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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久元自传之第五章第二部分

已有 1184 次阅读2008-10-17 23:23 |系统分类:时政资讯分享到微信

1.             合肥教育学院印象

在合肥教育学院的两年,有不少的话要说,在那里认识了不少朋友,也经历了一些风浪。本来想多写一些,但限于篇幅等原因,在理就能略述几条吧。

1)       报名考学何其难

我是1986年从合肥师范学校毕业的,之后到水湖镇中学任教,第二年就非常积极地想要参加成人高考,但是,当时的校长没有同意,说是两年以后才允许,为此我和他几乎要碰撞起来,我记得在我提出申请遭遇拒绝并几乎要碰撞的时候,是一位姓陈的教导主任在旁边解劝才算过去。

那个时候确实有工作两年之后才允许参加这样的高考的规定,但是,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只对那些没有门路的人起作用,我的熟人中就有仅仅工作一年就进修的。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没有门路,工作十八年他都能够找到理由不让你去报考进修。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套子是,你要考学就必须有你所在单位的介绍信,你所在的单位拥有允许不允许你去进修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于从报名考试的时候就考试了。这也就是说,如果单位不同意,你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我记得我当时就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写信,告诉他们最希望早日深造的人往往都是很有事业心的人,假如把这批人最想学习的几年给拦在原地,他的学习劲头很可能过几年之后会冷却,这批人现在的工作也不大可能做得很好。当时信都写了,但是没有邮寄出去,因为我转念又想,即使是寄出了也不会有人搭理。

现在,关于考学的问题已经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了,原则上你随时可以报名参加考试了,听说报名的时候只要交出身份证,不须要单位开出同意报考的介绍信了。不仅如此,甚至于连上普通高校也没有年龄的限制了,这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关于坚持要单位开介绍信并且“硬性”地规定必须工作两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才可以报考的合理性问题,我记得当时某些人宣称之所以必须这么做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你人一走工作就没有人做了。这个理由看起来振振有词,似乎很有道理,不过,现在废除了这些规定之后,我发现不仅单位里的工作有人做,而且做得还可能更好,因为,把一个非常希望出去深造的人强行留在现在所属的单位,这样一来不仅他没有办法去他想去的地方,想接替他的人也来不了。人一流动,良性循环就开始了。求学必需出具单位介绍信的另一个理由,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理由是:求学者是单位的人,当然须要单位领导的批准。其实,人才应当属于社会的,单位怎么能够有权力决定给不给一个人去报名呢?人才不是单位的奴隶,人的考试权不应受到单位的制约,而至于考试获得录取之后涉及到的与单位的合同约定问题,那完全应当另行解决,因为它们是两回事。现在说这些话恐怕都已经是后话了。

总之,就报名考学方面的政策而言,长期以来给我造成的印象是,只要手里有权,政策怎么定他们都由理由,你觉得对那就对,你觉得不对也没有用处。但愿今天的莘莘学子不要再有我过去的那种感觉了!

2)       身在曹营心在汉

1988年,我考入了合肥市教育学院中文系,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在职脱产进修生活。因为我的复习是按照普通高考的规格进行的,所以,总分为500分的五门考试课程,我得了431,是全系最高分,也许这个成绩在当时的全省也是能够排列在前十位的吧!?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我虽然考的是中文系,但是,实际上的我确实是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为了更加方便地学习声乐,这一点即使不是我到合肥市教育学院进修的唯一目的,那么,它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现在我已经非常清楚,在都市里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接受教育方便,尤其是艺术教育,小县城里是不可能找到像样的声乐教师的。

我在合肥教育学院的时候跟安徽省歌舞团的一位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是,也许是时间比较短促,也许是业余学习的不正规,我总是觉得有一些主要的声音问题难以解决。所以,我还是一直盼望着能够创造出更好的学习机会,例如,考取音乐学院,研究生或者本科生。不过,在当时的状况之下,考取中文类的研究生是一条更为可行的选择。合肥教育学院同学之中想考研究生的人不少,我觉得,与那么一些有着“考研症状”的同学们在一起聊上那么几回,似乎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传染上“考研病”。

