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魇般的港台之行

─谁能助我走出这梦魇的阴影

我参加安徽星空合唱团大约已经两年了，我记得在第一年我是很积极的，基本上每次都去参加排练，但后来，我觉得他们正式演出的机会不多，而且路又很远，每次去参加排练花在路上的时间大约将近两小时，所以，至少有大半年没有去参加排练。

到了2013年，十二月初的前后，接到他们将要去台湾演出的短信，于是，我重新回到了团里参加他们的赴台演出排练。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去基隆演出，还附带了在香港的旅游，以及在台湾的环岛游项目。随后便是一边排练，一边忙着办理各种繁杂的手续。

大约在正式出发前两个星期，合唱团团长李小舒通知我们，由于出去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还必须办理请假手续。李小舒和我以及另外的两个参加赴台演出的团员都是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的教师，我们差不多是同时请假了。这也就是说，整个赴台合唱团团员达到了六十人左右，大都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我们学校的教师占了四人，其中李小舒等三位是音乐系的，我一个人是戏剧系的。2013年12月13日，单位领导还召集我们4个人在人事处上了一次赴港台前的安全教育课。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赴台合唱团挂的是安徽艺术研究院的名。大约在十二月下旬，我们在合肥市文化宫排练的时候，又进行了一次集体的的安全教育，给我们上课的好像就是安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

我本来以为，我只是请假赴台，所以肯定会难以得到批准，甚至不可能被批准，会有人或明或暗地阻止我，就像以前在合肥学院时候一样。确实，当我一开始把请假条交给我们的系主任张景义的时候，这位主任第一句话就说赴港台的问题比较敏感，似乎不想同意。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又似乎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比较爽快地签字同意了。随后，他还多次说，要我去台湾寻找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说他自己都很想去那个温暖的地方。我也很好奇地问过主任“何谓‘同类’”，但记不清楚当时主任是怎么解释的了，只记得我们的此类对话多是在系会期间，应该有不少同事都听到了。总之，系主任一开始的时候似乎有些为难，到后来几乎是在催促我赶紧动身了。系主任那里通过之后，院长那里就很容易过了，我记得张院长说，既然系主任签字同意了那他就会同意。

2013年12月29日晚上8多，我是和安徽星空合唱团几十位成员一起乘上了火车，30日下午到达深圳并且在深圳住了一天。31日，我们便随大巴车进入了香港，在香港游览了黄大仙庙，紫金广场，维多利亚湖湾夜景，在一个好像叫做“海澄轩”的大酒店住了一晚上，然后于2014年元旦夜晚乘飞机离开香港抵达台北。

我记得刚刚登上香港至台北的飞机，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女乘客，就跟我说话，我是本能的回应了他们，但我随即感到很后悔。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合唱团出发前的几天，我们单位的领导，给我们上安全教育课，话说的比较严肃，好像是要求我们不要跟港台的人说话，等等。

但是这种要求确实很难做到，在港台旅行十来天，能做到不和港台人说话吗？这不，刚刚踏上前往台北桃园机场的飞机，就有同飞机的人跟我说话，我总不能不理人家吧！真的要是不理人家的话，那像什么样子？那还叫文化交流吗？但我随即就确实觉得有些担忧，所以，快到台北临下飞机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假装睡着了，因为我担心还会有人要跟我说话。担心面对着理人家还是不理人家的那种尴尬。

飞机飞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台北。我们直接就在机场兑换了一些台币，我记得我一千块钱人民币换了4800元台币。这个时候时间大概已经是晚上的12点左右了，我们于是就随着导游的游览大巴车，直接开往所谓的汽车旅馆。

第二天，应该也就是，2014年的1月2日，我们游览了士林官邸，听说这里也就是蒋介石生前的一处住所。之后，我记得，我们就从台北一直前往基隆，去参加“‘艺述中国’——2014海峡两岸新年合唱音乐会”。这是我们整个这次赴台旅行的核心任务。

别说本次的合唱音乐会，分为很多场次，我们那天的演出总共有五个唱队参加，他们分别是广西梧州市群艺合唱、暖韵合唱团、新乡市群艺馆红叶红艺术团、基隆教师合唱团以及我们的安徽艺术研究院星空合唱团。

