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 惑 夕 忆 集

 

 

序

 

叙写几件小时候多多少少有过疑惑的事，算是以个体体验幽微地折射一点那个时代的光影，也让年轻一点的朋友多一点见闻。（说来遗憾，从无机会与儿谈及这些事）若蒙指点、眷顾，则当心存感激矣。

 

篇  目  

 

一、镍 角 子 

二、同学珊珊

三、一天吃七顿

四、麻雀何辜   我们何蠢

五、“革命逻辑”下的是非题

 

 

 

 

 

一、镍 角 子 

 

    新中国首次发行硬分币大约是在我上幼儿园大班的1955年。记得有一回父亲回家拿出两枚亮崭崭的镍角子，贰分的给了妹妹，伍分的给了弟弟，说是只有两枚。我至今都记得那嫉妒和失落的心情，倒不是因为懂得钱能买糖吃，而是将其视为新奇、可玩之宝物, 弟妹有，我竟木有！这么多年过去了，偶一记及，心头浮现的竟是那簇新镍币散发的幽幽的金属光泽以及彼时那种不可名状的愉悦。可见得新奇之物对一个人尤其是孩童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解放好几年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早已作废，但铜板、镍角子等硬币仍有不少流散在社会上，有些就成了孩子们的玩物和可供交换的收藏品（不排除有些人家因各种原因收藏着旧币）。记得邻居家的元元不但有一大把直径约两厘米、铸有蒋介石头像的铜板，他还向我炫耀过他收藏的稍大一点的“袁大头”和铸有孙中山头像的较小的银币。我好生羡慕，同时又有些怨我家竟无可玩的旧物。

 

我们几个同街坊的玩伴都出生在杭州解放头两年，父母大都是普通劳动者。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新旧中国改朝换代的概念，也因此有点错乱和好笑的是，新的硬分币发行后，我们最初并不都清楚新旧硬币可用不可用的根本区别。记得大家还有过一番争论，最后是 “（新旧）镍角子样子差不多，大概旧的现在也可以用了” 的意见竟占了上风。“不相信就试试？” 不知哪个男孩一面拿出一枚与壹分新币大小相仿的旧镍角子（无光泽，有些灰白，图案记不清了) , 一面用探询的口吻问道。

 

忘了那枚旧镍角子是怎么到我手上，而我又怎么承当了“试试”的主角。还能记得的细节是，我怀着有些忐忑的心情走到我家所在弄堂斜对面的小店柜台前，唤了声“小店老板，买两片梅片”。年纪大约有五六十岁的小店老板正戴着眼镜斜靠在一把旧藤椅上看报，听到叫唤就缓缓起身走到柜台前，用食品夹从玻璃罐中夹出两片梅片放到我手上，顺手收了我递过去的那枚旧角子。哈，居然旧角子也好用！

 

当然啰，后来我们很快弄清楚了旧币是用不来的，小店老板是误收了那枚旧币。误收的原因可能是眼睛高度近视，没看出来。再后来我成年以后回想此事，觉得误收的原因固然与眼睛近视有关，但似乎更与小店老板的想当然心理有关。防贼防盗，防骗防拐，何曾防到小屁孩会冒用前朝旧币！也许从认知水平和动机上说冒用有些冤，无知或似懂非懂状态下的小孩儿的行为动机往往夹着一些尝试新奇经历或“恶作剧”的成分，不能简单地以成人行为道德标准去衡量。但从结果看，说冒用却也不冤啊。

 

    这件事后来让我隐隐有些不安。我无法确切地说，此后的人生经历每逢遭遇诚实还是欺心的选择时，深深印刻在记忆中的这件事对我产生过何种警醒意义。仅就我不能忘怀这一点而言，又总觉得象是在我开始懂事的起点上受到了神明的告诫。

 

 

 

二、同学珊珊

 

 

我的一二年级是在杭州市内某小学读的。不记得是在哪一年级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我瘦小，又有些木讷，成绩一般般，是一名不起眼的学生，所以基本上没被老师表扬过，也没当上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也因此而有些小小的自卑。当然，绝没有现在的小孩所承受的那种怕“输在起跑线上”的压力和负担，放学后书包一扔，照样疯玩。

 

当班队干部除了要符合守纪律、懂礼貌这些最基本的条件，还必须成绩好，在班级活动中积极活泼。珊珊和我同班，她就是这样一个样样被老师称赞的同学，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我们班的班长和少先队中队长。“吴老师最喜欢她了" , 记得常有同学以略带嫉妒或歆羡的口吻私底下评论。

