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学者的半生经历

作者：钱久元

虽然岁月如梭，然而，我毕竟也还只有四十多岁，所以，我想，一定会有一些人觉得难以理解，觉得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似乎还没有必要写自己的自传，甚至于会认为我这样只是在作秀，在哗众取宠！ 

其实，老人们写自传自有老人们的道理，年轻人写自传自有年轻人的原因。难道自传非得让老态龙钟的人写不可吗？应当说，只要有值得写的东西，那就应当写，不论他是多么大的年纪。

一听到我正在写个人自传，我的一些朋友常常还有这样的困惑：“难道你觉得自己能够算得上是个什么大人物吗？你钱久元有什么了不得的功劳？你是英明盖世的帝王还是功劳赫赫的将军宰相？你是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还是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都不是，我承认，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我”啊！

不过，难道小人物就不可以有自己的传记了吗？难道历朝历代的传记就只能写帝王、将相、大师、明星？难道平民百姓的人生就只能湮没无闻？帝王将相有帝王将相的业绩，大师明星有大师明星的事迹，平头百姓也有平头百姓的经历，为什么只有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才值得一“传”呢？

确确实实，我只是一个小人物。虽然勉勉强强读完了博士，虽然磕磕绊绊地发表了几篇文章出了几本书，但是，在我们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博士即使不能说是太多了，那也并不稀罕；学术成果比我高得多的人也比比皆是，大学里面的教授、副教授们，他们哪一位拿不出一批学术成果来呢？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大人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诉那些愿意花时间听我唠叨的读者们：“我的这部自传确实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小人物的自传。我今天就是要给一个叫做“钱久元”的小人物写传记，因为我深信，小人物的人生经历也能让我们辨别假丑恶，也能让我们发现真善美。一滴海水虽然渺小，但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也蕴藏着我们这个宇宙的奥秘，更何况，它还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大人物写自传自有大人物的情致，小人物写自传自有小人物的乐趣。小人物的自传里不仅可能蕴含着种种的乐趣，而且，小人物的经历中也可能有着大人物的踪迹。我觉得，倘若你认真地读完了我的这部书，也许你不仅能从中发现一些平凡小人物的高洁心灵，你还能感受到某些所谓的“大人物”的渺小和卑鄙。

我很忙，我有好多的事情要做，有好多的事情想做，我想写一部中国古典戏剧史，我想写几部小说，我还想再写一批剧本，我甚至于还想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开演唱会……您们看，假如我就是冲着想出名，甚至于想要哗众取宠的目的，我根本没有必要写这个自传，我可以用写这部自传的时间和精力做其它更加容易出名的事情。然而，我却于百忙之中硬是挤出时间来写这本书。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由于某种不得不为之的原因：即使不能让邪恶遗臭万年，那至少要让善良焕发光辉。

你也可以认为，我自传中所述的那些长期遭受迫害的想法只是一种怀疑。嗨！最痛苦的事也就是就在这里。有些时候，我甚至于连自己都不大相信，不大相信自己竟然早已是一只笼中之鸟，不大相信有人在暗中给我制造挫折，不大相信几十年的青春岁月都是在一种无形的牢笼之中度过。我也真的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会猛然地发现，发现并没有什么人在暗中操纵着我的命运，发现一切皆是误会。

然而，嘴巴上说得太多，这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想，最好还是请可爱的读者们，请你们走进我的这些也许有些凌乱的往事片段之中，帮我分析分析事实，探究探究原因。

请高贵的您们接受我的这个诚挚的邀请吧！请给我的那些已然逝去的青春岁月写个评语吧！请给我的那些扑朔迷离的人生遭遇，以及我的那些曾经的和正在进行着的艺术追求作个公正的批注吧！

虽然身困樊笼中，我却生来爱唱歌。我不仅用自己的喉咙唱歌，我还要用自己的笔杆子唱歌。我不仅仅要唱遍整个的青春年华，我还要唱着歌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

人生就是一首歌！

 

我的父亲在一所位于县城郊外的中学里工作，应当刚好算是城里人，而我的母亲则是地道的农民，隶属于县郊“前进公社”的“前进大队”，这是为县城居民生产蔬菜的生产单位。因为那时子女的户口跟随母亲，所以，我应该算是标准的农村孩子了。在今天，经历几十年改革开放，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但是，在我小时候，我们幼小的心里也知道，农村人和城里人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那时，长丰县的县城规模非常之小，被人嘲讽为“两条马路三盏灯”。所以，我家虽说是在县城的边上，但距离县政府的地理直线距离应当最多不超过三里路。

我想，要回顾自己的人生，这理应从自己记事的那一刻开始。

也许不少人已经不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记事的了，但我却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告诉大家，我十分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所记得的那第一件事情。

那是在很小的时候，我看见别的小孩子玩弹弓，很是羡慕，也试图制作一只。其实，制作这种弹弓的手艺很简单，只要找到有一个分叉的树枝就行了。我家门前就是一个池塘，池塘边上有不少桃树和低矮的灌木。那些灌木到底应当叫做什么名字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当时我们都称之为“jǐngtiáo”，书面上不妨写作“荆条”吧！

我自己学着掐断那些“荆条”，然后把橡皮筋捆在两个分叉杈枝的顶端，这便算是制作出了一只弹弓。当然，橡皮筋中央一般要有一小块皮革物，那是用来放置石子或者沙粒等“弹药”的。我已经无法记清楚当时我制作的那个弹弓有没有加上那么一小块皮革了，但那确实已经算是一个弹弓了，因为，它已经可以射出小石子了。然而，当我拿起弹弓像大孩子们一样地向树上密密麻麻叽叽喳喳的麻雀们开火的时候，预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就在那粒小石子射出的当儿，我不仅没有看见有麻雀应声落地，相反，我自己的眼前却猛然地一黑，感觉有什么东西偷袭了我的面门，然后我就不得不用手捂住自己的脸了。怎么回事呢？原来，那奔向我面门的正是我准备射向麻雀的那一粒小石子啊！我很是困惑，为什么我的弹药突然转变了方向而且射向了我自己了呢？好多天之后我才想通了这个问题，原来，我把拉弹弓的方向正好搞反了，幸亏我那时候的力气不大。

长大以后，我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那大概是一篇涉及心理学研究的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篇文章认为我们人类一般是从四岁的时候开始记事的。我虽然对于童年时代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记忆犹新，不过，我并不能够十分确定当时我就是四岁的年龄。

虽然不敢确定是不是四岁开始记事的，但我记得我是在六岁的时候就上学了，这比大多数的孩子早了一年。记得小的时候非常地贪玩，所以，在小学生涯的前几年里，我的学习成绩都很不理想，不仅留过级，而且好像还不只留过一次，应当是留过两次级。这也就是说，我在五年制的小学课堂里总共耗费了七年的大好时光。虽然那都是儿时的经历了，已入不惑之年的我在这里谈到这件事情，仍然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呵！

也许下面的这么一件事情能够说明我这个小学生当时的学习情况。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我记得不是非常清楚了，但基本可以肯定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牢，甚至于至今还有些“历历在目”的感觉。

那是在一次期末考试前的一天，父亲一边用擀面杖擀着面团，一边向我宣布：“你能够考出几分，我就奖励你几分钱。”我很兴奋，考试结束后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分数。不久，总分为一百分的考试分数终于下来了，我得了三分，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去要我的奖励。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我在考场上的业绩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逐渐增长的，是与我的年龄成正比的。 

我家门前的池塘叫做“jǐuliántáng”，里面养了很多的鱼。虽然我一直没有看到过这个池塘名称的书面写法，然而，我确实听老人们说过，说这个长度和宽度大约都不足500米的池塘是由九个小池塘连起来的，是由原先独立的九个小池塘挖去分隔它们的塘埂之后形成的，所以，在这里，我把它写作“九连塘”，这应当问题不大。

上小学之前，我就已经尝试过许多不同的“行当”，尽管持续的时间都不长。例如，我挎着篮子在田里拾过柴火；我也曾经挎着箩筐经常去田间拔猪草；我捕过鱼；我摸过虾。虽然尝试颇多，但我印象最深的似乎还是一段做“渔夫”的生涯。

我对“九连塘”很有感情。别的不说，几乎每天都有一只大塘虾在门前的石头缝子里等着我。每当我放学回家，我不会立刻走进家门，而是会首先走到池塘边上，伸手往石头缝里一摸，一只银灰色的大塘虾就被我抓住了。然后我走到家门前，往破烂的门头上或者门框周围的某个墙壁窟窿里再这么伸手一摸，于是就摸出了开门的钥匙，这就像往石头缝子里摸虾子差不多。进门后我扔下书包，立刻就把大塘虾放在煤炉上，很快，我就可以品尝黄澄澄里面透着火红的烤虾了。

有一阵子，我看见人家在河边上钓鱼，很羡慕，并且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也弄来了一根竹竿做了一根钓鱼竿。由于“九连塘”里面的鱼一般情况下是不准钓的，所以，我就用这根自制的鱼竿在“九连塘”附近别的池塘或者小河边上垂钓。然而，不清楚怎么搞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却几乎连一条鱼儿也没有钓上来。

记得有一次，我几乎是濒临成功，然而最终却功亏一篑，那是在紧挨着“九连塘”的另一个大号叫做“老三塘”的水塘里。我把渔钩抛入“老三塘”中之后，等了一会，发现有些动静，于是我就试着提起鱼竿，觉得很沉重，说不定钩住了一个大家伙！不过，根据经验，也许是一只破鞋子。我略略稳定了一下情绪，突然用力挑起鱼竿，一只甲鱼就这样被我挑出了水面。然而，我却没有能够成功地捕获它，就在这只甲鱼被挑出水面的一刹那，它挣脱了，逃走了。事后我想，虽然钓鱼的人不大，但那只甲鱼一定吃惊不小。

总结起来看，在几个月的“渔夫”生涯里，我仅仅钓上来一条大约三四两重的算是比较像样的鲫鱼。说实在的，那条鱼也算是活该被我钓到，因为它太笨了。我清晰地记得，那条鱼即不是在“九连塘”里钓到的，也不是在“老三塘”里钓到的，而是在距家大约好几里地的铁路沿线上的一条小河里面钓到的。

那条小河里的河水很是清澈，水里面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青乎乎的水草。在大片大片的水草之间的空隙当中，我刚刚抛下了渔钩，那条鲫鱼一口就咬住了我的鱼饵。然而，当我迅速挑起鱼竿之后，却发现它并不在鱼钩上，没勾住。我重新上了鱼饵，再一次地抛下了渔钩，还是在那个老位置，结果它又冲了过来，我又一次挑起鱼竿，但又没有钩住它。最后一次，我印象之中似乎连鱼饵都没有用，直接就把空鱼钩扔进了水里。我想，经过了几番性命攸关的折腾，那条鱼儿它也应该已经汲取了教训了吧？没有想到的是，它再一次地朝着我的鱼钩冲了过来……所以，我想，如果不是太饥太饿了的话，那它真的就是太笨了，否则，怎么会被这么拙劣的“渔夫”给捕获了呢！

别看我的捕鱼技术很拙劣，我在水里“捕人”的技术还可以，小小年纪的我居然还真的捞起过好几个落水儿童呢！

当时的小学生中间有一个顺口溜：“我捡到一分钱，我骑马到苏联，苏联老大哥，送我进广播。”我们实在不知道有些人捡到钱后为什么非要到苏联去“进广播”不可，但是，我们小朋友们却都非常希望捡到钱的，听说，有些小朋友平时走路都是低着头的，随时随地地用眼睛在地面上扫描着。我平时走路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很留意地面上有没有可以让我“骑马到苏联”的一分钱，但是，我确实是随时随地准备着学习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伟大的英雄人物的。由于我家门前有个池塘的缘故，所以，我更想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平时在门前都很注意有没有落水儿童需要我去抢救。

要想拯救别人先得学会拯救自己。我自己就差一点被淹死。大约是在刚刚上学不久，有一次，我在“九连塘”边上玩耍，好奇心驱使我下到了水里，但一不小心，我的脚踩空了。我在水下踩着的可能是一团水草，我一时很是紧张，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呼救，可能是因为很快地整个人都不露头了。幸亏距离岸边不远，我奋力一挣扎，居然还真的挣出了水面，然后抓住了岸边的石头，好险！不过，我也就是从这么一次危险的经历中学会了游泳的。

实际上，“九连塘”边上常常有落水儿童，于是也就经常出现“罗盛教”。在我的英勇救人的行动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捞起了一个比我还要小的一个落水小女孩。她正在水边洗什么东西，也许是洗她的一只小手帕吧。一不留神，她洗东西用的棒槌漂走了，漂离了岸边大约有一两米远的样子。她可能是年纪太小了，不懂事，一下子大哭起来。她也不知道找大人，也不知道请求旁边的大孩子帮忙，而是自己扑向了洗衣棒槌，就像是扑向一个需要她救助的落水者一样，结果可想而知，她落水了。我一见，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扑了过去，三下两下就把她给捞了上来。稍微有些遗憾的是，我似乎并没有因此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牺牲吧？确实，像我这样的“英雄”太多了。

另外一次还有些印象的见义勇为，救出来的是附近邻居家的孩子，那家邻居与我家关系平时似乎也不太好，不过，我救出他们家的小孩之后还算不错，孩子的母亲把我湿透的衣服给洗了一洗，算是有了些回报吧。

我学英雄的过程中也受过骗，有一回，眼见一个小孩在水中挣扎，我一个猛子扎进水中，游到跟前正准备拉他，没有想到那小子竟然熟练地踩着水游走了，还得意地冲我笑了起来，原来，那小子是假装落水故意骗“傻子”来救他的，岸边他的几个同伙也得意地笑了起来。这可不能闹着玩，下次真的落水的时候看还有没有人来救他。

