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与他主编的《沉沦的圣殿》

张凤林 杨国平 选编

目  录

===========================================================

*.廖亦武简介----------------------------------------（   ）

*.廖亦武诗选----------------------------------------（   ）

*.廖亦武《死城》------------------------------------（   ）

*.廖亦武的文学表达----------------------------------（   ）

*.廖亦武：被遗忘的大诗写作--------------------------（   ）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   ）

*.廖亦武来访记--------------------------------------（   ）

*.廖亦武：亡诗人海子邻居孙文------------------------（   ）

*.异端开辟野道——廖亦武的写作----------------------（   ）

*.非如此不可----------------------------------------（   ）

*.禁书始末──诗人廖亦武与《南方周末》大地震--------（   ）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目录--（   ） 

*.时代之根------------------------------------------（   ）

*.《今天》与我--------------------------------------（   ）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

*.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   ）

*.被埋葬的中国诗人----------------------------------（   ）

*.当年最好的朋友------------------------------------（   ）

*.在那个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夜--------------------------（   ）

*.《沉沦的圣殿》：灵魂与时代------------------------（   ）

*.后朦胧诗时代的诗歌  朦胧诗的发展与变异 -----------（   ）

廖亦武

1961年19岁的郭世英

1968年12月20日20岁的食指（中）在北京火车站准备赴山西插队

1968年15岁的徐晓

1978年底，28岁的芒克（左）和29岁的北岛（右）创办《今天》

八十年代的张凤林

七十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

1979年十一，美术馆外的星星画展

*廖亦武简介

生平

廖亦武（1958~）四川盐亭县海门寺村人，现居成都。笔名老威。诗人、底层社会学者、"新传统主义"运动发起人之一。现在四川涪陵地区艺术馆工作。系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2012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

1958年8月4日（农历6月19日），廖亦武生于四川省盐亭县海门寺村，他的父亲，一位中学古文老师，在孩子年仅三岁之时，即教儿子阅读和背诵古典优美的诗词和散文。1966年文革期间，父母离异。自此幼小的廖亦武一度流浪街头，他的母亲及姐姐、哥哥、妹妹也曾在居无定所中度日。廖亦武没受过正规的教育，他的文化基础，得益于幼年时期父亲的教导。成年后他相继做过厨工和卡车司机。1976年打到四人帮后他发奋考大学，却四次落榜，徒劳无功。后来因为他的诗才出众，多次获得国家文学大奖，因此涪陵市级文化馆，破格接纳了他。1986年至1989年，他相继发表了<死城> 、《黄城》 、<幻城> 、<偶像>等长诗，1999年初夏，廖亦武先后出版过两本书：《沉沦的圣殿——中国1970年代的地下诗歌故事》和《中国边缘人采访录》2001年初春，他化名“老威”，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2011年7月2日，廖亦武走过中越边境，然后5日自越南河内登机，于6日清晨飞抵德国。2012年，廖亦武获得柏林DAAD年度艺术家项目奖学金。2012年6月21日，联邦德国图书贸易协会宣布，廖亦武荣获联邦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 。

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後，父親因為教陶鑄的著作《松樹的風格》教的很好而成為批判對象；由於父親與母親都成為專政對象，使得廖亦武一度成為流浪兒，靠打零工過日，而這段期間廖亦武由於閱讀有關高爾基著作的畫冊，而逐漸傾向文學。

1970年代廖亦武回到學校讀書，但在1976年由於書寫反動詩歌而遭到學校嚴厲警告，而且在同年4月5日因為散發傳單《請不要相信他們》而被捕。1977年到1980年廖亦武四次投考大學都未能錄取，1988年雖然進入武漢大學作家班，但是不久後仍被開除。

1982年廖亦武開始發表詩歌，並且以《人民》《兒子們的時代》等詩篇步入文壇，1983年與周倫佑等人開始發表地下刊物與民間刊物，而成為中國公安的监视對象。1983年到1988年發表《死城》《黃河》等詩而成為新詩潮代表人物之一，但也成為反精神污染的批判對象。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廖亦武發表詩作《大屠殺》並且籌劃詩歌電影《安魂》，而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四年。1994年1月31日由於國際人權團體關注之下而提前46天出獄，出獄後除發表詩歌外也多次參與有關人權、改革的運動，也因此屢次被公安抄家，文稿也屢次被抄走。

1999年廖亦武發表《沉淪的聖殿》，書中對於西單民主牆與魏京生等多有著墨，雖然這本書得到不少學者專家的好評，但是這本書卻被中宣部定為年度禁書之首，出版該書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也被整頓；同年出版《漂泊─邊緣人訪談錄》，隨後亦被查禁。2002年廖亦武又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為《漂泊─邊緣人訪談錄》之增訂版，結果導致中宣部的強力查禁，出版該書的長江文藝出版社被整頓，推薦該書的南方週末也發生人事大地震，主編等主管都被撤換。但是《中國底層訪談錄》除有地下版本之外，也在台灣與法國有海外版本出現。

2009年廖受德国柏林世界文化之家之邀，欲前往德国参加一个属于当年法兰克福书展框架活动的朗诵会。但由于大陆阻挠，未能成行。

2010年3月1日，大陆阻止了廖亦武前往德国参加科隆文学节。

2011年5月9日，中国当局阻止廖亦武前往澳大利亚参加5月21日在悉尼举办的作家节。

現在廖亦武主要從事中國冤獄史的研究，以及自傳體小説的寫作。

廖亦武生平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1958年8月4日（农历6月19日），廖亦武生于四川省北部县城盐亭境内，一个叫“海门寺”的乡村，其生活与当时社会脱节，1980年代，廖亦武经常在中国官方文学杂志上发表现代诗歌。但多数具有西方创作风格的反叛性前卫作品，曾多次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等政治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于是愤怒的他，选择在自己参与的多种地下杂志上，随心所欲地发表，于是遭到查禁和搜查，甚至有逃跑的经历。他是中共当局“黑名单”上的嫌疑份子，虽然他自认为不关心政治，是个“无政府主义者”。1986年至1989年，他相继发表了《死城》、《黄城》、《幻城》、《偶像》等长诗，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

1989年3月开始，中国几十个城市爆发街头抗议，随后的6月3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集体悲剧征兆频频显示之际，他写下《大屠杀》这首诗。预测并在诗行里“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对示威抗议者的清场围剿。因为毫无发表渠道，他就在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大屠杀进行之际，同步朗读了这首诗，并与加拿大公民戴迈河一起，制作并复制成录音带，传遍了全国许多城市。这是当时的血腥镇压和疯狂搜捕中，唯一来自于文学的公开反抗。接下来的1990年3月初，廖亦武组织剧组，筹备并拍摄了《大屠杀》的姐妹篇，诗歌电影《安魂》，主题仍然是对死难者的悼念。再接下来的3月16日清晨，他和整个《安魂》剧组，大约10人左右，在重庆被国家安全局抓捕。随后，在全国，警察抓捕了几十个诗人和作家，都是《大屠杀》诗歌的传播者。其中包括他已怀有身孕的妻子。后来他被判定为“政治犯”，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坐牢4年，辗转了四个监狱，自杀两次，九死一生。

廖亦武在监狱里，始终反抗狱守，反抗狱规，经常面临监狱当局处罚。之后他回忆当时的状况，写下手稿，阐述其他囚犯根据严格阶级之别而组织处罚的规则和仪式，他面临疾病，折磨和自杀未遂。由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官方说法乃是基于“表现良好”，廖亦武于1994年1月31日，提前43天出狱。

分别在不同监狱里囚禁关押的遭遇，将廖亦武的生命至此彻底撕裂。他的户籍在涪陵，他居住在省会成都，这也成为警察经常光顾他的理由。他的女儿在他入狱时出生，可一出狱，他就不得不离婚，他的妻女都走了，从此极少相见。昔日的文坛故交也躲避着他。他成了总是给人们带来麻烦的“瘟疫”，为了谋生，他成为各地酒吧及茶馆的卖艺人，他在监狱学会的洞箫演奏派上了用场。但是警察一直监控着他，视他为国家的危险敌人，因为他老是参与他的朋友刘晓波，也就是后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发起的精英们的政治签名。

1999年初夏，廖亦武先后出版过两本书:《沉沦的圣殿--中国1970年代的地下诗歌故事》和《中国边缘人采访录》，立即成为畅销书，可随即，新闻出版局宣布这是“反动书籍”，描写了社会的黑暗。警察甚至查抄了印刷厂，他的民间出版人也被列为追捕名单。2001年初春，他再次化名“老威”，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的60人删节本，让“不见天日的下水道里的中国”浮出地面，激起轩然大波。出版社遭到整肃，高调赞扬过他的周刊《南方周末》--据说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媒体--遭到更严厉的打压，主编和许多编辑被撤职。廖亦武从此成为名符其实的“出版杀手”，被严禁在自己的祖国发表任何作品。《中国底层访谈录》后来在2003年，走私到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的三卷全本。在中国的地下市场，也相当地畅销，由此廖亦武成了卡在独裁喉管里的一根鱼刺。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期间，这个‘从毛泽东到今天，历历在目，好似奇珍异品般的纯实的中国文化历史蜡像馆’（赫塔?穆勒语）毫无删减地以原貌呈现在德语世界，费舍尔出版社的书名是:《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中国底层社会》。廖亦武与杀人犯、丧乐师、窃贼、洗厕人、走私人贩、铁嘴算命、同性恋、乞丐、持不同政见者、过气乡绅、老鸨、风水大师以及其他许多来自中国底层人群的过往访谈形成一片中国现代浮世绘（请注意，这些职业所占中国人口数量极少，并且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刑事犯罪者和职业诈骗人士）。于是乎这本书成了非官方的新中国现实主义经典。

此前的2008年，他在美国推出这本书，名字叫做《吆尸人--来自中国底层的真实故事》其中有27个故事，这让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此书的波兰文版，也于2012年，获得卡普钦斯基国际报道文学奖。廖亦武获过的其它奖项有:1995年和2003年度，由美国世界人权观察颁发的“赫尔曼-哈米特人权写作奖;2002年，由美国《倾向》杂志颁发的“倾向文学奖”;2007年，由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自由写作奖”;2009年，由澳洲齐氏基金会颁发的“推动中国进步奖”;2011年，由美国《当代基督教》杂志颁发的“最佳图书奖”;2011年，由德国图书行业协会颁发的“绍尔兄妹奖”;2011年，由德国广播协会颁发的“最佳广播剧奖”。这些奖项基本与政治有关、

廖亦武曾16次被阻止出境，2008年，在他写作后来在台湾和法国出版的《地震疯人院--5月12日四川大地震记事》之际，他趁混乱和采访之际，钻政权的空子，从户籍所在地转回户籍关系，侥幸地拿到护照。即便如此，2009年以中国为主题嘉宾的法兰克福书展发给他邀请，他也被禁止出境而不能参加。2010年春的科隆文学，也有类似遭遇，廖亦武在机场被逮捕，同时接受数个小时的审问。稍后他公开向德国总理求救，可见其有深厚的政治背景，终于在2010年9月，廖亦武首度被允许出境，来到柏林参加柏林国际文学节。而在2011年2月至5月，在多次要求出境不被允许的状况下，廖亦武终于在7月2日走过中越边境，然后5日自越南河内登机，于6日清晨飞抵德国。

2012年，廖亦武获得柏林DAAD年度艺术家项目奖学金。4月底，他为了营救自己的狱友，同为天安门血案的政治犯李必丰，而向全世界发出持续至今的呼吁--地方当局在他走出中国两个月后，逮捕了李必丰，这个第三次入狱的地下诗人和作家，目前已被关押数月，面临所谓的“经济犯罪”的审判。

2012年6月21日，联邦德国图书贸易协会宣布，廖亦武荣获联邦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10月14日，他将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圣保罗教堂（德国第一部宪法《圣保罗教堂宪法》的诞生之地）发表电视直播演讲。与此同时，他记述大屠杀抗暴者的新书德文版《子弹鸦片--天安门的生与死》也将问市。

主要作品

1999年，在国内公开出版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同年，以笔名“老威”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

2001年，以老威之名公开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卷。2002年6月，三卷全本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获得〈倾向〉文学奖。2003年5月底，《底层》法文版面世。

2004年，自传体的纪实文字《证词》，二月份在香港出版。

2008年，法国玛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古拉格情歌》，易名为《犯人的祖国》，法文的。

同年，《最后的地主》2008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ww.laogai.org 出版，。《最后的地主——土改幸存者采访录》，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2010年《地震疯人院》在台湾出版，法国出版社也出版法文翻译。

其它出版的书籍

《吆尸人——中国底层的真实故事》，英文版，黄文繙译，2008年5月，纽约蓝灯书店。

《死城》人民文学月刊（第一和第二期刊合刊）北京1987年

《黄城》东北文学月刊“作家”（第二期刊）长春1989年

《偶像》开拓季刊，北京1989年

《沉沦的圣殿——中国1970年代的地下诗人故事》中文版，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边缘人采访录》中文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

《中国底层访谈录》中文删节版，湖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中国低层访谈录》

《中国低层访谈录》

《中国底层访谈录》中文完全版，台湾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

《L'Empiredesbas-fonds（帝国底层）》法国巴黎，中国蓝出版社，2003年《中国上访村》，美国纽约，何频编辑，明镜出版社，2005年

《最后的地主》上下两卷，廖天琪编辑，美国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8年

《上帝是红色的》中文版，美国纽约，明镜出版社，2011年

奖项

1995年美国世界人权观察“赫尔曼－哈米特人权写作奖

2002年美国《倾向》杂志“倾向文学奖”

2003年美国世界人权观察“赫尔曼－哈米特人权写作奖

2007年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

2009年澳洲齐氏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

2011年美国《当代基督教》杂志“最佳图书奖”

2011年德国图书行业协会“绍尔兄妹奖”

2011年德国广播协会“最佳广播剧奖”

2012年《咬尸人：来自中国底层的真实故事》卡普钦斯基国际报道文学奖

2012年德国图书和平奖。

*廖亦武诗选

廖亦武（1958- ），诗作收入《后朦胧诗全集》（1993）。

*辞

我说你别接近这些诗歌，这些石头、太阳和水，这些

臆造的天堂，我说你要管住那双怯弱的手。

这儿的每一个字都是生长的皮肤，它们自动聚合，完

成了一个美人，一首旷世的绝唱，但它们在完成美人或绝

唱之前就已逐渐衰朽，成为很薄很薄的东西了。

如果你默诵了一行诗，就等于撕开了一片丝绸，就等于

损伤了一块皮肤，你将眼睁睁地看着那伤口一点点红肿、

化脓、扩散，最后将你的偶像活活烂掉。美丽的总是很薄的

，象纸、雪、羽毛、绸子、花瓣、唯丽、飞飞这样一些动听

的名词一样薄。你想占有什么，结果什么也占有不了。在溃

败的美后面，是空洞，无限寂寞的空洞，美的本身就是空洞

，眩目迷人的空洞。

我说你要管住那双怯弱的手！

*海

你要朝向海，永远别回头。沙哑的海，情侣的海，被玻璃

渣子刺伤喉管的海。它祈祷着，喘息着，扭动着，从肺里呛出

鱼，呛出嵌满鳞甲的血。你要住进去，在水和鱼中间，让你的

声带变形。

你要学会海，祷告，跟上它亘古的节奏。忘掉人，成为水，

成为鱼，在波涛的反复搓揉挤撞下成为凝固的水和液态的鱼！那

时你会拥有他和她，拥有一起你的那个女人或男人，他们的脸和

他们的心。你在性别之间飘忽不定。当星星降落海面，幻化成亮

晶晶的新人，你肯定在他们中间，作为星星家族的一员，与鱼，与

水，与你的祷告举行婚礼。

你就是海。沙哑的，永不回头的海。

*叶

你的爱，你无望的爱使我想到死。惬意的死。极软极软的船。

我睡在甲板上，听树叶告别树枝的低语，一片，两片，三片，覆盖

了我的额头，一片叶子对另一片叶子喃喃道：“我爱你”——我爱

你，多年前或多年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爱你”——他

们腐朽了，他们的灵魂风干了，象一片叶子和另一片叶子，覆盖住

我的额头。

*灯

那夜，你平躺着浮升，向人世展露着你的肉体。你遇上了我你

占有我然后离开我，不知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我触及到一片汪洋，

湮灭的屋脊，人头如沉渣泛起，波涛之下，无头躯壳追逐着鱼类。你

的乳头发出一阵哀伤的啼鸣，象疲惫的鸟向水天相接处隐逸。

你是水的灯心，我只能遥遥了望你的晕光。鱼儿围绕你窜来窜去，

那些无头之躯将你安放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会掐灭你吗？当大水退尽，

陆地重现，沉渣还原成头颅，他们会会掐灭你吗？亲爱的，当你熄灭的

一瞬间，你还会记得我是你遇到的第一个男孩吗？

*雪

窗外正在降雪。我坐在镜子前想你。镜中闪闪烁烁，好大的一片钻石。

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冷，骨头裂开了，一个四肢僵硬的女子通过我到达我抵

达镜中，她是你吗？这个化作钻石的女孩？

雪越降越大。空气是咸的。从窗户到镜子，那雪与钻石一会儿白一会

儿蓝。我抽着烟，在变幻着的疑团里呆了很久，头发都不知不觉花白了。

*渊

都死了，或者都睡了。雾茫茫的深渊，人体那样轻，宛如蜡梗火柴，一

根接一根地上浮。我迷迷糊糊地起身，床和垫子都不见了，所有的风景都碎

成一块一块的，然后舢板一样退得老远，我失去方位，脚下没有一寸土地，

我只好踩在悬空搭成的人体浮桥上。

众多低音在轮番唱我的诗歌，我也唱。不，我没有唱，是有人在我的丹田

代替我唱。一些零零碎碎的字眼钻进我的耳朵：……幻城……巴人村……

阿拉法威……面具……渴……我写过这些汉字么？真的写过么？

都睡了，真不容易，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永在的时刻。浮桥一截截断开，沉

没，我小心地趴下，抱住最后一块桥板——它是女的。它说它是上帝。

*越过这片神奇的大地

暾将出兮东方

照吾栏兮扶桑

——屈原《东君》

在那个出头，那个举目可以望见未来的地方

一棵树正当壮年，灿烂华美，丰富的果实吸引着黄昏

吸引着一位黄昏般闪耀的农妇

她来到树下，树荫就在了她的产床

产床被夕阳之手不停地摇晃：一个孩子就这样诞生

夜是一条无边的浴巾，盖过来 潦 └竞箾N汵的额头

这孩子太粗壮了，也许他真正的父亲就是这棵树

树根象伞状的情欲敏感地下插，松开了岩石和大地子宫

的矿藏

于是山上的每时每刻，都有秘密成熟地开裂，都有声音

都有超越声音的痛苦欢乐透明地掠过

谁懂得树的语言？

那站在山头的威严的父亲，向支配一切的永恒汲取力量

但是天，他耸动宽大的叶片，耸动摇曳着灵感之光的叶片

动搅动

横溢在天空中的时间之河

（云是高涨的潮头

是一只只翻过潮头的海龟，透过海龟

的背脊

他遥望到死神如一条怪鱼在远方时隐

时现）

夜晚到来

他枝条的手指紧扣黑幕，以至于空中破出许

多指印般的星星

父亲的树痛楚地向无限索取能力，然后传授

给山

传授给大地和山脚下那些古朴的村落

（树根般的神经在每个妇女体内穿插）

那树的孩子太粗壮了，他力量原始，手掌

发蓝

他渴望开发，准备向山外远行

但是他却躺倒在山陆，狗尾草深深地覆盖

了他

想象高飞然而身体沉重：

他还不能走出树的视野

树在永恒之中可以望得很远，站在那里

可以看见海象蓝色的 壳那母 起来，岛屿

在里面游弋

他还不能超越树的感觉——这软弱的孩子在

哭泣中睡着了……

向我汲取吧！

在梦中树对他说，我是牢固的

我知道所有沉没和没有沉没的土地

我还知道经常起伏在人化梦中的那块白色

大陆

陆地和海洋没有界限，理智和想象没有界

限，人和人没有界限

轻微的低语也能如擂木从坚实的海面上滚

过，鱼群象树叶儿

从脚印里长出来——不过，战胜我才能获得

这一切

（听，少女们在树子里歌唱

也许你该回到她们身边了）

孩子醒来时已是午夜，他头脑发胀，热情使

皮肤变紫

他扒下衣衫向山头：从此他不会说话，不会

歌唱

只会死命挥臂劈打那棵树

树沉着地回击，象个老练的拳击家不动声色

地把他反弹出她远

他变成一头饿狮，又撕又咬

血浸浸的月光年复一年从他峭岩般的掌边

溢出

树悲壮地歌唱，他第一次听见了树的颂歌

他感到树以最后的力绞紧他的身体，他挣脱

似地反扑

四周那些越来越低矮的山头如惊恐的猫咪咪

叫唤起来

夜幕被他火焰般的手掌摩擦得渐渐发白了

终于，树的枝干开始下垂

象贫血者悲哀的手臂……

这骄傲的拼搏者站上了树的位置

他的巴掌如大片的阴影罩住了太阳

于是太阳贴着山壁下坠，发山很沉很沉的

音响

于是高原被他的兴奋所感召，升上半空

雪山泡沫流溢，飏起少女之钟一样

洁白的回荡

他脚下的山峰因为树根的断裂而松动，脱离

大地

如巨到的舰艇从时间的河面上浮起

李白，惠特曼，埃利蒂斯是时间之河上的三条支流

梦幻的，混浊的，灿烂的三条支流掀着涌浪

从那孩子的眉间淌过，

而他的眉毛是冲不毁的，它们象芦苇一样生

长

树的儿子传说的儿子

破除了许多奇迹又创造了许多奇迹

他举着传统和一个时代，飞船成他胸前拇指

般发直

越过海口，大群的皇后鲸向他簇拥，水雾的

森林怒诞着

他感到阵阵进入白大陆的风……

在他身后，东方上升到无可比拟的高度

1983年中秋·金鱼村

*廖亦武《死城》 

          西元６８９１年，一头巨牛绕过棕色

          盆地，巴人村先知阿拉法威在临终时

          指着脚下说：“这个城市将围困你们。

          不管上帝是死是活。”

1

你跨过这道门槛。脚步那麽轻盈。白昼象根大蜡烛吱吱燃着。牛乳遍野。摧动弯角般铮铮发亮的双叶草。你的脚背被戳开个窟窿。你痛吼三声下肢爆出蹄来. 好一头神奇的公牛！斜日之光颤跳一下就熄灭了。遗下大滩蜡泪。我看看见你消融在浓稠的奶汁中。化作一股烟

雷鸣之夜。牛角乒乓撞碰以后。裂嘴的天空涌满

流泪的牛眼睛。其中一隻弹向有位姑娘的下腹

我呱呱坠地。成为你间接的种子。我清楚地记得你跨出过这道门槛。并对我说你此去不再回来。我臆想中的爸爸！终日独坐阶沿的我。淌着口涎。傻傻地对绿脸远游人笑。我在乞求谁告诉我你的消息呢? 生养我的驼背汉子分明站在身后

阴曆七月十五。传统的鬼节。墓地很热闹。象个大码头。冥河的船都在这儿靠岸。你摇着橹。桡片敲碎祭灵人的膝盖。很多类似祖母的嗓音在发酒疯。我人鬼不清想放声大哭。一团蛤蟆兀地窜进我的嘴巴。阴风乍起。生养我的驼背汉子扑地变成石龟。我依偎着它。摸彷女性给予它最后的柔情。我抠掉口中物。一圈圈拉扯自已的肠    子。我瞟见你在腰斩一个人让他的下半截跳到我面前问：

阿拉法威，我的裤子在哪儿?”

我回忆着你的血手。翻越重重白牆。隐隐有鸡叫。阴曆七月十五。坟头涨潮似地侵入城市。与人类的房屋对峙

我透过筛子目送赶尸人远去。我烧完纸钱鑽出山崖。蛇刺招摇冥河无迹可寻。缕缕孤烟宛如澹化的路。安然延伸。当银甲虫爬上树枝的时候。刚刚远去的黑点又飞快折回。迎面遁入我的心。

我是一座空城沉陷于另一座空城。世界宽敞。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鸱鴞如黑色报春花怒放于栅栏。野藤遮掩的橱窗里假面出没。赶尸人的吆喝不绝于耳。我的发根溢荡着尸臭。

鬼巷交错。人们却浸没于枕衾之欢。荒原悬空生长。草根扎入梦幻之土。你迈过每一道门槛走向锺塔。一柄转动的剑主宰时间。那就是自由国度的象徵吗？

１９８６年夏季海面。人类的轮船仍在颠簸。汽笛声声。惊起群群鳞甲耀眼的鸟。我的陆地受鸟的启示一点点绽露。象蓝藻攀爬的罎子。黯澹的夕阳刚好盖住坛口。筑成一座金翡翠之城。珊瑚逶迤。海马雀跃。浪柱象鲛人的舞姿重重叠叠。几串宝石项链遗落水上。

黄昏风是巨大的铜柱滚碾水域。隆隆之声从太古传来。挟持着泥泞寒冷和漩涡密佈的岁月。我听见急促的脚音自海下升起。遥望无际的男女划摆着龙尾。团团向新城膜拜。礼拜寺是凝固的火焰永远烧灼他们。圣主耶稣踞立寺尖领唱悲歌。声声血泪。天水一方。骑白马的新娘变幻若云。

万众应和。温情的黑面纱降临。祭品尼采被含泪的圣徒们活剐。他冒烟的筋骨扎扎移向城牆。细读用自己的皮拼贴的告示：

“上帝死了......现在我们正走向何方？

...............................”

馀音嫋嫋。基督先他而死。几个大独裁者在火刑柱上喃喃争吵着什麽。于是警车骤然尖叫。大桥坍垮。高速公路坠毁于万丈沟壑。一队队壮汉应召开进宫廷。象互相厮拼的木偶。大厦如纸塔在孩子胯间萎缩。纸屑横飞。分不清是桃花。人头还是煽动圣战的传单。狂轰滥炸之后。我的陆地沦落。只剩半边狮子腿在浊浪中呻吟。１    ９６６年冬季。嫦娥随异教徒私奔。愤怒的后羿射瞎了十个太阳。这幻想种族的文明全部付之一炬。有位诗人写道：

“当人的智慧企图超越造物主的智慧

他们的末日就来到了

...............................”

那一行行蝌蚪文使我着魔：上帝死了。谁来摆弄悬空的棋子？回音狰厉。我被自己的声音吞噬。我的皮肉象破旧的衣服自动剥离骨头。我的脑髓发痒。蚂蚁进进出出。１９８６年夏季海面。人世幽黯。尼采周游银河归来。祭品廖亦武正要在万众前自焚。几名员警将他从幻境拖往精神病院

2

我紧紧扭住床单。长廊尽头。开闭着催眠的玫瑰。梦游人缩成虫子吮食雌蕊。我倾听践踏花瓣的脚步慢慢逼近：一下。两下。铁窗外闪过女娲的脸。一支听诊器隔牆捅来。你浮现了。

牛角弯弯。腹下隐翘着鲜活的鱼。从你的形象里我找回了童年。鱼儿亲昵地逗弄着阴茎总有些母亲叉开双腿仰卧沙滩用经血蘸泡玲珑透剔的卵石。我逆水拐入小蟹的家。分食沙虫。几支水兵凫过我的腋窝。摺扇般的仙人掌一开一叠。砂粒传唱着红色的歌谣。我遇见顾城畅饮洛尔迦的溪水。问好的嗓音从罅缝传来。有法语、印加    语、希伯莱语

而你操着什麽语言。你的听诊器要把我导向何方？桃树成林。几位叫江河的大夫在追捕女娲。夸父、刑天、屈原、庄周等疯祖宗的器官全被宰掉了。我好歹逃出杀人如麻的桃花村。随你挤进喧嚣的广场。向全体疯子表演：

把第三代自恋狂人变成腰间挂着诗篇的猪。

畜牲遍地。暗示我的命运。一头红狼盯住我看直到溢出口水。我在你的掌心腾挪多次。阴影楔入围牆。象恐龙的变种。航太时代我伸缩着爪子。仰望苍空。金刺蝟颤慄。羽箭自唇间发芽。来呀你──恶魔。人类。手枪和幻术！我宁愿死于痴迷的决斗！看那月亮的蜘蛛盘绕着层层铁丝网。几个越狱的囚徒倒吊网中……

可怜的逃犯！他们的血衣被同类扒光。当作图腾的艺术挂入展览大厅──看啊。先生们女士们来了。鞋跟咯咯。手杖指点那空荡荡的袖口。我搭着玩具火车往返于病院与坟墓。旅客永远上上下下。面孔恍惚。辩不清人与尸首。我目睹他们的脑髓被製成治疗呓症的良药在每个车站出售

但是那高空之星多象一把把水晶雨伞啊！我的妻子等在那儿吗？我能一个电话打到时间背后吗？

你的一声冷笑就足以将一切化为乌有。天外有路。而我只有倒毙于此！九头鸟的翅膀是缥缈的阶梯。级级叠往更深的洞穴。闪电的铁手从里面伸张。朝大地划开五条河的流向。我的内部渗出五条裂纹。来呀你──医生。骗子。现实。屠宰场。我自已扯下咆哮的阳物给你吧！

3

有二十八隻右臂从背后搂住我。有二十八个声音轮番对我说闭嘴吧！我颓然栽倒。疲倦地摸索攫住我不放的根。我默数从根上萌发的绿手。从一到百

漫无边际的掌纹向平原铺展。我堕落其中。竟不知那一片属于自已。我只感到儿子们的声音在迷茫里变老。病室化作无声飞机没入穹窿。峰峦卧如母牛。预言家捏着密诀从奶子里游来

我只感到人间是那样寂寞。长城内跪满臂石像。泪水淤积成黄河的沙子。温泉大厦紧贴山壁。腐臭的热水丝丝滑下旋梯。灌入巍峨的穹门。公共汽车在门下生锈。风玲呜咽。泡沫乳房里暗藏刀子。两隻大蚯蚓鑽出人的鼻孔。绞在一起交媾

我默数着一生中寄宿过的客店。从一到百。远祖。太祖。曾祖。母亲。每个朝代的脸谱都从脑海里匆匆而过。最后我发现巴人村先知阿拉法威亮出绿手。伪装嫖客摸入暗娼馆

你的手势逗起我的情欲倖存的树桩蔓生触鬚寻觅渴望已久的荆丛穿透门楣穿透床单穿透林莽掩蔽的琥珀宇宙的电波源源不断搅动血液迴圈两张强弓无情对射两个半圆咬合一体外面紧裹着夏季异热喷溅星球超常运转白狗吞吃大象瓦片把星星砸得粉碎人类整个掉进地狱地狱整个掉进天堂将上帝砸个脑浆迸流谁在油锅里跳现代舞屁股    扭得象邓肯掌声大作你是神明你是魔鬼你是唐朝遗老还是咖啡馆的女招待所有鲜活的东西都排成一熘吧在永恆深渊之上叉开双腿形成又漫长又臊湿的历史甬道等待那根石破天惊的肉子捅进来！

泥土翻耕过了我的姑娘你浑身酥软卵巢子实动盪我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直到兀然认出你是我的母亲直到掀开你的第九层皮肤撞见女娲躲在里面啜泣五雷轰顶我抓起秽迹斑斑的家谱披发狂啸我拚命捶打下身祖宗八十八代的咒駡象愤怒的群蜂嗡嗡螫我。我喊：“阿拉法威！你这诱姦的贼！”

预言家倒退着潜入套间。亮出绿手

4

西元6891年。唯一的见证人去世。只有在黑皮书《巨匠的落日》里。记载了这桩罪行；

西元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飞机轰炸长江    流域。巴人村档桉库化为灰烬。《巨匠的落日》下落不明；

