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林著

 我们离开信访办审查站的时候，心里不痛快极了——都穷得饿得跟狼一样，恨全世界的人。在集体上访的日子里，我们用尽了我们的本领和努力，想争取一点点进展，哪怕有些许的成果也可以，却都不行。我们预感到不论怎样的争取、哀求都办不到了，最后，我们的去向竟是审查站、看守所……现在，我们只能在无可奈何中离去了。怎么办呢！总之——谁也不知道。

我们本来准备完全顺着我们早在四五十年前选定和设计的人生轨迹继续向前走，直到生命终结——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默默地决定了的，而且也明确地书写在我们前半生的个人档案里。而现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命运，也无法由我们自己来主宰。已经一无所有，该怎么办呢！总之——谁也不知道。

 我们一共是五个人，老连长姓王，名大春，是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转业军人，论年纪，是我们这个阵营中的老大哥；胖子康团长，在这个圈子里，论年纪最小，也刚到花甲年龄；至于大块头马师长，小老头李副政委，还有被朋友们戏称为“马老老张”的我，同样都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我们有过共同的军旅生涯以及转业后被命运发送到失业者军团的相同遭遇，最要紧的是，很早以前，我们曾经在同一个连队里服兵役，为国家尽着公民应尽的义务——当年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今天，又是同一趟战车上的落难者。形同穷鬼饿鬼的五个老头子，因为有着太多的相同，太多的相似，以及太多的贫穷、饥饿、不幸与苦难，可是——总之，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更不知道何处是我辈的归宿。我们上访小组本来有六个人，陶营长是我这个小团体的发起人，他却于半月前永久地离开了我们——按理，他是不该过早地离去的。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是响当当的铁汉子。在南国边疆自卫反击战那场血与火的日子里，他带领尖刀连打穿插时，敌军炮弹在他身旁炸响期间，他身负重伤后，硬是把流出腹外的肠子填进腹腔，用战地救护绷带向腰里绑住伤口，继续带着尖刀连完成了任务——而后来，仅仅因转业后被安排到本不该是转业军人去向的单位，因企业破产而在十几年前穷困潦倒，妻离异，母病故，父上吊，子落水而亡——陶营长确实是位铁汉子，家破人亡的残苦遭遇没有打倒他，他也在极度贫穷与饥饿中挺了过来，这次，为什么竟会在人民政府信访办门口，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响并血洗领导者乘坐的那辆红旗牌豪华型黑色小轿车呢！

陶营长的离去已经刺痛了我们的心，他的行为，却又被冠以“破坏”“捣乱”等头衔。本来就孤身一人，他死后，没有亲属前来收尸，我们五个，又被指责为“同犯”而被“收容”“审查”，同样无法去为战友设灵堂烧几页望生钱，洒几滴冷泪——现在，我们总算脱离开信访办审查站，陶营长倒下过的地方，连血迹也被清除干净，他的遗体去向，自然无处问寻。我们该怎么办？仍然是谁也不知道。

在极度贫穷与饥饿中，我们反而怀恋起被收容审查的十五个日日夜夜，不管怎么说，在那里头，总还有栖身之处，总还有一碗饭吃，尽管睡的硬板床，吃的是干馍馍泡清水煮萝卜白菜——现在，我们囊空如洗，什么也没有了，谁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填填咕咕直叫唤的空肚皮。

我跟着老连长向前走，在我身后，是秃顶已显老态的胖子康团长。胡子拉查的大块头马师长、小老头李副政委在脚步哧嗒哧嗒声响中相随在最后。此时的老连长，多皱的眼角已经填满浑浊的黏糊物，眼圈也浮肿发紫，仅仅十多天未修面，瘦削的长脸上因了络腮胡须的出现，更显得憔悴了许多。我们四个人再加上陶营长，当初都先后是他的士兵。他是二十多年前从连长职位上转业的，在地方政府部门供职多年，才被时代的大潮推向新时代开发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上。当初，他也是因了战友的情份，才千方百计地把包括陶营长在内的我和康团长，马师长、李副政委先后从军队干部转业办公室要过来，在他主帅的公司里安排了要职，那里会料到，我们这些人在新时代开发公司上班不久，便赶上国家调整经济政策——治理整顿，党政机关主办的公司与主办单位“脱勾”，党政机关不能给企业做保贷款。因为有文件规定，当初依靠政府作保、银行贷款创办起来的新世纪开发公司，顿时成为断线的风筝，贷款被银行提前收回，公司被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在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没有项目、没有办公与经营场地的状况下被自形解体，至此，我等均成为失业者，老连长也被推到了进退两难的“绝境。”