听说我们安徽星空合唱团唱得很好，有人说唱得最好，但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是大陆来的合唱团中唱得最好的，因为，基隆本地的合唱团唱得也是非常好，似乎算是难分伯仲吧！

演出结束之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又回到了旅游上，即环岛游，我们从基隆港出发，先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住了一晚。记得那里的旅馆，也很像是汽车旅馆，但建筑显然是日本样式的，双层楼，二层楼上种了一排樱花。这旅馆是在山上，我没有搞清楚具体是什么位置？也就是地名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从日式旅馆一觉睡醒，这就应该到了2014年的1月3日了。此后的几天里，时间概念我是有些模糊的。

之后我们去了日月潭，我们在日月潭的一家“邵族”人开得酒店吃了饭，还观看了据说已经只有两百多位纯种人的这个邵族人的舞蹈表演，然后从一个码头登上游艇，在日月潭里面兜了一圈。

紧接着，我们应该是马不停蹄地就到了阿里山。在阿里山，我花了五十元台币买了个释迦果子，又花了大约二十台币买了两个莲雾，算是第一次吃这种东西吧。我走了一下名为“地久”的悬空天索桥。因为听导游说，夫妻两个一定要在桥上走到头，否则会离婚，所以我没有敢走完全程，因为我还没有结婚，觉得我是不应该一个人走到头的。听说还有一个桥叫做“天长”桥，但还没有对游客开放。

一路上，导游小刘给我们介绍了台湾的一些情况，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声称希望解放军把台湾“打一打”！在我们刚刚离开阿里山的时候他还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阿里山上的流浪狗？”我们说注意到了，因为它们似乎很特别，一点也不怕人，一点也不怕游人，在街道路边上若无其事地睡大觉。导游解释说，狗与猫在台湾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动物，如果有人虐待动物，他会受到罚款等法律惩处的，所以，台湾的狗和猫才会生活得如此潇洒。

然后，我记得我们就一路直奔高雄，到高雄的时候应该天已经黑了。我们来到旅馆，旅馆的名字好像是叫做“梅花大酒店”。在旅馆卸下包裹之后，我们一行人又在导游的建议下逛了高雄的夜市。至少对于我来说，夜市的吸引力不大，所以，刚刚走完了不长的夜市街，我就和随机遇上的几位团员一起直奔传说中的所谓“爱河”。但是，我们走过了几条街道也没有遇到河，而且前方的就是一条人烟稀少的街道，于是就有人提出，那街道应该就是爱河，我们应该算到了，可以回去了，这个时候，至少是我的游兴已经差不多没有了，于是我们开始向回折返。

次日，我们离开旅店，大概是向高雄港口出发，不过，不管那是不是高雄港口，反正那里是大海边，我们应该就是去那里看看海的。离开旅店不久，我们就遇到了一条河，导游说，那就是“爱河”，那是一条真正的河流，高雄人谈恋爱的地方。

我们还正好赶上民间的一个不太清楚叫做什么名目的节庆仪式，很隆重，神头马面的游行队伍占据了好几条街道，我姑且就叫它迎神赛会吧。我们当然都很想下车仔细观看一下，但这显然不在我们的行程计划之内，所以只能在旅游大巴上走马观花地领略一下，顺便拍个照。

到了高雄港口或者说是海边，我们这次不仅很正式地看到了浩渺的大海，还算是与紧紧挨着高雄海边的台湾中山大学打了个照面。

我记得我们参观了高雄的“邓丽君纪念馆”，但我不清楚我是在去高雄港之后还是在去高雄港之前了。导游说，这个纪念馆由邓丽君的家人私人出资，政府没有拨一分钱。

离开高雄城之后，我记得我们前往的地方就应该是台湾岛的最南的一带了，我记得我们依次到了所谓的“猫鼻头”、“象鼻头”等地方，记不太清楚导游具体是在哪个“头”告诉了我们：“站在悬崖边上，一边是台湾海峡，另一边则是浩瀚的太平洋，而正中间则是巴士海峡。”