西元1944年。中国军队开赴南亚前线。我在行军途中误入一间空房。《巨匠的落日》失而复得。我边读边自己嚼完三包魔术饼乾。从此做了五千年哑巴。

5

   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已白髮苍苍

   满脸尘土。我彻夜独坐公园的长椅

   看风吹折多少气息奄奄的脆枝

   我挪动着半截残腿

   憋住气忍受昨晚、今晚……天又要亮了

   我盼望从椅后跳出一个乞丐

   语调凶狠。搜去我所有的积蓄

   包括那块小腿换来的勳章

   他能缓解我的创痛。任何敌人

   都可以用理想的复仇方法

   缓解我的创痛

   你也来吧。算算旧帐。灌我几口毒酒

   儘管你戴着高雅的礼帽

   我还是知道你脑后有牛角

   痴呆的幼年多麽幸福！

   那时你变化为牛。捉弄了我

   以后我们互相捉弄

   两败俱伤

   直到我彻夜独坐公园的长椅

   看死城里不分东南西北

   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你没有露面

   谁也没有露面

   我只好盯牢对面假山下的破门槛

   它多象老家的门槛啊

   在我儿时的阶沿下

   有个老太婆坐北朝南

   她伤心地摘下茄子般的舌头

   借着月光久久凝视

   上面镌刻着你的罪孽

   和一座名城的始末

   当她塞回嘴里

   高牆外传来诗人的狂歌

   天要亮了

          1986

*廖亦武的文学表达

作者：陈行之

                            1

世界很大，足以容纳两件事乃至于无限多彼此不相同的事同时发生，譬如，几乎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另一位叫廖亦武的中国作家在德国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包括德国总统高克在内的多位德国政要和各界人士，参加了10月14日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颁奖典礼。德国《世界报》网络版就此发表文章，做了很多论说，其中特别指出，廖亦武“的名字在中国不愿被提及。”

其实我也不愿意提及。很多朋友建议我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谈看法，我的回答是“没看法”。就在这时，又传来廖亦武在德国获奖的消息，又有几位朋友建议我谈谈看法，这次我实在不好意思再以“没看法”搪塞了，那就谈谈看法吧！

然而我马上就发现——就像《世界报》指出的那样——一个被我的祖国“不愿意提及”的作家是不那么好谈的，所谓“看法”也仅只是自我感觉在被允许的范畴之内，这样，很多本该谈的“看法”在我这里首先被自己过滤掉了，我不知道剩下来的“看法”还有多大的价值？权且说来吧！有聊胜于无啊！

                            2

廖亦武在颁奖会上有一个题目为《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的发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引述发言，一句话也不能引述，我只能谈谈看法。

依据理性，对历史现象和当下现象的解释应当是能够自洽的，至少要说清王二为什么不是张三，张三为什么不是李四，只有这种情况下的解释才是符合逻辑让人信服的。从这个角度说，廖亦武对“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的缘由的解释不能说是完美的和没有漏洞的。

然而作家对事物的反映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纯粹依赖理性，甚至可以说，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更加感性的方式观察世界和思索世界的。我无法确认廖亦武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异议分子，我对这个没有多大的兴趣，然而我从廖亦武的发言中看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家，虽然他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文学之外，甚至进入到了危险的政治领域，但他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却仍旧是文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尽管从理性上来说还不那么严谨，却恰恰是我非常赞赏的。

我认为，凡是试图对中国社会做出解读的作家都应当采取这种不排除政治判断的作家立场和作家姿态，严肃地回答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这应当成为中国文学必须担当起来的责任。任何逃避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作家都不能称之为作家，他们不配被称之为作家。体制内的作家是作家吗？我不认为他们是作家，不管他是什么行政级别，也不管他顶着多么耀眼的冠冕，原因很简单——他们所占据的文学位置决定了他们身份的国家色彩，而带有国家色彩的作家是不能被称之为作家的。因此，他们回答还是不回答中国问题也就没那么要紧了，所以本文不对这部分人群做讨论。

前面已经说过，我仅仅把廖亦武的话题视为廖亦武的文学表达方式，我是赞同的这种方式的。你不能要求作家立场与政治分离，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具体到廖亦武那个话题，我们可以认为专制状态下的国家统一无意义，反之，民主状态下的国家分裂也未必就是灾难，我想廖亦武也是这个意思，虽然他的表述更激烈一些。

值得指出是，国家分裂并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的主观选项。一个国家的最终结局——比如全面崩解——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只能依赖于历史发展的内在驱力，而这种内在驱力（既得利益集团对民众的掠夺压榨与民众的反抗）很有可能导致一种严重的社会后果，“国家分裂”不过是社会后果附加部分的另一种后果，换一句话说，如果历史的最终结局是全面崩解，那么，国家也只能分裂，这大概是避免不了的事情。由全面崩解导致的国家分裂（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是盘踞在国家之上的政治势力所为，而非作家乃至于更多柔弱无力的人的寄望。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说的就是这种因果关系，不管廖亦武怎样激愤地说“帝国必须分裂”，他一介书生是没有能力分裂帝国的，分裂帝国的只能是那些对社会和民众敲骨吸髓进行掠夺的人。

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看到，一种可怕的社会后果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了它的脚步声……从概括的角度说，廖亦武的文学表达是有意义的，也是合理的。 

廖亦武的意义也在这里。

                             3   

莫言满意地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

廖亦武绝决地说：“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我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现在的真实和将来的真实，我也无法想象和预见历史将会如何对这两个人做出比较和评价。

那就让我们心平气和地等待历史的裁决吧！

2012-10-18

*廖亦武：被遗忘的大诗写作

现代史诗、整体主义与新传统主义的长诗写作，这些长诗实践为后来海子“长诗”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海子的“长诗”则是传统与西方影响交错下的一种综合的“整体写作”。这种传统不仅属于中国经验与传统，也意味着与西方普适伦理的相关联。把这一类中西文化交融、诗与哲学兼有的“长诗”写作，我称其为“大诗写作”。

有关“大诗写作”的论述，在当代文学史上较少被涉及，即使像专门的当代诗歌史也较少涉及，但是，八十年代晚期这一诗歌写作现象却呈现出来，并标出了诗人在精神追求与书写高度，它是一种带有精神综合的高度、难度写作。杨炼早在《智力空间》中就对这种“精神综合”提出要求：“智力的空间作为一种标准，将向诗提出：诗的质量不在于词的强度，而在于空间感的强度；不在于情绪的高低，而在于聚合复杂的智力高低；简单的诗是不存在的，只有从复杂提升到单纯的诗：对具体事物的分析和对整体的沉思，使感觉包含了思想的最大纵深，也在最丰富的思想枝头体现出像感觉一样的多重可能性。层次的发掘越充分，思想的意向越丰富，整体综合的程度越高，内部建设运动和外在宁静间张力越大，诗，越具有成为伟大作品的那些标志。”[1]显然，“大诗写作”的诗歌话语，是一种难度与高度写作，衡量一个诗的价值与意义，大诗写作也意味着某种“伟大作品”诞生可能。它既是诗学本位的，同时也喻指了对人类思想探寻的某种可能。

在众多“第三代诗”中，我认为从诗歌文本的高度与质量来看，廖亦武的诗歌，特别是他的长诗创作，除了体现出某种诗人的道德勇气与文化良心，还对当下长诗写作具有不可磨灭的诗学贡献。廖亦武的《死城》堪称诗歌与思想的集大成者，既通过诗人作为时代的敏感触角体现出诗歌对现实的介入与批判意识，也通过展现“生命个体的自我迷失自我催残的心灵独白：血淋淋的暴露癖、歇斯底里的诅咒、呓语性幻想、失控的狂悖、亵渎的疯癫。”[2]显然，这里面对政治集权的解构与批判，一针见血，作者用自我分裂的形式直逼体制之痛，正如巴铁认为，“《死城》在全部的性历险和无意识叙述中，把个人与文化的‘性命’解体为两种互为表里，而又对立的生命元素，即性本能与宿命感；前者分裂为性倒错、性泛滥、性耗竭；它与文化历史的衰败和自我残害的内在生命意志密切相关；后者演变为命定论恶循环，死亡危机，它与传统文化的压抑和自我羁束等外在环境条件紧密相连。”[3]“廖亦武的实验性质尤其突出，主要表现在对现有存在价值、艺术和自我粗暴自虐，从而使诗歌从现实腐肉和现象遗址中树立绝对的、概括性的精神实体。廖亦武因为处境、艺术和自我传统的飞速嬗变，他的实验相应飞速嬗变，他依靠原始的生命力进行破坏，比如《杂种》。廖亦武的《巨匠》是这个时代对人类所能做出的一切检阅和一个总结，当我看《杂种》的时代，我被迫想到《巨匠》中“巨匠的最后一首诗”是“对诗人所含的悲剧性隐喻”[4]，从这些评论家对廖亦武的客观评价来，与他诗歌中的超前性、实验性、纯粹性、批判性，可能是我们当下没有关注到的。他在大诗写作，“融合诗与真理、民族与人类合一”，这里面的诗是诗学本位的，通过诗来介入真理的追寻，他从汉语写作走向了普适性的人性探求，他不仅属于汉语诗歌的贡献，同时也是现代诗歌对人类思想史的一种独特的精神贡献。

廖亦武的“大诗写作”明显地烙上了解构的印迹，既是隐喻、转喻，也是提喻的，甚至也有较多的“反讽”，是一种比较“激进”的写作，按野渡的说法，他们是“以反文化作为自己的起点，企望以诗的状态——即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状态，返回到本真的世界中，以期实现人对本真世界的重新加入，实现人对自己的本质的重新占有。这恰好呼应了现代人浩浩荡荡的回归自然的运动，是一次从失乐园到复乐的历程。”[5]比如《巨匠》，是这个时代对人类所能做出的一切检阅和一个总结，廖亦武的大诗所构筑的文本世界，既是理想的“乌托邦”也是生命在场的客观现实，我们在极度敏锐、紧张的艺术真实中找出当下文化语境的思索。他在诗歌中建构的感性的、真理的“精神实体”也令人感同亲切，他对现有社会价值、艺术和自我彻底颠覆会与生命解构，从而使诗歌向思想、真理敞开，不断返回到生命、艺术的现场，重读这类长诗，不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暴力、独断的现实困境在诗中的投射，这些现实困境不仅属于那个苦难的时代，也指向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困境，这种精神冒险与探索再现了“大诗写作”的永恒性与敞开性的艺术与思想魅力。

诗人廖亦武依靠原始的生命力与丰富的想象力，融合中西交错的历史语境，对当下的文化机制给予艺术化的颠覆与批判。诗人是果决的，执着的，“我将埋名隐姓。离群索居/阻断通往你们的门径/直到语言丧失，分享诸神的供品”（廖亦武：《幻城》）。他的诗歌对当下现实的沉思高度，以及对当下思维与意识形态的敏锐、自觉的批判，确认了诗人身上激情与理想之可贵，那种宽广悲悯与苦难意识的诗人情怀，以及大诗写作对当代诗学建构的能力，我想，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写作为数不多，这种思想的感召力、诗学的力量，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影响。他的诗歌已经构成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被刻入历史的丰碑。

[1]杨炼：《智力的空间》，谢冕、唐晓渡主编《磁场与魔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2]陈仲义：《诗的哗变》，厦门：鹭江出版社，1994年，第49-50页。

[3] 巴铁：《死城论纲》，《作家》，1989年第1期。

[4] 开愚：《中国第二诗界·引言》，谢冕、唐晓渡主编《磁场与魔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71页。

[5]野渡：《反文化：返归本真世界》，《百家》，1989年第1期。

（不跑博士）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

廖亦武的肉体意义

——廖亦武《中国冤案录》第一卷序 

我最近作文评述被遮蔽和被损害的当代知识分子。我说：廖亦武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肉体意义，是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曾和一群碎尸犯、强奸犯关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书生像他那样在底层卖艺挣扎多年之后，依然拥有一个如此强悍的肉体。依然在每个夜晚下楼去长跑5公里。依然坚持为活在底层的、活在冤曲中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立传，为一个时代写下最重要的、且被遮蔽了的证词。廖亦武的存在，向着孱弱的知识分子发出这样一个拷问：你的思想的强度，是否能够支撑你的肉体的强度？

在一种自由的政体下，肉体的强悍之于知识分子，显得并不必须。但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因为自由意味着一种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肉体不能支撑的部分，无法成为有效的思想。就像金钱不能支撑的部分，不是公共生活中的有效需求。这个看法来自廖亦武的显赫存在，对于我长年的刺激和震撼。 

在评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文章中，艾晓明从身体的角度理解林昭。与我对老廖的理解方式非常相似。艾女士下面这段，是我认为迄今最精彩的对林昭的解读。我摘录。作为阐释廖亦武的一种互文。

（影片）疏离了林昭本人、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子每天都要承受的、作为女人的身体经验；一边是疏离了观众——有着男性的身体或女性的身体，有着同样的食欲、性欲、生死爱欲的凡人的身体感觉。我们理解林昭不是光凭理念的，正如林昭成就她的信仰，也不是空穴来风；她以自己的青丝白发、伤痕眼泪、涌流或枯竭的经血、背拷180天的所有创痛以及狱中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肉搏……拷问我们对身体和精神的理解。林昭的血不是象征性的血，是她千百次疼痛着刺破自己、手臂创痕累累的血。正如友人吴敏回应这篇文章时说，因为精神上的剧痛远远超过了肉体，林昭承受了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之痛。而我还要说，她的身体，是“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的身体，是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的身体；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先哲中最脆弱的身体啊。在她之前，有过张中晓、与她同时者，有过顾准、遇罗克；可是我们何尝有过林昭这样在镣铐下、在不过双人床大小的囚室中以血书写了几十万思想檄文的身体？假如林昭可以变成我们的精神遗产，她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肉体的实践。林昭挑战了我们所有人理解女性的政治生命、思想生命和肉体生命的限度。 

多年前我还不认识老廖，在深夜的“自由亚洲电台”里，有幸听他朗诵诗歌《ts》。那一个深夜颠覆了我对朗诵的全部概念。因为那正是一种肉体的实践，是写作的继续。是用肉体的强度去抵御苦难，是生命往外面哗哗哗的倒。相比之下，金斯堡的嚎叫距离自己的肉体就显得太远。就像更早时候读老廖的长诗《三城》，读一遍下来已接近虚脱，心中就想这和诗艺无关啊，这种文字不知要多强横的人才写得出来。后来我替老廖找人把他朗诵诗歌《情兽》的磁带转成CD。录音师也说，这什么人啊，听得我一个人在录音室毛骨悚然，觉得天地都垮了----

《ts》是廖亦武在..当天写作、朗诵、灌制和拍摄的一首长诗。加上一年后的另一部《安魂》。使他被判四年的fgm徒刑。但这却是国内知识分子在..时期的恐怖中，几乎唯一的一场喊叫。廖亦武是一个误入白虎节堂、从此被政治裹胁的写作者。老廖喝酒时常说自己胸无大志，是对于政治和关乎政治的言说不感兴趣的人。据我偷窥也确乎如此，譬如他在朋友们开始讨论民主法治的话题时，逐步就会睡着。这似乎会有碍他的斗士形象，但并不妨碍当真正的zz苦难降临，当那些侃侃而谈民主自由的教授们闭门不出，老廖就惊醒。就以他的强悍的肉体粉墨登场。这是一个我至今不能完全解释的人物。不能解释到底是他思想如此粗糙而强悍，他的自由渴求如此根深蒂固，因此支撑了这一具反复受难的肉体。还是他的肉体如此与众不同，如此埋伏能量，暗藏杀机。能让他的写作即使呆在一个专制主义的牢房，也能获得最大可能的解放。

老廖常说，如果可能宁愿出去吹箫卖艺，和一帮搞音乐的朋友混。也不做这个冤案访谈录了。但大家就开玩笑，说老廖啊，人家抓你、抄你、搞你、日你，你还天天半夜起来长跑5公里。你娃也太狠了点。这能让人家放心吗，能不严防死守你一辈子？这时候老廖就现出一副苦相。仿佛长了一身贼肉，就要如此。是没办法的事。这让我觉得老廖的良知，不是从脑子里养成的理性，是从肉体中生出的一种意志。因此廖亦武真的不是什么斗士，他就是一性情中人。一个血气和良知拌在一起的、知书而不达理的家伙。 

这不是贬损。而是一种赞美。何谓良知，看老廖出狱之后，再历经磨难。对比他的写作历程，与充斥着中国知识界的各种犬儒式的写作。你会发现良知其实很简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良知是不会从养尊处优的肉体中生出来，良知是不会在高头讲章之中获得辩护的。对官方学者和作家们来说，写作是职业，是特长，是精神的按摩。但对老廖，写作的意义几乎只有一种，就是挣扎。

2002年秋的一个夜晚，老廖和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完了各自回家，他去取自行车，被等候了几个钟头的警察带走。深夜宋玉给我打电话。随后反而安慰我，没什么，我都习惯了。一般过两天就会回来。第二天果然放回。然后一周后的凌晨，闪电般的抄家。这一次起因，是我们都有参与签名的wlx发起的关于阿安扎西活佛案的公开信。之后我在关天茶舍转贴了他《中国冤案录》的第一篇《严打幸存者左长钟》。许多认识不认识的

朋友都来帖子后面发言。如作家冉云飞、汪建辉、唯色、杜导斌和律师秦少华等。这个帖子也收在本书的附录中。当时我在帖子后写道：

在83年严打中，还有许多依然幸存或呆在牢里的人，能为他们做一个访谈，将具有极高的价值。可惜也只有像廖亦武这样被当道者打入另册、在底层和dj的蹂躏中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才有这样的勇气来从事这样的真正有良知的写作。

在一种频繁地被独裁者打断、监控、绑架、抄家、遣返的生活中，坚持下来的有良知的写作。令人流泪的写作。

老廖与左长钟一样，是被羞辱者，被践踏者。老廖的意义早已和诗人的意义相去甚远。他的生活早已全无诗意可言。他甚至根本已没有私生活。他的生活不断地遭遇当道者留下的大粪和罪恶，不断被当道者强行插入，不断在夜晚和凌晨被身穿制服的人带走。不断的在亲人眼前无端的消失，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消失。他在无力为继的生活中所坚持的底层访谈和冤狱访谈，是令那些以社会底层的保护神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令那些空喊与失败者、与穷人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无地自容的写作。

对曾经的诗人廖亦武而言，活在这个国家，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灾难。

像狗一样的活着。然后写作。写作仅仅为了见证像狗一样的生活。 

有时候我庆幸、有时候惊讶，上天把这样一具肉体给一个中国当代的知识受难者。祂要做什么？我想神是需要一个见证人。我有时觉得廖亦武就是神的选民。不是选他为万世开太平，不是选他为这个卑微的国度做到什么。这种宏伟叙事会严重超出廖胡子的理解能力。神只是让他受难，给他一副像我这样孱弱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强大肉体。让他难时还有力量抬头去观察和他一样的难民。然后把这一切记下来。就gcd不存在、就当.没有统治这个国家一样的记下来。正如老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活下去》第四卷的名字，《证词》。老廖在90年代之后的全部写作，都是在为一个时代提供部分被遮蔽的证词。从最浪漫、最湿润的诗歌，退回最纪实、最干燥的字。老廖的真正的肉体写作，最尖锐的证实了，在一个极权的时代诗歌是如何消失的。

后来结识老廖，他说自由亚洲电台那个朗诵是电话线上即兴的，不够好。以后我果然听到了更令人窒息的哀号，和着他的“箫与啸”。许多年来，老廖每年都要制作一次《屠杀》的朗诵盘。理由似乎是形而下的。就是拿来验证自己经过一年的磨难，生命里剩下的能量还够不够做这个朗诵。看看这具肉体还有没有弹性，还有没有废掉？这个理由曾经令我震吓。我从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思想一样的自信，也未对自己的肉体有过像对自己的思想一样的要求。因为我想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是用思想而不是用肉体思考的，也是靠思想而不靠肉体去谋生。曾有一个同道的朋友开玩笑，说到了监狱千万不要刑讯逼供我，我信得过我的精神信不过我的肉体。身上的苦不能捱啊，一打我就什么都招了。我说我想来也是。

但看廖亦武，和看林昭，让我觉察到一个残酷和尖锐的事实。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做一个知识分子，你就必须首先做一个体力劳动者。你不是仅仅用笔或电脑，更要用你的肉体去思考，去表达。在这个时代，仅仅用笔、或仅仅只准备用笔来表达的人就是犬儒。这是今天一个思想者、一个准备做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的命数。你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要把自己的肉体放进现实。就要先问，我的肉体是否足够支撑我说出和坚持真理，支撑我必要的勇气。

不是说我们必处在监狱生涯或刑讯逼供当中，才能考量肉体的张力。也不是说一个自由的写作者就要随时准备丧失肉身的自由。对一个文弱书生而言，肉体其实是一个随时随地的维度。譬如老廖对自己肉体力量的虚弱，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诚实。他讲起在北京上访村采访。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真是过好了。若是5、6年前，可以和上访户们睡在一起呆个把月没问题。但现在呆几天就受不了。你思想上想和他们站在一起，你的理性告诉自己应当如何如何。没用。你的肉体先就有反应，产生抗拒。老廖说那里整个空气，对理性而言是弥漫着冤屈，但在肉体而言弥漫着的却是一种病毒。住久了就让自己不适，甚至会生病。

老廖的写作和我不同，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同。因为他的写作历程就是赤裸裸的肉体历程。他在写作、访谈和受难中不断彰显着他之于知识界的肉体意义。当老廖说自己在上访村待久了要生病，我想当代中国没几个知识分子有脾气说：我就不会。廖亦武之肉体尚且如此啊，当我说我同情那些上访者、同情那些乞讨者时。我也许仅仅是基于理性，基于观念的力量，而在强迫和说服自己同情。我的肉体和我的灵魂一般强度的同情他们吗？我想起去年在遂宁步云乡调查农村选举的那段日子。不隔天到镇上吃顿肉，真是受不了。尽管我也一身贼肉，但我缺乏的显然还是某种肉体的力量，一种能够与思想的强度相般配的力量。

这并非一种民粹式的、对于卑微者的肉体崇拜。不是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劳动改造，要和上访者一样衣裳褴褛，才够政治正确。但肉体之于知识分子的意义有两种。一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处境，使我们的肉体得到彰显，漂浮在精神世界的上空。肉体的强度支撑着我们对自由的坚持。但这一点却是知识分子很少敢于承认的事实。第二，正是意识到肉体的孱弱，肉体对于普遍正义的天然抗拒，使我生出一种强烈的自省。以往，自由主义总强调面对理性时的谦卑和知识者的道德自省。但这却是另一种自省，不是出于对理性的怀疑，是出于对肉身的怀疑。

如果说哈耶克式的谦卑，更多来自前一种。廖亦武式的谦卑则主要来自后者。尽管他拥有这个时代几乎最强悍的属于知识分子的肉体。尽管他尚未完成的《中国冤案录》在我看来，是这个时代最显要、最杰出的非虚构文本之一。但老廖摸着他的光头，坚持认为吹他的箫，更让自己觉得自信，觉得无愧。而写作。写作不过是一种苦难。

如果你像廖亦武一样把肉体放进来写作，你的确很难把写作当一种值得炫耀的才华，甚至很难把自己的作品声称为一种成就。因为有了快感你就喊，和有了苦难你就喊。之间实在差得太远。（王怡） 李啸天

*廖亦武：亡诗人海子邻居孙文

老威：您是海子的邻居吧？ 

孙文：应该算。当时我住海子楼上，是整幢楼唯一与他有交往的人。海子相貌平平，但性格内向，对于沉迷于诗歌幻觉的他来说，邻居是不存在的，就是整幢褛也形同虚设。 

老威：您写诗吗？ 

孙文：我不写诗，我是学工科的，后来做了海子的同事。我喜欢和艺术家交往，因为这种交往没负担，不带功利目的。你瞧，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同贵州的诗人、画家混，他们非常朴实，与海子有共同之处。你认识马哲吗，就是腰扎草绳子，朗诵起诗就斜着肩膀朝天上窜的那个。海子的个头与他一般大小，但性格两样，王子与乞丐吧。这是不恰当的比喻。 

老威：您经常与海子一起玩？ 

孙文：也不经常，就是喝酒的时候在一块。我们都穷，只偶尔下馆子，多数还是买点下酒莱在家里喝。海子的房内非常简陋，就桌子、床，还有个小收录机。有段时间，他墙上贴着女朋友的照片。其它全是诗稿。写着诗句的便条，整理就绪的手稿和到处堆放着的打印诗集。海子是从安徽农村考上大学，并迷上写诗的。在他的老家，也许几辈人，几百年也没出过一个诗人，因此和所有同样经历的孩子一样，他写诗也和读书一样刻苦。他渴望发表，渴望得到诗坛的承认。这是很感人的。他留校，分在校刊编辑室，应该算一份清闲的工作。可海子一天到晚都在忙。我没见过这样写诗的，亡命得像牛犁田一般趴在桌子上。自从1985年，他就半年一厚本诗，《土地》、《太阳》、《遗址》，全是天马行空，浑沌初开的事。你感觉这人不是用手用脑，而是煽着巨大的翅膀用鸟嘴在啄诗。昌平这地方，也没个玩的，也没个去处，可打印社还有几个。海子经常自己掏钱打印诗集，然后一大捆一大捆地朝外寄。现在的市场眼光，觉得不可思议，但80年代就极正常，各地的诗人都这么干。海子工资的一半，就用来干这个。另外还得拿出一部分寄回家里。只有天晓得他的日子怎么过的。当然偶尔也有稿费，但是太可怜了。80年代，海子的知名度还比较低，现在连篇累牍吹他的评论家，过去根本就对他不屑一顾。那时候，大家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在"朦胧诗"、"第三代诗"或"口语诗"，海子与这些都不搭界，所以，哪怕谢冕这种比较全面的诗评权威，也从没有在文章中提过海子这个名字。海子平时沉默寡言，然而一喝酒，就滔滔不绝，他的乡音挺重，话说快了就令人不太明了其中的意思，好在我这个听众比较没个性，说啥都点头。海子就吹得更欢了，有时还站在床上对我打比方。只是有一次，我忍不住同他争起来。我是为他好，我认为当前出名的诗人都挺入世的，而他的诗却出世得非常远，方向有问题。这下惹祸了，他跳上跳下缠了我一晚上。 

老威：您不太了解情况。其实在80年代，海子在四川还挺有名的，几乎所有的地下诗刊，如《现代主义同盟》、《汉诗》、《中国当代实验诗歌》都推出过他的作品，包括我当时办的文化馆刊物《巴国文风》，也头条登载过他的《龟王》、《初恋》等六篇寓言。外省诗人能在现代诗歌的圣地"延安"有此出息，也算绝无仅有。 

孙文：民间刊物顶什么用？又没稿费。 

老威：四川与其它地方不一样，这儿解放前有袍哥，这种黑道传统延续到80年代的诗人这儿，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学江湖。在江湖上走动的人，是不屑于与正统文坛合作的。你若是"招安"，他没准哪天黑道性子发了，就会反出朝廷。事实上，80年代的许多诗人，都满足于在地下诗刊发表作品。因为"江湖"比"朝延"更有吸引力，更实在。流浪诗人马建、郁郁、万夏、李亚伟都曾在我家免费食宿多天，来的时候一拱手，报上大名，出示某江湖朋友开的路条，就安营扎褰了，走的时候还得把酒饯行，奉送路费，开路条给下一站好汉。可惜海子没赶上好时候。 

孙文：海子也到过"延安"，可结局是什么？1988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坎，这年，他怀揣几万行诗，绕了大半个中国，他这辈子从未走这么远，虽然在诗中，他已抵达了银河系，太阳诞生的瞬间。他歌颂过屈原，把自己看作是屈原在几千年后的化身，可是屈原是极其人世，极其政治化的，这是被报国无门所造就的诗人。而海子的国比屈原的国更大更虚无，也更不堪现实的打击。他在外"游历"几个月，回到昌平后，人都瘦变形了。我看得出来，他没找到知音。当然回想四川之行，他竟哭了起来。你说得不错，四川诗人有袍哥习气，你到哪儿，得一一拜码头。成都的小街小巷众多，比八阵图还复杂，海子没出过远门，在灰蒙蒙的环境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自己神交已久的某某人，不料对方虽然推崇他的诗，却不会把赞词挂在嘴边；四川诗人自我感觉好，不会在乎任何人，因为诗坛的三大主要流派"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都出自四川。海子遭冷遇，或者被某个码头的舵爷上课都是意料中的事。可在作品中多次称王的海子受不了，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既然不能像列宁同志说的那样，"凭国际歌找到同志和朋友"，那就只有坐在街沿上，面对异乡的街景流泪的份。几万行诗从离京开始就一直在他兜里，几个月了，从北到南，在诗人像农民起义一般纷纷揭竿而起的年代，竟没谁提出要看他那以东西方的历史渊源为背景的宏伟史诗。一位成都的非非诗人曾请海子喝酒，并趁着酒兴，当面夸他的史诗才能，称之为中国独一无二；海子闻之欣喜若狂，立即引为知音。不料几个月后，这人在小报上发表文章，把海子奚落得一无是处。海子沮丧极了，他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可以说，此次旅行为他日后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老威：您的意思说，四川应该为海子之死负一定责任？ 

孙文：向灵魂投毒是比较高级的谋杀，虽然在法律上不构成证据。前不久，你们四川的那个"鸟巢"学者，不是自称是死者的朋友及知情者，写几万字的悼念文章，挣稿费吗？其实他和海子八竿子打不着。不管你吹嘘现代诗的延安也罢，黑道江湖也罢，总之，我对四川人没一点好感，太势利太肉麻了。 

老威：我也肉麻吗？ 

孙文：对。 

老威：您好像在替海子出气。如果您是西川或骆一禾，那种与海子同宗同源的诗人，我就和您干了。除了通过两封信，我又没见过海子……罢了，难得您这么心疼他。 

孙文：他死了五年多，谁会料到这么多不相干的人会冒出来捧他，掀起"海子热"。有些小青年还奉他为鼻祖，到他的出生地去寻根，北大还举行过不少纪念活动。女大学生们，一提他的死，一提骆一禾、戈麦的死，就潸然泪下。还有死在前头的朱湘和老舍。我不管这种前仆后继的自杀传统光荣还是耻辱，我只知遭海子生前如果得到目前的＋分之一的热闹，就不会自杀了。他想得通吗？与他同种路数的西川上了中央电视台？他才二十几岁，怎么可能看透爱情、荣誉这些东西？那次游历，他还专程去过**拉萨，那儿神圣而清澈的风光，与他的"大诗"相配。然而，海子却没留意种种圣迹，他愚蠢地爱上一位女诗人，人家已有孩子丈夫，从年龄上几乎可以做他母亲了。他撒着酒疯追到人家的卧室，结果被赶了出来。丢丑呵丢得不值，若遇上90年代的小报记者，早把这花边新闻炒得沸沸扬扬了。海子不能沾酒，一沾就失态，与平时的老实巴交形成对照。有一次，朋友招待他泡酒吧，他见有人唱通俗歌，就按捺不住要朗诵诗，还缠着老板要用诗稿付费。搞得朋友们都挺尴尬，只好把他硬拖出来。人年轻，当然不习惯孤独，不习惯穷，但许多人都在熬。写诗的前几年，也没见海子有什么反常啊，可后来，他有幻觉了。这种幻觉一旦进去，就不容易退出来：几个朋友的高度评价，仿佛不断向烈火浇油。他的诗越写越大，越写越远，这虚幻中的激情使他抛弃现实。这方面，我承认他是想象力的大师，可这种想象力和凡人没关系，凡高超前，然而他的画是直接在每个人的眼前爆炸，你来不及思考，就被过分的光芒所刺痛。海子称凡高是他的"好哥哥"，凡高教会他想象却没教会他"承受苦难"。苦难是地里长出来的，海子才二十多岁，还来不及长出苦难，长出苦难的孪生姐妹——对人类无怨无悔的爱，他的想像力是空的。诗是要人读的啊，而读诗并不是人的第一生理需要。在诗中是神，在现实里，他却需要凡人的荣誉和爱情。昌平是不毛之地，又没名胜没名人，海子住这儿算最大的名人，所以，除了几张烂熟于心的面孔，没人专程赶来喝西北风。在寂寞之中，海子也练过气功，结果由于方法不当，练出了幻视和幻听。 

老威：你见过海子的女朋友吗？ 

孙文∶远远地瞅过几眼，好像是黄昏散步回屋，女孩走前面，他落后好几步，低头吊在后面。海子腼腆，女朋友一来，就照面也不打。当然，也可能是关系不太牢靠，他不愿意介绍。女孩在城里读书，他们平时见面也不容易，只有放假会到昌平呆几天。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分手了。听说这女孩是一位评论家的表妹，崇拜海子，因为她的引荐，海子在内蒙的《草原》和《诗选刊》都发表过不少长诗，其中追念屈原的诗剧《遗址》很受读者喜爱。看来，真正欣赏他的还是蒙古人，其中有个叫阿古拉泰的，至今还在呼和浩特当编辑。 

老威：这女孩是海子的知音吧，真可惜。 

孙文：女孩的表兄也是海子的知音，前几年，也去世了。这冥冥之中，有一种捉弄人的力量，仿佛海子和他的知音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他们提前走了。这是另外一种人生。 

