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24 16:41:21

近日翻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意外地发现一份判决书，是1937年在延安审判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所作。判决并不长，一共千余字。其中的“事实”部分如下：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认为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结果组织了三十余人，约定在4月4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茅）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二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趁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险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经中央司法部国家检察长侦查起诉。

　　当年许世友为何要率部“逃跑”？此事还需从批判张国焘说起。

　　批判张国焘及案件由来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统帅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最初的欢欣过后，双方却发生了一些隔阂与摩擦。其时，中央红军仅剩1万余人，四方面军兵力则有8万人之多。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张口要权；两军官兵也龃龉不断，一方面军指责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阀习气”，四方面军指责一方面军“丧失斗志”、“纪律废弛”。

　　不久，“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分歧，引爆了双方的矛盾。

　　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四方面军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愤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焘这位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

　　据说，在批判张国焘时，有人把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成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的应声虫”。据洪学智回忆，抗大在批判时提出三条，一条说红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四方面军的人想不通，许世友气得吐血，副军长刘世模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进医院。

许世友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份学习总结中叙述了当时心境：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有的说我反抗中央……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

　　这种含冤受屈而无路可走的郁闷，不仅许世友有，其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有。据说，许世友病了以后，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去探望他，没有一个不哭的。忧愤交加之余，许世友决心豁出去。

　　不过，参与其中的原第四军副军长王建安改变了主意，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抗日军政大学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马上将此事报告给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邓则立刻找到校政治处主任莫文骅。据莫回忆：

　　我让邓富连留下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自己立即去找刘亚楼、傅钟等领导人。跑了几处，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只好去找校长林彪。他让我先回学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情况，待他向毛主席报告后，再作处理。不久，林彪回来了。他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邓富连、谢富治和我，还有保卫科的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立即将策划事变的主要成员逮捕。

　　这一事件当时被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央最初怀疑此事的幕后操纵者是张国焘。但在董必武、李克农等人与被捕的四方面军干部一一谈话之后，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案件为何宽大处理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公审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各机关团体代表共约150人参加。据判决书显示，审判长是董必武，人民陪审员为倪志良、谢富治、刘长胜、高检成4人，书记员是周景宁。审判的具体情形如何，未见到相关记载，高等法院档案中未见到除判决外的其他案卷材料。

判决结果是，6位被告“组织拖枪逃跑”罪名成立（未遂），许世友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不过所见判决上未写明），刘世模被判有期徒刑1年，褫夺公权1年；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褫夺公权1年；王建安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这个处罚结果，对于“拖枪逃跑”这种在革命时期极其严重的罪名而言，显然是极为宽大的。理由是，许世友等人曾有革命功绩。

　　实际上，许案的处罚结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态度和意见有关。毛泽东的“惜才”心理，或许是原因之一，但宽大处理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出于维护党内团结大局的考虑。此案中被判刑的6个人，后来几乎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荣膺高级军衔。（据《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