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共工家族墓地（9）

——安徽含山凌家滩古共工国遗址墓葬及其出土玉器揭秘

（16章连载）

第9章：凌家滩遗址87M4号墓主人及其出土器物揭秘

87M4是墓地最南边居中的大墓，按照南尊北卑、中尊偏卑的墓地布局，此墓主人的地位在全墓地中最为尊贵。此墓墓口中部放置着一把的巨型石钺，重达4.25公斤，显然为镇葬之物。按照大禹之父鲧曾被“祝融”处死的记载，“祝融”一职在上古时既为大祭司，同时也是行刑者，故此墓看起来象是传说中的“南方祝融”之墓。不过由于甲骨文“王”字，原来就是一只大“钺”的象形，而在凌家滩现已发掘的六十多座墓中，唯独此墓墓口中部摆放着一只巨大的石钺，这又或许说明此墓是共工的祖父炎帝器之墓。究竟此墓中的主人是祝融还是炎帝？这还有待于对墓中出土的器物进行一番详细的研究。

《山海经》上说“祝融降处于江水”，即是说“江水”是为祝融之封地。所以祝融应是凌家滩遗址的开山之祖。传说未代炎帝参卢曾被黄帝降封于“卢国”（庐）为诸侯，卢国所辖之地今虽不明，但极有可能与汉王朝设置的“庐江郡”有关。今巢湖市周边及长江之江西省九江市至江苏省南京市一线，几乎整个苏皖平原和大别山山区之一部均在这个“庐江郡”所管辖的范围之内。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先生所提到的中国史前玉璜出土地点最多和出土数量最大的地区，也基本上与这一区域相吻合。故末代炎帝之墓出现在距离庐江县东部仅数十公里处的含山县凌家滩是有极大可能的，而未代炎帝之子祝融之墓出现在距离庐江县西部仅数十公里处的霍山县也是有极大可能的。祝融在唐初时被封为“司天霍王”，即南岳霍山之神，在宋时才被封为“司天昭圣帝”。正如柏杨先生所言，真正的“南岳衡山”是在安徽省之霍山县，而不在湖南省衡阳市之南岳区。

87M4墓的开口在第三地层以下，打破第四地层和生土，故此墓埋葬的地层不是最深的，似乎不是第一期的墓葬。然而，墓内器物的摆放与其它大墓相比显得十分零乱，玉环、玉璜和玉玦等四处散落，石锛、石凿等工具的摆放也不整齐，故此墓的原葬地很有可能是在其它处，后被墓主人的子孙移葬于此。此外，玉璜等玉器的样式是最早期的样式，品种也较单一，其宗教色彩较浓而装饰性略差，玉璜等的加工的精度或者还不如同墓中出土的石制工具和兵器，总之，一切都呈现出早期墓葬的特征。

87M4墓可能是二次迁葬的墓的另一个理由是：最著名的那一块八角星形太阳纹玉版在出土时竟夹在了上下两块玉龟甲之间，按当时许多媒体的渲染，说这是“元龟衔符”之类的传说得到了应证，此论未必尽然。玉龟甲上的燧孔和刻槽，证明上下两块龟甲在墓主人入葬时应是用绳索系扣在一起的，而玉版的尺寸，其实比玉龟甲大很多，若将两片玉龟甲扣合，那么玉版是不可能放得进去的。之所以形成出土时的模样，无非是在二次迁葬时用来系龟甲的绳索早已腐烂，人们在二次迁葬时便小心同时又是随意地将这些物件堆放在一起。

所以，87M4号墓虽然不是凌家滩最早入葬的墓，但却有可能是年代最久的墓葬之一，尽管后来其它一些年代稍晚的大墓出土的玉器比此墓要多或者更精美，但是，作为年代最久和辈份最高的男性领袖，此墓主人的地位是其它晚辈之墓所不能够比拟的。

那么谁是凌家滩辈份最高和最早的族长？前文曾经分析过末代炎帝榆罔、祝融和共工氏之间的关系，因此炎帝榆罔（参卢）、榆罔之子祝融均有可能是87M4号墓的主人。

87M4号墓玉龟甲和玉版的出现曾经引起巨大的轰动，尤其这两样东西出土时是叠放在一起的，于是玉版上面的“图”和玉龟甲所代表的“神龟”引发了人们非常之多的联想。玉版上面的图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八卦”，而龟甲又进一步让人联想到商代流行的龟占，于是人们便纷纷猜测墓主人的身份一定是古代凌家滩部落中的一位高级神职人员，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根据殷墟甲骨文的卜辞，商代在占卜时，虽然一般是由专门负责占卜的“贞人”负责操作，但是，卜辞中还是出现了大量“王占曰”的字样，可见在某些关键时刻，商王本人也是可以亲自参于占卜的。87M4号墓的玉龟甲是不是占卜工具，暂时难以论定。但如果是，那么它的所有者既可以是祝融，也可以是“王”，即炎帝榆罔本人。

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出土过大量的龟甲，随同这些龟甲出土的，还有很多的小石子。贾湖遗址的年代约在距今9000～7800年以前，据专家推测或者相当于伏羲时代。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那些小石子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它们和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甲有关吗？

人类文明的演进，应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展开的。根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舞阳贾湖》一书介绍，龟甲和小石子的组合，最初可能是用来计数。用龟甲盛小石子计数，似乎比“结绳记事”更高明、更方便，也更加符合一万年前的背景和条件。据说南美洲地区的一些土著人，用龟甲装小石子当做响器来娱乐，这相当于现代乐队所使用的“沙捶”，也是一种不错的用途。古人有着丰富的娱乐生活，贾湖遗址就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骨笛，这些骨笛有的直到现在还能吹奏乐曲。因此龟甲与小石子的用途，最早可能是计数与娱乐兼而用之。龟甲内的小石子记录了人们收获劳动果实的数量，在骨笛声的伴奏下摇响着龟甲载歌载舞，这或许是古代贾湖人最大的快乐。

占卜、阴阳、奇偶、凶吉之类，是更高一级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们产生的年代要晚一些。87M4号墓的玉龟甲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龟，是一种如此的神奇之物：它的背甲是一个近似的穹窿形，象征着天，它的腹甲是带有方格的平板，象征着地。在有关女娲补天的神话中，女娲最后是用巨龟的四足来代替已被摧毁的“天柱”的。巨龟之足既可作为天柱，那么龟背就是天，而龟腹就是地了。北朝《敕勒歌》亦唱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古人认为“天”之形状有如大锅盖，和龟的背甲很相似，也许这就是龟受到崇拜的原因之一。

在弄清楚玉龟甲的用途之前，我们先来研究那块神奇的玉版，此物真的就是占卜用的“玉八卦”或者神龟所负之“河图”、“洛书”吗？不是的。其实这块所谓的“玉版”，它的形状与玉龟甲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玉版本是一个与玉龟背甲一样的穹窿形，而并非一块平板。

玉版上的图案，被一些媒体确认为原始的“八卦图”，或许是的。它可能与原始“八卦图”的产生和演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复杂而又似曾相识的图案决不是后来用于占卜的八卦图。八卦，相传为伏羲所创，但是在《路史·炎帝纪上》中却有这样的记述：

“（神农氏炎帝）乃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於是通七变以成天地之文，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佑神，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谓始万物者，莫盛乎艮。艮，东北之卦也，故种艮以为始，所谓连山易也，故（神农氏炎帝）亦曰连山氏。”

所以神农氏炎帝也是八卦的创制者之一。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下层出土的陶器残片上，出现了最早的八角星形纹，这说明《路史》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而凌家滩人和相当一部分大汶口人，就是距今6800～7400年左右居住在洞庭湖地区的神农族，他们是从南方向北方迁徙而来的，其首领始都于陈（河南睢阳），称炎帝，后都于山东曲阜。故《山海经》有记载说炎帝之小女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其后化为“精卫鸟”衔石填海的故事。炎帝若未曾居于东方，则其爱女是不大可能去东海之滨游玩的。

八角星形纹是炎帝族用来表示太阳的神徽，八角或者四方八角，象征着太阳的光芒，照耀四面八方。古代炎帝族认为太阳是天上的主宰，故称其为太皞，皞者，高也，白也。而太皞最早又可能是伏羲的尊号，故伏羲又称为“太皞伏羲氏”。神农氏炎帝继伏羲氏而王天下，亦有可能也称做“太皞”或者自认为“太皞”再世，这和秦始皇自称“皇帝”而汉高祖刘邦亦称“皇帝”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说炎帝也是“太皞”这一称号的拥有者？《盐铁论》说黄帝“杀两皞及蚩尤”，这个“两皞”当然是指太皞和少皞了，若这个太皞是指伏羲，则伏羲氏更早于黄帝数千年，黄帝怕是想杀也杀不了的。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炎帝本人也曾称作太皞。八角星太阳纹是一万年以前或者更早的时侯由伏羲氏所创，并且是由神农氏以及神农氏的后代炎帝所传承下来的。

所谓玉版，通常应当就是一块玉做的平板，然而87M4号墓所出土之物，无论作纵向剖切还是作横向剖切，均呈现出圆弧的形状，即整体上呈现出“天”一样的穹窿形，它的周边为四边形，所以又呈现出“地”的方形。因此，这块八角星太阳纹玉版，乃是用一块玉石精心制作的象征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这个宇宙模型的结构是这样的：

在玉版的中央，是一个大圆圈内套着一个小圆圈，其中小圆圈以及小圆圈内的八角星，便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太阳，而小圆圈之外的大圆圈，毫无疑问是象征着天。在小圆与大圆之间，刻画着八个均等的扇形区间，在这八个扇形区间内，有八个呈放射状的“圭”形图案，这便是宇宙的八极。在大圆圈之外，又有四个呈放射状的“圭”形图案，这便是连接着天和地的四根“天柱”。

请读者注意这四根天柱所在的方位：它们分别位于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个方向。传说中被共工所撞断的那一根，就是位于西北方的那一根天柱，故天穹向西北倾斜。而由于西北方向失重，所以到后来整个大地又向东南方向倾斜。

由四根天柱连接着圆形的天和方形的地，太阳高高在上，是天地宇宙的主宰，天比地高而地比天大，这便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

八角星太阳纹玉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玉版的尺寸和形状，与人前额的形状是非常吻合的，人的前额俗称“天庭”，有着一个宽大的前额，就叫做“天庭饱满”，此乃传说中的高贵之相。玉版周边均钻有小孔，说明玉版是用丝线麻线一类的线索，缝缀在一条带状的织物或者是头冠上面的，因此这是一个地位极高的大首领的头冠饰。

关于这个八角星大阳纹玉冠饰，它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瑁”。在清代和民国初期，中国的男人们或者绅士们喜欢戴一种六瓣的“瓜皮帽”，俗称“地主帽”。帽的正前方镶有一块圆形或者方形的玉，这块玉就叫做“帽正”或者“帽准”。“帽正”或者“帽准”应该就是从“瑁”演变而来的，它们的作用和形状都很相似。成语“以貌取人”的“貌”字本当作“皃”，乃指“小儿头衣”，即帽子。故“以貌取人”实当为“以瑁取人”，因为瑁是可以宣示身份的。

什么是瑁？那志良先生在《中国古玉图释》一书中曾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考证它的形状及其用途，但是我们相信只到最后一刻那先生也没有将这个问题讲清楚。

《康熙字典》说：“冒又通作瑁。《周礼·春官》：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天下也。”

在《周礼》中，“瑁”字是直接写作“冒”字的。而且此字又与“帽”和“冃”字相通用，说白了：“瑁”就是一个带在头上的东西。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

瑁，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离、黎）冠。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玉人曰：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盖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上为贵。尙书大传曰：古者圭必有冒，不敢专达也。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诸侯执所受圭以朝于天子。

说文解字注对“冃”字的解释又是这样的：

小儿及蛮夷头衣也。谓此二种人之头衣也。小儿未冠，夷狄未能言冠，故不冠而冃。荀卿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领者矣。杨注：務读为冒，拘与勾同。淮南书曰：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高注：古者，盖三代以前也。鍪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按高注“兜鍪”二字盖浅人所加。務与鍪皆读为冃，冃即今之帽字也。后圣有作，因冃以制冠冕。而冃遂为小儿蛮夷头衣，从冂，“二”其饰也。

其实“瑁”为何物，大概自有《周礼》之时便已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明白了。总结上述文字，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其一，“瑁”或者“冒”、“冃”，是一块四寸见方的玉，为天子所执以朝诸侯，言天子“德能覆盖天下也”。今凌家滩87M4号墓中的这块玉版，不但其尺寸与形状均与“瑁”相符合，而且它上面的纹饰乃是太阳和天，亦与“德能覆盖天下”相配。故此物的所有者非帝王莫属。

其二，尙书大传又说：“古者圭必有冒，不敢专达也。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诸侯执所受圭以朝于天子。” 诸侯执圭以朝见天子，天子则执瑁以覆之，以成君臣之礼。也代表着帝王在上是天，臣民在下是地。圭，是诸侯封建立国之信物，但此圭必先由帝王以瑁“覆”过之后，方能生效。

其三，“冒”之为物，远在冠、冕被发明之前。其最初为“头衣”，也就是帽子。传说直至黄帝时才发明了冠和冕，那么炎帝大概是没有冠和冕的。不仅炎帝，就连“三皇”也是没有冠和冕的。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六个小玉人，他们都没有冠和冕，但却戴着帽。而在良渚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头戴着冠的神。

其四，“冒”原是“夷狄”所用之物，其“后圣有作”，便按照“冒”的原理制作了冠和冕。“后圣”便是指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的臣民们四散迁徙，自然就成了“夷狄”。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冒”到底是指“帽子”呢还是指那块代表着天的玉？其实都是的，反正都是戴在头上的东西。我们的祖先为了区别二者，便将冒字加一个“巾”字旁代表帽子；加一个“玉”字旁代表瑁，也就是那块玉。这块玉呢到了清代和民国，无论帝王还是百姓都爱戴一种“六瓣瓜皮帽”，帽的正前方镶一块玉，称之为“帽正”或“帽准”。这个“帽正”或者“帽准”正是由“瑁”演变而来的。

第二，我们见到的八角星玉版显然是一个缝在帽子上的东西，而《周礼》却说瑁是天子手执之物。尚书大传更说天子朝诸侯，都要以瑁去覆盖此诸侯所执之圭，这是“礼节”。果真如此，那么天子在朝会群臣之时岂不是要逢人就“脱帽”了？

于是我们不妨再来研究一下玉龟甲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套玉龟甲它代表着天和地，而八角星形玉版恰好也代表着天和地。在这两样东西中，玉龟甲所表示的天和地是形象的，即天如圆盖而地如平板；而玉版所表示的天和地则是抽象的，即天圆而地方。玉版做成了穹窿形，故其抽象之中又包含有天的形象。天子朝会群臣，当然不可以逢人便脱下帽子，这是有损天子威严的。而玉版戴在头上，可以让人一眼就看清谁才是天子，这就叫做“以瑁取人”。

但是按照礼节，天子必须以瑁覆诸侯之圭，所以天子除了有一个戴在头上的瑁之外，还必须有另外一个瑁拿在手上，以便于随时拿它去覆诸之圭。

那么这个拿在手上的瑁，就是那套玉龟甲。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仔细观察玉龟甲的腹甲，它的前端那里有很明显的磨损，整个形成了一个下凹的面，这是长期与圭磨擦留下的痕迹。这就是说，天子所执之瑁，即玉龟也。凡诸侯所执之圭，均可伸入此玉龟上、下两片玉甲之内，以成诸侯晋见天子之礼。

值得注意的是，“瑁”字常与“玳瑁”联系在一起。玳瑁是什么？玳瑁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有机宝石，它是用一种生活在热带海洋中的大海龟龟背上的鳞片制成的。这种大海龟就是“玳瑁龟”，也叫“玳瑁”。 “玳瑁”它明明是一种海洋动物，为什么取了一个宝石的名字呢？大概因为这种大海龟的背上能长出晶莹的“玉片”，所以它就是“玉龟”了。玳瑁既然是“玉龟”，那么玉龟自然也就是“瑁”了。