 

由于我和珊珊是邻居，又是她哥哥和弟弟的玩伴，常去她家，所以和她很熟。她父亲曾是个资本家，开过大厂，这当然是后来从同学们的传言中得知的。也许是家教门风或遗传的原因，也许是女孩天然比同龄男孩早开窍，印象中的珊珊远比我聪明懂事，套几个描述成人的词汇，那就是显得稳重、大方，说话有威信。于是，虽说是同岁，她却在无形中成了我心目中存有敬意的小姐姐，可不敢在她面前老三老四。说来奇怪，我的记忆能留住上面这些印象，却全然不记得珊珊长得是否好看。这可能符合那个年龄段男孩的心理记忆特点，但也许只不过证明了我是个天资相对低下的男孩——从几个名家的传记中得知，他们早早地都有了这方面的观感和记忆，我以为这与他们的早慧多少有些关联。

 

言归正传。这一节我其实更想提取的记忆碎片是后来发生的变故，是我们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根本无法理解的变故。

 

大约是在1958年上半年读二下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班主任吴老师突然向全班同学宣布了班队干部调整的决定，包括珊珊在内的好几个班队干部被“解除了职务”，而且是一撸到底，连个小队长也当不成了。与此同时，好几个成绩和表现一般般或比较差的同学被任命为班队干部，我也被任了个小队长。

 

我已不记得老师有否向我们解释过调整的真正原因。印象中我是从包括大同学（指高年级同学）在内的同学间的议论中朦朦胧胧地得知，这件事似乎与父母有关。以我现在较多一点人性和理性的推想，我觉得彼时的老师是应该告诉过我们调整的理由的，只不过没有道出真情，而一定是找了一些别的说法，如，让其他同学也锻炼锻炼啦等等。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老师们怎样将当时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培养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当班队干部的政策化作八九岁小孩能听懂、能接受的语言去告诉他们；也实在难以想象，学校和老师们会忍心让那么幼稚单纯的孩子因此而去分辨父母们的“好坏”，让其中的一部分孩子去承受注定会毁掉他们成长快乐的父母与家庭的“原罪”。

 

再回到我的记忆深处。如果当时是正常地被老师选为小队长，佩上有杠杠的标志，或许我会有一些自豪感、荣誉感，但其时的心情只是惶恐不安。我完全不明白这种突然间发生的大起大落的改变的道理——为什么珊珊他们当不来班队干部，我比不上他们却当上了小队长。我觉得心里有点发虚，有点羞愧，又有点同情他们，替他们感到难过。尤其是我忘不了当时珊珊那双眼圈略略有些发红的眼睛和暗淡的神情。珊珊是那么被老师和同学们喜欢，平时又那么快乐，我真的不喜欢她受到委屈，她不快乐。我不知道有多少天没敢正眼瞧她，主动与她说话。我还太小太无知，显然还不懂得如何安慰别人。

 

此后没多久，因父亲工作调动，我家搬走了，我也转校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珊珊，但小时候的珊珊——连同她的优秀和遭遇的委屈，连同我曾经的复杂感受，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三、一天吃七顿

 

 

小时候花几分钱看“西洋镜”，总怨老板镜片拉得太快，“三英战吕布”还热乎着呢，倏忽间已到了“关羽走麦城”。 

 

 又不记得哪年在电脑上看《天堂电影院》，人有点昏昏沉沉，猛一激凌睁开眼，唉，那么温馨辉煌的影院竟已轰然倒下。

 

话说那一年间（大约是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间）是我等发蒙的年月，也是大事频仍的年月，热闹而有趣。大街上时不时地锣鼓喧天，好象到处在唱大戏，到处有迎亲喜事。我们小孩儿家不怕闹，耳朵又尖，锣鼓声还在天边，这里早拎起小腿，“啪啪啪啪”地跑去张望。

 

那是个“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牛叉年代。除了报喜锣鼓，大街小巷的墙上到处都贴着用毛笔书写或印刷的彩色标语和宣传画。我虽然已能看懂大部分宣传文字，却基本上想不起是些什么内容。唯一记住的是一副贴在街头的宣传画：“共产主义一天吃七顿”的醒目标语下是每天七顿的时段安排以及用图画展示的食物组合。想来是小孩儿贪吃的嘴和胃帮助我记住了这张最形象最具诱惑力的宣传画。

