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太阳底下最灿烂的地方”

                           ――在合肥师范学校

1.             初来乍到

合肥师范学校坐落在合肥市金寨路上，这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是主要培养小学教师的。合肥师范本来是三年制的，但我们入学的那一年改成了四年制，所以，我在这里读了四年的中专。

我也能够清晰地记得当初来合肥师范报到时候的情景：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楼房，灰色的校服，似乎只有校园中心的一个大花园里点缀着缤纷的颜色。我当时还看见一群身着灰色校服的学生正在操场上做体操。第一次看见这么多服装一致的学生在一起活动，这对于我这个小乡巴佬来说确实是很新鲜，这种深刻的印象居然一直留存到了今天。

在大花园与一幢两层灰色楼中间的小路上，负责接待的老师发给了我一把塑料制的或红或蓝或绿总之是不同颜色的长条状的饭菜票。然后，我和送我来报到的父亲顺着那条过道一直往东来到一个三间通连的大平房里，在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床位，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记得是靠窗子的上铺。我们几乎一个班级的男生都居住在这里面，在这三间通联的大房子的深夜里，我想，我们大约三十位小伙子最深刻的印象应当是月夜里面的流浪猫像幼儿哭泣一般的叫声了。

实际上，初入合肥师范校园的我当时在学校里面转晕了方向，到正式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学校并不大，那个有许多身穿灰色校服的学生做体操的操场旁边就是教学楼，而老师的办公楼就在花园的旁边的两层灰楼，很紧凑，连在一起的。也许是因为没有见过多少的世面，我一下子看花了眼，所以觉得校园很大。校园本来就不大，而且里面还“杂居”着一批“合肥市青年京剧团”的人员。

应当说，合肥师范的四年对于我是很有影响的，因为那是一个乡下的孩子初次定居了城里。何况，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看重合肥师范的老师，当有同学说某某老教师是什么什么方面的教育家的时候，我更是敬仰得不得了。善于崇拜他人是我那个时候的一大特色！

2.             我的速写像

我们刚刚入校的第一年就住在这大宿舍里，实际上我们的宿舍已经不算是位于合肥师范学校的校园了，它实际上是在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的校园内。虽然合肥师范附属小学与合肥师范学校毗邻并且有教学上的联系，但这个附属小学似乎和合肥师范并无实际意义上的隶属关系。合肥师范学校的大门朝西，正对着金寨路；而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的大门朝东，正对着桐城路。合肥师范附属学校对面就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当时似乎正是马兰、吴琼、黄新德等十分走红的黄金时期。或许近在咫尺的“黄梅”味也熏陶了我，不过我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我将来会考入戏剧学院读书。我想我当时不仅没有一丝未来的戏剧学博士的影子，而且我的形象一定凄惨得不得了。我那个时候很少照相留影，但有一位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的小学生给我画了一张令人难忘的速写。

我们宿舍的门前很开阔的，是个大操场，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门前望着操场发呆，至于我当时在想什么问题是在不记得饿了，但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一定经常翻滚着做大事业成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的水泡。就在我发呆的这个时候有几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走了过来，他们大概是二三年级的吧。他们好像是背着在当时应当算是很漂亮的双肩书包。正当他们从我的面前经过，其中的一个小女孩就像指着一根烂木头似的指着我同时笑呵呵地对身边的同伴说:“这个人是个小要饭的吧?……”我这才注意到，我正穿着一件很旧的衣服，尽管自己本来并不觉得旧。

您们瞧，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的美术课一定上得不错，它的学生一挥笔就能给我来一张很见风格的速写，而且这c张速写能够一直保留在我记忆的书页里，想擦都擦不掉！

3.             小诗里的故事

我记得当时的合肥虽然是个省城，但是建筑还是比较老旧。当时，合肥师范正门前的金寨路上刚刚开始起建高楼，现在的驻扎着多家出版社和电视台的九洲大厦好像在那个时候还是个正在建设中的工地。年轻人喜欢动感情，我记得我从合肥师范毕业不久曾经写过一首小诗来着，写那首诗歌的时候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合肥师范，到了别的地方，但是，我所写的内容却仍然是在合肥师范读书时候的事情，或者说是生活印象。

在合肥师范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读音叫做“滑雪”的服装，我想其写法应当也就这这几个字吧。可惜我没有这种流行服装，我很羡慕身着“滑雪衫”的男男女女，觉得穿在身上很潇洒，很可爱。在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里，我在金寨路上看见一个身着红色“滑雪衫”的女孩，朦朦胧胧的，我也看不清楚是她谁，但是，这种景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之后脑海里一浮现出那种情景，我不禁来了诗兴，于是就写下了下面的这首小诗。

