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同舟共进》杂志）

向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有记日记的习惯。然而我在 1989年9月16日采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夫人董边，她谈及田家英的工作时，提及“为毛泽东保管日记”。我当即追问，毛泽东记日记吗？

董边说，她曾见过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笔者请她详细回忆，据她说：

毛泽东不用市场上所售的那种日记本记日记。他的日记本与众不同，是用宣纸订成的，十六开，像线装书。

毛泽东从来不用钢笔记日记。平日，秘书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他的日记常用铅笔写，有时也用毛笔。

毛泽东的日记本上没有任何横条、方格，一片白纸而已。毛泽东写的字很大，一页写不了多少字。

毛泽东的日记很简单，记述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不写今天开什么会，作什么发言

毛泽东的日记从未公布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也许世人有朝一日会见到公开出版的别具一格的毛泽东日记。

我采访过多位毛泽东秘书。据他们告诉我，毛泽东秘书每天要填值班日记。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好的表格，要填写毛泽东每日的活动。这些值班日记，交中办秘书局保存。如今，已成为研究毛泽东的重要档案资料。这些值班日记，最初由机要秘书徐业夫和罗光禄记，后来由罗光禄和高智记。叶子龙也记过。

周恩来不写日记。但是我在中央档案馆看到周恩来的一大堆台历。周恩来的习惯是在台历上逐日记下工作要点，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日记。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是记日记的。我在《从台湾看毛、江“约法三章”》一文中便写及，1947年3月国民党部队攻下延安时，缴获了王若飞遗失的日记。当时被任命为延安市长的陈绥民，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很仔细阅读了王若飞遗失的日记，从中抄录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泽东、江青结婚的“约法三章”的条文。1976年陈绥民在台湾出版《毛泽东与江青》一书，披露了王若飞日记的相关内容。

1995年6月27日，笔者在北京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问及陈云是否写日记？于若木说，陈云不记日记。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都作记录，大便的时间，量的多少都记。

笔者著有《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一书，据胡乔木夫人谷雨告知，胡乔木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江青一伙要胡乔木“交代”与邓小平的关系。胡乔木不得不查阅自己的日记，在1973年至1976年邓小平重新工作期间，他到邓小平那里去了25次。胡乔木依据日记写“交代材料”，这也是世所罕见。由此也可见胡乔木的日记相当详细。不过笔者在采访另一位“大秀才”陈伯达时，问起是否记日记，他摇头。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是记日记的。王任重擅长文笔。在他担任中共湖北第一书记的时候，发起组织了以“龚同文”为笔名的写作小组，发表许多短论、杂文，不少文章出自王任重笔下。王任重的日记富有史料价值。1959年6月24日，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他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这样，陈云得到了重新起用，负责整顿被“大跃进”搅乱了的中国经济。

姚文元多年坚持记日记。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作家。受父亲影响，姚文元从15岁起开始记日记。姚文元日记尚未公开出版，但是从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姚文元时，多次引用姚文元的日记作为证词，可见姚文元日记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如今姚文元日记完整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随着时过境迁，相信姚文元日记有朝一日会公开出版。

国务院前总理李鹏是记日记的，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公开出版，如《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的部分日记，也已经公开出版，如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随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不过，看得出是后来加以补充的。他当年陪同毛泽东外出，哪有时间每天写几千字的日记？其实在出版时，应当标明哪些是日记的原文，再标明哪些是后来的补充，这对于保持日记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身地质专业，却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他有着记日记的习惯。我注意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提及他每天记日记。

顺便提一句，笔者曾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钱学森记不记日记？钱永刚回答说，不记，但是钱学森记了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这些工作笔记上都有年月日，相当于日记。只是这些工作笔记涉及火箭、导弹，属于国家机密，至今仍锁在国防部的保密柜里，连他都不允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