3)       我的第一首诗歌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曾经阅读过一本杜甫诗集,那本书可能是家人从县图书馆借的。也不知道当时是出于很重原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写了一些诗歌。不过,当时的这种写作似乎并没有想成为诗人的意思,可能主要是出于一种本能似的模仿,或者是因为杜甫的那些诗歌太好了,因而不由自主地使得自己模仿起来。我记得当时还写了不少呢!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应当说也没有必要保存,因为写得肯定不怎么样,我自己有些印象的几乎都没有。所以,与其说那时写诗,还不如说是“诌诗”更为恰当。我记得当时我也是知道这么一句俗话的:“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上了中学之后好像就莫名其妙地一首诗也没有写,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小时候的诗歌写作是完全无意之中的本能模仿。

不过,到了合肥教育学院之后我倒是写了一些诗歌的,我到目前为止总共才写了十几首自己觉得勉强还算是诗的小诗,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在合肥教育学院读书期间写就的。

如果我小学时代的那种“本能模仿”还不能算是诗歌创作的话,那么我这个不是太敬业的低产诗人所创作的第一诗歌也应当是在合肥教育学院。

应当是在合肥教育学院的第一年,我们的班主任叫王静,同时她还是我们的任课老师,她带的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写作课。有一次,她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业,那就是写一个什么东西,好像也提到过了可以以风筝等事务为题材,而且不论是什么题材都可以。我当时的心思其实都在音乐上,所以,有些像偷工减料。而写诗歌是偷工减料的好办法,因为它可长可短,还可以即兴而发。于是,我就诌出了我的第一首诗歌:

 

风筝

 

我是一只

五彩的风筝,

人们都赞美我,

夸赞我的艳丽,

称羡我的轻盈。

 

可是,

谁能知晓

我满心的悲哀,

我的神经

全然麻木,

我的笑容

早已僵凝

 

只因,

只因那命运的细绳,

操纵在

他人的手心!

 

1988107日初稿,2006年完稿)

 

这首诗歌写完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头阅读的时候才更加觉得多少有些意思,所以后来又逐渐有所修改,该诗当初的原文我找不到了,现在朋友们看到的是后来修改过的。

为什么在这里提它呢?也是无意之中的话那个表达出自己的处境。现在,人生的四十几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越来越感觉自己一直都是这么一直“满心悲哀”的风筝。

4)       一次奇怪的路遇

但是,一想起合肥教育学院,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在这个学校读书时期与我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的班主任洪继文老师的一次路遇。

一天,大约是在我来合肥市教育学院进修不久,我在合肥教育学院大门前面的宁国路上遇见了洪继文老师。我当然很热情地跟老师打招呼,然而,我没有想到他在临道别的时候会突然以一种非常奇怪的凶狠态度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记得是在打了招呼之后正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非常严厉甚至于可以说是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什么话。话语的内容我无法记得,很可能当时就没有听清楚,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我清楚地听见吧?不过,无论如何,他当时对我说话的态度实在是使得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一直都是非常平和、亲切的,今天怎么会是几乎毫无缘故地变成这种面目了呢?我为此困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难道我太天真,把人看错了?但是,即使是我不适当地把人类看得太好了,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对待我呀?!因为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有对不住他的行为呀!我一直非常非常地尊敬他呀!

是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那一天也许听错了,甚至于也许是在做梦。然后,理性又告诉我,那一次不大可能是听错了,更不可能只是一个梦。有时候我又不由得想起了洪继文老师当年在合肥师范学校礼堂附近的那句“吃过了吗”的问话,洪继文老师非常奇怪、突兀的表现会不会与此有些什么神秘的联系?不过,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

我非常非常地相信,洪继文老师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现在不大容易找到这样的教师了,他确实是一位品德高尚、有道德、有良心的教师。我相信他即便是做出一些对我不利的事情,那也绝对不会是出于想升官发财的目的。

根据我长期亲身经历与事后分析的结果,我二十年来的遭遇,他极其可能是最早的知情者和参与者。也许,假如确实存在迫害我的妖魔,而且这个妖魔就出在合肥的话,那么,那头一直在黑暗中迫害我的魔鬼之所以认上了我很可能就与他有关。我的脑海里经常在构想着这么一种可能,极其可能是这种情况:

 有一头合肥老妖要求合肥师范的某某班主任在合肥师范帮他物色女婿,而这个班主任发现了有个长相虽然不是“绝代佳男”但却有一副“绝代佳嗓”的人,并且把这个待选人的情况告诉了老妖。紧接着,合肥老妖的家人开始下基层验收货物了……不过,这位班主任老师一定是很快地就发现了,那个待选人不大可能接受老妖之女,所以,他也就不便说出来了,但言语之中还是能够感觉得出他在某个时间段想说什么不大好说的话的。