其实，当时的这种见义勇为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那时候自己才那么小啊！我后来还听人说，当一个人落水之后，他在惊慌失措和神志不清的时候很可能随手抓住一件东西就死不放手，所以，救人的人如果没有一定的力气和技术，例如巧妙地抓住落水者的头发等等，那么，他是有可能和自己想要救的人一起沉入水底的！

 

虽然我在随时准备学英豪，在当时，我有时也自我觉得自己已经比较“先进”了，但是，在老师们的眼睛里，我依然是个调皮捣蛋的差生。现在想来，老师们的看法似乎是更有道理的。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被传输了很多的“时代观念”，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们：“只要思想好，学习好不好不要紧。”所以，我小二的时候某一门成绩考了个三分，这也并不怎么奇怪，我理直气壮地索要奖励，这也同样可以理解。所谓的“思想好”，那主要地是指“觉悟高”。而所谓的“觉悟”虽然也与抢救落水儿童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似乎不在这里。确实，尽管我自己觉得自己的觉悟已经满高的了，但在老师们的眼睛里，我显然还是一个表现得不够理想的学生。

如果硬要我谈谈当时我的“觉悟”状况的话，那倒也可以给出一个小小的侧面。我们当时当然都是非常地仇视资产阶级的，然而，资产阶级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实际上，对于这么个问题，我们心里面模糊得很。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女同学双手叉着腰，于是，我就觉得她是资产阶级，很鄙视她。我想，我和我的同伴们当时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概念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吧！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常常在连环画、宣传画甚至于电影里面看到，资产阶级往往是双手叉着腰地站在无产阶级面前颐指气使，从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我大约是在小学四五年级以后才开始认真地学习的。那个时候“四人帮”已经倒台了，大家开始倡导学习文化知识。不过，虽说当时的总体社会环境已经开始鼓励学生学知识，但我后来之所以走上了爱学习的道路，这里面还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的。

我就读的小学叫做前进小学，是我们前进大队的队办小学，我的整个小学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前进小学有一位语文老师叫水巨松，由于这位老师喜欢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所以，我常常一见到他的面就故意假装在背诵课文，假装在认真学习。结果，我竟然弄假成真了！后来，再加上常来常往的几个小伙伴也比较爱学习，逐渐地，我也就真的喜欢上看书学习了。

我后来一直保持着对于学习的热爱，我觉得，我应当感谢我的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你想想看，如果他不是一位喜欢爱学习的学生的老师的话，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把话说得狠一些，如果他是一位欣赏胡作非为的坏学生的老师的话，那么，我很可能一遇见他就会努力显示出自己是多么地恶劣，那样的话，发展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呢！

在此后的人生进程中，我发现，坏老师，甚至于坏到常人都难以想象的地步的老师（这里还包括各类教育工作者），那可是大有人在的啊!

 

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是在歌声之中度过的，也是在快乐之中度过的，至少，我的主观感觉上就是如此。

一提到唱歌，我常常就会回想起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她叫陶华，我印象很深，她应当还是我小学低年级时候的班主任。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平时情不自禁地就会唱起来。我们的陶华老师一定是很欣赏我的歌声，否则的话，她也不会要我去参加那么重要的一场演出了。那是在我们县最重要的演出场所——县电影院里举办的演出，县电影院也是我们县城里当时唯一的一家电影院。我记得正式演出的那一天，等到我们列队向电影院进发的时候，我觉得陶老师好像把我给忘记了，所以，有些腼腆的我以为老师不需要我唱歌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从向电影院开拔的小演员队伍里“逸出来”了。陶老师找我找得一定很辛苦，因为她找到我的时候还在抱怨：别人都在化妆，你跑到哪里去了？

那一次应当是我平生的第一次登台演出。我当时当然不知道那次演出对于我的意义。一个农村人，一个穷孩子，能够登上当时在我们县城里最豪华的舞台，那应当是多么大的一种荣耀哇！尤其是到了今天，回想起这么一件事情来，我更加觉得意味特别。把整个的青春岁月都用来追求音乐并且已经四十多岁的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获得过几次登上类似的舞台唱歌的机会啊!

话好像扯得有些远了，说这些干什么呢？还是让我回到那一生之中的首次登台亮相的感觉之中去吧！我们今天的演员似乎习惯上称这样的演出为“首演”的啊！我记得,当时唱完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之后，我耳朵边还吹拂的一些“风声”。我还记得一些这样的“风声”，好像有人说调子定高了，甚至于说某个高音“顶”得不太好。我记得最明确的意见是“一边唱歌一边晃动着身子”，不过，总的反映是“唱得好听”。喔！说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又一次地闪烁起几十年前的舞台上的耀眼的聚光灯了。

感谢陶华老师！

也许是从小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我发觉不仅喜欢唱歌，我的嗓子还很不错。其实，岂止是“不错”，我甚至于可以使用两副嗓子唱歌，这也就是说，我既有“男声”，也有“女声”，我既可以唱男高音歌曲，也可以唱女高音歌曲。

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做《五朵金花》，《五朵金花》中有一首很好听也很有名的男女声对唱歌曲，歌名叫做《蝴蝶泉边》。我曾经独自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唱这首男女声对唱的歌曲，一打开门，我记得当时门外的人很惊讶，他们以为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在屋子里面对唱的呢！

也许有人认为我是“捏”着嗓子唱出所谓的“女声”的，但是，我会绝对老实地告诉你，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捏”。我在歌唱“女声”的时候，从来没有丝毫“捏”的感觉，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发出来的声音。我现在知道，男扮女装的京剧旦角和青衣也需要模仿女声歌唱，但那确实只能叫做“模仿”，因为他们很明显地有“捏”着嗓子唱歌的感觉，不是纯粹自然而然发出来他们的“女声”的。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比较流行的一首叫做《心中的玫瑰》的女声歌曲，是一部叫做《泪痕》的电影中的插曲，我就能够很好地用我的“女声”来歌唱的，我能够唱得完全与电影中的一样。还有一首歌曲，是日本的《四季歌》，它也是我非常喜欢用“女声”来歌唱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假如回到当年，你一定不会怀疑我认为我的“女声”决不亚于当时女歌星们的女声的判断。

 

大约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长丰县的庐剧团招收学员，我居然还报了名参加了考试。当时肯定是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的，我记得我就是瞒着同学们进行的。你想想，在那种双手叉腰都感觉不好意思，都感觉仿佛要被资产阶级思想给污染了的时代，你个乡下人居然想当演员，想唱大戏，这当然有些“不太光彩”！虽然舞台上经常看到唱戏的，但是，你个乡下穷小子想上台唱戏当演员，那就有了沾染了某种“坏思想”的危险。确实，当时，至少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这些小学生的思想就浸泡在这样的意识氛围之中。

在了考试现场，我记得有两三位考官，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女的，在他们的面前，当我又唱起那首我常常不知不觉地就会哼唱起来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主考官们似乎还引起了某种注意，好像还特地问了我什么。但是，我终究还是名落深山。在当时，我当然想不到太多，不仅如此，我还觉得更加害羞了，尤其是这个消息后来似乎被同学们知道了，这更加令我觉得羞于见人。

我今天在这里提到我小时候报考剧团之事，也许这会让人们觉得我当时考剧团做演员的目的性很强，就像今天的那些热切地渴望进入演艺圈的学生那样。其实，我的那次报考确确实实是很偶然的，我记得好像是某个亲友随口说了一下，说什么庐剧团招收人可以去试一试。他应当是看到了我非常喜欢唱歌，而包括庐剧在内的中国传统戏剧是特别讲究歌唱的，中国人把“演戏”叫做“唱戏”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他于是就提出了这个报考庐剧团的建议。我相信那位亲属一定只是从找个铁饭碗跳出农门的角度来提这个建议的，而且，这还是“随口”性地提出的建议。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绝对不敢想象将来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演员甚至于成为明星的事情，我相信不仅仅当时的那个小小的我不敢想，我周围的人也不敢想。说句实在的话，在当时，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这么一点上来。所以，小学时报考剧团之事基本算是一次心血来潮的结果，我对戏剧的热爱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与此无关。

在今天看来，假如当初我被录取了的话，我的整个的人生应当是另一种风景，也许还是一道很靓丽的风景，然而，在当时，我不可能想那么多，何况，在当时，县里的文化团体在我们的眼睛里“声望”并不怎么好，人们常常轻蔑地称长丰县庐剧团为“长丰县吃饭团”。

考剧团的事情我很快就忘记了，但我没有忘记的是歌唱。而且，歌唱似乎不可能被我忘记，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歌声常常是自己跑来找我的。我实在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小时候我竟然是那么地喜欢唱歌，常常是不知不觉地就唱了起来，那情形就仿佛我天热了额头会自然而然地会冒出汗珠，天冷了嘴巴里会自然而然地会呼出水蒸气似的。

可不是吗？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就唱起歌来。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我背着书包刚刚跨进家门，一位来客就说：“又唱着歌回来了！”而也正是在我的那位亲戚说完此话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唱着歌回家的。您看，尽管是个穷小子，尽管是个小乡巴佬，但所幸的是咱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忧愁，只知道快乐，只晓得歌唱，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现在嘛，物质条件当然是好多了，但不知道怎么搞的，忧愁居然也多多了。有一首外国歌曲，歌名叫做《小小少年》，好像是首德国歌曲，其中的一段歌词我觉得简直就是为我而写的：“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是的，对于我来说，歌声就是我的阳光，唱歌犹如在沙滩上晒日光浴，不，唱歌就是在晒日光浴，所以，只要一张开喉咙，我当然就“眼望四周阳光照”的啦！

说到这里，我还又想起了小时候我很喜欢的那首《心中的玫瑰》，它的旋律我自幼就已经铭刻在心：

在我心灵的深处，

开着一朵玫瑰，

我用生命的泉水，

把她灌溉载培，

啊，

玫瑰，

我心中的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在我忧伤的时候，

是你给我安慰，

在我欢乐的时候，

你使我生活充满光辉，

啊，

玫瑰，

我心中的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在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段歌词的意思，我只是喜欢，只是热爱。我是随着年岁的不断增长才逐渐地领悟到这首歌曲对于我的含义的。也许这种含义与这首歌曲的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有着某些不同，但觉得我有理由做出我个人的特殊的理解。哦！是谁在我幼年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玫瑰的种子？这种子和我的生命一起发芽，和我一起长大，开花，结果，吐放馥郁的幽香。可不是吗？音乐就是我“心中的玫瑰”，我的生命要歌唱，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歌唱。

在此后的人生中，我越来越真切地体会到，我心中的玫瑰就是歌唱。可不是吗？在我忧伤的时候，歌唱使我得到了安慰；在我欢乐的时候，歌声又使我的生命充满了灿烂的光辉！

衷心地感谢歌唱女神，在我年少的时候，她是那么慈祥地惠顾我！

 

报考庐剧团的时候我已经临近小学毕业了。也许在刚刚参加完考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小学毕业了。虽然没有考入庐剧团，但我考取了初中。“考取了初中”，我的这种表述今天的小学生们听到了可能会发笑，可能要喷饭，上个初中也值得你在此一提？也值得在这里炫耀？其实，在教育落后的那个时代，小学升初中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我升入初中是在1979年，听说我们县那一年小学升初中的比率是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在那一年，我们县里就有超过半数的我的小学小伙伴们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当时我是很希望进入中学读书的，那个时候我的学习已经是很刻苦的了。印象中我在那一段时间的学习中很喜欢钻牛角尖，虽说这种钻牛角尖的策略不见得就是很好的学习方法，但我确实也因此攻克了不少的难题和怪题，而且，大多是数学怪题，想必其中的一些难题现在拿来让我做，我都不见得马上能够做得出来。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条谚语，我当然希望能够走遍天下！

我记得升初中的升学考试只考了两门课：语文和数学。考试刚刚结束，我就焦急地打听我的分数。分数下来之后，我发现我虽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两门课程都没有及格，都只有五十多分。然而，我毕竟达到了长丰县第一中学的录取分数线，所以，在这场人生第一次重要的战役中，我虽然打得不够漂亮，但我毕竟算是胜利了。有人把我们那时的升学考试叫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我算是闯过了一道独木桥 。

我的那些小哥们姐们啊！我曾经为他们而感到惋惜，他们那么小的年纪就成为“社会青年”了，不，准确地说，应当是“社会少年”了。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感觉似乎逐渐颠倒了过来，我想，也许他们会对我感到惋惜呢？因为，不论是做生意还是给人打工，甚至于是逮鱼摸虾，我的那些失去了进一步学习机会的“社会少年”们，一二十年之后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已经“混”出了一些名堂来了，甚至于会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而我呢？虽然考上了初中、大学，甚至于一路攻读到硕士、博士学位，但是，一直到四十来岁依然是身无分文，甚至于几度流浪在上海街头，类同于乞丐地漂泊了三四年之久，我有什么资格惋惜我的那些小兄弟小姐妹们呢？

到长丰一中报到的那一天的情景我还有些印象，那是在1979年的夏天，在我们的那座小得可怜的小县城里，走过了路边上尚有着成片的庄稼地的破旧的柏油马路，我来到了位于县城西面的我的中学。我真的是充满憧憬地同时还带着一些自卑感地来到了我的新学校的。

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印痕是，当时，我非常明显地意识到，一个穿破布鞋的农村孩子将要和一群穿着皮鞋的少男少女们在一起上课了。在前进小学读书时候的小学同学差不多都是附近农村的孩子，既然大家都是农村孩子，所以，我的心情还不算太郁闷。