老威：海子临走前你见过吗？ 

孙文：那天很早，他就来敲我的门，一声不吭坐在哪儿，然后站起来告别。我说："告什么别，你又不是不回来。"他说："我要出远门了。"声音怪怪的。我本能地打了个寒战，可仍没意识到会发生什么，就问："你想调回城里吧？"因为那段时间他老往城里跑。我听说芒克、杨炼和唐晓渡他们搞了个"幸存者俱乐部"，印了刊物，还搞过大型的诗歌朗诵会。北京是首都，什么都挺正规，包括这种民间性的自由组织。海子与芒克、多多、杨炼相比，只能算小字辈。但他还是定期大老远地跑去，参加作品讨论。有一次，大伙对他的几部长诗进行批评，口气武断了点。他嘴笨，辩驳不了，只好抱着他的命根子闷闷不乐地回昌平，失魂落魄了好几天。我感觉，这对他的打击比四川之行还大。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诗人们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四川的袍哥诗人锐气不减，北京的芒克、多多、林莽、一平、杨炼、田小青也写出了数量可观的长诗，比资历，比才气，比活动能力，谁又在谁之下呢？这很不好评判，至少那个时代在北京的评论家没作出评判。这显然动瑶了海子的信念。他在诗中写道："与其死去，不如活着！"而现在他凭什么活着？天下这么多自命不凡的诗人，何时才能出头？这是我以后才想明白的，而那天早上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走。那是1989年3月26号，天气晴朗，海子身穿白衬衣，蓝裤子，肩挎一个军用书包，发也是新理的。我从没见他如此整洁过。我站在窗前，目送他在人流中穿行。 

他太显小了，像个去春游的中学生。我不知道他已经将遗嘱留好了，除了整理好的2⒁多万字的诗、散文、小说和日记，还有一张特别声明的纸："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接下来的细节许多杂志都披露过，他搭车于当日下午抵山海关，并在最后一班归程车开走之后，独自在站台徘徊了儿个小时，并沿着铁路朝郭家营方向走。天色渐暗之际，一列货车缓慢地过来。他让到一边，然后从列车的中段钻入，顿时被车轮碾成两截。 

老威：你参与了海子遗物的整理吗？ 

孙文：我虽然是海子的邻居，但不是你们诗歌圈的人，因此无权接近海子的遗物。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后来，那场风波开始了，大伙都冲动起来，忙着游行、上街，诗人之死就显得平淡了。当然，诗人们也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许多人还捐了款，但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大伙去做，况且，海子毕竟是小字辈，号召力远不及北岛、芒克。 

老威：你参加过海子的悼念活动吗？ 

孙文：参加过一次，小型的，也就是校内几个同事。当时海子的母亲来了，一个农村老大娘，已经气糊涂了，见着我们就下跪磕头，我们急忙扶住，凑了一笔钱给她。唉，太惨了！海子本名查海生，家里世代务农，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北大毕业又分在京城工作，这一下，全家的精神寄托都成泡影了。这海子！临死也不想想家中亲人会怎样！ 

老威：海子的死对你有没有影响？ 

孙文：开始没感觉出来，因为凑热闹的场面太多。随着岁月的流逝，日子还得像从前那样一天一天地捱。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楼下曾经住过一位叫查海生的诗人，小个子，大眼睛，两道浓眉。他留平头时，有点像日本的留学生。唉，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他说他要出远门，我习惯性认为他准会回来。现在，他啕房子已经住了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可能再串门去找他了，这种损失别人体会不到。海子不回来，昌平也就没意思，我不久就搬回城里了，离圆明园不远。 

老威：去年顾城杀妻之后，也自杀了，倾刻间，海内外掀起了"顾城热"。有的文章把顾城之死和海子之死进行比较，认为…… 

孙文：我评价不了这种事。我同海子是邻居，天天见面，尚且不知道他要去死，我怎么可能了解顾城呢？他死在外国，风景妯画的新西兰，比海子浪漫多了。可他干的事不太浪漫。他得到女人的爱太多，一旦别人不像过去那样百依百顺，他就受不了。妯果把顾城得到的宠爱，得到的机遇分丁点给海子，他至今还欢天喜地地活着呢。就是死，也没有公平可言——我是俗人，只能说这种俗话。 

*异端开辟野道——廖亦武的写作

我不得不承认，老威作为诗人廖亦武的影子替身、绰号笔名，是个名符其实的冒险家，这就决定了他写作的特别，偏激、怀疑、批判、露骨兼及混合着多种复杂滋味的感伤，因而与这个时代一般意义上较为固定的写作基调——拖沓、平庸、舒缓、讲究隐忍体面的写作方式，不大相同。一方面固然源自他本人起于青萍之末、长于寒素之家、混迹于草莽之间的生活经历，这种来自弱势群体的底层生活注定了他与民间是血肉相连的，而不是一般知识分子为了装着平等的样子，利用民间来作为点缀自己思想谱系的装饰品，进而对民间厚土的滋养，所采取的杀鸡取卵式的巧取豪夺。另一方面，以老威对历史的观察和现实的熟稔，他深知强权者对历史的任意阐释和摆布，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可以使历史变成任由人打扮的小姑娘，而这样公然的掩盖真相，是老威所不能接受的。对此，唯一的解药便是不少人所信奉的自欺，但老威似乎不服这包药。

于是他利用生活之便，与酒鬼、流浪儿、乞丐、瞎子、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混混、三陪小姐、梦游者、老右派、老军人、老知青、老地主、算命先生、民间艺人、同性恋者、碎尸犯、神医及其信徒等人打成一片，混迹在一起，并借机采访他们，从而撰写成《漂泊——边缘人访谈录》一书。老威用自己嬉笑怒骂的提问，来使被采访者按其想法“就范”，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他所留下的底层真实，是他按自己的想法所能采集到的底层真实，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价值。它既不同于斯特兹·特克尔《美国梦寻》里的雇佣枪手、民歌手、漂泊的军人子女和印帝安人，也不同于卡内蒂《耳证人》中所创造的延缓术家、纸醉鬼、迷魂演说家、告密员。当然如果我们对老威和廖亦武联袂所搞的文学活动知道得更多一些，我们就会知道老威所采访的底层人固然有其阶层的生活特性，但此中又何尝没有廖亦武诗歌活动的外在折射呢!正如他所写的《活下去》三部曲之一《黑道》里，借其中的诗人恶棍之口评述诗人阿拉法威（亦即老威）：“‘北岛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是杂种阿拉法威的时代，’恶棍不怀好意道，‘他是白痴、天才、圣者、巫师、走街窜巷的卖艺者及大骗子联合操出来的。’”与此同时，该书又提及“廖胡子也在一篇文章的卷后语里宣称：‘自古以来，诗歌就是臆想狂、醉酒汉、自恋病人和走街窜巷卖艺者的神圣事业，我们只能扑倒在自己这个传统里。’”不特如此，《漂泊》里的许多采访细节，与《黑道》有不少的暗中勾结。阿拉法威的四舅告诉他，“我残生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你大舅，人也好，坟也好，不负早年生离死别之约。”《老军人廖恩泽》里就有这一细节的翻版。《漂泊》与《黑道》的精神勾结是显然的，不同的只是形式之别，前者是新闻采访，后者是纪实小说。

《黑道》的副标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下文学野史”，纪录了众多离经叛道的先锋诗人的左冲右突。或许由于精神上的内在勾连，廖亦武以朦胧诗之后的诗人身份主编了《沉沦的圣殿》，作为纪念以《今天》杂志为主的地下诗歌前驱们的丰富文献，其副标题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这种承接不只是形式意义上的，而是骨子里的指引和精神召唤。 1949年后到80年代以前，中国的小说之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好作品，与人们的世俗生活，被强加于其上的泛政治化所剥夺有关。这样深刻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阿城在《闲话闲说》里的阐述。我们可以顺着发挥一下，这就像太阳未经臭氧层的阻隔过滤，直接照射大地，不仅不适合万物的生长，而且会烤焦一切。如果民众有着正常而健康的世俗生活，民间生活自然就勃郁旺盛、五彩缤纷，那么底层就不会只是苦难的渊薮，可惜这一切离我们还多么遥远。设若每个人都有自我活动的私人空间，以及自行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并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拒绝强权所主宰的公共表达对私人空间的侵蚀，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有进一步的提升。老威选择民间作为自己写作的支点，不仅是与主流话语对抗，而是通过个人的表达，给这个还不能充分表达个人观点的社会，以更多的个人表达空间，汰弃人们所遵循的大概率价值观，使真正的自由表达成为人们的权利和生活习惯。

老威的写作离经叛道，锐利前卫的诗歌，切入生活内核的采访，是对现实生活重压和精神生活荒芜的真切应对，切中我们周围的毒素。大有刀锋过处，脓血出焉的功效。但是老威是复杂的，他反强权的武器，不经意间用的正是他所反对的东西，比如武断。这种行文格式在其写作中似乎形成了某种习惯（当然用此进行调侃不在其列，而且《漂泊》比《黑道》更宽容且不失写作个性）。这是一种近于宿命的二律背反，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都难免不蹈入此种万劫不复的厄运之中，不少人打着革命的幌子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这就是灾难的中国及苦命的中国人生活之写照。对此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楼主：敌人韦小宝1999年9月16—18日于成都反动居   此文曾刊载于《读书》杂志2000年第四期

*.非如此不可

——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 ”。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这意味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天阳光明媚，一个“新闻事件的目击者”与一个“社会底层的见证人”相遇了，他们的相遇具有某种戏剧性的巧合，因为他们的相遇已经间隔了１５年，这１５年已经使当年的先锋诗人或者先锋小说家，变成了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的稀有的另类。

我们都生于１９５８年

卢跃刚：如果这次见面提前到１９８５年，那该多有意思！那时你是有名的先锋诗人，而我写小说，并且都是丁玲主编的《中国》的作者。

老威：我们都生于１９５８年。还有吴滨、邹进、周忠陵、王朔，都属狗，狂吠着文学梦，非常青春，可惜，眨眼功夫大家都４０出头了。

卢跃刚：你现在还写诗吗？

老威：这是个没有诗意的商业炒作的时代，如果还坚持写诗的话，我就成了卑鄙小人。１９９０年初的一次突然的转折，我被抛出文学界，经历了漫长的苦熬，脱胎换骨，与文坛彻底没关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诗人的角色被抹掉之后的产物，我熬了十年，变成今天这样一个“记录者” 。

卢跃刚：你的“底层访谈”我两年前就看过一些，当时感到诧异，在我的印象中，诗人是相当主观和自恋的，很难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有的评论家称你的这种写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可我觉得有炒作之嫌，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就新闻采访的“原生态”向你提出质疑，如果这部书不从新闻学角度而从文学角度来定位，我认为它的内在解释的空间与张力就大得多。

老威：这个意见你通过朋友也给我转达了。说实话，它很难操作。你知道劳动人民的语言是非常松散的，他们没有经过语言训练。你做采访是带着新闻记者的身份下去，谈的话题相当集中，比如说调查案件，你促使对方围绕案件来谈，对方也知道谈什么事。但是，这套记者方式对我不适用。特别是你作为中央大报的记者，一旦切入武芳被毁容一类的冤案，就带有伸张正义的道德色彩……

卢跃刚：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人面对社会邪恶都无动于衷的话，同样的事情说不定哪天会突然落到你我的头上。

无权势者无历史

老威：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种力量。像我，没工作，没角色，曾经混迹于底层，靠吹箫维持起码的生计。我与人交往，不能带笔和录音机，一旦动了采访的念头，或许就啥也得不到。人的本能都想展示成功和辉煌的一面，我唾弃这种可怜的成功与辉煌，我往往是一次又一次地与底层的人交谈，更多的时候是听他们倾诉，过程太漫长了。或许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能让你脑门一震的，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或者一个细节。我曾与遗体整容师谈过八次，你相信不？我还为他吹过箫。我就是个会吹箫的无用的混混，但是能为与死尸打交道的人吹一曲我很荣幸。人是渴望倾诉的，但因其角色的卑微，没人肯听肯相信他的倾诉。久而久之，没人肯倾诉，大家都学一些政客、明星、商人，戴着假面具过日子，到最后连说出内心真实的欲望也没有了，或者已经忘了自己还有内心。无权势者无历史，武芳如果不被毁容，如果不被披露出来，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她人性的另一面。在我看来，你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哪怕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而我呢，八十年代主动选择过，比如做精英倾向强烈的诗人，但后来，却不得不沦入被埋没的无声的历史中。我知道失去言说权利是个什么滋味。嘴长来干啥？难道只为了吃饭、喝水？

卢跃刚：我是八十年代中期进入新闻界的，以前迷文学很深。文学这套观察的方法我觉得毫无疑问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事情，不论是体验、写作都是个性化的。我认为八十年代整个的情况是启蒙和精英写作。我们都知道精英写作有一种使命感，当然这与我们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代人，一旦进入社会，是有特殊价值的。因为在一个总体的历史感下就是记忆，记忆要显现、要恢复、要复原，就是说它的文献性超过它的文体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就是记录历史，记录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如果有的东西不去记录，很快就会消失。这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哪怕一句话、一个眼神。另外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有社会的背景。你刚才谈到的写作方式使我为之心震，也许，你不单是记录事件，更是记录人的灵魂，或许是卑下的、残忍的、赤裸的、虚伪的，但的确是构成这个社会历史根基的活的灵魂。如何保持文本以后的价值？这是你的问题，也是我自己１０多年一直在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严格来讲与我们的记者行为是不相干的，我对很多事件调查的方法也不完全是新闻的方法。

见证性永远超过文学性

老威：无论怎样，你是一种主动的重新的选择，我们以前都搞文学写作，而在选择过程中的差别又如此大。像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他们基本上延续了八十年代的那种状况，如何通过哪个渠道出国，或争取更大的文化上的名声，都有了驾轻就熟的路数。人到中年有一种理性的操作在里面，包括写小说的余华、莫言、李锐等人，当他们面对世界发言时，这种操作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可在我这里，我觉得还是一种被动，我八十年代有很大的文学野心，诗也写得无限度的长，意义非常复杂，这是一种自我选择。当一个人突然面对一个事件，觉得心灵上过不去，结果啪的一下被摔下来，这以后文化环境全变了。社会太冷漠、太势利，除了上面谈到的操作层面上的诗人、作家外，剩下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在做书商，多出几趟国，多出一些书。过去有追求的这帮人的确是跌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比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商兼作者张小波，他在八十年代就是一天到晚琢磨如何发表诗，这个人如今却能把这本书操作出来，还操作得特别成功，当很多学者去反驳他时，这个人暗中笑得很欢。因为其代表中国说不可以赚票子啊！这帮人玩技巧可以玩到这种程度，的确叫人心里发冷。莽汉主义的万夏，一套《黑镜头》，赚了近千万；还有×××，当时做《魂断激流岛》，一次性５万元买断了某个当事人的全部资料。包括通信、照片、日记、甚至爱情的信物。他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而我在１９９４年时，的确所有的生路都给堵死了，如果有那么一点出路，我也不会选择沦落江湖。除了周忠陵我没有任何一个朋友，要重新混入文坛是不可能的事，当时也有很多故交在编辑部，但很少有人发表我的东西，带出国的手稿都杳无音信，听说发表了不少，结果至今我一分钱都没有得到。我整个人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都特别大，妻离子散，我觉得自己是个无能的人，只能呆在家里靠我父母。为了生存，我必须把原有身份扔掉，我是没有办法才选择这样的生活，在江湖上卖了一年多艺，我觉得卖艺非常好，我也看开了，原来我就是这么一个民间艺人的角色。偶尔碰见八十年代的诗歌老友，他们老是怀旧，回忆过去。钱多没用，青春买不回来。我做这种选择是非常被动的，后来读了一些哈维尔的东西，才隐隐感觉到自己付出的代价，它把我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翻了一个底朝天。我认为：见证性永远超过文学性，文学趣味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的改变而改变，文学性会消失。可当我们在回顾某一个时代的时候，它是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可以肯定。再过几十年，后人要研究我们这段历史，凭借什么？难道还是根据统一口径编纂的地方志？或者虚构出来的“××乡” 之流的小说？不是，“文革”式的宏大历史观该结束了，我们该回到每个具体的生命中，回到真实的细胞、肌肉、血泪里。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历史，否则，我们永远走不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文革”浩劫十年，我们却出不了一部《古拉格群岛》，所接触到的“文革”回忆录，大多是上层斗争、派别之战，偶尔有名流落难的故事。我们已淡忘了“文革”中普通家庭的悲欢，忘记了一人配给半斤肉、四两油的“幸福生活”。不管宏大历史的乌托邦是如何令如今的新新人类向往，但一个正常的人绝不希望因思想有问题而被批斗，因观点的不同而被打入牢房。当下的时髦青年对革命的理解往往是一部话剧《切·格瓦拉》，浑身鼓满注水肌肉，他们早忘记老红卫兵刘卫东如今已下岗了。

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

卢跃刚：你这类访谈一不易得到，二不易模仿，三就是它的表现，这是一种无限拉伸的过程。

老威：你的人生是主动的，也是让人钦佩的，实际上很多人没有这种身份和机会，他们的选择都不是主动的。比如刚才说到的那些人，很多还是想跳出商海，继续搞文学，文学的梦还是没有灭，只是书商开销很大，你想回去就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说生命中的被动选择是普遍的，主动选择的却非常稀少。

卢跃刚：听到这里我很辛酸，人的生存落差带来的无力和无奈，这是很难描述的。你是在一种被迫的状况下进入了一个底层群落，开始是无意识去做，以后慢慢发现有意思。哈维尔是一个作家创造出一种哲学典范，从而支持了一个国家，完成了天鹅绒革命。他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两者进行比较，你会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东欧和前苏联有一种宗教，它始终没有断过，无论是一个社会制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实际上这种信仰是没有间断过的，它的一整套或许不为当局所容，但是始终存在着，并且形成了某种文化上共识的、融入血液里的东西，它支撑着一切并对某种价值给予认定，他们有自己的逻辑。同样是处于这种状况，我们就会比较被动。实际上哈维尔他们是没有被压到最底层去，他还有一个群体，政治上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景况，他始终有同志，这些同志中有政治家、艺术家，还有学者，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并形成一种共识。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东欧、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智慧在于追求语言的闪烁不定，把某种东西作为人生哲学的标志，并把这种哲学灌输给你。总之，我觉得老威你不得已做了这样的选择是很悲哀的。

老威：我不悲哀，卖艺生涯使我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荷马不也是唱诗卖艺的么？

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

卢跃刚：老威你被边缘化以后与过去的生活不相干，你进入了另一个群体。在这种情景下你的写作中的一种描述就是强迫从无意识进入，觉醒到一个东西的见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与将来不相干，实际上是相干的。这个群体是不被重视的，是被抛弃的，虽然他们有自得其乐的一个生存的小环境，有非常狭隘的空间。这让我想起哈维尔，他影响了很多人，九十年代初在北京看到他的翻译手稿，对我震动很大，你会发现同样的生存处境为什么他会这样想问题，而这种想问题的方法是包容性的。这种东西看起来起点很低，但做到却非常的艰难，需要一大批人取得共识后才能获得那种社会效果。在成都生活是安逸的，那种绵绵的、稀松的、疲软的东西，成都人把追求这种东西作为一种价值，侃起来津津乐道，把无聊当有趣。灰蒙蒙的天空下，那些毫无表情的、忧郁的眼神，生活的精细，在我看来也是很虚假的。这种虚假年复一年，能泡烂人的骨头。

老威：茶馆、麻将、遛鸟这些方式，成都人可以玩得非常精细。这个城市有这样一个特点，高、中、低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他享乐的去处，这里有消费非常高的夜总会；也有中档的歌厅；也有低档的发廊和卡拉ＯＫ，提供性服务，一般消费在５０元，一个工薪阶层每个月可以去泡几次。还有更低的，九眼桥一带就有擦黄色皮鞋的，擦皮鞋的时候摸你的脚脖子与你谈生意，３０元钱勉强放一炮。我写的那个打工仔，他想发泄又没钱，就不断杀价，最后刹到５元钱就想放一炮。群众的腐化由此可见一斑。建筑民工每挪到一个地方就会带动那儿的繁荣，面摊呀，录像厅啦，１元钱可以进大棚看几部录像，你要深入“敌后”，就得降低姿态。庸俗化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一种深入人性的道具。开端后，可以一次次与他们交往。

卢跃刚：与人交往，然后将进入的意识呈现出来，后来这个观念越来越强，有的篇目能看出前期的意识明显不够，然后要成篇，就会发现它的体系不对称，形成文本后，你要对这种不对称进行弥补，这种弥补的痕迹是有的。

老威：耍了一些手段，你要想办法让你的对象有一种陶醉感，实际上文人与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或许在面子上否认自己的无耻，但他本质上是欣赏这种东西的。这一点非常可怕。我也知道我的弱点。在理性上我力图化解这种东西，但我的本能又会表露出来，你说的不对称我想是指这种东西，叫人不寒而栗。比如高洋说：“良心和正义和道德当不了饭吃，但只要敢公开这样叫板，就可以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

卢跃刚：这种无底线才真正叫人绝望。老威，当初你对精英有过预期么？我有过，当时我的整个精神状态是比较低沉，现在看来，社会发展恰恰与我当时的预料是不一样的，我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会主动选择以新闻切入个案的方法？这与我当时的预料有一定的关系。

老威：改变我、选择我的主要是生存，我已经被挤压得不可能再干别的。像 “遗体整容师”，尽心尽力将一个遭车祸的小女孩恢复原貌，他用爱去描绘，将她打扮得如花似玉，可两小时以后，这个艺术品就被焚尸炉吞噬了……我倾听着，复现着这一过程，自己也变了。有一点我觉得很欣慰：这部访谈录对那些最恶的人与事都保持着克制和怜悯，如果能给他们好一点的环境，如果每个人都有公平表达自己话语的机会，他们或许就不会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我还保持着一种健康的精神和身体，我每天晚上都要坚持长跑五公里。

卢跃刚：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你访谈的每个人都事先不确定角色，而且有被你主观化的痕迹，不够真实。你的“底层”总让人觉得后面还有东西，如果有一套后续的大作品出来，我就觉得老威你没有辜负这些年的磨难。

老威：本名廖亦武，八十年代写诗，主要作品有《死城》、《黄城》《幻城》等。九十年代退出文坛，浪迹江湖卖艺。主要著述有《中国底层访谈录》、《活下去》等。另出有音乐光碟《汉奴》、《叫魂》。

卢跃刚：八十年代写小说，后转入《中国青年报》社。曾获“中国报告文学奖” ，著有《大国寡民》、《创世纪荒诞》等多部作品。因追踪武芳被毁容案而成为中外瞩目的新闻人物。

《南方周末》2001年4月20日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目录 

本书以大量图片、手稿、当事人访谈等原始资料还原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的真貌，郭路生（食指）、赵一凡两个典型个案的分析精妙独到，描绘从白洋淀到北京的诗歌江湖，剖析《今天》诗刊的内在历史意义及《今天》诗人的社会活动与影响，值得对中国现当代诗歌有兴趣者及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一读。

    1 楔子 廖亦武 

第一章 时代之根 

    4 书的轨道：一部精神阅读史 萧萧 

    17 X诗社与郭兰英之死 牟敦白 

    30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张郎郎 

第二章 平民诗人郭路生 

    57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 

    59 写作点滴 郭路生 

    61 郭路生在杏花村 戈小丽 

    71心中的郭路生 何京颉 

    80 路生和我 李恒久 

    85 诗神眷顾受苦的人 崔卫平 

    97 食指生平断代（1964－1979） 林莽整理 

    109 并未被埋葬的诗人 林莽 

第三章 收藏了一个时代的人：赵一凡 

    130 我的简历 赵一凡 

    138 对赵一凡同志的复查结论 北京市公安局

    140 纪念赵一凡先生 《今天》编辑部 

    142 鄂复明访谈录 廖亦武等 

    153 无题往事 徐晓 

第四章 从白洋淀到北京的诗歌江湖 

    183 彭刚、芒克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195 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 多多 

    203 当年最好的朋友 周舵 

    216 马佳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236 白洋淀琐记 宋海泉 

    264 到对岸去 齐简 

    268 春季白洋淀 甘铁生 

    275 昔日重来 白青 

    277 我也与白洋淀沾点边 严力 

    282 林莽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297 生活、书籍与诗 舒婷 

    308 第一九七六年 彭刚 

第五章 《今天》的创刊及黄金时期 

    327 北岛访谈录 刘洪彬 整理 

    340 芒克访谈录 唐晓渡 

    356 周郿英墓志铭 史铁生 

    360 李南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370 王捷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379《今天》与我 徐晓 

第六章 《今天》诗人的社会活动及影响 

    416 13路沿线 田晓青 

    438《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 鄂复明提供 

    449《今天》编辑部出版发行刊物总目 鄂复明提供 

    457 星星点点 阿城 

    462 星星旧话 黄锐 

    467 反省的时代 马德升 

    473 顾城访谈录 王伟明 

    480 “朦胧诗”问答 顾城 

    485 传统与我们 杨炼 

    492 蔡其矫访谈录 廖亦武 陈勇

文章节选：

*时代之根 ----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

人类不可能_无依傍地凌空建筑他们的思想殿堂。知识的承传，思想的沿革，都必须有其继承与发展的一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作为知识与思想的有形载体是必不可少的媒介物。由于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失控阶段，一个曾经是铁板一块的社会开始有了缝隙。大批判的盛行，扫荡了封、资、修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间，单靠毛泽东思想是填不满的。时值15至25岁的一代人正处在心理学意义上的“断乳一反叛期”，即精神饥渴而青春的能量却急需释放的岁月。而建国17年正规教育的戛然停顿正腾出了成年累月的自学时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的图书馆，由于抄家、父母被囚禁、红卫兵掌管了图书馆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非正式出版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开始流落到他们的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摆脱了父母师长的管束，又使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一位北大“共青学社”读书会的中学成员在粉碎“四人帮”后又进了正规大学，但她在比较了两种读书生活后，仍不禁感叹：“我已不适于做学生，不愿意聆听教导……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只有那短短的40天，1969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的40天。”她还不无留恋地回忆了当时极有规律的读书生活：“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做笔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

17年单一刻板的教育，在那一时代的青年读物上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据有些的学者们研究，不外乎：1、马列、毛选（但也只限于单篇和语录的死记硬背）；2、苏、中革命文学作品（自60年代起也不断缩小范围）；3、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但必须批判性地阅读）。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革命一代，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何为他们狂热崇尚的“革命”。用如此简陋的革命的残篇断简，是远无法解释在“文革”中苦苦缠绕于他们心中的巨大的困惑的。由此，“文革”中的读书运动一开始便呈现出与此径庭相向的系统化和异质化的特点。这里，前者是指一代人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有关的黑格尔、康德等人的德国古典哲学著作，而后者则是指他们千方百计地偷尝“禁果”，在现代西方所有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在“文革”思想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场，并在一代人的思想里程中催化了精神核裂变的。60年代和70年代中，出版界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过“内部读物”。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我党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的和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第二次是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四人帮”一伙也不得不松动了一下水泄不通的出版界，开始举办《摘译》（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自然，久遭禁锢的中国出版界知识分子也正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去尽可能地译解异域文化。原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柏元等人在1973年摩拳擦掌地准备重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灰皮书”便是很典型的一例。根据权威性的工具书《全国内部发行读书总目1949—1979》（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的统计，全国这30年出版“内部书籍”18，301种，其中属社会科学的有9，766种之多。而1976年文革以前出版的有差不多4，000种。除去大量的马列、毛泽东著作，其中属于西方理论和文学的著作，“文革”前大约有1，041种，而文革中则出版了近1，000种。由于当时的中国完全处于_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些书籍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资源。因而，这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富于历史嘲讽性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下列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人的思想里程发生过极大的影响：

1.列夫?托洛茨基著，柴金如译《被背叛了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12。

2.密洛凡?德热拉斯著，陈逸译《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2。

3.列夫?托洛茨基著，齐于译《斯大林评传》，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10。

4.特加?古纳瓦达纳著，齐之思译《赫鲁晓夫主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11。

5.维利科?弗拉霍维奇著，林南庆译《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北京：三联书店，1964，2。

6.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译《斯大林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4。

7.尼?谢?赫鲁晓夫著，陈世玉等译《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10。

8.拉扎尔?皮斯特腊克著，北京翻译社译《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4。

9.埃德加?斯诺著，王广青等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60，2。

10.马迪厄著，杨人缏译注《法国大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

11.威廉?1?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12。

12.汤因比著，曹末风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6。 

13.Adam Sehaff著，林波等译《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63，11。

14.R?加罗蒂著，徐懋庸、陆达成译《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65，8。

15.哈晨?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73，9。

16.F?A?哈耶克著《通向奴役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

17.爱伦堡著，王金陵等译《人，岁月，生活》（1～3），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964。

18.爱伦堡著，沈江，钱诚译《解冻》，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19.索尔仁尼琴著，斯人译《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2。

20.让一保尔?萨特著，郑家璧译《厌恶及其他》，上海：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译所，1965，4。

21.亚尔培?加缪著，孟安译《局外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12。

22.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著，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9。

23.萨缪尔。贝克特著，施咸荣译《等待戈多》，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7。 

24.奥斯本著，黄雨石译《愤怒的回顾》。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7。 

25.杰克?克茹亚克著，石荣等译《在路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2。

26.叶甫图申科等著，苏杭等译《“娘子谷”及其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9。

27.瓦?阿克肖诺夫著，王平译《带星星的火车票》，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9。

28.康?西蒙诺夫著，谢素台等译《生者与死者》，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2。

29.切?格瓦拉著《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71，12。

30.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编译组编《尼克松其人其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2。

31.伊凡?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多雪的冬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2。

32.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落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9。

33.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社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你到底要什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0。

34.维。李巴托夫著，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译《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0。

35.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人世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5。

36.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著，雷延中译《白轮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7。

37.亨利?基辛格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选择的必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1。

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这些“灰皮书”和“黄皮书”情有独钟？其实，只要对上述书籍的作者阵容投去匆匆一瞥，便不难回答这一并不复杂但又意蕴深长的提问。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德热拉斯、爱伦堡、索尔仁尼琴、西蒙诺夫……几乎无一不是闻名中外的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作家”。他们曾都是狂热的革命中人，但他们又幡然醒悟为“革命”的怀疑者与反对者，这一思想历程和这一代人正好相似。曾是革命的“同志”，他们的话语系统也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

……

*《今天》与我

徐晓

【扫描者按】徐晓的《与我》原发表于在美国出版的1999年的春季号《今天》，后为《华夏文摘》转载部分章节（第一至四节，以及第十、十一节）。1999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收入了此文，但在敏感处作了较大的删节。现根据《沉沦的圣殿》一书将原《华夏文摘》阙如的第五至九节扫描补入。 

一

《今天》创刊至今已经快20年了，现在它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这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听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 

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来说，《今天》的出现、停刊以至流亡，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但是《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二

1973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6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则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18岁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1975年，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为恋旧或者说堕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88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他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绝不可能单单是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这是极为个人化的感受，还不能忽略的是，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1978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的其它几个人，其中有芒克、黄锐和陆焕星。他们是《今天》的创始人，张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星家里印的。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11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官方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上层的权力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她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坚持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并参加了民刊组织的“11·25”讨论会，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人。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女性。李南的前夫当时是政论性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员，而她本人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阿姨都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的故事，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1976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而被捕入狱。我坐牢时不到20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才只有17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俩人之间的缘份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1980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博士，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缘份，六·四时她代表海外留学生回国声援，我们俩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她走在打着“海外学子”横幅的游行队伍里，我们互相拥抱，我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街，6月5日清晨，我们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日的飞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连同仅一岁的大儿子和腹中只四个月的小胎儿一起在机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 

彬彬后来嫁给经济学硕士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国的《破产法》，被人称为“曹破产”，也许是因为与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有瓜葛，六·四时曾被捕入狱。 

我认为，例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但介入其中，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今日，我的这段和民主墙有关的历史，仍然被政府、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政权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政权的叛逆，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 

5年以后的12月23曰，我们在周郿英的办公室聚餐，纪念《今天》创刊五周年，事后得知，那晚的情况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还找了万之正在读研究生的学院给他施加压力。10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国内参加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参加者近百人，会上散发了由老鄂编写的“《今天》大事记”，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并将首次“今天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老鄂笑咪咪地说：“如果给《今天》的生日蛋糕插上蜡烛的话，那只该是两支，而不该是十支，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但是，我们宁愿认为它始终存在着，事实上，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着。15年以后的同一天，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从日本回国的黄锐、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今天》成员和作者在王捷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明年将是《今天》创刊二十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时的纪念阵容了，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归根结底，《今天》是从深海里浮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下，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民主墙、民刊是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众星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三