我记得快要临近毕业的时候,洪继文老师还在班上喃喃地说什么某某头头一直很顺手,没有想到在什么什么问题上栽了一跤之类的话,虽然具体的话语内容我不能很清楚地回忆出来,但是,我当时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很明确地就想到了这么一回事情。虽然那个时候很小,但是,这个方面的事情还是能够觉悟出一些的。虽然事情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是,这个方面的事情我也能够隐约地猜出了几分,我还算是比较聪明的,悟性还可以。

2.             不知道为什么不安排工作

我还记得,当我1988年从合肥市教育学院毕业回到水湖镇中学之后,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中学的校长不给我安排工作。当时就有人示意我说,别看他现在照样发给你工资,长期下去他会把你的工作搞掉的。后来经过严正的交涉他才安排了我继续教音乐、美术课程。

看来,想办法把我的工作搞掉应当是某些人一贯的做法,我硕士毕业之后失业三年,博士毕业之后又失业近一年,这难道都是巧合吗?这难道都是我胡乱猜疑的结果吗?甚至于,我来到合肥学院之后也一直感觉某些人想把我的这个饭碗砸掉。

当然,不了解我的经历的人很容易觉得我的这些感觉只是我的某种错觉。

 

3.             少盖一个公章,一年的辛苦付东流

从合肥市教育学院毕业后,我除了拿到了一张大专文凭之外,总的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考取研究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起来。我记得当时听到了我的一位合肥师范的同学中专毕业就直接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消息,所以,我热情很高地报了名。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报名的时候,报名表上有一个栏目我认为是需要县教育局盖章的,好像是一个叫做“基层单位意见” 的栏目,但是,负责报名工作的教育局人事处的黄干事就是不肯签字盖章,我请求了好长的时间:“既然你们已经同意我报考了,那么,即使确实不需要盖这个章,多盖一个也不会有什么不好。何况,万一就是需要盖这个公章呢?”我还告诉他,你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向我解释不需要盖这个章,那还不如花上两三秒钟帮我盖了呢!然而,他仍然一直说没有这个必要,好像态度也不是很蛮横,还算是比较客气,至少没有像当时的水湖镇中学的校长那样动不动就根老师们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所以,也许就是由于这么一点,我就没有再争下去了,或许确实如他所说不需要盖这个公章吧。

那一年(1991年)所报考的学校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文艺学专业吧,但是,我没有能够参加那一年的硕士研究生正式考试,因为我没有拿到准考证。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在报名这么一道关卡上就没有能够成功越过,其原因极其可能就是那个公章没有盖,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县教育局的人为什么就是不盖那个章。当然,那一年也没有谁直接告诉我不准许我报考。实际上,我到现在都无法完全地搞清楚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没有获得1991年的研究生准考证,所报考的大学对于为什么不发准考证也没有声明原因,我记得当时想询问一下我所报考的学校,我可能还给我所报考的专业的指导老师发过信件,但没有回音,所以,我只能估测其直接的原因极其可能就是在于少盖了那个公章了。这也许就是小百姓的悲哀吧!?你倒了霉,还无法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即使你心里很怀疑可能是怎么一回事情,但你也说不大上口,你去告人家,人家会笑着对你说:“不是允许你报名了吗?”即使证实了就是因为那个公章耽误了我整整一年的学习,那人家也会微笑着,顶多是一边微笑一边歉意地搔搔头皮:“抱歉,我原以为不需要盖那个公章呢!”

考试之前没有拿到准考证,这对于一个考生意味着什么呢?整整一年辛辛苦苦的复习将要付诸东流。有些人可能比较宽心的随便安慰安慰说:“明年再来嘛!不就再等那么一年的时间嘛!”此种话语说得倒很轻松,“不就那么一年嘛”,人生有几个一年啊!我不是在申请报考教师进修的时候就已经等待了一年的时间了吗?何况,今年没有报上名,明年就一定可以报上名吗?过去一年辛辛苦苦的复习过程就不用说了,来年即使报上了名,那还不见得就能够考得好。就难研究生考试来说吧,最难考的是英语和政治,你今年复习了一整年官员们没有让你考,那你明年还得照样复习。我的某某考友第一年再多考一分就达上分数线了,但第二年继续复习了以后考试成绩居然差比录取分数线低了两分!

