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海光《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有感

　　读王海光大作《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深有感受。王海光作为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专家，面对已被长期沉默的历史问题，不沉默，敢于发言，是对历史负责。中国的许多现实问题，其实都是历史问题，我谓之历史的惯性。在同一个政治伦理系统中，在相同的政治机制下，许多看似偶然的政治现象会反复或重复出现。有心人，当然史家更有优势和责任，在历史的比较中能够发现被诸多因素遮蔽的一些东西，总结出一些道理来。中国人喜欢在历史面前谈“以史为鉴”，但奇怪的是，不接受历史教训屡犯历史上相同错误的政治家不在少数。如果现在有人号召党内学习历史，应比学习雷锋更有益处。对历史真的应该有敬畏感。

　　高岗事件，我在前些天发的那篇文章《人有病天知否》也有提到，我把他归之为是党内本来无病在政治斗争中被折腾出病来的那类人，他最后显然是精神崩溃而死。历史无法假设，如果高岗读过一些史书，有一点历史意识，他就不至于去死。中国的宫廷政治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官员被罢流放千里，后来时来运转，再次复出，也算是政治常态。高岗作为“五马进京”的“一马当先”者，深受毛的信任和宠爱，这是党内都知道的事。作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和后来东北政府主席，加之年富力强，高岗政治前途无可限量。他来京任国家副主席和计委主席，可谓权倾一时。但高岗也有弱项，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自己的班底，所谓“五虎上将”，都是他在东北时的那些地方官员，形不成一个大的山头。如果他真有野心，和刘争宠，就当时力量对比，显然不是一个水平级的。党内其他几个大员，如林彪、陈云、彭德怀，和高岗有过合作，私交也不错，但要形成政治同盟，那还差得远了。这些大员对高的底子显然一清二楚：有能力，但政治上未必成熟。彭当面见他喊“高主席”，背后喊“高麻子”，有佩服的一面，也有不太敬重的另一面。这些微妙的政治关系，高岗缺少正确判断，过高估计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加上在东北呆久了，染上一身“彪气”，干事莽撞，缺乏算计。

　　毛对刘不满，有路线政策上的分歧，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他内心固有的猜忌和提防。调“五马”进京，是忌讳诸侯坐大，削藩加强中央；对刘周等人敲敲打打，则是防着大权旁落。高岗来京，毛可谓一箭几雕，其中之一是对刘周形成钳制，权力平衡。他多次在高岗面前流露对刘的不满，暗示许愿，开几个空头支票，既是拉拢，也是对高的考验。对于毛的暗中布局，高岗政治智商不够，错误领会圣意，以为毛要倒刘，钟情于己，对如此大好机会，当然抓住不放，四处放风，寻衅找茬，打薄给刘难堪，给刘造成了极大被动。刘作为党内第二把手，长期在中央经营，占据党内法统，有华北的山头，也有军界的人脉，工作能力强，权威除毛之外，无人可以挑战。但在高岗咄咄逼人之下，居然委曲求全，在党的会议上自我检讨，主动表示要向高主席学习。刘的退让，表面上是怯于高岗的进攻，其实是主动向毛示弱，以实际行动打消毛的疑虑。事情的变化，最后出人意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刘从被动转向主动，谈不上是绝地反击，好像不经意间即扭转局面。高岗外出回来，发现他已失宠，毛给他的几张牌居然都打不出去，其中奥秘，至今尚未有人彻底破解。可以猜想的是，毛在那时，对刘的信任还是大于猜忌，还没有到彻底摊牌的时候。

　　高岗那个时候的内心痛苦，可以理解，变化的太快，翻牌的时间太短，来不及考虑，更来不及反省，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拿下。由于也没有机会向圣上当面陈情，搞不清毛为何突然翻脸，心里肯定憋屈，憋的时间长了，一定憋出毛病来。高岗最后决定自杀，是精神崩溃，也是彪劲上来了，有一了百了的意思。毛在得知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时，就有一个态度：很失望，想不到我考验你一下，你居然就这么窝囊。毛原本是打算先把高岗发配到陕西某地当个地委副书记，看看再说，因此起初也就没有高饶反党集团这个说法。谁知高岗自己不争气，自我了断。这决不是古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而是不懂政治不懂历史的彪子本色。高岗一死，罪名自然加大，党内斗争的合法性就是扣帽子，没有帽子也要找个帽子，否则，一个高级干部突然消失了，怎么向党内党外解释。把饶漱石找来垫背，打入高岗集团，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和残酷性。“小饶”和高岗根本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更无串联行为，居然被绑在一起，个中原因，或有许多，高岗盲目赴死，应是其中之一。

　　高岗如果不死，按毛的一贯做派和党内政治逻辑来看，应有东山再起的可能。高和刘之争，毛是知道内情的，也是在他的一手导演下进行，他岂能不知道高岗对他的忠诚度。或许有人进谗言，说高岗里通外国，勾结苏联，这事离谱不说，就是有些蛛丝马迹，放段时间，自然会有分晓。毛把高岗作为制约刘周的棋子来使用，高岗自以为是，想取刘而代之，是犯了大忌，整肃一下，很有必要，但还没到整死的程度。给出路是一个好的选择，既给高岗一个反省的机会，也留着以后备用。现在说高岗是个“彪子”，不是没有道理，他一死，坏了自己的名声，也让毛手中少了一张大牌。毛后来对党内主张“五不”，其中有不离婚不自杀，潜在的有对高级干部政治生命的长远考虑，这种考虑不是出于什么关爱或人道之心，而是出于党内斗争的安排。毛在文革初期，听信林彪的说辞，拿下长期跟随自己的亲信罗瑞卿，多少有些无奈，他在得知罗跳楼试图自杀时，极为愤怒，这份愤怒中何尝没有他拿罗来制约林的一份心思呢？在毛的人事布局中，讲究平衡和互相制约，是维持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招数，也是确保他对权力有效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在他眼里，没有所谓忠臣奸臣之分，只有棋子或筹码而已。

　　王海光的文章，对高饶事件的描述更为准确，从“政争”导向“权争”的过程中，揭示出高饶事件的本质，我的上述言论，只能算是一个思考。执政党历史，以前充满着诸多宫廷式权争甚至政变的事情，政治恶斗不断，政治伦理败坏，原因还是在于缺失党内民主，没有法治保障。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化是关键环节，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