老连长是我们的老首长，想当初，是他把我们一个又一个“扶上战马”，又送一程，使我们分别在雪域、北国、南疆等不同时期的边境自卫反战，以及艰难困苦的边防建设中立功受奖，从农村娃成长为部队的基层指挥员，在人生转折关头，又是他从军转办把我们要过来，安置在他的麾下，原指望战友们在一起再立新功，可是现在——事已致此，老连长本人因企业解体背了一屁股债务，不仅没有生活来源，还得被讨债者威逼得焦头烂额，在绝境中连他老伴喜儿的一条命都搭赔进去。面对战友、麾下处在绝境的现状，求爷爷告奶奶，一切办法都想尽了，换来的又是陶营长在绝望中自杀身亡，以及我等受连累被“收审”的遭遇，他痛心、悲愤，却无能为力，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

在我们四周，大街小巷象巨人张开两只胳膊似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无云的天际因了雾气而灰朦朦的，横长方形、竖长方形的楼宇象一座座山峰把河谷地带切成了各种形状的几何图案。这条街车来人往，我们常常看到小轿车驶向了大酒店的霓虹灯下——我们清楚地知道，大酒店就修建在当年解放这个城市时的战场旧址上，老连长与马师长，当初也都是在那场战役中在这块土地上舍生忘死，建功立业，在胜利后荣获过一级胸章的英雄人物。

大块头马师长此时此地不知作何感想，竟用鼻音哼唱起当年曾经走红连队的老歌曲

“ ……毛主席的战士，

最听党的话，

那里需要到那里去，

那里艰苦那安家……”

在我们五个人中，除过老连长，就数马师长年长了——年过七十岁，两鬓花白，当初略显方形的两腮，现在因过份消瘦而黑皮叠皱耷啦，花白胡茬与鬓发连在一起，其形象给人一种逃犯的感觉。

老连长放慢了脚步，等马师长跟上来时，他举目向四周瞭望了一转儿，若有所思的说道：“这地方，应该就是内洛城那段老城墙的旧址了。”

马师长停住哼唱，说道：“前边那个霓虹灯的位置，正是老城墙的墙基所在地，当初为夺取这个致高点，咱连有十七位战友为共和国光荣了——唉，当初，如果与战友们一同光荣了，该有多好，也用不着现在受这份活罪！”他虽然在笑，眼角却溢出了泪花。

老连长也眼泪巴查的，他擦去腮上的泪痕，很有感概地说道：“当初，为了拿下这个至高点，咱十七位战友血染疆场，无论怎么说，我们总算活下来了。经过这五十多年，你压着指头算一算，咱连经历过那场战争，活到现在的还有几个人？不就你和我了么？——老马，是老哥我对不住你，到了这种地步，再说什么也是空话，唯一恳求你的，是咱两个都得为其他同志做好榜样，老康、老李、老张虽然比咱两个年轻，也都过了六十岁，老陶的悲剧——唉，够伤心了。”老连长老泪纵横，他赶紧转面瞅了瞅远处的天际，过了好半天，他才把视线收回来，瞅了瞅当年的古战场遗址，继续向前走去。
   马师长倒吸了一口冷气，什么也没有说，目光离开古战场遗址后，默默地向前走了好半天，又轻声哼唱起来：

“……祖国要我守边疆也

打起背包我就走

扛起枪杆就出发……”

西边的天际上弥漫了云彩，那形状都是用语言形容不出来的，空气里有一种海鲜气味和肉香气味，这种适口的气味反倒增加了我们的口渴感和饮食欲。

胃里因饥饿而泛起了酸水。这是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感觉，犹如我们浑身肌肉里的汁水不知不觉间散发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肌肉失掉了它们应有的伸缩性。因干燥而刺痛的感觉填满了口腔和咽喉，头昏眼花间眼前有好些黑点子时隐时显。然而我们仍旧朝前走——走在最后的李副政委无可奈何地坐到了街路旁边一家店铺门口的台阶上。李副政委举动的结果是连锁反应：我实在走不动了，便腰一躬坐到距离李副政委不远处；紧接着，康团长也有气无力地坐到我身旁；老连长停住了脚步，转面瞅着马师长，他二人互相对视一眼，都苦笑起来，便依次坐在康团长身旁的台阶上。