玳瑁又名“瑇瑁”，古文“玳”字与“毒”字音、义相通。毒为何物？古人释其义为“毒草”，非也。毒者“督”也，毒字之形，其上为“菁”，其下为“母”（女），实指古代妇女“总督”头发所用之束发器和首饰。毒字古音读作“戴”，它其实就是古文之“戴”字。所以玳瑁，就是戴瑁，即头饰。

天下之迷，独解最难，合解则易，此为信息累积之效用。在87M4号墓中，玉八卦和玉龟一个是戴在头上的瑁，一个是拿在手中的瑁，其形虽然不同，其用虽然有别，但其义却是一样的，所以它们才会被堆放在一起。只有炎帝这样的王者才配用此物，至于祝融，虽然也曾被后人称作“赤帝”，或者什么“南岳司天昭圣帝”，但这些只是后人所追封的名号，并非当时的事实。

87M4号墓还出土有玉璜19件，玉玦14件，玉斧5件，玉钺3件，以及壁、镯等玉器，另外还有石钺18件，石斧1件，石锛6件，石凿5件等。如果说大量玉礼器的出现证明了墓主人作为大贵族的身份，那么大量石制工具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而且这些工具又为什么都是木工工具呢？难道五千年前的凌家滩大首领同时也是一木匠吗？不错，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两位“木匠”皇帝：一个是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另一个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但这两位“木匠”皇帝只能算是皇帝中的昏君和另类，不能把当木匠算作是做皇帝的一种传统。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也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据说彼得在年轻时为了掌握更高的木工技术，曾隐姓埋名偷偷跑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实习。恩格斯称彼得为“真正的伟人”。因为这位了不起的沙皇跑到荷兰去是为了学习西方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从而使落后的俄罗斯变得强大起来。

而在凌家滩遗址出现的“木匠文化”，则是对一种对传统的继承和现实生活本身的需要，二兼而有之。巢湖，是传说中的“有巢氏”部落生活的地区，这一地区本身有着“构木为巢”的传统。“巢”原本指鸟类在树上搭建的窝，先民们从中受到启发，于是发明了以树木构建的房子，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勾栏式建筑”。远古时的木构建筑是比较简陋的，不象后来用土、木、石混建的房屋和宫殿。所以“巢”在后来又称之为“庐”，一来区别于禽鸟之居，二来用作一切简陋居所的通称。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巢湖地区在古代又称之为“庐州”。

未代炎帝降居于“庐”，距离有巢氏王天下之时已经很遥远了，但是我们相信有巢氏的传统和文化犹存，而有巢氏的子孙后代犹在。一个善于用木材搭建楼房或制造船只的部落，必然将精美便利的石器当作重要的财产。所以凌家滩遗址无论是在贵族首领的大墓，还是在一般的工匠或工匠首领之墓中，均出现了大量的石制工具，这既是对有巢氏文化遗产的继承，也是共工集团实现强国梦和复国梦的需要，同时也是炎帝族的这一支最后演变成为“共工氏”工匠部落的重要原因。

87M4号墓还出土了一只小巧别致的玉勺。玉勺在良渚遗址也曾出土过一只，它是极其稀有之物，在良渚和凌家滩，均只有一件出土，故均为“孤品”。很难想象古人（那怕他是王）会用一只如此珍贵的玉勺来进食，因为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在进食时将它咬碎。以炎帝之尊，虽然可以做到“锦衣玉食”，但这似乎没有必要。在凌家滩除了这只玉勺之外，并没有发现其它任何一件玉制的食具。所以，这只玉勺很可能具有其它的用途，它可能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

玉勺如果是一种重要的礼器，那么它所代表的意义又会是什么？《汉书·魏相传》说：“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炎帝所乘之“离”，即指“朱雀”、“三足乌”、“太阳鸟”等一类背负着太阳的神鸟，炎帝既然“乘离”，那么他本人无疑就是太阳，亦即太昊。炎帝所执之“衡”又是什么呢？“权”是秤砣，“衡”是秤杆，而秤杆不过是一根木棍而已，这不大可能是炎帝所执之物。

然而“衡”又是北斗星的代称，古人称北斗七星为“璇玑玉衡”。有趣的是，北斗七星连起来又象是一把“勺子”，它的勺柄在不同的季节指向不同的方向。如此说来，衡就是斗，斗即是勺，凌家滩出土的这把玉勺，很有可能就是炎帝所执之重要礼器“玉衡”。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有指南针，又名“司南”。传说黄帝发明了指南车，车上面就安装有“司南”一类的装置。据说北斗星的勺柄在夏天是指向南方的，如果玉勺代表着司南之“衡”，则此物便可印证“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的传说。

中国古代的司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也从未有人见过古代司南的实物。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司南，大都是在一个正方形的“地盘”上放着一把铜勺子，这只是一个根据传说而想象出来的“司南”，所有根据这个模式做出来的司南，其实并没有指南的功能。

据说当年郭沫若院长访问苏联之前，他想要带去一件礼物，以代表中国古代科学的伟大成就，于是就想到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结果呢，一批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用最好的天然磁石精心制作了一把勺子，但是这把磁石做的勺子，无论放在多么光滑的平面上，就是不能指南。由于郭院长访苏日期临近，没有办法只好改用现代科技，对这把勺子进行了强力磁化，最后竟然勉强做成了。

在后世出土的古代玉器中，“司南佩”作为一个吉祥的玉挂件，屡有发现。虽然它只是一个将勺和地盘连在一起微缩的模型，并且根本不具备指南的功能，但是司南所内含的宗教意义，长期以来仍为人们所注重。所以凌家滩出土的玉勺，如果它就是“司南”或者“衡”，则其所代表的宗教意义甚至是政治上的意义，非同小可。“衡”是炎帝统治南方即“司南”重要的物证，而玉勺又是北斗星的象征物，它本身能不能够指南，并不那么重要，你只要手拿着它“司南”就可以了。

《淮南子》曰：“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祝融），执衡而治夏。”故此玉勺也可以当作是炎帝曾经手持之物，它代表着炎帝本人作为南方天帝的身份，也就是炎帝行使王权的象征。

87M4号墓还出土了一枚玉人头饰件，这乃是一件十分暧昧之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此物乍看起来就象是一件极为普通的玩物，应为妇女或者是儿童所有，以墓主人的身份，其墓中就不该有此平常之物。但是略加观察，就会发现在玉人头像的下方，赫然刻画着数支尖利的镞，其锋直指人头。那么这样看来，这件玉人头饰件就绝对不是什么寻常之物了。这是一种极其古老的诅咒，被诅咒的对象，就是玉人头所代表的那个人。为什么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人会用这种古老的法术去诅咒他人呢？因为被诅咒的人也是一个地位极高，权利极大的人，这个人就是墓主人的宿敌。

传说炎帝曾与黄帝战，炎帝大败。炎帝又曾与蚩尤战，炎帝亦大败。炎帝在与内部的敌人蚩尤以及外部的敌人黄帝的战争中均遭到失败，因而炎帝确实是有其诅咒对象的。这些敌人迫使他不得不向南方迁徙，故而刻此玉人头像以诅咒之，它所表现的是一种仇恨和无奈。曾经一度在苗族地区盛行的巫蛊之术，它的起源或者正与此种诅咒有关。

除了玉璜、玉钺、玉瑁、玉衡这些礼器之外，87M4号墓还出土有一片玉三角形饰，呈等腰三角形，一面磨光，一面刻叶脉纹。器高10.2厘米，底边长6.1厘米，厚3厘米，底边对钻四个圆孔。此物用来干什么，一时很难说。此玉底边钻有四个孔，似乎是用来与某个已腐朽的器座相连。

观此物之形，它与古代礼器之“琰圭”最为相像。圭是何物？圭是拥有或者统治一方土地之凭证。天子执圭以朝天下，诸侯亦执圭以朝天子。《周礼》说：“以青圭礼东方。”东方色青，故用青圭。东方天帝为太皞，东方之神曰“句芒”。琰圭的形制是上尖而下方，凌家滩的这个三角形饰，虽然有尖而无方，但亦与某些圭的形状十分接近。圭是礼敬东方之物，东方之神为“木神”句芒，故圭的起源应与树木有关。凌家滩的这个圭上刻着叶脉纹，实为树形纹，我们可以将它与汉代画像砖上的“社树”来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最早的圭的确应是一棵社树的模样。

圭的起源，与树木和土地有关。天子拥有天下国土，故天子执镇圭以朝诸侯；诸侯亦执琰圭以朝天子，以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甲骨文“封”字与“圭”字，本为同一字：其下为“土”，其上为“树”。天子以土地分封诸侯，诸侯则筑坛为社，并各树其本地所宜之木以志之。五行之中唯有“木”才能克“土”，所以古人植树以封土，以求江山永固。这就是甲骨文“封”字的由来。

古之国、州、郡、县、村、里，均有社，社即“社稷”之“社”。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场所，也是一方人民聚会举行集体活动的场所。为社一般要筑一个方形的土台，上植一棵大树，这就是社树。社树是土地神的神主，即土地之神所要驻在和依凭的地方。

所以在我们看来，作为礼器的“圭”和作为祭地场所的“社”，它们之间是有着相同的渊源的，圭是封国的凭证，也是诸侯作为一方土地之主的象征，这个圭用一小块玉制成，其尖象征社树，其方象征土地，它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而“社”就不同了，社是真正的一个方形的大土堆，社树也是一棵真正的大树，它们是搬不动的。

凌家滩87M4号墓出土之玉圭，又为此墓当属于炎帝之墓增加了新的佑证。作者相信这个所谓的“三角形玉饰”，当是中国之圭的祖型，只不过它的作用与《周礼》所言未必一致，因为传说中《周礼》的作者周公旦，早已不知炎帝时期的圭是个什么样，更说不清楚“圭”到底是象征何物了。只是《周礼》告诉我们“圭”是用来礼敬东方之神的，帝出乎震，震者东方也，东方之神为木神句芒。句芒是“芒刺”的意思，所以圭是尖的，代表着万物皆向上生长。

根据对凌家滩87M4号墓及其出土器物的解读，综合起来看，它作为末代炎帝楡罔之墓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炎帝末期，中国的农业已经很发达了，并且早就不是什么神农氏尝百草、刀耕火种的时候。经过数百年甚或上千年的发展，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原始的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当时生产力的水平已远远超过蒙昧的新石器早期，而财富的激增和人口的爆涨，又导致了所有强大的部落对土地渴求。原先生活在中国西部、南部和北部的山地民族，竞相挺进宽广富饶的华东、华北平原，大规模的战争，就此拉开了序幕，这便是“五帝”时期的开始。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0）

——安徽含山凌家滩古共工国遗址墓葬及其出土玉器揭秘

（16章连载）

第10章：凌家滩遗址87M1号、98M29号墓主人及出土器物揭秘

之所以将这两座放在一起进行解读，是因为两座墓所在的位置都很特殊：87M1号墓位于第一排南端中心大墓即87M4号墓边的东北角，墓坑的形式也很特别，为无明显边界或者呈不规则的椭圆形，总之如其说是一座墓还不如说是一个祭祀坑。在此墓的后方偏西即第二排中心大墓87M15。

而98M29号墓位于墓地南边第一排的最西端。这两座墓有一个共同点，即均出土了一组三个小玉人。不过87M1号墓出土的小玉人均为站姿，而98M29号墓出土的三个玉人均为坐姿，除此以外，其它墓则不见有玉人出土。

据《凌家滩》一书介绍，87M1号墓出土的三个玉人中的两个似为男性，另一个眉清目秀，似为女性。无独有偶，98M29号墓出土的三个玉人中的两个也是男性，唇上有胡须，另一个则无胡须，亦似为女性。这6个玉人的背部均钻有燧孔，似串起来挂系于颈部之物。凌家滩出土的这六只小玉人，不管他（或她）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在做着一个相同的动作：双手上举，五指张开，并且在他们的手腕和双肘上都戴着大量的镯子，其中最多的一位两手各戴8只镯，一共达16只之多。

这些小玉人为什么会戴着这么多的镯子呢？他们做的这个手势又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镯子作为一种腕饰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一个人如果是戴着两三只或者三四只镯子，那么他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同时戴着几十只镯子，那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如果只是偶像才有这样的装扮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世上的偶像总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令人吃惊的是在凌家滩，竟然存在着少数戴着很多镯子的“真人版”，这当中87M8号、07M23号两座墓的墓主人便是。87M8号墓墓主人双手各戴8只玉镯，而07M23号墓墓主人则双手各戴10只玉镯。这两座墓的位置和墓主人的身份都很特别：87M8号墓位于87M15号中心大墓的东北角，而07M23号墓本身就是一座高级首领之墓。

如果说戴很多的镯子便表示墓主人生前拥有很多的财富，那么在凌家滩最负盛名的三座大墓（87M4、87M15、07M23）中，唯有07M23号墓主人才有那么多的玉镯，而87M8号墓墓主人只是一个地位中等的人物，却一样的拥有十六、七只玉镯。由此可见玉镯的数量，并不代表墓主人财富的多寡，这里面的“玄机”又在哪里呢？且让我们将眼光暂时离开凌家滩，而转向另一个著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山东王因大汶口文化遗址。

双手戴大量镯子的风俗，始见于山东王因新石器晚期遗址墓葬群，所以说古代凌家滩人一定曾接受过早期的大汶口文化。而且凌家滩既有戴成组玉镯的真人，也有6个戴着成组的镯子双手做上举状的小玉人范本。

如图10-2，山东王因大汶口文化遗址216号墓墓主人双手各戴7只陶镯，这还不是最多的，最多的一只手竟然达到13只。凌家滩人的信仰和风俗，确确实实曾与大汶口文化某一地区相类似，这就是本文认定凌家滩人与大汶口人有着相距并不遥远的共同祖先的原因。他们共同顶礼膜拜八角星太阳纹这个且不说，在山东王因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群中，有好几座墓葬的主人双手均戴着很多个陶镯，墓主人的年龄，从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不等，从墓中陪葬的器物来看，墓主人也并不算富有，但奇怪的是，她们竟然是清一色的女性。

众所周知，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很不发达，而发达的玉文化总是与发达的农业有关。没有吃的，也就没有人去花大量的时间来制作玉镯了。无论戴着大量的陶镯或者是玉镯，这对于开展生产活动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大汶口遗址这些个双手戴着很多镯子的人，他们应该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与古人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这些人就是女巫。

女巫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娱神和驱鬼，这与占卜师所做的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的：占卜师所做的工作是预测凶吉，为国家、族群和个人所面临的重大事件提供决策依据。那么根据上述观点，就可以分别对87M1号和98M29号这两座墓主人的身份作一下分析。

87M1号墓看起来就象是一个祭祀坑，这个祭祀坑是用来祭祀一位地位极高的大首领的，因为它紧挨着疑似炎帝之墓87M4的东北角。也就是说在凌家滩可能存着以巫殉葬、或者焚巫祭祀的现象，而殉葬者便是一些地位不很高的巫。在《山海经》中，记载有类似焚巫的情节，春秋时的鲁国，也曾有过焚巫祈雨的记录。《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商墓中，曾发现大量的人殉。在这些人殉之中，除嫔妃和奴隶之外，巫或者“方士”亦在其中，每一名“方土”的发髻上都戴着一枚琮形的玉片，极易识别。并且每一座贵族墓中均有“方士”殉葬的现象，当然，这些被当做人殉的巫或者“方士”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他们是“小巫”，而不是“大巫”，这一点可以从巫的随葬品中看出来。

87M1号墓的墓主人本身并没戴镯子，他或她甚至连一只玉镯或陶镯都没有。但是他或她有三个小玉人，而这三个小玉人都戴着许多镯子。但是87M8号墓墓主人却拥有17只玉镯，除了双手各戴8只以外，旁边还放着1只，这个数量仅次于07M3号大墓。

87M8号墓紧挨在第二排南侧中心大墓87M15的东北角，墓主人应是一位地位较高的巫，所以他才有资格葬在87M15号大墓的近旁。此墓中并没有发现戴镯的小玉人，大概因为墓主人本身就拥有作法用的镯子，所以不需要借助小玉人的力量。至于07M23号大墓的主人，他的双手各戴着10只玉镯，葬中的玉器和石器堆积起来足有6层之多。这简直是一项无法打破的千年纪录，他不仅是一位大巫，而且同时还是一位高级首领。关于他的身份，将在后续的章节中详述。