我很快找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1元5角的价格付费。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摺页、配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能想像不到，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铅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的蜡纸拿去顶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了锋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仍与现在书摊上摆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扛回来的，后来大量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由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才能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蓬，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念春的家。念春是《今天》的联系人，订阅刊物的人都应该熟悉他的名字。那时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对语言学有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谐。他的哥哥刘青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要人物之一，1979年因魏京生一案被判刑坐了十年牢，出狱之后流亡美国，现担任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席，成为一个流亡海外的职业革命家。念春因受刘青牵连入狱三年，1994年又因申请注册“劳工同盟”再次被捕，被判劳动教养四年，现正在东北某农场服刑。念春是在中国政治的漩涡里闯出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的出发点不是可行或不可行，而是应该或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力被剥夺，自由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和价值的问题可以退居到次要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是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探讨的。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诿琐、小心和怯懦是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念春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做的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离。软弱总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近年来，人们对民运，对所谓民运人士的微辞多出于此。但是念春是不同的，他们兄弟当年把家贡献出来，是为民刊立了功的，以后又坐牢吃苦是付了代价的，但他们并不想获取什么，否则，念春完全可以携妻带女出国，不必在普遍沉寂的形势下去以身试法。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我曾在那张桌子上把魏京生在法庭的辩护词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民主墙；记得那个让人看不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前妻在那张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成的抽象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后来，我曾把这个意像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并发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拿来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70年代末的中国，无疑是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76号人来人往，穿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得是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76号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作到深夜，然后又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本来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躁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半麻的双脚，沿着长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四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姗姗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地。”以后他把中篇小说《波动》题献给了姗姗。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个共产党的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公安局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个女志愿者，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情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确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芒克等人的诗，一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制定了在官方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笔名的规定。一度他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新观察》当临时编辑，当时还是市政公司的挖路工人，这份职业对于改变他的现实处境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星星美展”事件后，他在《新观察》上发表高度评价美展的文章，致使他被辞退。1984年，他已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六人小组，为丁玲主办的《中国》杂志被停刊一事，他毅然声明退出，为此中国作协有关人员找他谈话，试图让他收回声明，但被他拒绝了。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有思想的芦苇”的名句，我说振开是“有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呐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最终不使自己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在一封信中对同学的信仰表示欣赏的同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1972年2月，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而一年以后，“白卷英雄张铁生”，以及“反潮流小将黄帅”的出现还大有市场。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三年以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1973年而是写于1978年，我理解此人的目的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我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对此也毫无兴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他研究个透彻。”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牌中学，曾经主办《中学红卫兵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在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之后移居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只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需要先肯定或树立什么。 

正因为如此，振开的诗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举世皆知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他的诗句被抄成大标语飘在广场的上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成千上万大学生在那标语下面静坐绝食，几天之后，军队的坦克车从那飘动着的标语前面穿过……六·四时，振开不在国内。我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会因此而感到振奋还是悲哀？振开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是政治过多地干预了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创作，于是，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而忽略了另一些像“从那微笑的红玫瑰中／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这样的诗句。也就是说，人们宁愿记住正义的、英勇的、深刻的北岛，而往往忽略了内向的、孤独的、脆弱的振开。 

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开流亡海外已长达七年，我们只有很少的通信和通话，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他从没试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不苟言笑、固执的，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北岛和他的创作。1994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流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 

五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人为主地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巾／水波，戏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也读到“我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发出温暖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27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又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1979年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相轻互相攻击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轶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畅饮，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1995年，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玩，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芒克和他的关系像亲兄弟一样，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他家里。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去奔丧，据说他哭得比老人的亲生儿子还伤心。人们常常把粗扩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癣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魁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1970年开始写诗，1973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性者，也不是文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呼吸。 

六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至今仍然不能忘记我们和龚巧明同爬香山鬼见愁的情景，不能忘记他喝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时的尽兴。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1977年考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考人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迈平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他这话只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看法，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上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唯一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迈平1986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欣赏他的才华；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魁力他都具备；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会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的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个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关系，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唯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海外《今天》的编辑。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气氛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谬、萨特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怀疑悲观的态度，又对人生充满理想主义。可以想象，迈平活得如何尴尬和吃力。 

七

我始终把赵南看成是《今天》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像马德升那样神经质，不像芒克那样放浪无羁，也不像北岛那样固执，但是与任何艺术家相比，他都不缺少浪漫和才情，《今天》发表的诗和小说，都是他的处女作。《给你》（署名凌冰，发表在第四期《今天》）是一首歌颂西单墙的诗，与《今天》的其他诗作相比，显然是过于直白了，在民刊遭受挫折的时候，诗人写道：“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你是我童年温柔的梦／是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是谁，忍心让一个如此天真的人去面对灰墙？是什么残酷地把一个如此自由的心灵关进铁窗？在他远渡扶桑的这些年里，我常常想起他用一只手臂托着腮像做白日梦般沉思的形象，想起在他家度过的许多个周末的晚上。他的家在市中心，居室又大，布置得又有格调。数不清有多少人出人其中，那里几乎成了公共场所，很多人坐在他的沙发上、床上，喝着他准备的茶水，却不知道主人是谁。不管什么时候去，不管你带了什么人去，都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那间房子里，隔周一次召开《今天》作品讨论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朗诵自己的或名家的诗歌、小说，我曾为王力雄朗读小说《永动机患者》（署名晨漠，发表在《今天》第七期）；听振开朗诵玛格莉特·杜拉的《琴声如诉》（载于《世界文学》），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篇小说优美的节奏和韵味；听振开的弟弟振先朗读《克罗齐美学的启示》（署名齐虹、史文，发表在《今天》第五期）的评价文章，老实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克罗齐的名字，而国内公开出版这位美学大师的著作是在《今天》的介绍许多年之后。如今，赵南去日本已经多年，有消息说，他生活得不是很好。好在，赵南历来是无为而为与世无争的，他是真正的绅士，我相信，不管经济怎样桔据，生活怎样孤独，而他都是平和的，文雅的，高贵的。赵南赴日不久我曾经到他家去看望过他年迈的母亲，很多年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伯母身体可好，多年见不到儿子的母亲该如何打发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当年我们那么多人不分日夜去打扰她，她不曾有过抱怨，如今，不再有那么多人打扰，她是否会觉得寂寞？ 

八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寥寥无几的人中，处于写作状态的更是屈指可数。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人《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分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在《今天》开始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1988年，晓青的系列长诗《闲暇》的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的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80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与晓青交往是《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有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振开曾经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二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湖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不存在了，他进人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1968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周恩来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后跳楼自杀。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在批斗自立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刺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以后，当年的阶级敌人成了默契的朋友，这种戏剧性的关系变化是中国独有的，是“文革”独有的，可能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想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如果不能，只好承认我百分之百不懂。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但我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九

我在这里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四川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他们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的现代派作品挂在西单民主墙，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则总穿一条黑色的裤子、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这身打扮似乎成了马氏品牌标识。在80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而速度快得我这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因拄了几十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因为艺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了过量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场，是事后听我弟弟徐勇讲的，深夜，徐勇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带到市中心。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使用最极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地注视着谈话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80年代中他到了法国，听说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他原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是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超出常规的行为都应该能找到变化的动因。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展我入党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两年无辜的牢狱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这不等于说现在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是由艺术始；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使马德升超出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从北京柴棒胡同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个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76号，走向西单墙，以至走向美国、法国，从架着双拐到坐上轮椅？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温不火。我在《今天》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为智者，不只因为他的画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白。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来，他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他是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审美对象。在德胜门内那间破得屋顶几乎要塌下来的平房里，穿着中式小褂儿、面带菜色、弱不禁风的阿城，喝二锅头酒，抽劣质烟草，吃炸酱面，画画和摄影，还悄悄地写小说。80年代中，阿城爆出冷门，小说《棋王》引起轰动，他被评论界称作寻根派的代表人物，当“琼瑶热”在大陆方兴未艾的同时，“阿城热”在台湾风起云涌，阿城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他在小说首页的作者简历中写道：“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些钱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这是典型的阿城式表达，一个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这样讲话的，别人崇拜你，如果把自己太当回事，会被认为是狂妄，如果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蔑视，只有阿城能这样说，他有实力这样说。 

十

《今天》一共发行了9期，被迫停刊以后，又以“今天文学研究会会刊”的名义出版了3期，时间从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共两年，这在民办刊物中是最长命的。没有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就没有《今天》，这是事实；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没有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这也是事实。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评说并记住。他们被接纳、被认可，首先因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在国内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国际受到盛情欢迎。他们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据说北岛不止一次被提名获诺贝尔文学奖，芒克的作品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其次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发表在民办刊物《今天》，它出自共产国际仅存的社会主义堡垒，所以被西方世界涂抹上持不同政见的色彩。但这终究还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西方人无法想像，在一个不准许选择的社会做出选择需要具有怎样的勇气，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相信，虽然作为诗人，他们有长于常人的想像力，但是，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烈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当他们面对父母亲友的劝说和叮咛时；当他们放弃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时，绝对想像不到日后的功名和与之相随的困境。即使是像振开、芒克被戴上了诗人的冠冕，也是个荆冠，谁也没有看到他们被荆棘刺破的伤口和他们流血的内心。所以相对于文学成就来说，更应该张扬的，首先是《今天》所代表的精神。 

而要真正理解所谓《今天》精神，就不能不了解它的追随者们。使用“追随者”这一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今天》来说他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些幕后者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作为文学同仁刊物，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是非凡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来的，而鄂复明、周郿英、王捷、李南、桂桂、小英……他们可贵和可爱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做的，是很多人都能做而没有做，想做而不敢做的。如果说，一些人政治上受到的迫害已被他们的文学成就抵消了，而那些根本没有文学梦想的，动力何在呢？ 

比如桂桂，严格地说，她甚至算不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她的职业是护士。当年，她手持一本天蓝色的《今天》与振开在大街上接头，被领进一间毫无浪漫色彩的破房子，以她那纤弱的手臂印刷、装订没有她属名的杂志。至今她仍然是一名普通的护士，与文学与政治无涉，但因为那段历史却少有了普通人的安宁。 

我在以上提到的振开家的聚会中与周郿英邂逅。周郿英是在民主墙上看到《今天》的，当晚在他那间临街的办公室里就像每天一样，向朋友们发布了这条有关民主墙的要闻，并发表评论说：“如果这个刊物能坚持下去，其影响将意义深远。”当时他找遍了整个刊物没有发现通讯地址，只有刊物的末尾留有一张白纸，便把姓名和地址写在上面。第二天，李南和王捷紧随其后，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那张白纸向他们昭示了某种莫名的希望，使他们身不由已地卷入其中。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至此，他们从边缘走入与官方对峙的主流。老周以其年长，以其稳健，以其善解人意在编辑部备受尊重，成为全体同仁亲敬可赖的兄长。1994年他死于疾病，振开以今天杂志社的名义发来唁电：“作为编委，以多病之身日夜操劳，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特别是在手工作坊式的出版与印刷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家敬重他，他是《今天》的老大哥。老周，你的一生简朴、自重、宽宏、始终如一，你在提醒一个道德伦丧的年代的到来。”朋友们在悼词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鄂复明，大家都习惯叫他「老鄂」，而那时他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1979年初回北京的第三天就被李南拉着来到了编辑部，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许多人难以把一个手指永远嵌着黑色机油的汽车修理工和一份纯文学刊物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是《今天》存亡的真正的亲历者、目击者。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管家；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单位，他就是后勤部兼财务部部长；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杂志社，他就是总编室、办公室主任兼会计、编务、校对。他操持对内对外的每一件事，他关心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有了他的勤奋，杂志始终和几百个读者保持通畅的联络，几乎每一封来信他都亲笔回复，田晓青感慨地说，当年他收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来最让人激动的文字。有了他的细致，使得杂志在经费极少的情况下得以坚持和发展，他记录每一笔开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钱一本卖出的杂志收入，大至购买三百多元一台手摇油印机的支出。芒克被工厂除名之后，编辑部每月给他三十元生活费，因为怕他没计划地花钱，老鄂每月把三十元分成两次发；编辑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帐目他都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着。可能除了他，很少有人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今天》，至今不管是谁，都要在他的监护下阅读，毫不夸张地说，比他个人的财产更加宝贵。我无法例举他做的一切，因为那实在是太琐碎太细微了，对于一个将被载入史册的杂志，那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对于一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民办刊物，那实在又是不能忽略的，日后他们承受了种种来自家庭，来自舆论善意和非善意的压力，但没有谁被压垮，他们从不发牢骚、泄私愤，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承担着为人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的每一个细节中，一以贯之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念，绝不在精神的层面上降低生活的标准。像初来《今天》时一样，他们远离文学创作，远离政治，远离《今天》的光环，唯独无法远离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档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1989年以后，振开在欧洲恢复《今天》，以后又迁到美国，曾有人对此表示不平，好像《今天》是一棵结满了鲜桃的果树，所有浇过水、铲过土、剪过枝的人都应该平分秋色。有趣的是，这种议论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圈内的人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躺在病床上的周郿英对李南说：“《今天》的事，芒克和老鄂不说话，别人谁还有资格说话？”事后，李南对刘迪转述此话，刘迪说：“老周都认为除了芒克和老鄂别人没资格，谁还能再说什么？”我是想说，《今天》的名声、地位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不会因自己曾是《今天》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因为有了他们而骄傲。我相信，因《今天》脱颖而出的人们，谁也不会遗忘他们。 

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命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薰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展示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可以穿过昨天而历久弥坚。 

十一

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反，有权选择述说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入”《今天》，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已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板，后来她也开始写诗，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想必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魏京生被审判，在中央电视台搞摄像的曲磊磊将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录音，民刊组织人把录音整理印刷装订成小册子，小英和黑大春等人都到民主墙前去卖，他俩同时被公安局抓走，大约一个星期后，因刘青“自投罗网”才被释放，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顺民，一定早已是妻子，是母亲，是一个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她看清了一个进过公安局的女孩儿再不会被正统社会所接纳，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199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在这里，她仍然热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出生活的每一个人？诚实地说，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我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我却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谁也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的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当不得不准备结束本文时，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但是《今天》连同整个中国民主运动很快被封杀了，更没有料到，在《今天》创刊十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震惊之馀，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六·四，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做。任何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历史并不为颂歌留有过多的篇章。 

《今天》曾以与官方文学抗衡的形象，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中国主流文化的格局，成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曾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给予认同、如今处于其社会边缘状态的《今天》，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貌和意义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所有曾经和仍然热爱和关心《今天》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为此而感叹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情结和执着的思想方式。但是，正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使命，那么每一个时期的《今天》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使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她不失去其独立的姿态和反叛的锋芒，不管有怎样的变化，都不会使曾经对其倾注了心血的人们失望。 

我惭愧地发现，除了几篇不成熟的小说和散文，这十多年里我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书写的东西，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也许因为脚步太匆忙，倒显出了印迹的肤浅。但我的确非常珍视那些年，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在这里，我写到了一些人，这种取舍完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极为个人化的，讲述他们实际是在讲述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特别写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今天》，对于我个人不重要或不值得写，正相反，有些人是在这样的篇幅和结构中无法容纳的，比如S君，比如W君，他们在一段历史中的位置和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写到和没有写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局外的读者是否会像1985年时的北大学生一样无动于衷？无论如何，那是我顾虑而又不及的。也许将来我或者别人会写一部《今天》的历史，叙述史实的真相，揭示人性的真实，那需要勇气。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了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他的父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 

                    1997年5月于北京 

  ------------------ 

  转自书路

附[《今天》与我]的未删节稿

徐晓

【扫描者按】徐晓的《与我》原发表于在美国出版的 1999 年的春季号

《今天》，后为《华夏文摘》转载部分章节（第一至四节，以及第十、十一 节）。1999 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

国 20 世纪 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收入了此文，但在敏感处作了较大的删节。 现根据《沉沦的圣殿》一书将原《华夏文摘》阙如的第五至九节扫描补入。

一

《今天》创刊至今已经快 20 年了，现在它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 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这不仅因为我不再 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 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只

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 样。

我清楚地记得，1985 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

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 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 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们对这一话 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听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

这些无从责怪的学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 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无 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 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 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 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

对于中国文学史甚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来说，《今天》的出现、 停刊以至流亡，将无可争议地被载入史册；但是，《今天》之于我，不是一 段文学经历（至今我仍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 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 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二

1973 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 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 我太遥远反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 那种 6 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痕迹。仅猜 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 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

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虽已是小学教师，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实 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则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 的《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 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 18 岁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 坛的青年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 说。他还以传抄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 望者》、《新阶级》等书都来自一凡。

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 活跃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 这样表述一凡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 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1975 年，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

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 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 明我是一个极为恋旧或者说堕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 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

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

到 1988 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 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 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 被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

捡着他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不在人世的现实。

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 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 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 死。”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

不完的家务和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

但是，一凡是无法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 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 爱情，绝不可能单单是情感的、精神的或者事业的，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 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这是极为个人化的感受，还不能忽略的是，一凡的

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

它仅仅是一种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 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了众多的灾难，如同我不 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 保存的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 天》。

1978 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 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

建国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 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一天内跑了几十里 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自办的文学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刊物的 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足已使我兴奋和激动。振开向我介绍了在场 的其它几个人，其中有芒克、黄锐和陆焕星。他们是《今天》的创始人，张 贴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陆焕星家里印的。

1977 年 8 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 11 月刘 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 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 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官方政 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上层的权力争斗引发了 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等一批政论性刊物应运而生。

《今天》创刊于 1978 年 12 月 23 日。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 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 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 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岛起

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

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 心的花朵。”显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中国独特的 政治背景，她无可选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 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

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

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于振开和芒克坚持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并参加了民刊组织的“11·25”讨论 会，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 俩人。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 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 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 的尊重。

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为“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

们都是《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陈彬彬三位

女性。李南的前夫当时是政论性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员，而她本人更感兴 趣的是文学，这多半由于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她的母亲和阿姨都是中国最好 的话剧团体北京人艺的演员，舅舅是中国第一代最负盛名的交响乐指挥家。 李南在与振开第一次见面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亲曾是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所属首都剧场的经理，被打成右派后放逐到外地劳改，二十多年来，

歧视的目光、划清界线的教育早已使她遍体鳞伤。当人们纷纷祝贺他们合家 团圆时，与父亲隔绝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内心充满了悲凉，团圆的结局是虚幻 的，而父女间的陌生却是永远的。李南没有想到，死死缠绕着她的家庭团圆 的故事，很快被振开改写成文学版，小说《归来的陌生人》发表在《今天》

第二期，主人公那无以言说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

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小女儿，1976 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团

案而被捕入狱。

我坐牢时不到 20 岁，本以为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时才只有

17 岁，除了同病相怜以外，我们俩人之间的缘份还在于，虽然不是同案， 但坐牢时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1980 年小玉留学美国攻读教育 学博士，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缘份，六·四时她代表海外留学生回国声援，我 们俩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她走在打着“海外学子”横幅的游 行队伍里，我们互相拥抱，我激动得流了眼泪。小玉住在天安门附近的晨光

街，6 月 5 日清晨，我们在她家门口巧遇并匆忙告别，她按计划乘当日的飞

机返回美国，我们都没想到，连同仅一岁的大儿子和腹中只四个月的小胎儿 一起在机场受到非难，一周之后才抵达美国。

彬彬后来嫁给经济学硕士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国的《破产法》，被 人称为“曹破产”，也许是因为与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有瓜葛，六·四时曾被捕入狱。

我认为，例举这些人的背景，记述他们的个人经历对于了解、研究《今 天》的生成和影响并非赘言。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 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这至少说明，在中国，也 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但介入其中，将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 直至今日，我的这段和民主墙有关的历史，仍然被政府、被不知情者认为是我热衷于政治的表现。对此我从不辩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总是与政

权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政权的叛逆，我们天生 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

  5 年以后的 12 月 23 曰，我们在周郿英的办公室聚餐，纪念《今天》创 刊五周年，事后得知，那晚的情况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还找了万之正 在读研究生的学院给他施加压力。10 年之后北岛特意从欧洲赶回国内参加 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由芒克主持的那次纪念会，参加者近百人，会上散发了由老鄂编写的“《今天》大事记”，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并将首次“今天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老鄂笑咪咪地说：“如果给《今天》的生日蛋 糕插上蜡烛的话，那只该是两支，而不该是十支，因为它实际上只存在了两 年。”但是，我们宁愿认为它始终存在着，事实上，它在许许多多人的生活 中依然存在着。15 年以后的同一天，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从日本回国的黄锐、从美国回来的杨炼等十多个《今天》成员和作者在王捷家举行没有任何仪式的聚会。明年将是《今天》创刊二十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时的纪 念阵容了，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还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归根结底，《今天》 是从深海里浮出来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家园。我 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在一种精神的感召下汇合在一本杂志的旗下，并必然地从这汇合点向不同的方向出发。对于历史来说，民主墙、民刊是一个事件，

一种现象，一场运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但不可能改变 历史的进程；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命运。宇宙的规律告诉我们，星众星 散有着它神秘而不定的规律，人也逃不脱这一规律，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 变，只能是沿着各自命定的轨迹相聚与离散。

三

我很快找便参与了《今天》的具体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 迹很难辨认，从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我们分头通过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 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 1 元 5 角的价格付费。 我找的打字员是我们大学印刷厂一个工人的女儿，她在某民主党派办公室工 作，我经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时候，她用单位的蜡纸为我们打字会 使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钱的确少得可怜。最初都是一张一张在油印 机上推出来的，然后摺页、配页、装订，大家轮流着没日没夜地干。别人可 能想像不到，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铅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 去的。

当时，我在大学担任学生会工作，我主编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厂 用手摇机印刷，这正好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机会，我把《今天》的蜡纸拿去顶 着《初航》的名义让校印刷厂印，既省了力气又省了纸。流传开的《今天》 是铅印的天蓝色封面，当时的民办刊物没有一本是铅印封面，我们可算是出 了锋头。尽管如此，它的质量仍与现在书摊上摆着的任何一种杂志都无法相 比，但是我们的读者来信说：“我吻着那油墨的芳香，心里是多么欣慰??” 铅印的难度是极大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工厂敢接没有介绍信的活儿。 按规定必须有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以学生会的职务之便开出 来的，我从家里拿了父亲舍不得喝的汾酒和包装精美的巧克力糖贿赂印刷厂 厂长，他居然当作学生会的刊物给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和刘念春用肩膀 扛回来的，后来大量封面是通过一凡联系由外地一家杂志的主编帮助印的。 以后我又两次以学生会的名义把音响设备弄到手，供我们在公园开朗诵会使用。

因为住校，我只能在周末才能到编辑部去。编辑部在北京东城一个普 通的四合院里，院内到处是临时搭建的厨房、矮蓬，我们占用的东厢房是刘 念春的家。念春是《今天》的联系人，订阅刊物的人都应该熟悉他的名字。 那时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对语言学有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造谐。 他的哥哥刘青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要人物之一，1979 年因魏京生一案被判刑坐了十年牢，出狱之后流亡美国，现担任国际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主席，成为一个流亡海外的职业革家。念春因受刘青牵连入狱三年，1994 年又因申请注册“劳工同盟”再次被捕，被判劳动教养四年，现正在东北某 农场服刑。念春是在中国政治的漩涡里闯出来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可 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他的行为看做是一种姿态，也就是说，他的出发点不是可行或不可行，而是应该或不应该。当人的正当权力被剥夺，自由意志受到挑战的时候，是非和价值的问题可以退居到次要的位置，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是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探讨的。

我们都是从一条道路走出来的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义精 神，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学会了逃避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告诫自己，要避免学会以非难或指责别人来解脱自己。在很多时候，慎重和苟且、拘谨和诿琐、小心和怯懦是 很难划清界线的。很多人对念春的行为不解甚至不以为然，认为他做的事没 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对这种想法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谁都有权决定 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谁都有弱点和局限性。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离。

软弱总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是 不可以被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 坚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的 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去要求他，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 是正常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并不值得特别同情。近年来，人们对 民运，对所谓民运人士的微辞多出于此。但是念春是不同的，他们兄弟当年 把家贡献出来，是为民刊立了功的，以后又坐牢吃苦是付了代价的，但他们 并不想获取什么，否则，念春完全可以携妻带女出国，不必在普遍沉寂的形 势下去以身试法。

如今我已无法从刘氏兄弟那里知道他们当初何以把家贡献出来，使之 成为民办刊物的大本营，但是我仍记得那张破旧的八仙桌，我曾在那张桌子 上把魏京生在法庭的辩护词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民主墙；记得那个让人看不 出颜色和式样的碗柜，柜子里常常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物储备；记得那 张铺板搭成的床，我们蜷缩着腿坐在床上开编委会，芒克和他的前妻在那张 床上度过了热恋的浪漫时光；记得不知是谁用手绘制的窗帘，红、黄、白组 成的抽象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三角形代表女人， 后来，我曾把这个意像写进一篇题为《带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说里，并发 表在《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上；还记得振开从家拿来像砖头一样 大小的录音机，现在想起来，那音质实在是极差的，但是在 70 年代末的中 国，无疑是件奢侈品，听着音乐干活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76 号人来人往，穿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这里义务劳动。不记 得是哪期，我把散页拿到家住 76 号附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装订，他们工 作到深夜，然后又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本来少得可怜的助学金订阅杂志。还 有很多文学青年来这里朝圣，一个外地青年写来一封像散文诗似的信：“沐 着五月的阳光，迎着躁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半麻的双脚，沿着长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 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 而紧张地跳动??”

四

提起诗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披肩长发，是喜怒无常 的神经质，是让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这些不属于振开。他高而瘦而白， 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 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 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们相识时，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姗姗因为抢救 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他在给友人史宝嘉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 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 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地。”以后他把中篇 小说《波动》题献给了姗姗。

与文弱的外表和内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开一贯鲜明的立场和勇 气。当年李南、桂桂和程玉第一次为《今天》工作时，振开颇像个共产党的政工干部与下属谈话时那么郑重其事地说：“如果公安局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什么也别承认，都推到我和芒克头上。”这话虽然激怒了这几个女志愿者， 当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情当然应该自己承担，但他严肃的表态， 确立了信任关系。

《今天》发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开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纳，《安徽文学》 很快以专号的形式转发了民刊的作品，《诗刊》也率先发表了振开、芒克等 人的诗，一时间说《今天》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对此，振开制定了在官方 刊物转载《今天》上发表的作品必须使用原笔名的规定。一度他曾在中国作 家协会下属的《新观察》当临时编辑，当时还是市政公司的挖路工人，这份 职业对于改变他的现实处境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星星美展”事件后，他 在《新观察》上发表高度评价美展的文章，致使他被辞退。1984 年，他已 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六人小组，为丁玲主办的《中国》杂志被停刊一事， 他毅然声明退出，为此中国作协有关人员找他谈话，试图让他收回声明，但 被他拒绝了。

在圈子里，他的外号叫“老木头”，套用帕斯卡尔“有思想的芦苇”的 名句，我说振开是“有思想的木头”，他的敏锐深藏在木呐的外表下面。是 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人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 有极少数人能够抵御无孔不入的宣传，并最终不使自己成为机器的一个零 件。而振开正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在一封信中对同学的信仰表示欣赏的同 时，也提出了质疑：“你忽略了一点，没有细看一下你脚下的这块信仰的基 石是什么石头，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程度，这样就使你失去了一个不断进取 的人所必需的支点──怀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伤，接踵而至的‘无 限乐趣’、‘无限愉快和幸福’不过是几百年前每一个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经体 验过的感情。”这封信写于 1972 年 2 月，那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有人开 始对“四人帮”、对“文革”提出质疑，但是很少有人对于我们的所谓信仰， 以及构成这信仰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而一年以后，“白卷英雄张铁生”，以 及“反潮流小将黄帅”的出现还大有市场。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他写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怀疑已得出结论：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 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三年以前，北京曾有一个“文革”诗歌研究者向我询问《回答》的写作时间，想要证实此诗不是写于 1973 年而是写于 1978 年，我 理解此人的目的是想证明谁是诗坛的“霸主”，我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对 此也毫无兴趣，但我相信不管诗写于何时，诗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

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会有信仰，不过在站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学家叩叩敲敲，把他研究个透彻。”与振开毕业于同一所名 牌中学，曾经主办《中学红卫兵报》，为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牟志京， 在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之后移居美国，而到了美国之后，他又对美国的民主产 生怀疑并试图参加美国，只是因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弃，美国梦的破灭，使他又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就是说，至今他仍然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经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历 程。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 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 和推翻，不需要先肯定或树立什么。

正因为如此，振开的诗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举世皆知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他的诗句被抄成大标语飘在广场的上空：“决不

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成千上万大学生在 那标语下面静坐绝食，几天之后，军队的坦克车从那飘动着的标语前面穿 过??六·四时，振开不在国内。我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会因此而 感到振奋还是悲哀？振开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是政治过多地干预了他的生 活，影响了他的创作，于是，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而忽略了另一些像“从那微笑的红 玫瑰中／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这样的诗句。也就是说，人们宁愿记住正义 的、英勇的、深刻的北岛，而往往忽略了内向的、孤独的、脆弱的振开。

二十多年过去了，振开流亡海外已长达七年，我们只有很少的通信和 通话，我知道他的善良依旧，对朋友的友情依旧，而且，不管是在什么场合， 他从没试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不苟言笑、 固执的，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 的北岛和他的创作。1994 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 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流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 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

五

我是先读到并欣赏振开的诗，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人为主地 以一种仰视的态度与之交往的。对芒克则不同。我在认识他的同时，读到“太 阳升起来，把这天空／染成血淋淋的盾牌”，读到“黄昏，姑娘们浴后的毛 巾／水波，戏弄着姑娘们的羞怯／夜，在疯狂地和女人纠缠”，也读到“我 有一块土地／我有一块被晒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阳能落进去的胸膛／我有会 发出温暖的心脏”这样的诗句。我热爱这些诗，也热爱这个叫芒克的浪漫主 义诗人——他的本名叫姜世伟，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当时他 27 岁， 是造纸厂的工人，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触时， 你很容易摆脱拘束，当你忘掉他是诗人时，他又会毫不掩饰得意地提醒你： 你以为我是谁呢？我是一个诗人！他会很认真地把事情做错，也会很真诚地 向你道歉，而你也会不折不扣地原谅他。很多人愿意把早生的白发染黑，或 者藏在帽子里，而他却以自己的一头白发自豪，五岁的女儿叫他“老杂毛”， 他朝女儿嘻嘻地笑，全然一个老顽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使他在吸 引姑娘时很占优势，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 年以前出版的《野事》总是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外部环境的恶 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 1979 年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 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 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 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 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 相轻互相攻击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 轶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 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 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 一起畅饮，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1995 年，我曾和几个朋友 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玩，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 渔民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 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芒克和他的 关系像亲兄弟一样，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他家里。福生的母亲去世，芒 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去奔丧，据说他哭得比老人的亲生儿子还伤心。人 们常常把粗扩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 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 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癣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 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 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魁力在于自然天成，杨 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 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 1970 年开始写诗，1973 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 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 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

《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 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性者，也不是文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 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 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呼吸。

六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至今仍然不能 忘记我们和龚巧明同爬香山鬼见愁的情景，不能忘记他喝我用小奶锅煮几毛 钱一两的咖啡时的尽兴。

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1977 年考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考人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 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 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 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迈平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 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 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 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 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 的社会性。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 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他这话只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看法，表明 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 世上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唯一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 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 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迈平 1986 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 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 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欣赏他的才华；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 人该具备的魁力他都具备；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会对他非常坦率。我 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 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的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 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个保持远距离的 亲密关系，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 将唯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 一个人的良知，参与海外《今天》的编辑。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 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 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气氛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 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 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唯一的价值，只要 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 卡夫卡、加谬、萨特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 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怀疑悲观的态度，又对人生充满理想主义。 可以想象，迈平活得如何尴尬和吃力。

