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前，兰州民刊《野玫瑰》因转载北京大兴县大屠杀的消息而触动邓小平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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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年前，兰州民刊《野玫瑰》因转载北京大兴县大屠杀的消息而触动邓小平的神经。

    那是个时代大变革的年代，渴望变革，探索未来，是全国有志者的共同心声，中央上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全国从上到下都风起云湧，以北京“民主墙”为标志的民主探索运动序幕，很快轰轰烈烈地在全国拉开了。

    首先应当说明，西单民主墙的诞生以及当时所处的国内形势。
　　1979年2月15日，参加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和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余焕春，在会议上作了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西单民主墙剖析》。有人在1979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根据这个发言，也介绍过西单民主墙的情况。
　　西单墙是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旁，几路公共汽车站都设在这里。在这些公共汽车站的后面，是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灰色矮墙。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从1978年春开始，有些人在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形成一个自发的聚拢人越来越多的场所。
　　这种在北京街头自由张贴发表政见的大小字报的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节时的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他们认为，应当把张贴政治性的大字报经常化，不必限于清明节。文章说：“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当然，天安门广场不适于成为经常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人们在寻找一个更为适合的场所。
　　这时，出现了一件事，更直接引发了西单民主墙的出现。丫“文革”一开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中国青年报》于10月复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国青年》的第一期复刊号却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这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愤慨。不知是哪一位勇士，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那一排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很多人读后在这个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另一些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如这年12月贴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写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青年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民间团体，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人们把这里叫做“西单民主墙”。
　　民主墙上大小字报的内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民主问题；（2）主张民间办报、民主办报的问题；（3）要求言论自由，废除“恶毒攻击罪”的问题；（4）赞赏推崇西方民主的问题等等。形式多样，有诗词、小说，有对话，有致某人的公开信，有赞成或反对的批注；有署真名的，署笔名的，或不署名的；有的大字报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采，也有谩骂讥讽式的胡言乱语，有自我批判、自我表扬的等等。
　　与西单民主墙同步活跃起来的，是出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和民间刊物，一些活跃其间的人物也逐渐显现出来。他们将自己印刷的刊物或张贴在西单墙上，或就地散发给来往群众，人越聚越多，多达数百人，引起公安部门的注意。在京的外国记者、外国留学生也跑到这里来，或采访，或与一些青年 人交谈，外国通讯社也有消息播发，这不能不引起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党的领袖人物曾高度评价民主墙
　　当时，在党的领袖人物中，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公开称赞过民主墙。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此后，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说：“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还警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12月13日，叶剑英也在三中全会讲话时，曾经高度评价民主墙。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叶帅的这两句话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对民主改革势力的评价。如果这两股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能够坚定地结合起来，肯定会是民主势力的大发展，大提高，也肯定会在民主与专制两种势力斗争中大大增强民主势力的阵地。
    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以后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应当看到，当时人们对西单民主墙的态度，的确有褒有贬，好得很，糟得很的评语都有。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这些话时，态度是很坚定的，但会后，他的态度就有些改变。所以，这位善于察言观色的胡乔木，才利用他批发文件的权力，公然删去叶帅那两句十分重要的话。
　　邓小平态度的大变，还是在理论务虚会时期，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候。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那张大字报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就借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从这以后，保守势力大为抬头，西单墙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胡耀邦说，民主墙是人民内心的呼声
　　当民主墙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陈云同志还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这些人群中去收集动态，反映情况。报社派了王永安（国内政治部编辑）去完成这个任务。一再叮嘱他，只了解情况，掌握动向，索取材料，绝对不能表态。王永安写了不少“内参”上报中央。王永安：关于西单墙的情况，我向耀邦汇报过多次，还参加过他所主持的一些小会。总的说来，耀邦同志对西单民主墙是十分关注，表示过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他认为，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我向耀邦反映，很多人拥到北京上访，有的人上街诉苦，有的人贴大字报，有的在机关外面静坐请愿，这使一些当权的领导者大为震惊，大叫赶快整顿社会秩序。我说，这是你平反冤假错案的好影响。因为你所发动的平反，大都偏于高中级干部，而广大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苦大冤深的人看见中央这次平反受到鼓舞，很多人纷纷涌向省城和京城，这是对新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依赖，认为这一回中央是动了真格的，他们的问题有了平反希望了。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现在平反工作刚刚开始，各地都要作好来信和上访工作，尽量把地方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都推到中央来。耀邦他一方面不断扩大平反的范围，一方面批示各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加强来信来访工作。同时，他积极筹备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坚定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耀邦提出的这“两个不管”更切实地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新枷锁，把平反工作推向基层，使沉冤几十年的干部和群众陆续得到平反。对于上访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和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的情况，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他指示各新闻单位注意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当时出版了《情况汇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值得注意的很长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上的文章摘报中央。人民日报还出版了一份供少数领导同志看的《供你参考》的活页文选。在京的其它报刊和有关单位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有一段时间，贵州的民间组织“启蒙社”在北京很活跃。为了了解启蒙社的情况，耀邦让人民日报派记者去调查。报社派出评论员周修强同志到贵阳。调查回来后，耀邦还把周修强约到办公室，特别听取他的汇报。耀邦说，必须纠正脱离群众的作法。耀邦除了找报社派人以外，还召集过报社、中宣部、青年团、工会等单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间组织的工作。他多次谈话的总的精神，是同我们谈论党历次作群众工作的经验。他回述几次大的群众运动，无论是“一二九”还是“双十二”，无论是罢工、请愿，还是游行、示威，他说，我们党对群众运动都是十分重视的，特点是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回忆说，到了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开始慢慢变了。当群众起来的时候，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就担惊受怕心慌意乱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就是站在群众对面去挑剔指责。他们越来越怕群众。以后群众要集会、游行、请愿，都要事先经过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们的群众团体，像青年团、工会等，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法。就在西单墙开始贴政治性大字报初期，耀邦同志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热情亲切的公开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信》）。信中特别强调：青年工作者“……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用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这位有几十年青年团工作经验领导人的倾心之谈，就是我们面对新时期的青年运动、群众运动的工作指南。----
    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邓小平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此后，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说：“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还警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胡耀邦对西单民主墙是十分关注，表示过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他认为，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民间自发群众组织野玫瑰文学社和民刊《野玫瑰》在兰州相应诞生。野玫瑰文学社发起人:李老乡（全国著名诗人，后来任甘肃作协副主席，获鲁迅文学奖，时任《飞天》杂志编辑）；景风，小说作家，后来任甘肃作协副主席，时任《飞天》杂志编辑）；冉丹，小说作家，后来任《驼铃》杂志编辑，时任《飞天》杂志编辑）；李镜，全国著名作家，时任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将军秘书，大校军衔）；曹永安，诗人、作家，时任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后为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凤林 (作家、诗人，时任《飞天》杂志小说组编辑、党小组长，当时该刊社还未成立党支部，党小组长是当时该刊社党组织最高领导人，参加小说编辑工作的同时,分管该刊社的党务、行政、及后勤全部工作)。参加者（主要骨干）：张振兴（当时是兰州某房管所工作人员，小说作者，后来为作家、记者，任《兰州都市报》总编辑）;田永利，女(当时为小说作者，在兰州某商业单位工作，后成为自由职业者，最终成为佛门弟子);阿海(当时为小说作者,兰州某工厂工人,后为自由职业者);严军(当时为小说作者，在兰州某印刷厂工会工作，后为作家、记者、甘肃某广播电台台长);张正秀(当时为小说作者、兰州某工厂工人，后为作家、记者、《甘肃法制日报》总编辑);倪明华(当时为小说作者，后为中共甘肃省委某部门某杂志社负责人);李**,女(当时为小说作者，在兰州某商业部门当服务员，后为兰州某公安单位国内政治保卫处干部)----

