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源：红潮网｜编辑：2013-01-29｜

借吴法宪的检讨，毛泽东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林彪及其同党。紧接着，毛泽东相继严厉批评了叶群、黄永胜等人。

把批判陈伯达的“运动”推向全党，是毛泽东下决心整垮林彪集团的重要信号。

1970年11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人，进行检举和揭发。安在陈伯达头上的罪名是“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些罪名实际上是统统为林彪集团准备的。而陈伯达因揣错“圣意”潜心投机而一念之差铸成大错，落得个如此下场，足见“宫廷”权力斗争的残酷，令人不胜唏嘘。为了贯彻《指示》，中共中央做出部署，首先在党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随后，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原著的指示在全党传达，《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全国报刊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浪潮。

为了给林彪集团上足眼药，毛泽东一方面对批陈运动不断加温加码，一方面开始对林彪在军队的势力采取组织措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甩石头”（即写批示发下去），“掺沙子”（派干部到林彪控制的机构），“挖墙角”（即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38军党委一个《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提出了陈伯达在军内并无职务，为什么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尖锐问题，由此发起召开数百人规模的华北会议，借机改组了北京军区党委，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原政委、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受到严厉批判。

次年1月，批陈运动进一步升级，中央向全党发出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其中牵涉到陈伯达的诸多历史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借批陈运动中林彪集团的消极态度，开始对其不断地敲打。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之后，毛泽东又在军委办事组的检讨、黄永胜、刘子厚等人的检讨上多次批示，把批陈的弦越绷越紧，一步一步封死林彪集团的退路。

在这次巡视中，他一再强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已说明了他的决心。

然而，林彪毕竟是他亲选的接班人，林彪直到“九大”，对他毛泽东都一路“紧跟”，为毛泽东剪除党内政敌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大功告成，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似乎又无法向国人交待。因此对林彪的处理问题，他在谈话中又留有比较充分的余地：“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毛泽东认为的前九次为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及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的斗争）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既要保林彪，又认定林彪“改不了”，毛泽东的心态可谓矛盾重重。如果林彪不搞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不搞政变，不企图谋害毛泽东，不叛逃，而是任毛泽东宰割，毛泽东会怎样处理林彪集团的问题呢？即使毛泽东再宽容，恐怕如下几点避免不了：其一，林彪在党内“接班人”的合法地位要取消；其二，林彪的军权至少要削弱，他在军内重要岗位上的党羽要清除；其三，或许在党内保留一个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的虚位，但已无参与党内重大决策的权利，他和他的党羽在四届人大中更不用想得到中央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其四，接受党内的批判和清算，其结局比王明、李立三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糟。然而，这样的结局，对毛泽东手下犯“路线错误”的“为首者”来说，已经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这个结局，对于已经把中国皇权时代政变经背得滚瓜烂熟的林彪来说，是否想到了呢？当然想得到，甚至想得更惨，否则，他就不会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陈伯达穷追猛打，对林氏集团步步紧逼，林彪知道此次在劫难逃，就开始考虑并着手策划军事政变，以夺取党内最高权力。但是，林彪实施这个军事政变计划的决心并不坚定，甚至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的绝境，他是不会启动这个计划的。因为林立果的所谓联合舰队和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几乎形同儿戏，不堪一击，或者根本无实际操作的可能。这个形同梦呓的政变计划对毛泽东的政治根基来说几乎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下面不妨简单地剖析一下。

一、林彪手中军权的实际“含金量”究竟有多少？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帮林彪一步步清除了军队里的障碍，先后除掉了彭德怀、罗瑞卿、贺龙、杨、余、傅，让所谓“二月逆流”中的一大批老帅将军靠边站，使林彪及其党羽如愿以偿地掌控了军内大权。但是，林彪手中军权的实际含金量很低。其一，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虽然几乎掌握了陆海空三军的最高指挥权，但军队的使用权和调动权仍牢牢掌控在毛泽东手中。因此，林彪在实施其军事政变计划时，实际上只有空军的吴法宪给了他一定的支撑，而林彪在空军所能调动的力量也少得可怜； 其二，作为林彪军事政变计划的主体骨干力量的所谓联合舰队，仅局限于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空军的一些爪牙，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甚至吴法宪都没有直接参加。

这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按照林彪的密令启动军事政变计划时，作为林彪的心腹党羽、掌握着三军最高指挥权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却游离于事外，甚至还不知情。事实上，作为林彪掌控军权的四大金刚，除了吴法宪对林彪的军事政变有直接支持（主要表现在吴法宪给林立果成立舰队和进行训练、拉拢人员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条件）外，基本上还是林彪政治斗争的党羽，并没有直接参与林彪军事政变的组织和策划，这个奇怪的现象只能说明毛泽东独掌君权已经到了一手遮天、严丝合缝的境界。

其三，林彪的“联合舰队”在实施军事政变计划时，其可行性和可操作范围极其有限，其中两个主要方案基本无法实施，第三个外逃方案虽然勉强实施，但已经漏洞百出，慌不择路，终于功亏一篑，自取灭亡。请看，从1971年9月5日开始，林彪相继从于新野、李作鹏、黄永胜处获悉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后，知道毛泽东返京后就要借九届三中全会解决他的问题，此时如不甘束手待毙就已无退路，才和林立果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密谋军事政变。