考研当时对于我的人生意义很大,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具体地说,如果考取的话,它一是能够改善我的际遇,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它能够使我有机会到文化比合肥更为发达的城市学习声乐。

虽然此次报名忙乎了半天没有价值,但是,我很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安徽省教育学院要开办音乐专科。为了学习音乐,也为了弥补考研方面的失利,我经过了艰苦的努力,终于报上了再一次进修大学专科的名。

4.             又是为了一张准考证

在报考安徽省教育学院艺术系的过程中,竞争是很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似乎还不在于考试本身,而仍然是报名这么一件我们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事情”。

当时,在我们那里,报考研究生必须经过考生所在单位和县教育局人事股的同意,而报考进修则没有这么困难,因为即使考上了,人事关系仍然在原地。

刚才已经说过,由于某种原因,虽然单位同意了,但1991年度的研究生考试我没有能够参加,没有领到准考证。这一回,当我申请报考安徽省教育学院的时候,我的单位又明确地告诉我不同意我报考了,所以,我只好学习我的许多同学的做法――从别的学校“偷”开介绍信。记得当时在合肥市教育学院的时候就听同班的许多来自肥东县、肥西县的同学推荐过这个办法,因为据说肥东县尤其是肥西县的教育局对于想进修的教师非常苛刻,每个区(大致管辖着好几个乡吧)只给一个报名的名额,所以,绝大多数想进修的教师就只能通过种种关系从别的学校开介绍信了。当然,虽然实际上不是本学校的教师,那些帮助不是本学校的教师开介绍信的领导被发现之后似乎也不至于受到什么严厉的处罚。我想,若我是他们的领导的话,我也不会处罚他们,毕竟实际上他们是在为一些想上进的青年“冒险”。

我记得我当时找了不少亲友帮我从其它的中小学开介绍信,其中我甚至于跑到合肥市的郊区教育局想办法,企图蒙混过关,可惜都没有成功,被人家很有“经验”的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识破了。但是,当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的时候,当我灰溜溜地返回水湖镇中学的时候,忽然,那个把学校的权力抓持得很紧的姓王的校长通知我写个进修申请,原来他们,不,应当说就是他本人同意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难道是校长忽然发了善心?! 事后的一些事件似乎说明,他本人恐怕不可能发什么善心的,应当有着其他方面的某种原因。你们看看,做小百姓就是这么悲哀,被人家在背后捅了一刀,你搞不清楚是谁捅的你;而遇到了有人发了善心帮了你一把,你仍然搞不清楚是谁帮了你!

诶!!!

5.             钱久元与钱元久

在安徽省教育学院开设音乐专业之前,安徽省只有设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音乐专业设置,而在省城合肥则只有一个包含有音乐专业的中专层次的“安徽省艺术学校”。由于教学资源等等方面的制约,不少颇有音乐潜质的人无法获得进入音乐院校进行学习的机会,而其中的一批人集中在教育行业。可能就是由于这种长年积累的结果,1991年安徽教育学院的第一届音乐教育专业学员的入学竞争是很强烈的。所以,有人评论说安徽教育学院第一届音乐专业学员总体素质相对较高,这应当是有道理的。

我的考试也是非常地富有戏剧性,文化课当然难不倒我,关键是专业课程,尤其是钢琴。因为我自己没有钱买钢琴,所以,钢琴这么一项的练习我基本上市只能直接在纸板子上画上了钢琴的键盘,仍然再在上面无声地敲打,在真钢琴上练习的机会极少。后来我的钢琴考了大概70多分,还不错!

