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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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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作者：沈志华 发表日期：2006-06-02
本文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2004年6月）和“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会议（复旦大学，2004年8月）宣读，评论人茅海建、陈兼及与会同行章百家、牛军等对文章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提要：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的关系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波兰与匈牙利相继爆发了危机，赫鲁晓夫不得不求助于中共。尽管在危机处理的初期，中共来不及参与，但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中苏关系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因此，对于波匈事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冷战史，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1]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兰的《今日》和《现代史年鉴》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2]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Yeltsin ）在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把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有关文献115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3]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供各国学者使用。[4]随后，在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5]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6]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7]第二，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8]究其原因，一则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至今没有对公众开放，[9]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10]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综观事件的进程及其结果，涉及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角度看，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担当了什么角色，即中国对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二，从国内角度看，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及其结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即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自然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先讨论前者，重点分析在波匈事件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苏联处理危机决策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和内部的新闻报道。[11]
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对事件发生前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做出基本判断。
苏联与东欧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斯大林（J.Stalin）解决战后东欧问题依据的是两个原则，为了保障俄罗斯帝国的安全利益而从内部强化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为了与西方大国合作以求得和平发展的局面而在外表上给予东欧各国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为这两项原则的政策体现，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避免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利益集团，而宁愿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来保证各国政府的亲苏政策，不鼓励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此等等，这就是冷战态势形成以前苏联与东欧关系的基本框架。斯大林主张的联合政府政策在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失败，再加上美、英、法等国在推行马歇尔计划中的进逼方针，导致莫斯科迅速转变了对东欧的策略，作为国际性集团组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应运而生。[12]在冷战的格局下，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推行两党合并，消灭社会民主党，继而操纵各国实现共产党一党统治，同时在东欧各国党内以消灭“铁托分子”为由开展大清洗，对土生土长的各党领导人大开杀戒，而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干部取而代之。此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被大批派往东欧各国。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莫斯科的顺从奴隶，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冷冻状态。[13]
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的开放和政治的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早在1955年秋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致函苏共中央，请求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8年8月16日无理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进行重新审理。12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波兰共产党平反的决议，有关声明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刊登出来。[14]第一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 ）猝死莫斯科，使波兰党内的亲苏派势力大大削弱，波兰许多地方党组织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报告时，更提出了追查1939年在卡廷发生的枪杀波兰军官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领土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15]贝鲁特的继承人最初是党内的中间派代表奥哈布（Edward Ochab），由于他继续推行原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引起很多人不满。[16]到1956年5月在改革派的压力下，曾经作为“右倾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出山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党内高层便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奥哈布也逐渐转向改革派。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17]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18]
匈牙利的社会情绪虽然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和政府首脑的拉科西（R ákosi Mátyás ）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去世后受到党内外的一致指责，莫斯科不得不考虑对其有所制约。在1953年6月召开的莫斯科两党联席会议上，拉科西、格罗、法尔卡什（Farkas Mihály）和雷瓦伊（R évai J ózsef）等保守派领导人受到严厉谴责。
会议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改为第一书记），而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让给立志推行改革的纳吉·伊姆雷（Nagy Imre ），内务部长法尔卡什和理论家雷瓦伊则退出领导岗位。尽管由于阻力重重，纳吉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匈牙利出现的变化仍然在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正当纳吉及其政府的改革行动开始收到效果，并得到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大力支持的时候，苏联最高权力层出现的分歧使拉科西的势力得以卷土重来。莫斯科一是担心纳吉的改革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赫鲁晓夫（N.Khrushchev）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G.Malenkov）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言论在匈牙利的实践；二是担心匈牙利党内的严重意见分歧破坏政治结构的稳定，而拉科西主张的“整顿匈牙利秩序”则比较符合此时赫鲁晓夫的要求。于是，随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下台，1955年4月纳吉也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而失去了权力，8个月后又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但很快，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变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拉科西本人。1956年3月底，拉科西被迫承认在斯大林对东欧各党的大清洗中，参与了对持与苏联不同政见的拉伊克（RajkL ászl ó）的政治陷害活动，之后他便失去了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信任。特别是在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面对匈牙利官方惊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兹南事件”，莫斯科迫不得已在7月决定让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了其党内职务。然而，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共同把眼光投向了虽然在野但并未沉默的改革先锋纳吉。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19]
东欧与中国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还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提出“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进行访问，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20]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在1949年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的问题。[21]在建国之初与苏联大使罗申（A.Roshchin）的谈话中，毛泽东反复表示了他对与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迅速建交的迫切心情，尽管当时中国“甚至不知道他们外长的姓名”。[22]毛泽东在1949年10月最初提出的访苏计划中，再次安排要在中苏条约签订后到东欧访问一个月。[23]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东欧的访问始终没有成行，但他对东欧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24]毛泽东自然不便跨越雷池一步。况且，东欧国家与中国如何发展关系，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甚至东欧能否与新中国建交、何时建交等问题，都必须经过莫斯科的首肯。[25]在1950年10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因朝鲜战争而面临危机时，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所有东欧国家中的形象和地位。[26]不过，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范围，而在政治上，只是一般性外交往来，对相互间的国内政策谈不上有何影响。[27]
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密切注视着东欧发生的事情，[28]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内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都在东欧各国引起了极大兴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国传播以后，一时众说纷纭，思想极为波动，很多人表示要看看中国党如何表态。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29]波兰人还常以羡慕的口气对中国留学生说：“你们中国革命是自己搞成功的，又是大国，斯大林不敢命令你们，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政策的。我们是小国，一切都要听从别人。”[30]匈党中央委员、驻苏大使波尔多茨基（Boldoczki ）称：中共八大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匈党对此很有兴趣，十分重视。匈党中央书记科瓦奇（I.Kov ács）说，八大文件中很多东西值得匈牙利学习、研究，特别是中国党成功地把广泛的民主与坚强的集中领导相结合。应当学习中国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能广泛团结全国人民各阶层的经验。[31]如果说过去人们赞赏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现在也开始关心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基本上都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们往往拿中国与苏联对比。与保加利亚各界对双百方针所持的保留态度不同，波兰人总是用赞佩的心情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说，中国党和斯大林的作法完全不同。中国党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波兰非常流行，受到极大的赞赏，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简直是家喻户晓。[32]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则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图的真实反映。这在匈牙利社会激起了广泛的亲华热情和同情心，以至在匈牙利发生危机时，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人们在布达佩斯街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33]据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Y.Andropov）报告，格罗在解释“部分匈牙利劳动人民，甚至党内人士对苏联表示冷淡的问题”时说，在许多党内反对派看来，“似乎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阻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发展，而中国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个人崇拜现象”，“所以现在就应该以他们为榜样，而不是以苏联为榜样”。[34]还有，纳吉被迫引退之后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问题，他在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也特别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万隆会议的五项基本原则“不能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或者两大体系之间的斗争，必须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关系中”。[35]这与中共后来在处理波兰危机时的主张不谋而合。[36]
看起来，东欧各国，特别是那里的改革派是可以接受中国了，问题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指挥的苏联的态度。