98M29号墓是凌家滩第二个出土小玉人的中期大墓，此墓在凌家滩墓地南部第一排最西端，墓中也出土了三个小玉人。与87M1号墓不同的是，这三个小玉人均为坐姿。

相比87M1号墓，98M29号墓的随葬器物要丰富得多。除了三个小玉人，此墓还出土有玉鹰1件，玉璜5件，玉玦4件，玉环6件。玉镯6件，玉璧4件，玉珠（扣）11件，其余略。出土的石器有：石钺12件，石环1件，石戈2件，石锛2件。

此墓多有奇器出土，其中的1件“八角星形太阳纹玉猪鹰”最为著名，它也是凌家滩遗址最具特色的玉器之一。另外此墓中还出土有一对石戈，这对石戈是目前为止人们所能见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玉戈类兵器。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那只造型独特的玉鹰了：此玉鹰为双面雕刻，它的双翅上各雕有一个猪头，而鹰的腹部正中间刻着著名的八角星太阳纹，在八角星内、外各有一圆圈。玉鹰的头部和两个猪头的鼻部，均有钻孔。按照作者对瑁的理解，这只玉鹰也是一只瑁，它是王者的帽饰。

那么鹰、猪和八角星太阳纹的这种奇怪的组合又代表什么呢？前文已述，大野猪代表河伯，而双头猪又叫做并封、屏蓬或者䟣踢。《山海经》载共工氏之子术器曾复归故土，处于江水，而“术器”即“䟣踢”也。䟣踢是一个介于河伯与共工之间的角色，它既有着河伯的特征（即猪头），又有着共工氏的特征（即两首）。按《凌家滩》一书的推断，玉鹰的出现与传说中的少昊（皞）氏部落有关，但少昊氏又是谁？

关于少昊，《尸子》曰:“少昊（皞）金天氏邑於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又《归蔵·启筮》云：“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空桑、穷桑实为一地，即东方太阳城曲阜。曲阜又名“少皞之墟”，少皞者，小太阳也，少皞当为炎帝楡罔之弟，即《路史》之所谓“小帝”者。据《逸周书·尝麦》记载：

“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始）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炎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小昊（空桑）以临四（泗水）。方司□□（命于）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太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执、直）。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上述文字，据说出自汲冢古书，文字残缺，极为费解。《礼记·王制》曰：“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如其所言，当时的赤帝（炎帝）亦受命于黄帝。黄帝是天子，赤帝为“次国”之君，故有二卿受命于黄帝。赤帝分正二卿，其一为蚩尤，其二为少昊（小昊）。大概因为蚩尤不满炎帝屈复于黄帝，“丧权辱国”，于是愤而驱逐炎帝，拥立少昊为君，亦号“赤帝”。随后又兴兵北伐、西征，几经大战后失败，遂被黄帝杀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被杀，而炎帝又被黄帝降封于庐（潞），于是空桑无主。黄帝又封炎帝之弟少昊清为空桑（曲阜）之主，故少昊先是人名（即少昊清），后来又作地名（即少昊城）。炎帝虽被降封于庐（庐江）为诸侯，但在其所率部落之中仍旧是炎帝，即“太昊”，那么留在空桑的炎帝之弟，自然就是“小昊”（少昊）了。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皞）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历来有两种解释：

其一说，帝少昊出自黄帝，是为帝颛顼之叔或者伯父。少昊一心“孺养”颛顼，竟将心爱的琴和瑟弃之一旁。而颛顼自少年时便辅佐少昊，少昊年老后便由颛顼继承帝位。

其二说“少昊孺”，即指少昊之末世，“孺弱”不能理政，颛顼氏驱逐少昊，并将少昊之琴与瑟弃之于东海，少昊即当初黄帝所扶植之傀儡炎帝也。史载帝尧曾使羿诛“十日国”，即神话之“羿射十日”。所谓“十日”，指当初追随少昊留在山东而未随废炎帝南迁之诸部落，其后亦为帝尧所灭。

《路史》曰：少皞之国历八十有四年而终，而《史记》竟不载。《竹书》亦云黄帝乘龙登天之后，群臣立黄帝之孙颛顼为帝。然颛顼实为黄帝之曾孙，以曾孙而继曾祖父之位，故人皆疑黄帝之寿，何其长也。

今之学者多以为所谓“大汶口文化”当为东夷少皞氏所创，或者由太皞氏、少皞氏共创，竟置炎帝先都于陈，后都于曲阜，炎帝之小女游东海溺而不返，后化为“精卫鸟”填海报仇的种种传说于不顾，是其泥于“东海少昊之国”一说，而不知太皞、少皞皆为炎帝一族之人。

大汶口文化前后延续的时间，据考证历时长达一千八百年之久，而少皞氏掌国不超过百年，又岂可创造大汶口东夷长达千年的文明？故大汶口文化，最初当为来自河南舞阳贾湖的伏羲氏后代所创，其后来自湖南洞庭湖的神农氏后代又加入其中，有了这两个最大的族团再加上其它部落移民的加入，又经过千余年的民族溶合，遂形成一个历时长达五百余年的炎帝王朝。

炎帝末年，其上层贵族内部产生分裂，大致形成了两个大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以祝融和共工为代表的宗教、手工业和商业集团，传说“祝融作市”，就是祝融集团利用其宗教的影响力首创商业王国的证明。另一个集团则是以少昊、蚩尤为代表，它是一个以狩猎者和广大的农民为基础的军事集团，故蚩尤亦称“九黎之君”，九黎者，九农也。

蚩尤驱逐炎帝，拥立少皞为君，因为他与少皞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蚩尤本是少昊之子。后蚩尤又与黄帝战，战败被杀并且身首异处。《盐铁论》说：“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这不仅证明了太皞（炎帝）、少皞（小帝）和蚩尤本是同族，也证明少皞亦为黄帝族所杀，而杀死少皞和蚩尤的人，应当是颛顼氏而不是黄帝，不过颛顼既为黄帝的继承人，那么颛顼也可算作是黄帝之一。

颛顼将少皞氏部落流放到西方，故西方就有了很多部落奉少皞为祖先，这便是西方天帝少皞的由来。奇怪的是，少皞又名“少昊金天氏”。在少皞时代，根本就没有发现过金属，更谈不上用金属去制造大量的武器了，那么“金天氏”的称号，又从何而来呢？

古代中国先民认为，春天主生发，秋天主刑杀。故罪犯宜“秋后问斩”，而地主与农夫之间则“秋后算账”。西方少皞之神，名为“蓐收”。蓐收者，在农曰“秋收”，在刑曰“杀头”，杀头即“刑天”也。有意思的是，如今在南方的苗瑶各族，在收割稻子的时候也只是割其稻穗，不取秸杆，而割穗有如割头，故秋收与杀头，竟为同一故事。《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刑天与天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所谓“戚”，即大斧子，也就是大石钺。刑天的“刑”字，古音读作荆州的“荆”。而斧头的“斧”，古人称之为“斤”。斤字不仅与刑字同音，而且用斤来杀头，就叫做“刑”。刑天所葬之处名为常羊之山，即白帝神少皞所在之“长漾之山”，又曰“长流之山”。故传说中的古天神“刑天”若不是少皞，那么他就是蚩尤了。这父子二人，就是所谓的“金天氏”。

《山海经·海内经》曰：“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少皞之子“般”，即《路史》所说的“阪泉蚩尤氏”。“蚩尤”本是虫名，名曰“螌蝥”，“螌蝥”即是般。般发明了上古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弓”和“矢”，故其能作兵伐黄帝。所谓“少皞金天氏”，即“刑天氏”、“斤天氏”也。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行刑用的戚（钺、斤）遂改作由青铜铸造，“刑天氏”也就真的成了“金天氏”了。

《山海经》说少昊在东海“弃其琴瑟”，而《路史》载（炎帝）“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献给）厘来（帝哀和帝来），是日：‘下谋’。制雅琴，度瑶瑟，以保合大和而闲民欲，通其德于神明，同其和于上下。”是刑天与少昊均精通音律也。

回过头来再说凌家滩这只双猪头玉鹰的来历。《山海经·大荒南经》曰：“南海（巢湖）之外，赤水（长江）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䟣(足朮)踢。有三青兽相并，名曰双双。”

《山海经》中曾多次提到“前后有首”或“左右有首”的怪物，所谓“前后有首”，是指直着看而言，而“左右有首”是指横着看而言，总之说的是同样一件东西。《海外西经》说“并封前后有首”，《大荒西经》又说“屏蓬左右有首”，然而“并封”即是“屏蓬”，实为河伯之别名。及此处《大荒南经》所言之“䟣踢”，亦当是河伯的又一别称。《康熙字典》引《前汉书·扬雄传》谓䟣踢曰：“河灵矍踢”。“矍踢”就是“䟣踢”，而“河灵”即是河伯，河伯是猪，䟣踢又为双头之猪。

“䟣踢”又与共工之子“术器”二字之发音极为相似，术字的古音，亦与猪字相同：《说岳全传》“牛皋大战金兀朮”之“朮（即术，二字相通）”字，发的就是“猪”字音。共工与河伯同为水神，原是一职。北方谓之河伯者，南方谓之共工。且共工与河伯本是同族至亲，按《山海经》的说法，首任河伯“逄伯陵”当为首任共工的伯父。故河伯之子，亦可视为共工氏之子孙。所以《山海经》之所谓“䟣踢”者，即“是复土壤，以处江水”之术器也。

三青兽，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又称之为“三青马”、“三青鸟”。此等称呼皆为千年传说之流变，不足为奇。今以凌家滩出土之“双猪头玉鹰”较之，则知其中“三青鸟”之说为是。双头猪“䟣踢”与传说中的猛禽“三青鸟”相并，它的名字叫做“双双”，此即传说中“双双之鸟，尾有雌雄”之“双双”也，这便是凌家滩98M29号墓出土之双猪首玉鹰的所代表的含义。

三青鸟即是鹰，它是少昊氏的标志，史载少昊名曰“清”，清者“三青”也。山东为古青州，是为少昊金天氏之所居。“双双鸟”是一种复合图腾，它是少昊氏与共工氏结盟的标志。共工（或河伯）家族与少昊家族曾因内部权力之争而决裂，但是当少昊氏也受到了颛顼氏的排斥和打击时，这两个同根同源的家族又重新走到一起。而八角星所代表的太阳，则是他们结盟的精神基础。

术器，《路史》又作“术嚣”。故“器”字可能是“嚣”的误写。而“嚣”字本身又与“枭”同音。枭为猛禽，这正与“三青鸟”之说相合。术字，或作述、䟣。术字原指兽迹，后引伸作沿着兽迹追踪野兽，故术字又有“逐”字之义。考“术”字原来的象形，或不知其为何物，唯此字在金文中与“豕”字极相象，豕即是猪。果如此，则所谓术器、䟣踢等，原来指的是同一样东西，即“猪枭”也，也就是猪与鹰的组合。

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七十八年，帝陟（颛顼死）。术器（䟣踢）作乱，辛侯灭之。”由此可知复归故土之后的术器，在颛顼死后不久，又被颛顼的侄子即后来的帝喾高辛氏所灭。

98M29号墓主是否就是术器本人，这恐怕是极难    98M29号墓主是否就是术器本人，这恐怕是极难考证的，但最少可以断定其与术器有关。术器与少昊氏处于战乱之中，倍受打击，其军事与经济实力恐大不如前，故墓中出土之物，尚不能与真正的中心大墓相比。当实力不济时便乞求神灵的护佑，这便是此墓又同时出土了大型的玉璜、大量的石钺以及象征着列祖列宗之灵的三个小玉人的原因。

张敬国先生说，这三个小玉人代表着凌家滩部落的三位祖先，此论甚是。为什么87M1号墓和98M29号墓出土的小玉人都是三个？为什么三个小玉人当中的一个又是女性呢？因为在凌家滩遗址所处的年代，虽无“五帝”之说，却有“三皇”之论。这“三皇”分别是伏羲、女娲和神农，或者“天皇”、“地皇”和“人皇”。因此这三个小玉人，不但是凌家滩人的祖先，同时也是我们现在所有中国人的祖先。而三皇之中，正好也有一位是女性，她就是在大洪水、大灾难之后的创世女神女娲氏。

如果上述的结论可以成立，则《路史》之所谓共工氏曾与女娲争帝的说法就纯属无稽之谈了。也许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些个玉人的姿势：他们都是双臂上举于胸前，并且每一个人的双肘上均戴着一大摞的镯子，都是双手五指张开，如同正在施展某种法力。那么这些个小玉人又是如何作法的呢？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精神抖擞”，甚么叫做“抖擞”？现在的辞典解释说是“拿着通条捅炉条”，以便火炉上下通气。如此说来，“抖擞”最初就是“通”的意思。通什么呢？当然不是通炉子，而是指“通天”。《康熙字典》引《唐韵》、《集韵》曰：“擞，苏后切，音叟。抖擞，举也。”或者得其大意。抖擞就是举着双手上下这么抖，这个动着直到现在还保留在云南佤族的舞蹈之中。

“擞”字与“蜀”字同音，《诗》曰：“蜎蜎者蜀。”蜎者“圈”也，我们知道“蜀”它就是一个“圈圈”。所以蜀正是指镯子，那么“抖擞”其实就是“抖镯”。“精神抖擞”正是古人对巫师降神时做出种种夸张动作和神秘表情的描绘。凌家滩6只小玉人向我们表演着“抖镯”，那么“抖擞”就是双臂上下抖动以振动手臂上的那些镯子，并用它来发出声响，这是向天帝发出的信息。

这个动作现在看起来有点象是炫耀财富的意思，但我们要知道即便是在6000年前，纵然戴着几十只陶镯的人也绝对不能够称之为富有。所以大汶口人或是山东王因人的“抖镯”纯粹是个祈神的动作，并非炫耀财富。只不过现在的确有一些人因为手上戴了一块名表，或者某女子戴了一只漂亮的手链，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抖擞”一番，故“抖擞”又称之为“得瑟”。它与最初巫师们祈祷上天之“抖镯”，意义已经完全不相同了。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1）

——安徽含山凌家滩古共工国遗址墓葬及其出土玉器揭秘

（16章连载）

第11章：凌家滩遗址87M15号墓主人及其出土器物揭秘

87M15号墓是凌家滩遗址墓地南部第二排的中心大墓，87M8号墓叠压在87M15号墓的东北角，而87M7号墓又叠压在87M8号墓北部。此三座墓同出于墓地南部中轴线位置，同处于第二排，并且三墓相交叠，墓与墓之间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关系。

一个家族的墓葬层层叠压在一起，这也是新石器时代古墓的常见特征，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小河墓地，其层层叠压的墓葬有时甚至达到7层之多。

87M15号墓开口在第四层下，是整个凌家滩遗址埋藏最深的早期墓葬。此墓共出土随葬器物128件（组），其中玉器达94件，石器17件，陶器17件。在87M15号墓中出土玉器中，仅玉璜的数量就有多达30件，这个数字在凌家滩60余座墓中无与伦比。其中有14件玉璜，自墓主人脖颈部位一直排列到腹部，另外16件玉璜则大多堆放在墓主人头部一侧，这说明墓主人拥有两大组玉璜佩，是凌家滩遗址唯一拥有两组玉璜佩的人。如果说此墓前方的87M4号大墓似有二次迁葬的痕迹，那么87M15号墓出土器物排列相当整齐有序，证明凌家滩就是此墓的初葬之地。

除30件玉璜之外，87M15号墓还出土有玉钺1件，玉冠饰3件，玉圆环柄形饰1件，水晶耳珰1件，玉双连璧1件，玉玦1件，玉饰4件，玉镯2件，玉串饰49件。在出土的石器中，又有石钺7件，石锛8件，砺石2件。在凌家滩遗址，不论墓主人的地位有多高，其墓葬中必有大量石制工具出土，这也是凌家滩遗址最显著的文化特色。

87M15号墓亦有2件陶制的纺轮出土，通常情况下，这是墓主人为女性的标志。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即使是地位至高的女性，其华丽的衣着，或者最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衣着，是由其本人亲自缝制的。这样一种传统，即便是到了良渚时代，或者是更晚一点的其它时代，均无改变。这是大概是女性爱美的天性使然。此墓位于第一排中心大墓87M4的正后方，墓主人有可能是87M4的配偶。