七

我始终把赵南看成是《今天》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不像马德升那样神经质，不像芒克那样放浪无羁，也不像北岛那样固执， 但是与任何艺术家相比，他都不缺少浪漫和才情，《今天》发表的诗和小说， 都是他的处女作。《给你》（署名凌冰，发表在第四期《今天》）是一首歌颂 西单墙的诗，与《今天》的其他诗作相比，显然是过于直白了，在民刊遭受 挫折的时候，诗人写道：“还是说欢乐吧／说明天的欢乐／说纯净的天空／ 说野外金黄的花朵／说孩子透明的眼睛??你是我童年温柔的梦／是小红 帽、灰姑娘、白雪公主??”是谁，忍心让一个如此天真的人去面对灰墙？ 是什么残酷地把一个如此自由的心灵关进铁窗？在他远渡扶桑的这些年里， 我常常想起他用一只手臂托着腮像做白日梦般沉思的形象，想起在他家度过 的许多个周末的晚上。他的家在市中心，居室又大，布置得又有格调。数不 清有多少人出人其中，那里几乎成了公共场所，很多人坐在他的沙发上、床 上，喝着他准备的茶水，却不知道主人是谁。不管什么时候去，不管你带了 什么人去，都能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那间房子里，隔周一次召开《今天》 作品讨论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聚在一起，朗诵自己的或名家的诗歌、 小说，我曾为王力雄朗读小说《永动机患者》（署名晨漠，发表在《今天》 第七期）；听振开朗诵玛格莉特·杜拉的《琴声如诉》（载于《世界文学》）， 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篇小说优美的节奏和韵味；听振开的弟弟振先朗读《克罗 齐美学的启示》（署名齐虹、史文，发表在《今天》第五期）的评价文章， 老实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克罗齐的名字，而国内公开出版这位美学大师 的著作是在《今天》的介绍许多年之后。如今，赵南去日本已经多年，有消 息说，他生活得不是很好。好在，赵南历来是无为而为与世无争的，他是真

正的绅士，我相信，不管经济怎样桔据，生活怎样孤独，而他都是平和的， 文雅的，高贵的。赵南赴日不久我曾经到他家去看望过他年迈的母亲，很多 年过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伯母身体可好，多年见不到儿子的母亲该如何打发 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当年我们那么多人不分日夜去打扰她，她不曾有过抱 怨，如今，不再有那么多人打扰，她是否会觉得寂寞？

八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 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 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 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寥寥无几的人中，处于写作 状态的更是屈指可数。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人《今天》创作群 体的，他曾以读者身分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在《今天》开始发表诗作。但 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1988 年，晓青的系列长诗《闲暇》的圈内引 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的征伐之事，都在一部 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 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 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 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 80 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与晓青交 往是《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 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有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 说，这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振开曾经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 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二车香 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 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 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 挑着养家湖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 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不存在了，他进人回忆，在 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 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 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几年如一日，平和 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 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 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 动。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 的学生，1968 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 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周恩来出访 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后跳楼自杀。自立因张贴 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 写大批判稿，在批斗自立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 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 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刺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在意这个细节， 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以后，当 年的阶级敌人成了默契的朋友，这种戏剧性的关系变化是中国独有的，是“文 革”独有的，可能也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 难以理想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 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 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 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如果不能，只好承认我百分 之百不懂。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但我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 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 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 作家，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 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 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 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 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他像一只蜗牛，幽闭 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 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九

我在这里见识了许多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物。一些不明来历 的外地画家是编辑部的常客，他们不修边幅，嗓音嘶哑而又滔滔不绝，四川 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跃，看到他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总也 摆脱不掉滑稽的感觉。他们都是最初在京城闯荡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把自己 的现代派作品挂在西单民主墙，引来无数好奇但不解的目光。我这个循规蹈 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 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最廉价的酒，做自己 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也许所有搞艺术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设计一种独特 而古怪的形象，就像顾城总戴一顶用牛仔裤的裤腿剪成的帽子一样，马德升 则总穿一条黑色的裤子、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戴草绿色的军帽，背军用挎包， 这身打扮似乎成了马氏品牌标识。在 80 年代的中国颇有后现代的意味。他 拄双拐靠一条腿走路，而速度快得我这个正常人几乎跟不上。据说，冬天， 他常常在结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画画，他也写小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瘦 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笔。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具煽动性 的演说家，“星星美展”游行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舞着因拄了几十 年双拐而硕大无比的手，边走边发表演说，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因为艺 术，我想还因为残疾，他过于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圆明园聚会，他喝了过量 的酒，任性地出口伤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搀扶他的人咬伤。当时我并不在场， 是事后听我弟弟徐勇讲的，深夜，徐勇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把他从圆明园一直 带到市中心。马德升的情绪似乎永远是亢奋的，不管是高兴还是气愤，总爱 使用最极端的言词，最夸张的表情，苍白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又黑又大，专注 地注视着谈话对手，他的神经质使人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80 年 代中他到了法国，听说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朋友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几乎丧 生，这使他原本不寻常的经历更增加了传奇色彩。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马德升曾经是他原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是行业内的先进工作者。超出常规的行为 都应该能找到变化的动因。

比如我，上中学时，我是写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小学教师时，曾经因为没发展我入党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 两年无辜的牢狱之灾，可能如今我会是一个模范的小学教师。这不等于说现 在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事实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职业理想，但我不 知道，现在还允许不允许让我当一个好教师。我不了解马德升的早期经历，也没和他深谈过，不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还是由艺术始；

是由思想始，还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会不由自主地问：使马德升超出 常规的动因是什么呢？他在何时何处偏离了原来的轨迹，从北京柴棒胡同一 个极其普通的小院里的一间兄弟三个合住的拥挤的平房里走出来，走向 76 号，走向西单墙，以至走向美国、法国，从架着双拐到坐上轮椅？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温不火。我在《今天》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为智者，不只因为他的画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白。 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来，他解释：“色 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他是 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审美对象。在德胜门内那间破得屋顶几乎要塌下来的平房里，穿着中式小褂儿、面带菜色、弱不禁风的阿城，喝二锅头酒，抽劣质烟草，吃炸酱面，画画和摄影，还悄悄地写小说。80 年代中， 阿城爆出冷门，小说《棋王》引起轰动，他被评论界称作寻根派的代表人物， 当“琼瑶热”在大陆方兴未艾的同时，“阿城热”在台湾风起云涌，阿城一 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他在小说首页的作者简历中写道：“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些钱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 样，也是手艺人。”这是典型的阿城式表达，一个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众 面前这样讲话的，别人崇拜你，如果把自己太当回事，会被认为是狂妄，如 果把自己太不当回事，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蔑视，只有阿城能这样说，他有实力这样说。

十

《今天》一共发行了 9 期，被迫停刊以后，又以“今天文学研究会会 刊”的名义出版了 3 期，时间从 1978 年 12 月至 1980 年 12 月共两年，这在 民办刊物中是最长命的。没有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就没有《今天》，这是 事实；没有北岛的《回答》，没有芒克的《天空》，没有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没有江河的《纪念碑》，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现代诗历史中的地位，这也 是事实。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评说并记住。他们被接纳、被 认可，首先因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在国内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青年崇 拜的偶像，在国际受到盛情欢迎。他们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据说北岛不 止一次被提名获诺贝尔文学奖，芒克的作品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其次是 因为他们的作品发表在民办刊物《今天》，它出自共产国际仅存的社会主义 堡垒，所以被西方世界涂抹上持不同政见的色彩。但这终究还是发生在中国 土地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西方人无法想像，在一个不准许选择的社会做出 选择需要具有怎样的勇气，付出怎样的代价。我相信，虽然作为诗人，他们 有长于常人的想像力，但是，当他们穿着破旧的大衣，顶着凛烈的寒风，提着浆糊桶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今天》时；当他们面对父母亲友的劝说和叮咛 时；当他们放弃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时，绝对想像不到日后的功 名和与之相随的困境。

即使是像振开、芒克被戴上了诗人的冠冕，也是个荆冠，谁也没有看 到他们被荆棘刺破的伤口和他们流血的内心。所以相对于文学成就来说，更 应该张扬的，首先是《今天》所代表的精神。

而要真正理解所谓《今天》精神，就不能不了解它的追随者们。使用 “追随者”这一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今天》来说他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些幕后者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作为文 学同仁刊物，北岛、芒克、万之等撰稿人是非凡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 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来的，而鄂复明、周郿英、王捷、李南、桂桂、小英?? 他们可贵和可爱之处正在于，他们所做的，是很多人都能做而没有做，想做而不敢做的。如果说，一些人政治上受到的迫害已被他们的文学成就抵消了，而那些根本没有文学梦想的，动力何在呢？ 比如桂桂，严格地说，她甚至算不上一个文学爱好者，她的职业是护士。当年，她手持一本天蓝色的《今天》与振开在大街上接头，被领进一间 毫无浪漫色彩的破房子，以她那纤弱的手臂印刷、装订没有她属名的杂志。至今她仍然是一名普通的护士，与文学与政治无涉，但因为那段历史却少有了普通人的安宁。 我在以上提到的振开家的聚会中与周郿英邂逅。周郿英是在民主墙上

看到《今天》的，当晚在他那间临街的办公室里就像每天一样，向朋友们发布了这条有关民主墙的要闻，并发表评论说：“如果这个刊物能坚持下去， 其影响将意义深远。”当时他找遍了整个刊物没有发现通讯地址，只有刊物 的末尾留有一张白纸，便把姓名和地址写在上面。

第二天，李南和王捷紧随其后，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那张白纸向他 们昭示了某种莫名的希望，使他们身不由已地卷入其中。我想这绝不是偶然 的，他，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 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 至此，他们从边缘走入与官方对峙的主流。老周以其年长，以其稳健，以其 善解人意在编辑部备受尊重，成为全体同仁亲敬可赖的兄长。1994 年他死 于疾病，振开以今天杂志社的名义发来唁电：“作为编委，以多病之身日夜 操劳，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特别是在手工作坊式的出版与印刷过程中， 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家敬重他，他是《今天》的老大哥。老周，你的一 生简朴、自重、宽宏、始终如一，你在提醒一个道德伦丧的年代的到来。” 朋友们在悼词中这样写道：“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 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鄂复明，大家都习惯叫他「老鄂」，而那时他 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1979 年初回北京 的第三天就被李南拉着来到了编辑部，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许多 人难以把一个手指永远嵌着黑色机油的汽车修理工和一份纯文学刊物联系在 一起，而事实上，他是《今天》存亡的真正的亲历者、目击者。如果说《今 天》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管家；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单位，他就是后勤 部兼财务部部长；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杂志社，他就是总编室、办公室主 任兼会计、编务、校对。他操持对内对外的每一件事，他关心男男女女每一个人。

有了他的勤奋，杂志始终和几百个读者保持通畅的联络，几乎每一封 来信他都亲笔回复，田晓青感慨地说，当年他收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来最让 人激动的文字。有了他的细致，使得杂志在经费极少的情况下得以坚持和发 展，他记录每一笔开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钱一本卖出的杂志收入，大至购买三百多元一台手摇油印机的支出。芒克被工厂除名之后，编辑部每月给他三 十元生活费，因为怕他没计划地花钱，老鄂每月把三十元分成两次发；编辑 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帐目他都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着。可能除了他， 很少有人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今天》，至今不管是谁，都要在他的监护下阅 读，毫不夸张地说，比他个人的财产更加宝贵。我无法例举他做的一切，因 为那实在是太琐碎太细微了，对于一个将被载入史册的杂志，那也许是不值 一提的，但对于一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民办刊物，那实在又是 不能忽略的，日后他们承受了种种来自家庭，来自舆论善意和非善意的压力， 但没有谁被压垮，他们从不发牢骚、泄私愤，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承担着为 人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 的每一个细节中，一以贯之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念，绝不在精神的层面上 降低生活的标准。像初来《今天》时一样，他们远离文学创作，远离政治， 远离《今天》的光环，唯独无法远离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档案给他们带来 的麻烦。

1989 年以后，振开在欧洲恢复《今天》，以后又迁到美国，曾有人对此 表示不平，好像《今天》是一棵结满了鲜桃的果树，所有浇过水、铲过土、 剪过枝的人都应该平分秋色。有趣的是，这种议论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圈内的人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躺在病床上的周郿英对李南说：“《今天》的事，芒克和老鄂不说话，别人谁还有资格说话？”事后， 李南对刘迪转述此话，刘迪说：“老周都认为除了芒克和老鄂别人没资格， 谁还能再说什么？”我是想说，《今天》的名声、地位对于这些人来说，没 有多大意义。他们不会因自己曾是《今天》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因为有了他们而骄傲。我相信，因《今天》脱颖而出的人们，谁也不会遗忘他们。 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命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薰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 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 天》展示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可 以穿过昨天而历久弥坚。

十一

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 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 历史一边还是相反，有权选择述说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 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 献身精神“陷入”《今天》，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 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已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 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板，后来她也开始写诗，但作品没能引起 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想必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 请假甚至旷工。魏京生被审判，在中央电视台搞摄像的曲磊磊将他在法庭上 的辩护词录音，民刊组织人把录音整理印刷装订成小册子，小英和黑大春等 人都到民主墙前去卖，他俩同时被公安局抓走，大约一个星期后，因刘青“自 投罗网”才被释放，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顺民，一定早已是 妻子，是母亲，是一个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她看 清了一个进过公安局的女孩儿再不会被正统社会所接纳，或许是因为富有挑 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 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1994 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 里我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 遗弃的女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 要做古玩生意，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 时住在这里，她仍然热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 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出生活的每一个人？ 诚实地说，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我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 一瞬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我却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谁也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 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 回生活的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当不得不准备结束本文时，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但是《今天》连同整个中国民主运动很快被封杀了，更没有料到，在《今天》创刊十年以后，中 国发生了六·四事件。震惊之馀，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和肤 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 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六·四，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做。任何漠 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历史并不为颂歌留有过多的篇 章。

《今天》曾以与官方文学抗衡的形象，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中国主 流文化的格局，成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曾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给予认同、如今处于其社会边缘状态的《今天》， 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 貌和意义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所有曾经和仍然热爱和关心《今天》的人 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为此而感叹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人特有的心理情结和执着的思想方式。但是，正如我在本文的 开头所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有不同 的使命，那么每一个时期的《今天》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使命。但可以肯定的 是，只要她不失去其独立的姿态和反叛的锋芒，不管有怎样的变化，都不会 使曾经对其倾注了心血的人们失望。

我惭愧地发现，除了几篇不成熟的小说和散文，这十多年里我没有留 下任何值得书写的东西，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也许因为脚步太匆忙， 倒显出了印迹的肤浅。但我的确非常珍视那些年，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 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在 这里，我写到了一些人，这种取舍完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极为个人化的， 讲述他们实际是在讲述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特别写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 们对于《今天》，对于我个人不重要或不值得写，正相反，有些人是在这样 的篇幅和结构中无法容纳的，比如 S 君，比如 W 君，他们在一段历史中的位 置和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写到和没有写到的人会 有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局外的读者是否会像 1985 年时的北大学生一样 无动于衷？无论如何，那是我顾虑而又不及的。也许将来我或者别人会写一 部《今天》的历史，叙述史实的真相，揭示人性的真实，那需要勇气。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 写下了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 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父辈的踪迹， 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他的父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 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

1997 年 5 月于北京

*“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

张郎郎

一

1958年，我为了住校，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正好赶上大跃进，当然钢也炼了，试验田也挖了。这时候“文化大跃进”开始了。 

当时我们班负责“写百首诗，画五十张画”的是陈乃云，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的美术字和画壁画时，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当时我就趁机要她借我诗集看。她很热情，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拿来借给我。她对我的鼓励，对我在“育才”很快成了“诗人”大有关系。 

陈乃云后来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太阳纵队”。因为她是又看画、又弹琴的好学生，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听音乐。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她是有头脑的好孩子。我们不会吓着她，没提过组织的事儿。后来，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那时候，我们就喜欢谈抽象的东西，也许是青春所致，也许是文学所致。 

在育才中学，很快我写了不少诗。虽然也读了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他未来派的幻想，喜欢他铿锵有力的节奏。 

一次在全校的“赛诗会”上，我朗诵了在当时算别具一格的长短句：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结果，在学校大大出了风头，我正少年气盛，锋芒毕露，一群群比我们低几年的小学生，一见到我，就尾随而来，一块儿喊：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其中最活跃的是牟小白（即牟敦白）后来，他卷入了“X诗社”和“太阳纵队”。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对这些浑然不觉，正琢磨着如何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这就是马波——老鬼。那时他在练武。 

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可能是根据上边的精神，说我这首诗有思想问题，是青年主义。根本没提党和主席，也没提三面红旗。 

我委屈地自我辩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写社论。 

我又正好看了当时的苏联电影《诗人》，觉得诗人必然是反叛的，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觉得诗人必然是受苦的。其实，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我是否可以承受。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就自找苦吃。 

我就认为自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和同道者张久兴、甘露林，骇世惊俗地剃成光头，学老马的样子，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 

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多次被批评。当然，他们也是有道理的，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好在我们光写诗、背诗，没打架寻衅，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 

我依然在秘密写诗，一般不出来乱念了。甘露林当时比我还是老实一些，他似乎是负责壁报的出版。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我直言不讳，认为全是一片歌舞升平，有什么意思？应该出讽刺性的，提出问题的，儆省众生的。他大为赞同。于是，我们就合作出一期“黄蜂”，和“牛虹”的意思一样。 

壁报只轰动了一天，第二天被勒令取下。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现在平心而论，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一年，他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他说：“你们如果再大一岁，在高中，早就够当右派了。你的诗是针对谁？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还画两只小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狼狼’两个字，你想吃谁？”他休息一下，又中肯地说：“回去问问你们爸爸，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开玩笑。我们全蔫了，那时才十四岁。但也都没敢回家问爸爸，别添乱了。第一次明白——那是禁止的游戏。 

二

1959年，我上一O一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檐帽，当时在北京算是准军校了。最流行的读物是《红肩章》、《船长与大尉》、《军校学生的幸福》。那时，我努力学规矩，没敢提自己的“犯规诗”，间或写应合之作。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诗：

  我要像狼一样 

  吃掉官僚主义 

  证明文件 

  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纸片子 

  全滚他妈地去！ 

借别人的诗呐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那时刚刚开始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她无论在哪儿一出现，哪儿就光芒四射。 

那时，蔡元元是话剧团团长，我算是副团长。为纪念鲁迅，我和张美君导演话剧《祝福》，又辛苦又愉快，难忘的合作。在排练和演出中，在后台和郭世英开聊。那时他主演《过客》。本来，由于我的不逊，最讨厌他老爹——郭沫若。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而且也喜欢诗。一点儿也不像他爹。当时，他比我高一年，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我觉得找到了同道。 

两三年后，我在北海冰场上，遇见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牟小白，他告诉我，“X诗社”的事情被发现了之后，参与者全体被捕了。当时小白惊魂未定。我请他到我家来，当时他紧张到要看每扇门后面有没有人。甚至怀疑我和公安局有关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正常起来。那时，我还笑他十年怕井绳。 

其实，他没有错，没有四年，“文革”中郭世英就自杀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确是死了，只因为爱诗，爱用自己的脑袋想事。后来，也有确切的消息：他是被打死的。当时，他是被捆在椅子上，是背着椅子跳楼的。总之，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三

1960年，张久兴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弹吉他、唱歌、读诗、写诗、画画。 

他固执而热情，浓眉大眼，嘴唇绷成一条线。五短身材，练一身钢铁肌肉。他从不服输，任何事情，他都想做成“最好”的。人们叫他“小拿破仑”。诗如其人，很有冲击力。 

在他的动员下，我从一O一中转到外院附中。如果不转学，可能就不会有“太阳纵队”。因为外语学院附中管得没那么严。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人肚子一饿，精神就宽松了，当局没精力管那么多。 

一开始，主要是我和张久兴两个人在秘密写诗。当时的直接原因，是张久兴爱上了在实验中学读书的陈乃云。每天到放学时分，我们俩就在校门口等候，因为陈乃云正好骑车从这里路过。且不论恋爱故事是否成功，但至少张久兴一下子变成了多产诗人。让我望尘莫及。可见激情出诗人。很快，我们周围吸引了一群文学爱好者。 

张新华是我在一O一中的同学，本来比我低一班，在我休学一年以后，我们同班了。张久兴反而比我们高一班。张新华父亲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是个爱文的军人。张新华也爱写爱画，一沾艺术就疯，在外语附中曾经因吃完了全月饭票，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吃伊拉克蜜枣酱。我把半个月饭票给了他，请病假回家。好在我家人口多，可以混过去半个月。 

张新华竟在这年头非要画油画不可，让人哭笑不得。他对朋友真是两肋插刀。 

于植信，多愁善感，一手漂亮字，一口漂亮法语。我们还胡乱穿衣的时候，他已经雪白挺刮衬衫，毛蓝布的贴身长裤。所以，人们叫他“奥里维尔”——《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的苍白小生。 

天天他皱着著名的眉头，念一些法文名诗，波德莱尔什么的。他也写一点，还翻译一首中文诗为法文。他主要兴趣当时似乎不在创作，而在于一种诗的氛围。人们说他脚不沾地。 

张振州，薛宝饮外型。父亲是大提琴教授，在月光歌舞团时期，和王人美一起拼搏。所以后来，王人美成了张振州的姑姑。她内心细腻厚道，口碑一直极佳。王人美晚年，她为王人美尽心尽力，周围人都对她的孝心感动备至。但他们不知道，她年轻时写过许多优美感伤的散文诗。谁能了解年轻时的她？ 

杨孝敏，学者型的女生，学习成绩一直拔尖。敏感而略显紧张，好写点东西，也似乎过于认真，过于激动，当时粗枝大叶的我们，觉得她有“过犹不及”的毛病。 

董沙贝，黑瘦黑瘦，一身运动家似的腱子肉。他从小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那就是黄永玉写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而他和我又同年，又是隔壁。从小就在院子里一起画画，搞壁报。他本来动员我和他一起去美院附中，我都去了一次。但后来张久兴的热情，和美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说要另考，我就来了这边。沙口大为失望。不过，这个阶段，他经常来我们这边，他当时就画些现代派油画，那时是相当超前了，只能自己秘密地画。尤其他父亲董希文又在改那张《开国大典》，每过一个阶段，总要刮掉一两个人。那会儿可能是刮掉彭德怀吧。 

沙贝喜欢滑冰，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那时就会讲政治笑话。他的幽默属于蔫逗，但关键时刻往往出语惊人。 

张润峰，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脑子快，模仿力极强，记忆力超群。但毛病也较多，其他几个人都或多或少不愿意他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有人批评我领袖欲强，只要投奔于我，阿狗阿猫也都收留。其实，我当时读了他的一首叙事诗，写得很有灵气，也很感人。我觉得他毛病再多，也还是才子，别人说：“那诗准是抄来的，为什么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了？”我也困惑，但我们当时看了可以找到的各种诗，但没见过原型。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四

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且，在学校里也不屑去争权夺利，别人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这沙龙的成长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有两位不能不提。 

第一位是我母亲陈布文，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与其中几位都经常长坐恳谈。她自己年轻时，就给《论语》、《宇宙风》写稿，给《扶轮日报》撰文。解放后，也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给《新观察》写散文或报导。但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当时，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周末，我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想来，后来张明明对我的帮助，多半是看我母亲的面上。 

她亲手帮我、张久兴、杨孝敏改诗，改文。也在读书上常给我们忠告。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她差不多都参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当时，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都是向她借书。除了文学名著，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比如《冰岛渔夫》、《伊尔的美神》等在当时没有出版，这是解放前的旧版，都是她保存下来的。 

此外，她还奇迹般地保存差不多全套的《论语》、《宇宙风》、《太白》、《小说日报》等30年代的文艺月刊。这些书是我们的一大泉源。 

第二位是作家海默，当时，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劳改了一段时间，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被同意回京治病。我家的诗歌晚会，他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不愿惹麻烦，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因为他也姓张，所以顺理成章。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他富于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你想那年头在北京还有多少这种人物？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 

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谈文学、生活之类。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才知道他是谁。 

在“太阳纵队”圈子内，人们不无调侃地说我是“精神领袖”，而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无疑是上述二位了。 

五

我们的“精神资源”，可以说是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是书籍，除了上述家藏的书之外，海默家的藏书，也是我们争相阅读的“资源”。比如雷马克的《凯旋门》、《流亡者》，巴尔扎克的《刚巴拉》等都是罕见的解放前版本。《基督山恩仇记》更是国内当时绝对见不到的。 

再者，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像《十日谈》、《地粮》等。同时，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黄皮书和灰皮书，这才读到了《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愤怒的回头》等作品，我拿《愤怒的回头》到学校，热情推崇，从头到尾读给朋友们听。那时虽然也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萧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等，总之，读遍了当地的“内部图书”，但最喜欢也最受震憾的还是《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 

当时狂热到这样程度，有人把《麦田守望者》全书抄下，我也抄了半本，当红模子练手。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那时居然觉得，他们的精神境界的和我们最相近。 

那时，我们读书、谈书成了主要话题。所以搜寻书刊也是重要活动。外语学院附中，离琉璃厂最近。下了课，我们流连在旧书店。在这里，我买到了《美国现代诗选》，也第一次读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让一保尔·萨特是上大学后才从内部书中读到他的作品，那是后话了。 

第二是画册，前面讲过陈乃云家的俄罗斯画册，而我家有从欧洲尤其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画册。我们也常去图书馆看各国可以阅览的画册，也去参观有限的各种画展。 

国画欣赏的机会更多，我们就住在琉璃厂旁边。 

第三是电影，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至今来看水平也不低，那种西方幽默，给我们震动很大。卓别林的《淘金记》《凡尔杜先生》、《城市之光》等，都是这时开始内部放映。而公开放映的英国影片《一个士兵的经历》、《鬼魂西行》，德国的《神童》、《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古堡幽灵》，西班牙的《影子部队》，法国电影《红与黑》、《她在黑夜中》，奥地利影片《冰上的梦》在北京家喻户晓，我们都看了很多遍，张润峰差不多能背下来全部台词。 

可见，在困难时期前后，“人们饿瘦了躯体，养壮了灵魂。” 

在这样状况下，我们沙龙的人，都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光在小圈子里比试，觉得很不过隐。还想大展鸿图。 

但陈乃云比较面对现实，有一次来我家参加诗歌晚会，完后，她诚恳地对我说：“还是要注意些，不然会有麻烦。”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 

六

我曾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在那样的环境，对写诗、搞文学的可能危险性，也有所察觉，但怎么还那么“胆大包天”呢？ 

可能，我们那一圈人，从小就住在寄宿学校，对社会基本毫无了解。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和外在世界都是从文学中演化出来的幻象。而且，初生之犊没见过真虎，当然没有畏虎的心态。 

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例如说：周扬是一脸死人白。当时周扬如日当空。原来在延安，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周扬。我母亲不怕汇报，当时不只一次告诉我们说：当年爸爸被拖到台上之后，李江（另一个原来在北京的艺术家）上台去揭发说：张仃是特务，是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联络人。歌唱家杜士甲跳到台上去，说：周扬同志，张仃要是特务，割下我的脑袋！周扬慢条斯理地说：杜士甲同志，你的脑袋值几个钱？第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务了，他气疯了，在回去的路上，趁看管人不在意，纵身跳到路边的井里。未料到，是个枯井，摔得鼻青脸肿…… 

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恰好身边又有海默这么个榜样。我就觉得为艺术，冒风险算得了什么？认为当艺术家就是叛逆，一点儿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也在朋友中讲这些故事。基本的意思是，状元当不了艺术家，艺术家也不屑去当状元。 

那个阶段，我们写诗、画画，和现在的状况很不相同。因为那时候，我们很清楚，自己的东西，不但不合潮流，甚至相左，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性。所以，不可能在可预计的未来被社会承认。另一方面，也绝不可能用这些作品去卖钱。当时社会不允许，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只是想当艺术家，这个“无冕皇帝”的头衔，足以使我们自得其乐。 

我们这样的选择，我母亲很支持。这也许是因为我家男孩子有五个，实在让人心烦。有一个想“为艺术而艺术”，也算是一种调剂吧。另一方面，母亲从小就喜欢文艺，始终未能如愿。所以，也许她对我有些期许。 

母亲常常告诉我，艺术家就是叫化子，问我是否甘心如此，那时候，我已经看过《梵高传》、《米开朗进罗传》等等，心里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恨不得自己再穷困潦倒些才好。最后，母亲劝我好好学门手艺，以谋食粮，譬如理发等等。 

七

1962年，当我们这伙人心气最盛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施展的机会。当时母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该校有一群诗歌爱好者。学生会主席张绪曼来我家，和我母亲商量举办一个大型诗歌朗诵会。我正好在家，就一起商量，我们和他们联合举行，上半场朗诵名著，下半场读自己的。 

我们这些人很兴奋，每个人都认真地准备。杨孝敏准备普希金的《致大海》，她又请来一位女生，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来助阵。两道剑眉，果然是将门虎女。人们说她像西班牙女郎。 

那天至少来了百十口子，座无虚席，后面也站满了人。我们这伙中学生虎虎生气，尤其下半场，张久兴朗诵了“马式风格”的一组短诗，尖锐幽默，使人耳目一新。张新华也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但他在下面谈笑风生，一上台有些紧张，可能是他不如张久兴那样自信。我全文朗诵了长诗《燃烧的心》，实在太长了，居然大家坚持听完，然后掌声雷动。其实，大学生也是年轻人，和我们差不多。他们也兴奋不已，工艺美院的黄传伟、张鸿宾都跑到前面来，和我们接着交谈。张明明是后来才发文讲述这件事的，当时她并不在场。

我在诗的结尾说：我们——太阳纵队！ 

董沙贝平时说话不多，但一激动起来，比我们还疯。散会时，已经半夜了，人们沿着马路往我们家走，边走边兴奋地交谈。我们不只以为“震”了大学生，因为诗只有与读者直接见面，朗诵给他们听，看看到底能不能撞击别人的心灵。因为这以前我们只是在沙龙范围内，自我欣赏，到底有没有点真东西？心里还是没底。这第一炮打响了，使我们信心倍增。 

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一句话，把谈话中的火花，变成熊熊火光了。七嘴八舌，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一系列的计划。那天人太多了，有一半人留在我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在大街上遛了一夜。 

可见，那会儿，我们爱诗、爱艺术到了半疯状态。那会儿，真是没想到政治的阴影将会多么沉重。我们又不想当官儿，政治和诗有什么干系？ 

八

“太阳纵队”的确开过一次正式的成立大会，那是在老北师大的莜庄楼。在一间腾空的教室里，下午斜阳，懒懒照在墙上。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参加的人有：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章程。那时，还是太年轻，我在章程开始，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云云。那时，我哪里知道，当时文人们失去灵感、失去灵气的原因和苦衷。 

我们打算至少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每次每个人必须有新作品问世，墙上挂画，诗人们朗诵作品。然后，切磋研讨，慢慢形成艺术强力集团，最终会被社会承认。 

在那个阶段我写了长诗《燃烧的心》、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鸽子》。我也画了《丹柯》、《随梦录》等画作。 

张久兴那时的主要作品都是短诗，张新华也是。 

后来加人的牟敦白作品比较多，有诗、有文，也有画作。 

我的这些作品的风格显然受洛尔迪、艾吕雅的诗影响较大。喜欢用比喻、象征，也喜欢用颜色来装饰。我画的画，在那时受蒲菲和其他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影响。 

当然，用语言来描述原来作品的风格，就很难贴切。原来在写“太阳纵队”一文时，以为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这次回到北京，才听说这几年来，有许多有心人已经开始整理和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了。他们也收集到一些我的短诗。 

早几年，我们沙龙后来加入者，甘恢理打算出一本我们这个沙龙参加者的作品集。据说材料已经收集不少了，可他突然病逝，使那些资料就下落不明了。至少，我不知道会在哪里。 

九

郭世英的沙龙X诗社成立，那时他正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据说由于他们想去法国，被破获，全数被捕。消息很快传开，我们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只是同人来往而已，化整为零。所谓：凛冽冬风百草散。 

1963年，我们沙龙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张久兴参军走了，成了坦克兵，而于植信因为要去法国留学被发现，被送去天堂河农场“组织劳动”。秋天，我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同班有一O一中的同学巫鸿，他和我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很谈得来，他也通过我认识了沙龙中的各位朋友，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个年龄的人都很重视难得的友情，那时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我们也都写东西，也画画、摄影，志趣相投。又同时爱上了蒋家的女孩子，我追蒋定粤，他追妹妹蒋定穗。她们家的大哥蒋建国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生，搞版画、摄影，二哥蒋之翘写古诗，蒋庆渝写新诗，小弟蒋庆宁也一心想写小说。那一段时间，他们家成了这阶段的沙龙。 

1964年至1965年，地下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的朋友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的回忆》，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在官方权威杂志《美术》登了这张画，准备批判。学校里马上剑拔弩张，这幅巨幅油画搬出藏画楼，堆在乒乓球室，准备大批。 

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和我们都是铁哥们儿。当时袁运生已经去了吉林，还不知道大祸临头。 

我和吴尔鹿、于植信、蒋定粤分别商量，怎么救哥们儿一把。我忽发奇想，偷走它！失去了靶子就无从批判了。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我决定独立行动。趁美院团员大会之际，校园里没人，我潜人学校体育馆，从画框上割下那张画，卷成一卷，极为惊险地混出学校。 

