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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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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湖镇中学
1986年从合肥师范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家乡水家湖镇中学任教,正式当上了“臭老九”。水湖镇中学位于水湖镇中央部分的一个比较大的池塘――杨大塘(音)的边上。池塘的风景还算不错,在这个池塘边,也曾经消磨掉我不少的童年时光。而且,我来到水湖镇中学工作不久,当地政府就以这个池塘为基础修建了合肥市第一个县级公园,名字好像就叫做水湖镇公园。
水湖镇中学是一所“戴帽子”中学,所谓“戴帽子”,指的是它不仅有初中部,还有小学部,是小学戴上了一顶初中的“帽子”。看来这不算是什么高帽子,应当是个比较低的帽子,比如鸭舌帽。我在这里主要担任音乐和美术教师,我记得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初中三年级我都教过。不过,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应当算是中学教师,因为第一次去这个中学报到的时候长丰县教育局给我开的公函就是要我去这所学校担任中学音乐、美术教师。
这所学校也算是我的母校,因为,它是由几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这被合并的学校中间就包括我就读过的前进小学,所以,我算是回到了母校任教。而且,我分配到这所学校的时候,这所学校才刚刚建立,也就是刚刚由前进小学等几所学校合并而成,所以,我也算是这所中学的首任元老中的一员了。由于是初建,甚至于这所学校的名字都还不是非常地固定,有人称呼它为城关中学,还有人称呼它为长丰三中,但它的正式名字还是水湖镇中学,这可能是因为筹办这所学校的经费是水湖镇――长丰县县政府所在地出的。
应当说,我对这所学校的广大师生是有感情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是我的母校,还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时光。尽管我在这八年中有四个年头是在合肥进修,但是,我的人事档案一直在长丰县,所以,我一直算是水湖镇中学的人。八年是什么样的概念,用这段时间可以打跑日本小鬼子啊!
在我刚刚从合肥师范毕业去长丰县水湖镇中学工作不久,有一天,一到校园就感觉仿佛有什么大事情正在发生似的。由于是新建的学校,学校的办公用房还不足,所以,刚刚到水湖镇中学的时候,这所学校的校领导们办公的地方是和我们教师在一个大房间里,所以,校长们的外事活动一般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到了办公室,我忽然看见,就在校长的位子一带有一副虽然不算是很熟悉但却可以肯定是以前曾经在哪里看见过的面孔。啊,我很快就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主管着合肥市几千所中小学的合肥市教育局的局长吗?!我是如何知道合肥市有几千所中小学的呢?如果我的记忆还不算是残破不全的话,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见过这位局长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过他所管辖的合肥市中学、小学大约有数千所之多之类的内容。
那么,诺大的省城教育局局长来到我们这么个刚刚建立不久的郊县学校有何贵干呢?记得我后来听同事们议论说,他好像是来“考察工作”的,也有人说好象是以动员我们这所中学兴办教育产业的!当时,在短时间内突然不知道从什么方向吹起了一股鼓励和提倡学校兴办校办产业搞创收的飙风,社会舆论似乎也比较赞同此举,所以,局长乘坐着这么一股风前来呐喊,这自然是可以讲得过去的。
局长亲自出马给数千所学校之中的一所不知名的新学校打气,要它的领导层放手大干一场?!至于这样的问题我实在是不敢冒充消息灵通人士,不敢胡乱猜测。我只能把自己从同事们的议论之中听到的一些风声告诉大家,而至于合肥市教育局长为什么要突然驾临我们长丰县水湖镇中学,其真正的原因以及场面上的说法也许都只有极少数的那么几个人知道。说白了,领导要想来考察,想找个什么理由那还不容易。
不过,记得好像这种风气很快就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反对,而且也通过某些政策被叫停了。而至于之所以被叫停的具体的原因嘛,我好像也听说过一些,例如,学校不应当倾力搞创收而耽误了教书育人的本务等等。
我很快地认出了这位局长,但是,我几乎是本能地回避了这位局长,我没有走上前去打招呼。
有些话实在是有些不太好说出来,而且,我相信在当时我也不原意说出来,不过,我总是觉得局长夫妇好像有些什么事情。一想到这里,我的耳畔马上就会响起洪继文老师的那句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可以做不同的解释的话:“你吃过了吗?!”话语之中似乎在疑问又似乎是在劝阻,也许只有千分之一的这样的语气元素在其中,但我可以明显地捕捉到。我知道,洪继文老师的父亲担任过合肥师范学校的校长,我相信,他们一家与局长家的交往肯定是非常非常地长久的。
对,我就是本能地回避了这位来自省城的大客。作为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如果不是由于某种很特殊的回避本能,一般是不会放弃与这样的人物招呼一下的。我也不会担心他忘记了我曾经到过他在?龙桥路上的家,因为我是他爱人的学生!也许这个招牌一打出来,水湖镇中学的同事们都将对我另眼相看,也许学校的领导们也会敬我三分,以至于减少刁难我的几率!但是,我还是回避了,因为,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我也许会对不住人家啊……