1991年的暑假期间,我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的公布,但是,消息迟迟不来,就像我当年初中毕业之后等待合肥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那样,也正如我在1988年炎热的夏季里等待合肥市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那样,我每天都眼睛盯住日历本,恨不得一天能够多撕下它几张,恨不能像扔垃圾似的把这些苦苦等待的日子扔得无影无踪。后来,我实在是按耐不住,直接地跑到了合肥。当我在安徽教育学院教务处(也许是艺术系,记得不太清楚了)的门外看见一张公布音乐专业考试成绩的名单的时候,发现上面没有“钱久元”几个字,不过我并没有太失望,而是有一些发懵的感觉,这是因为,虽然没有“钱久元”的分数,但是,列在第一名的是一个叫做“钱元久”的人,难道有一个人跟我的名字如此地相像?后来一想,不会的吧?不大可能在安徽省有两个希望学习音乐的中小学教师姓名如此地相像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报名考试的时候此种巧合就应当已经被炒成人们的下饭小菜了。但是,我仍然不能确定,也不敢多问安徽教育学院的有关老师,一来假期他们上班不像平时那样正常,二来我先前也多次打电话咨询过,他们好像只是说我的专业成绩大约是第十二名左右,其他的没有多问出什么来。后来我是从在安徽教育学院进修的一位老乡那里得知的,那个“钱元久”不是别人,正是我本人,我的总分是第一名,好像是得了308分。我想,也许他们是故意改我的姓名的,我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人把我的姓名写成了“钱久远”,现在则成了“钱元久”!

我入学不久就声明了自己姓名的正确写法,但是,到最后的毕业的时候,他们还是在我的毕业证上写上了“钱元久”三个字。为了减少以后的麻烦,我特地请他们纠正,结果,艺术系一位姓沈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有新的空白毕业证了,随后他用小刀子在毕业证上面刮了几刮,算是修改了,可能是他发觉我的“元”字与“久”字有点相似比较容易修改的缘故吧。但我还是请他另外写了一张关于我的毕业证经过了修改的补充证明。

6.             简单而又余味无穷的贺宴

上面提到的那位帮助我打听我的考试分数的那位老乡是谁我一时不敢确定,人认识得多了容易串门,我觉得好像是叫做周庆旗,也可能是我水湖镇中学的同事李树林。既然一时记不清楚了,那就干脆称其为报喜者吧。

能够把我录取到安徽教育学院音乐专业的消息告诉我,这本身就功劳大大的,何况我当时也想庆贺一下。所以,我立刻邀请报喜者找个小店喝酒。不过,报喜者却不肯随同我去酒店菜馆,他说的这么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你要真的想请我喝酒的话,不必去酒店,也不必花多少钱,就在路边上搞它几块油炸臭豆腐再加以瓶啤酒就可以了。”我想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他不是几块臭豆腐,而是要请他吃个饱,随即与他走出了正对着金寨路的安徽教育学院大门。

安徽教育学院大门对面的路边上就有一位卖油炸臭豆腐的老太,我记得开始的时候好像只买得不多,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不知道什么滋味,主要是买给报喜者吃的。不过,热情的报喜者老是劝我跟他一起多吃,我呢,也就越吃越觉得好吃,尽管嘴巴上还硬撑着说:“有什么好吃的”之类的话。我记得当时我吃得不够满足,这是因为我事先比较随意地宣称:“臭豆腐有什么好吃的!”,因此我虽然很快就吃出了味道,但碍于面子始终没有好意思放开了吃。我想,此后的十七八年的时间里我每到酒桌上总是首先找寻油炸臭豆腐,这似乎都是在弥补我那一次的不够尽兴的街头贺宴似的。但愿我的那位朋友当时吃饱吃好了,否则的话,那我将感到衷心地遗憾,即使不至于抱恨终身的话。我也就从此喜爱上了油炸臭豆腐,真的非常地喜欢。我甚至于觉得,酒桌之上山珍海味可以缺,油炸臭豆腐不能少。

现在的合肥高楼林立,街道也更加宽阔了。2005年我来到合肥工作,在金寨路旁边当年的那位卖油炸臭豆腐的老太的小摊子附近一住就是三个年头,但我再也没有能够品尝到那么好的美味小吃。似乎也就在原先的那个位置仍然有小吃摊,但卖的是油炸臭干,不是以前的那种水豆腐似的松软可口的油炸臭豆腐。无法在安徽教育学院对面的路边上寻觅往日的美味,我只好放眼合肥全城,但一直也没有那个寻觅到那么正宗美味的小吃。

看来,城市发展了,传统物质文化的保留也面临着挑战。不是如此吗?据我所知,不仅正宗的油炸臭豆腐难以找到,正宗的合肥茶叶蛋也买不到了。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在街头买到过那种正宗的茶叶蛋,那味道正式香啊,就像有磁力似的,让你不能不品尝,可是现在的所谓茶叶蛋基本上与白水煮蛋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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