雪中情

你轻轻地走来，

远远地望见你，

纷纷扬扬的雪花

模糊了我的视野。

你如歌似的一闪秋波，

那时候的金寨路

还不是楼房座座。

冰晶玉洁的雪花，

拥抱着温暖的城，

我的合肥

――一片雪白的村落。

你冉冉地而去，

像梦一般地消逝了踪影，

只落下了一束

用红围巾衬着的笑意。

如今，

我往哪里去找寻

你的倩影？

熙熙攘攘的城市啊！

那炎炎的骄阳哦！

――万般无奈的思绪

1989年9月18日

你看，我在合肥师范的某个冬天看见那位身着“滑雪衫”的女人，精确地说应当是看见那件穿在某个女人身上的滑雪衫的时候，金寨路上“还不是楼房座座”，还挺寒酸。当然，现在的合肥发展得要更快得多，据说九洲大厦里的许多出版社和电视台已经开始往更加具有现代化都市特色的经济开发新区搬迁了。更大更快的发展是在今天啊！

4.             八十年代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歌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刚刚从绝对隔绝的禁锢之中解放了出来，它立刻就迎来了来自外界文化的滋润。对于我们来说，来自台湾的流行歌曲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滋润。

我记得在上初中时候的某一天，不清楚是在上学的路上还是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一名姓杜的城里人同学突然在我面前唱起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后来我知道那是台湾传来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啊，天下还有这么好听的歌曲，这么动人，这么充满了朝气，这么天真，也许正是由于这首歌曲，我不会忘记我的中学时代。

到了合肥师范学校以后，我接触到了更多的台湾传来的歌曲。真是惭愧得很，尽管我在八十年代是唱着台湾的歌曲成长起来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这些台湾的歌曲是应当叫做“校园歌曲”还是应当叫做“笑颜歌曲”。但我觉得这两个名词都比较适合，因为，说它是“校园歌曲”，其中也确实有许多直接描写校园里学生生活的曲子，例如《校园的小路》、《童年》等，而有些歌曲虽然并没有直接描写校园，但完全适合学生们歌唱；说它叫“笑颜歌曲”吧，这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因为这些歌曲是从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心灵之中发出的，它唱出了年轻人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活力以及他们那富有诗意的浪漫气息。写到这里我不觉查阅了一下网络，发现网络上称呼之为“校园歌曲”，那么，本文下面就不妨从众吧，但愿网络上的这个信息比较可靠。

如果说生在八十年代的人很幸福，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台湾校园歌曲确实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快乐的一个源泉。我们那个时候的天真、纯洁、无暇的心灵是可以与台湾校园歌曲互相辉映的。

台湾校园歌曲不仅给了我快乐，它也逐渐地培养着我对于音乐的爱好，引导着我走上了热爱音乐的道路。

5.             我选择了音乐

人们常说“好事多磨”，我却对此感觉有些困惑，好的事情一定要多磨难吗？我不希望如此，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好事潜藏着不愉快。也许，歌唱既能够给人们带来了青春的快乐，也能够给人们带来痛苦，对于我来说也许就是如此。我之所以后来走上了一种坎坷的人生，或许也就是由于音乐！？音乐，它在给我带来无限快乐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无数的挫折吗？既然我的遭遇很可能就是从我的音乐追求开始的,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我就不能不认真地说一下。

我很小就喜欢唱歌，但是，关于这么一点，强调它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小的时候都喜欢唱歌。喜欢也并不一定能够导致一个人对某一事业的专业追求，他还必须具有追求这一事业的某些客观条件。我对于声乐的追求除了天生爱好之外，那还因为我认为我有一副相应的好嗓子。

讲到我的音乐追求,就不能不提到我的嗓子。长期以来,我并不认为自己有 器乐天赋和作曲天赋，我也不认为我的音高、节奏感等方面的素质是很突出的，但是，我的嗓子本钱很好，这个似乎是不能不承认的。 

也许有人坚决地认为我并不能够成为歌唱家，这自有他们个人观点的道理，因为做一位歌唱家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甚至于个性与经济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也能够导致这种愿望的难以实现。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虽然我对于音乐有着强烈的热爱，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成为歌唱家，我的基本要求就是：掌握这门技术。具体地说，那就是掌握建立在科学的发声法基础上的美声唱法的歌唱技巧。这也就是说，我最渴望的是学会这门艺术的基本发声技巧，而至于我能不能成为歌唱家，那就是另一回事情。常言道“来者不拒，逝者勿追”，我一直把成为歌唱家当做来者不必拒绝逝者不必强追的事情。