读者们可能认为,也许根本就没有我所担心的那么一回事,不过,我当时就是这样考虑的,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事实吗?我还记得很清楚,此次局长来视察还给我们长丰县水湖镇中学带来了好些礼物,其中就有好几架脚踏式风琴,这一点使得酷爱音乐并正在到处找寻学习音乐的机会的我倍感欣慰。听说当时一下子给了我们不少风琴,大概有十几架吧,不过,听说中途被其他学校给抢走了一大半。我后来考取安徽省教育学院的音乐系,就曾经用过他送的风琴。不过,那个时候这些风琴已经有所损坏,个别琴键发不出声音了,不好用,而且我也不可能天天呆在学校里弹奏,所以,我照着其中的一个风琴的键盘在纸张上画了一幅键盘,在上面虚拟性地练习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后来考试居然成功,我记得我的钢琴考了七十多分。
隔了一小段时间,我去合肥学习声乐的时候又去过局长家一趟,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假如确实如我所感觉到的那样,那就有请求原谅的必要。我渴望维持纯洁的师生关系,尽管,当时的我仍然还非常地懵懵懂懂,还很不怎么懂得社交,但现在想来,当时我确实也有百分之几的朦朦胧胧的歉意感,尽管没有明说,也不好明说。我记得,当时我到达局长家的时候,正好是当时著名的播音员杜宪在播送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家的电视机是黑白的,而当时的彩电应当已经进入普通市民家了。
记得我一到局长家的时候,徐老师就一边倒茶一边似乎有些意味深长地说:“茶都快凉了!”我们还谈到我喜欢的声乐问题,她说她不懂得这个,要我去请教局长,由此看来,我们的合肥教育局局长对声乐艺术本来就是很钟情的啊!
我还记得早局长没有多长时间就又来了一个人,岁数上似乎应当算是老年人,我正好就此道别,没有想到那位造访的老者说了几句话也急着要走,而且他应当还走在了我的前面。出于礼貌我也招呼了那位老者。临近离开的时候,局长家有人冲着那位我刚刚招呼过的老者冷不丁丢了一句话:“你知道他是谁吗?”仅此一句话后来就引起了我不少的遐想,“他是谁呢?前任局长?前任省长?退居二线的中央首长?中央首长的亲戚?”
但现在,我很后悔此次造访,因为,我觉得他们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他们或许认为我终于想答应了。因为我当时没有能够考虑到,那些做官做长了的人,他们理所当然地会以为群众总是怕他们或者想巴结他们。
很快,我在水湖镇中学的办公室里突然又发现了这位局长的面孔,天啊!他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又一次光顾我们的那个普通的“戴帽子”中学!?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那么,比较显然地,他真的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想答应他什么。所以,我再次回避了他。
之后,尽管我隐约地觉得会有人对我不快活,但我确实也没有觉得我会因此和谁结下什么天大的仇恨,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找什么样的朋友是我的自由。而且,这种事情我觉得太平常了,我去找别的女孩子,人家看不上我,我也没有办法,这也是人家的自由,否则的话,那我岂不是天天在仇恨中度日?!我当时只是觉得,我所在的那个中学的校长越来越喜欢找我的麻烦,损害我应得的利益。例如,我来这个中学工作的时候,这个学校刚刚建立,应当算是最早来的,分房子的时候,那个姓王的校长就是不肯给我房子,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水家湖人!怎么样?你水家湖人不是厉害吗?就欺负你们水家湖的!
参加工作之后我才真正地意识到我应当找个声乐教师。由于有了工作,我就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左右的金钱拿出来作为我请老师的学费。我当时找了合肥艺校和省歌舞团的老师,当时的学费是一节课5元钱,我当时第一年的工资是45元,第二年转正后是56元,而我一般是一个星期去合肥上一次课,所以,连课费带路费,我工资的一大半也就这么出去了。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的是,只要我能够拿得出,我是不在乎这样花钱的,我是一个很舍得在学习上花钱的人。当2004年我不仅穷得叮当响,而且还背着债务从上海戏剧学院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看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这时我才比较清晰地发现,我之所以在经济上一直如此地狼狈,应当都是求学惹的“祸”。因为如果不是一直忙于求学,我在那样的哦时候应当会有些积蓄的。然而,我并不为此感觉沮丧,我觉得值得。因为老师付出了劳动,而我获得了知识,我乐意花这个钱,假如老师不收钱的话我还真的会有些担心,担心会不会学不到真的功夫!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够学到些什么。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给小学生做过家教,我也收取了一节课15元的在当时算比较标准的课时费。我不怕花钱买学问和技术,只是害怕交了学费花费了精力但学业上却一无所获。
我当时非常想报考大学音乐系的本科,也为此像普通高中生那样非常认真地复习过,但是,由于当时无法解决考上以后的学习花费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最终还是报考了在职进修性质的合肥市教育学院。
如果说音乐就是我的梦境,那么,声乐就是这梦境的月光下翩翩起舞的我的情人,我之所以要进修,起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样做便于我在省城里面找老师学习声乐,而获取文凭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我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