尽管我的家实际上就在县城边上，我并且天天都能够看得见县城里面的“城里人”，然而，在成为初中生之前，我似乎始终没有把自己与“城里人”很认真地比较过。但是，在1979年的那个弥漫着一位少年对于未来的憧憬的夏季里，我发现我即将不得不正儿八经地和那些“城里人”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了，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开始认真地思考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准确地说，我不得不思考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了。我必须清楚，尽管我和他们在同样的一个班级读书，尽管我和他们在同样的一个操场上做体操，但我和他们是不同的，是明明确确地不同的。

我生命的晴朗天空之中似乎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乌云，我的歌声之中似乎第一次有了一丝真正的忧郁。我是属于穿布鞋的农村孩子，而他们是穿皮鞋的城市人！

但一提起我的长丰一中，我的自卑之中还是有着一种自豪感。应当就是在我入学的第一天，我们的班主任齐观友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来到了长丰一中读书，这是值得自豪的，因为她是我们七八十万长丰县人民的最高学府……”这种自豪感我一直留存至今。

初中的三年我都很刻苦，因为我希望在三年后的升高中的考试中不要象小学升初中的时候那样考得不够光彩不够理想。

提到初中三年的刻苦学习，我的脑子里还记得这么一副图景，某年某月，我被一个数学难题难住了，实在不得不去求助老师了，于是我闷头闷脑地跑到数学老师郑策的家里，我居然没有想到此刻正是用餐的时间，不过，郑老师似乎毫不在意，立刻放下手中啃了一半的馒头接过了我递过去的练习本……

 

长丰一中位于县城的西郊，面对着一条马路，而那条马路的对面那时候还是一大片的农田。在我的印象中，那片农田里最常种植的是小麦，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想起我的初中时代的时光，我的眼前常常就会浮现出一幅绿油油的麦田的景象。

我还记得，我并不太喜欢走马路，而是常常特意地穿过那一大片的麦田去上学。脚下踩着松软得如同海绵一般的泥土，头上顶着灿烂的使人不敢逼视的太阳，嘴里哼着小曲，穿行在绿色的波涛之中，难道这一切不值得一个人永远地留恋吗？

麦田之中点缀着几处农家房屋，其中，在我们长丰一中大门的正对面的位置上就居住着十几户农家，算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吧。这小村落里的房屋跟我家的差不多，印象中基本上都是房顶覆盖着茅草的土房子。在这个小村落的偏僻处有一个不大的房子，好像还就只是个孤零零的单间，一位老人居住在里面。我是如何认识那位老人的我想我已经不大可能回忆得起来了，他是一位教徒，我跟他聊过几次，也许是和别的小朋友一起跟他聊的。不过，我认为那还不能算是在听他讲道，因为当时我们不怎么懂得那些，所以，如果说那是在跟他聊天或者干脆说是在听他讲故事则应当更为准确一些。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那位老人所说的都是些要人们互相爱护不要做坏事情的话。我这个人可能自小就有些盲目崇拜的倾向，我听了他的几次谈话之后，居然吃了将近一年的素食，拒绝肉食，甚至于拒绝吃鸡蛋。后来我才逐渐明白，那位宗教老人信奉的不是佛教，而只有佛教徒也就是和尚才吃斋。我记得，我后来还特别地询问过那位好心肠的老人，问他是不是也吃斋，他告诉我说：“牛羊鸡鸭等动物是上帝赠送给人类享用的食物。”这以后我才逐渐恢复了过去的饮食模式。

虽然我知道了那位老人并不是佛教徒，但是，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他到底信奉的是什么样的宗教，我只是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上帝就是“耶和华”，就是他的“主”。我想，他所信奉的应当不是基督教就是天主教吧。通过这位老人，我也算是与上帝打了个寒暄吧！ 

主要是由于涉及到人类仪式的戏剧学研究等方面的原因，我在上海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也去过几次教堂，但是，我始终没有也不准备加入任何的宗教组织，甚至于至今都没有搞清楚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区别。然而，我对于那位老人所宣扬的人与人之间应当和睦亲善的观点是非常地赞同的，这应当是我在此后的人生中比较多地关注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们可不要据此以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社交，与那位宗教老人的交往也许是个特例。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其实是很单调的，谈不上什么社交圈，经常来往的小朋友也很少，更不用说与女孩子的交往了。

尽管少年时代的我很顽皮，有时候甚至于可以说是有些顽劣，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腼腆的，尤其是面对女孩子的时候。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吧，整整三年的初中时光里，我总共就跟女同学说过一句话。我说的话千真万确，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是在说谎，是在哗众取宠。我不仅仅在三年的时光里只跟女同学说过一次话，而且，那也绝不是什么私密话。那是我们班级的一个学生干部，女的，她把班主任要我入团的消息通知了我：“钱久元，班主任希望你写个入团申请。”我想我的回答一定是：“哦！知道了。”

但是，似乎班里的城里人就比我们这些农村人开放得多。我记得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个城里同学，他就曾经把坐在他前排的一个女生的长辫子偷偷地拴在椅子靠背上，结果那个女生一起身就立刻被辫子拽回到座位上，引得全班同学乐个不停，像过节似的。虽然我也跟着大家一起乐了一回，但这种“缺德”事，我从来没有做过，也是不大可能亲手去做的。

 

198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风初起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刚刚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解放出来，但旧的东西仍然还有不少，旧的东西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言行，让我们口是心非。例如，其实大家心底里谁都想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但嘴巴上却还在说着反话：“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我愿意做一辈子老农民！”“知青”们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我曾经听说过好多大城市来的“知青”决心扎根在我们那里的“先进”事迹，但后来却发现他们拼命地想要返回原籍，可见那些“扎根”口号是多么地虚假，多么地口是心非！

“知青”是如此，我们这些“知少”也差不多，虽然也觉得城里的生活很吸引人，但却谁都不敢说，生怕别人说自己不爱农村。道理很简单，“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啊！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想走？

实际上，想成为城里人就不好吗？但好像没有什么人跟你理论这么些道理，城里人当然好，但是，你是个农民的孩子，你居然不安本分想成为城里的人，那么，你就是不好的啦！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1982年初中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里，在焦急地等待之后，当我得知自己的分数已经达到了中专录取分数线之后，我在同学面前都不大敢流露出自己的兴奋。你看，那个时代的十几岁的孩子居然都被各种莫名其妙的概念搞得清高到颇有一些“魏晋风度”了，居然如此地压制自己内心的感情。不，应当说是压制自己的快乐。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快乐是在我家门前“九连塘”边上“偶然”地漫溢出来的。我把快乐跟我的池塘诉说，不，我甚至于都不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快乐的人了，因为，这种快乐几乎还是别人替我发现的呢！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也许是一位邻居，或者是一个同学，总之是一个我当时所认识的人吧，是他让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快乐。当时，我正在池塘边的石头上坐着，忽然听到身边有人说话，大意是：“看把你高兴的！还以为你不当一回事情呢！考上了状元居然一个人躲在这里偷着乐！”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正手捧着腮帮子并且还面带着微笑同时还在想往着什么呢！我的快乐终于被人无情地挖掘了出来。你们瞧瞧，那个时代的孩子，自己的快乐不仅连自己都要对自己隐瞒，甚至于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快乐了，竟然还需要别人来帮忙提醒。

是的，我应该认识到自己在那样的时刻是快乐的。在那个时代，十五六岁的年纪虽然还不十分地能够体会到考取中专学校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的“最高学府”——“长丰一中”的初中生中，能够达到“初中专”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高兴了。

我记得我考了340多分，这个分数线我记得已经达到或者说是很接近合肥一中的高中录取分数线了，而进入合肥一中在当时就意味着能够考取大学。当时大学的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二三的样子，这一点和现在很不同，听说现在的大学生录取比例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好几十了。

当时，我们班里达到初中专录取分数线的还有几个人，其中有人选择了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而我则选择了读中专。我记得第一志愿填报的好像是安徽省邮电学校，第二志愿填的是合肥师范学校。

当时教师的地位仍然是不高的，“臭老九”的帽子虽然差不多已经摘掉了，但似乎还没有马上香起来，所以，我就随便地选择了一个师范类学校之外的其它学校作为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选择的是合肥师范学校。要知道，这样填志愿是要冒不被录取的风险的，也许在我意识的深处并不希望读初中专，而是希望继续读高中考大学。

我后来被合肥师范录取了，虽然是第二志愿，我当时仍然是非常快乐的，但是，我没有料想到这种抉择与被抉择之后的快乐里面决定了我日后的某种际遇，人生的坎坷难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假如我没有进入这所学校，我的歌声会更加美妙吗？歌神会更加青睐我吗？！

说得更直接一点，假如有人本来准备去合肥市长江路逛街购物加观光，但由于某些缘故却来到了合肥市的淮河路，结果，他出乎所料地在淮河路上与一条疯狗不期而遇，被某条千载难遇的疯狗给缠上了，这个时候他应该责怪自己去淮河路是一种错误吗？他应当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去长江路吗？其实，他事先无法知道疯狗会出现在哪条路上，这样的后悔也许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后悔实质上也是一种“事后诸葛亮”似的后悔。

虽然如此，我后来却真的希望我当时没有被录取为初中专。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真羡慕那几个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而坚持继续读完高中的同学，他们之中也有农村人，但是，他们却做出了勇敢的决定，冒着继续做农村人的风险，选择了读高中直接考大学。要知道，我们的那个班级一些成绩平平比我差得多的同学后来都考上了大学。

最遗憾的是那个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可以尝试一下报考艺术院校。这当然也不能责怪自己，连钢琴都没有见过的乡下孩子，怎么会想到这些呢？这步棋可不是我要走错的，原谅自己吧！

 

合肥师范学校夹在安徽省省城合肥市的金寨路与桐城路之间，正门是在金寨路上，桐城路上的那个稍小一些的门应该算是她的附属小学的大门。合肥师范学校与合肥师范附属小学地理上是紧邻，理论上也应该是一家子，但似乎又互有独立性。

合肥师范学校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是主要培养小学教师的。这所学校本来是三年制的，但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我入学的那一年它改成了四年制，所以，我在这所学校里读了四年的中专。这也就是说，我们那一届的两个班级一百零几号学生1982年入学，1986年毕业，史称“八六届”。

记得第一次走进校园这时候，我就看见一群身着灰色校服的学生正在青砖铺地的操场上做着体操。不管怎么说，第一次看见那么多服装一致的学生在一起活动，这对于我这个小乡巴佬来说肯定是比较新鲜的，这种深刻的印象居然一直留存到了今天。

在一幢两层教师办公楼下面的小路上，负责接待新生的老师发给了我一把塑料制的或红或蓝或绿总之是不同颜色的饭菜票，饭菜票的形状很像今天的创可贴。然后，我和送我来报到的父亲顺着那条小路一直往东走，就走到了这所学校的附属小学的教学楼的前面。这里有两间大平房，我们那一届两个班级的男生各住其中的一间。

我在属于我们2班学生的那间大平房里找到了自己的床位，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记得是靠窗子的上铺。是的，我们确实是几乎一个班级的男生都居住在那间大平房里面，大约总共有三十多位小伙子吧。

实际上，初入合肥师范的我当时在校园里面转晕了方向，到正式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校园并不大，整体规模也许还比不上长丰县第一中学。也许是因为初来乍到的缘故，也许是因为里面的建筑和小路小径比较多的缘故，也许类似于“刘姥姥进贾府”被省城学校的气势吓倒了的那种缘故，我一下子看花了眼，转晕了方向，所以才觉得校园很大。

不仅校园本来就不大，而且里面还“杂居”着一批安徽日报社的人员以及一批“合肥市青年京剧团”的人员。大约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宿舍搬迁到了位于合肥师范学校与合肥师范附属小学交接处的一幢红漆剥落的两层木楼上，于是，我们就与京剧团的演员们成了隔壁邻居。虽然可以说是与戏剧人物仅仅一墙之隔，我却始终觉得那与我们毫无瓜葛。此真可谓是咫尺天涯啊！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二十年以后，我居然成了专门钻研他们的博士！

回想起合肥师范学校的四年时光，尤其是初来乍到之时的情景，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楼房，灰色的操场，灰色的校服……

在灰色的大背景之中，我们偶尔地也能够看见几个打扮得如同花蝴蝶般的女孩子从我们的校园子里光艳地闪过，然后就消失在桐城路另一侧的某条深深的巷子里了。我很快便得知，那不是我们合肥师范学校的学生，那应该是唱黄梅戏的演员，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就在那条巷子里面。小学时候在长丰县影剧院看过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那时候还不大懂事，看完戏之后还迷迷糊糊地觉得世上或许真的有仙女。我还常常梦见哼着黄梅小调的仙女，但我没有董永大哥那么好福气，甚至连做梦也不曾梦见仙女们会距离我如此地近。现在我知道了，原来，那《天仙配》中的“仙女们”实际上就汇聚于合肥师范学校后门处的桐城路对面。哦！难怪可以看见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原来，仙女之乡就与我们一街之隔，只可惜，这看似近在咫尺的桐城路旁的仙女与黄梅戏电影中的仙女一样地实际上遥不可及。只见仙女披彩云，不见董郎牵牛行。我后来还知道，到我入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那位最传神的仙女——扮演董永妻子的演员早已经被迫害致死十几个年头了。

当然，光艳照人的不仅仅是黄梅戏演员，合肥市青年京剧团的演员应该也很光艳照人。甚至那些花枝招展如同仙女般的女孩子也有可能是安徽省京剧团和安徽省徽剧团的演员，因为我们后来知道，安徽省黄梅剧团紧挨着我们合肥师范学校，而安徽省京剧团和安徽省徽剧团则紧挨着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安徽省京剧团和安徽省徽剧团应该也是紧挨着，这或许是导致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两个剧团合并成为安徽省徽京剧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总的来说，剧团的仙女们确实不时地给合肥师范校园增添了一些颜色，不过，三言两语讲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反正这些颜色常常又会使得我们本来已经很是灰色的校园显得更加灰色暗淡了。