当那张画铺满了我家客厅的地板，吴尔鹿跑来欣赏。我大汗淋漓，一面为老袁高兴，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机关为此到美院“做案现场”，做为政治案件处理。气氛紧张，没人怀疑过我。

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对我的邪大胆五体投地。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当局一旦获悉，这一条就能判你。对此，我是毫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 

十

当时，沙龙人员也在流动中，一次在天安门集合准备到文化宫去活动时，董沙贝和吴尔鹿骑车过来告辞，说他们不去了。事后才知道，人们当时已经觉得，我的领袖欲太强，老想当“精神领袖”。所以，就会使同龄人心理上不舒服。那时有人已经给了我四个字——“不可一世”。可见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真不知天高地厚，人生艰险。其实我天生对人热情。那时，一方面我年少气盛，也无所谓。另一方面，也照顾不同的人面，所以沙龙也只好分散活动了。你总不可能让人人都能互相容忍。 

在那一阶段，主要活动除了上述的蒋家沙龙，还有其他的活动地点，特别是在一个不愿写他姓名的朋友家，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他家的沙龙主要去的人有李昌元、朝增兴、巫鸿，吴尔鹿只去过一两次，后因和他不和而不去了。他家除了有大量的灰皮书、黄皮书，还有最新的西方音乐唱片。后来，也是在他家”听了“披头四”，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 

一天在他家吃午饭，我们放着德国现代歌剧唱片。他父亲进来，脸色就不太好看。我那时居然没注意到。等放完一面，本应该赶紧换一张古典的。我却拿自己不当外人，又放那另一面。老天！ 

那年头儿，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我真是个不顾后果的祸头子。 

他们老两口儿诚恳地找我谈话，给我亮出了黄牌。他们当然怕我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我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比我们清楚。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 

初生之犊，哪儿听得懂？另一个活动地点是在阜外大街一片楼里。郭世英一案里，最年轻的一个牟小白，最早被放了出来。就跑来找我，自然而然，他就成了我们沙龙的新人。 

他家成了另个活动地点，也有时候去王东白家、去甘恢理家，后来又认识了郭大勋、郭路生。我们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画画，游戏，喝酒。没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往往是咸菜，或生拌大白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用铅笔刀削了削，大家觉得别有风味。他还会把萝卜雕成一只猪。连吃带玩。张士彦是老大哥，他已经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到文化用品公司上班了。每次他来看我们，总是带一瓶“中国红”。大家齐声喝彩。 

那个时期，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也许受了海明威早期小说影响，风格比较像散文，情节性不是很强。记得有一篇是根据王东白讲的一个真事，发展变化而来的。写的是一个日本女孩，在中国长大后邂逅一个中国男孩的故事。另一篇是关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的故事。有次，我哥碰巧翻到我这篇小说，他大惑不解，问我：想说明什么问题？我说这没法说清楚。 

十一

那时候，我哥哥正在“哈军工”上学，他在党内还是个干部。戴晴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上级。他们暑假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玩。他们听说我爱朗诵，晚上在颐和园长廊，我先朗诵老马的，然后朗诵艾品雅的《自由》、《贝里》……他们大为惊奇，可能我们接触的文学不是他们熟悉的，而是另类。戴晴当时也喜欢文学，正在熟读《红楼梦》。那是，我们的趣味是有些差别，似乎我们那伙人太“现代”了。我估计那会儿，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位法国诗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关心与宽厚，使我感动。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念我那些“不合时宜的”怪诗，也没告诉他们我们有那样的沙龙。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一套对付社会，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 

有一次，在展览馆餐厅门口聚会，吴尔鹿和牟敦白与我谈起，到底我们写的东西，到了什么水平？是文学青年的习作，还是已经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 

我们争来争去，后来决定，一个月后，每个人拿来一篇新作品，既要有自己的风格，和自认为有艺术性的作品。同时，也不触怒社会，然后投给《人民文学》，投石问路。 

一个月后，我拿来了《进军号角》，很受老马未来派风格的影响，是首政治抒情诗。但是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在那时，也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没落的艺术。同时，也写了毛泽东。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而是试图从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我忘了别人写了什么，总之，大家同意投我写的这篇。 

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们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从我们自身角度，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逆。但和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的团体革命，是不一致的。可以说《进军号角》，是用老马式的语言，阐述我对文艺必须革命的愿望。当时，有个错觉，认为党内官僚系统是下面搞的，而毛是诗人，周是智者，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可改变不了整个官僚系统。 

我这首诗，没有通过任何关系，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寄给《人民文学》的，未曾想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大概两个星期后，我的干爹朱丹伯伯来电话找我去。先插一句，朱丹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就计划把我过继过去。后来，他妻子有个亲戚的孩子也过继了过来，我就成了哥哥。后来就改为“干儿子”了。他原是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特别爱开玩笑。知道我去看他，传达室问我和他什么关系，我张口结舌。他说：下回再问你，你就说“太子乾天下”！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豪爽与幽默。 

我一到他家，看见冯牧先生也在。朱丹伯伯见了我激动地说：怎么你写东西也没告诉我，也不拿来让我们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我嗫嗫嚅嚅不知如何回答。后来鼓起勇气说：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还不知道，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帮忙。冯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说：现在年轻人真厉害。 

他们告诉我，这首长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下期《人民文学》就要全文发表。发表以后，很难想象是什么影响。朱丹伯伯又兴奋，又担心，因为当时文艺界正处在一个进入敏感时期的关键时刻。 

后来《人民文学》一位姓雷的编辑找我谈了谈，他见我这么年轻，颇为感慨。说让我改一些小错。 

这个消息，不知从何途径也传到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候对能够凭自己冲入社会，得到承认，就觉得是“天才”了。于是人们开玩笑，把我也列人美院十大才子之列。 

 “太阳纵队”的人，也都兴高采烈，认为我们这几年的苦学苦练也终于被社会承认。所谓也够“公认水平’了。可见，那时我们也并不刻意与社会相左。还有年轻人的虚荣心。 

可这一段如果真的“如愿以偿”，我们会不会也登堂入室，弹冠相庆，就此被收编为“御用文人”。是有那种可能性，其实，党组织没有我们自己那么天真。 

那首诗，始终未能发表。 

第一，正好文艺界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而邵筌麟首当其冲。后来才知道，是邵筌麟签发我那首诗的。第二，后来听当时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女儿告诉我，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把我描绘成一个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我的名字和“坏人”相等。 

你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他们相中。 

十二

在明白即使你的作品合了当时社会的“格”，人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出手抄杂志。 

因为，知道这是非法的，所以，只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行。我父母也参加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也实在超前了。 

其实出版方式也很简单，大家都用同样大的16开纸，稿纸和图画纸都行，留下装钉线就行了。当时参加的还有陈乔乔、耿军、邹枫、张大伟、蒋定粤、张寥寥等。谁主编谁来设计封面。我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也许，那是一种预感，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 

那期我记得乔乔写的是回忆童年的诗，那风格比较古典。耿军是漫画连环画，是讲当时恋爱的几大戒律，十分有趣。邹枫和蒋定粤都是抒情散文，比较古典。张大伟是怪异的梦幻录，还有光怪陆离的插图，很受象征派或有爱伦堡的恐怖气氛营造痕迹。张寥寥画的讽刺漫画，画上有河马等等，十分可笑，而河马正好在撒尿，而尿下有一棵小小的树，旁边写“劲松”。 

我是用两种不同风格画了两张画，写了两首诗——“对春天不同的解释”，一边是用古典风格，另一边用现代风格。 

 “文革”一开始，我们马上请蒋定粤把这些期杂志藏起来，后来似乎在她家也不安全了，就转移到理召女士家里去。再后来，她也保不住了，只好付之一炬。 

十三

1966年，袁运生的画、“太阳纵队”组织、秘密聚会、与法国留学生交往、我的诗、我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我被抓，我逃跑，我被通缉……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在送给王东白的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逃到南方的时候，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你真已离去》。 

当时，人们传说我已经逃到了海外，其实我只是逃到了杭州。 

后来，我又被抓回来，先关在学校，后来就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无数次审讯。他们一再追问那个“反动组织”——“太阳纵队”。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他们甚至在中央美术学院开了一个展览会，向人们展示我已经是反动艺术的追求者，已经走了多远。那些东西或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或许早已焚为灰烬。于是，我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的“领袖”。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 

  附录： 

我想把当事人今天的情况，简述如下，也许会对研究者有用： 

一、张久兴：我的案子发了以后，连累了在军队中服役的他。他被整得很惨，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二、甘露林：后来上军事外语学校，在军中也被整。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三、于植信：后在天堂河农场改名于铁生，被送到新疆农二师。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写很多电视剧、电影剧本，但不合时宜，未被任何地方采用过，现仍然在写。 

四、张新华：现为中国农民美术协会秘书长，自己一直在画画，也曾到匈牙利和美国展览。 

五、张振州：现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翻译许多关于自然的电影片，如《动物世界》。没有再写作。 

六、董沙贝：现旅居日本，在一所大学教绘画。现在他热中摄影和国画。 

七、吴尔鹿：现居纽约和北京。是著名画商，同时也写艺术评论。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美术史硕士。在北京开有画廊。 

八、张润峰：听说搞出版发了小财，后开文化书店。周围有文学青年圈子，未见有创作。 

九、杨孝敏：因我们案子影响，一直在工厂当翻译，现病退回京，个体翻译工作者。也翻译艺术评论。 

十、蒋定粤：现居洛杉矾，是医生。 

十一、牟敦白：又名小白，是唯一横跨两大沙龙的健在者。这些年一直在写作。在如《南方周末》等国内刊物，写焦点报导。如《陈衙内何许人也？》（陈小同）。也写地下文学回忆如《X诗社回忆》等。现在内贸部当土木工程师，业余笔耕不辍。 

十二、巫鸿：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讲座教授。有时画画，有多部美术史论著作问世。有本关于汉画象砖的论著获得美国亚洲学会奖。 

十三、甘恢理：后任中央民革秘书（或副秘书长？），一直想把“太阳纵队”的作品整理、出版出来。不幸英年早逝，未能如愿以偿。 

十四、郭路生：现在北京，还一直写诗。住在精神病疗养院里。我们有时接他出来，在我家畅谈往事。 

十五、张大伟：在北京实验中学教高中语文。依然坚持写东西，但很少发表。 

十六、张寥寥：在北京一文化公司当编剧。他依然在写东西，时为公司拍片用，时为自己高兴。 

十七、王东白：身体不好，提前病退在家。 

作者简介： 

张郎郎，美籍汉语作家。1944年出生于延安，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困组织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被判死刑缓期，坐牢十年，出狱后曾经商，现主要从事小说及回忆录创作，亦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汉语。 

  ------------------ 

转自书路

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

牟敦白

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而他已经离开二十四年了。 

什么原因使他离开人间？是自戕还是谋杀？这是撕人肺腑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澄清疑惑。所留给我的，只有悲哀、愤慨，和永远的怀念。 

郭世英是郭沫若先生的第六位公子，在全家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八位。1942年出生，如果活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岁。他虽然早早离去，却永远留给人坚毅、年轻、有棱角的形象。他是流星，他是闪电，他永远年轻，因为他死去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周岁。 

然而我认识的郭世英还要年轻，如果算十八岁他上高三的时候。我时年上初一，郭世英已是北京一O一中著名的杰出学生。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等到我们彼此熟悉时，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二十岁，一米七八的个子，经常锻炼，身材匀称结实，一张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和郭沫若先生文质彬彬、温文儒雅的形象大不相同，除了那继承乃父智慧的宽阔的前额，他完全是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比我年长五岁，是我当年心中的偶像。由于他受到众多欧美作家，特别是俄国作家的影响，他很深沉，有一种俄国文学作品中常描绘的冷漠贵族的神态。实际上他的心地平和，对一个比他小五岁的无名小卒，他待我是真诚的，热情的，他是我最早的启蒙者之一。 

从初中二年级起，我非常崇拜郭沫若先生的作品。从《克尔美罗姑娘》到《十批判书》，从《女神》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起我无穷兴趣，给予我丰富的知识，我“攒钱”——将伙食费和零花钱省下来，购买了全套精装本的《沫若文集》。当时有许多学生对郭沫若富于传奇色彩的生平抱有莫名其妙、毫无道理的偏见。但是只要认真阅读郭老浩瀚的著作，便不难感到其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凡人凡事，不能人云亦云，要首先了解一下再做结论。由于对郭老作品的偏爱，自然而然要转到对其传人的关注。 

那是1962年的冬日，星期天，我在东安市场里的旧书店闲逛，正好找到一部郭老在大跃进期间的诗著《百花齐放》。这时候，郭世英和一位年轻女士走了过来——我常想，人的命运，冥冥中上苍已做好了安排，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无法预料而必将降临的，至于是唯心论、宿命论，还是什么玄妙的哲学，我无法解释，也不能用“无巧不成书”这样简单的概念来概括生活。在人生烦琐紊乱的生涯中，在主脉络上延伸出许多细小的分支，每个分支都是你人生的某一组成部分，但与主脉相承，形成复杂的网络，最终汇集成你生命过程的全部图像。我们常说，一个偶然事件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这解释太简单了，“偶然”仅仅是出于自我感觉，而偶然出自必然，或必然形成偶然，这样比较符合“辩证法”，符合科学的分析。因此，不必自怨自艾，一切是有缘分的——书归正传，郭世英身著中式棉衣，头戴罗宋帽，脖子上系一条大长毛围巾，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那位女士很年轻，盘子一样的圆脸，中等以下身材，笑容可掬，有教养，但不漂亮。和郭世英相比，似不很般配。我觉得像郭世英这样的人一定会找个漂亮的女朋友的。（后来方知道，这位女士叫金蝶，是X诗社唯一侥幸到海外——香港——的人。至于此事涉及什么刑律问题，如何东窗事发，祸及郭世英及他人身系囹圄，从未有任何人对我讲过内情。我想，郭世英出于谨慎和爱护，或因我年龄小，涉世浅，他极少与我谈这类敏感问题） 

我径直走到郭世英面前，请他在我刚买的《百花齐放》扉页上签个名。他笑了，年轻的女士也笑了，非常坦率质朴的笑，我怎么有资格在父亲的著作上签名呢？——我们就这样正式相识。虽然相差几岁，但都感到对方是诚实可交的人。 

1962－1963年，郭世英住在北大，我住一O一中，相距不远，骑车十分钟可见面。但是他却喜欢写信，因之我们之间有若干书信往来。他问我除了他父亲的著作，我还喜欢哪些作家。我复函中说，我看海明威、格拉罕·格林、高尔基的书，前两位作家，我完全无师自通地热爱，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巨人。郭世英显然也喜欢这两位作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向我推荐，并借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安德莱耶夫的短篇小说，以及易卜生的《娜拉》。当时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贫乏环境中，我看了俄国作家的书后，那些抑郁、沉闷和痛苦和作品深深震撼了我。 

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郭世英和另外一位青年来一O一中找我。其人系著名哲学家张东荪的孙子，北大生物学教授张宗炳的公子张鹤慈。他长发蓬乱，一副颓唐的现代青年形象。如果在80年代，这种装束毫不令人奇怪。在当时却引起学校师生们的惊诧。张鹤慈也是本校毕业生，热爱文学艺术。我觉得他多少有些门阀观念，见我如此年轻衣著普通，大概认为不入清流。张天马行空，对旁人蔑视全然不顾，在校园内招摇过市。郭世英则较沉默，不时有熟识的人和他打招呼，为了替张壮行，他也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春天，万物复苏，清冷的风吹着我们，我感到惭愧，自己学识浅薄，在两位老大哥面前孤陋寡闻。我看着张鹤慈苍白憔泞的面容，瘦小的身材，女人一般纤细的手指，觉得他“走”得够远的。我想他一定读了许多书，处于青春萌发晚期极度的苦闷彷徨中。我觉得在许多方面他对郭世英形成一定影响。许多年后，我读了佛洛伊德的书，才明白当时我们都处于一种“情结”中，内心深处潜在的广泛欲望无从寻到正确的引导，空寂落寞的社会人文环境，促使潜意识中的逆反心理逐渐地演绎成畸形行动——这是酿成后来悲剧的根源。 

那些日子我们接触频繁，互相交换作品，我开始练习写小说、写诗，我是个小诗弟，郭世英、张鹤慈说我写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还可以。张鹤慈诗写得不错，短小精悍，有股戴望舒加波德莱尔的神韵。他大胆地讴歌爱情。有人说郭世英也写诗，这么多年过去，我实在记不起他和张鹤慈的诗句。要知道，在当时的岁月，热爱文学艺术本身就带有某种倾向。（自由化？）我常常受到同学的嘲弄，感到同人实在无法与之交谈，于是频繁地找老大哥求教、聊天。郭世英貌似严峻，其实不乏幽默。有次他对我说，抗日战争结束快二十年了，可他们家还在继续进行。我听后一笑。他说他具有日本血统的异母哥哥不会过日子，不到月底工资就花光了，常跑来找老头子要钱。我说，你们过得那么好，应该帮助人家。他很宽厚地笑笑说：“我没有钱。”在一些场合我说话有时不着边际，他就拉拉我的袖子。我记得郭世英不抽烟，但他有只大烟斗，偶尔拿出来也吸几口。有时他和张鹤慈的行为也挺令人费解，他们心血来潮，用英文打字给我寄来一封信，弄得我这个学俄文的初三学生忘纸兴叹，不得不跑到同学邢祖介家请其父——北大教授邢其毅先生翻译，邢先生说那英文实在不很通，但其中有一句我和邢祖介当时就听懂了，那大概算作一句箴言：“没有希望永远是没有没有希望。”邢老先生说：“不通。”哦们说：“通！”这句话如果说纯属因语法错误造成的“病句”，那是偶得。如果是处心积虑写出的文字，那算匠心独运。我写信总称呼“世英兄”，对一个十五六岁的人来说，未必有些腐儒，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恰当的名词，郭世英比我大五岁，今天看四十岁和四十五岁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当属于同代人。可是十五岁和二十岁的人在一起，那几乎意味着相隔“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不否认，我们当时都很幼稚，试想即便二十岁的人，不可能字字珠玑，炉火纯青。除了王勃、李贺那样早熟的天才，在现代郭沫若先生也是位早熟的大作家，但郭世英从未认为自己是“天才”或“天才之子”。他只是热爱艺术，热爱文学，他比其他人更热爱生活，渴望那个时期他所不能得到的一切。他是一个真诚的、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时下一天到晚喊着要为理想去死的人绝不会去死，而默默承受痛苦折磨的人则很难预测他们的命运。 

有一次，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三个人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郭家，正赶巧一辆又高又大的黑色“吉斯”汽车在我们身边停下，司机和郭世英打招呼，郭沫若先生走下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似乎他儿子和我们一样，仅只是年轻人而已。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我说： 

“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可他是你的父亲。”我回答。 

“血统上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脑袋，都越长越大，我爸爸每年都换新帽子，旧帽子都戴不下去了。”我很愕然，不知老兄是否开玩笑。“可能每年都长些才气。”我说。张鹤慈不客气地打断我：“近年来长的都是傻气。”我很不以为然。郭世英看出我的心情，低声对我说：“我内心当然爱爸爸，谁让我是他儿子。”——近三十年后我到什刹海郭沫若故居凭吊，郭老最后的岁月案头始终摆着戕于文革的两位爱子——郭世英、郭民英的日记，舐犊之情，至死未泯。洪钟大吕如郭沫若者，尚遭此劫，再回想郭世英生前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悲哉！ 

郭民英正提着小提琴从宅内出来，同样很英俊的一位青年。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郭世英给我作了介绍，郭民英很客气，很和蔼，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气，但看得出是花衣锦食家庭的子弟，我们仅有一面之交，便成绝响。 

郭老住宅很典雅，隔壁是座基督教堂，院内一座小楼可能也是原教堂的西式建筑。客厅里挂有色彩浓艳的齐白石“百花齐放”的书卷，到处是书。郭世英的房间也到处是书，抽屉里是一卷卷未裱的郭老夫妇写的大宇，可能是习字所留，字字珍品。郭世英对我说，我若愿意就拿走几张。我不好意思，因为有的纸上写着勉励郭世英的话。多年后，我在坎坷困顿之中，不免有凡夫俗子的遗憾之感。倘若今日我手头有留下来的几张墨迹，恐怕今生再无衣食之虑了。但一想到郭世英兄弟，随即大彻大悟。他们愤世嫉俗，为做人的尊严，为了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辈浑噩至今，混迹商界，事业无成，已属于轻薄者流，又何苦看重世俗的荣辱呢！ 

我和郭世英、张鹤慈正侃着，于立群女士走进来。她胖胖的，保养很好，口里嚼着糖，十分慈祥可亲，比起我日后见到的若干位显贵的夫人，所谓的修养之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握着我的手，我极难想象这位阿姨胖而白皙的柔软的手竟能写出极其苍劲工整众口赞誉的颜体楷书。 

还有一件令我惊诧的事，我在卫生间里，看到窗台和马桶水箱盖上零零散散放着好几张粮票，在人们刚刚度过荒年的1963年，粮票比金钱还要珍贵。我在学校饿得无精打采，吃掺小球藻的窝头和煮白菜根（将白菜根表层剥掉，将芯切成片，放在脸盆内，加糖精，在宿舍的炉火上煮熟，一人分一茶缸。是杨北平——杨勇将军之子的烹调技艺，大概源自红军或八路军）。明明饿得遍体浮肿，却还要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唱“我们的生活多么好”，如果讲实话，则认为大逆不道，甚至要遭到批判。郭世英、张鹤慈和我不止一次探讨过“说实话、说谎话”这么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今天我还是说实话吧，看到深宅大院里的情景，从此我知道什么叫特权。也知道了即使在比较清廉的60年代，最上层人士和我生活的中等家庭之间悬殊也是很大的。我对郭世英说，像这样处境的人在中国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他大概回了我这么一句，“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郭世英对强调‘个性解放’这个词先后不下数十次），追求社会的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窗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我不是让你看了安德莱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了吗？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默默无闻，或者出人头地’，我最喜欢的格言。”张鹤慈在一旁说。 

我沉默了，安德莱耶夫的那篇小说是写一个艰韧不拔、历经艰险的牛虹似的革命党人回家看望他年老的、高官显赫的父亲，父子沉溺于久别后的天伦之乐中，在老父乐极生悲的泪水下，为了不使慈父伤心，儿子答应不再四处飘泊、从事危险的活动了。而就在第二天，在父亲放心的鼾睡中，儿子悄悄离开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己的危险事业，消逝在一片笼罩在俄国的忧郁的薄雾中……我想，他从事的事业也像雾一样神秘，终生笼罩在我们这一些人身上。 

还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师范学院找一位女性，她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她很文静，富有书卷气，身材纤小瘦弱、短发。然后我们四个人，郭世英、张鹤慈、师院女生和我，又到百万庄去找一位姓叶的女青年。在叶家看到一幅西方画报的插页：夕下的太阳映得海面一片灿烂，船舷边一个女人面对大海，双手伸向天空，后身剪影。大家都赞美她，我为了显示自己不人云亦云，说了声：“没什么了不起。”“咦——你怎么？”郭世英、张鹤慈转向我：“你还不懂艺术！”夜深了，我们到西苑大旅社外面的新疆餐厅小吃部，我清晰地记得，昏黄的街灯照着五个人的影子，长长的，在孤寂的街上晃动、晃动……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们下饭馆，第一次喝酒。 

“敦白——”郭世英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张鹤慈解释道。 

我十分的冷静，十分的沉郁，实际上我内心和他们一样，对前途、对生活不那么乐观，因为我父母在1957年已遭厄运，我已知道人间世态炎凉。对于眼前这些年长的朋友，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也算为X诗社中的一员。后来李岩老太太，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处长（十三处）负责郭世英一案。她夫妇是我父母终生的朋友，对我父亲说：“X诗社最后几次重要活动，敦白都参加了。”还出示了我们的书信往来。我父亲不相信，身为郭老之子，年长我五岁的郭世英竟写了那么多信，真把我这个无名小子当成个“人物”了。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会有曝光的一天，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 

在这次X诗社最后的晚餐上（其实对我是第一次），我得知金蝶（前文已述）已成功地抵达香港。 

“敦白——”张鹤慈醉眼赚陇：“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见到你，印象不好。” 

“所见略同——我也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出色地回答问题。 

“你真会说，有进步。”郭世英笑了，许多天来，他愁云密布，这是第一次绽出笑容，似乎自慰，他没选错朋友，调理出一块材料。大家都笑了，张鹤慈有些尴尬，不过他从此不再把我当成一个讨厌的小孩子了。 

鹤慈先生，世英兄已作古，你今日又在哪里？ 

是夜，我有生第一次喝酒，第一次酪配大醉。 

天气渐渐地热了，我正准备考高中，郭世英和张鹤慈情绪日益消沉，晚自习后到北大找郭世英，他总不在，他的同学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在身边。哲学系一位负责思想工作的教员，三十岁左右，浙江人，当时正在宿舍，硬留下我，从故宫封建土皇帝谈起，一直扯到江南园林风光，不知想从我口中套出些什么，我没有真正预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实际上，网已经撒下，就等着收紧了。 

6月，一个黄昏，我到北大燕东园张鹤慈家还书，没想到很长时间没露面的郭世英正独自一人在张鹤慈房间里喝酒。 

“走，到前面散散步，就咱们两个。”郭世英对我说。 

张鹤慈进来了，样子很颓丧。上次喝酒他哭了，他的气质和处境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早因“意识形态问题”被师范学院勒令退学了。 

我晚上尚有两节自习课，近来时有旷课，学校当局已对我提出了警告。 

暖洋洋的夏风拂面吹来，未名湖畔还有三三两两的青年，大多数学生已去教室上晚自习，在这时季里，你能感到某种青春期不安的躁动。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X’社的人面临严重的局势，也可能会影响到你。”

我没有说话，毕竟年纪轻，除了崇拜大朋友，自我仿惶、压抑。对日益降临的危险还缺乏感性认识。同时，内心深处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有什么越轨之处。 

沿着北大60年代留学生宿舍或留学生食堂前的雨道走上假山，四处弥漫着丁香的芬芳，夏风轻轻摇曳树叶。在山上的一个小亭子里我们坐下来。郭世英开始抽烟。平时他不吸烟，夜色中那张坚毅面孔的倒影显得极其冷峻。 

“我们是朋友，我比你年龄大，但，敦白，你是自愿和我做朋友的。” 

“我不后悔。” 

“真的吗？人到了危难的时刻，什么艺术、哲学、理想、廉耻，都统统扔掉，最后只剩下本能——拼命保护自己。” 

后来我深深体会到这些话的分量。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 

他一支一支地抽烟，半晌不说话，我也沉默着。我理解一个扭曲的心灵，一个痛苦的灵魂，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充满博爱与矛盾的羁绊的心灵。 

 “你不喜欢张瑞芳在《白痴》中的配音，但是我喜欢。那是多么彻底的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内心痛苦的声音。我告诉你，那可是真正的艺术。”月光下，郭世英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亲说时代不同了，新社会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说，等离开我们，离开我，你还是和大家一样，走大家应该走的路。不要学习我，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了。” 

随后，他沉默了，再没说一句话。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时值1963年初夏。 

以后郭世英的遭遇，已有人在《男子汉》杂志作了介绍，我不赘言，当然，我“自投罗网”，人生苦涩自此起，我走上艰难的路途。回首往事，除了对亡故朋友真挚的崇敬和怀念，我对上述经历没有丝毫的反悔。这是一个凡夫俗子的脱胎换骨，走上成熟的关键时刻。郭世英及X诗社对于社会、对于文学艺术所形成的影响，尚未有人做出正确的分析，因为他们的作品已经散失，影响不广泛。仅留下一部郭世英的日记，现存郭沫若故居。 

郭世英的生命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熄灭，客观的社会现实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1965年他由河南回北京后又转到农业大学读书。我本可以找他，但我想到他说过的话，特别是我自认为已经步入到普通黎民百姓中，已不再留恋任何“布尔乔亚”和“沙龙文化”。我没有去找他。我想来日方长，总会见面，那时我将以一个坚韧的、成熟的、深沉的无产者的形象出现在启蒙老大哥的面前。谁想到这竟成了一个永远难以兑现、令我终生遗憾的虚幻的梦！即使1965年到1966年初我们梅开二度，那么以青年人单纯的热情，同处一叶扁舟之上，又怎么能回避随之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惊涛骇浪呢！ 

我苟且偷生，活到今日，已经愧对朋友在天之灵，近三十年后，我到郭世英居住过的庭园，又无力超度吾兄亡魂。往事历历在目，然“黄鹤一去不复返”。面对故友胞，不能自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992年元月一2月二稿 

  ------------------ 

  转自书路

*被埋葬的中国诗人

（1972-1978）

多多

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郭路生的名字就与北京老四届中学生中的第一位诗人联系到一起。初次读到郭路生诗时我的感情是冷漠的。像任何一位中学生一样我不喜爱诗歌。直到自己成为创作者后，才开始对郭路生的诗有了认识，并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众多青年诗人的出现而增加新的意义。在我看来，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我初次见到他已是1974年冬的事，那时他已精神崩溃。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芒克、岳重（即根子）和我相识于1964年，我们都十三岁，共同考人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1969年初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我和岳重曾写过一点古体诗。记得在纪念毛主席生辰73周年时他提笔作赋：“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1968年晚秋为同学古为明插队作赋《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硬，程远雄心固。”除此，我们三人未见谁有过动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芒克拿来一首诗，岳重的反应令我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显然，我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我那时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谛的《人的远景》。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有气！我想我说我不知诗为何物恰恰是我对自己的诗品观念的一种隐瞒：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在于岳重的诗与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因此我判岳重的诗为：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磅腐的，十四年后我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8首长诗。其中有《白洋淀》、《橘红色的雾》，还有《深渊上的桥》（当时我认为此首最好，现在岳重也认可这首），遗憾的是，至今我仅发现岳重3首诗，其余全部遗失。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革命”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写《满江红》一诗影射江青而遭人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有幸我和岳重作为歌者而参与这个沙龙。其中多是画家、诗人。音乐家岳重立即成为沙龙的中心人物一一他是个马上就要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声（现在仍在其位）。我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我们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图书、过生日、出游……其时，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沙龙中有位自郭路生以来最响亮的名字：依群。 

依群，北京五中高三学生。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为之轰动的力作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发表在《今天》杂志）。依群最初的作品已与郭路生有其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郭路生的老师是贺敬之，其作品还有其讲究词藻的特点。而依群的诗中更重意向，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练。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 

很快，岳重的诗就被介绍到沙龙中。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1972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依群渐渐消逝。沙龙中还有画家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也都有诗作，谭小春有一句为“……你的红头巾凝固在天际……”彭刚则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第一位现代画家，其时刚十七岁，即以其野蛮的力量震撼沙龙。他是个天才，后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现在美国。 

同样，岳重肯定是个天才。其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十五岁上他即把《人、岁月、生活》、《往上爬》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一歇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1972年6月19日，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路上我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我开始动笔，于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徐浩渊在我完成前闻讯对我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这不但是她一人所见，在于我一直对思想感兴趣。因此，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依群的反应和岳重差不多，暧昧和不服气，但我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他希望我能把诗写得朴素，感情要货真价实。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这是依群洗手不干的一个解释。 

1973年夏到来之际，岳重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的他的诗被送到了公安局。后经中国文学研究所鉴定无大害，才算了事。从此，岳重搁笔。到1973年底时我第一册诗集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岳重给我留过一个条子，别再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由于政治压力，沙龙已经解体。诗歌传抄范围更为扩大。我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自那年开始，相约每年年底：我们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也是从那年开始，我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 

“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 

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 

 “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 

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从不读书但读报纸，靠心来歌唱。如果从近期看到芒克诗中产生了“思想”，那一点也不足怪：芒克是我们中学的数学课代表。 

1973年以后的诗人就多了。史保嘉、马佳、杨烨、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等。其间我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理、张朗朗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也有画家周漫游、董沙口等等。关于那一代人我接触有限，但他们刚好是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文革“。十年过去，他们已不再提笔。 

1973年我读到了史保嘉的旧体诗，觉其天赋很高，可惜没有笔录，现将手上仅有的其他人的散段抄录 

马佳： 

〇只要 

  你学会 

  从姑娘的嘴唇上索取诺言 

  你 

  便可以和爱情 

  走遍天下…… 

〇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发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赤裸裸的 

  太阳光。 

〇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〇除了酒 

  还是酒 

  二十岁以前 

  天天都过节日 

鲁双芹（女）： 

〇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〇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鲁燕生： 

〇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着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的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地 