如果说我们在87M4号墓中见得最多的是权力的象征物，那么87M15号墓给我们最深的映像就是财富和地位。这座墓中的玉璜品种多样，其中很多的玉璜是玛瑙质，至今晶莹透亮。而玉璜的造型亦是丰富多彩，其中的蛇形璜、虎首璜等，装饰感极强，似乎在引领着这类佩饰物的新朝流。87M4号墓还出土了全墓地唯一的一颗水晶耳珰和唯一的一枚玉双联璧。玉双联璧是红山文化地区常见的玉饰件，此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亦有发现，这显示墓主人能够获得遥远地方的稀有之物。

在87M15号墓出土的玉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凌家滩》一书所介绍的“玉冠饰”。玉冠饰共有三件，其中的一件出土时已残损无法复原，具体形状不详；另一件只也止留下玉冠饰的下半部；剩下的一只虽然略有残缺，但基本上还能辨认出其完整的器形。

玉冠饰的出土，相比87M4号墓的玉版来说更加神秘莫测。八角星形玉版上的图案，让人一看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而87M15号墓玉冠饰的造型则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一个长6.6厘米、高3.6厘米，厚0.3厘米的物件，器顶端呈“人”字形尖角，“人”字两侧又向上弯曲卷成两个圆圈，“人”字中间镂空为三角形。器底部是一个两端向内收缩的长方形，长方形双面均刻有三道凹槽，而长方形两端又各钻一通孔。

那么，这个玉冠饰的用途是什么？它能否揭示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这个玉冠饰的形制，不由让人联想到良渚文化遗址中曾经大量出土的“玉冠状器”。

最初，考古工作者发现这类“玉冠状器”常常出现在墓主人头部附近，显然是一种头饰，但不知其具体用途，于是暂定名为“玉冠状器”。只到后来，在浙江海盐周家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柄完整的玉背象牙梳，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玉冠状器”就是良诸贵族所用象牙梳之玉柄。此后这类玉冠状器遂正式命名为“玉梳背”。

87M15号墓的玉冠饰会不会也是一把“玉梳背”呢？完全有这种可能。良渚文化玉梳背的一边，留有与象牙梳相插接的榫口，这种榫口是直插式的。而凌家滩玉冠饰的一边也留有三道凹槽，所以它与相榫接的部件（疑为骨梳或象牙梳）应是横插式的。

我们知道，凡冠、冕、簪、笄之类，最初都只是用来约束或者整理头发的普通用品，最后就慢慢演变为一种极富个性和首饰或头饰了。梳子也一样，华丽的梳子也能充当首饰的功能，也能体现墓主人的特殊身份。

那么，凌家滩玉冠饰的这个奇特的造型，其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些个旁证或者参照，一时间是很难搞清楚的。所以我们不仿将其与其它在南方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一些物证，拿来与之进行对比。

图11-2中的①和②为湖南洪江高庙遗址陶纹中的“离鸟负日”图，它就是“炎帝乘离”这一传说的源头。“离”（離）是“丽”和“鹂”的本字，即鹂鸟（鵹鸟），又作“仓庚”、“朱雀”、“楚雀”和“朱明”。在易经八卦中，“离”代表火，离鸟即火鸟，故图案①中的离鸟，它的两肩及头部上方均装饰着火焰。离鸟的双翅上各有一个八角星形太阳纹图案，这就是所谓的“离鸟负日”。离鸟的腹部还刻有一张长着獠牙的大嘴，这个大嘴乃是一个空腔，空腔即是“离”，也就是《易经》所说的“离中虚”。

值得注意的是：7000多年前的高庙时代，应当还处于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母系氏族社会中，故“离鸟负日”图所表现的主题，被崇拜的主体是离鸟，而并不是太阳。而离（丽，俪）又是指“一双”或“一对”的意思，所以对离鸟的崇拜，实为生殖崇拜。

河姆渡文化相当于高庙文化中晚期，与高庙文化一样，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稻作文化。中国最早的稻作文明起源于湖南，这已经被很多项考古成果所证实。在图11-3图案①和图案②中，离鸟图案已经由一个头演变为两个头，应该说中国最早的雌雄同体的图腾在此诞生了。有不少人经过研究后说，河姆渡遗址的这个图案，是“双鸟朝阳图”，它与原始的太阳崇拜有关，故“双鸟朝阳图”如今已被作为河姆渡遗址公园的主题标志。

然而，河姆渡遗址的这个主题标志真的就是“双鸟朝阳”吗？大约在7000年前，古人已经意识到生命的产生是雌雄配合的结果，故离鸟（鹂鸟）开始由一个头变为两个头，也就是所谓的雌雄同体。从单性主宰生殖的离鸟变为双性同体的鹂鸟，象征着母系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因为男女对偶婚姻制度尚未确立，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故女姓的首领先是声称自己能受到神灵的感应而生育，其后又声称自身具备雌雄两性的功能，于是“双双鸟”之类的传说就应运而生。

《公羊传·宣公五年》正义曰:“双双之鸟，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随便而偶，常不离散。”这个双双鸟即是雌雄同体的鹂鸟。后世传说中的这一类神奇的鸟，包括“鸳鸯鸟”、“比翼鸟”以及成双成对的“黄鹂鸟”等，均为离鸟传说之演变。

如果我们把高庙文化中的离鸟视为生殖崇拜，那么河姆渡文化中出现的双头鸟（双双鸟）即是这种生殖崇拜的继续和延伸。而河姆渡文化骨匕以及象牙蝶形器上的双鸟所朝之“阳”，很明显就不是太阳了，那个双鸟中间的图形应该就是“太阴”，也叫做“阴元”。

在良渚文化玉梳背所刻图案之中，雌雄同体之双双鸟又有了新的变化，它变成了可合可分的两种形态：分开时成为一对左右分飞的黄鹂，合在一起时又变为一个有着上、下两个头的神坐中间。我们可以注意到从高庙时期到河姆渡时期再到良渚时期，那个一直占据着中间显著位置的“阴元”的图案不见了，难道“阴元”不再受到崇拜了吗？当然不是。在良渚，“阴元”变成了一个实体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个实体就是象征着“阴元”和大地之神的玉琮，而对“阴元”的崇拜也延伸到对大地的崇拜，“阴元”和大地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因为她们都是生殖之神，“阴元”只是诞生人类，而大地则孕育一切。

良渚文化产生于凌家滩文化之后，她们之间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陶豆上，我们见到了古代良渚人所绘制的海鸥（图11-3），如果将这个海鸥的图像倒过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它和现代人所绘制的海鸥（远景）是高度一致的。在良渚文化玉璜上（图11-2），我们见到了一个神兽的图像，这个神兽的鼻尖和双眼所构成的图形，几乎与凌家滩玉冠状器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而这个神兽的大嘴，又与高庙文化离鸟腹部的大嘴几乎一模一样。这就是说，高庙文化的离鸟，已化为良渚文化的“离兽（鵹兽、黎兽或犁兽）”了。

在良渚，因为玉璜是女性专用的佩饰，所以象征“阴元”的离兽，才会单独出现在玉璜上。在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良渚玉器刻纹中，离兽时而作鸟形、时而又作兽形、时而作鸟兽复合形，从而给现在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迷团。

凌家滩玉冠饰图像的祖型，显然来自于高庙文化的“离鸟负日”。那么作为主体的“离”即“阴元”又在哪里呢？“阴元”就在由象征飞鸟双翅的“人”字形和它下面的一横所组成的三角形当中，这个中空的三角形即是“阴元”。

我们的东夷祖先创造了甲骨文（传说黄帝的史官苍颉造了文字，但是文字的发明者实为商的祖先契，苍颉与商契显然是同一个人，这两个人名的读音在上古时是一样的），阴元这么重要的东西当然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在甲骨文中，用三角形来表示“阴元”、“女祖”、“肚”和“肾”的文字不在少数。

在图11-6中，作者用一块天生的“阴元石”和甲骨文中的“土”（肚）字和“圣”（肾）字做了简单的对比。很明显“土”字就是“肚”字和“吐”字的初文，女性的“肚”因具有生殖功能而受到崇拜。不过这里的“肚”最初并非指女性的腹部，而是指“阴元”或者“离”；而“吐”的意思也并非指呕吐，而是指生殖。至于“圣”字，不知为什么后来做了“聖”的简化字，因为这个字原本指“肾”。肾字繁写作“腎”，它的上半部即是“臤”字，“臤”字由一只手（又）和一个竖直的“眼”（即臣字）组成，很显然这和甲骨文“圣”字的结构是一样的，那个竖直的“眼”即是“土”，也就“离”或者“阴元”。

《说文解字》曰：“汝颍之间谓致力於地曰‘圣’。从‘土’从‘又’。读若‘兔’、‘窟’”。由此可知，古代的“圣”字并非“聖”字的简化字，两者所表达的意思也是毫不相干的。“圣”字是一个有着独立意义的字，它的一个读音为“兔”，即“土”（肚、吐）；另一个读音为“窟”，即“洞窟”。故“圣”字，即是“肾”字，也就是女性的生殖器官。

如图11-6图表第一排，甲骨文直接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土”的形状，而所谓“土”就是“肚”、“肾”、“离”或者“阴元”。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凌家滩87M15号墓出土的玉冠饰就是“离鸟负日”之翻版。她必定是一位地位非常特殊的女性首领所拥有的物件，有这样地位的女子，她要么就是一位女性炎帝，要么就是某一位炎帝之母或者炎帝之妻。

《山海经·海内经》说：“（帝）炎居生节并，节并（节茎）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节并”乃是传说中的女性炎帝，她是祝融的祖母、共工的曾祖母。那么从87M15号墓中出土了不止一套的组合玉璜以及不止一件的玉冠饰这一点来看，这位老祖母的寿命是很长的，或许在她的一些子孙去世后，她仍然还活着，因为寿命长，所以她累积的财富极多。87M15号墓主人另一个可能的身份是帝楡罔（参卢）之妻，那么他就是祝融的母亲、共工的祖母。

87M15号墓深埋于第四地层之下，其墓穴直接开在生土中，所以这是凌家滩遗址入葬最早的大墓，也是凌家滩遗址所有墓葬中墓口开在第四地层以下的唯一的一座墓葬。所有凌家滩遗址六十多座墓中的死者，极有可能全部都是这位老祖母的子孙。在5300年前，中国的历史正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与母系氏族社会相互交替的时代，所以女性炎帝的存在，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与87M15号墓相交叠的另外两座墓的情形：87M8号墓的西南角与87M15号墓的东北角有小部分的重叠，不过由于此墓埋葬比较浅，所以尚未对87M15号墓造成破坏。但是由于87M7号墓就在87M8号墓的后方，并且直接打破了87M8号墓的北半部，所以极有可能造成了一些遗憾。

墓中出土有双虎首玉璜2件，带齿边玉璜1件，玉璜的总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制作极为精美。按有关资料介绍，玉礼器以朴素无纹饰者为贵。所以这三件玉璜尽管制作精美，但反而并不能体现墓主人的身份有多么高贵，它们可能只是用于装饰的佩璜而已，并非作为礼器的璜。

87M8号墓最引人注目的玉器当属于数量庞大的17只玉镯，其中的八对玉镯分别摞在墓主人左右臂的附近。据《凌家滩》一书介绍，这些玉镯是直摞起来分别堆放在墓主人两臂一侧的，并非已戴在墓主人的手臂上。但是我们可以试想：要将此八只玉镯竖直摞放在一起，若不采取一定的固定措施，则五千年的时间这些玉镯早已不知倒塌过多少次，为何能仍然竖摞着呢？

所以更加合理的解释恐怕是：这16只玉镯原本就是套在死者手臂上的，而在死者入殓时，其双肘一直保持着上举的姿势——也就是说，墓主人死后还在做着与6个小玉人一样的动作。是墓主人的臂骨，在很长的时间内使那些玉镯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在臂骨完全腐烂之后，又是周围的泥土使这些堆放在一起的玉镯免于垮塌。所以，可以推断87M8号墓的主人是一位地位较高的巫师。

87M7号墓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凌家滩古墓的葬式都是墓坑为南北向，墓主人头朝南。而此墓的葬式是墓坑为东西向，墓主人头朝东。此墓入葬时间较晚，其墓开口在第一层，打破第二、第三层以及87M8号墓北半部。

87M7号墓的葬式与大汶口文化遗址墓地的葬式相同，即墓坑为东西向，墓主人头朝东。此墓中出土有玉环19件，玉玦4件，玉璜1件，玉璧3件，玉瑗1件，玉器的数量较多但是玉质都很差。墓中出土的石器主要有石斧1件，石凿4件，石锛6件，石器的数量不少但是器型都比较小。

87M7号墓中别无长物，但是玉环的数量却很惊人。虽然这些玉环的质地并不怎么好，但是玉环在凌家滩极有可能也是某种法器，它们的作用和用法或许同那些成组的玉镯差不多。《山海经》说夏后启“佩玉璜，操玉环”，这个“操”字似乎很有讲究，可以理解为“操控”或者“操弄”，乃是一种宗仪式。我们可以猜想，作为凌家滩最重要的大墓之一和年代最早的墓，87M15号墓在很早以前是有地面标志物的，而87M8和87M7这两座墓均为87M15号墓的祭祀坑。

《凌家滩》一书认为87M7号墓与87M15、87M8号墓这三座墓为同一血缘家族，因为这三座是相互叠压在一起的。但是，本文作者认为凌家滩墓地整个都属于同一个家族，而87M15号墓主人则是这个家族最早的女性祖先。这个家族在凌家滩一带生存或者延续了近三百多年的时间，大约经历十几代人。上述三座墓虽然相互挨近在一起，但却分别处于不同的地层，其中87M15号墓开口在第四层以下，而87M7号墓开口却在第一层下。这说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彼此之间相隔很久。

从表面上看，凌家滩人中的显贵者都集中埋葬在南墓区中部，而贫穷者都埋葬在北区或其它偏远的位置，似乎生活在同一年代的一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其实不然，因为所谓富有的大墓基本上都是早期墓，而贫穷的墓葬则大多为晚期墓。这就是说，凌家滩墓地墓主人的富有或者贫穷，乃是时间造成的，并非完全是人群之间的地位差距造成的。早期富有而晚期贫困，正是凌家滩人作为一个家族由极盛时期逐步走向衰落的一个过程。

凌家滩早期的首领，可能是被迫南迁的一位炎帝，其地位还是极高的。稍后一点，首领人物就变成了祝融或者河伯，其地位虽比炎帝低，但仍然是一方诸侯或者黄帝集团的大臣。因为战乱一度消弥，所以祝融或河伯这一级的人物的随葬物品甚至比他们的父辈还要丰富，这是凌家滩的极盛时期，生产力和部落的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再往后，就进入了割踞一方的共工时期，此时凌家滩的经济仍有大的发展，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地位却大不如前。共工氏时而与黄帝集团合作，时而又与之爆发战争。正是这种不断的的磨擦和战争，使凌家滩的经济逐步走向衰落，直到最后，凌家滩人沦落为一群靠手艺谋生的匠人。

凌家滩的这个地名也是有点研究价值的，因为凌家滩的“凌”，或许与这里曾埋葬着赫赫有名的逄伯陵有关。而凌家滩墓地的中部，现在名为“姜家坟”。所谓“姜家坟”如今却是一些无主的现代坟墓。曾经世代守护在这里的姜氏后人如今去了哪里？为什么一直守护了五千而又一朝不辞而去呢？姜姓，本是炎帝和共工家族的姓氏，因此凌家滩墓地原本就是名副其实的“姜家坟”！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或许，在最后一位共工被消灭之后，仍然有一些残存的共工氏族人在此守护着祖先的坟墓，而世世代代的守墓人，死后亦将自己的亲人葬在凌家滩。我们不能把凌家滩晚期的一位贫穷的守墓人（在他的墓中除了一只残破的陶罐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也当做是凌家滩存在着巨大贫富差距的见证。这是一个曾经无比高贵的家族的墓地，除了贴身的奴仆或殉葬者，不会有家族之外的人埋葬于此。而部落中的其它人，应是以家族为单位，埋葬在别的地方。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2）

