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的博客

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中国大陆开展了一场影响整个大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清污”运动；而这场“清污”运动又包含着一个妄图搬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阴谋——被史家称之为“28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起初，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中宣部长邓力群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等人因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讨论而对他们的处理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要出国访问，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后来也没有找。显然，胡耀邦有意想把事情压下来。邓力群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一书中也说，他们于1983年4月20日把一个月前曾经上报、现在修改过的报告以及其它材料再次报送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他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他邓力群就回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周扬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但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

于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周扬也托薄一波给邓小平送了18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史家一般认为，邓小平当时终于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力群在他的《自述》一书中，也承认邓小平八月份找胡乔木谈了一次话，是缘起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胡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九月七日上午，邓小平通知邓力群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邓力群就把帮胡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龚育之等把胡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之后，他们反复作了修改。

1983年10月12日上午，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王若水说，很容易看出，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不过是借邓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

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王若水近年的言论。他说，多年以来，王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归纳出王若水言论中有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邓力群对王若水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王若水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象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场。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象“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胡话虽然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在当时刚刚使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10月12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第二天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会后，全部的宣传机器都发动了起来。10月19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胡乔木、邓力群在“通知”中把邓小平的“不搞精神污染”提升为“清除精神污染”。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十二届二中全会原定的“整党”反而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把“清污”运动搞得来势汹汹，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整几个知识分子或开明的文化官员，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开放改革特别是这个方针政策的统筹实施者；他们企图在中央高层酝酿“倒胡（胡耀邦）”。

胡耀邦1982年9月当上总书记。提拔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意思，但以陈云为首的几个老人不满意，他们喜欢的人是邓力群；而胡乔木、邓力群看准了这一点，就站在陈云一边，多次起劲地反胡耀邦，这一次又找到了机会。“文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这一场“清污”运动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亦不堪设想。幸好，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和习仲勋等人头脑清醒，连手作了抵制。此时邓小平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支持胡赵等人的抵制。

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讲了话。书记处作出两点决定：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一场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闹了28天，终于半途而废——正是史家所言的“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说：“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胡耀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

胡耀邦过后继续在不同场合，如同日本外宾谈话，同上海领导人谈话，都说反精神污染宣传走了样，搞了扩大化；1984年12月底召开中国作协四大，由于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开成了一个最“自由化”、最得人心的大会；中央祝词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人事安排组织部不插手，由会议自由选举；整个会议精神提倡宽松，呈现一派反左景象，让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非常难堪；这些情况当然让陈云等老人发怒。这导致1987年1月16日，在另一场称之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胡耀邦被赶下台。不久，一个传说甚嚣尘上：邓力群要当总书记了。当然，也是因为邓小平一句话，邓力群最后也垮了台。

20世纪80、90年代，虽然毛的阴影还在，虽然还有人为毛招魂，但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在过去，像王若水这样受党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几乎一辈子都遭人白眼。而现在，王若水发现，一旦政治气候变得比较宽松的时候，他在许多地方还是受到欢迎。大学生请他去讲演，学术团体邀他去开会，辽宁大学甚至授予他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最让王若水铭记在心的，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常常提到的，当然是那些不畏风险写出的对他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文章。

例如，1985年初，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在创刊号刊出了冯川的《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这家杂志在第二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长文《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高尔泰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义当做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高尔泰还指出，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只差没有点名，高尔泰针锋相对且非常雄辩地逐一批驳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击中了胡的要害。

1985年4月，西安出版的《文学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原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写于1982年的论文，作者公开声明是献给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人。作者在“附记”中说：“在我写出本文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我始终坚信，历史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无情而公正的判决。”1985年7月，刘再复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后来，他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篇论文。刘再复提出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呼吁作家赋予人物以主体性。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做是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刘再复提倡人道主义，歌颂爱的力量。他说，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爱，就是与全人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这种爱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刘的论文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文艺界影响很大。尽管王若水并非同意刘再复的全部观点，而且觉得刘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因而使得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现实脱节，但他高度评价刘的这两篇论文，看作“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系统的挑战”。

以上文章没有谈异化问题，看得出大多是不得不刻意避开。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变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广州日报》用一整版登载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有一篇是黎克明(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异化理论〉，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黎克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主体客体统一的哲学”。有人不承认异化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理由是:凡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包含了抽象的人性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来描写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针对这种观点，黎克明提出:要了解人的本质，单是向后看是不够的，还要向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理论，需要一种理想模式作为逻辑前提，作为座标。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将充分实现。

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月才发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呜——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孙月才提出三个问题：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能不能批判继承？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现象？三、是百家争鸣，还是定于一尊？孙月才认为，应该从世界观历史观的高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孙月才提出公开讨论胡乔木文章的要求，并点了胡乔木的名字，这是很有勇气的。1989年2月，高尔泰还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论异化概念》，再次探讨他在1985年写《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时未能探讨的异化问题。

王若水的一些较有地位的老相识后来也公开发表支持文章了。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1996年12号上，于光远在1997年的《广州文艺》上，都分别叙述了这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件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王若水的态度。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胡已于1192年9月28日年去世），特地表示：“近15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常念斯当然不会说出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样的话，不会说出胡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份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但他如上文中讲出两个“恐怕”，从胡乔木赞赏者口中讲出，其意义“恐怕”不小。

夏中义以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来形容当时周扬、王若水、王元化三人联手发起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夏中义指出，就本土语境而言，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术讨论，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一提出，会引起震动，为什么讨论远还没展开就被窒息在摇篮中，甚至其作者还承受那么大的代价。当一个社会连人都不便谈，那么人的现实境遇将会变得怎样？只能是……人被“异化”。所以，1978年以后提“异化问题”，其本意就是讨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

人被异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失去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说的两点：一是自由，二是自觉。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醒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主体，用当时的主流词语讲他是“螺丝钉”。

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周扬和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异化，是为了克服它：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

1988年12月，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苏绍智参加了，他利用这个机会为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者辩护，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根本没有错误，现在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把人道主义看做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异化，在中国、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处不在。”

                                                                (颜昌海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