 

然而，具体的内容，如一天24小时中吃七顿的时段怎样划分，食物怎样搭配组合等等，是无论如何记不起来了。留下微弱印象的，好象是在小脑筋里评价过食物的爱吃不爱吃，再就是有过一点象是在梦幻中的疑惑：为什么刚好是七顿，而不是四顿、五顿或六顿呢？

 

以今日眼光看去，那时节的种种提法、口号都象是热昏之下的胡言乱语。这张宣传画就极像是一群饿怕了的人勾画的幻境，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群饱汉好心画给三顿尚欠着落的饿汉们的望梅止渴图。也怪不来彼时的那些科学家、营养师、医师们以及尊重科学不想胡来的干部们，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把知识阶层打得血肉模糊，谁还想在紧接着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中找死呢。

 

让人闭气的是，那以后三四年就进入了所谓的“困难时期”。农村人大量饿毙。侥幸生在城里的我们刚开始为长个子卯劲儿，虽说有政府对城市人口的照顾，却仍然遭遇了吃不饱。心慌慌、眼发黑之时倒常能忆起那副每日七顿的宣传画，只不过引来的是喉头和心头泛起的阵阵苦涩。

 

 

 

 

四、麻雀何辜   我们何蠢

 

 

人类对大规模集体性迫害与屠杀的记忆和反省可以仰仗历史文化传承和教育，麻雀一类低端物种未发展出这些手段，我猜想，为了获取种群生存的最大概率，它们一定会把对危害最烈事件和加害者的记忆深植于遗传基因中，代代相传。

 

1958年初举国开展除“四害”运动【注】那阵，我家已搬离市区，住进了城郊柳浪闻莺附近的一幢石头房子（大概是解放后被没收的别墅）。那儿已有几户人家居住，环境十分幽僻，周围除了驻扎着一个省军区警卫排、一个负责要害部门保卫的警察中队以及三两户种菜的农民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人烟了。

 

小孩儿参加除“四害”其实比大人们更有积极性，因为拍苍蝇、捞蚊子孑孓块等兼有玩的意味。只是学校规定完成的指标以及还要查核成果使我们感到了压力。不过制度很快就松懈、变形了，只需按每人申报的完成数统计上报就行了。于是，胆大的小孩儿就开始虚报造假，也象中国股市的某些上市公司一样。我向来胆小，但是否也在这种敢拍胸脯就是好汉的制度的暗示下壮起了鼠胆，随大流进入了虚报造假的行列，记是记不清了，却也不敢拍胸脯保证没有。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全市人民在同一时间开展剿灭麻雀的行动。几十万人齐上街，以美声唱法的滾圆口型发出阵阵“噢”、“噢”的驱赶声，兼有锣鼓，破旧脸盆、水桶等的刺耳的敲击声，以及竹竿、石块对树丛、树冠的频频袭击。麻雀们个个丧魂落魄、狼奔豕突，体力和定力不足者纷纷坠地，非死即伤。这当然是后来从城里人的描述中想见的情景。我们这里是风景区，地域宽广，树多鸟也多，显见得地势险恶，敌众我寡。四五户人家十来个大人小孩，加上前来支援的警卫排战士，任你喊破喉咙，敲破脸盆，麻雀们毫无惧色，还牵着我们的鼻子，忽拉一阵向南，忽拉一阵向北，玩起了红军“四渡赤水”的战术。大半天过后，麻雀们并无伤亡，我们却累趴了。不知道后来大人们是怎样向居委会汇报战果的，反正我们尽力了。

 

直至近几年我才从有关资料中获悉，那次剿灭麻雀行动发生在1958年4月间；北京出动了几百万人，刘少奇亲赴北京市剿雀总指挥部督战。鸟类专家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华罗庚等也参加了那次行动。就算他们再聪明，也与我们一样的原始：大声吆喝、敲盆挥竿，因为他们没有研究过“剿灭麻雀”的科学方法，而人类发展史上也无经验记载可资借鉴。

 