可能是这次玩的地点有点多，时间也有点长，有点眼花缭乱，所以，时间和地点上的意识有点开始模糊了。

大约就是在即将离开这个所谓“最南端”的某个时候，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大概是说海的对面就是大陆。我透过沿着海边行驶的旅游大巴的车窗子，看着无垠的大海，心潮起伏，我忽然想到家乡，心情不免复杂了起来。同时恰好这段时间，旅游大巴上不停地放着邓丽君的音乐。一想到自己如果换个环境的话，如果没有某些坏人一直在压制自己的话，也许我会成为半个邓丽君，或者十分之一的邓丽君也未可知，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各种各样的曲折经历又开始浮现在眼前，于是，我不禁热泪盈眶了起来……

下一个地点我就记不太清楚是到了哪里了，印象中，我只觉得，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住进了在海边的一幢小旅馆里，那旅馆一带是一片片的椰子树、槟榔树什么的。和我同居一屋的李汉生出去逛了夜景，但他也很快就回来之后，只说海风很大。我没有出去看海边的夜景，也没有多问李汉生，但我知道，这里的景色应该是很有特色的，但由于我心情不太好，似乎是无暇去顾及这里的风景了。

我们的大巴车到了“北回归线纪念碑”的时候，真是非常地凑巧，我们几乎是刚刚下车，甚至于还没有来得及在北回归线纪念碑下集体留影的时候，恰巧单位有个同事从家乡打来电话，要我带些好吃的回去给她们尝尝。我忽然又想到了过去的家乡的一些可爱之处，尤其是想到，也许我现在在艺术学院会真的能够打破那些坏人对我的专业封锁，毕竟已经调动到了艺术学院，尽管坏人阻挠得仍然非常厉害，发展专业的可能性似乎仍然是有的，至少，这种可能性比以前要大了一些吧？所以，回归艺术学院的愿望又增强了，我又有些想家了。

越过了北回归线，我们又是一路向北，直奔台南。在台南，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在一家大商场里面购买珊瑚产品，听说整个世界就台南这里产珊瑚或者就台南这里产的珊瑚最好。当然，我是不会购买这些东西的，只是在商场里面转来转去凑人数而已。

在花莲，我们住了一个晚上。因为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已经好了许多，所以，我记得我还独自出门逛了花莲的一个夜市。我差一点走错了路，我在旅馆约好了要和几个人出来一起逛夜市，但听旅店服务小姐说那几个人好像已经出去了，于是我就一个人往前面走，越走越觉得街道上冷冷清清，不像是有夜市的，于是我赶紧折回。折回到一个路口，恰好遇见团长李小舒和几个她的好友一道也出来逛，我于是就加了了他们。我们来到了夜市，但我没有觉出太怎么特别，何况我也不想购买什么，在转到第二条街道的时候，我不打招呼就回旅馆了，总共算是在夜市上逛了十分钟吧。

次日，李小舒说，她们昨夜在那个夜市吃什么喝什么一直玩了几个小时，游兴真高啊！

离开花莲，我记得我们这回是奔着“太鲁阁国家公园”去的。其间，我记得因为担心那一带的道路曲折有危险，导游让我们离开大巴改乘火车。我们肯定是从一个叫做“新城”的地方乘坐了大约一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一个叫做“苏澳新”的地方的，因为我现在还保存有当时的火车票。

下了火车，我们吃完午饭，继续乘着大巴向前赶，路上是一片片的建筑在水田里面的民居。我的印象之中我们一路上没有耽搁地就又回到了台北。导游领我们在几处商场购物，之后，住了一晚，清晨就去了桃园机场，准备飞往香港，然后再几乎是原路返回地回大陆。

大约也就是在过了台南和花莲之后，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叫陈燕（音）的团员有点奇怪，她似乎老是想坐在我的旁边，因为旅游大巴并没有坐满，我旁边的位子本来是空着的，我把我背的包放在那里，但是总在这个时间，她会过来把我的包裹挪开并且坐在我旁边。偶尔来这么一两次我还不觉得稀奇，但每次重新上车，她都是这样，于是我有些好奇了，我问她，座位还有很多，为什么非要坐在我这里。她的回答令我震惊，她说：“我就是来监视你的，因为你是旅行团中唯一的博士，学历最高，所以什么话都不能随便说什么事都不能随便做……”