    民刊《野玫瑰》主编:张凤林,副主编:田永利、张振兴、阿海;编辑:严军、张正秀、倪明华、李**。《野玫瑰》第一期，也是创刊号，由李老乡题写刊名。内文虽为打字油印，封面却是在兰州某国营大印刷厂彩印，也由该厂按邮发刊物正规装钉，加之内容丰富，页码多(厚度与当时的当代相同)在当时的全国民办刊物中一支独秀。

   《野玫瑰》第一期，也是创刊号，主要刊发的是文学作品，其中有景风、冉丹、杨显惠的原创短篇小说，有曹永安提供的、刊发在新华社内参上的小说《可能发生在二000年的悲厕剧》,也转载了冯牧谈小说创作的访讲,还有短诗、杂文、小品杂谈、消息栏目等。谁也没料到从北京《四五论坛》转发的几百字的关於"北京大兴县屠杀案"的一则消息,竟惹下惊天祸端----。那时候,参与野玫瑰文学社和民刊《野玫瑰》编辑工作的人员,谁也不知道大兴县屠杀案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导演,更不知道这是邓小平的禁区,同样更不知道北京上层后来还发生过----。杨尚昆日记中说：----耀邦说:1976年3月,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日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他知道主席当时的病情己经非常严重)。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已的良心。19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到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1976年四五事件的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职联动成员于1968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大批杀死所谓“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不是当时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啊！可高兴福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19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了下来。19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多为三种人秘密杀掉----。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牺牲处理了，也给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杨尚昆1988年8月6日日记：“耀邦还有一个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他，结果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对于这一切可怕的内幕,参与野玫瑰文学社和民刊、《野玫瑰》编辑工作的人员,谁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仅仅是邓小平在一次反自由化的讲话中点了《野玫瑰》的名,后来正式下发红头文件时,"野玫瑰"三字虽然被删除,但是,其讲话中点了《野玫瑰》名的精神,却己在党政高层深入人心,邓小平最信得过的刘冰到甘肃出任省委副书记分管文教,《野玫瑰》被查封,野玫瑰文学社被查禁,参与"野玫瑰"的人员在压力下分化，"各奔前程",最终,张凤林被例进国家最高政治保卫部门下发到各省的"五个危险分子"名单,该名单上依次排列:魏京生、任畹町、张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