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黑石头记》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二题，选自我的旧作《被流放者的精神家园》，这都是二十多年之前那个特殊年代我心路里程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三十三年来，我因右的罪名被打向下地狱之路的灾难源头，可以追溯到华国锋大权在握期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为起点的1976年那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关于我在1976年因右获罪、遭受残酷批斗、被迫逃亡的经过，我已在题为《误入白虎节堂》的散文中有所记述，《黑石头记》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二题中所涉及的仅仅是我在自1976年为始的八年时间里，历经一千一百九十九次批斗会炼狱之灾的一个阶段，而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生在全国思想文化战线的那场狂风暴雨式的“清污”运动的见证。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应当记得那场“清污”是在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因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对周扬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王元化、王若水等人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持批判、否定态度，由此而有了那次著名“谈话”所引发的。在那个“谈话”中，胡乔木不仅话锋直指周扬、王元化、王若水等人，也顺手牵羊把《当代文艺思潮》文艺理论杂志定位为“反社会主义”“观点十分顽强”的刊物。胡乔木说：“……我认为文艺界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必夸大，也不必缩小，一是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宣传自我，否定社会主义文学的社会责任。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值得注意，不要小看它是地方刊物，谈的都是大问题，这一期也有几篇正面文章，但是幌子，主要宣传的观点，说真正文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听说刊物的主编是宋某（指宋平，时任中共甘肃省第一书记）的秘书，我问过王蒙。现在看来他们的观点十分顽强。” “三十年来还有这样一些反社会主义文学现象如何解释？如果我们不保卫社会主义文学能安心么？……”（摘自顾骧著、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晚年周扬》第60-61页）（谈话中提到的《当代文艺思潮》，是甘肃省文联主办的文艺理论刊物。谈话中提到的“宋某秘书”，指谢昌余[时任甘肃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社负责人，曾经担任过宋平的秘书]。宋平的夫人陈××时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教口）。胡乔木的“谈话”之后，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下，“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在一年前确定的议题是整党。开会时，又出现了另一个议题：‘思想战线工作搞精神污染’。胡乔木主持起草了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稿 ‘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三下两下又被衍变为‘清除精神污染’。于是，1983年10月下旬，‘清污’呼地一下子在全国铺开，浪潮滚滚……”（摘自《晚年周扬》第97页）。“清污”运动与整党运动同时进行，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任(胡耀邦还任命其子胡德平1984年至1986年，出任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华北联络组副组长、西北联络组组长)。“中央全会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积极的参加整党”。“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整党不能走过场。第二个问题，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录》第658页）。由于胡乔木谈话对《当代文艺思潮》点名，甘肃成为“清污”、整党三个重点地区之一（其它两个重点地区是中央等人所在的北京和王元化所在的上海）。早在胡耀邦发动的以推翻华国锋取而代之为目的那场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变序曲中，宋平增是最早站出来表态支持胡的省委书记之一(其他二位分别是赵紫阳和万里)，宋平在清污运动中的去留问题，涉及到胡耀邦能否在龙椅上稳坐下去，因此，对胡耀邦而言，死保宋平，成为头等大事。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经过精心策划，甘肃省文联被确定为这场运动的重中之重单位。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向甘肃派出工作组，其工作组组长、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临来甘肃时，被胡耀邦约见，并对甘肃的“清污”、整党运动作了指导性的重要指示。甘肃省文联的“清污”、整党运动，在中央统一布署下，在中共甘肃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央工作组的“指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我当时在甘肃省文联主办的《飞天》（原《甘肃文艺》）编辑部当编辑，根本与《当代文艺思潮》杂志风马牛不相关，仅仅因为我与该杂志在“同一屋檐下”，又是自1976年批邓反右以来的政治运动中经常遭受批判斗争时“老运动员”，甘肃省文联的“清污”整党运动开始之后，“组织上”竟然“以李代机”，把我拉出来作“替罪羊”，把我确定为这场波及全国的“清污”、整党运动的批斗对象。运动一开始，“胡晴天”不仅找理由把胡乔木的儿子抓起来，为了死保宋平，又钦派的“太子”胡德平及中央工作组到兰州临场“指导”，在先后六位省委书记、副书记严厉地讨伐声中，经过数年一千一百九十九次残酷的批判斗之后，尽管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委第二书记肖华将军坚决反对，还为我进京向某老帅求情，尽管在决定我政治命运的最后一批斗大上，主持会议的时任甘肃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陈光当着临场“指导”的中央工作组大员的面含泪说：“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马谡失了街亭，张凤林失街亭了么？没有，可是，我们今天还得……这是上级组织决定，我们有意见可以保存，此时此刻，作为党员，只能服从组织决定……”因了“胡晴天”一手遮天，在胡德平与我面对面的较量中，我最终成为“失败者”，于1984年5月4日被中共甘肃省委直属工委宣布开除党籍，成为全国思想文化战线在新时期因右的罪名被开除党籍的第一个“罪人”。我被“组织上”“严肃处理”之后，省报上立既宣布：甘肃省文联在“清污”、整党运动中取得伟大胜利。自此，甘肃的“清污”“运动”被宣布暂告一个段落，全国的“清污”运动，也在我“被严肃处理”后草草收场。那位中央工作组组长，也因指导“清污”有功，很快被升任某省省委副书记。被胡乔木在谈话中所直接点名的甘肃各位“大员”，却豪发未损地度过临危险境，最终升迁，成为中国政坛的显赫要员，以及受人尊敬的道德高尚的文艺理论家。即便是政治上对我宣判了 “死刑”，躲过劫难的“大员”们仍然心有余悸，紧接着，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给甘肃省文联下达指令：“张凤林国已不适合留在《飞天》编辑部作编辑工作。”  因了这一纸指令，我最终被迫离开我心爱的编辑工作岗位。后来，我又意外地发现，自从“被组织严肃处理”那个时候起，我已经被专政机关确定为“内控人员”，永远地被列入“内控人员”黑名单……庆幸的是，当年极左年代的人和事，如今都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云烟。