中国与苏联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37]尽管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令毛泽东有些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和所有共产党头上的这块大石头（或曰“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波匈事件发生一年后，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尤金（P.Iudin ）说：“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局面，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38]对于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在内心是赞同的，如果仔细品味毛泽东在1956年3-10月对内对外的讲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固然，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的提法以及批判斯大林的方式等问题上，中共确有不同看法，这些情况莫斯科通过外交渠道也已经有所了解。[39]过去人们把这些分歧看得很重，似乎这就是中苏分裂的起点。[4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苏论战时期双方互相指责的过激言论的影响。其实，任何盟国关系中都会有分歧和矛盾，而且时时都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就要分裂。况且，后来导致中苏反目的根本原因与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关系。[41]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强调的主要还是以前斯大林在中国问题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和现在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4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A.Mikoyan ）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他，“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42]5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尤金时，虽然原则上肯定斯大林在多数重大问题上执行了正确路线，但谈的最多的还是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些错误“可以写一本书”了，只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毛泽东在谈话结束时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并感慨地说，二十大“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的问题了”。最后，毛泽东又高兴地总结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43]
从苏联方面来说，《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兴趣，“一般的反应都很好。最普遍的反应，是认为这篇文章有说服力，写得公平，分析得全面深刻，把问题说清楚了”。而官方则“准备把全文重新翻译一次，与苏共的文件一起编入一个供全党学习的小册子”。[44]此后，中国的意见越来越受到苏共中央的重视。同时，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骚乱和党内讨论时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叛情绪，也使苏联领导人确实感到“捅了娄子”。[45]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其中的说法已经十分接近中共的观点——“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开始慢慢刹车了。[46]到年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广播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47]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理由是“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群众和对群众做政治工作）。
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共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方针。
中共党组织的许多方面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后在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于是，1957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由15-20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共访问学习。[48]苏共派人到兄弟国家学习党的建设的经验，这还是头一次，足见中共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49]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50]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51]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52]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苏波两党在华沙会谈期间（19-20日），赫鲁晓夫关于停止苏联部队向华沙进军的命令是如何做出的；第二，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以后（20-23日），关于放弃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23-31日），为调解苏波关系、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做了哪些工作。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53]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54]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55]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56]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57]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在15-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K.Rokossowski ）元帅。[58]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W.Komar ）将军[59]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A.Ponomarenko ）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60]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1）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俄国档案显示，通告的全部内容是：“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方面出现了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L.Kaganovich）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B.Molotov ）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而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G.Zhukov）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61]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62]
10月19日早晨7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I.Konev ）、参谋长安东诺夫（A.Antonov ）和一大批高级军官。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
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等待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10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大会仅进行了半个小时。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作其他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
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不过，波兰人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
哥穆尔卡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谎称是以前布置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会谈继续进行，除了波兰领导层的人事问题，又在波苏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下午6时，奥哈布返回全会，向中央委员们作了简要汇报，并建议因需要连夜与苏联人进行会谈，全会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再开。晚饭后双边会谈继续进行。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部队还在缓缓向华沙迫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在向华沙移动。此前，罗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话，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与此同时，得到苏军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纷纷涌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兰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63]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场。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18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并有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了两个司令部——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了武器装备。[64]此时，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经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65]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66]此外还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甚至中共也还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67]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关于19日苏联是否通知中国准备在波兰使用武力的问题很重要，这涉及到毛泽东是否出面阻止苏军调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否对苏联决定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史料中的不同说法做出判断。
据说，10月18日尤金大使接到莫斯科转来的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后，紧急约见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立即见他。[68]19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69]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另一种说法是骆亦粟和吴冷西提供的，据他们回忆，尤金19日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吴冷西说：2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向苏联提出警告。晚7时，毛泽东接见尤金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还回忆说，22日毛泽东听到苏联已经撤军的消息时又说，这主要是在波兰遇到了坚强抵抗，但中国党的表态对此也有一定影响。[70]由于吴冷西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传。[71]但在笔者看来，此言疑点颇多。首先，说中国收到了苏共中央关于出兵干涉波兰的通知，这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及目前看到的通知内容不符——那里根本没提出兵的事。其次，说尤金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问题，与逻辑不符——尤金不可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而私自将军事调动的机密告诉中国人。
最后，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出兵的准确消息，怎么可能劈头盖脸地指责苏联领导人呢？[72]退一步讲，即使毛泽东在20日晚上（华沙时间20日中午）对尤金表示了中国反对出兵的意见，正如吴冷西自己分析的，这个消息对于20日凌晨苏联做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那时苏联代表团已经返回莫斯科。所以，上述回忆史料如果没有档案文献加以印证，是难以被接受的。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还不知道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别说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就是中国驻波使馆，当时都不知道毛泽东对波兰形势的看法。
对于波兰问题，中共中央主要有两个信息来源，一个是大使馆，一个是新华社，但二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前者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后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比较接受新华社的估计。[73]早在10月12日，新华社的报道就对波兰的局势发展持乐观看法，认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波兰出现了“如狂风般的空前广泛、空前热烈而又空前深刻的全民性的政治、思想大讨论”，目前波兰全国上下“都在积极设法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和缺点。大多数人们并未失掉信心，人们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在这场大讨论中有过一些偏差，而且目前也存着一些矫枉过正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正确的。”[74]中国使馆人员无法像新华社记者那样活跃在民间和街头，因此消息就闭塞得多，而王炳南大使与波诺马连科私交甚笃，对波兰局势的看法也深受其影响。[75]至少在10月23日之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新华社记者谢文清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我个人认为，苏共代表团的到达，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知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在华沙到处可听到这种不满的言论。”而大使馆在这篇报道上加了按语说：“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76]这就表明此时使馆还不了解中共中央的立场，也没有得到有关的指示。事件过后不久，王炳南在给中国留学生作报告时承认，使馆当时对波兰八中全会前后形势的判断与中央的估计不一样，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77]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会议研究了在波兰的军事演习问题（但从记录看不出讨论结果），还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记录还显示，这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驻波兰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为慎重起见，会议最后决定邀请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商议，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78]
在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N.Bulganin）还在犹豫，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消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79]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80]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81]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82]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83]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与此同时，大约是在10月21-22日，中共也向波兰方面表明了对波兰国内政策的倾向性态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Mieczyslaw Marzec ）回忆，10月1日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因国内形势紧张提前回国，其他成员在中国南方和西部参观了三周。当代表团回国的飞机将要起飞时，发动机突然熄火，马热茨等人被带到机场贵宾接待室，等候他们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马热茨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人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改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