天黑了，街道上灯火通明，车来人往。

不远处的大酒店生意红火，热闹非凡。

霓虹灯闪烁的虹影反射到马师长因饥饿及劳累而变得憔悴腊黄的面容上，他无可奈何间用干燥的舌尖舔了舔干燥的唇，苦笑着问身旁的康团长，还有汉有剩余的纸烟，康团长摇了摇头，他的目光又转向了我和李副政委，李副政委习惯性地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高度近视眼镜，无可奈何地苦笑了，我也轻轻地摇着头。老连长竟然还有半支烟，从衣袋里掏出来时，已经揉得皱皱巴巴的，他连火柴一同给了马师长。马师长如获救星，赶紧划火柴点着，美美地吸了一口，两股淡雾从鼻孔里喷吐出来后，才试探着把烟头给老连长相让，老连长摆摆手，没有接，马师长便自己继续享用了。

马师长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同志，他人生旅途上最辉煌的杰作，是在雪域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当时作为副连长，带领尖刀排，直插敌军前沿指挥所，活捉了包括敌军师长在内的十三名将校的军官，成为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他是作为战斗英雄，被组织上一级级提拔到师级领导岗位上的，现在，他却成为因政策性因素而导致的失业者。因失业，多年来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收入，一直靠老婆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生存，前年，他老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他顿时失去了生存基础，好在转业后一直住在原部队家属院，老战友们看在过去的情份上，虽然时有接济，可是，乞讨般地靠战友接济生存度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因为如此，他便参加了上访小组。

相比之下，李副政委就不如马师长那么幸运了。他在部队时是副团级干部，曾与康团长配过班子，又与康团长同年从部队转业，与我等一块转入新世纪开发公司。当初，他从农村入伍，提干后在城市结婚安家，生有一子，儿子在他中年时死于非命。由于是“母权制”家庭（指从部队转业后户籍从妻，妻为户主），住房也是女方娘家提供，他失业不久，其妻不仅与他离婚，他也被“扫地出门”，在这十多年的苦难岁月里，他曾经在南山脚下自挖土窑为居，因阴雨天窑塌家毁，又到街头小饭馆受聘当烧火工混吃混住，以为生计。他本来就瘦弱矮小，眼睛也高度近视，十多年的苦难已经把他磨励成了弱不禁风的小老头。他终究已年过六十岁，身体又不好，小饭馆老板生怕他突然死在小店给小店带来麻烦，已多次劝他“另谋高就”，他走投无路，只好参加到上访小组，同样是被“逼上梁山”。

我们五个人大眼瞪小眼地坐在街边台阶上小歇，用蓝汪汪的目光望着四面八方——这实际上是没有目标的茫然张望。夜来临了，到大酒店用餐者已脑满肠肥地离开灯红酒绿的消费场所，走向豪华小轿车，又驶向红灯区去娱乐。

望着这情景，胖子康团长打破沉默，若有所思地说道：“老连长，我觉得……咱们上访的方式是不是——”他的目光望着老连长。马师长、李副政委及我，都把目光投向了康团长。

老连长神情茫然间缓缓地回过头望着康团长，说道：“……你说，我们的上访方式……”他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康团长接着说道：“大家都清楚，象我们这种遭遇和处境的军转干，全国多达九十多万人，何况每个失业者的因素都各不相同，如果等着国家给这么多人制定出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政策，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别绕那么大的弯子。”大块头马师长是位急性子，他不奈烦地打断康团长的话题，说道：“你有话就直奔主题，就说我们该怎么办？”

康团长接着说道：“这些年，我几乎成了上访专业户，从省城到京都，从京都到省城，再从省城到京都，跑了无数趟，对上访的事，经的多，见的也多，凭我的经验教训，最好的上访办法，就是：首先得有一份详实扎实、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再就是实名制，反映的问题，反映问题的人，都实名实姓；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全国九十多万人，咱不可能联系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个城市，象我们这种遭遇的，或者接近我们这种遭遇的军转干，最少也有四千多人，我们如果能联系上其中十分之一，在上访材料上签名，形成集体联名上访的局面，或许还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否则——”康团长苦笑起来。

