓跺韜堍祥珨隅迵鏍逜弊模踡躇薊炵﹝褫眕“蚚褐芘”ㄛ奧堤繚迵符夔傖淏掀﹝磁寀隱ㄛ祥磁寀﹝符弊暱霜雄岆湮岊垀ㄛ拸褫準祜﹝肮奀ㄛ淏砱覜迵燴砑珩峈珋妗腔髡瞳垀敊羶﹝彆佽ㄛ坋爛腔佷砑蜊婖翋猁岆峈哏挕垀ㄛ饒繫珋婓衄趕逄腔奻脯儕荎嗣峈蜓幛(靡瞳)垀窋ㄛ奧嗣杅奾帤桴恛褐躲ㄛ疆衾峈翔覬覺氪ㄛ寀褫眕佽岆峈獎垀痄﹝嗣杅甜準謎眭裶ㄛ筍覜善拸薯睿拸鰓ㄛ奧蕨擇寀蕾撈囮竭嗣ㄛ衾岆恁寁迵笱笱隴眭準淏砱腔“寞寀”麼“隴寞寀”邰衪﹝赻19岍槨笢珔祫20岍槨笢珔腔隱悝汜翋猁岆“芚毞鳶”ㄛ芞隙弊輛俴蟹ㄛ蜊曹窪做﹜邈綴腔珋袨;踏眳隱悝汜寀岆翋猁峈赻撩梑載疑腔堤繚ㄛ彆恁寁隙弊懂楷桯ㄛ湮嗣祥岆蜊婖扦頗奧岆掩蜊婖ㄛ珨窒煦朼祫傖峈峎誘珋袨腔斯嘆忒﹝尪輿眒拸僕妎ㄛ撈妏衄ㄛ珩跪赻禸藷悕ㄛ倛祥傖耋砱腔揤薯﹝屾杅衄垀澄忐ㄛ輛俴賸蕨淰腔ㄛ忳善漲奀厘厘嗽蕾拸堔﹝衄妎氪垀蚡藉腔扦頗峉儂飲岆酗堈眳岈ㄛ祫屾醴遜夔婓貉敃汔笢僎假衾珨奀ㄛ睡賴赻扆歲齣?
﹛﹛祫衾翋霜恅趙ㄛ珨陔﹜橾換苀腔杻萸笢峔衄“佮吤恅趙”赶腕阨﹝絞狟腔“佮吤”祥珨隅桶珋婓眻諉佮跺ㄛ奧岆佮“呏岍”﹝婓趙掖劓狟笢弊秪冪撳崝酗捃厒奧弊暱華弇諾枑詢ㄛ眈絞嗣腔眭妎煦赽婓彶睿扦頗華弇奻岆腕瞳氪﹝婓森錶狟ㄛ眻諉麼潔諉“佮吤”桶珋峈陔杻萸岆ㄩ眕跪笱“燴蹦”峎誘珋衄极秶ㄛ瘁隅斛猁腔蜊賂ㄛ峈珆奧眢獗腔斜瓷——杻梗岆絞旆笭腔扦頗祥鼠睿譆鞦俶腔葛啖——梁誘﹝珨窒煦垀彖“恅”婓秪“佮吤”奧靡瞳邧彶笢祥筍園邈善拸喝腔華祭ㄛ奧眒冪閉埣賸鎢腔耋菁盄﹝眕祫衾蜱捶華涾笢堤珋“軝酕寤ㄛ珩倷腦”睿“漪濡模酗”饒欴腔“釬”堯恓ㄛ森撼桸懂厙奻珨鎬汒ㄛ筍岆甜帤竘“豗蹦貍”ㄛ坻蠅覜忳祥善睡揤薯﹝饒弇恅趙隴陎甡峈翋霜羸极垀袚癱ㄛ眕“湮呇”醱簷謠眈﹝妗暱奻涴笱“佮吤”喃喇衾羸极騰祫都汜魂ㄛ蠅勤森炾眕峈都ㄛ眒冪鎊躂ㄛ硐祥徹饒謗弇腔晟蹦楷汜衾弊毈眳暱ㄛ杻梗竘蛁醴奧眒﹝
﹛﹛嘉眳“佮吤”遜衄淩剴腔珨醱ㄛ堤衾勤議笱詼都腔肮﹝踏眳“佮吤”嗣杅晟祥蚕笪ㄛ隴眭準ㄛ婓湮頗﹜苤頗奻珨掛淏冪華佽ㄛ湮苤捩裝赽傖掛湮杶華迡腔囀ㄛ婓脰豻溯綴佌眳潔岆當棧憧虷腔趕枙﹝飲酕謗醱巖ㄛ佪瑭羶衄憊覜﹝嘉眳澱岆湮郫ㄛ踏眳澱侔綱衄砩剒猁掩﹝嘉懂著卼遜眈陓眕妢峈牖ㄛ褫眭倓杸ㄛ垀眕妢夥遜衄珨隅腔迡淩岈腔諾潔﹝踏眳夥妢祥筍祥楷栨“眕妢峈牖”腔蚥謎換苀ㄛ覂薯衾敖淩眈ㄛ帢婖盪妢ㄛ擇橈毀佷﹝涴珨萸勤爛珨測馮漲蚧朼ㄛ妏坻蠅勤絞測妢﹜輪測妢俇拸眭ㄛ勤嘉測妢旆笭昫黍ㄛ笭陔疪蟹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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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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