刘少奇接着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政治局通报中国对波兰改革的态度，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最后，刘少奇还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马热茨回国汇报后，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84]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85]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说，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认为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86]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
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87]会议记录非常简单，以至有些词句的确切含义还无法确定。对此，参加会议的师哲的回忆，可以帮助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做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人家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作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世界工联。刘少奇还批评说：你们随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兄弟党，如1950年1月《关于日本形势》一文，批评日共。这种文章是不应该发表的，是不适当的。这回《真理报》批评波兰，也在波兰引起很大反感。何必这样呢？这种事情要很慎重，这种方式要改变。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保证中共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陶里亚蒂（P.Togliatti）曾提出一个多中心的议论，我们跟意大利同志谈过，我们不赞成这个多中心。中心只有苏联，十月革命40年，第一个社会国家，经验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帝国主义最怕苏联，不怕中国，不怕波兰。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赫鲁晓夫当场表示：两党关系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时间久了是一定会破裂的。刘少奇笑着说：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我们也还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88]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89]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90]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还是存有戒心的。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说，在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的会谈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
中国党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刘少奇后来汇报说，我们在莫斯科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了成功的。后来苏波双方谈得比较好，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了。[91]
尽管这条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92]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证据如下：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哥穆尔卡请求于11月8日进行会晤，此其一。[93]据师哲和骆亦粟（二人均在莫斯科）回忆，26日中苏会谈时，赫鲁晓夫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电话的内容，并请求刘少奇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哥穆尔卡的工作，此其二。29日双方会谈时，赫鲁晓夫再次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话的内容，此其三。[94]在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确定，将与哥穆尔卡在布列斯特地区举行会晤，讨论匈牙利问题，此其四。[95]实际上，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是11月15-18日访问苏联的。[96]因此，10月23-31日哥穆尔卡根本就不在莫斯科，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97]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98]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S.Kiryluk ），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99]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Bordzilowski）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100]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其原因显然是对当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谈话一直进行到夜里两点。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101]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102]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K ád ár János ）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剧烈。[103]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都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至危机步步逼近。
10月6日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队伍多达20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也是民众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的重要的心理界线。特别是当新闻影片中出现了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104]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105]这时，格罗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106]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塞格德、佩奇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107]
10月22日在建筑工程大学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16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订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农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等。[108]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进程度上却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109]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第二天下午2时30分举行游行示威，并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支持。刚刚回国的格罗等人担心局势失控，于10月23日12时53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了禁令。当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声援波兰人抵制苏联的文章，以及各种群众倡议和通告，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民众。于是，游行参加者的人数逐渐增加，成份也发生了变化。
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喊出的口号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十分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110]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令人群失望和激愤的是，格罗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9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伤亡（谁打第一枪的问题至今没有可靠的证据）。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搞到了武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111]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
1956年7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来到达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订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该计划包括一项特别指令，规定了在必要时苏联军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机构及人民军的合作方案，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装备数量。随着局势发展，10月6日至19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
21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112]由于10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P.Lashchenko）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的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以利战备的问题了。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Y.Malashenko）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以亲自掌握局势的变化。[113]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I.Serov ）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M.Malinyin）也于23日赶到匈牙利。[114]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国防部长巴塔（Bata Istv án ）19日下达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同时批准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至在布达佩斯发生武装暴乱当晚，很多军官都不知是否应当执行镇压的命令。[115]显然，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M.Tikhonov）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Miklós Szücs）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了电话，要求准许命令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处于待命状态，并向在场的匈牙利军官宣布，部队将于午夜后某一时刻抵达布达佩斯。[116]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5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他，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命令——准备战斗。[117]还有材料说，喀尔巴阡军区的第128步兵近卫师于19时45分，而驻匈特别军于20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118]无论如何，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处理危机的措施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119]
23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首先由朱可夫通报了匈牙利的局势，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扬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而对苏联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就会自找麻烦。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不行再派军队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M.Suslov）认为，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与波兰的情况不同，所以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其他主席团成员别尔乌辛（M.Pervukhin）、萨布罗夫（M.Saburov ）、谢皮洛夫（D.Shepilov）、基里琴科（A.Kirichenko）随声附和。
会议还决定派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以及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去布达佩斯。赫鲁晓夫最后说，可以吸收纳吉参与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首脑。[120]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晚10点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团会议现场，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问道，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在简短交谈中，格罗扼要地介绍说形势很复杂。赫鲁晓夫告诉他，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苏联愿意给予任何的军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此外还通知说，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121]
匈牙利领导人当晚集聚在格罗房间里，神经更为紧张，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不久，纳吉被请到党中央大厦，并毫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2时22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1/3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24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Heged üs András ）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格罗的建议，马上给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因为匈牙利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除国家安全部队外，正规军被禁止开枪，除非他们自身遭受攻击，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战士”一边。于是，会议决定邀请苏联军队，并发布戒严令。[122]然而，在此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123]
10月23日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这些部队共计5个师31550人，拥有113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门火炮和迫击炮，185门高射炮，380辆装甲运兵车，3930辆汽车。