合肥师范时代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是，当我经历了一整天的灰色朦胧之后，和同学们一起躺在寝室里，原本打算在睡梦里给自己渲染几笔靓丽色彩，却不料又被流浪猫的叫声给搅得难以入睡。那月色朦胧中流浪猫儿如同悲泣一般的叫春声及其在屋顶上的争斗声啊，似乎还掺和着某种令人局促不安的信息，涌动着某种莫名的炎炎欲望和原始冲动，仿佛要在我们的心底留下一道深深的爪痕，令我们窒息，令我们本能地想要逃离……

唉！这野猫来自哪里哟？哦！连我们的睡梦也因此而成了灰蒙蒙的一大片了。

让我再在我的记忆之中搜寻搜寻。哦！合肥师范学校的靓丽颜色其实也还是不少的，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形似创可贴的长条状的饭菜票就是五颜六色的，还有，靠近金寨路的一处小松树丛里点缀着的一簇簇花草也是多姿多彩的。这里实际上是一个近似圆形的花坛，每到春天，珍珠梅、大丽花、月季花等等在这里次第开放；每到秋日，这里满地飘落的花瓣和各种颜色的树叶也常常令我流连。

我所说的那种靓丽应该不仅仅是这些，只可惜我一时之间无法呼出其名字了。然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略微一迟疑，这些难得的靓丽的色彩就又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不见了，也许是因为灰色朦胧的记忆太过于浓重的缘故吧！

当年的同学们，帮我找找吧！谁能帮我找回那些靓丽的印痕呢？那鲜艳的一闪，那些夺目的瞬间啊！

 

当时的合肥虽然是个省城，但在我的印象之中，其建筑还是比较老旧的，也很低矮，以平房和两层小楼居多。我初来的时候是如此，我毕业离校的时候依然如此。

我记得那时候，合肥师范正门前的金寨路上也刚刚开始起建高楼，现在驻扎着多家出版社和电视台的二十层左右的九洲大厦，在我即将离校的时候好像还是一片正在建设中的工地，正在打着深深的地基。年轻人喜欢动感情，我记得我从合肥师范毕业不久曾经写过一首小诗来着，写那首诗歌的时候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合肥师范，到了别的地方，但是，我所写的内容却仍然是在合肥师范读书时候的事情，或者说是生活印象。

在合肥师范的时候，或许时间就是在一九八四年，那段时间里流行一种叫做“滑雪衫”的上身服装，我想其书面写法应当也就是这么几个字吧。可惜我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流行服装，我只能羡慕身着“滑雪衫”的男男女女。我记得我们班第一个拥有“滑雪衫”的人应当是高个子李玉年同学，当我第一次看见他身穿着他那件咖啡色“滑雪衫”示威般地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时候，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可以让这家伙更潇洒了！”

记得那一年雪下得特别地大，厚厚的积雪之下，合肥更像是一处村落。在一个雪花飞舞的正午里，我在金寨路上看见一个身着鲜红色“滑雪衫”的女孩，朦朦胧胧的，我也没有看清楚她是谁，但是，这种景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业之后脑海里一浮现出那种情景，我情不自禁地就来了诗兴，于是就写下了下面的这首小诗。

雪中情 

你轻轻地走来，

远远地望见你，

纷纷扬扬的雪花

模糊了我的视野。

你如歌似地一闪秋波，

那时候的金寨路上

还不是高楼座座。

冰晶玉洁的雪花，

拥抱着温暖的城，

我的合肥

——白色的村落。

你冉冉地离去，

像梦一般地

消逝了踪影，

只落下了一束

用红围巾衬着的笑意。

如今，

我往哪里去找寻

你的倩影？

熙熙攘攘的城，

还有那炎炎的骄阳哦！

——万般无奈的思绪！

1989年9月18日

你看，在合肥师范的某个冬季里，当我看见某位身着“滑雪衫”的女人的时候，不，精确地说，应当是看见了一件穿在某某女士身上的鲜红色“滑雪衫”的时候，金寨路上“还不是高楼座座”，还挺寒酸。看来我没有记错，这首小诗无意之间帮助了我的记忆。

确实，那个时候的合肥像个村落，在我的印象之中，至少整个的金寨路上的建筑大都比较低矮，而且也都比较破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个在飞雪之中穿着鲜红色“滑雪衫”的女孩，或者说是飞雪中穿在那个女孩身上的“滑雪衫”的鲜艳的红色才会那么格外地显眼，以至于我在从合肥师范毕业之后的许多年里都难以忘怀，居然还写出了这么一首小诗来细细地品味之。

当然，现在的合肥发展得要更快得多了，例如，据说九洲大厦里的许多出版社和电视台已经开始往更加具有现代化都市特色的新城区——政务区搬迁了。实际上，不论是新城区还是老城区，现在的合肥到处是一派“大建设”的景象。如果把今日合肥的高楼比作森林，那么，随处可见的吊塔就是这正在拔地而起的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一匹匹巨型恐龙了。

更大更快的发展是在今天啊！（参见本回图1）

 

应当说，合肥师范的四年学习对于我是很有影响的，因为那是一个乡下孩子初次移居到了城里。何况，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看重合肥师范学校的老师，当有同学说某某老教师是什么什么什么方面的教育家的时候，我更是景仰得不得了。善于崇拜他人是我那个时候的一大特色啊！更何况，几乎就在刚刚入学的第一天，老师们就给我们灌输：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灿烂的职业！

我想，既然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灿烂的职业，那么，合肥师范，这所培养教师的学校不就当然算是阳光下面最为灿烂的学校了吗？那么，合肥师范这块地盘不就当然算是阳关下面最为灿烂的宝地了吗？那么，合肥师范的我不也就理所当然地算是阳光下面最为灿烂的人了吗？吔！

好像我的生命已经升华到了最为光明最为璀璨的境界了呵！实际上，在当时，我好多时候也确实是把合肥师范当成了最灿烂的地方，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将来能够干一番大事业的大人物，尽管在别人的眼睛里极其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在别人的眼睛里，我这个未来的中小学教师，我这个阳光底下最灿烂的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呢？也许一位小学生随手给我画的一张“速写画”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刚刚入校的第一年我就住在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教学楼前方诺大的一个平房里。我那个时候很少照相留影，而且，仅有的几张黑白照片现在也不知道存放到哪里去了，不过，住在“大平房”的那一阵子里，有一位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的小小的学生却无意之间给我画了一张令我终身难忘的速写，我一直把它珍藏在心间。

“大平房”的门前比较开阔，是附属小学的大操场。我记得有一天，可能是在一场春雨过后吧，我站在“大平房”的门前望着操场发呆。至于当时我在想些什么问题，我现在实在是记不起来了，但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一定经常翻滚着做一番大事业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的水泡泡。就在我这么发呆或者说是浮想联翩的时候，有几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走了过来，他们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吧。他们好像是背着在当时应当算是很漂亮很时尚的双肩式书包。我仿佛看见了他们，又仿佛没有看见他们，因为我在想心思。正当他们从我的面前经过的时候，忽然，其中的一个小女孩用小手指了指我，那情形就仿佛我是一根烂木头似的，我听见她同时笑呵呵地对身边的同伴说：“这人是个小要饭的吧？”我这个时候才注意到，我正穿着一件很破旧的衣服，皱巴巴的，就像是一堆鸡肠子。不过，觉得衣服破旧，这只是我当时的第一感觉，从此以后，尤其是在从合肥师范毕业之后，一想到这么一件事情，我就感慨颇多，觉得那不应当仅仅是我的衣服破旧，而是我整个整个的人物形象方面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在别人的眼睛里我的个人形象方面的问题，也许是难以一下子彻底更改掉的农村小子的穷酸相问题。

虽然自我觉得自己很灿烂，但是，在别人的看来，尤其是在一群天真无邪不可能说出假话来的孩童们的眼睛里，我这个有着满腹的理想并且将要从事阳光下面最为灿烂的职业的人的人物形象竟然是如此的暗淡啊！

您们瞧，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的美术教学一定搞得不错，它的学生一挥笔就能给我来一张很见风格的速写，而且这张速写能够一直保留在我记忆的书页里，想擦都擦不掉呵！

看来，揠苗助长确实是不行的，一厢情愿地把自己视为“最灿烂”，这是要被人笑话的。一个人，一所学校，一种职业想要人家看得起，这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搞得破破烂烂的，谁会看得起呢？谁被把破烂当成灿烂呢？我们今天大概没有人看不起教师行业了，也没有人看不起师范学校和师范生了，这是因为教育与教师的地位都得到比较普遍地提高的缘故。当然，在今天，也不会再有人说我是个要饭的了，我虽然一直干的是教育行当，但我工资了不算低，有时候还能搞上一两件名牌衣服穿穿呢！

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的是，在当时，在同学之中，我应当还不算是最像“小要饭的”那种。那时候城里人依然看不起教师行业，不愿意读师范学校，我们那一届的师范生几乎全是来自于农村，经济条件都不太好。我记得，当时我们每位学生每月的助学金是16元人民币，只需再添加5块钱，一个月的伙食就能对付过去了，然而，曾经有好几个月的月末，我是吃白干饭度过，也就是没有钱买菜了。

但我应当不算是班级里面最穷的，我记得后来我是用自带小菜的办法来填补我的伙食缺口的。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带来家里自制的五香萝卜干。我把萝卜干藏在寝室里双人床下面的杂物箱子里，用餐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取出几根来下饭。我觉得我比较有理由相信，当时同一个寝室的同学们一定很是羡慕我，尤其是床位距离我比较近的董刘 、王升有、李世军、王俊、董宜春、李仲生等人。你们想一想，如此香味乱窜的五香萝卜干就藏在紧挨着自己的一位室友的床铺底下，想吃却又吃不怎么着，吃不怎么着却又不幸地能够闻着那扑鼻的香味，这岂能不把人折磨得夜不能寐？

我记得后来班主任洪继文老师曾经当着众同学这样评论过我：“钱久元哪……他不应该算是个穷学生。”我当时的一种直觉一直留存很久，我直觉地觉得，洪继文老师之所以这么说我，极其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五香萝卜干，而洪老师之所以如此洞晓我床铺之下杂物箱子里面的那个秘密，那也极其可能是室友们把情况汇报给了洪老师的结果，我的五香萝卜干应当确实给弟兄们带来了不小的无奈。

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回想起这么一件事情来，我忽然觉得自己当时的那种直觉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同学们当时的生活和学习并没有如此强烈地遭受我的五香萝卜干的干扰，不过，我仍然对自己当年的不够慷慨很有愧意，很想弥补一下，想请那帮哥们大吃一顿，只是不知道，当他们面对满桌子的萝卜干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二十多年以前的那种感觉……

谈到吃饭问题，还有一件令我颇感遗憾的事情似乎也很值得在此一提。有一段时间，我们合肥师范兴起了“大锅饭”，原来我们就餐都是自己用饭菜票站在食堂的窗口前购买，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大约是在二年级的某一段时期，我们就不再站在窗口打饭了，而是由食堂工作人员把饭桶搬到礼堂里，我们则吃多少盛多少。礼堂是多功能的，一间硕大的大屋子既做礼堂又做餐厅，这是那个时代学校甚至于高校里的通例。虽然这种“按需盛饭”的做法颇有些共产主义的味道，只可惜，我们的助学金并没有增加，因此米饭的总量也就不可能增加。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助学金实际上是不够我们吃饭的，所以，我们的伙食在总量上，应该也是捉襟见肘的。这就意味着，原本各人买各人的饭其缺额自己解决的模式必然会有所变化。

吃多少则盛多少这种“大锅饭”伙食模式，会使得先来者比较容易占得某种先机。我这个人，算是个典型的“吃饭积极分子”，我一般情况下总是早早地就走进食堂开始用餐了，所以，我比较容易占得这种“先机”。但是，我当然知道，如果我吃得多了，那么，后到的同学就可能要闹饥荒，所以，我记得我曾经时常面对着大饭桶颇感为难。尤其令我遗憾的是，那一段时间，我还特别地能吃。虽然体育活动参加得并不很多，没有为班级和学校争得过一块体育奖牌，但我的饭量似乎一点也不输给我们班上的那几员赫赫有名的体育健将。

感谢上帝，那场“大锅饭”运动大约施行了一个多月就施行不下去了。“大锅饭”取消了之后，我好像偶然听到有师生们在一起小声议论，说“大锅饭”之所以无法施行下去，其原因可能就是某些先到的同学盛饭缺少节制的缘故。而为了要给学校多增加几枚冠军奖牌，范成云、汪平、盛习云、刘正年等我班的那几员体育运动健将经常要参加体育集训，所以，在用餐时他们常常要落在最后，只能沦为我们吃饭运动的“殿军”，所以，在消耗了大量的体力之后，他们紧接着还要闹一场饥荒！

确实，那仍然是一个吃饭都成问题的时代，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急着搞大锅饭。

毕业之后，一回想起合肥师范那段时间的“大锅饭”，我就觉得颇有些尴尬，所幸的是，那段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

 

在合肥市师范学校学习的四年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老师理应是我们班级的班主任洪继文老师。他是在我来合肥师范读书的第二年才来到这所学校工作的。据说洪继文老师来合肥师范之前是在长丰县的一所中学里教书，1983年，在结束在安徽教育学院物理系的进修之后，他来到了我们合肥师范工作。他做了我们两年的班主任，最后一年好像也不是他带的。

洪继文老师刚刚担任我们班级班主任的时候，我就听同学们说，他的经历很坎坷，曾经在“文革”中被关押2年。对于善于崇拜他人的我来说，仅仅这么一点就使得我对他不由得肃然起敬了。