  走着，走着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1974年底，我拿出第三册诗集，芒克准时同我交换了。芒克与彭刚，组织了最早的“先锋派”，拉我参加。一共只有他们两个人，维持了大约二个月。除此北京不再有沙龙或文艺组织，除了一些分散的小圈子。我和北岛、江河早在1970年冬便见过面。当时我和北岛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后他与芒克交往密切，还专程去白洋淀会芒克。以后一直到1978年为止，我没有再见过北岛，就我记忆所及，北岛的第一首诗是《金色的小号》。后来我与江河、宫继随有过一个三人游戏的小圈子，常常彻夜交谈。可以说，从1973年后，北京青年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关于1970—1978年当中纷乱的诗歌现象，我接触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也仅为很有限的诗人的见证者。但我们是一代人，我想具有密切的类似血缘关系的莫过于我与芒克、岳重了。从十三岁结识，近二十五年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纠纷、对峙使我们在众多的诗歌星系中，仍是最相近的。我欣慰地看到：芒克近期达到高峰的成熟期的诗作，也认为岳重随时都会再次崛起。 

1978年，《今天》问世。 

  ------------------ 

转自书路

*当年最好的朋友

周舵

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 

 “朋友”的含义，照一般国人的理解，就是自认为有权向你要求最惠国待遇的那些人。你对他不可以平等相待，不可以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要有特殊照顾，要给他某些特权，比如说，借给他的钱不能指望他会还；你的回忆录中不能包含他认为对他不利的、有损他光辉形象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不行。总而言之，照中国人的看法，朋友，就是自认为有权对你不讲理的那些人。 

照我理解，回忆录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的真实。不故意地说谎，不无意地歪曲事实（人都有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潜意识），这远不算是达到了“真实”的要求。还要全面，要能反映事物的全貌。这就和朋友要求最惠国待遇的主张发生了根本的抵触。是要真实，还是要朋友，你必须二者择一。而且，问题真正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某一个被你回忆到的朋友。你的其他朋友都会从你对待某个朋友的行径中举一反三，从中得出某种结论。显然，要真实的后果，是对你大大的不利。 

关于朋友与回忆录，我的话就先说到这里。相信读者们自会得出适当的结论。 

正如本文标题所揭示的，诗人多多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我刚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既不叫多多，也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他会成为诗人。“最好的朋友”的断言也是他下的，并且向众人广为介绍。甚至，他的第一本诗集（用漂亮的钢笔字抄在一个像今天我们常见的贵宾签名簿那么大的紫色封皮的硬皮本上）就是题献给我的，用典型的诗人热情洋溢的诗意语言，宣称是“献给圣者周舵”。我猜想，他后来多半会为他这份热情后悔不已。 

1969年一个晴暖的冬日。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至今如一帧照片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大约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我们赵庄子知青点的小厨房里忙着什么无关紧要的琐事。其他知青都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我没有去，原因忘记了，倒好像有意留下来要接待他似的。一位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从门外坦然走进，自我介绍是大淀头（离赵庄子十几里水路的一个村子）的北京知青，叫栗世征，“西木栗，世界的世，征服的征”，我听了一笑，心想这名字够狂的。栗世征穿一身干净合身的旧军装（这是当年干部子弟流行的装扮），眉清目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成熟得与他的年龄绝不相称。要想不喜欢当年这位英气逼人的出众小伙恐怕不容易做到——也许家妹例外。初识之下，她就说他未免太老练世故。女人自有她们的慧眼和偏见。 

那时我刚刚从自惹的一个大麻烦中脱身，坐了整整半年186天的冤狱，从云南边境上的开远收容所辗转押送回安新县，遍尝了各色关押人犯所在的滋味——从收容所、看守所、学习班到省监狱——最终以“无证明流窜”的罪名“教育释放”。这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其时我父母以“特嫌”罪名双双人狱，我和弟妹三人一年多没有分文收入，除变卖家产外，多亏高中同学谭甫成慷慨相助，才坚持到上山下乡的所谓“毕业分配”，于是我和妹妹带着十一岁的弟弟落户白洋淀。出身不好，不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倒去自己惹一个蹲监狱的大麻烦，全不类常人。这还不算，我不但不夹着尾巴作人，还沾沾自喜，庆幸有机会增长这一番牢狱生活的宝贵阅历，这一切讲来都让栗世征感觉有趣。 

略略作了些相互介绍，这位栗世征很快进人一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话题——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我的浅薄意识中，以为这是件只有疯子才会去做而且只有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我已经忘记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但我可以肯定不是上面这句话。我一定是抱着十足的耐心和诚恳与他认真讨论了一番。结论好像是：打不起来。当然我猜对了，否则这篇回忆录多半是没机会写了。 

第二次见面是春节回北京之后了。很快，我们就成了如前所述“最好的朋友”。于是我就叫他的小名“毛头”，不叫“世征”了。他把我介绍给他所有的朋友，他对我的热情洋溢的真心赞美让我既感动，又惭愧。他到处对朋友们说，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真让我万分尴尬。这就像曹孟德说的，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当年，曹操身边的人劝他当皇帝，那曹操就是这么说的。从那以后，毛头对我的这类评语就成了孙猴子脑袋上的紧箍，叫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许做好事，不许干坏事。不能辜负好朋友的信任，不能玷污这圣贤的美誉。赞美的威力，大过原子弹。 

毛头的朋友圈子中，干部子弟居多，和我的朋友圈子迥异。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生活在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堆里，同学和朋友，知识分子子弟居多。古怪的是，我从小不喜欢知识分子子弟，宁可结交工农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子弟。 

  在北大、清华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地方，工农子弟很吃不开。在老师同学眼里，他们大多成绩不好，品行不端，是坏孩子、野孩子。为了我和坏孩子交朋友，家父痛打过我的手心，告诫我“无友不如己者”。家母在旁表示不满，说是照这样交朋友可就难了，你想结交比你强的，可他也“无友不如己者”，哪会来交你？幸亏，那时还不大讲什么“工农感情”之类的阶级路线，不然家父家母之间就会爆发一场阶段立场问题的大风暴，一如后来。 

上高中（清华附中）以后，对西方智慧、知识和精神生活的渴求，造成我和班里许多同学之间价值观、审美趣味的距离。我和班上几位着迷西洋古典音乐的同学，后来在“文革”中几乎成为一群工农和革干子弟的斗争对象。但也正是西洋古典音乐成为我和毛头之间最宽阔的一座沟通桥梁。他说，我是他的音乐爱好启蒙者。到我家来听唱片，是毛头的大享受。 

那时我们都是听唱片，磁带录音机在京城是极稀罕的物件。毛头大概是最早开始拥有录音机的特异人物之一，多半拜其姐夫冯冀柏之赐。老冯是这方面的行家，经常能从寄售商店弄到好东西。 

70年代初，正是“文革”混不讲理的黑暗时代，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位、身处异乡、非工非农的边缘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入狱，发配的发配，才有可能在群众专政无远弗届的大网中觅得少许空隙，冒大风险偷听被政府严禁的“反动黄色音乐”，就是说，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 

我和我新认识的北大的几位知识分子子弟，通过毛头认识的一群干部子弟，当然还有我们不认识的其他人，大概就成了“文革”以来京城最早的一批发烧友。当时我们那种偷食禁果式的激动、狂热和自豪，今天的发烧友们是体会不到的。佛洛伊德说，愈是被严禁的东西愈是被人渴望，这就是人性，你硬要不信也终归枉然。 

还有就是疯狂读书。同上所述，由于被严禁——那时除马列毛著作之外，中外古今人类所写下的绝大多数书籍概在严禁之列——这些禁书就成为我们狂热追逐的猎物。借到或不管用什么手段弄一本好书，尤其是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古典名著，我们会像一只饿急的狼逮着兔子，不但通宵达旦地一气读完，而且尽可能一句一句地抄下来。读（加上抄）书使得手臂酸麻、两眼昏花、面有菜色，这等境界如今怕不多见了。 

由于父母双双入狱这种相当特殊的境遇，在结识毛头之前，我曾倍感孤独。旧日的朋友、同学，多数自顾不暇，更怕沾上我家的倒霉运，已久不往来。白洋淀没文化的老乡大多数对我和弟妹都很友善（据我的经验，那时受教育越多的农民人性越恶），我们也回报加倍的感激，但那离精神上可以沟通共鸣的“朋友”还差得远。为了抗拒老乡们晚饭后串门闲聊的习惯，我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宿舍门上贴纸条：“读书时间，请勿打扰。”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公然造反。但我做了，坚持做下去，天也没塌地也没陷。 

最痛苦的是无书可读，甚至根本读不了书。那时读一个小时的书就会头昏眼花，难以为继。我还以为是神经衰弱，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极度缺乏蛋白质，大脑拒绝工作，罢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挤时间读书。别的书没有，总还可以读马列著作。毛选是关在牢里早就读了多遍。 

朋友、书、音乐，对我是如空气水分一样的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但在崇尚粗野、愚昧的那个昏乱时代，我只觉得整个中国是在专门与我这样的人作对。你喜欢的一样都不给你，你不喜欢的统统要硬塞给你，你敢不从，随时会有飞来横祸。那是一个智者优异者的地狱，愚者低下者的天堂。有时，我会坐在白洋淀边的小木船上，呆呆地瞪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恨不得一头扎进水里，静静地躺在清白的湖底永远不要再看见这个混账透顶的世界。 

毕竟还有一些支撑自己勉强活下去的东西，其中包括毛头，和通过毛头认识的小三（张小军，北影名导演张水华的儿子）等少数可贵的好朋友。他们对我的那份发自内心的慷慨友情，成为我当时灰暗绝望的内心中最充实的一片光明。 

1972年，毛头忽然写起诗来，让我大吃一惊。他们那个大淀头村竟然冒出三位大诗人（毛头之外还有芒克和根子），这种成批生产诗人的农村公社，恐怕举世罕见。个中原委，遵照早已交代的“为尊者讳为朋友隐”的原则，我不便多言。 

我当时是以颇为挑剔的外行眼光看待这些最早的“朦胧诗”。以我这种崇尚古典的审美趣味，我对毛头的诗只能接受一半。形式上，我坚持无韵的不能叫诗；内容上，我那时还不能接受他们某些大胆直露的文字。当然，我说得客气，只道自己“不懂”，但以毛头的聪明敏感，岂有不明之理。这想必让他有点伤心。也许就是从他写诗开始，我们之间基于共同的古典审美情趣的纯朴友谊有了裂痕。我向他推荐罗素，三番五次，他根本就读不下去。他大捧萨特，我勉强读了，但毫不喜欢。 

诗人不仅仅是生产诗的人。按照诗人们自己以及热爱诗人的人们的理解，诗人还得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据我的切近观察，大体上说，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诗人气质的四大要件。这四件缺少一件，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像个诗人，尔后诗人自己也会惭愧起来，赶紧去设法补上。总之，是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常人，便愈好，愈像诗人。 

我得直截了当地说，我以为这一套压根儿就是小儿科。以我愚见，诗人是天生的，能不能写出好诗，与上述四样毫无关联。你要是诗人，蹲大狱十年照样诗如泉涌——众所周知，你想在监牢找那前三样东西，就是天天去舔警察大爷的脚指头，恐怕也难（如今当然另说）；你要不是诗人，哪怕天天泡在酒缸里也是枉然。 

（同理，许多中国人出产一种昏话，什么不喝酒不像男人。其实你要是个男人，滴酒不沾照样英雄；你要不是，成天泡在酒缸里也不过是个酒徒而已。甚至更糟。）痛心的是，毛头听不进我这套天才论。我绝不是说他没有诗人的天份，相反，他足够。我只是委婉地劝他写诗就写好了，不必费心去装扮什么诗人气质。没有这份气质的好人尚且经不住那四样毒药的毒害，若是天生就有诗人气质，既是说，天生就带点疯傻，可想而知，有好下场者几稀。果然被我不幸言中！ 

眼看着毛头一年一年在变，变得与青春时代愈去愈远。我得说，是变成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混不讲理。这一半是萨特之流左派“大师”的毒害，一半是因为抽烟酗酒。没过多久，就把毛头的身心健康几乎彻底毁掉了。这些身心病态的具体事例我绝不讲——我不打算出卖朋友。总而言之，经过无数呕气、和好、破裂、又和好的波折（每次都是我主动寻求和解），我终于忍无可忍，1987年的春节，他在我家大要酒疯，被我当众撵了出去，从此再无来往。 

这事让我痛苦莫名。多少回想要再次寻求和解，思之再三，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有什么意义呢？若是在一起只有不愉快，这朋友还有什么交往的价值？ 

从此，我听见“诗人”两字就头大。1993年我在美国，正赶上顾城杀妻后自杀的丑闻。许多朋友打电话跟我说起这事，叫我大惑不解的是，一片惋惜之声，没有一个人替谢烨说句公道话。在中国的文人看来，似乎诗人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谴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再宽容。愤怒之余，我当即写下那篇批评顾城的文字，交给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幸亏没有几个诗人读到那篇文章，不然我可把他们都得罪惨了。 

今天，当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对我这位当年最好的朋友，除去满心的怜悯之外，还是忍不住要冒出一股无名火。与其说这是对着他的，不如说是对着许多类似的中国知识分子。照我看，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识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到搅得中国人统统疯掉不算完。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向人推荐罗素、马斯洛、弗洛姆、丹尼尔贝尔·利普塞特和乔凡尼·萨托利，不仅仅因为他们出众的智慧，也因为他们健全的人格和理性。无论对于个人、社会乃至世界和人类，身心的健康都是太重要了。本来，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免不了都有病态，如果我们不但不去设法弥补，反而有意无意地作贱自己，把自己搞病、搞疯，要想让大家不倒霉，这世界不乱套，那才叫怪。照我看，不抽烟、少喝酒、读好书、听古典音乐，离那些煽风点火、走极端、教人疯狂的坏事坏人尽量远一点，身心的健康庶几能多一点，好一点，虽说这也并不能确保我们就不会生病。这是我看够了身边的一些朋友，不但不照这样子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由装疯卖傻而病态，由病态而衰败，由衰败而变得索然无趣，自己活得没有了乐趣，更让身边的人生厌扫兴，等于活埋了自己，这些惨痛的悲剧让我不能不提醒那些玩艺术的特别是玩诗的朋友（以及崇拜艺术家崇拜诗人和明星的追星的朋友）：真疯真傻也还罢了，装疯卖傻就请免了吧！ 

时不时，我还会冒出一个傻乎乎的念头：这毛头要是那年根本就没写过诗，那可该多好！我相信，他至今仍然会是我们青春年代的记忆中那个风趣、健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有着说不完的长处，总而言之，一个光彩四射、魁力无穷的，极出众的人物。平心而论，以个人魁力言，毛头在我那些优秀的朋友当中也属不多见。“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他后来的身心衰败，多半是咎由自取。 

现在说这些话，是太晚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太晚了。我当年苦苦劝戒，他自我辩解的理由之一是，为了神圣的诗歌创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相信会有不少人为此深受感动。但在我看来，这话简直混账到了极点。我的坚定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隙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 

尽管已经太晚，我还是希望毛头能听见我重述这一立场。 

在我心里，当年那个可爱可敬的毛头早已死去。留下的，只是一段心酸不已的、抹不去的伤痛。 

  ------------------ 

转自书路

*在那个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夜 ----文字狱年代走向炼狱之灾祭坛的纪实报告

作者：张凤林

                        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

                        夜夜肠迥寒蛩泣，丹心未忍逐春磷。

                        ----------------------------

                        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

                        吞颤谁复思汉侯，蹈海我终不帝秦。

                        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吊五伦。

                        莫笑狷狂乔作态，秋风秋雨愁煞人。

                             -                               ---林 *.秋声辞

落地无声的沉寂，在孤独中总是幽幽间黯然神伤，飘动的情态在无尽的伤感中，不免缺少旋律的韵味，更让人感悟着意犹未尽，平添了几许幽怨。

又一个秋季蔓延，又是一个句号和一段征程的开始。收获与播种并存的时节，其间的滋味良多。伴随着场场秋雨的落至，心底的情结被触动，在暗夜里久久的思念，反复感怀。忙忙碌碌间夹杂的这个雨季，冲刷出了情感的原色。忆想的时候，最是秋雨夜凉时。

还记得三十五年前那个秋风秋雨之夜----初秋因有心而愁，秋雨因有心而泣。窗外，秋雨淅沥，清清冷冷，秋风袭过，雨打玻璃窗发出的声响，更给人一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感觉。夜已经深了，相聚在当时还属于郊区的那座旧楼陋屋的几条汉子，谁都没有睡意。最易断肠时，寂寥的心情，共对着一盏昏黄的孤灯----在政治运动风暴摇撼着大地、慌恐着人心的这凄伤氛围中。

坐在单人床边上吸烟的李禾，神情忧郁的望着张书绅:----是不是刊物的哪篇文章----被人家找出了什么问题？

不可能。张书绅说:我们甘肃文艺编辑部，仅仅是省群众文艺工作室的一个部门。群文室上边是省文化局，文化局上边还有省委宣传部和省革委会政治部，我们仅仅是刋物编辑部，审稿权在群文室和省文化局，略微重要一点的稿件，还得由省委宣传部拍板，即就是稿件审定后，由我们完成编辑任务，出版权也在省人民出版社。如果说是刊物的哪篇文章出了什么问题，从上到下，还不得一长串人物跟着倒霉？----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位领导也不会没事找事，把不疼的手向磨眼里塞！

一直勾着头坐在办公桌旁埋头捅烟锅的师日新唠叨着说：文革前，甘肃文艺杂志属中国作协兰州分会的机关刊物，编辑部正县级单位，作协分会正副主席李季、闻捷直接管刊物，审稿权下放给编辑部，编辑部负责人老杨审读过之后，基本上就定稿了，现在可好，甘肃文艺稿件必须交由群文室和省文化局审定，而审稿人----堂堂的省文化局局长，竟然在省图书馆报上来的图书开放申请报告上明确批示：对鲁迅的作品可以开放，至于周树人的作品----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查清历史后，视情况再说----！这样的人竟然当上了省文化局局长，我们刊物的稿件，还得由他们审定。连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报告文学，什么是散文，都分不清，竟然是审稿人。身为省文化局局长的审稿人，看小说稿件时，非要编辑部给小说中人物附上外调材料，还说不查查小说中人物的现实表现，作品发表后，小说中人物一旦犯了错误，谁负责？----真算得上千古奇闻了。

可是，人家终究是文革中新上台的省文化局局长，外行领导内行，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李禾把话题一转，又问张书绅：这次阵势这么大，会不会是----！当初----四.五清明前后，为响应天安门运动，经凤林提议，云鹏写的那首悼念周总理的诗，征得云鹏同意后，由我用笔墨抄写，由凤林、小冉、王汉英几个人拿去张贴在了省革委会门口，后来，清查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人和事时，那件事，被省运动办立案重点追查过，终因知情者都守口如瓶，被蒙混过关，现在，是不是----

张书绅说：对那件事----在甘肃文艺编辑部、包括一部分小说作者在内，知情面很宽，不过，从开始到现在，大家都守口如瓶。大风大浪都过去了，从现在工作组关注的方向上分析，这次风浪，不象与那件事有什么关联！

哪么----会是----？李禾望着张书绅。

张书绅瞅着李禾：你的意思----？

会不会是战斗饭店学习班上的事----？李禾神情黯然之极。

张书绅说：战斗饭店学习班、学习班----先后两期，每期都将近半年时间。参加过学习班的作家超过百人，这些人，都是我们省上文学界的精华，一篇几千字的散文、一篇万把字的短篇小说、几首短诗，最多也就一星期脱稿，却让这些人在学习一待就近半年时间。绝大多数人都是久经磨难者，有些人，虽然被捞到学习班，原单位还视其为专政对象，头上还戴着这样那样的帽子。老杨决定把这些受苦受难者集中起来办学习，名为让其修改各自创作的歌颂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实际目的是给这些人创造一个避风港，让大家有个喘一口气的机会。这些人在学习班上，大家都觉得跟回家一样，可以关着门畅所欲言了。有的向朋友倾诉自己多年遭遇的感受，有的思考这些苦难的根源。因为关起门说话，又有回了家的心态，就都没有了顾忌。言谈过程中，未免会突破很多禁区。大家在一起议论闻捷、老舍等人自杀的原因，必然谈及文革，谈及江青、张春桥，谈到天安门事件中华国锋、邓小平一上一下的问题，谈及华国锋，必然涉及到华国锋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主管政法工作期间，在全国抓政治犯、杀政治犯的事。这些言论，放在社会上，哪一条都是反革命言论，都是被抓的对象，也是杀头大罪，而在你李禾与凤林主持的战斗饭店学习班上，却成为谈论的合法主题！----你自已应当想得到，战斗饭店学习班上的事，一旦被上边知道，其后果会怎么样！

----现在这场台风，难道说----！李禾的双目顿时蓝汪汪的！

师日新划火柴点着了烟锅里的烟丝，吸了一口后，若有所思的说：战斗饭店学习班上的事----！从甘肃文艺编辑部全体成员到参加过学习班的百十名作家，都是知情人，也都是参与者，谁如果想拿战斗饭店学习班说事、作文章，----这文章太大了，无论是谁，只要作这个文章，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老师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张书绅说：从现有的状况来看，这场台风----似乎与战斗饭店学习班关系不大！

李禾望着张书绅，问道：这场台风，难道果真是因为----

张书绅没有回答，只是把目光向我丢过来，李禾、师日新也都不再吭声了！

面对此情此景，我蓦然间想起前些日子与一位作家朋友，黄昏时间在黄河岸边的一幕往事----

----都吸了很久的烟，也谈及了很多相互关心的话题，涉及到敏感的禁区时，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便都坐在沙滩上望着黄河的波涛！很久很久----

作家说: ----作为朋友，有些话----

你说吧！----我说。

作家说：关于岳飞抗金、收复河山、反遭秦桧毒手的事，人人皆知，个个对秦桧口株笔伐，人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情节，仅凭一个秦桧，能杀得了手握重兵的岳飞？

提到岳飞，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我说：你的意思是----

作家说：实质问题在于，抗金胜利，收复河山后，救回了被俘的徽钦二帝，你把现任的皇帝宋高宗向哪里摆？----当朝皇上宋高宗抗金，不过是一种旗号，打到一定程度与金国议和，是他保住皇位的唯一选择，而岳飞，心中只有收复河山，当朝者不杀掉他，难道把己经到手的皇权供手让出去？

我说：这可能是岳飞被杀害的根本原因！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顿了顿，作家又问我：你听说了没有？北京的韩志雄，己经被抓了！

关于韩志雄，我听我妻弟说起过，我也从我妻弟那里看到过一些天安门诗抄。那首"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我还是在他的手抄本上看到的----！我说：听说过韩志雄，他不就是在纪念碑下当众朗诵诗词的那位青年么？

对，就是那一位----，作家说：他现在却成了公安部重点处理的反革命，已经被捕关进大牢----

我问：为什么？

作家说：理由很简单，他参加了天安门悼念总理活动！

我说：周总理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逝世后，人民悼念他，怎么就是犯罪呢？

这就是政治----。作家说: 我与几位朋友交换过意见，大家都觉得，你终究刚从部队转业，对社会上很多复杂因素不一定能全都看透，比如对全国政治形势的理解----。你应当知道，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帅、邓小平讲话中，坚持认为军队干部是国家正式干部，应当亨受国家正式干部待遇，张春桥在讲话中，却坚持认为军队干部不算国家正式干部，退役后，应当是从哪里来的再回到哪里去。这三个讲话，完全是根本对立的两种观点，中央竟然把这三个讲话作为一份文件下发到全军。这一手多利害？一下子把张春桥推到了几百万军队的对立面，而叶帅和邓小平，立即被全军上下看作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毛主席早就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张春桥败局己定。在这种紧要关头，却出现了天安门事件----！不知你想过没有？天安门事件，被打倒的是邓小平，叶帅也因病休息，获利的是华国锋，人们千夫所指的，却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你不觉得奇怪么？毛主席很久都没出来过，他老人家的身体到底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毛主席一旦有病，现在的手握实权者，能不能千方百计给毛主席治疗，待毛主席康复后，再还权于毛主席？都是未知数。毛主席百年之后，政治局势怎么变化，很难预料。现在很明显，中央是由华国锋主持工作，党政军警全由他控制，他想打倒谁、想抓谁、想杀谁，还不是一句话的事？邓小平己被他搬倒，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被他搞臭，他还继续在全国清查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人和事，还继续在全国追查反革命谣言，还继续在大抓反革命、处决反革命，其目的，不就是要在全国形成一种红色恐怖，便于加强他的专制统治么？在这种局势下，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老百姓，人人都如履薄冰，梢不注意，都可能落个死无葬身之地。在这个时侯，你却被一些人热捧着上书省委----！你在部队时，被大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树立为英模标兵，省革委会政治部的第一把手，是你在部队时的老领导，对你的成长进步起过重要作用，你是残废军人，小说也写的不错。正因为这些因素，你申请转业时，军队和地方领导，作过权衡，不仅批准你的申请，还很顺利地把你安排到甘肃文艺编辑部。老杨二下干校后，组织上又决定让你和张书绅、景凤负责甘肃文艺编辑部工作。从各方面条件来看，你的前景都不错，也优于很多人，而现在----！你上书省委后，别看上有省委副书记的支持，下有从甘肃文艺编辑部到全省文艺界一批人的拥戴，你想过没有，这件事一旦从政治上翻车，会是什么结果----

----那时侯，这位作家朋友的一席长谈，虽然也曾使我的心灵受到过震动，却因了经历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我并末对朋友的语重心长之言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现在----

漫漫丝雨如云霭烟惆，怔怔的发呆，悠长的思绪，细雨如稠的恍然挟制了思想的纷乱，懵懵无知的我伫立窗前，翻开心灵上的书，“人始于生而卒于死”的感知，在无奈中更愁于人的如断肠般的一溃眸湮，惺忪辗转于一个沉沉的蹊跷的未来，醉眼迷蒙中，一个颠倒的黑白，重新开始眷注我日夜的衔接与交错，有些疲惫更有点倔强的执着。

静寂的秋夜，冷清的秋雨，冷漠的心绪，苦涩的悲凉----沉黙、沉黙、沉黙，长时间的沉黙---- 

沉默于窗跟前的我有些按捺不住了，打破沉黙，说道：

不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么?不就是把我确定成了全省文化系统运动的靶子么?不就是省文化局正副五个局长再加一个工宣队长，组成六人工作组专程收拾我这个反革命来了么?让他们来吧！明天是专们对付我的第一场批斗会，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凤林----！始终默黙吸烟的李禾赶紧用目光制止着我，又转面望着在房子里来回走动的张书绅。

张书绅停住脚步，向着李禾说道:看我干啥?----己经到了这种地步----

就是看着你不顺眼！---师日新突然把烟锅在桌边敲得当当响，发起了脾气:人家一个转业军人，年轻轻的，正式转业到编辑部还不到半年时间，就把人家确定为全省文化系统运动的重点对象，就不想想，这么作还有人味没有！

你看你看----！你这个老师----！你有本事的话，找洗恒汉说去，找秦彦章说去----。张书绅说:这都是省委定下来的事，就连省文化局也不一定能左右得了局势，我算老几，你冲我发什么脾气?

冲你发脾气了怎么的?天就塌了?地球就不转了?----师日新说:别动不动就抬出省委吓唬人。现在的省委，还不是洗恒汉一人说了算，他的话能代表谁？运动运动，运动开始才几天？就让老杨二下干校，凤林给省委写信，请求让老杨回来主持编辑部工作，请省委给一批老作家落实知织识分子政策，错在哪里？竟然味着良心设圈套陷害人家，现在，又给人家来这一手----

张书绅竟噗嗤一声苦笑起来，说道：你这个老师----老师呀！师日新同志，真是个诗人脑子，诗人脾气。现在正在运动中，犯原则的话还是少说为妙。至于凤林给省委写信的事，你可问问凤林，当初研究那封信那些内容时，我张书绅是啥态度？----是坚决支持的。信中请求省委是让老杨回编辑部主持工作，请求省委给编辑部落实政策，同意让编辑部搬进城回到原来的老地方去办公，请求省委给作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大家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持遇问题----，当时李禾也在场，也完全同意写上这三条。哪封给省委的信，实际上是代表全编辑部的意见。

既然是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为什么不盖上编辑部的公章寄出去，却让凤林个人著名？

张书绅转面瞅着李禾，李禾吸着烟，授接过了师日新的话题，说道：老师，你是编辑部的老同志，对编辑部的情况，对编辑部每个人的情况，比在场的谁都了解，你压着指头算一算，给省委写那封信，著谁的名合适？

细算起来----著谁的名都不妥----！师日新说，如果盖上编辑部的公章---- 

李禾望着师日新，问道:你说会是啥结果？

师日新吧嗒吧嗒猛吸旱烟锅，不再吭声！

我因了心绪沉重，茫然于窗跟前，面对窗外黑沉沉的秋风秋雨之黑暗，始终默默无语。

曾经有很多次，身后几位的对话，都使我心动，可是，我还是收敛住了自己，就这样于心绪茫然间看雨。也常常想，秋雨如果一直这么下个不停，明天的批斗会该是怎祥的景致？我虽然没成为过批斗会上的被批斗对象，还在童的时侯，父亲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为右派、遭到双开后，在评审五类分子群众大会上，遭受群众专政的血腥场景，却是我亲眼目睹过的，始至今日，每当回想起那些场面，我的心都颤抖不止。明天，也就是再过数小时后的那个即将来临的秋风秋雨之晨，我将重走父亲当年走过的路程，遭受与父亲当年相同的遭遇，直到这时，我才进一步感悟到----。我不过是在部队服役期间，在边防建设工地吃了很多苦，也曾为抡救战友的生命安全负伤致残，至今，天阴下雨旧伤还疼痛难忍;而父亲，却是为打江山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在西征路上负伤致残;我是为那封信落难，父亲呢！他是在国务院下达了追加统购粮支标后，为给种庄稼的老百姓多留点救命粮而得罪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父子两代人，相似的经历，相似的遭遇----！直到这时，我才体会到，父亲当年一步步走向批斗会场，接受他为之付出了极大代价的保护对象去批斗、去评审、去专政的时侯，心里是多么苦痛----

在痛苦中，出现在我思绪中的，还有从妻弟手抄本上读到过的被注明为"反革命，女，林----被杀害，"的诗句：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

    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很久很久，隔着雨窗看着外面的我，再想想李清照“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的伤感和落寞，秋夜惨淡的秋风与秋雨声，更使我流泪的心缥缈无着，在这最易断肠时，我有一种无奈如秋风中落叶的感觉！心里也憋闷得难受，便轻轻推开了紧闭的玻璃窗，想透透外边的空气----

有只手轻轻拍在我肩上！----是李禾出现在我身旁。

李禾说：外边黑古隆咚的，站在这干啥？未待我搭话，他又接着说：走----你看，就等你呢！

原来，张书绅回他房间取来了一瓶"西凤"，还有一碟盐水大豆，师日新连酒杯都准备好了！

李禾接着说:你前几天还在抄录那首"发如韭"，今天咋就----

是得，自已亲手抄录过的，咋能忘记：----在东汉，统治集团内部，外戚和宦官为争夺统治权打得不可开交，党锢之祸迭起，东汉政府根本无暇顾及人民的死活，走投无路的农民便纷纷起而反抗。东汉政府派兵镇压，反使其声势转盛，起义军其中一支己发展到三万多人。尽管起义相继被东汉政府和地主豪强镇压下去，但人民并没有屈服，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些涓涓细流，最后终于汇集成为雄浑浪潮，爆发了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正因为已有省委可能在我头上"开刀"，以推动全省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传闻，正处于“秋风秋雨愁煞人”心境中的我，自然对这段文字极有兴趣，不仅全文抄录，对其"发如韭----"民谣全文，不仅熟记在心，还化作了自已直面即将来临之灾祸的精神支柱，而现在----！面对李禾的提醒，我哑然失笑！

秋风瑟瑟， 秋雨黯然神伤，慢慢长夜的阴霾，交织着难以名状的情感，心里也始终无法冲破冷雨绵长的苦涩与悲凉。伤感在浩渺心灵如乱发之时，激情于嘶哑吟唱酒曲之间！酒过三巡，白色的灯光里一片茫然。夜雨的喘息声，淅淅沥沥……淅淅沥沥……杂乱的心曲，难耐的沉重，----我举怀四顾，以酒为心路的引子: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我说:自从党中央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公布之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随着清查反革命谣言和清查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人和事运动在全国深入发展，各种传说越来越多。有人说，华国锋去年接任公安部长不久，东北辽宁就处决了一位姓张的女反革命;有人说，现在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个地方不抓反革命、不杀反革命！现在，反革命帽子既然落到我头上，一开始便是这么大的动静，谁知道在这动静后边隐藏着什么杀机？在这种关头----！在决定我生死存亡的前夜，几位前辈和老师，冒着风险陪我度过这最要紧的一刻，我也心满意足了。我借花献佛，敬各位前辈和老师一杯！