听了陈燕的话语，临出发之前，单位安全教育课上领导们的话语又回响在我的耳边，这足以令我非常地担心了。天！我真的被监视，那么又是谁让人来监视我的呢？想到这种情况下的各种可能性，一时之间，简直令人有些崩溃。我甚至还注意到，或许团里还有别的人也在监视我，只是觉得，他们似乎不是非常专业，这让我稍许安了点心。

然而，就在我们即将登上返回大陆的飞机的时刻，发生了一件事，终于把我给击溃了。事情是这样，由于是外出旅行，我一般是见到厕所总要尽可能地去一下，不管是不是真的非常内急。所以，在进入机场之后导游去买票的时候，我看到了洗手间，于是就去了一下，恰巧在我还在洗手间的期间，导游把票拿来了，但一时没有找到我。拿到了登机票并且通过了行李的检查，我们坐在一个大厅里等待最后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又看到了洗手间的字样，所以，我就又去了洗手间，那些洗手间好像是在一个楼梯口下面颇深的地方，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去了。就在这洗手间里，我遇到了团里一个叫做范军（音）的人，他几乎是一见到我就脸红脖子粗地说：“导游刚才发机票，你跑哪去了？”这位叫做范军的人，平时和我见面就是“博士”不离口，但是，他的这种恭维，不仅没有让我感觉自豪，倒反而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活在火山口上。难道他也在监视我？我的每一言一行都在被监视？可以说，范军的话，是把我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想到我既然被监视，而且还可能被监视得很严密，回去以后，会发生什么？这一下子，我不敢登机了。

两位合唱团的团长，与其他的几位团员，从机场返回登机口，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没敢，我想他们拉我的力气还不小，但这个时候，检票的人员好像把登机口的门给锁上了，理由大概是；“这位乘客的情绪比较激动，不应该强拉。”然而，考虑到后面发生的事情，我真的希望当时我们的团员把我拉走了。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机场人员，向我宣称似的说：“你要是不走？过几天，台湾的警察会把我强行遣送回大陆。”随后，我们旅行团的人就登机离开了。我呢？我以为会有警察来把我带走，但却来了一个医务人员，问问我的情况，虽然我当时心情比较乱，但我一定告诉过她我没有病，我相信我一定告诉过她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的我不敢回去的原因。机场人员似乎很认真了向我要了三千台币，那大概是此次医疗咨询的费用吧。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随后稀里糊涂地被送到了一家医院，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行政院卫生署桃园疗养院”，而且是作为急诊病人，住进了精神病科。

刚刚进去，就有一个女的医护人员，来向我问话，我再次地解释了我不敢回去原因，我相信我这一次一定还是告诉了她，我没有病，不需要治疗。但是，她回答说，我必须要接受检查，需要抽血化验。没过一会儿，就来了一群人，强行地又给我抽了血，又给我打了一针。

我记得在打针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已经避免不了这一次的强制性的治疗了，所以我央求他们，如果必须打针吃药，那么，我宁愿选择吃药。这主要是因为，我担心针头针具不干净，我一直都是这样，在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宁吃药不打针，然而，他们不仅把我手脚捆绑起来，强行打了针，也没有应我的要求，当我的面拆封针头针具，以此证明那是一次性的。

我记得好像是在第二天，北京的爱乐合唱团，或者说这是组织这一次“‘艺述中国’——2014海峡两岸新年合唱音乐会”的中方人员打电话来医院找我，让我尽快地回大陆，我记得这位女同志还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政治方面的意见，我告诉她我对于国内习主席的深化改革，是抱着很大的期望，但少数坏人想要整我……由于一言难尽，很难在电话里把话都说清楚，所以，我记得我还请她去看我的自传。她问我哪里可以找到，我说，网上搜我的名字应该就可以找得到我的自传了。