我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某段时期的政治气氛有些紧张。也许就是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我曾经特别地咨询过洪继文老师，咨询他关于“文化大革命”会不会重演的问题，他肯定地回答说：“不会了！”于是，我这个“崇拜狂”对他就更加增添了几分的崇拜！

我当时对人道主义特别地感兴趣。在文学方面，我非常崇拜既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又有着世界顶级文学水平的托尔斯泰，他的那部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我就是在合肥师范期间阅读的。当时，好像是在我准备从学校图书室借阅这部小说的时候，图书室的管理人员还表现出不是很舍得借的意思，那一套《战争与和平》应当是图书室刚刚买来的还没有借出去过的，大概是想作为资料收藏在图书室的。我印象中，当时图书室的一位姓陶的老师还说过：毕业以后再看小说类的书不是更好吗？我记不清楚在借出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托洪继文老师讲过情，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他是知道我在那个时候读了这本书的，因为我还比较清晰地记得，在当时，他曾经在同学们面前说过：“有些同学是带着崇拜的心情去看书的。”我当时就觉得，他所指的如果不仅仅是我，那我至少是其中之一。

我不知道洪老师是不是也具有与我类似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但我可以肯定，他是一位很有品德的老师。也许我和他之间的故事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内容，但是，几年的合肥师范生活使得我深信，他就是我所遇到的最宽仁厚道的老师之一。

不管怎么说，洪继文老师始终都是我最为尊敬的老师。如果说教师确实是阳光底下最为灿烂的职业的话，那么，洪继文老师就是我所能够遇到的阳光底下最为灿烂的一位老师了。啊！确实，我回想起一些来了，记忆中的那所灰色的校园里确实有着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也曾绽放出艳丽的鲜花，那就是我的那些可敬的老师们宽厚的心灵啊！ 

多年以后，当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一次课堂发言之中，可能是谈到了话语表达中语义的多重性这一类的问题，我还跟同学们说过这么一回事情。我跟他们说：“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师一见面就问我：‘你吃过了吧？！’我认为，在不同的语境之中，这么一句问话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暗示着什么。表面上可能问的是你的胃有没有被物质填充过，但是，语义和声调的细微变化，尤其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所处的特定背景又有可能导致歧义或者某种暗示意义的产生。例如，它就可能暗示着：‘你有了女伴了吧？’，甚至于还有‘你已经做过那事了吧’之类的意思。”这么一个例子的来源是完全真实的，当年这位问话的人就是我的洪继文老师。我记得很清楚，20多年以前的那一天，也许是中午，也许是傍晚，我在合肥师范学校的食堂旁边遇见了洪老师，然后就有了这么一句后来被我上升到了语言学和艺术学理论层次的问话。

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么一件事情，那是因为，虽然洪继文老师是我交往最多的老师之一，但是，我想，由于种种方面的原因，我和他之间可能还有过某些我至今无法清晰地了解而且以后估计也难以清晰地了解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不太清晰的东西反而能够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记忆，所以，那句实在是太不起眼的“你吃过了吧”的问话才如此地铭刻在我的内心，挥之不去。

尽管我后来很多次地告诉自己：“你干嘛老是死抱着别人的一句简单的话语胡乱猜疑？”可是，在当时，的的确确，这句问话在我的内心产生了许多的不同理解的可能性，这让我觉得仿佛有什么事情在合肥师范学校的校园里静悄悄地发生，似乎有什么神秘的人物通过谁谁谁关注上我了，“瞄”上我这个“小要饭”的了！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于是，我当然在某些人觉得，应当最好不要就像那么一般那么一般地“吃过了”……

就像我已经说过了的那样，我是一个崇拜狂，所幸的是我却往往并不盲目，对于偶像般的老师们的言行，我还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我天性不喜欢别人“过问”我的私事，即使是我很敬重的人来“过问”我也不怎么喜欢。假如那句“你吃过了吧”的问话真的不仅仅是涉及食堂里的饭菜，而且有人毫无正当理由地不希望我“吃”什么的话，那么，我肯定会很不开心的。我吃过了还是没吃过，我爱吃什么与不爱吃什么，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难道还会与别的什么人有着什么样的瓜葛吗？总之，我当时就似乎有一种预感，有一种“鬼子进村了”的预感！

如果不是后来的人生经历老是让我回想起那句充满歧义的话，我也许早就应该忘记它了，但遗憾的是我至今也无法忘记。不仅无法忘记，有时候还似乎越来越觉得玄乎得很，纠缠不清。一想到这里，记忆中的狭小的合肥师范校园似乎又开始模糊了，模糊了……

渐渐地，刚刚撒下了几缕璀璨阳光的脑海之中又变成了灰色，变成了灰色、晦涩而又雾蒙蒙的一片……

 

在中小学的时候我只是本能地喜欢唱歌，似乎始终都没有想到自己有没有什么嗓音本钱的问题。我是在到了合肥师范学校之后才开始想到这个问题的。师范学校是培养所谓“万精油”似的人材的学校，也就是说，要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你应当什么都会一些，所以，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里的教学科目是很齐全的，似乎也不分什么主科与副科，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音乐、体育和美术等科目全都开设，也都是重点科目。在这些科目中，我越来越偏向于音乐，在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些音乐知识之后，我不仅更加热爱歌唱了，而且我还开始比较明确地意识到，我的嗓子很好。

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器乐天赋和作曲天赋，也不认为自己在音准、节奏感等方面的素质是很突出的，但是，我的嗓子本钱很好，这似乎是难以否认的。我的嗓子好，我的嗓子好，“就是好唻就是好唻就是好！” 

也许有人坚决地认为我并不能够成为歌唱家，这或许自有他们的依据，因为做一位歌唱家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甚至于个性气质与经济能力等等方面的原因也能导致这种愿望的难以实现。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虽然我对于音乐有着强烈的热爱，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成为歌唱家，我的基本要求就是：掌握那门从西洋传来的被认为是“科学发声技术”的学问——美声唱法。这也就是说，我最渴望的是学会声乐艺术的基本发声技巧，而至于能不能成为歌唱家，那就是另外的一回事情了。常言道“来者不拒，逝者勿追”，我一直把成为歌唱家当做来者不必拒绝逝去则不必强追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副“绝代佳嗓”，不，准确地说，我是有着两副“绝代佳嗓”。我不仅同时能唱男声和“女”声两个部，我的这两个声部的音质也都是极好的，完全不亚于当时活跃于舞台上的那些歌唱家们的音质。

我拥有一副非常好的“女声”，关于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了。至于我的“女声”的音高，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几乎是没有限制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喜欢追求学问并且酷爱刨根问底的我当然是希望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发“女声”的原因的。

在参加工作不久，我曾经到当时的安徽艺术学校听了一次声乐讲座，主讲人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声乐教授。我向他请教我的“女声”是怎么回事，但那位教授可能是因为教学工作太忙，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了我一句：“为何要唱两种声音呢？”我记得很清楚，这几乎就是他回答我的原话。

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两种声音，后来也基本上没有再请教过谁。这主要不是因为担心别人误会我是在炫耀自己有什么特异功能，而主要是因为我的“女声”已经基本上被毁掉了。

大约在合肥师范学校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应当是在1985年前后吧，学校里经常举办长跑运动，我的“女声”就是被长跑跑坏了的。其实，我当时是知道跑步尤其是长跑对于声带的危害的，所以不想参加。但是，由于当时同学中舆论的压力很大，大有不跑就没有集体主义精神也就不怎么爱国之意味，所以，也许就是为了这种“合群”，我还是跑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绕着学校周围，一万米跑下来之后，嗓子象是冒起烟来似的，不，应当说像是被点着了火似的，几乎就不能吃饭，咽米粒都感到疼痛。我记得我当时是从食堂里买了份蒸得像水豆腐似的蒸鸡蛋充的饥，其它东西都不敢吃。这样，几个一万米下来之后，我的“女声”终于垮掉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无意之中发现咀嚼甘草能够使得我的“女声”有所恢复，但这毕竟只能是满天乌云中的光亮一闪。

现在，我连估带猜地相信，可能是因为我的假声带非常地发达，或者可塑性非常地好，所以能够用假声带很自然地发出所谓的“女声”。

我的男声基本没有受到万米长跑所带来的影响。谢天谢地，我的声乐本钱在合肥师范学校仅仅损失了二分之一。

我虽然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毁掉了部分嗓音，但是，由于师范学校对音乐很重视，我也在那里学习到了一定的音乐知识，尤其是，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声乐，知道了歌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可以说，就是这种对于歌唱的近乎本能似的爱好，就是这所剩下的二分之一的声乐本钱，导致了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几乎是“白白地”奉献给了这门艺术。

至少对于我来说，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歌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大陆刚刚从绝对隔绝的禁锢之中解放了出来，它立刻就迎来了来自外界文化云雨的滋润。来自海外的流行歌曲就是一种非常及时的文化“及时雨”。

如果说生在八十年代的人很幸福，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唱歌确实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快乐的一个源泉。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那个时候天真、纯洁、无暇的心灵是可以与那个时代的海外流行歌曲互相辉映的。我多么愿意像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那样歌唱一辈子啊！

除了一首首海外流行歌曲，来到合肥师范学校之后，我还接触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艺术歌曲以及各国的民歌，那个时候，我似乎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浸泡在歌的海洋里了。我记得，从在长丰一中读初中的时候一直到来到合肥师范学校读中专，我书包里都装着一个专用笔记本，专门用来抄写歌谱，一旦遇到好听的歌曲，马上就会把它抄写下来。至于为了抄写歌谱而用掉了多少个笔记本，这我就算不清楚了，反正我那时候抄写出来的歌谱不会比我所用过的教材少多少。歌曲不仅给了我快乐，它也不断地激发着我对于音乐的热爱，引导着我走上了音乐学习的道路。好歌犹如满天星，点亮了我对于未来的憧憬，点燃了我对艺术的无限的难以遏制的渴望之情。

上中、小学的时候我不仅非常喜欢唱歌，我还十分喜欢绘画，为此，我还学过一阵子。由于当时家里经济上很困窘，买不起昂贵的颜料和画纸、画布，我主要学习的是素描，所以，我的素描还是有些功底的。1982年，在来到合肥师范学校读书不久，我还担任了班级的美术课代表。不过，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分组，爱好美术的和爱好音乐的要分开。当时我们的美术老师朱永兴还劝我选择美术呢！但我这个美术课代表居然弃“官”不做，执意地参加了音乐小组。所以，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就是从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开始了对于音乐的执着的追求的。

然而，声乐只是音乐艺术的一个门类，就声乐而言，情况要特殊一些，需要更加特别的教学培训。确实，我是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逐渐开始认识到自己嗓门的好处的，不过，在合肥师范学校我却并没有能够在声乐专业上得到特别的发展机会，基本上还是和其它同学一样按照学校安排的音乐教学课程附带性地上上大课。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来合肥师范之前，我连钢琴的样子都没有见过。合肥师范学校当时有两架钢琴，音乐教师办公室里有一架，音乐大教室里有一架，这已经使得我大开眼界了，至少在当时就是如此。我记得当时的我也产生过进行声乐学习的想法，但我没有想到这种声乐学习是如此地特殊和艰难。所以，应当主要地还是由于自己当时的懵懂，使得自己没有比较正式地找一个老师教自己学习声乐，或者说没有想到自己应当要这么做。

当然，这里面还应当有一个经济上的因素，如果真的富裕有钱，那么，在合肥师范学校四年的读书期间里，我想，一定会由于种种机遇而使得自己“想”到应当更多地去接触合肥地区的专门的声乐教师的。

在合肥师范学校的音乐学习使得我在音乐常识以及艺术素质上打下了一些基础，不过，我开始正式地找老师教我学习声乐，那已经是我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的事情了。

 

1986年从合肥师范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家乡长丰县的水湖镇中学任教，正式当上了“臭老九”。水湖镇中学位于紧挨着水湖镇城区一带的一个比较大的池塘——杨大塘（音）的边上。池塘的风景还算不错，而且，我来到水湖镇中学工作不久，当地政府就以这个池塘为基础修建了合肥地区第一个县级公园，名字就叫做水湖镇公园。

水湖镇中学是一所“戴帽子”中学，所谓“戴帽子”，指的是它不仅有初中部，还有小学部，是小学戴上了一顶初中的“帽子”。在这里，我主要担任音乐和美术两门课程的教学，我记得，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初中三年级我都教过。那么，我到底算是中学教师还是小学教师呢？尽管说我是中学教师或者说我是小学教师都可以，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应当算是中学教师，因为第一次去这所中学报到的时候，长丰县教育局给我开的公函就是要我去这所学校担任中学音乐、美术教师的，所以，我应当算是位于这所中学的“帽子”部分（参见本回图1）。

这所学校也是我的母校，因为，它是由几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这被合并的学校中间就包括我当年就读过的前进小学，所以，我算是回到了母校任教啦！而且，我分配到这所学校的时候，这所学校才刚刚建立，也就是刚刚由前进小学等几所学校合并而成，所以，我也算是这所中学的首任元老中的一员了。也许正是由于是初建，这所学校的名号都还不是非常地稳定，有人称呼它为城关中学，还有人称它为长丰三中，但它的正式名字应当还是水湖镇中学，这可能是因为筹办这所学校的经费是水湖镇政府出的。

应当说，我对这所学校的广大师生是有感情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是我的母校，还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时光。尽管我在这八年中有四个年头在合肥进修，但是，我的人事档案一直在长丰县教育局，我一直应当算是水湖镇中学的人。