老连长很认真地听着——说道：“整理个详实的文字材料，用实名制，我赞同。至于——”他面呈为难神色地说道：“如果说联系几百人在材料上签名——”他摇着头，苦笑了起来，说道：“恐怕不妥，也行不通。”

“这有什么不妥的？”小老头李副政委一反平日在老连长面前说话时唯唯诺诺的习惯，习惯性的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高度近视眼镜，略显冲动地说道：“我觉得老康说得有道理，我们只所以长年上访，始终引不起上级重视，没人理睬我们，又逼得老陶走上了那条路，恐怕问题就出在我们过于瞻前顾后——老陶已经前边走了，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五个人中就没有人再步老陶的后尘。与其被饿死，与其被活活逼死，还不如来点痛快的，既便再次被抓进审查站关起来，也比我们现在这种人间活鬼般的苦日子好受些。”

他的这一席话，是含着泪花一口气说出来的。

(下接 张凤林短篇小说：长城啊,不应有恨(2)

      我听得心酸，情不自禁地擦起眼角的泪珠，康团长、马师长的眼圈也红了。

老连长低下了头，沉默了好半天，才把目光向我丢过来，说道：“张参谋长——按理，在这个问题上，你最有发言权，你谈谈自己的意见。”随着老连长的话语，马师长、康团长、李副政委都把目光向我丢过来。

我知道老连长所说的“最有发言权”指的是什么！——想当初，我还在部队期间，曾在边防建设工地上九死一生，积劳成疾，为抢救战友生命安全又身负重伤，落下残疾，也曾被大军区树立为“标兵”，这一切，终究已经成为往事。转业到地方，因政策性因素失业后，又因极端贫穷、饥饿而导致妻离异，父亲在悲愤中碰车身亡，即便如此，当我拖着伤残之躯，忍着伤痛与心痛，背负瘫痪的病母，在雪路上迎着西北风沿门行乞之时，我何曾忘却过革命战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的人间神话？然而，一片赤诚之心换来的却是病母为了把狭小的生存空间留给儿子，竟自我轻生，走上了黄泉路——我擦去眼角的泪花，说道：

“现在，不是我们回忆当年的荣光，倾诉自己这些年所受苦难的时候。如果要我说，我觉得老康、老连长、老李说的都有些道理。现在，最要紧的是，既要有一份扎实可行的上访材料，又得考虑材料递上去后所产生的效果——既不能石沉大海，无人过问，又不能让政府相关部门认为我们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更不能因了：或者石沉大海，或者被划为不安定因素，在我们之中再出现陶营长的悲剧。”

我的话音刚落，小老头李副政委便接过话题，说道：“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神仙皇帝来可怜我们，我们这些人要活下去，还得自己救自己。”他越说越激动，“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贫穷、饥饿，几乎随时都可能要了我们的命。连一条老命都保不住了，还有什么可顾及的？如果再这么不死不活地拖下去，还不如都步老陶的后尘，还干净利索！”说话间，他用满含着哀怨的目光瞅了一眼老连长，话中带刺地说道：“——我知道老连长……是好心，是为我们好——好心又能怎么样？现在终究是市场经济社会，我们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光有好心能有什么用？如果好心能顶饭吃，能当钱化，我给好心者磕几个响头都可以。”