——安徽含山凌家滩古共工国遗址墓葬及其出土玉器揭秘

（16章连载）

第12章：凌家滩遗址98M16号墓主人及其出土器物揭秘

98M16号墓能够保存下来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此墓本身就被两座近代坟和一座现代坟所覆盖，在此墓的四周，亦布满了近代墓和现代墓。在98M16号墓的西侧，据说当年在开挖现代坟坑时，当地的村民曾挖出大量玉器、石器和陶器。如果西侧这一墓葬没有被破坏或者被盗，那么很难预料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迹：这是一座地处墓地最南端并且靠近墓地中轴线的大墓，就其所处的位置而言，墓主人的身份或者不会低于87M4号墓，换言之，一座相当高级别的大墓，从此永远不留痕迹地地消失了。墓中的玉器或者散落于民间，或者被国内外某些人所收藏，或者仍保留在文物贩子手中待价而沽。然而，一件高古的玉器在失去了它的“户籍”——出土地点、墓葬的编号、甚至是玉器在墓葬中摆放的具体位置等等所有这些极具参考意义的信息时，即便它原本价值连城，如今且可能变得几乎一钱不值，更可能会被人们视为一件普通的赝品。考古不是挖宝，我们不可以如此对待自己的祖先，这些高古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远远高于它们的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

98M16号墓位于凌家滩遗址墓地南部第一排偏东，此墓随葬品共42件，其中玉器19件，石器1件，陶器22件。就此墓出土器物的数量而言，并不算丰厚，除去22件陶器，剩下的玉、石器一共只有20件。仅有的一件石钺，有着明显的使用痕迹，并且还是一件残器。

98M16号墓竟然没有发现石锛、石凿等工具，仅有的一件石钺亦有可能只是一只穿孔石斧，并非象钺一样用作兵器。这看起来有点不合常理，但亦有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器物已经被盗的缘故。此墓出土的玉器之中有玉璜1件，玉镯2件，玉龙1件，玉耳珰2件，玉坠饰3件，玉喇叭1件，玉玦2件，玉管5件，其余略。

玉喇叭和玉龙是98M16墓出土的两件奇物，它们在整个遗址其它墓葬中也都是绝无仅有的。玉喇叭，曾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多有出土，且用途不明。玉喇叭的加工极为精密，形制十分规整。它的器壁只有0.09厘米，高1.3厘米，最大直径1.7厘米，表面琢磨十分光滑，在显微镜下放大40倍都没能发现磨擦痕迹。如此精巧玲珑之物，据说即便是使用现代化的加工工具，亦不易加工完成。因此专家们怀疑当时的凌家滩具有类似车床的加工机械。

而玉龙（珑）的发现，为凌家滩遗址属于共工家族墓地再一次提供了新的佐证。玉龙，有专家分析它可能起源于红山文化玉猪龙。但是凌家滩98M16号墓出土的玉龙，它在形制上与红山文化玉猪龙有着较大的差别：红山文化玉猪龙整体呈一只熟虾的形状，龙头明显作猪形且龙头与龙尾之间有一缺口，所以红山文化玉猪龙又可称作“玉猪形玦”。而凌家滩玉龙与后来在商、周遗址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玉龙相比如出一辙，这说明只有凌家滩玉龙才是后来中原玉龙文化的正宗源头。

98M16号墓玉龙的出现，使共工家族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浮了水面，此人便是“句龙”。句龙，又名勾龙，古文“句”、“勾”二字通用，故史籍所载各自有异。

《路史·炎帝纪下》曰：“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是以社祀。”《路史后纪·高阳》亦曰：“炎帝氏有子句龙，俾为后土，是为五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亦说：“共工氏之伯（霸）九有（囿）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

后土即社稷之“社神”，亦即地神。在《山海经》中，后土（句龙）是共工之子，而在《路史》中，句龙为术器之子，共工之孙。或又曰句龙为“炎帝氏”之子。所有这些记述，按照古人的习惯，并不能称之为矛盾。总之，后土句龙出自炎帝，而其父亲、祖父均曾任“共工”一职。后土句龙为什么没有被称做“共工”？大概由于他并没有象其父亲和祖父那样“总理百工之事”，而是专长于开河挖渠等治水之事。

句龙可以算作是共工家族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之一，所以他死后竟然位列金、木、水、火、土五位大神之一，处于中央（中国）土地大神的显要位置。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两对非常著名的治水父子。其中一对是崇伯鲧和大禹父子，另一对就是共工和句龙父子。这两对父子的事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共工和鲧都是治水无方祸及天下的坏人、失败者；而句龙和大禹都是善于治水的能人和成功者。“共工”二字的发音又与“鲧”字十分相似；而句龙和大禹死后又都被封为社神（土地神）。所以，一直以来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两对父子其实就是一对，共工就是鲧，而句龙就是大禹。但是这两对父子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差别：共工和句龙出自于炎帝系，而鲧和大禹则出自于帝颛顼。在年代上，这两对父子或许也相差一千多年。共工和句龙是五帝时代早期的人物；而鲧，特别是大禹当属于五帝时代未期的人物。

当红山文化玉猪龙纷纷出土面世之时，有学者曾著文说，所谓玉猪龙就是“句龙”，句字古文写作“勾”字，正如玉猪龙之形态一般。所以，红山文化实为黄帝一族所创造，而句龙便是大禹。这位学者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只说对子一半：“句龙”当是史前北方民族对土地神的通称，后土和大禹都曾被祀为社神，所以他们都是“句龙”。红山文化以及玉猪龙产生于距今6000多年前，此时黄帝亦未诞生，更何况与黄帝相隔四、五十代的大禹呢？

在凌家滩时代，由于受到北方黄帝及颛顼一族的影响，红山文化的确对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中国南方使用和崇尚玉器的习俗，亦有可能传播自遥远的北方。在泛红山文化地区，最早在8000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中国最古老的玉器——玉玦。神奇的玉玦，是所有中国古代玉器之祖。它也是在全中国分布范围最广，流传时间最久的玉器。直到今天，玉玦的变体——各种玉耳环或者贵金属耳环仍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在河姆渡、大溪、大汶口、马桥、崧泽、良渚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随处都可以见到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子。这说明南、北中国的民族交流，至少早在8000多年以前就开始了，而不是在5000多年前黄帝打败炎帝以后才开始的。

最早从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传入南方的玉器是玉玦一类的装饰用玉器，而不是玉礼器和图腾崇拜所用的玉器。这可能是因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在爱美这一点上是完全相通的，但是在信仰与风俗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北方的玉匠有着极其高超的艺术想象力和极为熟练的圆雕技巧，这使得一些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如“玉勾云形器”、“玉马蹄形器”等至今让人难以破解其中的含义。

而中国古代南方的制玉工艺就大为不同了。南方的制玉工匠们似乎少了一点艺术想象力，而多了一些几何学的天分。良渚的玉琮和玉璧还有凌家滩玉璜都是以标准的几何体“方”、“圆”或者三角形为其基调的，也许只有这样做才更适合于机械加工和成批量地制造。玉器在古代或者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种奢侈品，为什么要去大批量的制造它们？除了商业贸易方面的需要，很难作出其它更加合理的解释。

98M16号墓出土的玉龙就是这样一件既有北方文化特色，又具有南方民族审美意识的作品。毫无疑问它是红山文化玉猪龙的一种翻版，但是它的整体轮廓已由熟虾形状改成了圆形。在这件玉龙上，猪的特征已经退去，而龙的特征基本上趋于成熟。

什么是“龙”？后土又为什么叫做“句龙”？根据那志良先生的分析：古人听到了雷声，接着又看见了闪电，于是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以为闪电便是龙，并且以雷的“隆隆”轰响之声为闪电取了一个名字，这就是龙（隆）。不过这种猜测却无法解释为何古人要把龙做成猪的模样。在人们的印象之中，龙本是一种张牙舞爪的神物，为什么它们最初会被做成缩作一团的样子呢？因为它们原本是作为地神来崇拜的。“龙”是收拢的意思，拢、笼和垅等一些衍生的字，均含有收聚之义。

猪是一种极善掘土的动物，因为它最爱啃吃深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一头成年的野猪为了觅食，每天可以用它的如同铲子一样的猪嘴掘开数以吨计的泥土。

猪也是一种喜欢水的动物，据说它身上的汗腺很不发达，所以猪喜爱在泥沼之中打滚以便给自己的身体降温。当然，沼泽中丰富的水草和水草的根茎那更是猪的最爱。

猪还是一种十分警觉的动物，当它在自己挖掘的土坑中觅食时，每隔几秒钟就要将猪头探出来四处张望，以防止敌人乘它埋头觅食时发动袭击。

猪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和强大的生殖能力。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天气如何寒冷，猪总是能够凭借其敏锐的嗅觉和强有力的猪嘴将深藏在地下的食物拱出来。由于食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母猪每一胎竟然能够生下二、三十只小猪崽，如此强大的生殖能力，是其它同类动物所不能相比的。

野猪更是一种勇猛的动物，它长着巨大而锋利的獠牙并且厚厚的猪皮有如铠甲一般起到防卫的作用。东北人常说“一猪二熊三老虎”，可见猪的勇猛有时并不亚于虎豹。

所有上述这些有关猪的生存能力，可能就是古人对它崇拜有加的原因。在他们看来，猪更象是土地的统治者，它们总是能够从大地中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可能就是基于这个原因，猪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北方民族奉之为土地之神。

那么古人又为什么不将土地神直接做成猪的模样，而是要做成龙或者猪龙的模样呢？大概因为古人认为土地之神就必须是生活在地下的，它不能随随便便地就这么生活在地上面。按照我们现在的民俗和传说，凡“土地爷”、“土地佬”和“城隍”之类的土地神，其模样均象是一个个的侏儒，它们所谓的庙宇也是低矮的，因为他们生活在地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熟悉环境，总是要念几遍咒语，才能将那些藏在地下的“土地佬儿”呼唤出来。

生活在地下的精灵都们有哪些特征呢？比如说蚯蚓，比如说某些昆虫的幼虫，当它们躲藏在地下还未钻出来的时候，它们就是没有脚，或者脚还没有发育出来，在泥土里生活的动物，它们的脚本身就是一种多余的器官。又比如穿山甲和刺猥这些善于掘地打洞的精灵，它们的身体常常就是象玉猪龙那样倦缩起来的，可以卷成一个圆球。

所以猪，当它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用四只蹄子快乐地奔跑。而一但成为句龙，成为地下的神，其身体就必须符合地下生物的特征：四条腿已是多余之物，而拥有象蚯蚓或者是穿山甲一样的身躯，则更加方便于它在地下潜伏或者遁行——这便是玉龙或者玉猪龙的秘密。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曾讨论过猪是河伯的象征物，而在此处，猪如何又变为土地之神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猪或者豨、豕等是南方民族对猪的称呼，而北方民族原来是将猪称做 “龙”或者“能”的。猪极能掘土，猪八戒挥舞着的九齿钉耙，却原来也是掘土之物。八戒法名“悟能”，“能”者，龙也。后土善平水土，故被封为句龙，大禹治水成功，死后亦被封为社神。

所谓河伯，他的职能原来就是治水，而治水者必须善于掘土。中国的“五行相克”理论，也讲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故河伯最初也有可能是地神，后来才演变为水神的。

龙的形象是由猪进化过来的，故不同形象的猪便有着不同的功用。当猪作为河神的时候，它就有着四只蹄子或者两只猪头；而当猪作为土地神的时候，它就必须倦缩着身体并且连一只猪蹄都没有了。

黄帝的子孙走出燕山山脉南下，他们并没有想要把炎帝的子孙全都赶尽杀绝，而是想要统治南方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史记·五帝本纪》说：“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这里说的是炎帝族还十分强大时的事，炎帝侵凌诸侯，应指炎帝族由南方北上和东进，最后在华北平原炎、黄两族相遇。而炎帝末期，内有蚩尤，外有黄帝，连年战争，难以自保，哪有能力去侵凌诸侯呢？早期曾十分强大的炎帝，由南部的湖湘地区北上江汉平原和华北平原，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几百年后，两大族团在冀中相遇，于是就爆发了炎、黄两族之间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除了蚩尤等少数具备强大实力的部落曾进行过激烈的反抗之外，炎帝子孙中的一些愿意归顺并且又很有才干的人还受到了黄帝的重用：伯陵、祝融、钜和句龙等就是这样一些人，而共工氏也曾与黄帝集团有过断断续续的合作。

句龙因为替颛顼或者帝喾效劳，他在引水灌溉、治理洪水和平整土地等方面立下了大功，所以死后就被封为地神（社神），世代享受祭祀。他和伯陵、祝融等前辈一样，生前在北方的朝中做官，死后便归葬于故乡含山凌家滩。

凌家滩98M16号墓出土了唯一的一只玉龙，故此墓极有可能是句龙之墓或者与句龙有关。此墓出土玉器和石器虽然不多，但考虑到它曾被三座近、现代坟所打破，而墓中出土之物亦为奇物，故当初下葬之物品或者有所流失。又或者句龙墓随葬之物本来并不丰富，他与大禹一样一心为公，致力于为人民造福，所以并没有积累下巨额的财产。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3）

——安徽含山凌家滩古共工国遗址墓葬及其出土玉器揭秘

（16章连载）

第13章：共工氏群像：87M6、98M30和98M20号墓中的共工

如前所述，凌家滩遗址墓地有着极强的层次感和历史感，这不象是一个部落中的“穷人”和“富人”混葬的墓地，而更象是一部用泥土和玉器、石器所堆砌的共工家族兴亡史。

所有重要的大墓都出现在墓地南部的第三和第四地层以下，也就是说重要的大墓都是早期墓：这其中包括第三层以下的疑似炎帝墓87M4、疑似句龙墓98M16、疑似河伯墓07M23，还有全墓地唯一的一座位于第四层以下的大墓87M15，而87M15号墓墓主人疑似为炎帝之妻。

早期的墓葬向我们揭示了共工家族的起点：这是一群以末代炎帝或其妻子为首的没落的贵族或者皇族，他们不久之前分别在与本族的反叛者蚩尤以及与北方的黄帝的战争中被打败，从而不得不向南方迁徙。末代炎帝被黄帝降封为诸侯，而炎帝集团内的一部分精英包括宗教领袖祝融，水利专家伯陵等人则被黄帝集团所留用。祝融等人虽然在北方为官，但死后亦归葬于其父母的安息之地。

大约从第四代或第五代人开始，这个家族不再拥有贵族的身份。祝融的神职，这时已被北方贵族颛顼氏取而代之。祝融的儿子共工未能接替其父亲所担任的神职，在与颛顼氏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之后，共工失败。共工的子孙们一部分被黄帝族留下来负责治河，另一部分则弃政从商，他们依靠祖传的手艺，制造了大量的石器并通过发达的水上交通网输送到四面八方。

水利专家、泗河总管逄伯陵在与新兴的军事贵族有穷氏后羿的争斗中落败，死后亦归葬凌家滩。伯陵的儿子们大多有音乐天赋，于是成为北方贵族的御用乐师和宫廷乐器的监造者。共工的儿子句龙善于治水，死后被封为土地神。

我们说凌家滩遗址墓葬群就是共工家族的墓地，但却无法确认数十座墓中的哪一座墓的墓主人才是历史上那位最著名的共工。在南墓区，早已被盗掘一空的大墓为数不少，或许其中的一座便是曾与北方祝融作战的共工墓。在凌家滩，疑似为“共工墓”的古墓有很多，这是因为共工氏本身就是一个世代从事手工业、开展水上贸易以及从事江河治理的家族，他们的头领也都叫做共工。在那位曾经与重黎氏祝融作战的共工触山而死后，他的子孙后代们仍在继续使用着共工的名号，并且一直活动了千余年。

共工后代子孙们的墓，大多出现在第一和第二地层之下。如87M6号墓，虽然仅有1件玉璜出土，但却出土了22件石锛、32件石钺。此墓不仅出土了1件号称“锛王”的巨型石锛，长达42.6厘米，而且还出土了全墓地唯一的1件玉锛。当劳动工具用极其珍贵的玉料来制作时，足可见这些工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87M6号墓开口于第一地层之下，是典型的晚期墓。墓中出土的器物似乎能证明：这位石匠或者石匠的首领虽然很富有，但是社会地位并不高，他或许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不算是贵族。