不论别人出于什么原因和采取什么说法，我坚定地认为我有一副“绝代佳嗓”，原因如下。

首先，我的嗓音很有可塑性，我既可以作为男高音，中音声部甚至于低音声部也是非常漂亮的。

其次，我不仅拥有一副音质极好的男声，我还有一副非常好的“女声”。关于这一点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的音高，尤其是“女声”的音高，我的记忆中几乎是没有限制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记得我从合肥师范毕业不久，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的声乐教授温可铮曾经来安徽艺术学校讲学，我也去听讲了，我曾经询问过他关于我的男女声部的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很轻易地唱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回答是：“为何要唱两种声音呢？”。现在我连估带猜地相信，可能是因为我的假声带非常发达的，所以能够用假声带很自然地发出所谓的“女声”。

再次，我不仅同时拥有男女声部，我的男女声部的音质都是极好的，完全 不亚于影视中歌唱家们的音质。

可惜，我的“女声”部早就毁了，大约在合肥师范三年级的时候（大约是1985年前后），学校里经常举办长跑运动。其实，我当时是知道跑步尤其是长跑对于声带的危害的，所以不想参加。但是，由于当时同学中舆论的压力很大，大有不跑就没有集体主义精神也就不爱国者的意味，所以，也许是为了这种“合群”，我还是跑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绕着学校周围，一万米跑下来之后，嗓子象在冒烟似的，几乎就不能够吃饭，咽米粒都感到疼痛。我记得我当时是从食堂里买了份蒸得像水豆腐似的蒸鸡蛋充的饥，其他东西都不敢吃。这样，几个一万米下来，我的“女声”终于垮掉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曾经试图用吃干草的办法恢复我的可爱的“女声”，但是，虽然开始的时候还有些效果，但终于没有能够挽回。我的男声基本没有受到长跑的影响，但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初期和中期（2002年前后），我的男声音质和音高也有一个很大的滑坡，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塌中”现象吧？此后虽然也有一定的恢复，但是总体情况显然无法与从前相比了。所以，我曾经告诉一些朋友，我三十五六岁以后的嗓音条件只有我年轻时候的五分之一，甚至于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其根据就在这里。应当可以说，那个被毁坏了的“女声”就已经使得我失去了二分之一的声乐本钱了。

就是这种近乎本能似的爱好，然后再加上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声乐方面的一些有利的条件，这导致了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这门艺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这种辛勤的耕耘收效甚微。而这些导致我的音乐追求无法实现的原因也正是我想请求朋友们帮助我分析的地方，也就是我似乎过早地写自己的自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在这一小节里想要告诉朋友们的主要是，我虽然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毁掉了部分嗓音，但是，由于师范学校对音乐很重视，我在这里学习到了一定的音乐知识，尤其是，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声乐，知道了声乐是一门学问很高的艺术。

我上中、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绘画，我也跟我的一位亲戚学习过。由于当时家里经济上很困窘，买不起昂贵的颜料和画纸、画布，我主要学习的是素描，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的素描都还是有些功底的。1982年，我来到合肥师范学校读书，还担任了班级的美术课代表。不过，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分组，爱好美术的和爱好音乐要分开。当时我们的美术老师朱永兴还劝我选择美术呢，但我这个美术课代表居然弃“官”不做，执意地选择了参见音乐小组。所以，应当可以说，我就是从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开始对于音乐的追求的。

不过，就声乐而言，情况要特殊一些。声乐只是音乐艺术的一个门类。确实，我是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逐渐开始认识到自己嗓门的好处的。不过，在合肥师范我并没有能够在声乐专业上得到特别的发展机会，基本上还是和其它同学一样按照学校安排的音乐教学课程中附带性地上大课。这种状况主要地还是由于自己先前对声乐艺术的一无所知所造成的。来合肥师范之前，我连钢琴的样子都没有见过，合肥师范当时有两架钢琴，音乐教师办公室有一架，音乐大教室有一架，这使得我大开眼界，至少在当时就是如此。我记得当时的我也产生过进行声乐学习的想法，记得有一次安徽师范大学把合肥师作为一个招生点招收音乐系的学生，我当时跟一个老师说过，希望他指导指导我的声乐，但我没有想到这种声乐指导是如此地特殊和艰难。所以，应当主要地还是由于自己当时的懵懂，使得自己没有比较正式地找一个老师教自己声乐，或者说没有想到自己应当这么做。当然，这里面还应当有一个经济上的因素，如果真的富裕有钱，那么，在合肥师范学校四年的读书期间里，我想我也会由于种种机遇让自己“想”到应当更多地去接触合肥地区的专门的声乐教师的。