麻雀后来因其有益的一面被“赦免”了死罪。再以后几十年我们渐渐知道了动物保护与环境、生态保护。但是，那年月我们干过的蠢事或许后果很严重。我总感到麻雀对人特别警惕，尤其是这块土地上和这个天空中的麻雀比别处更警惕，一定是有遗传原因的。人类对大规模集体性迫害与屠杀的记忆和反省可以仰仗历史文化传承和教育，麻雀一类低端物种未发展出这些手段，我猜想，为了获取种群生存的最大概率，它们一定会把对危害最烈事件和加害者的记忆深植于遗传基因中，代代相传。我的推想或许会被方家嗤为荒诞，但愿我荒诞，麻雀们不再“记仇”，不再记得那场人类文明史上旷古未有的举国动员灭麻雀的运动。

 

【注】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将“麻雀”改为“臭虫”），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

 

 

 

 

五、“革命逻辑”下的是非题

 

 

有一件发生在外国却让咱国特别兴奋的大事，那就是1957年苏联老大哥（当时都那么叫）开创人类新纪元，成功发射了首颗人造卫星。消息是家长还是老师告知的或是马路上的标语、宣传锣鼓传给的并不重要，反正我这档小孩儿都知道这件大事，印象中我们还凭着可怜的想象力有过一番议论。

 

这里想说的是那以后不久的另一件事。

 

有一天，一个大同学（指高年级同学）告诉我：居民区正在开会，批判对面墙门里的汪某某的反动言论，原因是他说“苏联卫星上天是好事，美国卫星上天也是好事”。那个汪某某是前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官，解放后成了“煨灶猫”，被人鄙视，这连我们小孩儿都知道。问题是，他的说法虽然透出了美国卫星也上了天的新消息，但关于好坏是非的判断还是困住了我的小脑筋。

 

我们的成长环境已使我们懵懵懂懂地形成了苏联好、美国坏的印象，但我们只是被宣传灌输（包括老师们和家长们中转的宣传灌输），并不真正理解。我们不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生不出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姑且不论潘冬子形象的真实性）我们丁点儿不懂政治、历史，毫无理论意义上的逻辑推演能力和价值判断力，当然，也没来得及形成所谓的阶级对抗意识和那种武断的、绝对化的思想方式。人造卫星在头顶太空飘游，足令我们作种种美妙的遐想。曾记得我们几个小孩儿夜晚盯着星空寻觅人造卫星的踪影，有人看着看着就惊呼起来：“你瞧你瞧，那个特别亮的在慢慢移动，一定是人造卫星！”大家也就将信将疑地顺着他所指的方向仰头望去。

 

大同学说的事让我陷入迷惘。同样是卫星上天的事，分别与苏联、美国挂钩后，就非得说成是前者好后者坏，不这么说就是反动，这可是我当时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事。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曾悬想，假如汪某某当初说的是“苏联卫星上天是坏事，美国卫星上天是好事”，则我也许不会被困住，因为他污蔑苏联老大哥，诋毁一件美好的事，被群众批判是活该。但他明明说的两家都是好事，错又在哪儿呢？

 

有一种思路似乎可以减少疑惑，那就是，因为美国坏，所以苏联做的好事它就不该做，不能做，一旦做了同样的事，这事就变成了坏事。但这种思路显得有点一厢情愿的强迫性，也有点老母鸡变成鸭的蹊跷，想想心就发虚。

 

还有一种思路是，汪某某是敌对分子，他这样说是别有用心。但用小孩儿少得可怜的脑髓去弄明白一句话本身的对错与说话人的动机的关系，依旧十分困难。

 

剩下的一种思路就是，美国既坏，就不可能做好事，谁说它做了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的好事，谁就是造谣。呵呵，事实上那以后几十年就是循着后两条思路教育大众的，直到难以为继，不得不改弦更张。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当初居民区批判汪某某究竟是批他吹捧美帝国主义呢还是批他别有用心或造谣？别说当初我不知道，即令在今天也无法作简单的推断和回答。答案的线索之一是，在号称中文搜索第一的百度上搜不到新中国关于美国首颗人造卫星上天的片言只语的报道。在可以否认事实、不顾事实的条件下，又有什么推理不能成立，什么罪名不能按？

 

这件事被我牢记到今天，不是因为它特有趣，而是因为它曾让我特迷惑，事后又久久未获正解。如今，“革命逻辑”、敌对思维、强权语言压倒和裹挟一切的时代似乎已成过去，但滋生的土壤还在，气候亦待机生成。我把这点记忆书写下来，旨在存录我们那一代（又岂止一代）人精神人格成长的艰难，至于对后来人是否还有一点启发意义，就不得而知了。

 

（全集完。对所有阅读的朋友和刊登的网圈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