他们拟定了三套方案：一是动员上海的王维国、陈励耘谋害毛泽东；如第一套方案落空，便实施第二套方案：林彪全家带着黄、吴、李、邱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地方割据；如前两套方案都落空，则“走为上”，为北投苏联作准备。9月8日，林彪向“联合舰队”下达了军事政变的手令。但是，在为实施方案必须采取行动时，似乎总是纸上谈兵，一事难成。比如林立果于9月8日晚拿着林彪的手令找到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要他动用警卫营冲钓鱼台、解决江青集团时，王飞却为难地说：“动用警卫营可不那么容易，用什么理由说服他们往里冲呢？要是吴司令下令就好办了。”事实上，不要说王飞了，就是吴法宪也没有这个胆量下这命令，正因为林立果知道找吴法宪没用，才识趣地避开吴法宪。

再比如在谋害毛泽东的问题上，林立果的小舰队骨干设想了好几套方案，没有一套具有可行性。于新野奉命去杭州、上海游说陈励耘、王维国组织人在上海地区谋害毛泽东，因陈、王的退缩无功而返，实际上就是借给陈、王一个胆子他们也不敢下手。想用火箭筒、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的专列，却苦于无兵可调。9月10曾在林彪办公室当过主任的某师政委关光烈奉命来到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林立果要他做两件事，一件，把关属下的喷火连调上海交江腾蛟指挥，打毛泽东专列，第二件，调关部两个营协助王飞打钓鱼台，消灭江青集团。关光烈连忙解释说：“调动部队要经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至于调喷火连去上海，在关光烈看来更是天方夜谭：“别说一个连，就是一个排也不行。”

还有一些设想，如用炸药炸毛泽东专列，用高射炮打，用飞机炸等等，几乎根本无法实施。可见，当时军队的实际指挥权牢牢控制在毛泽东手里，连林彪本人如不经过毛泽东同意和中央军委签署命令，他一兵一卒都难调动。正因为林彪深知这个“规矩”，他才不便让黄吴李邱直接参与他的军事政变计划，那样不仅与事无补，反而会立即走漏风声坏了大事。在最后关头叶群带给黄永胜亲启的信件，由周宇驰转给王飞代交，恐怕也没交到黄永胜手上吧。

二、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威信是借用毛泽东的威信建立起来的，他像毛泽东的影子，如果影子欲背叛身体，离身体而去，惟一的结局就是让自己在黑暗中消失。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毛泽东的权威太重了，人们之所以能够仰视林彪，是因为他在毛泽东的肩上站着，一旦失去这个高耸的肩头，林彪立马便形销骨立，众叛亲离。

除了林氏父子、叶群以及几个铁杆死党外，几乎所有参与林彪军事政变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慑于毛泽东的威望，采取了退缩、观望、推诿、逃避的态度。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林彪军事政变中的大部分干将尽管仍信誓旦旦地表示忠于林副主席，但一说到谋害毛泽东，没有一个不心虚的，他们拍着脑袋帮林立果制定出一个一个方案，却没有一个人真心要把这些方案弄成。

像江腾蛟这样的铁杆死党，也是如此。制定政变计划时，江腾蛟曾向林立果自告奋勇表示他去负责安排谋害毛泽东事宜，但当林立果向他宣布谋害毛的三套方案时，江腾蛟讲出不少困难，表示缺乏信心。当重新讨论方案时，江腾蛟、周宇驰又主动献计，提出用炸药炸毛泽东专列，就像当年日本人炸张作霖一样，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实际上江腾蛟是想把这件事推给别人干。林立果只好找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要他设法搞炸药在硕放炸毛泽东的专列。鲁珉却推说他没有在陆军干过，没有摆弄过炸药。当林立果提出如埋炸药炸专列不行，可让陈励耘派飞机去炸专列，鲁珉连忙附和：打飞机还是轰炸机好，那东西厉害。

就在林彪父子紧锣密鼓策划军事政变时，毛泽东显然已经觉察到了危险，出人意料地火速回京。林立果在政变计划中一个喷火连都调不动，毛泽东在丰台火车站停车找人谈话时，却轻而易举地让李德生调动38军的一个师到南口。林彪出逃时，飞机差一点被周恩来拦住，连机组人员都没配齐就匆忙起飞；在去机场的途中，甚至受到了警卫部队的拦截。可见，林彪的军事政变计划形同梦呓，它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和条件。

林彪的出逃，对毛泽东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尽管和林彪的决裂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但结局如此惨烈，毛泽东是没有想到的。从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来看，不无尖锐地点出了毛泽东治下的弊政，这不仅使毛泽东愤怒，也使他震惊。他终于恍然醒悟：林彪并不是一味吹捧他、对权力充满欲望的草包，他是有自己“政见”的，而林彪真实的“政见”和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口头上所坚持的“主张”，恰好相反。这使毛泽东不由不产生这样的联想：在他的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歌颂他的伟绩，恭维他的路线，赞美他的理论，但从内心深处拥护他的思想路线和政治理论的人又有多少呢？像林彪这样对他治下的弊政看在眼里，骂在心里的人恐怕还大有人在吧？他突然感到孤独，对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场，有点摸不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