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秋节前，我们黄委会测绘队2队四组驻扎在了陕西佳县蟋镇。这个离滚滚黄河仅100米距离的小山村虽然偏僻，可也因为房前屋后许多枣树上飘摇的淡黄色的枣花而浪漫了许多。在这里驻扎了半个月，和乡亲们的关系却搞的十分融洽。时间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那浓烈的亲情至今还感动着我。

初来求宿，凑巧遇见公社的供销干部到农民家收鸡蛋。那时候政策上限制老百姓饲养家畜家禽，谁家养的多了无疑就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必在革除之列。有的老乡只喂养了2只鸡，下的鸡蛋仅够换盐吃。这样，老乡就不得不从山那边的公社唯一的供销社买鸡蛋回来完成所谓的指标，虽然政策规定对上缴鸡蛋的老百姓有补贴，但毕竟是“陪钱买卖”。

姓袁的老大爷满脸堆笑地对供销干部说着自己的苦衷。我听以后很是气愤，哪有陪钱完成指标的道理？于是就动员老大爷不要上缴鸡蛋，我们小组全体同志都斥责这种坑农行经。公社干部不敢得罪我们这些被称为“中央干部”的人，就恼怒的走了。袁大爷说：这可完了，你们在这儿住几天走了，倒霉的还是我。我非常幼稚且不假思索道，他们敢找你的麻烦，就向北京反映！

有一次，我去袁大爷家玩。他家里很清贫，没有招待我的东西。为此，他老伴儿急得直搓手。突然，袁大爷想起了什么，他从土炕旁的箱子里摸出一个红袖章递给我，叫我留纪念。

我接过袖章仔细察看，上面“边区模范”4个苍劲的大字，旁边还有毛泽东、朱德的亲笔签名。我一看就知道是红色革命文物，就询问袖章的来历。大妈告诉我，那是她父亲1945年被评为延安边区劳动模范时上级发的。当时她记得父亲胸前佩戴红绸大花，骑着高头大马，被大家簇拥着出了村，到延安开会。毛主席和朱老总不仅接见了他，还在每个劳模的红袖章上签字留念。

“这袖章很珍贵啊，你要保存好”我知道袁大爷不明白袖章的价值，就婉拒了他的馈赠。袁大爷的老伴盯着锅台上硕大的南瓜。她连忙在锅里给我焙了一盘南瓜籽，嘴里还喃喃地说，有油会更好吃的。

品尝着清香的南瓜籽，我的眼睛湿润了。边区的人民啊，永远是那样善良、勤劳、淳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