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4个空军师，共计歼击机159架，轰炸机122架。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奥匈边境担任掩护；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负责占领匈牙利东部各大城市；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10月23日夜已越过苏匈边界，特别军于当地时间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歼击机部队起飞掩护陆军行动，轰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124]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其原因在于，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而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尽管郝德青大使本人一直对匈牙利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摆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作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但郝德青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在危机过程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由于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过邮电局发送和接收。10月24日邮电局停业后，一切国际通讯中断，使馆只能偶尔通过匈外交部向国内发送简短的密码电报。[125]至于中国领导人对危机的态度，直到10月30日之前，在所有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中，都没有丝毫反映，甚至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论著都很少提到这一点。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126]但是，讨论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格罗来电话说，因国内离不开，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赫鲁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
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来电话说，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并冲进党政机关大楼。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部队被群众缴了械。因此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
又过了约一个小时，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127]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128]俄国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129]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订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订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130]此时中国领导人作何感想仍然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在28和29日两天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131]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撤退的主张。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影响和引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132]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以至美国驻苏大使波伦（C.Bohlen）认为：“纳吉于28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无非是一项得到苏联默契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133]甚至苏联军人后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军事行动，使苏军能够对匈牙利进行突然袭击”。[134]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9日到31日，苏联在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一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中国的主张也是前后不一。只不过无论进退，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了。10月29日莫斯科接到谢罗夫的报告：8000多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被释放，并从看守人员那里夺到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们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有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党委已经转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袭击。[135]当日晚又收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电报，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已被市民占领。[136]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说，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东欧进一步放开。会谈到29日深夜，苏联终于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关系宣言，并决定于第二天讨论通过。[137]赫鲁晓夫的回忆与中方材料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多了一个匈牙利问题。据赫鲁晓夫回忆，会谈进行了一个通宵，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中苏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一会儿主张出兵，一会儿又决定放弃。正在这时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来了，于是做出决定，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让事态自然发展，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138]
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而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们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139]是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140]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141]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
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
关于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K.Voroshilov）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Y.Furtseva）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142]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143]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30日苏联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144]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双方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145]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由于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后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
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有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146]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可以对上述说法做出是非评判。根据30日会议的第49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
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会议记录表明，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147]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M ünnich Ferenc）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J.Tito）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148]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以上安排进行的。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中国官方的观点从10月27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11月2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11月3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149]由于受到过去宣传的影响，人们大多以为苏联出兵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11月1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150]至少在11月4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151]
说到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Radványi J ános ）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这种状况。11月1日晚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郝德青，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纳吉说由于苏联违背华沙条约，他的政府决定退出该条约并宣布匈牙利中立，但他恳请郝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权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成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现在苏联又要插手，派军队开进布达佩斯，那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郝德青允诺他将把被告知的一切立即报告北京。但实际上郝在此之前已经建议北京，请求给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由于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1959年5月5日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那么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152]
至于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其他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例如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Dulles）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把杜勒斯的话重述了一遍。10月29日，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Eisenhower）在10月31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153]这无异于告诉莫斯科，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此外，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决心——西方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了。[154]当然，莫斯科盟友的立场也并非不重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10月30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155]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Glashimov ）在前一天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156]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使克格勃非常担心：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157]不过，就影响苏联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而言，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相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
11月1-2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158]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159]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以后坚决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目前不要与（匈牙利）军队闹翻”，“再等10-15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特别强调：“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会议决定维持31日的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占领。米高扬最后提出，“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出主意”，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160]但是，一切都晚了。11月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161]当晚24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12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162]
结论：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暴动提出的退让政策，马林科夫提出的加强农业发展的方针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等等，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163]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之间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164]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
实际上，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165]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166]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本文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为如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声望才会显著提高。1957年1月周恩来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穿梭外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1月16日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匈方为缓解紧张局势希望由中国出面提出建议，并促成匈波、匈南双边会谈。[167]波党中央则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专门考察中国党和群众的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甚至波兰军队在其建设中也开始采用中国军队的经验。[16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169]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2004年5月完成初稿
2004年8月修改定稿