大量兵器的出现，或许能应证共工氏与北方的统治者之间时而合作时而爆发战争的的种种传说。不过，这些石锛、石凿特别是石钺还可能具有另外的用途：中国有一种古老的计量单位叫做“斤”，一市斤相当于现在的0.5公斤。斤原来的意思就是斧子，而最早的斧子就是石钺。在浙江省湖州市新石器晚期毗山遗址墓葬中，几乎所有的男性农民墓中均会出土两件石器，其中之一为石犁，另外一件就是石钺。这种现象在崧泽遗址、良渚遗址和大汶口遗址墓葬中非常普遍，也就是说石钺之类的近身防护武器对于从事农业或者农渔兼营的部落来说有着重大的用途。在五千年以前，石钺已成为一名青壮年男子随身必备之物，无论他是农民还是战士，穷人还是富人。直到今天，这种随身携带武器的风俗，仍然在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中继续保留着。

随身携带武器的风俗证明了新石器晚期由于农业的高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所导致的土地纷争和部落战争的流行，而对石钺的需求逐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农民们纷纷用自己所生产的粮食、兽类或鱼类去向世代从事石器制作的部落换取石钺、石锛和石凿，而比较富有的农民，也许还会用粮食去换取一些小巧精制的玉器。在所有的石制品中，石钺（斤）可能是最受欢迎的，一个部落的农民首先必须要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于是，“斤”就成为原始商品交换的最基本单位，粮食的多少，也就用它价值几只石钺（即有几斤）来衡量。由于石钺充当着实用工具和货币的双重功能，故石钺又是财富的象征，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大墓中常常陪葬着数十件石钺了。

98M30号墓仅出土玉璜3件、玉钺1件，石钺2件。但却出土了石锛39件，石锛之多，可谓登峰造极。此墓主人所拥有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器型较小而且有使用过的痕迹。石制工具的器型小，证明了这些工具在长期使用、损耗、又经过反复修磨之后逐渐缩小了体积，所以这些工具是墓主人自用之物。而石器数量之多则证明了墓主人应是一位木匠的总管并且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木匠。

98M20号墓出土了玉钺6件、玉璜4件、，玉芯111件、石钺16件、石锛24件、石凿1件。玉兵器、玉礼器之多证明了墓主人有着很高的地位，而大量玉芯的出土，则说明他是一位玉器作坊的总管，他有机会将制玉剩下的余料占为已有。考古工作者曾将此墓出土的一百多颗玉芯与遗址出土的所有钻孔玉器进行对比，看看有没有一件玉器的钻孔与之吻合，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件玉器与之相匹配。看来，大量产自凌家滩的玉器是进入了流通领域，成为了商品。

这就证明了《路史》所记载的共工氏曾以贸易为生，他们虽然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真的。而有关大祭司祝融“作市”的传说，也是真的。历史上我国有很多的一些个庙宇，它们同时又都是兴旺发达的农产品交易市场，这种建在庙宇附近的交易市场又称之为“庙会”。神圣的庙宇与世俗的商品贸易相结合，信仰的满足与物质的需求相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然而，除了大量精美的石器和玉器，5000年前的凌家滩是否还存在着一个更加能吸引人们趋之若鹜的理由呢？我们知道凌家滩的地理位置，是位于中国五大淡水湖的中心地带，居住在巢湖地区的人们离此最近，他们可以顺着裕溪河乘船轻松抵达。而凌家滩在遥远的古代曾位于太湖山脚下的一片湖沼附近，这一片湖沼应该就是古长江的一个泻湖，湖水是直接与长江相连。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五大淡水湖流域在内的所有部落，均可以乘船来到凌家滩。

所谓“祝融作市”，即祝融首创了商品交易市场，祝融及其后代利用了宗教的特殊凝聚力，来开展商品贸易活动。所以，凌家滩脚下并非只是一个巨大的商品集散地，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圣地。在今天的凌家滩，除了数十座古墓和一座早已残缺不全的祭坛之外，人们已很难找到大型建筑遗址的痕迹，但是这个矗立在太湖山脚下的神秘的建筑却可能存在过。

据《凌家滩》一书介绍，当地的村民介绍说早在数十年前在凌家滩上还散落着一些长达2至3米，重达数砘的巨石，后来村民们将这些巨石炸碎了用来盖房子。这些巨石是从5公里外的太湖山开采而来的，五十年前大约还剩下二十几块，如今是连一块都见不到了，只有极少数当地老乡的院子里，还可以见到一两块巨石的残余。

凌家滩附近是一处古战场，三国时孙权曾在此筑“濡须坞”以拒曹操。汉建安十八年和魏黄初四年，吴、曹之间的两次濡须口之战就发生在离此地不远的含山县东关镇。由此可以想象，孙权筑濡须坞也是需要大量石料的，那时凌家滩上的巨石或者远不止数十块，而是有数百块甚至上千块。由三国时代再上溯三千年，凌家滩上又该耸立着多少块巨石呢？

将这些巨石从太湖山运至凌家滩，这对于祝融或者共工们来说并不算困难，因为在五千年前，全中国几乎所有最优秀的石匠都聚积于此。学者们说凌家滩的巨石阵（假如它的确存在过）是目前全中国所发现的仅有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石阵遗存，它比在英国发现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还要古老。那么这些巨石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答案或许只有一个：五千多年前的凌家滩曾是一座神殿之所在，它曾象一座巨大的灯塔一样矗在长江之滨。神殿上所供奉的神灵应该不只是炎帝，历代炎帝和祝融、共工等不过是这些个神的晚辈和子孙。凌家滩神殿所供奉的神一共有三位或者最少有三位，他们就是在凌家滩遗址中曾两次出土的一组共三个神秘的小玉人所代表的神。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可以猜想到在五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也是有祖先的，我们祖先的祖先是“三皇”，他们就是“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

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太昊伏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之迹于雷泽，生疱牺于成纪。蛇首人身，有圣德……始划画八卦。”

《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袁珂案：古天神多为人面蛇身，举其著者，如伏羲、女娲、共工、相柳、窫窳、贰负等是矣；或龙身人头：如雷神、烛龙、鼓等是矣，亦人面蛇身之同型也。此言轩辕国人人面蛇身，固是神子之态，推而言之，古传黄帝或亦当作此形貌也。

据此，则炎、黄二帝的子孙，皆信奉人面蛇身之神。而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亦有一件小玉人，他的模样与凌家滩遗址所出土小玉人一般，都保持着双臂上举的姿态。这说明了南北两大农耕民族或者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就是人面蛇身的伏羲和女娲。

除了巨石阵，凌家滩还保留着古祭坛的遗迹，这个祭坛是矩形的，南北向。现已发现的三座早期的特大墓，均位于这个祭坛的南部。在《山海经》中，曾记载了一些古代祭坛的位置，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一处与共工氏有关的祭坛，名曰“共工之台”。

《山海经·海外北经》说：“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东？）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我们知道传说中共工的形象是“人面蛇身朱发”，而《山海经》说共工的祭坛是四方形的，旁边有一条大蛇，头冲着南方。而“虹”字的本义，既指彩虹，亦指巨蛇。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条大蛇也是用巨石雕刻而成的，它昂首注视着南方的长江。或许这只所谓的大“蛇”就是一只巨大的蛇形的石璜，而凌家滩遗址亦有蛇形玉璜出土。

距离凌家滩村不远，其东南方不到一公里处有一个村子名叫“码头口”，我们不知道这个村子得名于何时，但是凌家滩这个地方，曾经集神庙、祭坛、集市与码头为一体，是一个热闹非凡之处。

那么凌家滩的神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它又是什么时候被毁的呢？我们知道古代的战争常常会毁灭一切，就象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彻底摧毁掉特洛伊古城一样。共工曾经与祝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个祝融当然不是共工的父亲、炎帝的儿子祝融，而是北方贵族颛顼的孙子、新任的祝融。有可能共工在与北方祝融的战争中失败后，不甘心看到由自己的父亲一手创建的神殿为敌人所占有，于是决定亲手毁掉一切。这样的一幕，大约2000年以后，曾在位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古蜀国上演。不过由于共工氏与北方“五帝”的战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究竟是哪一次战争使凌家滩王国受到了毁灭性的一击，一时尚难以定论。

凌家滩的神殿，应该就是一座模仿天庭的建筑，这座神殿就建立在祭坛之上，而它的蓝图就是我们在87M4号墓中出土的那块神秘的玉版上所见到的模样：在方形的祭坛的前方竖立着四根巨大的石柱，石柱之间用石梁连接，在石梁的上面铺设着一层石板，在这层石板的上面是一座有八道飞檐支承着的圆形穹顶式建筑，即所谓的天庭。天庭之内并列供奉着三座高大的神像，他们都面朝南方。天庭的藻井正中刻画着一个巨大的八角星太阳纹图案。

传说共工在战败之后曾以其头触“不周之山”，不周山到底在哪里？自古以来，关于此山说法甚多，其中有六盘山之说、昆仑山西北之说、帕米尔高原之说、祁连山之说、贺兰山之说等等，所有这些地点均与凌家滩相去甚远，其中最远的，一直扯到了国外，说不周山在“东非大裂谷”。为了找到真正的不周山，作者特在此考证如下：

《山海经·西次三经》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

又《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从上看来，不周山不仅是共工与祝融的战场，亦距离共工之国不远。既然末代炎帝及其子孙祝融、共工等曾活动于“南岳衡山”，而此“南岳”即安徽霍山，那么霍山县一带最有可能是“不周山”所在之处。《康熙字典》释“霍”曰：

“《尔雅·释山》江南衡。《注》衡山，南岳。《又》霍山为南岳。《注》即天柱山。《疏》衡之与霍，一山而有二名也。本衡山，一名霍山。汉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故汉已来衡霍別矣。《注》即天柱山。此据作注时霍山为言也。其经之霍山，即江南衡是也。○按据此注，霍山有二，南岳衡山及天柱山，皆名霍山。白虎通：南方为霍，霍之为言护也。言太阳用事，护养物也。风俗通义，衡山，一名霍山者，万物盛长，垂枝布叶，霍然而大。”

读来颇觉头大。总之霍山又名衡山，为南岳之神，又名天柱山，即今之霍山县南岳山也。至于文中又扯到“江南衡”，则是湖南之衡山。汉文帝所置之“衡山国”在今霍山县，不在江南。

《山海经》谓“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似为对安徽霍山之描述。云“不周山北望诸毗之山”者，不知此“诸毗”在何处。但是霍山正北面淠水对岸却是横着一道平头岭，且毗字又有“毗连”、“毗邻”之义，那么平头岭诸峰或即“诸毗之山”也。

《尔雅·释山》曰“大山宫，小山霍”，今之霍山（南岳山）并不高，海拨只有405米，但霍山县南临大别山，大别山主峰“白马尖”即在霍山县南境，海拨1777米，比湖南衡山还要高出477米。此即所谓大山宫（高），小山霍（护）也，亦可谓“临彼岳崇”（岳崇即岳宗，指群山之主峰）。

至于“东望泑泽”，“泑”字与“幽”、“澳”二字音义皆同，幽者深也，澳者亦深也，故“泑泽”即幽深之泽，可泛指一切大泽。今之巢湖古时为大泽，正在霍山县东部，此可谓“东望”也。

《白虎通》又说“霍之为言护”，而《大荒西经》亦谓“不周山有两黄兽守之”，守者护也，似乎也能证明“不周山”即霍山。

《大荒西经》说不周山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今东淠河（淠水）将霍山县分为东西两半，霍山位于淠水之东南，淠水之西是否有“湿山”我们不知道，但淠水又名“渒水”，“渒”（卑）者湿也，故“渒水”即“湿水”，其水出于“湿山”，所以“寒暑之水”即淠水。

自古以来，人们多以“不周”二字释山之名，说“不周”即指“山形有缺而不周”，殊不知天下之山，千姿百态，本无定形。何谓“周”？又何谓“不周”？若山之形必“周而不缺”，则天下之山，十之八九皆“不周”也。

笔者考不周山，认为此山本当名为“淠舟山”或者“淠舟之山”，何以见得？不周山的“不”字，古文与“否”字通，其音为“痞”，如成语“否极泰来”便是。而“痞”字发音，正与“淠”字相同。又《说文解字》释淠字曰“淠，舟行貌。笺云：淠淠然泾（通）水中之舟。”故而，“不周之山”即“淠舟之山”，淠水出于霍山，水可行舟。南船北马，炎帝氏共工部落久居南方，极善造舟，天下闻名。共工氏采霍山之玉，以舟载之而出，因此山有水可行舟，故曰“淠舟之山”也。《大荒西经》谓不周山为“不周负子山”，古人多以为此“负子”字系多余的“衍文”，今以周字原本作“舟”，则知此二字并非“衍文”，舟行于淠水载人出霍山，亦可谓“淠舟负子”也。

霍山又名“天柱山”，这正与共工“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之义相符。霍山地区位于我国四大地震带所属板块之一之区域内，所以共工虽然撞不了“天柱”，但是地震却可以造成天崩地裂。或许共工正与祝融争斗之时，恰遇地震来袭，一时山崩地坼，天昏地暗。人们以为是此地震是共工触山造成的，故留下“共工触山”的神话。又或许因共工氏常年在霍山采玉，开山裂石。时间长了，造成山体垮塌，大小石块伴大量泥土等，顺着山坡滚滚而下，轰轰隆隆，声震四野，其情景一如天柱崩折，鬼哭神惊，故而留下共工氏触山而亡的传说。

大别山之名，不知出于何典，古人不得其解，故云汉帝巡狩至此，谓此山与其它高山大有区别，此亦是一种传说而已。今见淠水出于大别山，而南方方言之“别”、“淠”二字读音相同或相近，无独有偶，淠水是当得名于淠山，而淠山即别山，亦即大别山也。

总而言之，共工是炎帝之孙，他活动的范围当在中国中部或南部。所谓“不周山”，不应在中亚或者西亚，更不可能跑到东非大裂谷。而霍山，最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不周之山”。

（本章到此结束，其余未完待续。第14、第15章发表在http://user.kdnet.net/index.asp?Redirect=blog#blog）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4）

——安徽含山凌家滩古共工国遗址墓葬及其出土玉器揭秘

第14章：富甲一方的河伯，凌家滩遗址07M23号墓

凌家滩遗址07M23号大墓是年近六旬的张敬国教授在时隔20年后重上凌家滩时发现的。自1987年至2007年，凌家滩遗址断断续续一共经过5次发掘，其中前3次发掘的经过均已详细地记录于《凌家滩》一书中。20多年来，因书中记录的史前玉器巧夺天工，无与伦比，从而引起举世轰动。于是5000多年以前的凌家滩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一时成为人们竟相探讨的话题。

据有关媒体报导，07M23号墓位于凌家滩遗址墓地南部第二排中间线偏东的位置，此墓上面原来有现代坟，后迁走。07M23号墓开口在第三地层以下，是一座较早期的墓葬。墓中出土的遗物极为丰富，共计330件，包括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1件，另有碎骨和绿松石各1件。

根据上述统计数字，07M23号墓是全墓地出土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大墓。据说随葬的玉、石器相互间排列紧凑而密集，局部层层叠压达5至6层之多。此墓在尚未深入发掘之前，墓口上部镇压的一只体形硕大的玉猪即被发现，这令在现场的张敬国先生激动不已。在此之前的前四次发掘中，唯有87M4号墓墓口上部平放着一只巨大的石钺，结果就在87M4号墓中发现了那套精美的玉龟甲和震惊考古界的八角星形太阳纹玉版。

前文已述，07M23号墓中出土的这只大玉猪就是《山海经》等古籍所记载的“封豨”，它本一只大野猪，而据闻一多先生考证，所谓“封豨”就是河伯。河伯，即传说中的黄河水神，他的墓为什么会出现在凌家滩呢？因为河伯是共工的伯父，共工与河伯是同一个家族的人。

作为凌家滩遗址墓地最著名的三座大墓之一，玉璜同样是墓主人必不可少的身份标志。在靠近墓主人胸口处、墓坑的南部发现了集中放置的一组玉璜，共有10件，这个数字仅次于疑似炎帝妻之墓87M15（出土玉璜两组共30件）和疑似炎帝之墓87M4（出土玉璜一组19件）。

在墓主双臂位置，左右各有一组10件玉镯对称放置，器身横断面呈弧三角形，应属套在手臂上的臂镯。这样的情形，又与87M8号墓相似，该墓主人双臂位置，左右各有一组8件玉镯对称放置。这也是凌家滩出土的6个小玉人的标准行头，也就是说，墓主人是巫，而且是一名身份极高的巫。