大块头马师长火了，望着李副政委，说道：“你这是什么话？事情归事情在，说话何必那么刻薄，何必带那么多刺？你、你——你知道不知道老连长现在是多么痛心，是多么艰难？公司在国家治理整顿中因政策性原因而解体，公司解体后，因政策性因素所形成的亏损——亏损是怎么形成的，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时候，公司刚成立不久，政府就撤保、银行强行收回贷款，实际上，公司自从成立后开始运转，就开始花钱，银行贷款要支付利息，租用办公室要支付租金，购买办公设备要支付货款，在新闻媒体打广告要支付广告费，公司职工每月发工资需要钱，安装电话打电话也形成费用，而公司刚成立，经营业务刚起步，没有利润，这一笔笔开支，不是暂欠，就是靠银行贷款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司脱勾、退保，银行提前收贷，按理、亏空、暂欠——债务，完全应由公司主管单位——政府承担，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政府竟以与公司脱勾为由，把这笔政策性形成的债务，全部推到老连长头上，由一个无任何经济收入者承担这一大笔无力承担的债务，你想想这会是什么结果？——五六十万元，多大的一笔数目？可怕的是，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企业改制后，当初的债权单位，办公用品制造厂、木器厂、房屋租凭公司、广告公司均成为台资企业，业主均为当年由大陆去台老兵的后代，他们根本不管老连长有无偿还能力，如狼似虎般地疯狂地向老连长施压，老连长连自家仅有的住宅都顶了债——老连长的老伴喜儿为什么身患重病不治而亡？还不是因为没钱就医，住不起医院么？那么大的一笔债务，又分别为几家债主，仅凭一套住宅，那里能解决问题？现在，债主几乎把老连长逼到死路上，就这，前些日子，老连长仍然把自己的立功胸章卖给文物商店，用卖军功章的收入为我们补贴生活费——你还要老连长怎么样？你还要……”

“老马——”老连长拦住了马师长的话题，用牙齿咬住下唇，强忍住痛苦，没让悲愤的泪珠从眼角淌下来，顿了顿，他才叹息着说：“说一千道一万，战友们落到今天这步天地，我是有责任的，当初，如果不是我把你们从军转办要过来，安排到新世纪开发公司——”

“话不能这么说。”康团长打断老连长的话题，说道：“当初，新世纪开发公司是政府主办的重要企业，老连长是代表政府安置我们的，我们被安置到这个公司，是政府行为，说到底，我们这些人今天落到这步天地，终到了，还是政策因素造成的，否则，为什么会形成一部分军队转业干部在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吃公家饭，拿固定工资，而一部分军队转业干部却成为下岗失业者？同为军队转业干部，为什么会形成一种身份，两种待遇这种极不合理的格局？当初，如果不是军转办安排，我们每个人又抱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信念，老连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把我们这些大活人弄到新世纪开发公司去——问题的根子是政策因素，不从根本上找原因，到了这种地步，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再抱怨，能抱怨出饭吃，能抱怨出钱花？依我的意见，还是继续在上访上想办法，下功夫，如果能把一个身份，两种待遇的问题解决了，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马师长说：“所以说，还是老康说的对，首先得整理出一份扎实可行的上访材料。材料的事——老康与老张先拿出个草稿来，我们再在一起讨论，行不行？”

康团长望着我，问道；“老张，你说行不行？”

我说：“好吧！咱们先拿出个草稿。”

经过这一番语言交锋，我们都口干舌燥，都觉得又饿又渴，由于口渴，嗓子干得都即将冒烟了。老连长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说话时，他虽然在苦笑，我能感觉出来，他的苦笑，是建立在心在流泪，在流血的基础上的。

李副政委再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他一直呆愣愣地坐在那里。不知是困乏了，还是想着心事，他竟出乎人们意料地噗哧一声冷笑起来。我们都不解地望着他。他在笑声中渐渐低下了头，瘦小的身躯，也再次弯成了“？”号。过了好半天，他才手扶墙壁站起来，用浑浊的目光把大家转着圈儿瞅了一遍，竟转身离去。

康团长起身后追了上去，问道：“你、你不要紧吧！”

“不要紧！”李副政委冷笑着回答。

“明天——下午，我们到集中过几次的老地方——老连长儿子家，一同讨论一下材料草稿，你早点来。”

“知道了。”

李副政委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都为他能不能熬过这一关捏着一把汗。转念一想，他终究还有小饭馆的灶堂可暂时安身，如是想，我们才对他略微有些放心了。

送走李副政委，马师长转面望着老连长，说道：“老李也是心中焦急，对他的那些话，你别太在意。”

老连长苦笑着说道：“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谁不了解谁？——你放心，我知道老李这是心中焦急。”

“你是否还回儿子那边去？”

“除过儿子那里，我还能到哪里去？”老连长说：“你和老康都有安身的地方，老张——老张今天晚上……”他转面望着我，说道：“你干脆跟我走，到我儿子那里，与我挤一挤，委屈不了你。”

康团长说：“我得与老张连夜把材料草稿拿出来，老张还是到我那里去。”