提要：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的关系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波兰与匈牙利相继爆发了危机，赫鲁晓夫不得不求助于中共。尽管在危机处理的初期，中共来不及参与，但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中苏关系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因此，对于波匈事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冷战史，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1]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兰的《今日》和《现代史年鉴》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2]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Yeltsin ）在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把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有关文献115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3]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供各国学者使用。[4]随后，在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5]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6]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7]第二，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8]究其原因，一则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至今没有对公众开放，[9]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10]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综观事件的进程及其结果，涉及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角度看，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担当了什么角色，即中国对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二，从国内角度看，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及其结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即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自然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先讨论前者，重点分析在波匈事件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苏联处理危机决策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和内部的新闻报道。[11]
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对事件发生前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做出基本判断。
苏联与东欧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斯大林（J.Stalin）解决战后东欧问题依据的是两个原则，为了保障俄罗斯帝国的安全利益而从内部强化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为了与西方大国合作以求得和平发展的局面而在外表上给予东欧各国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为这两项原则的政策体现，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避免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利益集团，而宁愿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来保证各国政府的亲苏政策，不鼓励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此等等，这就是冷战态势形成以前苏联与东欧关系的基本框架。斯大林主张的联合政府政策在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失败，再加上美、英、法等国在推行马歇尔计划中的进逼方针，导致莫斯科迅速转变了对东欧的策略，作为国际性集团组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应运而生。[12]在冷战的格局下，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推行两党合并，消灭社会民主党，继而操纵各国实现共产党一党统治，同时在东欧各国党内以消灭“铁托分子”为由开展大清洗，对土生土长的各党领导人大开杀戒，而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干部取而代之。此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被大批派往东欧各国。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莫斯科的顺从奴隶，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冷冻状态。[13]
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的开放和政治的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早在1955年秋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致函苏共中央，请求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8年8月16日无理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进行重新审理。12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波兰共产党平反的决议，有关声明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刊登出来。[14]第一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 ）猝死莫斯科，使波兰党内的亲苏派势力大大削弱，波兰许多地方党组织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报告时，更提出了追查1939年在卡廷发生的枪杀波兰军官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领土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15]贝鲁特的继承人最初是党内的中间派代表奥哈布（Edward Ochab），由于他继续推行原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引起很多人不满。[16]到1956年5月在改革派的压力下，曾经作为“右倾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出山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党内高层便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奥哈布也逐渐转向改革派。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17]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18]
匈牙利的社会情绪虽然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和政府首脑的拉科西（R ákosi Mátyás ）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去世后受到党内外的一致指责，莫斯科不得不考虑对其有所制约。在1953年6月召开的莫斯科两党联席会议上，拉科西、格罗、法尔卡什（Farkas Mihály）和雷瓦伊（R évai J ózsef）等保守派领导人受到严厉谴责。
会议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改为第一书记），而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让给立志推行改革的纳吉·伊姆雷（Nagy Imre ），内务部长法尔卡什和理论家雷瓦伊则退出领导岗位。尽管由于阻力重重，纳吉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匈牙利出现的变化仍然在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正当纳吉及其政府的改革行动开始收到效果，并得到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大力支持的时候，苏联最高权力层出现的分歧使拉科西的势力得以卷土重来。莫斯科一是担心纳吉的改革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赫鲁晓夫（N.Khrushchev）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G.Malenkov）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言论在匈牙利的实践；二是担心匈牙利党内的严重意见分歧破坏政治结构的稳定，而拉科西主张的“整顿匈牙利秩序”则比较符合此时赫鲁晓夫的要求。于是，随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下台，1955年4月纳吉也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而失去了权力，8个月后又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但很快，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变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拉科西本人。1956年3月底，拉科西被迫承认在斯大林对东欧各党的大清洗中，参与了对持与苏联不同政见的拉伊克（RajkL ászl ó）的政治陷害活动，之后他便失去了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信任。特别是在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面对匈牙利官方惊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兹南事件”，莫斯科迫不得已在7月决定让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了其党内职务。然而，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共同把眼光投向了虽然在野但并未沉默的改革先锋纳吉。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19]
东欧与中国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还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提出“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进行访问，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20]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在1949年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的问题。[21]在建国之初与苏联大使罗申（A.Roshchin）的谈话中，毛泽东反复表示了他对与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迅速建交的迫切心情，尽管当时中国“甚至不知道他们外长的姓名”。[22]毛泽东在1949年10月最初提出的访苏计划中，再次安排要在中苏条约签订后到东欧访问一个月。[23]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东欧的访问始终没有成行，但他对东欧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24]毛泽东自然不便跨越雷池一步。况且，东欧国家与中国如何发展关系，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甚至东欧能否与新中国建交、何时建交等问题，都必须经过莫斯科的首肯。[25]在1950年10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因朝鲜战争而面临危机时，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所有东欧国家中的形象和地位。[26]不过，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范围，而在政治上，只是一般性外交往来，对相互间的国内政策谈不上有何影响。[27]
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密切注视着东欧发生的事情，[28]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内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都在东欧各国引起了极大兴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国传播以后，一时众说纷纭，思想极为波动，很多人表示要看看中国党如何表态。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29]波兰人还常以羡慕的口气对中国留学生说：“你们中国革命是自己搞成功的，又是大国，斯大林不敢命令你们，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政策的。我们是小国，一切都要听从别人。”[30]匈党中央委员、驻苏大使波尔多茨基（Boldoczki ）称：中共八大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匈党对此很有兴趣，十分重视。匈党中央书记科瓦奇（I.Kov ács）说，八大文件中很多东西值得匈牙利学习、研究，特别是中国党成功地把广泛的民主与坚强的集中领导相结合。应当学习中国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能广泛团结全国人民各阶层的经验。[31]如果说过去人们赞赏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现在也开始关心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基本上都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们往往拿中国与苏联对比。与保加利亚各界对双百方针所持的保留态度不同，波兰人总是用赞佩的心情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说，中国党和斯大林的作法完全不同。中国党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波兰非常流行，受到极大的赞赏，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简直是家喻户晓。[32]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则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图的真实反映。这在匈牙利社会激起了广泛的亲华热情和同情心，以至在匈牙利发生危机时，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人们在布达佩斯街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33]据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Y.Andropov）报告，格罗在解释“部分匈牙利劳动人民，甚至党内人士对苏联表示冷淡的问题”时说，在许多党内反对派看来，“似乎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阻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发展，而中国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个人崇拜现象”，“所以现在就应该以他们为榜样，而不是以苏联为榜样”。[34]还有，纳吉被迫引退之后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问题，他在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也特别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万隆会议的五项基本原则“不能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或者两大体系之间的斗争，必须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关系中”。[35]这与中共后来在处理波兰危机时的主张不谋而合。[36]
看起来，东欧各国，特别是那里的改革派是可以接受中国了，问题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指挥的苏联的态度。
中国与苏联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37]尽管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令毛泽东有些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和所有共产党头上的这块大石头（或曰“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波匈事件发生一年后，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尤金（P.Iudin ）说：“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局面，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38]对于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在内心是赞同的，如果仔细品味毛泽东在1956年3-10月对内对外的讲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固然，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的提法以及批判斯大林的方式等问题上，中共确有不同看法，这些情况莫斯科通过外交渠道也已经有所了解。[39]过去人们把这些分歧看得很重，似乎这就是中苏分裂的起点。[4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苏论战时期双方互相指责的过激言论的影响。其实，任何盟国关系中都会有分歧和矛盾，而且时时都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就要分裂。况且，后来导致中苏反目的根本原因与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关系。[41]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强调的主要还是以前斯大林在中国问题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和现在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4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A.Mikoyan ）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他，“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42]5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尤金时，虽然原则上肯定斯大林在多数重大问题上执行了正确路线，但谈的最多的还是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些错误“可以写一本书”了，只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毛泽东在谈话结束时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并感慨地说，二十大“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的问题了”。最后，毛泽东又高兴地总结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43]