在07M23号墓出土的200件玉器中，发现了3件玉筒状器和5只玉签，这些玉签一端都有穿孔，它们分别插在3件筒状器中。这样的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占卜用的龟和签。但其实这3只玉筒状器的形状各自略有不同：其中的1件与87M4号墓主人腰间所系的玉龟甲相似，只不过龟背甲和腹甲做成了一个整体，它确实是一件玉龟壳。第2件玉筒状器是一个斜口扁圆的喇叭筒，其中较平直的一面下部边缘开了一个：“V”形缺口，这是模仿龟腹甲的形状，它可以称做“玉龟形器”。第3件则为完整的斜口圆筒形，其形制与红山文化出土的斜口玉箍形器相仿。3件玉筒状器的一端均开有3个系孔。这三件玉筒状器究竟是何物？玉筒状器中的“玉签”又是做什么的？专家和媒体均猜测此为占卜用具，或许是的。

但是07M23号墓完整的考古发掘报告至今尚未见诸于发表，并且这些玉筒状器的形制又介于87M4号墓所出土的玉龟甲和红山文化玉箍形器之间，所以它们是否为占卜用具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作者在前文中已经论证过87M4号墓中出土之玉龟甲和玉版均为“玉瑁”，那么07M23号墓这3只玉筒状器是否也是玉瑁呢？可能不是的，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着一定的渊源。

07M23号墓的主人如果是河伯，那么他同时也是一位祭司或者大巫师。如果说大祭司祝融是一位负责祭祀和行刑的司法官，素以雷电和天火杀人，那么河伯的作用即是一位沟通天地的神使。河伯为什么是神使？中国自古便有“河出昆仑”之说，昆仑山既是天帝之都，亦是河水之所出处。这样一来，逆河水上溯就可以直达天帝之都，而河伯就是这样一位沿着河水去往天上通信的神使。河伯既是司河的诸侯，同时也是祭河仪式的主持者，那么河伯又是怎样与天帝沟通的呢？

河伯所主持的祭河仪式，极其隆重，一般都要将贵重的玉璧沉于河中。《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曰：“尧沉璧于河，白云起，回风摇落。”又曰：“周成王举尧舜礼，沉璧于河，白云起而青云浮至，乃有苍龙负图临河也。”《穆天子传》卷一曰：“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陈牲，全五牲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 又《左传·文公十二年》亦云：“秦伯以璧祈战于河。”

古之“天子”祭河，必先筑坛、陈牲、沉璧、言事，然后就有神龙或者玄龟负“河图”或者“洛书”出水面，河伯将“河图”、“洛书”之类写着天帝旨意的文字大声诵读出来，群臣敬听，天子受命。按《周礼》所言：以苍璧礼天。璧既是“礼天”之物，为什么要将它沉于河中呢？因为人们既上不了天，也不可能将璧抛到天上去，于是只能借助河神的力量将璧带上天。

如《穆天子传》所言，天子将璧授于河宗（河伯），河伯沉璧于河。河伯主持祭河，他要亲手将天子作为礼物的玉璧送上“天”去，那么在河伯的墓中出现玉璧将是理所当然的。在凌家滩07M23号墓中，在最显著的中心位置就赫然出现了一只大玉璧，它是凌家滩遗址出现的唯一的一只大玉璧。这只玉璧的位置与此墓开口正中放置的大玉猪上下呼应，证明了07M23号大墓正是河伯之墓。

河伯带着一只大玉璧入葬，这是他即将去与天帝见面的礼物。埋葬河伯之人是谁？他让河伯带去给天帝的祈盼又是什么呢？悠悠往事五千余年，一切只凭后人猜想。

自凌家滩遗址前五次考古成果披露以来，媒体及有关专家纷纷猜测凌家滩地位最高的所谓“大酋长”是谁，那么衡量墓主人身份高低的标准当然是墓主人拥有玉璜的数量。依照这个标准，87M15号墓排在第一位（30件），87M4号墓排在第二位（19件），07M23号墓排在第三位（10件），不过这种排序也不是绝对的。07M23号墓主人最富有，但他只有10件玉璜，所以他的身份是诸侯而不是王一级的人物，这是可以肯定的。87M15号墓主人是女性，虽有30件玉璜，但实际佩戴在胸前的只有14件，其余16件属于另外一组玉璜佩，所以87M15号墓主人的身份如果不是王妻，则一定是王母。87M4号墓应为二次迁葬墓，虽有玉璜19件，但因为摆放零乱，不知其实际佩戴在胸前的是多少，但是如果墓主人是一次性佩戴玉璜19件，则其身份可以确认是地位最高的男性，无疑当是王一级的人物即炎帝。

在前文中，我们曾讨论过87M4号墓出土玉龟甲之用途，它可能不是什么“占卜”用具，而是一件人们至今从未见过的“玉瑁”。瑁者覆也，它是神龟之甲，故有大海龟名曰“玳瑁”。《洛书灵准听》曰：“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见存亡，明于吉凶。”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曰：“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覆）之，似黎冠。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玉人曰：天子执瑁四寸以朝诸侯。”

自古以来，因为龟甲具有“天覆地载”之象，故称之为神物。天子祭河，神龟衔符，就是历代帝王命河伯遣神龟为使上达于天的仪式。帝王尚且要借助神龟来获取天的旨意，诸侯就更不用说了，只不过一般的诸侯还没有资格直接与天对话，而是间接地从天子所执之瑁中受命。《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它既说“瑁”是天子所执之物，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因为战国时期又比五帝时期晚了两三千年，故其虽有可能继承了一部分上古时的礼仪，但又不可能完全照搬五帝早期的礼制。

所以炎帝或者黄帝可以执瑁，而河伯或许也是可以执瑁的，只不过河伯的地位要比天子差一等，他即使有瑁也是低一等的东西。但河伯毕竟不是一般的诸侯，他同时也是一位地位级高的祭司。所谓“河图”、“洛书”这一类代表天意的东西，其内容估计有如后世道士们所画的符咒，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根据《穆天子传》的描述，天帝与周穆王之间的对话，实为河宗（河伯）代表天帝与穆王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河图”、“洛书”只有河伯、洛伯等高级神职人员才能读懂，其它人甚至包括天子在内一概都是看不懂的。天子与河伯，实际是利用隆重的祭河仪式来共同导演一场“君权神授”的骗局。那么作为天子的合谋者，河伯的富有就不难理解了。

前面已讲过，龟甲在上古时代曾经被当作响器使用，而响器是用来控制歌舞的节奏的。原始的歌舞，又大多与宗教有关。在87M4号墓中，与玉龟甲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支玉笄（或玉簪），张敬国教授因此怀疑这只笄与07M23号墓出土的玉签有着类似的作用，这种怀疑或者猜测非常有道理。只不过无论是87M4号墓中的玉龟甲，还是07M23号墓中的玉筒形器，它们当初可能都不是占卜之物，但后世出现的占卜术，又确实与这些龟甲或者与对神龟的崇拜有关。

87M4号墓中的玉龟甲如果与所谓的“玉笄”合在一起，它就是一件响器，又称作“铎”或者“法铃”，它乃是一件发号施令之物。我们说过玉龟甲即是瑁，瑁是天子向诸侯授命之物，而法铃也是宣示权力之响器，铃者“令”也，这两者合为一体，声、形俱备，确实是物尽其用，相辅相成的。07M23号墓出土的玉筒状器和玉龟形器，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玉龟甲是如何演变为法铃的：首先是将分开的两片龟甲做成一体，成为整体的玉龟甲；然后又做成既象龟甲又象喇叭筒的玉龟形器，最后玉龟形器又完全演变成了斜喇叭口状的椭圆筒子。而所谓的“玉笄”和“玉签”，并非作占卜之用，它们是“铃舌”，也就是铃的发声器。

我们有理由相信07M23号墓主人（河伯）腰间系挂的这3只“玉签筒”是铃，而且铃和后世的签筒也存在着同源的关系，后者是由前者演变而来的。玲的前身是瑁，即玉龟甲。天子以瑁覆诸侯之圭，故而瑁本身以可看作是一只签筒，而诸侯所执之圭，也就是后来的“令签”或者“令箭”。不假思索，我们就能发现所谓的“令箭”，它和圭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在电视剧或电影中，得到“令箭”的人往往会高呼一声“得令”，因为最初的“令”是出自于铃中的。令签和签筒不仅出现在所有古代官员的案桌之上，同时也出现在寺庙和道观的供桌之上。官员们通过令箭发号施令，而庙里的神和佛则通过签上面的文字来表达天意。

河伯腰间的铃（玲）或许是由瑁演变而来的，但是它可能已不具备“覆诸侯之圭”的功能。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萨满腰铃，或许又是从河伯所系之玉玲演变而来的。但这些腰铃绝非纯粹的响器，而是集法器与响器于一身的神物。天子以瑁号令诸侯，而河伯或者萨满则是以腰铃驱动鬼神的。

河伯如何以腰铃驱动鬼神？5000多年了，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是在小说《西游记》中，吴承恩似乎从古老的传说中捕捉到了一些有关的信息：《西游记》第七十回有个“赛太岁”，原是观音的坐骑“金毛犼”下界为妖。它的项上系着3只紫金铃，这3只铃儿各有大法力，晃动头一只能喷出毒烟；晃动第二只能飞沙走石；晃动第三只能喷出三百丈火光烧人。这个法宝十分厉害，因此叫孙悟空吃了不少苦头。河伯的腰铃大概是喷不出火来的，但是传说中的河伯，素能呼风唤雨。河伯的3只腰铃除了用作响器，其中的每一只或许也有着不同的功用，故3只玉铃虽然是系在一起的，但铃儿的形状也有所不同。

07M23号墓的主人，从墓顶出土的大玉猪来看，其身分应非河伯莫属，这一点在前文中已有论述。从其双臂两侧放置的二十只玉镯来看，河伯同时又是一名大巫（87M8号墓主人只是一位中等的巫）。在五千年前，河伯与大巫的双重身份是并不矛盾的。至于放在墓主人胸前的10只玉璜和其垫在其身下的大量石锛、石凿等，又恰好证明了河伯家族与共工家族原来就是一家，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和信仰，尽管有时他们不得不做一些装神弄鬼的事儿，但是他们毕竟都是一些有技术，有本事的人，他们同时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由于凌家滩遗址第四、第五次的考古发掘报告尚未面世，因此不知道07M23号墓中还有哪些法宝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探求和确认墓主人的身份和秘密，但是仅凭着此墓出土的大玉猪、大玉璧、双手各戴10只玉镯和墓主人腰间系着的3只玉铃珰，此墓当为河伯之墓大致是没有问题的。此外墓中还有石器97件，这个数量亦居凌家滩诸墓之首。

河伯常常要乘船出巡，估计得有一支庞大的船队随同，所以河伯本人应该与共工一样也是一位造船的专家，从07M23号墓出土的图片上看，河伯是躺在排列十分整齐的一大片石锛和石凿上面入葬的，这些造船工具，可能有助于他在升天之后重操旧业，继续做一名天河水神吧。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5）

——安徽含山凌家滩古共工国遗址墓葬及其出土玉器揭秘

第15章：六玉之首“天子之瑁”的来历及其演变

凡天下神秘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是我们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却不曾见过它的实物；二是我们经常见到这个东西却不知道其名称或用途。比如说玉琮，《周礼》上明明记载得有，可是到了汉代就已经没有人知道琮的模样了，直到晚清或民国初期，才有人猜出琮的真面目，于是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东西是一种大家常见的古玩，俗名“杠头”或“车釭”，乃是古人用以祭地的礼器。

瑁也是一种神秘之物，只到今天有关它的形状仍旧充满了争议。在前文中，作者已经指出87M4号墓中的所谓“玉八卦”就是一只瑁。这只瑁既具有龟背甲即“天”的穹窿形，同时也刻画出了天和地的形状，它是南方的炎帝戴在头上的瑁，另外还有一套玉龟甲，它是炎帝拿在手上的瑁。

那么北方的黄帝和颛顼，他们是否也有瑁呢？关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有，在北方或者在之后的中原统治中心，帝王们都是有瑁的。戴在头上的瑁，在五帝时期又演变成了“冕”，即帝王或王公大臣们所用的礼帽，而拿在手中的瑁，其实就是一片玉龟壳。说来可笑的是，与琮一样，玉龟壳并不是一件非常罕见的收藏，但是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没有一位收藏家知道，玉龟壳就是象征着无上权威的瑁。

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几乎产生于同一时代，但是红山文化持续的时间更久。在凌家滩文化沉沦之后，太湖的良渚文化作为长江文明的继承者取而代之，这使得长江流域辉煌的史前文明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终结之时。而这时，红山文化亦结束了其伟大的历史使命。新的文明之光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冉冉升起，这个文明的诞生，代表着华夏各族大熔合、中华民族大一统时代的到来。

良渚文明是对凌家滩文明的继承。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文明所用的瑁有何异同。如图九十四所示，凌家滩炎帝所用的瑁是一块矩形的穹窿状玉版，俗称“玉八卦”。它的附件是8只龟甲形的小玉片和一只小圆玉扣。良渚的君主所用的瑁是一块“玉三叉形器”，它的附件是一只方形玉管和4只玉半圆形玉片，这4只玉半圆形饰也是龟甲的替代物。

我们为什么称凌家滩的王是炎帝而称良渚的王是君主？因为这两种瑁所表现的气度是绝对不一样的。凌家滩的瑁直接刻绘出了天、地和太阳，它似乎不需要用龟来做替代物，故其气魄之大非炎帝莫属。而良渚的瑁则充满了奢华之气和神秘的宗教色彩，这说明了良渚的君主只是一个偏居东南一隅的神国之君。不过这个偏居一隅的神国却是极其繁荣而且富有的，在它灭亡之际，其文明的碎片曾经爆炸似地散落到四面八方。

如图15-3，民间收藏的玉瑁有很多种，其形状多数是模仿龟或者鳖的背甲，有的形状极其逼真。这种龟背瑁究竟兴起于何时何地，目前似乎还找不到答案。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史前之物，它产生于北方某地。很多人将龟背瑁推定为红山文化之物，因为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1号墓就出土过一只玉龟甲。但是单纯的玉龟背甲，目前还没有在任何一座已知的红山文化墓葬中被发现过。这是为什么呢？很有可能龟背瑁的产生要比整只的玉龟甲稍晚，它可能产生于6000～5000年前的黄河流域，而并非产生于东北平原以及西辽河流域。

我们知道良渚遗址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玉器，但是无论在最大的玉器出土地点瑶山还是反山，或者是在良渚遗址群的其它地点，均未发现有龟背形的瑁出土。凌家滩遗址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均与良渚遗址最为接近，但是凌家滩的璜和瑁到了良渚时期，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凌家滩没有发现琮，这可能是因为凌家滩人主要崇拜的是水神，而良渚人主要崇拜的却是地神。

除了戴在头上的三叉形器（它是良渚贵族特制的瑁），良渚人有没有拿在手上的瑁呢，我的回答是有的，只不过它变得让我们认不出来了。良渚的瑁是一种圆形的饼状物，它的一面是平的另一面则隆起为球面，它常常被人们当做是玉琮的盖子。我们知道玉琮象征着地，它如果有盖子，那么这个盖子毫无疑问就是“天”了。玉琮加上盖子之后就象是一只圆形的盒子，但是这个“盒子”是没有底的，所以它才能够用来“覆诸侯之圭”。

上述的这些瑁，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帝时代的瑁，瑁的形制按照时间、地域、宗教和文化的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而且如作者所言，瑁分为两种：一种是戴在头上瑁，它象征着天子受命于天，此瑁后来演变成冠和冕上的核心物件，也就是说装饰有玉瑁的冠和冕逐步取代了单一的瑁。另一种是执于帝王手上的瑁，这个拿在手上的瑁，它是用来覆诸侯之圭，即天子向诸侯赐福或者授权。