参加工作之后我才真正地意识到，我应当立刻找个声乐老师。由于有了工作，也就有了一些收入，于是我就有了一些教育投资的资本，因此我也就产生了请位老师教我学习声乐的想法。看来，“物质决定意识”的说法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先后跟几位合肥的老师学习过一小段时间。当时的学费是一节课5元钱，我工作第一年的工资是45元，第二年转正后是56元，而我一般是一个星期去合肥上一次课，所以，连课费带路费，我工资的一大半也就这么出去了。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的是，只要我能够拿得出，我是不在乎花这样的钱的，我是一个很舍得在学习上花钱的人。我还记得，在2004年，当我不仅穷得叮当响，而且还背着债务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回顾了一下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这时我才比较清晰地发现，我之所以在经济上一直如此地狼狈，应当都是求学惹的“祸”。因为如果不是一直忙于求学，我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应当会有一些积蓄的。然而，我并不为此感觉沮丧，我觉得值得。老师付出了劳动，而我获得了知识，我乐意为求学而花钱。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够学到些什么，期望自己的投入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我不怕花钱买学问和技术，只是害怕交了学费花费了精力学业上却一无所获。

我当时非常想报考大学音乐系的本科，也为此像普通高中生那样非常认真地复习过，但是，由于当时无法解决考上大学本科以后的学习花费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最终还是报考了在职脱产进修性质的学校。

1988年，我报考了合肥市教育学院中文系。获取一份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这也许并不是我考虑得最多的，我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其更为主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考取后我在省城里面找老师学习声乐就方便多了，就不必每个星期都要在水湖镇与合肥之间跑上一个来回了。我当时为了学习音乐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我甚至于一度筹划着买辆摩托车，以便每个周末我都可以骑着它跑上70多公里的路程去合肥学习。看来，声乐学习确实有激发想象力的作用，如果不是出于声乐学习方面的需要的话，我当时连想也不可能想到要去买什么摩托车。这首先是因为我并不像那些爱车族那样喜欢摩托车；其次还因为我经济上一直很拮据，在那个时代，摩托车是一件奢侈品，在那个时代买摩托车，我觉得多少有些类似于今天的人买汽车。应当主要还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我没有能够拥有自己的摩托车。我当时真的是很后悔，后悔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四年里居然没有请老师学习声乐。

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候，我终于体会到声乐对于我的意义了，如果说音乐就是我美丽的梦境，那么，声乐就是我梦境中的情人，她每日每夜地在我梦境的月光下翩翩地起舞，无休无止地展示着她的纯情……

 

我曾经想到过，假如我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的话，我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很有可能，我会身着一身戎装转战在沙场之上，或者就像身披战袍胯下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或者如同头戴大盖帽站在盛开的炮火之花中嘴巴里还叼着一只大烟斗的麦克阿瑟将军。可惜，历史没有给我机会让我成为叱咤疆场的大将军，我不是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甚至于从来都没有穿过军装，从来都没有触碰过真正的手枪。每到新学年开始，看到刚刚入学的新生们穿着军装参加军训我都感到颇为羡慕。

我也时常望着锣鼓喧天的舞台，对舞台上假扮岳武穆的演员羡慕不已，恍惚之中，似乎我也就成了精忠报国的岳武穆，背插令旗，手握金枪，英姿飒爽。

我还时常面对着更为虚幻的屏幕，对屏幕上英勇无畏的抗战将士赞叹不休，迷糊之中，仿佛我也身着迷彩服驾着装甲车，还手握着一支卡拉什尼科夫的AK—47。

我没有机会征战沙场，不过，上帝也许是公平的，因为他赐予了我在考场上叱咤风云的机遇。

就像战士不怕上战场一样，我不害怕进考场。不仅仅不害怕，我其实还很喜欢进入考场拼搏一番呢！我把考场当战场，只不过这考场征战也有颇为窝囊的地方，其原因倒不是有谁会向你下达“十二道金牌”，在你奋勇前进的时刻莫名其妙地令你撤出，而是你的进入考场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自从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每一次的进修深造，仅仅报名这么一道关卡就能够让人蜕掉一层皮啊！

到水湖镇中学任教之后，第二年我就非常积极地想要参加成人高考，但是，当时的校长没有同意，说是两年以后才允许。呀！有人要阻塞我生命之狂流唯一的河道！为此我几乎要和阻挡我的那块又臭又硬的石头碰撞起来，可能要激起巨浪，甚至于可能要山崩地裂！我记得在我提出申请遭遇拒绝并几乎要碰撞的时候，是一位姓陈的教导主任在旁边解劝才算暂时过去了的。

那个时候确实有工作两年之后才允许参加这样的成人高考的规定，但是，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只对那些没有门路的人起作用，我的熟人之中就有仅仅工作一年就进修的。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没有门路，工作二十年他都能够找到理由不让你去报考。你要考学就必须有你所在单位的介绍信，你所在的单位拥有允许不允许你去进修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于从报名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也就是说，如果单位不同意，你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我记得我当时就写了一封准备寄给教育部的信，告诉他们最希望早日深造的人往往都是很有事业心的人，假如把这些人在他们最想学习的几年里拦在原地，他们的学习劲头很可能过几年之后会冷却下去，而且，进修愿望受挫的他们也不大可能把工作做得很好。不过，信虽然写好了，但却没有邮寄出去，因为我转念一想，又有谁会来搭理我呢？再说，中国那么多的教育家，那么多的聪明人，难道这么一点点道理都不明白？难道还要你这个无名小子去指手画脚？

虽然揣测某些教育家们不让报考的策略自有它的难以辩驳的现实性理由，可是，我却清晰的知道，就是那么一条“不准报考”的规定，拦住了多少位莘莘学子，冷凝了多少份渴求知识的热情，浇灭了多少颗如朝阳般喷薄欲出的希望，碾碎了多少个风华正茂的青春梦想啊！

现在，关于考学的问题已经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了，听说报名的时候只要交出身份证即可，不须要单位开出“同意报考”的介绍信了。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原则上，你随时可以报名参加考试了。这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我真的非常非常羡慕今天的考生啊！

关于坚持要单位开介绍信并且“硬性”地规定必须工作两年甚至于更长时间才可以报考学校的合理性问题，我记得当时某些人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说，他们之所以必须这么做，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你人一走工作就没有人做了。这个理由看起来振振有词，似乎也很有道理，不过，现在废除了这些规定之后，我发现不仅单位里的工作有人做，而且做得还可能更好，这是因为，把一个非常希望出去深造的人强行留在现在所属的单位，这样一来不仅他没有办法去他想去的地方，想接替他的人也来不了。人一流动，良性循环就开始了。求学必需出具单位介绍信的另一个理由是：求学者是单位的人，当然须要单位领导的批准。其实，人才应当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单位怎么能够有权力决定给不给一个人去报名呢？人才不是单位的奴隶，人的考试权不应受到单位的制约，而至于考试获得录取之后涉及到的与单位的合同约定问题，那完全应当另行解决，因为它们是两回事。现在说这些话恐怕都已经是后话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仍然控制不住自己，仍然想要罗嗦它几句。

其实，就报名考学方面的政策而言，长期以来给我造成的印象是，只要手里有权，政策怎么定他们都是有理由的，都是可能振振有词的，你觉得对那就对，你觉得不对也没有用处。非常庆幸，今天的莘莘学子似乎已经不再像我们过去那样为了那“同意报考”几个签字而惴惴不安、担惊受怕甚至于呕心沥血了。

1988年，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同时又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工作满两年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决定生死的“准考证”，并且顺利地考入了合肥市教育学院中文系，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在职脱产进修生活。因为我的复习是按照普通高考的规格进行的，所以，总分为500分的五门考试课程，我得了431，是这所学院中文系的最高分，或许这个成绩在当时的全省也是能够排列在前十位的吧？

住进合肥市教育学院学院宿舍之后，我确实是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我学习中文也很刻苦，但我更加投入的是声乐学习。现在我已经非常清楚，在都市里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接受教育方便，尤其是艺术教育，小县城里是不可能找到像样的声乐教师的。对了，我要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歌唱，生活中的一切都要围绕着声乐学习来进行安排。

我在合肥教育学院的时候跟一位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是，也许是时间比较短促，也许是业余学习的不正规，我总是觉得有一些主要的声音问题难以解决。所以，我还是一直盼望着能够创造出更好的学习机会，例如，考取音乐学院，研究生或者本科生都行。

在当时的状况之下，考取中文类的研究生是一条更为可行的选择。合肥教育学院同学之中想考研究生的人不少，我觉得，与那么一些有着“考研病”的同学在一起聊上那么几回，似乎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考研症状”。不过，即便是报考中文类的研究生，我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声乐，这就像我来到合肥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修而却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声乐学习的情况一样。

一切为了声乐！ 

也许，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实现理想的计划正是那个时期我的一大特点，不过，沟沟坎坎的道路已经开始在我的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曾经阅读过一本杜甫诗集，那本书可能是家人从县图书馆里借来的。也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鹦鹉学舌般地学着写了一些诗歌。不过，当时我似乎并没有想成为诗人的意思，可能主要是出于一种本能性的模仿。或者是因为杜甫的那些诗歌写得太好了，因而使得我不由自主地模仿了起来。我记得当时我还写了不少呢，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应当说也没有保存的必要，因为写得肯定不怎么样，连给我自己留下一些印象的都没有。所以，与其说那是在写诗，还不如说是在“诌诗”更为恰当。我记得当时我也是知道这么一句俗话的：“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读小学的时候写了一大批的诗，上了中学之后，我却莫名其妙地好像一首诗也没有写，由此一点也可以证明，我小时候的诗歌写作确实应该只是一种无意之中的本能性模仿。

不过，进了合肥教育学院之后我倒是写了一些诗歌的。如果我小学时代的那种“本能模仿”还不能算是诗歌创作的话，那么，我这个不算太敬业的低产诗人所创作的第一诗歌应当就是在合肥教育学院。

在合肥教育学院的第一年，我们的班主任叫王静，同时，她还是我们的任课老师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带的是写作课。有一次，她在临近下课的时候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业，那就是写点东西，好像也提到了可以以风筝等等事物为题目，而且不论采用什么体裁都可以。我当时的心思其实都在音乐上，所以，有些想偷工减料的意思。写诗歌应当是偷工减料的一个好办法，因为它可长可短，还可以即兴而发。于是，我就诌出了我的应当算作我的第一首诗歌的诗歌，该诗的最初的稿子我一时找不到了，但我记得应当是这样的：

风筝

我是一只五彩的风筝，

人们都赞美我，

夸赞我的艳丽，

夸赞我的轻盈。

可是，

谁能知晓

我满心的悲哀，

因为那命运的细绳，

操纵在他人的手心！

这首诗歌写完之后，我并没有觉得什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回过头来再一次阅读的时候，我的感触却突然加深了。真的是不大好意思，真的是令我感到有些汗颜，我居然被自己给感动了，我居然被自己过去诌出来的这么一首小诗给打动了！显然，在不太经意之中，这首小诗却绘出了那个时代满腹心事的我的模样。想要深造，报名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城墙；声乐学习，似乎进步缓慢；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尽管我奋力地挣扎，但仍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您们瞧瞧，我不就是那一只“命运的细绳”“操纵在他人的手心”的风筝吗？

现在，人生的四十几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越来越感觉自己一直都是这么一只“满心悲哀”的风筝。

后来，我对这首小诗又逐渐有所修改，下面朋友们看到的是经过修改了的，就算是这首小诗的最终定稿吧。

○风○筝

我是一只

五彩的风筝，

人们都赞美我，

夸赞我的艳丽，

称羡我的轻盈。

可是，

谁人知晓

我满心的悲哀，

我的神经

全然麻木，

我的笑容

早已僵凝

只因，

只因那命运的细绳，

操纵在

他人的手心！

（1988年10月7日初稿，2006年修改完稿）

合肥教育学院读书的两年，应当算是我的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了，这主要是因为，一直到我写自己的这本自传的时候为止，我总共才写了二十来首自己觉得勉强还算是诗的小诗，而其中的大部分就是在合肥教育学院读书期间写就的。

毫无疑问，差不多没有人会喜欢孤独，不过，对于喜欢作诗的人来说，孤独又似乎显得很可爱，怪不得有人要在“孤独”两个字的前面加上“美丽的”这样的修饰语呢！就我个人而言，好像我在开心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构思出诗歌来，而每当我倍感孤独寂寞的时候，诗意就会悄悄地前来轻扣我的房门。下面的这首小诗《静夜》就是我“美丽的孤独”的产物，是那个时候我孤独寂寞的生活的一种写照。至少在我的心里，这首小诗可以算是孤寂的合肥教育学院校园里所绽放出来的一朵小花蕾了。

静夜

静夜的路

懒懒地

伸向远方，

朦胧处的灯火

在枝叶摇曳中，

喁喁低唱。

忽然间，

路旁边飞来了一对

芬芳的笑，

拨亮了我

孤独的

烛光。

 

1990年从合肥教育学院毕业后，我除了拿到了一张大专文凭之外，总的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考取研究生的欲望越发地强烈了起来。记得当时我听到了我的一位合肥师范的同学中专毕业就直接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消息，所以，我热情很高地准备报考1991年硕士研究生。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经过了一番艰苦的努力，在水湖镇中学签字盖章同意我报考研究生之后，报名表上还有一个栏目我认为是需要县教育局盖章的，好像是一个叫做“基层单位意见”的栏目。但是，负责报名工作的教育局人秘股某位“干事”就是不肯在那个“基层单位意见”栏目处签字盖章，他说：“根本就不需要盖这个章。”。我苦苦地请求：“既然你们已经同意我报考了，那么，即使确实不需要盖这个章，多盖一个也不会有什么不好。何况，万一就是需要盖这个公章呢？”我还告诉他，你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向我解释不需要盖这个章的道理，那还不如花上两三秒钟帮我盖了呢！然而，他仍然一直说没有必要，好像态度也不是很蛮横，还算是比较客气的，至少没有像当时的水湖镇中学的某某校长那样动不动就跟老师们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摔板凳，所以，也许就是因为这么一点，我也就没有再跟他争下去了，或许确实如他所说不需要盖这个公章呢。

