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不能讲真话？

                               叶超英 

    明代隆庆年间，一个叫冯时可的进士养了一只鹦鹉。丫环们为拍冯时可小妾的马屁，便叫鹦鹉喊她“夫人”，小妾听了心花怒放，当宝贝似的喂养这只鹦鹉。

    冯时可得知后，极为不安：明律规定，妻妾错位要坐牢。冯时可就训练鹦鹉改口叫“姨娘”。小妾为此恼羞成怒，在一个寒冬下雪天，将鹦鹉挂在庭院里，看着它活活被冻死，才解了心头之恨。（见清朝《南吴旧话录》）

    鹦鹉喊小妾“夫人”本是假话，喊“姨娘”才是真话。可小妾听假话芳心大悦，听真话反怒不可遏。冯时可为此感慨：“直如弦，死道边，人固如是，鸟也难幸免。”可见，真话犹如种子，想让它发芽，就要看有没有适合这颗种子成长发芽得土壤、空气和阳光，也就是有没有讲真话的环境。

    假话和真话历来是一对孪生兄弟。已故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对二者有一个彻悟：“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人生在世，不说一句假话的人几乎没有，即使一个最诚实的人，有时也要说“善意的谎言”。因此，“假话全不说”只是应该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想完全做到很难。

   “真话不全说”的意思是，真话可以说，但是只能说出“部分”真话，说出的真话是有保留的真话。此话道破了这个时代留给真话的生存空间：能够说真话，但是不能全说。或者说，只能说出符合主流意识的部分真话；悖逆主流意识的话、揭示客观真相的话，如果不利于主流人群，那最好还是闭上你的嘴巴，以免惹祸。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经济的大幅度发展，与封建社会时的“焚书坑儒”、“文字狱”相比，讲真话的土壤亦随之渐渐复苏，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只能有选择性的讲真话，这从承载真话的媒体一看就知。

    在传统的新闻媒体上不能大胆放言。报纸、广播、电视等诸多表达主流意识声音的传统媒体，大多是报喜不报忧，一片阳光灿烂。如果一个人真正生活在这些媒体所报道的美好世界中，从里到外早就一片和谐。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一些说真话的文章会被编辑“和谐”，有时勉强登出来也已被弄得面目全非；一个作者因某篇文章戳中了某些人的痛处，被对号入座而罹祸的事数见不鲜。近期中央电视台在栏目改组中，“实话实说”节目因收视率走低被淘汰，也可作为说真话没有市场的一个佐证。

    在人们的想象中，新兴的网络媒体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畅所欲言的地方了，然而，也不见得：讲真话“过度”的文章发到网上，立即会被删掉；带上马甲会被封掉ID；即使在手机上用短信说话，仍然有“彭水诗案”之类的现代“文字狱”事件发生。

    在工作岗位上讲真话，就更是不可能。在一把手的绝对权力控制之下，你敢对领导发表意见讲真话，那真是“太岁头上动土”，“犯龙颜，触逆鳞”，不想活了。除非你把自己的工作当玩笑，否则，与领导讲真话的人永远没有好果子吃，一旦讲了，将有穿不完的小鞋，吃不完的苦果，直至让你下岗，断了你的生路。

    温家宝总理视察某地时，在一天里对“受访群众”说了五次“要给我说实话”，足见下级说真话和上级听真话都难。想说真话的人没有地方说，想听真话的人没有地方听，下情难以上达天庭，以致“村骗乡，乡骗县，一级级骗到国务院”几成常态。

    如此不能讲真话的结果，造成了上上下下的“瞒”和“骗”，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绝非危言耸听。巴金在《随想录》里以亲身经历，证明不说真话的危害。可见，讲真话何其重要！

    造成讲真话如此困难的原因在哪里？归根结底在于讲真话的环境堪忧！

    我们历史上从来不缺 “为生民请命”而敢于讲真话的人。但是，如果讲真话会被打击报复，会有牢狱之灾，会有人“千里进京拘人”，甚至会有如张志新一样，被“割断喉管”的可怕后果，谁还会讲真话？

    因此，要让人讲真话或讲出全部真话，就需要从法律上、制度上保障一个人说真话的权利，免去讲真话的各种后顾之忧，营造一个让人讲真话乃至讲错话的客观环境。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人踊跃讲真话、讲出全部真话的时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