我记得就在这第二天，突然又进来了一大批人，我想应该有十来个了，其中包括几个壮汉，又要给我打针。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其中一个女医务人员，还当众声称说：“由于你不肯吃药，所以必须打针！”毫无疑问，不仅仅没有任何人征询我的意见，征询我是吃药还是打针，而且，我昨天还已经主动地告诉过他们，如果必须打针吃药，我宁愿选择吃药。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是因为他们忘了，还是故意要激怒我，故意要说假话。当时，我真的感觉到，或许这些人的骨子里深深地藏着某种对于大陆客的仇恨或者歧视？也许是因为事先，把台湾人想像得比较美好，以为台湾人的心灵就像台湾的美景一样地美好，所以，我此时的惊讶和伤感是可想而知的。

应该是在第三天，有一位男性医务人员来问我的情况，我相信我再次强调了我没有病，而且我相信，我一定是更加具体地解释了我当时在机场的时候为什么突然不敢回去了。我印象中，他是过来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有人在遥控自己，我知道了，有些精神病人总觉得有人在遥控自己，而我不是觉得有人在遥控自己，是觉得是个别性的坏人在压制自己。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人被我说服了，之后的两天，没有人再来给我打针。不过，这位医务人员究竟长什么样？是谁？我都不太清楚，因为我当时真的是所有的行李都被他们强行保管了，我的近视眼镜也被医务人员强行保管了，甚至连我的皮带都被他们拿走了。所以，我没有看清那位医务人员的脸。

之后，他们把眼镜还给了我，但是我的腰带和行李一直是在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才还给我的。他们也不准我出去，我记得我当时还尝试地问了一下，问他们的业务人员说：“我可以出去一下吗？”他们说不行。说到这里，我觉得我还是不能不说，他们每天给我送便当还是很及时的，除了早餐有点不太对胃口，中餐和晚餐，都还可以。感觉好，我就会说好；感觉不好，我就会说不好，实事求是嘛！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也就是在的第三天，来了一个叫做庄馥鸿的人，听说这个人以前在移民署工作，现在则在台北爱乐。庄馥鸿找我谈话，劝我回去，好像还传达我家乡单位的话语，大概是说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好，家乡的人都在等着我，欢迎我。我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忧，就向对其他的医务人员所表达的一样，庄馥鸿说，他们可以为我写一个证明，证明我在台湾的一切表现皆为良好。这个时候，我当然要回去了，即便家乡，对我不好，死在家乡，我也应该回去，这主要是因为，我考虑到，家乡的人即便对我再不好，也没有台北人对我做得绝，我在大陆，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发展到有人会把我强行带到精神病院，强行给我打针注射的地步……

次日，又有一位男性医务人员前来询问“病情”，好像声称是来看看我能不能出院。我当时没有想多说什么。我没有跟他谈我的什么“病情”，也没有看别的，我只是喃喃地说：“我已经决定要回家乡了，还谈论什么出院的可能性？”然后，这个男性医务人员跟我说：“有人担心你在回去的路上身体不适，所以叫你吃药。”我请求他把药物的名称以及治疗效果以及有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写出来，并且签个字。那位医生答应写了，但是，字条拿来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

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庄馥鸿先生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大妈，姓刘，说是台北爱乐合唱团的执行长，我不妨在这里就称她为刘大妈吧！刘大妈几乎是一见面就跟我说：“你呆在这里不疯也有可能变成疯子。”刘大妈真是把我想说的话抢先说了，因为我也正想说这句话，我当时的形象应该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一个傻瓜，因为我好几天都没有刮胡子了，我记得我大概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向他们要回来了我的洗漱袋，那里面有我的牙膏、牙刷、毛巾，还有我的吉列牌的刮胡刀，但我没有敢刮胡子，我当时想到了，如果他们真的是有人把我当成疯子的话，我一刮胡子，他们恐怕又要把我的刮胡刀拿走了，说不定还要顺势拿走我们别的什么。

我得救了似的刚刚被刘大妈和庄馥鸿带出禁闭我的病房大门，我就问刘大妈和庄馥鸿以及医务人员，问他们怎么把我弄到这里来的，问他们为什么给我打针吃药。有一位社工当场就拿来了他们医院的申诉书，好像记得当时是刘大妈和庄馥鸿说还要赶飞机，所以，建议我还是回去以后再写，写好了可以传真过来。