所谓“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如今，我们很难知道五帝们的陵墓都在哪里，就是知道一些，也可能只是后人根据传说所修造的一些个象征性的陵墓，其中未必就真的埋葬着五帝的遗骨。河南偃师市的二里头，据说是夏晚期至商早期的遗址。在二里头出土了几件镶嵌着绿松石的铜牌，这些铜牌是什么？它们就是夏代的瑁。其中的一只瑁，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胸部，估计是缝在袍服的“巾”上面的。为什么说它们就是瑁呢？因为这些明显是用青铜制成的龟背甲，我们可以从这些铜牌的剖切面上，看到与凌家滩出土的玉龟背甲一样的结构。这些铜牌上用绿松石构成的图案是什么呢？有人说是龙，有人说是饕餮，其实都不是。铜牌既然是瑁，那么这些图案所代表的即是神龟无疑。

商代和周代有没有瑁，很难说，这一时期的玉瑁均出土于春秋或战国时的诸侯或贵族之墓中。传说周武王灭商，所获得的战利品玉器多达数十万件，这些珍贵的玉器有很大一部分都被周王分赏给了参与灭商有功的各路诸侯以及功臣。在商晚期妇好墓中，出土有数百件玉器珍玩，其中有些玉器属于红山文化古玉。红山文化玉器亦现出于一些西周贵族墓中，这说明对古玉的收藏是一种传统，已经有好几千年了，所以在西周墓中出现商代的玉器是不足为奇的。瑁是一种珍贵而奇特的礼玉，拥有一只瑁的意义并不亚于拥有一只“传国玉玺”。按《周礼》所言，瑁只能由天子所拥有，但是战国时代的诸侯个个野心勃勃，人人都想做天子，所以他们生前私藏着瑁，并在死后又将其带进坟墓。

图15-6所示的玉龟甲和玉瑁，均出土于春秋或战国时代诸侯及贵族的墓葬之中，图中的①和②这两只玉龟甲尺寸都不大，止不过方寸之间而已。而③、④和⑤这3只瑁，尺寸已与真实的龟无异。

玉龟本寻常之物，作者为什么说它们都是瑁呢？凡玉琢之龟，有头有尾又有足者，或为玩物，或为吉祥之器，或者学着河伯一样以龟为使，想要上达于天。若是无头无尾无足之龟，或仅有一片龟背甲，那么这里面的意义就非比寻常了。因为龟背象天，龟壳象征着天覆地载，这样的寓意就不是平常人可用的了。图15-6③、④和⑤这3只瑁，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一书，它们被称之为“盾形玉饰”。很显然，它们与河南偃师市二里头出土的镶绿松石青铜牌相比，几乎出于一辙。如果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确为夏墟，那么这些青铜牌的主人则非夏王莫属。如此则周王所用之瑁，则应与所谓“盾形玉饰”相类了。

上述3只盾形玉瑁，亦可视作龟背甲，因为盾牌亦不过是仿照龟壳来制作的。让我们分析和观察这3只瑁：其中一只雕有4条龙，另外两只刻有云纹，尽管出土地点不同，画面表现的内容也不同，但却都用十字弦线将画面分为四个区间，此乃“经天纬地”之意，是从真实的龟背甲内部的结构中悟出来的，经线是龟的脊骨，纬线是龟的肋骨，如此而已。战国时代的诸侯们，人人都欲成为经天纬地的天子，象吴王灭越，方始称霸，随即挥兵伐齐、攻晋，其野心之大如此，又岂不有瑁哉。

然而《说文》曰：“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覆）之，似黎冠。”《正字通》又曰“瑁方四寸”。这两种瑁，均与本节所举之瑁不同。那么除了凌家滩87M4号墓出土之瑁为方形之外，其它如“似黎冠”之瑁，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呢？作者仔细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一查，结果还真的找到两件疑似之物（见图九十九）：

其中一件出自陕西凤翔南县指挥村秦公1号墓，为春秋时代之物。此物不仅“似黎（犁）冠”，而且简直就是“犁冠”。在这个犁形玉饰上面刻有6只秦式龙首，如果说此物便是秦公所用的瑁，则说明秦人并吞天下之心，蓄谋已久。此物意寓秦人欲驾6龙以犁定天下，一统山河，果真有天大的抱负，而且秦公的后代子孙秦始皇也真的实现了这个愿望。

另一件则出自河北省平山县七汲村中山国3号墓，为战国时代之物。其物为一块方形镂雕玉版，此玉版尺寸大小与凌家滩87M4号墓出土之玉版相仿，图案则与江苏无锡鸿山镇越国贵族墓出土之盾形玉饰（瑁）相合，也是用十字线分隔出四条龙。中山国是一个由北方狄族鲜虞部落所建立的北方小国，姬姓，可能有一部分周王室血统。据说其国极其好战，因此历来被中原诸国视为心腹大患，俗云“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大概指的就是中山国之君，不可小觑。如果这块玉版即中山国君所用之瑁，则凌家滩炎帝所用之方形玉瑁，就不是孤品了。

（第15章到此结束，第16章待续）

作者留言：

本人的拙作，系列网络考古博文《发现共工家族墓地》并非在此首发，其中的部分章节，2013年2月曾首发于我的凤凰博客，而在《考古中国网》亦有发表。我曾想借助于学者荟萃之地，推介我的探索与思考，但是，作为民间研究者，很难进入专家门的沙龙，反之等待我的，大多是冷漠与嘲笑。

在凤凰论坛，一位不知名的值班编辑，竟将我的一篇博客，扣压“审核”达八天之久，而另一些博文，莫名其妙被删除，这引起了我极大的愤怒，于是我用博文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几小时后，所有以前被审查的，以及被删除的，竟悄无声息地又被“恢复”了。

以前我并不看好新浪，但是新浪博客，给了我如家的感觉，我可以在这里，说出我的一切。没有人来作无聊之极的审查，我热爱国家和民族，不要他×××装模作样来审查我。

感谢网友们对我的支持！我既不博学，也不多才，在这里出示我的草稿，其中错误的判断在所难免，我也希望有饱学高人，前来纠正，希望你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我希望与正常人一起讨论与探索，对于神，敬而远之。凡神的，玄的，痴心妄想的，自言自语的，自认为从上天得到启示的，不要来找我，我没有那个水平。

第16章，写了一半，暂时搁置，没有写完。因为在这第16章，我要倾听诸位热情网友的意见，也就是说，让我们一起来写，为了凌家滩，和那里的祖先的灵魂，下一个满意的结论。

大毛：2013/6/18

发现共工家族墓地（16）

——安徽含山凌家滩古共工国遗址墓葬及其出土玉器揭秘

（新浪首发）

第16章：凌家滩遗址“横葬”墓主人之迷以及其它

据《山海经》记载：共工之台有一巨蛇，首冲南方。如凌家滩确为“共工之台”，那么“首冲南方”这四个字将为凌家滩绝大多数的墓葬，墓主人头部朝向南方，做了极好的注解。南方，是炎帝家族的发祥地，神灵、故土之所在。所以凌家滩绝大多数的主流墓葬都是南北向，墓主人头部朝南。

但是也有例外：凌家滩87M7、98M8、98M26、98M32这几座墓却是东西向的，这样一种葬俗，却与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的葬俗完全相同。按照五帝分别统治五方的说法：南方天帝为炎帝，故其子孙死后头部朝南；东方天帝为太昊，故其子孙死后头向东。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南北向叫做“由”，东西向叫做“横”，凌家滩这几座“横葬”的墓，大概由于墓主人是非正常死亡的，俗称为“横死”。但不知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作者特将这几座“横葬”墓放在一起来讨论，似乎有某些规律可循。

第一，在这4座墓中，有3座墓未见玉璜玉出土，它们分别是98M8、98M26和98M32，仅87M7号墓有一件档次不算高的玉璜。又有3座墓没有钺出土，它们分别是87M7、98M26和98M32，仅98M8号墓有一件石钺。又有2座墓无任何玉器或石器出土，它们分别是98M26、98M32。这就可能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横葬”之墓墓主人，身份十分特殊。

第二，这4座墓中有3座墓其实是葬在墓地的中轴线上。其中87M7号墓位于南部第二排中轴线，98M26号墓位于南部第三排中轴线，98M8号墓位于第七排中轴线，98M32虽然不在中轴线上，但却位于第一排最东端。那么这又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这些有特殊身份的人，按照特殊的葬法，在墓地中占着十分特殊的位置，因为墓地的中轴线以及前排的位置，都埋藏着地位较高的人，这些“横葬”墓的死者，陪伴着一些特殊的人物，但却是按照不同信仰的葬法来入葬的。

第三，任何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横死”的可能，故“横死”即“横葬”之说不可取。之所以出现横葬的现象，是因为死者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是外族人。这些外族人，却与当地的墓主人有作特殊的关系，他们会不会是凌家滩人的外族的配偶呢？

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史前部落或者不同的民族，他们在上万年以前，或者更早就有了极为密切的交流和互动。在山东大汶口地区，存在着两个连续的文化层，这就是早期的大汶口文化，还有年代稍晚的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的文化彩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来自黄河流域的影子，而龙山文化的黑陶，又与良渚地区的黑陶似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

历史的长河，早已将我们民族祖先的遗骨，消蚀殆尽，使他们重归于土，而我们仍生活在这片热土之上，延续着千年的文明。除了那些陶器之外，仍能“活着”为我们的祖先作证的，就是大量永不磨灭的石器，还有玉器。在中国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是玉玦，它的出土地点在内蒙古的兴隆洼，这个遗址的年代，大约距今8200年。然而玉玦在中国出现的最北地点，是在黑龙江省，中俄边界。越过中俄边界，玉玦还出现在西伯利亚，以及整个东北亚。在海南省、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岛，都有史前玉玦被发现。总之，凡是有我们这个黄皮肤的民族出现的地方，总能找到玉玦的踪迹。

这是怎样的一种惊心动魂的文化传播！几乎就在同时，在中国东南海滨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在它的各个文化层，就迅速地出现了玉玦！这样的互动，出现在7000年前。随后，玉玦又在距今6500年前后，出现在大溪、马家滨、崧泽、凌家滩、良渚以及仰韶。而作为反馈，凌家滩的玉钺，又迅速传播到东北平原。

在凌家滩，我们能看到与红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一模一样的玉发箍，而红山文化的玉双联璧，亦出现在凌家滩遗址，和大汶口遗址。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如玉猪龙、玉斜口箍形器等，在凌家滩，出现了奇怪的但是可以理解的变异，而大汶口文化特有的女巫抖镯的风俗，同样出现在凌家滩。只不过是由陶镯变成了玉镯，而凌家滩最先由女权时代，进入了男权时代。

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逐渐形成了不娶同族女子为妻的制度，所以女人，最早成了民族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也许，“横葬”在凌家滩的，正是来自山东大汶口的女子，她们是太皞族或者女娲族的女人，她们同时给凌家滩带来了，特殊的巫俗，还有葬俗。而在良渚，来自凌家滩的玉璜，竟成为女子的专用品，不再为贵族男子所佩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论，良渚人的妻子，还有他们的母亲，却恰好是来自凌家滩的共工族的女人们？

凌家滩的玉石器，还有许多鬼斧神工之物：一件小玉人背后的燧孔，其直径最小处仅有0.15㎜，这样的小孔，它到底是用什么工具钻制的？凌家滩的小型玉喇叭，它们可能是簘管的一部分，它的加工，被认为使用了类似现代车床这样的机械，那么，五千年前的“车床”，它的结构原理如何？在凌家滩，还出土了一柄石钻，在它的尖端，刻有十分标准的螺纹，这样的制作，曾令西方的参观者惊呀不已！

而凌家滩之迷，到底还有多少未知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发现呢？

代结束语：

万语千言，是该到了结束的时候。本文中有很多富有争议的话题，但是这不要紧。从老子、孔子到司马迁，谁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是百家争鸣，没有争议就没有真理。只是有一点，请以科学的、严肃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祖先留下的遗存，不要总是“八卦”。

广袤的中国大地，处处深埋着我们祖先的足迹和智慧，黄河流域如此，长江流域如此，辽河流域亦如此。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专注于黄河，则良渚文明、红山文明等灿烂的古代文化就无从作出解释。中国之大，在于其不仅黄河、长江，还有辽河、珠江、黑龙江、雅鲁藏布江。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历史没有选择共工氏，而是选择了五帝和夏、商、周。自共工氏以来，中国从此再也没有一个王朝能以工商业立国，以科技立国，而是选择了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仅仅只是过了几十年或者一、二百年，在长江三角洲及环太湖地区，被奴役的共工氏后代们再一次创造了更加惊人的奇迹：他们在农业种植、养殖、纺织、制漆、盐业、水利、船舶和手工业制造等多个领域，将中国的史前文明推向了又一个光辉的顶点。而这一次，在良诸的豪门大墓中就再也没有见到任何石制工具的踪迹，良渚的贵族们，早已不屑于将奴隶们所使用的工具当做自己的陪葬品。

石头制作的货币或许还在良渚流通，所以那个地方竟然叫做“钱塘”，但它们已经不是同时能够作为工具使用的石锛和石钺，而是大量的石璧或玉璧。不过，以劳动工具作为货币的传统，后来又变相地流行于战国时期，那时出现了“刀形币”和“铲形币”。当然，那些只是青铜做的象征物而已。据说，在战国时吴、越两国曾使用过“钺形币”，但如此珍贵之物，却是谁都没有见过。

良渚的贵族们虽然拥有海量的财富，但似乎并不关心这些财富是如何创造的。良渚的贵族们是纯粹的神，而不是工匠。不知从何此起，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在良渚，将这个沿续了千年的神国一朝摧毁，而伟大的神，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竟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良渚虽然陨落了，但是共工氏却并没有复兴。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五大阶层（贵族、仕、农、工、商）中，手工业者和商人一直处于最为低贱的底层，这或许是共工们的宿命。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大禹以治水成就了辉煌的功业，但是帮助他治水的却是四岳集团，这些四岳，正是共工氏的子孙。传说夏王朝崛起于“三苗”集团的废墟，三苗，被人们认定为是炎帝或“九黎”族的后代，人们习惯于将“苗”，当成是种地的农民，但是历史却记载着他们也是黄帝的后代。

传说大禹的妻族是涂山氏，司马迁认为夏王朝正是夏后氏依靠与涂山氏的联盟才得以建立。中国有很多个被历代考证的“涂山”，其中之一便是在安徽的当涂县，这个当涂县，却正好与含山县的凌家滩隔江相望。

西欧诸国，他们之所以能在近现代迅速崛起，得益于大力开展海上贸易，于是匍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相继兴起，成为世界强国。但是在中国，有着几千年造船史、贸易史和兵器制造史的炎帝、共工一族，却在五帝时期，遭到了无情的剿杀。

曾几何时，郑和的船队，远渡重洋，向全世界宣示了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的繁荣和存在。当时，全世界的白银如同流水一样注入中国。但是后来的海禁，却阻止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向蓝色海洋的发展。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曾醉心于学习西方的数学、几何，但是，康熙却并没有向他的子民们推动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浪潮。

也许从骨子里，共工们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岐视。孔子授徒，讲究“学而优而仕”，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读书做官，成为千万读书人的唯一选择。所以直到现在，仍旧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去考国家公务员的奇怪现象。而出国留洋，去国外学习自然科学和现代管理的，回国后又成为“海归”，一度受到全社会的热捧。

中国需要招回她古老的祖先，共工氏的灵魂，这个灵魂在良渚，在凌家滩。中国需要发展科技，强大国家，守护国土。

如今，大批的农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正离开故土，离开学校，前往沿海去“打工”。他们只需经过短短几天的培训，就可以在现代化的，进口的生产线上，进行机器人一般的枯燥的作业。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和“打工仔”，他们只需执行指令，不需要发明和创造。于是，现代化的生产线，消蚀着无数年轻的，中国农民的青春和希望，冷漠的高楼，嗜血的资本，正在无情地吞食着我们民族的灵魂。这不是我们的民族所需要的“共工”，这样的“打工”，也不会给我们的民族，带来光辉的未来。

所以，我写了一个在长江边上，曾经创造非凡的文明的，凌家滩人的故事。在五千年前，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共工”集团，他们继承了燧人氏和有巢氏的传统，精于各种发明和创造，从构木为庐，到扬帆出海，将科技和文明的种子，播撒西方。后来在良渚，在长江三角洲，我们又看到了他们的影子，看到他们，如何将一片浅浅的海滩，改造成为人间天堂。

欲知良渚人的故事，请关注我下一个系列的新浪博客连载——《大迹出雷泽——良渚的真相》。

大毛：2013/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