从苏联方面来说，《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兴趣，“一般的反应都很好。最普遍的反应，是认为这篇文章有说服力，写得公平，分析得全面深刻，把问题说清楚了”。而官方则“准备把全文重新翻译一次，与苏共的文件一起编入一个供全党学习的小册子”。[44]此后，中国的意见越来越受到苏共中央的重视。同时，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骚乱和党内讨论时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叛情绪，也使苏联领导人确实感到“捅了娄子”。[45]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其中的说法已经十分接近中共的观点——“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开始慢慢刹车了。[46]到年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广播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47]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理由是“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群众和对群众做政治工作）。
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共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方针。
中共党组织的许多方面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后在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于是，1957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由15-20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共访问学习。[48]苏共派人到兄弟国家学习党的建设的经验，这还是头一次，足见中共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49]
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50]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51]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52]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苏波两党在华沙会谈期间（19-20日），赫鲁晓夫关于停止苏联部队向华沙进军的命令是如何做出的；第二，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以后（20-23日），关于放弃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23-31日），为调解苏波关系、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做了哪些工作。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53]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54]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55]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56]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57]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在15-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K.Rokossowski ）元帅。[58]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W.Komar ）将军[59]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A.Ponomarenko ）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60]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1）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俄国档案显示，通告的全部内容是：“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方面出现了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L.Kaganovich）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B.Molotov ）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而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G.Zhukov）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61]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62]
10月19日早晨7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I.Konev ）、参谋长安东诺夫（A.Antonov ）和一大批高级军官。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
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等待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10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大会仅进行了半个小时。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作其他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
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不过，波兰人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
哥穆尔卡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谎称是以前布置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会谈继续进行，除了波兰领导层的人事问题，又在波苏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下午6时，奥哈布返回全会，向中央委员们作了简要汇报，并建议因需要连夜与苏联人进行会谈，全会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再开。晚饭后双边会谈继续进行。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部队还在缓缓向华沙迫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在向华沙移动。此前，罗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话，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与此同时，得到苏军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纷纷涌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兰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63]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场。晚9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做出决定。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18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并有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了两个司令部——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了武器装备。[64]此时，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经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65]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证明，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66]此外还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甚至中共也还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67]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关于19日苏联是否通知中国准备在波兰使用武力的问题很重要，这涉及到毛泽东是否出面阻止苏军调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否对苏联决定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史料中的不同说法做出判断。
据说，10月18日尤金大使接到莫斯科转来的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后，紧急约见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立即见他。[68]19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69]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另一种说法是骆亦粟和吴冷西提供的，据他们回忆，尤金19日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吴冷西说：2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向苏联提出警告。晚7时，毛泽东接见尤金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还回忆说，22日毛泽东听到苏联已经撤军的消息时又说，这主要是在波兰遇到了坚强抵抗，但中国党的表态对此也有一定影响。[70]由于吴冷西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传。[71]但在笔者看来，此言疑点颇多。首先，说中国收到了苏共中央关于出兵干涉波兰的通知，这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及目前看到的通知内容不符——那里根本没提出兵的事。其次，说尤金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问题，与逻辑不符——尤金不可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而私自将军事调动的机密告诉中国人。
最后，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出兵的准确消息，怎么可能劈头盖脸地指责苏联领导人呢？[72]退一步讲，即使毛泽东在20日晚上（华沙时间20日中午）对尤金表示了中国反对出兵的意见，正如吴冷西自己分析的，这个消息对于20日凌晨苏联做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那时苏联代表团已经返回莫斯科。所以，上述回忆史料如果没有档案文献加以印证，是难以被接受的。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还不知道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别说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就是中国驻波使馆，当时都不知道毛泽东对波兰形势的看法。
对于波兰问题，中共中央主要有两个信息来源，一个是大使馆，一个是新华社，但二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前者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后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比较接受新华社的估计。[73]早在10月12日，新华社的报道就对波兰的局势发展持乐观看法，认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波兰出现了“如狂风般的空前广泛、空前热烈而又空前深刻的全民性的政治、思想大讨论”，目前波兰全国上下“都在积极设法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和缺点。大多数人们并未失掉信心，人们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在这场大讨论中有过一些偏差，而且目前也存着一些矫枉过正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正确的。”[74]中国使馆人员无法像新华社记者那样活跃在民间和街头，因此消息就闭塞得多，而王炳南大使与波诺马连科私交甚笃，对波兰局势的看法也深受其影响。[75]至少在10月23日之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新华社记者谢文清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我个人认为，苏共代表团的到达，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知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在华沙到处可听到这种不满的言论。”而大使馆在这篇报道上加了按语说：“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76]这就表明此时使馆还不了解中共中央的立场，也没有得到有关的指示。事件过后不久，王炳南在给中国留学生作报告时承认，使馆当时对波兰八中全会前后形势的判断与中央的估计不一样，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77]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会议研究了在波兰的军事演习问题（但从记录看不出讨论结果），还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记录还显示，这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驻波兰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为慎重起见，会议最后决定邀请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商议，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78]
在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N.Bulganin）还在犹豫，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消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79]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80]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81]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82]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83]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与此同时，大约是在10月21-22日，中共也向波兰方面表明了对波兰国内政策的倾向性态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Mieczyslaw Marzec ）回忆，10月1日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因国内形势紧张提前回国，其他成员在中国南方和西部参观了三周。当代表团回国的飞机将要起飞时，发动机突然熄火，马热茨等人被带到机场贵宾接待室，等候他们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马热茨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人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改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
刘少奇接着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政治局通报中国对波兰改革的态度，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最后，刘少奇还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马热茨回国汇报后，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84]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月24日11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85]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于23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说，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认为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86]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10月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