师日新，李禾，张书绅眼角都浸出泪花花！

四只酒杯四颗心，开出的是一朵同心莲。

师日新干杯后，对李禾与张书绅说：当初凤林是代表编辑部上书省委----。对编辑部的办公地方问题，我心里是一本帐。文革前，省文联省作协，都在东岗西路那个楼上办公。那个楼，当时称中苏友好馆，后来改为反修馆。反修馆，礼堂，还有果园，南到东岗西路，北到农民巷，东临民航局，西到省总工，百十亩地盘，果园，礼堂，反修馆大楼，全是省文联省作协的财产。文革开始后，省文联省作协被解体，甘肃文艺编辑部，也随之不复存在，文艺队伍更是七零八落。省文联省作协的财产，被省革委会全部霸占。七二年，省上组建纪念"五.二三"办公室，老杨趁机重整文学队伍。经过努力，甘肃文艺复刊，甘肃文艺编辑部重新恢复后，可说是省文联省作协重新恢复的第一步。甘肃文艺编辑部重回反修馆办公理所当然，可是，新成立的省文化局却鹫占雀巢，抢先一步进驻反修馆办公。他们文革前是省文化版局，在南关什字信大祥对面办公，现在，他们占领了反修馆，甘肃文艺编辑部回归，形成了让他们把抢夺别人的东西退还给人家的局面，他们心里当然不痛快，所以，不久，他们便依保卫文革成果为名，把甘肃文艺编辑部强令性搬迁到地处郊区的现在这个地方，老杨也被他们第二次赶往干校，反修馆被省文化局一家独占，省文联省作协礼堂，被省革委会霸占后，更名为省革委会礼堂，省文联省作协的果园，也成了省革委会的自留地。在这种背景下，当初，凤林是代表编辑部上书省委，其难度，其风险，可想而知！----

    当初，凤林代表编辑部给省委上书，也不是孤立行为----！李禾接过话题，说道:据我所知，有不少文艺界老同志都在背后为凤林帮忙，比如，原来在编辑部，现在在省委上班的一位同志，就作了不少工作。

    师日新问李禾:你说的谢昌余吧！

    未待李禾回答，张书绅已接过话题:除过谢昌余，现在谁还能成为甘肃文艺界的通天人物？----据我得到的消息，当初，凤林写给省委的那封信，只所以能够引起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副书记秦彦章在百忙中召见凤林，听取凤林当面汇报，又亲自给省文化局打电话了解情况，这全是谢昌余从中作工作的结果！

李禾说:老谢现在是省委写作组最得力的笔杆子之一 ，他上上下下关系都比较熟，在几位省委书记跟前都能说上话，当初，秦书记召见凤林时----

----对那天被秦彦章在他办公室召见的往事，我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身为省委副书记的秦彦章，曾亲口对我说，对我所反映的几件事，他都清楚，基本全部属实。甘肃文艺编辑部搬回反修馆办公的事，文林重回编辑部的事，关于落实革命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作家艺术家生活待遇问题，他己经让宣传部从中协调，尽快解决好这几件事----。也正是那天从奏秦彦章办公室出来后，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吴处长，又带我到他办公室，向我详细地谈及了这三个问题的相关情况。吴处长告诉我，有秦书记亲自督促办理这几件事，他从中协调，就方便多了，进展也会比较顺利----

张书绅说:那天凤林从省委归来后，向我们传达了秦书记的谈话精神和吴处长的工作安排，我们正是在这个地方聚在一起，举杯庆贺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的！

----而现在----！李禾接着说:形势却急转直下，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治台风席卷全国，凤林当初上书省委反映的几件事，被指责为向文化革命反攻倒算，被指称为右倾翻案，凤林本人，也被确定为邓小平右倾翻案活动在甘肃文艺界的代理人----

张书绅说：这都是这场政治台风席卷全国、形势急转直下----

师日新说：也不排除权大一级压死人的因素。凤林上书、秦彦章当时也表示情况属实、己督促宣传部协调解决的那几件事----！百十亩地盘：果园、礼堂、反修馆，终究是省革委会文革中的战利品，让他们把到口的肥肉吐出来，他们能心甘情愿？真是瞌睡来了遇枕头，在这种紧要关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巧成为他们保护既得利益的尚方宝剑。上有尚方宝剑，下有洗恒汉为他们撑腰，从省革委会到省文化局，为保护到口的肥肉，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何况，省运动办公室、省革委会保卫部，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左右手----

我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冷漠的夜雨，苍白而没有血色的魔鬼世界，苍凉的心境 在我脑际里变幻着生命本身的万千姿态，如无情的风吹拂着落叶，缤纷向漫天黯然神伤，飘动的韵味更让感悟平添了几许幽怨，杂乱的心曲，难耐的悲愤，似漫漫长夜的阴霾弥漫着我的思绪，交织着难以名状的情感----！客观的讲，向省委上书时，我也有过承担风险的精神准备。那种准备，终究是概念化的，也是书本上、舞台上、电影镜头上英雄主义境界的精神作用。现在，当本来就存在的风险蓦然间降临到头上的时侯，我总还是有一种精神准备不促的感觉！谁都知道，阶级斗争，总是你死我活，革命，也总是与杀头联系在一起，何况，正处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时代？只要上街，总可看到某某地某某反革命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布告。上级组织传达学习的红头文件，也总是在党中央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的基础上，大打一场清查、镇压反革命的人民战争。某某地活捉了反革命某某某，某某地处决了反革命某某某----总都是血淋淋的----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那个秋风秋雨夜，我的脑际里是一行血迹斑斑的伤痕----面对前辈和老师，我却含笑举杯，说道：

    现在，全国的反击右倾翻案运动，和清查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人和事运动，己铺天盖地。按照我上书省委提的几条要求，在这场运动中，人家给我戴了顶邓小平在甘肃文艺界代理人的帽子，也不为过份。事情已经到了这种份儿上，几位前辈和老师，还冒着受牵连的风险，在这里陪我，现在----！恐怕这辈子，再也没机会报答各位了，我只能继续借花献佛，这第二杯酒---- 

----碰杯！组成的是一朵流泪的莲----

李禾含着泪花说:----凤林，事到如今，也不必过于伤感----

----咋能不伤感？----张书绅说:当初，总认为凤林在部队时，常立功受奖，是大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树立的英模标兵，凤林转业到咱甘肃文艺编辑部后，不仅政治上过硬，与地方上文艺界的事事非非不沾边，又是咱编辑部党组织负责人，由凤林代表编辑部向省委上书，是最合适的人选，没料到现在却是这种结果----

师日新说:明知山有虎，却偏把凤林向虎口送！----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让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把凤林给彻底毁了吧！

李禾与张书绅对视了一眼！----张书绅说: 说句良心话，当初，是意识到有一定的风险，却都觉得这事由凤林出面，风险度会大幅度降下来，既就是上边不给我们解决问题，也不会把凤林怎么样----

师日新愤愤地说:实际上，从省委到省文化局，都把凤林树成了杀鸡给猴看的活靶子！他们对凤林的任何决定、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在向编辑部全体成员和甘肃文学界抽鞭子！

谁都明白是这么回事，可是----。李禾说: 可是----

师日新说:难道除过等着挨鞭子，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你的意思是----，李禾和张书绅都望着师日新。

师日新接着说：不是说谢昌余不仅在省上头儿那里能说上话，由他执笔的大块头文章也被<红旗>杂志看重，也受到姚某人的好评么？他从中央到省上都在走红运，何不找找他，让他从中作点工作？----当初，凤林给省委上书时，他不也是支持者之一么？

现在、现在----！李禾开始吸烟，说道：在现----在这种时侯，再找老谢，恐怕----

连秦彦章都成了缩头乌龟，再找谢昌余----！张书绅说:自从党中央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公布后，现在，全国的反击右倾翻案运动，和清查与天安门事件相关的人和事运动，己铺天盖地。在这种局面下，无论找谁，恐怕都----

三个人忧郁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我脸上！

是岁月沧桑的烦忧，还是炎凉世态的冷漠----

天幕缓缓的合拢，生命存在的意义，消失在夜雨的厚重与落地无声的沉寂里---- 。总是大打一场清查、镇压反革命的人民战争。总是活捉反革命，总是处决反革命----总都是血淋淋的----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总是血迹斑斑的伤痕！----面对前辈和老师，我却含泪苦笑，划火柴点支烟，木纳淡然了苍凉的情感。----夜雨的苦涩也送来了秋的悲凉！毕竟是秋天的季节了，夜雨的潮湿，风的寒凉，心绪的苦涩，飘渺成落寞与无奈，直往心里去。与苦涩一同浮现在我心头上的，仍然是与甘肃文学界同呼吸共命运的日日夜夜。

我从部队正式转业到甘肃文艺编辑部虽不足半年时间，实际上，我与甘肃文学界交往已有数年历史。还在七四年，奉调参加甘肃文艺编辑部在兰州战斗饭店东三楼主办的修改作品学习班开始，由学员而向学习班管理层的转变，便己成为我把脚步迈进甘肃文坛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学习班上，我才知道，我们当兵的人在边防前线吃苦受罪，九死一生所保卫的祖国的大地上，还有我们当兵的人作梦也未曾想到的秘密----！我们在边防前线为保家卫国一怕苦、二不怕死，舍生忘死的精神力量，很多方面都来自张思德、白求恩、江姐、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进喜等一大批英模的榜样引路，而实际上，给我们与这些榜样之间搭桥铺路的作家们，却----，正处在对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黑暗时期，孔厥：1914年生，江苏吴县人。著名作家。抗战时在宜兴任《抗战日报》编辑，1938年去延安，入鲁艺学习，后任研究员，开始文艺创作。建国后作过报纸编辑、电影编剧，出版过多部作品，并被选为作家协会理事，他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极有影响。文革中遭受迫害，1966年投陶然亭湖自杀。老舍：本名舒舍予，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建国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於1967年2月跳楼自杀（一说为他杀）。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 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後，又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晚写好遗书後开媒气自杀。----

----众多鲜活的生命，众多年富力强充满创造活力的生命，竟然如此无奈又如此壮烈地毁于一旦，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哀！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自戕，都是让人悲痛的；何况那么多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这些知识精英走向死亡之路的共同之点，就是悲壮二字。他们的死，和平常年代中的“自杀”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谓批斗，就是要当事人在群众大会上双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头弯腰、两手向后翘起（所谓喷气式！），颈上悬挂着大块纸板、木板、甚至几十斤重的铁板，上面写着“x x 份子x x x”的大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腊月寒风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和呵斥之声。身旁的暴徒随着会场的气氛，不断地拳打脚踢，或是手执棍棒器械、或是挥舞铜头皮带鞭子绳索，劈头盖脸地抽打----.所谓游街，就是给当事人套上纸糊的特大高帽子，上面书写着“x x 份子x x x”，颈上也是挂着大块的纸板、木板或是铁板，还要你边走边敲打面盆之类的响器，边走边喊“打倒x x x”（自己的名字）之类的口号；还会给你剃个阴阳头（头发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蓝墨水、红墨水，满头满脸浇灌一气，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后像牲口一样被架着游街示众，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后面又呵斥又喊口号，极尽侮辱之能事；还往往引来某些围观者的恶弄，吐唾沫、丢石子、泼脏水----.所谓审查，就是日夜不停地无休止地逼供，审讯者吃饱睡够了轮番上阵，被审者夜以继日地、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地接受审问，通过疲劳轰炸、呵斥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体力衰竭，然后逼迫你、诱使你招供，交代“反党罪行”、“反革命计划”、“反革命同伙”，如有不从，照例又是拳打脚踢、鞭棍交加----所遭受的全部侮辱、折磨和迫害。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凶残和野蛮！如果说封建专制和法西斯年代的凶残，总还有一定的场所（比如在审讯逼供或牢房之中），而当代的野蛮凶残，则已遍及城乡各地各个角落，简直无处不在。只要拉起一个团伙、紧跟部署、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就可以整人、打人、残害无辜。在“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口号鼓动下，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旗帜下，人的尊严扫地以尽，人的生命视同草芥，置身于此情此景，叫人还怎么“忍耐”、怎么“坚持”?人总还有一口气嘛，何况中国的文人向来有“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气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面对此等野蛮、残暴、非人待遇，他们毅然慷慨赴死，誓以生命作最后的抗争，这不正是十分值得人们敬重的决定吗？知识群体总体上的悲壮情怀，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愧对这些含恨离去的人们，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的悲壮和不幸，化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有助于创建一个公平正义、珍惜生命、尊重人权的社会。愿我们都来为此而努力----

----战斗饭店文学创作学习班，是我认识社会的窗口，是我人生启蒙的课堂，甘肃文坛老九们在全面专政下的苦难生存状况，是促使我申请从部队转业，立志改变这种不公平状况的动力和源泉----也这也是我转业到甘肃文艺编辑部后上书省委的背景和前题！

窗外的雨丝成网，秋雨多愁，玻璃窗上划过的一道道泪痕，蜿蜒着，寂寥成一首哀婉的乐曲。思绪开始翻检一些记忆所藏。落寞心思、让整个过程更加的忧伤，面对此情此景，感念那些不幸离去的先驱、先贤、先烈们，秋风秋雨之夜这段人生悲壮情怀，也成为我理顺思绪的钥匙！----仍然是从妻弟手抄本上读到过的被注明为"反革命，女，林----被杀害，"的诗句：

    幽怀固结日如年，笈管狂草说桑田。

    满篇淋漓谁识得，血痕泪迹间相连。

    凄风凉月夜深沉，泪落比窗噤若喑。

    心事如潮凭谁诉，一灯昏处似山林。

    江南霪雨塞北沙，十年湖海到天涯。

    岁暮归程故难计，茫茫何处是儿家。

    岂为关山路莫通，孤穷如何返江东。

    回忆父老牵衣日，肠断眼枯立西风。

    痼疾缠身念半空，苟延尚亦业未终。

    对镜时见胭脂色，不是妍容是病容。

    斗米折腰亦自轻，日傍门户低头行。

    瓮飧粒粒皆是石，嗟来之食苦似辛。

    衷肠百结万恨生，强颜迎人笑不成。

    天地虽大无所哭，何处容我一放声。

    剧痛摧心真若痴，谁怜荒郊独行时。

    寥落那得应制笔，此是蔡琰悲愤诗。

我目视着手的中酒杯，蓦的哑然失笑！

凤林----！李禾望着我。

张书绅说:----凤林，不要精神压力太大----

我笑起来，说道：说没有精绅压力，是假话，也不现实----现在，我突然想到了在战斗饭店学习班期间，王萌鲜给我们说起过的那些事----：1971年1月13日晚写好遗书後开媒气在家中自杀的著名作家、诗人闻捷，曾经是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

师日新说:闻捷在甘肃期间，对甘肃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不仅写了不少短诗，还创作了史诗性的长诗<复仇的火焰>，可说是我国诗歌界的里程碑之作，可是----！他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後，又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最终自杀身亡！

张书绅说：在我们甘肃，李秀峰也是一位杰出作家，他的散文，不仅在甘肃、在西北，放在全国，也算独树一帜，可惜----最终，连尸体也末找到！

师日新说:运动刚一开始，甘肃文学界的造反派就成立了鲁迅战斗队，那些造反派把打倒李秀峰的大字报、大标语，从反修馆五楼连起来吊到一楼，形成了铺天盖地的局面。一个终生清白的老知识分子，哪里能受得了这种人格上的污辱？他那天到反修馆门口看了看那阵势，连家都没回，就扭头走了。----后来，再也找不到他了。有人说，他离开反修馆后，好象向黄河畔上走了！----在兰州向东去的黄河下游百十里沿岸，很多地方，都有人依靠打捞自杀者的无名尸体为生！多少年了，总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再这样政治运动下去，甘肃的作家队伍----

李禾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形成了凤林上书省委之事，没料到出师未捷，又赶上这场运动----

张书绅说:虽然出师未捷就遭遇风浪，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鹿死谁手？现在下结是论还为时过早。

师日新说:书绅说的有道理，鹿死谁手？现在下结是论确实还为时过早。别看反修馆现在成为省革委会的战利品，他们也可以用政治运动维护既得利益，谁敢保正他们就没有必须把多吃多占的被迫吐出来的那一天？谁也不敢确定，甘肃文艺编辑部就永远没有再搬回反修馆的那一天！

李禾说: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先苦熬过眼下这一关。

李禾说话间向四个酒杯斟满了酒。

张书绅首先举杯，说道:凤林，这杯酒----

我知道----！我赶紧端起酒杯，在四个杯子相碰间，我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借用古人这句话，算是我对前辈和老师们企望的回答！

今夜的风声雨声和关于秋的话题，凝结成一滴滴泪珠，落结向我的心田，象征着生命存在的意义。秋风秋雨中，远方随风荡悠的狗咬声，以及婴儿的啼哭声时断时续，褐色灯光释放着橘黄色的孤独，夜雨让一切木纳淡然，不仅仅是岁月沧桑的繁忧，激楚苍凉的心境也被交织向阅历兴亡之神圣情结，一个充满力量与抗争的肌体，一个无助的渴望温暖呼唤黎明的灵魂，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那种情怀，演译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人生境界！

终究都是过来人----！李禾作为早在五九年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帽子、被长期下放山区接受改造的革命者，在逆境中用手中笔歌唱这也好、那也好，是无奈？还是心酸？师日新数年前在运动一开始也曾经被专政，在被关押期间，红色革命者们手中蛇舞般的铜头皮带，让他吃尽了皮肉之苦，从三楼跳窗逃跑，是他无奈的选择！还有张书绅----！他是诗人，竟因诗多次被专政，多次经历过的批斗会，竟成为他的经验之谈----

----凤林，据老哥经历批斗会的经验----！张书绅划火柴点着烟，说道：在批斗会上，主持会议者，总喜欢给被批斗对象来个下马威。一切都事先做好了准备，只要他一喧布：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押上来----，立即便有人带头呼喊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口号声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早就等侯在被批斗者身旁的彪形大汉，便会立即饿虎扑食般的由两人分左右施尽全身力气，拧扭住被批斗对象双臂，让其低头弯腰九十度，成为低头认罪的土飞机状，拖死猪似的，把被批斗对象，用最快的速度跑步拖进会场----。经历的批斗会次数多了，我便总结出，每当主持会议者大声宣布，把反革命分子张书绅押上来，我的目光，便盯紧了分左右扭着我胳膊拼命向前跑的彪形大汉的脚把骨，在奔跑中，左一脚，右一脚，再左一脚，右一脚，专门追着踩他们的鞋后根----

李禾笑着说：这个家伙，连这种坏点子都能想出来！

己经到了那种地步，不采用这种方式，还末被押到主席台上，两条胳膊便会被拧断呢！---- 张书绅说：据我的经验，第二个环节，便是低头认罪的过程。所有的批斗会，都毫无列外的要为被批斗对象准备个大牌子，上书被批斗对象的罪名头衔和姓名，打上红"乂"，用绳子把牌子挂在被批斗对象胸前，算是招牌。如果是草纸牌子和麻绳，还好受些。有些人，竟把招牌用厚木板做成，又用细铁丝做挂绳，你想想看，几十斤重量的木牌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用不了多长时间，细铁丝便在重力下勒进了脖颈后根的皮肉里，哪多受罪? 据我的经验，到了那种地步，最好的办法，便是作虔诚的低头认罪状，低头弯腰，于不被人发觉间，把大牌子下边沿偷偷架在自已的脚面上，不仅缓解了细铁丝对脖颈的勒力，也可依大牌作支撑点，让弯曲的腰减少些痛苦----

师日新很有感触地说:这确实都是亲身经历者的经验之谈！

张书绅说:在政治运动中，一旦成为运动的对象，其生命价值，还不如一只蚂蚁。到了那种处境，除非自已把自已当人看待，等着那些革命家可怜你，连门儿都没有！----举个小例子，成为被专政对象后，被押赴批斗会场成为万众嘱目的对象后，尿憋了，人家决不可能给你解手的时间，憋不住了，只能洒在裤裆里。如果遇上的是三九严寒的日子，长时间在高台子上迎风口受罪，不仅裤裆结冰，那玩意也非得被冻成冰棒子不可，待批斗会结束，回到家换衣服取暖，冰棒子化开时，还不烂成一泡水？----所以说，上批斗会之前，尽量少喝水，也是很重要环节！---- 

李禾吸着烟，望着张书绅，说道:你个家伙，当反革命，也不安份守己！

到了那种地步，不放灵活点，只能是自己吃亏！----张书绅说：总不能象老师那样，都被人家关起来了，还是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结果，只能是让人家用铜头皮带劈头盖脑的多抽几下！

师日新苦笑着说：在批斗会上受不受罪，也不全在脑子灵活不灵活。老杨这个人大家都熟习，不笨吧！前些年在运动刚开始那时节，全兰州市在七里河体育场招开数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从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到大大小小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在被批斗席上二十多人排了一长排子，咱们的老杨不是同样被揪出来排在第二十四位，胸前挂着大牌子，弯腰九十度，被迫向造反派认罪？他虽然不是煮熟的鸭子，不会肉烂嘴不烂，不是同样被人家用铜头皮带劈头盖脑的抽个没完没了？

李禾说：按道理，老杨不该在那次批斗会上受那个罪----

张书绅说:你真是大白天说梦话，在政治运动中，谁同你讲道理？如果讲道理，政治运动还能搞起来？

师日新问李禾：从五九年到现在，你头上那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戴了十七年，那顶大帽子是不是把你的脑子压糊涂了？

李禾苦笑着，说道：糊涂也罢，不糊涂也罢，都十七年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啥错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是怎么被戴上的，始终也没搞明白！

所以我说，凡是搞政治运动，都不可能讲道理，都是以势压人。----张书绅说。

师日新说：你不服气，就批斗你，就专你的政，先让你的皮肉吃尽苦头，然后再从人格上尽情地伤害你，直到你的处境不如一只蚂蚁，还美其名曰，这是组织上爱护你，才挽救你，才教育你！直到把你弄得家破人亡，还说是为了让你能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政治运动！----李禾叹息着说：谁也没料到，这种恶运会降临到----！说话间，他把目光向我丢过来！

冷漠的夜雨，苍白而没有血色的魔鬼时代，平时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一旦到了秦琼卖马、关羽走麦城的时候，就会有人坐视不管，看你笑话，甚至有人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于是就明白了:谁是患难朋友，谁是无耻小人，谁是忠言逆耳，谁是巧言令色。就明白了以后朋友该怎样交，路该怎样走，---- 在这一方小小天地里，本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我，却在风声雨声中感悟着缕缕朴素的人间情怀，在这种处境中，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是一丝儿暖流温暖向我的心田，尽管有古时那种起解者在十里长亭与送别者举杯一饮、也有死囚临刑前喝一碗断头酒的感觉，在我数刻后即将到来的下地狱承受炼狱之灾的前夕，终究还有关爱、还有人间温暖，尽管把脚步迈出这个门坎那一刻起，必将是无法回头、也没回头机会的苦难之旅，而在未告别这小小一方天地的前夕，圈子里的人物还没有都风流云散，尽管意犹未尽，却也让人感怀。面对三个人三对目光----，我己经预感到下一步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很难说不是已到了生离死别的紧要关头。一想到即将到来的血腥恐怖场景，出现在我脑际里的，仍然是曾经从妻弟手抄本上读到过的被注明为"反革命，女，林----被杀害，"的诗句： 

    ----我想家乡么，也许是，

    自小我在它怀中成长，

    它甘芳的奶水将我哺养，

    每当我闭上了双目遥想，

    鼻端就泛起了乡土的芳香。

    我想妈妈么，也许是，

    妈妈头发上十年风霜，

    忧患的皱纹刻满在面庞，

    不孝的孩儿此去无返日，

    老人家怕已痛断了肝肠！

    我想爱人么，也许是，

    我想她，我心中的仙女，

    我们共有过多少美满的时光，

    怎奈那无情棒生隔成两下，

    要想见除非是梦魂归乡。

    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这颗叛逆的

    不平静的心，它是如此刚强，

    尽管它已经流血滴滴，遍是创伤，

    它依然叫着“自由”，用它全部的力量。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象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象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象枯死的绿草渴望雨滴，

    象萎黄的树木近向太阳，

    象幼儿的乳母唤叫孩子，

    象离母的婴孩索要亲娘。----

在这瞬间，我也想起不知在哪里读到过的手抄本“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巖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内心里己是世道多艰，追念留连，悒恨无已，面容上却展示着笑容，尽管我自己也明白，自己的神情一定是笑得比哭泣更难受，我仍然佯装若无其事，强展笑容，说道：

----不就那点事情么？头掉了也不过碗大的疤，有啥愁肠的呢！何况，还有各位给我撑腰壮胆？

李禾眼角溢出了泪花，苦笑着说：看把你说得轻巧的！

师日新说：到了这种地步，你让凤林还能再说什么？

从省文化局工作组杀气腾腾的阵势上看，确实对凤林极为不利----张书绅说：----不过，据我的经验，每场运动中，工作组总会对运动对象来个下马威，按照行话，叫做"打下专政对象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何况，这场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那些人，哪个不是文革中上台的既得利益者？反击右倾翻案风，关呼到维护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们谁不同仇敌楷？谁不想表现表现，争取立功，待运动后期论功行赏时有升官的本钱？所以，一开始，凤林肯定得受点罪---- 

这个罪----，师日新说：你看运动办组织起来的那些运动积极分子，个个都如狼似虎，恐怕----唉！

李禾自语似的说：这可该怎么办？

三个人用三双蓝汪汪的眸子望着我----

我己向四个空杯中斟满了酒，伸手端起面前的酒杯，尽管在心里暗自告慰着：坚强些、坚强些，手却仍然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个不住，因了颤抖，手中的酒杯扬扬洒洒的，面对这种情景，我苦笑着摇摇头，自责地说道：人未松包，手却松包了！----各位长者、老师们，时间不多了，这杯酒，我仍然是借花献佛，感谢长辈和老师们在这种时侯----

----风林----，未等我把话说完，李禾已用衣袖擦着泪目的同时，截住我的话题，端起了酒杯！

张书绅、师日新----

四只酒杯再次相聚在一起，都扬扬洒洒的，点点滴滴，分不清是酒水还是泪水----

就在这时，响起当当当的敲门声，紧接着，门外便传来运动办成员李乂乂的声音：书绅，你出来一下---- 

我们都面面相觑！

原来，夜幕已经消失，是时侯了---- 

我想起了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段心语:----如若有谁要我们长逝，永久的安息，永久的安息……

他们没有听见。难道都是聋子？难道我说话的声音不够大？或许我真的死了，所以他们听不见我那不是从肉体里发出来的声音？可是我的肉体就在这里躺着呀，我在亲眼看着自己的葬礼。真是滑稽。

……把自己炽热的目光，

转向天堂，转向天堂……

我记起来了。曾经有人费力地把我弄起来，给我穿上衣服，把我放到担架上。穿着钉铁掌靴子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橐橐响过，然后……这就是一切。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也记不得了。

……那儿是永恒光明的故乡……

而这一切却是那么无聊。我活着。----我感到空气清新，风从敞开的窗口微微地吹拂着铺在地板上的草垫，我感觉稻茬刺着了我的胸口和肚皮，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感到疼痛，使我连呼吸都很困难。突然，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那样，我明白了：这就是终结。我要死了。

死神啊，你真是姗姗来迟。我当然希望许多年之后才同你见面。我还想过自由人的生活，还想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遨游世界。要知道我正当壮年，还有很多很多力量。而现在我却没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报我时，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时，我是痛苦的。如果我曾得罪过谁，那就请原谅我吧。如果我曾安慰过谁，那就请忘却我吧。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爸爸、妈妈、妹妹们：这是我给你的遗嘱，我的古斯蒂娜；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我的同志们；这是我给所有我曾爱过的人的遗嘱。如果你们觉得，眼泪能洗去悲哀的思念，那你们就哭一会儿吧。

但你们不要难过。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如果你们在我的墓前放上悲怆的天使，那对我是不公道的。

----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中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埃，但临死前的痛苦却不是那么壮丽的。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我喉咙里怎样呼呼地作响。----也许有点水润润喉咙就好了…… 

----走吧！----这是张书绅重返小屋后，面部毫无表情地望着我时所说的第一句话。

师日新望着张书绅，冷笑着说：现在，你也该算是圆满完成运动办交办的任务了！

----老师----，李禾赶紧制止着师日新，说道：书绅这也是----

是身不由已，对吧！----师日新狠狠地挖了李禾一眼，说了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说话间，拿着烟锅扬场而去！

望着师日新离去的背影，张书绅说：简直是个疯子！

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李禾尴尬地望了我一眼，又转面对张书绅说：现在就----

老李带着运动办的人在过道楼梯口等着呢！----张书绅说：迟走早走，还不都是一回事！

张书绅和李禾都望着我。

我平静地说：走吧！

走吧！----走吧！----

走吧！----

归根结底， 走吧！----我会记下那一时该----对我而言，人生之路上最要紧的一步！

穿过雨帘，被风雨飘渺成一条条曲谱，从那些树下经过时，看到的是秋天凉意和风声雨声，没有阳光，飘舞的落叶落地无声的沉寂，关于秋的话题凝结成一滴露珠，滴落心间，永不散结。人这一辈子，欣喜与落寞稍纵即逝，短暂的去留却能让人感怀，心灵深处奇妙绚丽的彩虹、美丽、善良却是不灭的灯火……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悲壮的弧线永远美丽眩目----走吧！----走吧！----更加完整，更加全面，霓虹燃烧着不眠的美丽，温馨点亮了激情洋溢的存在过的生命价值。沉闷增添了斑驳的色彩，走在灿烂的雨里，任雨水在我的周身轻轻的捶落，幸福的感觉，如一双温暖的手。是母亲、妻子、孩子、还是……我甜蜜的联想、切切低缓的柔声、如在梦里！带着秋雨的伤感，我在早晨的故事里一步步向前走着，如同去赴邀盛宴----

----我再次想起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结束语: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送到哪里去。不过在这里，突然被送走的人，照例是凶多吉少的。当然，也可能猜得不对。但是我想，我们是不会再见面了。

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在这里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生活。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已经揭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埃---- 

*《沉沦的圣殿》：灵魂与时代

书樵栖栖生

朋友给了非完整版的《沉沦的圣殿》， 我特别喜欢徐晓写的那篇，这个20岁即入狱的女子，有着和章诒和一样质感的文字，虽然透着些许寒意。寒意？也许经历了牢狱之灾，历练了大生大死，生命曾经由燃烧跌落到绝对零度，再要求他们仍全然是温暖的人性和柔软的心灵，是一种苛责吧。这些高贵的灵魂也只能附着在肉体凡胎上，如果他们本就如神一样百毒不侵，这些滚烫又酷冷的“故事”（用这个词我心有不安，毕竟这是当事者的生命经历）也就陡然失去了温度。是啊，我们都是人，那个时代心潮澎湃、领风气之先的诗人们，那些勇敢的歌者们，也是人。正因如此，我才会被打动。如果他们也是神，我只能虔诚而绝望地仰视，因为我知道那样的话我与他们就失去了声气相通的可能，只能视之为上帝，除了膜拜没有别的。

上帝已然完美，他为什么还要创造人类？人的存在意义（即人的高贵）何在？

或许，唯有历练了丑恶的真善美才值得书写，唯有寒风中的舞者才惊世骇俗，唯有经过折磨的灵魂才更纯粹也才值得歌咏吧，上帝的完美也才得以展示，这个世界才是鲜活生动的戏剧而非黑白照片。

边看边想一个缠绕了我很久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我浅薄还是我生在一个浅薄的时代？还是我对这个时代特有的深刻没有感触？

那个时代，质感，不是生就是死，那个时代的人也就被打上了无法复制和模仿的烙印，真不好说是时代让他们闪光还是他们让时代高贵。而我呢？与他们心灵的张力相比，我有着可怕的荒芜与麻木，纵深极其浅薄。而我们的时代呢？歌舞升平，“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庸俗的世风和千篇一律的人生履历想想就够绝望的。乱世，是凡人的不幸，对诗人或许相反。我不是诗人，可我分明有一种渴望生在非生即死的大时代的冲动。这是年轻人浅薄的激情作祟吗？还是有些许的普遍代表性？

但是，我又是矛盾的。那种时代，伴随着对人性的非人类摧残。我这种冲动，也未免太浪漫和“无病呻吟”。

难道最大的美必须与最大的恶相伴相生吗？我生在这样一个安乐的时代，就只能付出忍受庸俗的代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