马师长说：“老张到老康那里，到我那里都行——为了材料的事，老张今晚上就到老康那里去。”他转面问老连长，“你看——明天下午大家都到你那里去，不知方便不方便？”

“有啥不方便的？”老连长说：“明天下午，我在我儿子家等着你们。”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临分手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老连长竟用奇异的目光望着我，望着康团长，望着马师长。他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时，虽然始终乐呵呵的，他的眼神却浑浊散乱无光，眼角也挂着泪花。我握紧了老连长有些微微发抖的那双大手，说道：

“老连长，你——一定要等着我们。”

老连长笑了笑，说道：“你们——也都各自保重……”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我们谁也未曾料到，这次分手，竟会是我们与老连长的生离死别，我们的老连长，他永远地去了。

我和胖子康团长，是第二天下午三点钟按时赶到事先约定的集中地点的——我们身上都没有钱，昨天晚上，我跟着康团长徒步去他家时，尽管路程不算远，也就三站公交车的路程，却占用了大半晚上时间。太渴太饿了，我们胃里在吸吮，这是一种古怪的而且极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咽下了饥饿的口涎，竭力试图用谈话来分散注意力，却收效甚微。我们走走歇歇，歇歇走走，总算跟着回家的康团长来到部队家属院。

康团长与我是同年兵，想当初，他也曾有过光辉的人生经历。当年北国河心岛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他带着一个班的兵力，凭着机智勇敢，用手榴弹和轻武器炸毁了入侵者三辆乌龟壳，在保家卫国中荣立了战功。他荣立战功后，报社、电台采访，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也确实走红过一阵子。不幸的是，他在大裁军期间转业到地方上因政策性因素导致失业后，其唯一的女儿因故负伤，无钱医治，最终夭亡，为此，他老伴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打击而回了娘家，从此，他虽然有家，却孤身一人苦度日月。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便在打工中积攒路费，开始了漫长的上访生涯。好在原部队没有把他从家属院向外驱赶，他也经常受到原部队周济——他家中还有些部队灶房送给的洋芋，我们便在他家汽炉上煮洋芋充饥——这也算是我们最为奢侈的生活了。

然而，我们万万没料到，当我们第二天下午三点钟按时赶到老连长儿子家时，遭遇到的却是揪心的痛。

大块头马师长比我与康团长先到一步。老连长的儿子已经与邻居打电话叫来殡仪馆的专用车，送老连长走向自己的归宿。马师长来晚了一步，关于老连之死，他还是从留在家中看门的老连长的亲家母那里听说的，再加上邻居和小区保安及守门人的补充，马师长总算从杂乱无章的叙述中理出了头绪——昨天晚上，内心极为痛苦的老连长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到儿子家中时，意外地碰上讨债者正上门闹事。原来，债主们找不见老连长，便寻找到老连长儿子家，其阵势，比黄世仁穆仁智逼杨白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搬走老连长儿子家的电视机、洗衣机、自行车，还要强占住房。老连长儿媳妇实在受不了，哭泣着回了娘家，当儿子的发觉父亲神情极为不好，便悲愤地向债主们跪地求情，并写了保证书，一周内凑不清债款，愿用他的住宅抵债。打发走讨债者，儿子又给父亲说了很多宽心话，并为他煮了方便面，安顿好了父亲，他才去寻找负气出走的媳妇。当儿子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从单位下班后赶回到家中时，才意外地发现他的父亲——我们的老连长已经吊死在暖气管道上。

马师长是在极为伤感中向我与康团长讲述这些的。马师长讲述得伤情，我与康团长都听得揪心，眼泪，只能向心里流，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尽管在场者七嘴八舌地猜想着老连长自杀的起因，唯有我与马师长、康团长最清楚，我们的老连长是在极不情愿中又无可奈何地走上黄泉之路的。

灵堂就设在老连长儿子家的客厅里，老连长在世时，虽然活得艰难，不仅门前冷落车马稀，也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死后的丧事却办得热闹红火。从我们部队先后转业复员到这个城市的干部战士有二千多人，这些人几乎全部赶来为老连长送行，花圈从社区大院一直摆到大街上，到灵堂烧纸祭奠者已经排成了长队，就连在部队继续服役的老战友们——从师长、军长，到大军区副政委们，也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老连长的灵堂上。奇怪的是，李副政委却始终没有露面，他不仅未按时于第二天下午到老连长儿子家赴约，在我们把老连长的逝世讣告在晚报广告栏刊发后，整整三天，也未看见他到灵堂为老连长送最后一程。