在合肥师范学校的音乐学习使得我在音乐常识以及艺术素质上打下了一些基础，不过，我开始正式找老师教我学习声乐，那是在我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的事情了。

6.             我的老师洪继文

在合肥市师范学校学习的四年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老师理应是我们班级的班主任洪继文老师。他是在我们来合肥师范读书的第二年才来到这所学校工作的。据说他来合肥师范之前在长丰县的一个中学教书，然后进入安徽教育学院物理系进修。1983年新学期开学，他从安徽教育学院刚刚毕业就来到了我们合肥师范。他带了我们两年的班主任，最后一年好像也不是他带的。

他刚刚担任我们班级的班主任的时候，我就听同学们说，他的经历很坎坷，曾经在“文革”中被关押2年。对于善于崇拜他人的我来说，仅仅这么一点就使得我对他不由得肃然起敬了。

我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某种方面的政治气氛有些紧张，我曾经特别地咨询过洪继文老师，咨询他关于“文化大革命”会不会重演的问题，他肯定回答说：“不会了！”于是，我这个“崇拜狂”对他就更加增添了几分的崇拜！

我当时特别地对人道主义感兴趣，在文学方面，我非常崇拜既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又有着世界顶级文学水平的托尔斯泰。他的那部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我就是在合肥师范期间阅读的。当时，好像我在借书的时候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还不是很舍得借，那一套《战争与和平》大概是图书馆刚刚买来的还没有借出过，主要是想作为资料收藏在图书馆的。我印象中当时图书馆的一位姓陶的老师还说过：工作以后再看小说类的书更好。我记不清楚在借出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托洪继文老师讲过情，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他是知道我在那个时候读了这本书的，因为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当时，他曾经在同学面前说过：“有些同学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去看书的。”我当时就觉得，他所指的如果不仅仅是我，那我至少是其中之一吧。

我不知道洪老师是不是也具有人道主义的思想，但我可以肯定，他是一位很有品德的老师。也许我和他之间的故事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内容，但是，几年的合肥师范生活使得我深信，他就是我所遇到的最宽仁厚道的老师之一。

多年以后，当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一次课堂发言之中，可能是谈到了话语表达的语义的多重性的问题。我还跟同学们说过这么一回事情。我跟他们说：“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师一见面就问我：‘吃过了吧？’这么一句问话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暗示着什么。表面上他可能问的是你的胃有没有被物质填饱，但是，语义和声调的细微变化，尤其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所处的特定的背景又有可能导致歧义或者某种暗示意义的产生，例如，他就可能暗示着：‘你有了女伴了吧？’，甚至于还有‘你已经做过那事了吧’之类的意思。”这么一个例子的来源是完全真实的，当年这位问话的人就是我的洪继文老师。我记得很清楚，20多年以前的那一天，也许是中午，也许是傍晚，我在合肥师范的礼堂旁边遇见了洪老师，然后就有了这么一句后来被我上升到了艺术理论层次的问话。

7.             攀识局长家

看到这一小节的题目，好奇的人也许又有疑问了，你这么个当年小小的穿着灰色的“臭老九”校服在合肥师范操场上按照老师的指令和大家一起做早操的学生，如何能够认识教育局长呢？也许你认识他，而他并不认识你呢！我们这里就把记忆的触角伸回到已经很是遥远了的八十年代去。

 我记得，大约在我上到合肥师范2―3年级的时候，合肥师范来了一位姓徐的女教师，担任我们的小学语文的教材教法课程，她就是那位局长的夫人啊！在我的印象之中，似乎在她还没有正式到合肥师范任教之前，大家已经在传说着这位合肥师范就要来到的新贵人了。记得好像还是我们的一位老师曾经直接在课堂上说到她，大意是：你们瞧瞧，领导的家属想去什么单位就是比较容易。

局长夫人以前是在哪里工作我不知道，不过，她应当是不折不扣地带了我们一个学期的课程。话说到这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有些做学生的不恭敬了，毕竟是自己的老师啊！应当说，这还是很正统的老师。