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87]会议记录非常简单，以至有些词句的确切含义还无法确定。对此，参加会议的师哲的回忆，可以帮助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做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人家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作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世界工联。刘少奇还批评说：你们随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兄弟党，如1950年1月《关于日本形势》一文，批评日共。这种文章是不应该发表的，是不适当的。这回《真理报》批评波兰，也在波兰引起很大反感。何必这样呢？这种事情要很慎重，这种方式要改变。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保证中共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陶里亚蒂（P.Togliatti）曾提出一个多中心的议论，我们跟意大利同志谈过，我们不赞成这个多中心。中心只有苏联，十月革命40年，第一个社会国家，经验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帝国主义最怕苏联，不怕中国，不怕波兰。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赫鲁晓夫当场表示：两党关系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时间久了是一定会破裂的。刘少奇笑着说：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我们也还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88]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89]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90]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还是存有戒心的。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说，在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的会谈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
中国党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刘少奇后来汇报说，我们在莫斯科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了成功的。后来苏波双方谈得比较好，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了。[91]
尽管这条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92]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证据如下：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哥穆尔卡请求于11月8日进行会晤，此其一。[93]据师哲和骆亦粟（二人均在莫斯科）回忆，26日中苏会谈时，赫鲁晓夫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电话的内容，并请求刘少奇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哥穆尔卡的工作，此其二。29日双方会谈时，赫鲁晓夫再次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话的内容，此其三。[94]在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确定，将与哥穆尔卡在布列斯特地区举行会晤，讨论匈牙利问题，此其四。[95]实际上，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是11月15-18日访问苏联的。[96]因此，10月23-31日哥穆尔卡根本就不在莫斯科，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97]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98]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S.Kiryluk ），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99]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Bordzilowski）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100]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其原因显然是对当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谈话一直进行到夜里两点。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101]在30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102]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月23-24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K ád ár János ）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剧烈。[103]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23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都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至危机步步逼近。
10月6日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队伍多达20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也是民众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的重要的心理界线。特别是当新闻影片中出现了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104]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105]这时，格罗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106]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塞格德、佩奇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107]
10月22日在建筑工程大学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16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订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农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等。[108]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进程度上却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109]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第二天下午2时30分举行游行示威，并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支持。刚刚回国的格罗等人担心局势失控，于10月23日12时53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了禁令。当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声援波兰人抵制苏联的文章，以及各种群众倡议和通告，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民众。于是，游行参加者的人数逐渐增加，成份也发生了变化。
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喊出的口号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十分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110]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令人群失望和激愤的是，格罗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9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伤亡（谁打第一枪的问题至今没有可靠的证据）。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搞到了武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111]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
1956年7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来到达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订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该计划包括一项特别指令，规定了在必要时苏联军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机构及人民军的合作方案，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装备数量。随着局势发展，10月6日至19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
21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112]由于10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P.Lashchenko）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的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以利战备的问题了。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Y.Malashenko）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以亲自掌握局势的变化。[113]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I.Serov ）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M.Malinyin）也于23日赶到匈牙利。[114]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国防部长巴塔（Bata Istv án ）19日下达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同时批准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至在布达佩斯发生武装暴乱当晚，很多军官都不知是否应当执行镇压的命令。[115]显然，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M.Tikhonov）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Miklós Szücs）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了电话，要求准许命令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处于待命状态，并向在场的匈牙利军官宣布，部队将于午夜后某一时刻抵达布达佩斯。[116]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5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他，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命令——准备战斗。[117]还有材料说，喀尔巴阡军区的第128步兵近卫师于19时45分，而驻匈特别军于20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118]无论如何，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处理危机的措施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119]
23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23日22-23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首先由朱可夫通报了匈牙利的局势，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扬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而对苏联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就会自找麻烦。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不行再派军队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M.Suslov）认为，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与波兰的情况不同，所以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其他主席团成员别尔乌辛（M.Pervukhin）、萨布罗夫（M.Saburov ）、谢皮洛夫（D.Shepilov）、基里琴科（A.Kirichenko）随声附和。
会议还决定派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斯洛夫以及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去布达佩斯。赫鲁晓夫最后说，可以吸收纳吉参与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首脑。[120]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晚10点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团会议现场，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问道，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在简短交谈中，格罗扼要地介绍说形势很复杂。赫鲁晓夫告诉他，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苏联愿意给予任何的军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此外还通知说，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121]
匈牙利领导人当晚集聚在格罗房间里，神经更为紧张，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不久，纳吉被请到党中央大厦，并毫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2时22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1/3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24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Heged üs András ）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格罗的建议，马上给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因为匈牙利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除国家安全部队外，正规军被禁止开枪，除非他们自身遭受攻击，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战士”一边。于是，会议决定邀请苏联军队，并发布戒严令。[122]然而，在此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123]
10月23日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这些部队共计5个师31550人，拥有113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门火炮和迫击炮，185门高射炮，380辆装甲运兵车，3930辆汽车。
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4个空军师，共计歼击机159架，轰炸机122架。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奥匈边境担任掩护；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负责占领匈牙利东部各大城市；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10月23日夜已越过苏匈边界，特别军于当地时间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歼击机部队起飞掩护陆军行动，轰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124]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其原因在于，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而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尽管郝德青大使本人一直对匈牙利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摆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作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但郝德青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在危机过程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由于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过邮电局发送和接收。10月24日邮电局停业后，一切国际通讯中断，使馆只能偶尔通过匈外交部向国内发送简短的密码电报。[125]至于中国领导人对危机的态度，直到10月30日之前，在所有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中，都没有丝毫反映，甚至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论著都很少提到这一点。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126]但是，讨论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格罗来电话说，因国内离不开，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赫鲁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