刘大妈一直把我送到机场，好像还特地买来了几个橘子和几个莲雾来慰问我，这令我很感激。我记得刘大妈同样传达我家乡单位的话语，说是李小舒团长让她转告我，说我们单位的领导都说，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好，家乡的人都在等着我，还说李小舒团长会亲自到南京机场等待我，欢迎我。

庄馥鸿则是一直把我送到香港，另外找了一个香港本地的人，领着我一直走到香港至南京的飞机的登机口，他才离开乘飞机回去，这在当时也很令我感动。

从香港登上飞机之后，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到达了南京，在南京一处飞机场下机后，就看见李小舒等大约十来个人在等着，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原先我还不相信李小舒真的会来迎接我，现在，眼前的事实是，不仅仅她来了，蔚明、韩秀萍等十来个团员都来了，他们是开着两部车子一路从合肥赶过来的。我们热烈地拥抱、合影，之后，我们当夜就往合肥返回，一路上，我们还在讨论着回到合肥后马上找一家KTV唱歌，不过，还没有到达合肥，大家就已经困得不行了，我只好改日再请他们去歌厅唱歌以表示我的感激了。

然后，现在已经返回合肥多日了，我却没有时间和心情请这批前往南京迎接我的歌友们去唱歌，因为返回之后，我越想越觉得心里面堵得慌，总觉得哪个所谓“行政院卫生署”的下属“桃园疗养院”的做法很是奇怪。就便是我违反了法律，按照规定带上手铐都可以，干嘛要强行给我打针吃药？原本听说他们最讲究法律和人权，这回我倒是觉得，在台北的那几天我应该是最没有人权的了，我真想当面去问问马英九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也就是说，我返回的第二天就在忙着跟有关方面联系向台北方面讨要说法了。也许，只有把心中的这个疙瘩消除了，我才会有心情与合肥的歌友们一起唱歌。

“‘艺述中国’——2014海峡两岸新年合唱音乐会”的中方人员苏荷馨女士把台湾“行政院卫生署桃园疗养院”投诉科的电话和传真都给了我。但是，这个投诉科的电话极难打通，中国移动合肥政务区“沟通一百”的服务员偶然地拨通了一次，但再让她拨打就再也打不通了，这位服务员还告诉我，很可能是对方进行了呼叫转移，把投诉电话呼叫到空号上面去了。我想把我的投诉通过传真发过去，但复印店发不了国际传真，邮局也没有传真机。尽管投诉很困难，但我心里的这个困惑应该弄清楚，我只好进行邮寄了。我是2014年1月20日花了95元人民币通过邮局向“行政院卫生署桃园疗养院”的投诉科邮寄出了我的声诉书的，我郑重地请他们书面回答本人以下几个问题：

一、我是如何被转移到你院“精神病科”的？转移与接收的依据是什么？

二、为何强行给我打针吃药？为何在我无奈之下表示宁肯吃药也不愿打针的情况下依然要强行给我注射针剂？也就是说，在我意识到你们非要给我打针吃药的时候，我退了一步，表示宁愿吃药，但仍然被强行注射了我不清楚是什么的针剂。

三、第二次打针时，有一个女医务人员高声当众宣称，说我不肯吃药所以只能打针，而事实上，事先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征求过我的的意见，没有人问过我是想吃药还是想打针。

四、打针时，我还表示过对针具不洁的强烈担心，医务人员为什么对此毫不理会？

五、离开医院之时，医生仍然强行要求我吃药，我则请求医生书面说明药物的功用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并且签字，为什么医生后来不肯签名认账？

六、本人返回的时候发觉，我的被强行“保管”的财物有损失，我的一个精美的眼镜盒不见了，我所剩下的人民币现金应该不低于1800元，但却只有不到1200元了。

现在，我在焦急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应。

总之，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场恶梦，我至今还在这恶梦之中挣扎，也许越陷越深！谁愿意救救我啊！

作者：钱久元

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草稿）

2016年2月11日星期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