军转办，信访室也送了花圈。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是丧事的第二天上午赶到老连长灵堂上来的。仅仅三天没见面，军转办的王主任又憔悴了许多。他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跪倒在灵堂上，上了三柱香，点了一叠望生钱，才悲哀地说道：“老前辈——我来晚了——唉！你为何不再等等呢！党和政府对你们的困难一清二楚，早就在作调查研究，对企业军转干全面解困的文件已经发下来，关于你们提出的一个身份、两种待遇的问题，关于政策性债务该由谁承担的问题，已经都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你却——唉！”王主任把一份文件复印件点烧后焚烧在焚烧望生钱的灰盆里，才伤感地说道：“老前辈——你如果在天有灵，就看看这份文件，也可安心上路了。”

连日来，我们心里极不痛快——伤感得跟泪人一样，刀在心肺里穿堂。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用尽了我们的本领与努力，争取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那怕有些许的平静，却都不行。我们恨天下所有黄世仁穆仁智一类的角色。到最后，我们知道无论怎么悲哀，死去的都是活不过来了——李副政委到哪里去了呢！总之，谁也不知道。

天阴得很重，火葬场那支高竖的“大笔”，在浓重的云上继续涂抹着、书写着。以复转军人与现役军人为主体的送葬队伍，在专用的焚烧祭品炉前安放了供桌，灵牌与供献全摆放在供桌上，白衣白帽的孝子与送葬者在诺大的广场上跪倒了一大片。火焰中的灰蝴蝶成群地起舞，以自己的方式为离去者送别——没有眼泪，也不会哭泣。知情的有心人们，为最后的祭祀献上了一首《白毛女》悲凉曲——“北风那个吹……”北风在天际间轻抚着苍天的冷泪，牛毛细雨于无声中，向大地回顾着当年那个悲凉、充满希望、家喻户晓的老故事。旁观的人们抹去了眼角的泪痕，一批又一批加入到为老连长——王大春，送别的行列，为老故事续写着出乎人们预料的结尾。巍巍青山下那十万座坟茔，也拉开了用雨雾织成的帘幕，为新老故事搭起了继续演出的大舞台。雄伟的纪念碑的旗帜上，被祭祀者贴满了阴阳两界的钱币。

将军哭了。

大戏在没有结尾中收场。

我们离开火葬场，途中，沉默了很久。

胖子康团长说道：“——听王主任说，文件正式给我们定性为企业军转干，也就是说，我们这辈子永远也无法回归到党和国家正式干部队伍中，成为其中一员了。”

我愤愤不平地说：“三十年前，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曾坚定不移地认为军队干部不算党和国家正式干部，四人帮一伙均持这种现点，其目的在于反党乱军乱国。现在，粉碎四人帮都三十多年，为什么还得回过头继续接过张春桥手中的大棒，把我们这部分军队转业干部从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踢出来，残酷地打入另册呢！”

康团长说：“说到底，还是一个身份，两种待遇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这些人，永远是乞丐，这辈子只能靠乞讨，靠别人施舍活人过日子。”

好长时间都没吭声的大块头马师长说：“不管怎么说，文件已经答应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份救命钱——叫救命钱也行，叫解困金也行，只要能真正给我们发到手，我们也不至于成天饿着肚了没饭吃，依我的意见，我们还是先到军转办看看去。”

我们就站在阅报栏跟前说话，我的目光被晚报上一行文字吸引住了：“前天晚上，在黄河岸边执勤的民警同志正巡逻时，发现有人轻生，从铁桥跳进黄河……执勤民警与水上派出所干警立即投入施救。经过三个多小时打捞，轻生者的尸体被从下游八百多米处打捞上来。无名尸是位六十岁出头的男性……”文章的右下角配发着无名老年男尸的照片，详细地描述了死者的体形特征，并要求死者亲属到民政部门去认领尸体——望着刊登在晚报上的尸体照片，我的心顿时抽紧了，忙说：“老康，老马，你们快来看。”

康团长，马师长的目光落在报纸上，看罢了文章，目光再落在无名尸照片上时，两个人的眼角都淌下了浑浊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