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来电话说，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并冲进党政机关大楼。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部队被群众缴了械。因此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
又过了约一个小时，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127]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128]俄国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129]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订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订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130]此时中国领导人作何感想仍然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在28和29日两天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131]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撤退的主张。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那么在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影响和引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132]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以至美国驻苏大使波伦（C.Bohlen）认为：“纳吉于28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无非是一项得到苏联默契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133]甚至苏联军人后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军事行动，使苏军能够对匈牙利进行突然袭击”。[134]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9日到31日，苏联在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一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中国的主张也是前后不一。只不过无论进退，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了。10月29日莫斯科接到谢罗夫的报告：8000多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被释放，并从看守人员那里夺到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们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有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党委已经转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袭击。[135]当日晚又收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电报，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已被市民占领。[136]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说，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东欧进一步放开。会谈到29日深夜，苏联终于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关系宣言，并决定于第二天讨论通过。[137]赫鲁晓夫的回忆与中方材料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多了一个匈牙利问题。据赫鲁晓夫回忆，会谈进行了一个通宵，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中苏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一会儿主张出兵，一会儿又决定放弃。正在这时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来了，于是做出决定，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让事态自然发展，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138]
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而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们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139]是日14时，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时28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140]按照28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16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141]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
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
关于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K.Voroshilov）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Y.Furtseva）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142]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8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143]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30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30日苏联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144]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双方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按照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31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145]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由于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后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
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有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146]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30日和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可以对上述说法做出是非评判。根据30日会议的第49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
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会议记录表明，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147]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M ünnich Ferenc）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J.Tito）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148]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以上安排进行的。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中国官方的观点从10月27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11月2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11月3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149]由于受到过去宣传的影响，人们大多以为苏联出兵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11月1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150]至少在11月4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151]
说到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30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Radványi J ános ）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这种状况。11月1日晚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郝德青，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纳吉说由于苏联违背华沙条约，他的政府决定退出该条约并宣布匈牙利中立，但他恳请郝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权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成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现在苏联又要插手，派军队开进布达佩斯，那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郝德青允诺他将把被告知的一切立即报告北京。但实际上郝在此之前已经建议北京，请求给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由于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1959年5月5日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对1956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面的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到，在那年的10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那么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152]
至于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其他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例如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Dulles）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把杜勒斯的话重述了一遍。10月29日，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Eisenhower）在10月31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153]这无异于告诉莫斯科，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此外，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决心——西方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了。[154]当然，莫斯科盟友的立场也并非不重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10月30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155]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Glashimov ）在前一天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156]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使克格勃非常担心：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157]不过，就影响苏联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而言，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相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
11月1-2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158]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159]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以后坚决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目前不要与（匈牙利）军队闹翻”，“再等10-15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特别强调：“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会议决定维持31日的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占领。米高扬最后提出，“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出主意”，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160]但是，一切都晚了。11月3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50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161]当晚24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12个师、总兵力达10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162]
结论：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暴动提出的退让政策，马林科夫提出的加强农业发展的方针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等等，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163]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之间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164]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
实际上，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165]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166]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本文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为如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声望才会显著提高。1957年1月周恩来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穿梭外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1月16日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匈方为缓解紧张局势希望由中国出面提出建议，并促成匈波、匈南双边会谈。[167]波党中央则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专门考察中国党和群众的关系，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甚至波兰军队在其建设中也开始采用中国军队的经验。[16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169]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2004年5月完成初稿
2004年8月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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