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了好名声，一旦不好好珍惜，以致晚节不保，于人于己无疑都是一件恨事和憾事。假如当事人无视于此，旁人除了生恨生憾，恐怕也只能徒叹奈何。冒襄，《清史列传》说他14岁出诗集时，书画名家、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为他写序，将他比之“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少年才子王勃。长大后的冒襄喜欢交友，且每遇家乡闹灾荒，他时常急公好义，赈济四方百姓。

《清史列传》又记载，冒襄的父亲“（冒）起宗以吏部郎出历官副使，犯权贵忌，抑陷襄阳监军，置必死地”。冒襄的父亲因为得罪权贵，遭陷害将被调往襄阳。而那里更为凶险，他去后将必死无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冒）襄走京师，泣血上书，乃得（使父亲）调宝庆，于是孝子之名闻天下”。与其说在这件事上凸显出的是冒襄的“孝子之名”，不如说从冒襄非同寻常的“走”和“泣血上书”上，更可见出他身上的坚毅执著和无所畏惧。此后，冒襄参加复社，横议朝政，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贪官污吏。当时朝中阉党乱政，冒襄与东林党人交往密切。魏忠贤一伙权柄在握，屡兴大狱，酿成震惊朝野的黄门北寺之狱。东林党的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等人皆死于东厂廷杖之下。冒襄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不畏强权，激于义愤，为东林死难者鸣不平，时称明末四公子。

1639年，冒襄还曾参与签署复社领导人起草的《留都防乱公揭》，揭露为官不洁的阮大铖的恶行。1644年8月，阮大铖派人游说冒襄，只要冒公子投身阮大人门下，即保荐冒襄进翰林院任职，被冒襄严辞拒绝。不久，明王朝覆灭。

正当冒襄沉浸在失国的痛苦中时，一个名叫董小宛的温婉贤淑的美丽女子先是走近他的身边，最后走进了他的心扉。就此演绎了他们之间一段凄美的真挚感人的爱情故事。“水绘园”便是他们这段凄美爱情故事的见证地。董小宛因家庭清贫，父亲不务正业，她不幸沦为青楼歌伎，为“秦淮八艳”之一，后被钱谦益用三千金赎出。经钱介绍，与冒襄结识。冒对董一见倾心，董也慕冒才气，遂以身相许，“水绘园”即冒襄和董小宛的爱巢。两人成婚才一个多月，清军攻陷南京，江南数省遭血腥屠戮。后来清廷征召“山林隐逸”，并开设“博学鸿词”科，冒襄始终没有应试、应召；即使有“当事屡荐于朝，皆不就”。在改朝换代之际，许多所谓的文人雅士削尖脑袋跻身官场，趁机捞个一官半职的时候，冒襄坚持自己不做官，尤其是不做清廷官员的民族气节，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生中真正值得称道的好名声即由此建立。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劳瘁过甚，董小宛不幸红颜薄命，过早香消玉殒。悲痛万分的冒襄为他心爱的女人写了篇文辞哀怨、感情真挚的万字悼文，这就是他的名篇《影梅庵忆语》。透过字里行间，从中似可看出，冒襄后来一直隐居不仕，坚不为官，保持自己的名节，也与董小宛生前对他的忠告不无关系。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冒襄却没能将这样的坚守进行到底。是的，就他个人来说，他也许可以说做到了“独善其身”。遗憾的是，在他步入晚年以后，不知为什么，浸淫于中国这块土地数千年的“入朝为官”、官愈大权愈重的官本位理念，终于盘桓在了冒襄脑际，久久挥之不去。也许明清以降，冒襄见识了太多的各式人等一朝为官，举凡名利、权势、荣耀、金钱等等一时俱来的纷繁情状吧，他显然意识到官场对于人生的重要了。当然，为官对已是耄耋之年的冒襄本人来说自然无缘，他是在为孙子冒浑的前途担忧。

结果，为了能让孙子跻身官场，冒襄竟以老朽之身拄杖奔走！真不知这时候的冒襄是否会为自己曾经的坚守感到后悔。至少当他在为孙子的仕途经济辛苦奔波时，他肯定不想让孙子冒浑在日后回想人生时，会因为没有“入朝为官”而感到后悔。这样的奔波自然少不了花钱，冒襄缺钱，但为了能让孙子早日“功名必显”，他自甘厚着老脸，向亲友告贷。又不知当时的冒襄可曾想过，他这样做是对自己长年的坚守的一个讽刺、一种否定，更是对他的晚节的一个致命伤害！以冒襄的明智，他肯定清楚这一点，但他顾不得了，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但孙子冒浑还来日方长，前程遥远，如能以自己的“晚节不保”，来换取孙子的“功名必显”是值得的。于是，一个曾经有过“好名声”的一代文士冒襄，为了能让孙子跻身官场，不惜牺牲了自己的晚节。

不必苛责冒襄。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便可发现，即以今天论，又有多少人曾因在大半生中做到“独善其身”而留下“好名声”，最后却在为儿孙们的“仕途经济”的前程奔走上，使尽浑身解数，甚至腆着颜面，不惜毁了自己曾经的“独善其身”的“好名声”，有的还走得更远，从而给自己、给亲人、更给社会徒留下关于如何保持晚节的警示！比之他们中的许多人，冒襄的“晚节不保”，则显然有点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