经历了漫长的三十三年的苦难磨砺之后。痛定思痛，当年摸着石头过河期间的很多未曾明朗化的“东西”，已经随着历史进程渐渐浮出水面。事实证明，在现代中国，有权有势者们，以胡“晴天”胡德平父子为例，无论左与右，都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当年忧国忧民的精英群体，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背景”，一旦遭受错拆，自有“退路”。异国他乡，“继续革命”，谁也不会因为家无隔夜粮而一朝白发，而真正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者，一无“背景”二无 “靠山”，社会大潮落涛之后，只能成为“落水者”，也难免成为“池塘浅滩 ”的“鱼虾之食”，自己的罪自己受，自己的苦自己吃。何况，市场化决不应是穷人与富人的两极分化，更不是国民经济发展而道德沦丧-----经济发达与精神文明背道而驰。正当很多很多的下岗失业者苦于求职、苦于饥饿、苦于贫穷、苦于有病就医难、苦于子女上学连学杂费都交不起的形势下，当年左得恐怖、现在又右得可怕的胡德平之流精英们却不满足于年薪数千万元的收入，与社会争利益、向国家要政策，以满足更高的占有欲；那些因暴富而成为亿万富翁，跻身于精英们行列的权贵们，为富不仁，巧取豪夺，甚至涉黑，无恶不作-----就不想想三十年前，中国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如若一切都守法经营，又无“外财”，怎能蓦然间豪富？自己的“财源”自己知道，来源是否正当，是否亏心，傍观者也不是瞎子；而一些胡德平之流饱食终日者，对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客观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再次在其“背景”“靠山”的“作用”下，企图西化再西化，就不想想，再“西化”、下去，还让千千万万的下岗失业者-----穷人，该怎么活下去？一无“背景”、二无“靠山”的新一代 “位卑未敢忘忧国”者们，到头来如果重蹈我等之复辙，生存出路又应该何在？

善良的人们啊，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千万不能对现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千万不能如我辈成为某种势力、某些人物的“基石”，更不要去充当他人蹬高的阶梯……切记，这终究是我积三十三年九死一生（生不如死）痛苦磨砺的经验之谈。

附：(点击标题，阅读全文)

• 黑石头记
•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 在那个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夜 ----文字狱年代走向炼狱之灾祭坛的纪实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