我当时所报考的学校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了，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吧，但是，我没有能够参加那一年的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因为我没有拿到准考证。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在报名这么一道关卡上就没有能够成功地越过，其原因极其可能就是那个公章没有盖，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县教育局的人为什么就是不盖那个章。当然，那一年也没有谁直接地告诉过我不准许我报考。实际上，我到现在都无法完全地搞清楚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没有领到那一年的研究生准考证，我所报考的大学对于为什么不发准考证给我也没有作任何的原因解释。我记得当时我通过某种方式询问过我所报考的学校，而且我可能还给我所报考的专业的指导老师发过信件，但都没有回音。所以，我只能估测其直接的原因极其可能就在于少盖了那个公章。这也许就是小百姓的悲哀吧？你倒了霉，还无法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即使你心里很怀疑可能是那么一回事情，但你说出来也会觉得底气不足。你去告人家，人家会笑着对你说：“不是允许你报名了吗？”实际上，即便是后来证实了就是因为那个公章耽误了我，那人家也会微笑着，顶多是一边微笑一边歉意地搔搔头皮地说：“抱歉，我原以为不需要盖那个公章呢！”

考试之前没有拿到准考证，这对于一个考生意味着什么呢？整整一年辛辛苦苦的复习将要付诸东流。有些人可能会随便说两句安慰的话：“明年再来嘛！不就再等那么一年的时间嘛！”此种话说得倒很轻松，“不就那么一年嘛”，人生有几个一年啊！我不是在申请报考合肥教育学院的时候就已经等待了一年的时间了吗？何况，今年没有报上名，明年就一定可以报得上名吗？过去一年辛辛苦苦的复习过程就不用说了，来年即使报上了名，那还不见得就能够考得好呢！就拿研究生考试来说吧，最难考的是英语和政治，你今年复习了一整年，但官员们却没有让你考，那你明年还得照样复习。我的某某考友第一年再多考一分就达上分数线了，第二年继续复习应考，但考试成绩居然比录取分数线低了两分。我想我那一次终于理解，不，应当说是终于最最切身地体会到了公章的份量了，尽管它在某些人手里显得非常地轻盈自如。我当时是多么希望自己手中也有那么一枚公章啊，我多么希望自己就像孙悟空拥有如意金箍棒一样地拥有我的“如意金公章”，要它变多大它就变多大，要它在哪里盖章它就在哪里盖章……

考研的意义十分地重大，这几乎是像我们这样的没有社会背景的毛头小子们的唯一出路。对于我本人来说，如果考取的话，它不仅能够全面地改善自己的的人生际遇，它尤其能够使得我有机会到文化方面比合肥更为发达的城市去学习声乐。

虽然此次报名忙乎了半天结果却落了空，但是，我很快就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要开办音乐专科。为了学习音乐，也为了弥补考研方面的失利，我又一次地经过了艰苦的努力，终于报上了再一次进修大学专科的名。

在报考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的过程中，竞争是很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仍然不在考试本身，而是在报名这么一个问题上，是在于如何才能获得一张准考证这么一件我们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事情”上。

当时，在我们县里，报考研究生必须经过考生所在单位和县教育局人秘股的同意，而报考教育学院则没有这么困难，不需要教育局人秘股同意，因为即使考上了，人事关系仍然在原地。

刚才已经说过，由于某种原因，虽然单位同意了我的考研申请，但1991年度的研究生考试我没有能够参加，没有领到准考证。这一回，当我申请报考安徽教育学院的时候，我的单位却不同意了。你们瞧瞧，单位与教育局是不是有点“车轮战术阻报名”的意思？所以，我只好学习我的许多同学的“土办法”——从别的学校“偷”开介绍信。记得当时在合肥市教育学院的时候，我就听同班的许多来自肥东县、肥西县的同学向我推荐过这个“好”办法。据说，肥东县和肥西县，尤其是肥西县的教育局，它们对于想进修的教师非常地苛刻，每个区（大致管辖着好几个乡吧）只给一个报名的名额，所以，绝大多数想去教育学院进修的教师就只能通过种种关系从别的学校开介绍信了。当然，虽然实际上不是本学校的教师，那些帮助不是本学校的教师开介绍信的领导，在他们的这种“滥用权力”被发现了之后，似乎也不至于受到多么严厉的处罚。我想，若我是教育部长的话，我也不会处罚他们，毕竟实际上他们是在为一些想上进的青年们“冒险”，他们的这种“滥用权力”即便不能名垂青史，那至少也值得我们赞扬一番。

我记得我当时找了不少亲友帮我从其它的中小学开介绍信，我甚至于还跑到了合肥市的郊区教育局想办法，企图蒙混过关，可惜都没有成功，被人家很有“经验”的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给识破了。不过，我实际上也知道，即便是我当时从别的单位成功地开出介绍信，这也会留下后遗症的，有时候这种后遗症还非常地严重。我记得，我当时就听“考友”们说过，说有一位乡下中学的老师，他报考华东政法学院考了400多分，高出录取分数线100分左右，但即使拥有这样好的成绩也没有被录取，原因是他所在的中学不同意他报考，所以，他就只能从别的单位开介绍信。当招生单位开始抽调档案进行录取工作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现假介绍信问题，而如果这个时候他所在的单位仍然不肯通融，那就算是注定了要眼睁睁地望着别人去读书了。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单位若想放人，它一定能找到一百条理由，而实际上的放人原因只是考生跟领导之间的私人关系好，或者考生有什么门路。单位若不肯放人，它更能够找到一千条理由，而不肯放人的实际上的根本原因则是该考生跟领导私人关系不好，当然，也还在于考生没有门路。听说，那个当年的华东政法学院的“落榜”考生为了下一年再一次地参加考试，他甚至于不得不调换了工作单位。但后来到底考取了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真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的时候，当我被人识破庐山真面目灰溜溜地从合肥市郊区教育局返回水湖镇中学的时候，忽然，那个把学校的权力抓持得紧梆梆的校长却通知我写份进修申请，原来他们，不，应当说就是他本人已经改变了主意而同意我报考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难道是校长忽然发了善心？事后的一些事件似乎说明，他本人恐怕不大可能发什么善心的，或许是应当有着其他方面的某种原因吧？我甚至于迷迷糊糊地觉得，觉得也许是自己的虔诚感动了公章大神！

你们看看，做小百姓就是这么悲哀，被人家在背后捅了一刀，你不敢确定是谁捅的你；而遇到了有人发了善心帮了你一把，你仍然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帮助了你！诶！

虽然搞不清是不是我的虔诚感动了沾着鲜红的印泥的公章，但是，那一次，面对着学校和教育局的公章，当我颤巍巍地取出报考申请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因为，我当时脑海里顿时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章：眼面前的公章，不在眼面前的公章；考生所在单位的公章，考生报考学校的公章；准考证上的公章，录取通知书上的公章；按下红色印泥的公章，打下钢印的公章；仁慈善良的公章，冷漠无情的公章；捧你上天堂的公章，送你下地狱的公章……

 

在安徽教育学院开设音乐专业之前，似乎我们安徽省只有设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音乐专业设置，而在省城合肥则只有一所包含有音乐专业的中专层次的“安徽省艺术学校”。由于教学资源等等方面的制约，不少颇有音乐潜质的人难以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而其中的一批人就累积在教育行业。可能就是由于这种长年的累积效应，1991年安徽教育学院的第一届音乐教育专业学员的入学竞争是很强烈的。所以，有人评论说安徽教育学院第一届音乐专业学员总体专业素质相对较高，这应当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的考试也是非常地富有戏剧性，文化课当然难不倒我，关键是专业课程，尤其是钢琴。因为我自己没有钱买钢琴，在真钢琴上练习的机会极少，所以，我就只能在纸板子上画上了钢琴的键盘，然后在上面无声地“敲打”。后来我的钢琴考了大概70多分，还算不错。

1991年的暑假期间，我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的公布，但是，消息却迟迟不来。就像我当年初中毕业之后等待合肥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样，也正如我在1988年炎热的夏季里等待合肥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样，我每天都眼睛紧盯日历本，恨不得每天都能够多撕下它几页来，恨不能像扔垃圾似的把那些苦苦等待的日子扔得无影无踪。后来，我实在是按耐不住了，直接地跑到了合肥去了解情况。

在安徽教育学院教务处的门口，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名单，我觉得它应当就是音乐专业的录取名单。我发现上面没有“钱久元”几个字，不过，我这一回却并没有顿时陷入绝望，而是有一些发懵的感觉。这是因为，虽然没有看到“钱久元”的分数，但是，名单上列在第一名的却是一个叫做“钱元久”的人，他似乎与我颇有点关系。难道有一个人的姓名跟我的姓名如此地相像？我转念一想，应该不会的，不大可能在安徽省有两个希望学习音乐的中学教师姓名如此地相像的呀！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那在报名考试的时候，此种巧合就应当已经被热炒成人们的下饭小菜了。但是，我仍然不能确定，也不敢多问安徽教育学院的有关老师，一来假期他们上班不像平时那样正常，二来我先前也多次打电话咨询过，他们好像只是说我的专业成绩大约是第十二名左右，其他的没有多问出什么来。后来，我是从在安徽教育学院进修的一位老乡那里得悉情况的，那个“钱元久”不是别人，正是某家本人，我的总分好像是308分。我想，也许是有人有些特意地想要改我的姓名，但这种特意大概并没有包含什么恶意，我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人把我的姓名写成了“钱久远”，看来，想要“篡改”我的姓名的人还真是不少。

记得，我在安徽教育学院入学不久就声明了自己姓名的正确写法，但是，到最后的毕业的时候，他们还是在我的毕业证上写上了“钱元久”三个字。为了减少以后的麻烦，我特地请他们纠正，结果，艺术系一位姓沈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没有新的空白毕业证了。”随后，他用一只削铅笔小刀在我的毕业证上面刮了几刮，算是修改了，可能是他发觉我姓名中的“元”字与“久”字有点相似比较容易修改吧。但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请他另外写了一张关于我的毕业证经过了修改的补充证明。

其实，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想改名字，不过，我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一个一百多斤一个号，改它干嘛？我的大号就叫做钱久元，从今以后不言改。

上面提到的帮我打听我的考试分数的那位老乡是谁，我一时不敢确定了，人认识得多了就是容易串门，我觉得好像是我合肥教育学院的校友周庆旗，也可能是我水湖镇中学的同事李树林。既然一时记不清楚了，那就干脆称其为报喜者吧。

能够把我被录取的消息告诉我，这本身就已经是功劳大大的了，何况我当时也想庆贺一下。所以，我立刻邀请“报喜者”找个小店吃酒。不过，报喜者却不肯随同我去酒店菜馆，他说的这么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要是真的想请我喝酒的话，不必去酒店，也不必花多少钱，就在路边上搞它几块油炸臭豆腐再加上一瓶啤酒就可以了。”我想，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他不是几块臭豆腐，而是要请他“臭”个饱，我随即与他走出了与合肥师范学校仅仅一街之隔的安徽教育学院的大门。

安徽教育学院大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就有一位卖油炸臭豆腐的老太，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买得不多，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不知道什么滋味，主要是买给“报喜者”吃的。不过，热情的“报喜者”却老是劝我跟着他一起多吃，我呢，也就越吃越觉得好吃，尽管嘴巴上还硬撑着说些：“有什么好吃的”之类的话。

我记得当时我吃得不够满足，这种不满足感似乎一直漫延到了今天，这主要是因为我事先比较随意地宣称“臭豆腐有什么好吃的”之缘故。因此，虽然那一天我很快地就吃出了味道，但碍于面子，始终没有好意思放开来大吃特吃。我想，在此后的十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是每到酒桌上总是要问问有没有油炸臭豆腐，这似乎都是在弥补我那一次的不够尽兴的街头贺宴似的。但愿我的那位朋友当时吃饱吃好了，否则的话，我将感到由衷地遗憾，即使不至于抱恨终身的话。

确实，我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喜爱上了油炸臭豆腐，真的非常地喜欢。我甚至于觉得，酒桌之上山珍海味可以缺，油炸臭豆腐不能少。

现在的合肥高楼林立，街道也更加宽阔了。2005年我回到合肥并且在合肥学院落实了工作之后，在金寨路旁边当年的那位卖油炸臭豆腐的老太的小摊子附近一住又是三个年头，但我再也没有能够品尝到那么好的美味小吃。似乎也就是在原先的那个位置上仍然有个小吃摊，但卖的是油炸臭干，不是以前的那种水豆腐似的松软可口的油炸臭豆腐了。

无法在安徽教育学院对面的路边上寻觅往日的美味，我只好放眼合肥全城，诚可谓满城寻觅臭豆腐。有一次，我和两位朋友一道，在位于四牌楼附近的一个里弄似的小街巷里发现了一家油炸臭豆腐店，而且居然还是家油炸臭豆腐专卖店。也许正因为它太正规化了，以至于我居然一直没有发现它，在我的印象之中，那些美味的家乡小吃总是和街头摆小摊子的老头老太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不仅油炸臭豆腐有了精美的包装，而且满脸皱纹的卖豆腐老太也变成了含情脉脉的妙龄美女，可惜，我却再也品尝不出家乡豆腐那往日的“韵味”了。

太阳，还是那个太阳；行人，还是那么纷纷芸芸，只是我的美味难寻。我的臭豆腐哪里去了？ 

1991年金秋的9月，我来到了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报到，学习音乐教育专业。我终于成了音乐专业的新生，我终于可以进行渴慕已久的正规化的声乐学习了。确实，似乎，新的时代开始了，我深信，我已经步入了神圣的艺术殿堂，然而，我实在是没有料想到，万里晴空突然飞来一团阴云。