她对于我们的“教育”，我目前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在上课的时候说到：假如某个领导的小孩欺负某个普通群众的小孩，普通群众会宁愿吃亏，因为，这个普通群众可能还需要这个领导帮助他解决诸如住房等等之类的问题！对于老师的这段话，当时，像我们这么样的一些幼稚的学生确实非常地惊叹了一段时间。不过，她说的应当也很正确，社会上这样的情况还少吗？从某种角度来看，早一点把这样社会常识告诉学生也许对某些聪明的学生的未来很有利，不过，像我这样的木头脑袋恐怕就难以在短期内奏效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经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看见过局长夫人与她的女儿在一起。总的来看，她是一个很有专业水平的老师，应当说，她的教材教法课程是上得不错的。

我有一次，也就是在学校的办公楼附近，我忽然看见合肥师范学校的一批领导跟在一位很有领导样子的人的后面，同学们议论着：这就是合肥市的教育局局长，是我们的徐老师的爱人，并且，他也曾经是合肥师范的学生！之后，我也记不清楚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还去过局长家，也就是我们的徐老师的家。

8.             宁做皮条客

略懂政治经济学的人都应当知道，生产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其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其三是产品如何分配。一般地来说，这第三条 “产品如何分配”中的“产品”大家基本上都理解为财产，可是，我觉得似乎人本身也可能成为这种可以拿来进行“分配”的产品。

可不是吗？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他们可以“分配”到更多的人。甚至于某些有作为的女权贵和公主小姐，只要她们乐意，她们也能够分配到众多的男士。这难道不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分配吗？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虽然情况大有不同了，但我总觉得这种财产形式的分配有些挥之不去。我在合肥师范临近毕业的时候，大约就是在实习阶段，我猛然听女同学们议论，说她们乡的乡长或者她们区的区长什么的人不断地找人到她们家叩门说大媒！我当时听了此消息感觉比较惊讶，但转念一想也可以理解，在那个时代有个比较固定的饭碗不容易，而且穷乡僻壤里面出来几个像我们这样的秀才也确实不容易，我们中的一些人当然有可能成为“香长”（乡长）“臭长”们的子女们的目标啦！而且，对于女生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加可以理解了，因为一直有一种倾向认为女性更加适合当老师。我当时就以为，我们男生的情况应当有些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教师的“臭老九”帽子固然已经摘掉，老师的地位并不高，尤其是对于男老师而言。不过，仅仅从性别角度来看，女士当老师似乎是一种好的职业选择。所以，在生产中有一定的地位的人就可能分配到这样的好媳妇或者好儿媳。

现在有人觉得我这是在胡扯吗？或者有人觉得这种情况只可能在合肥师范学校发生？不，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家乡的一位与我同姓并且有些地位的人士曾经亲口跟我说过，我们长丰县的县师范学校的情况也跟我们位于省城的合肥师范学校的情况差不了多少，甚至于更加严重。听说还没有到实习阶段，“学生们”就已经被“分配”得差不多了。但愿我听到的都是假的，但愿朋友们遇到的情况与我遇到的并不一样。

可是有时候愿望就是和现实不一样。不仅如此，尤其令我惊讶的是，我还听说某个县有位男生也被相中了，他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假装答应了人家，因而被分配到了好的学校教书，但是，他刚刚领到去往好学校工作的派遣证，立刻就提出拒绝那门亲事的要求，结果他也就立刻被重新分配到了最差的学校，并且似乎还遭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痛击：“当代陈世美！”

不难理解，也许有少数人还非常渴望获得这样的分配，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乐意获得这样的“机会”。我就是如此，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来左右我，我有我自己的选择，哪怕是一辈子孤独寂寞。尽管我自我感觉自己各个方面都不怎么地，但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也偶尔有极少数的好心人提出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介绍人的地位比较高或者我觉得他有可能认识地位很高的人，我就会婉言谢绝。我相信我的这些介绍人都是出于好意，但是，我觉得，介绍人介绍过来的人如果“在生产中的地位”很高的话，那情况就可能搞得很复杂。她觉得你不适合或者干脆说看不上你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觉得她不适合，尤其是假如对方或者对方的家长非常非常非常执著以至于永不罢休的话，那将如何？到那时，也许原本好心的介绍人本人也无法收拾局面喽！

长期以来，我由于担心害了自己，没有接受地位高的介绍人的介绍；由于担心害了别人，也没有把地位低微的人介绍给高贵者。因为如果你把一个地位低微的人介绍给地位高贵的人，至少有一半的可能是要把他给害了，而如果这种介绍还是瞒着地位低微的“贱民”的话，那实际上等同于私自把这个“贱民”给出卖了，尽管这一般并不是当事人的初衷！……

实在不想多说了。总之，既然欲成美事但却又可能无意之中害了他人，那就还不如不要去想着成就什么美事。我这辈子，我宁愿去给嫖客拉皮条也不去给某些变态了的权贵们招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