就是在1991年刚刚入学没有几天的当年的中秋节前夕，我接到安徽教育学院教务处的“传票”，他们要我去谈一些问题。原来，不知道什么人，也不知道是通过“人民来信”还是“人民来电”“揭发”了我，说我已经读过了一个大专了。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研究过，因为要报考，总是担心坏人使坏，所以我认真地研读过有关招生规定。我确实看过国家以及安徽教育学院的有关招生规定，而且我发现其中并没有说读过大学的就不能再读大学了，于是我才敢于这么报考的。

“审问”我的教务处人员是一位姓张的处长，我记得他首先问我是否在合肥教育学院读书尚未毕业就直接报考了安徽教育学院，我说不是，我告诉他我是从合肥教育学院毕业了一年之后才报考安徽教育学院的。

后来这个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但是，言谈之中有些人似乎也暗示，有些事情既可以这样处理也可以那样处理，虽然国家没有明文规定进修过大专的就不可以再进修大专了，但是，人家可以说你读过了大专，因此在考试方面更具有竞争力，也就是起跑线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也是胡说八道，倘若真的是如此，那就把我报考合肥教育学院的高分拿出来给他们瞧瞧呀！我在考入合肥教育学院之前当然也没有读过大专，我不是也已经考出了高出录取分数线几乎200分的好成绩来了吗？起跑线有什么不一样了？实际上的情况应当是恰恰相反，由于又已经过了好几年，我报考第二个大专的考分比报考第一个大专的考分还降低了不少呢！

“审查”的结果是我可以继续在这个学校读书。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知道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卑鄙地要“揭发”我。其实，不仅法律和有关条文没有规定读过大专的就不可以再读了，相反，国家还已经制订出了给予双学历人员的种种优惠政策，这不是在鼓励学生拿了一个大学文凭之后最好再去拿它一个吗？

虽然我幸运地被录取了，而且也幸运地通过了“审查”，但是，刚刚入学不久，我就发现，在这里为期两年时间的学习生活不可能是平静的。也许是考入者大都是安徽省各个县市里比较突出一些的音乐人才吧，所以，大家很有些彼此看不起的味道！

确实，在安徽省教育学院的学习非常地不平静，是什么人把我们的音乐专业班变成了狼窝了？一定有人会认为，我这么说话可能会有伤感情。其实，在这里，使用“狼窝”这两个字来描述我曾经学习过的这个地方，我的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我也是犹豫再三反反复复了多次了的。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心在流血！但是，我想，假如让时光倒流十几年，我还会这么比喻的，因为事实也就是如此啊！同学们之间似乎谁都想把谁给吃掉似的，很难结识到真正能够说上几句话的朋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么样的，我几乎每天都在盘算，在我们的这些同学之中，有哪几位随时可能与我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有哪几位同学我有可能尽量地拖延这种冲突的发生，还有哪几位同学我可以尽可能地争取他们，至少让他们保持中立。

就男生而言，我记得只有两位同学可以正常交往，而且，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处理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暗暗地告诉自己，如果跟这两位同学发生冲突，那一定是自己的不对。

女生之中也不太平，记得听同学说过，曾经有一位女生进入寝室，门头上特意安排的垃圾就掉落了下来……

男生中的情况基本上是我的亲身经历，一次，我正和几个同学准备进寝室门，那门头上“掉”下来的可不是什么垃圾，而是一大块棱刺分明的玻璃，幸亏我们没有急着入门。我记得那块突然掉落的大玻璃就是寝室门上的气窗玻璃，但是，我当时的感觉非常清楚，它似乎是不应当在那个时候掉下来的！而且，一旦砸到谁，肯定伤害不小，想必会血流满面的。

当时的几个同学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打招呼的同时还要用手捅捅我的小肚子。这样的打招呼方式朋友们见过吗？那表面上象是在打招呼，实际上是一种试探，一种暗藏着的较量，一种面带微笑的人身威胁。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是需要强调一下：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是神经过敏，不要以为我把人想象得太坏了，不要以为我是弄错了。

切身感受到如同身在虎狼圈中，我于是比以前更加地谨慎小心。为了给自己的艺术学习和专业发展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我还时不时地寻找机会向同学们表明自己的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观点。例如，有一次，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在寝室里偶然跟谁谈到了地上的爬虫，我于是借题发挥地说道：“即便是地上的小爬虫，它不来找我麻烦，我也不会忍心去踩它一脚的……”但是，没有想到，我的这种很明确的想做老好人的表示，居然会被误解，因为似乎随即就有人抓住了把柄：“你说谁是小爬虫？”

好像真的是这样：“做恶人易，做好人难”啊！

 

在我进入安徽省教育学院读书大约几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后，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一天，到了上课时间，寝室里大部分的同学都匆忙走出去上课了，记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至少表面上的原因好象是因为我睡上铺，上下床不方便，而睡下铺的那个人好象是不允许我用脚踩在某个位置上床取东西，我稍一解释，他的拳头就来了，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紧接着，他立刻冲上来把我压住。寝室里另一人也没有走，他们平时的关系就非常好。结果，我在他们俩的一打一拉中吃了亏。

事情发生之后，令我异常困惑的是，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主任黄匡宪极端地维护那个首先动手打人的人。不仅如此，他实际上还不断地在公开场合，包括在系里召开的师生会议上十分尖刻地挖苦我这个受害者，而对肇事者则很少提及。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本来以为音乐专业开办起来以后学校会很热闹，现在看来，果然是热闹得很啊！”我心里当然清楚，我想其他的与会者的心里也应当非常地清楚，系主任的这个“热闹”所指的就是我的被殴打，至少包括之。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这个系主任之所以这么极端尖刻地不断挖苦我，挖苦一个受到委屈的人，这很可能是他与负责音乐专业的许毓黎老师不和睦的缘故，所以借挖苦我来嘲讽许老师。这个姓黄的主任是搞美术的，艺术系有音乐与美术两个专业，美术专业开办得比音乐专业早。但现在想来，我很可能搞错了，至少是不够准确。

在被殴打事件发生之后，在我作为受害者已经主动提出请求的情况下，系里也不肯为我调换一下宿舍，甚至于连铺位都不肯为我调换一下。我继续睡上铺，行凶者仍然睡下铺。

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有一些我觉得不得不提一提的事情。在我无端遭到那个恶棍式的学生殴打之后，我的鼻子流血很多，我立即去往学院的医务室。但是，医务室的人居然跟我说：“我们这里不治疗打架的学生。”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们是真地真地拒绝了正在流血的我！一直等到我流淌着的鲜血凝固了之后，这个学校的医务室也没有管我的事！

医生拒绝救治正在流血的伤病者，这种情形我只是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的“右派”们的回忆录中才看到过，但是，当时已经是九十年代的初期了呀！我现在越来越不大相信，不大相信国家的有关部门会做出这种“不治疗打架的学生”的规定。何况，他们医务室人员怎么知道我是在“打架”的呢？他们医务室人员又是怎么知道谁是受害者谁是肇事者的呢？这些问题难道充满智慧的高等学府就都没有思考过吗？难道我们的高等学府就是如此这般地“高等”的吗？

多年以后，当又有许多难以理喻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再回想当年在安徽教育学院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我倒真的有点希望这所与合肥师范学校一样属于“阳光底下最灿烂”的所在确实是一直都恪守着不医“坏学生”的信条，这主要是因为，如果那个不医“坏学生”的做法仅仅是针对我钱久元一个人的，那就实在是更加难以理喻了。

 

在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学习期间，我的声乐指导老师是许毓黎。许毓黎原本是合肥市歌舞团的一把手，后来调入安徽教育学院筹办我们的那个音乐专业，可以说，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的音乐专业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

一般地来说，老师是比较喜欢有可能干出一些名堂的学生的。我自己就是如此，对于自己的学生，我当然也喜欢素质比较好的，喜欢悟性比较高的。我对于自己当时的评价是：我的嗓音本钱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我的艺术悟性也是不错的。我后来能够以大专的学历陆续考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难道还不能够证明这么一点吗？所以，在安徽教育学院的两年学习之中，尽管我觉得自己在声乐上的进步实际上并不符合我的预期，但我一直觉得许毓黎老师应当是从心底里是比较欣赏我的。

我觉得，我所遇见的老师中，包括这位许老师在内，绝大多数本质上都是不错的，何况声乐老师与研究生导师一样，与学生的关系都具有一对一的性质，所以，假如没有某种十分特别的原因，我和我的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能够相处得很好的，甚至于能够超过通常的水平。师生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荣辱与共的关系啊！

所以，我想，假如我的某位老师暗地里受到了某种邪恶势力的影响，他的内心应当也是比较痛苦的，他应当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还记得，就在我遭受殴打之后，我的声乐老师许毓黎还询问过我有没有造成内伤，实际上，也正是在他的关心和提示下，我才自己去外面的医院检查了一下。虽然这应该已经是数日之后的事情了，但我依然要感谢我的许老师，他几乎是那所学校里唯一的一位关心过我的伤势的老师了。

就像有人跟我说过的那样：“男儿汉大丈夫……不就打了那儿一架吗？……吃了那么一点亏，流了那么一点血，这算得了什么呢！吃亏占便宜，此乃人生常事。”是啊，吃了一些亏，淌了点血，这本来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但我依然感觉痛心，我痛心的是，在我受伤之后，居然救死扶伤的医生会拒绝哪怕给我一张药用纱布！而更令我痛心的是，居然还有教育人的人嚷嚷“很热闹”，居然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揭我的伤疤，居然还要在我的伤口上撒把盐！相形之下，我怎能不感谢那种难得一现的温暖呢？

在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里，我感觉从上到下几乎是一团漆黑。我知道，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我有理也没有人会替我说话的，所以我尽量地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而且，在当时，考取研究生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即使我毫无责任，在那种环境之中我也有可能被无中生有地摸上黑，若是在档案中被坏人给塞进一个处分什么的，那我恐怕就没有资格报考研究生了，那我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我知道，一旦发生了什么冲突，当事者往往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拿那次我无缘无故地被人殴打一事来说吧，在当时极其义愤的情况之下，我随手摸到了一只酒瓶子就朝打了就往宿舍外跑的那个人追了出去，虽然明摆着不可能砸到人，但平时很理智的我在当时的情绪下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竟然把酒瓶子给扔了出去。所以，虽然后来的处理结果是这样：让对方赔偿我十元钱（有领导说这就意味着我是受害者，不是肇事者，但我记得我没有接受，或者是把这钱给捐了出去），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仿佛我是个肇事者似的：别人在前面跑而我在后面追。可不是吗？一般地，由于受害者本来并不想害人，所以，一旦遭受暗算当然情绪显得很激动；而害人的人往往很冷静，他一旦初步得手，随之就是逃跑，所以，害人者感觉上反而像是受害者了。

由于系领导在公众场合不断地挖苦我这个受害者，这实际上是鼓励了一些人跟我过不去。这可能是因为，除了我之外，我们这个音乐专业的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在自己家乡已经比较小有名气的缘故吧？根据艺人相轻的一般规律，学生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很尖锐的了，再加上系主任的鼓励，其局面将会如何？我想，我说到这里朋友们应当可以想象那种氛围了。何况，我认为我当时不仅在总成绩上第一，在嗓音条件上也是极好的，不管某些人承认还是不承认，我就是这么认为的。系主任的态度对于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了，再加上系领导的鼓励、纵恿，我的境况极其艰难。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人谈过我的那么一段特殊的日子，我告诉他们我当时确实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狼窝”里。尽管其中有一两位同学还算说得过去，但总体情况就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也已经提到了，这里实在是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我甚至于多次想到是不是要退学？是不是应当把这一音乐专业学习的机会放弃掉。也许是考取音乐专业太不容易了，也许是我太热爱声乐了，也许是我发现在幽暗的安徽教育学院还依稀地残存着一丝的天光——我的声乐老师，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这里所存有的一丝关怀和温暖，我最终还是咬紧牙关把这段学业给完成了。

记得，当时我还特意地从合肥南门小学附近的一家五金小店里买了一只大螺丝帽，用小锉子把内环磨掉一部分之后，戴在手指头上当“戒指”用，而实际上，这是我用来警告有侵犯我意图的人的。用一个大螺丝警告对方，这是我所能够想到的办法，而且应该确实起了些作用，否则，我不敢设想自己能够最终读完所有的课程并获得毕业证（参见本回图1）。

除了用那个大螺丝帽“戒指”保护自己，我采用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不断地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我不断地一有机会就夸赞其他同学声乐学习如何如何地有进步，唱歌唱得如何如何地好，钢琴弹得如何如何地妙。不过，这个办法用多了也失灵，例如，有一次我夸某个同学声音美，他开始还得意，但马上就又不开心了，说我是在“架空”他。My god！真难侍候啊！

我还经常地将自己声音上的“不足”告诉同学们，有时候我甚至于都不大敢在同学面前练声，担心同学说我有进步。我甚至于害怕我的声乐老师夸我“又有进步了！”因为我觉得琴房之外就有可能有学生偷听，你“进步了”这可不会惹来麻烦的吗？

我现在还可以告诉你，我有一两门公共课程考分一直不高，其实我很会考试的，不然后来也考不出个博士学位来。这是我故意制造出来的。听说海里的海参在遭遇敌情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内脏挤出来丢给掠食者以保全自己，这应当算是一种丢车保帅之策吧！我想，一个爱学习的学生不敢考出好分数，故意把自己的成绩弄得“差”一些，这大概跟海参挤出自己的内脏差不多了吧？常言说得好：“考分！考分！学生的命根！”

一面用一只大螺丝帽戒指来吓阻对方，一面竭尽全力地退让以防止突发事件发生，这是我在当时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生存战略。

朋友们，你们能否来帮我分析一下，我在安徽教育学院的遭遇都是偶然的吗？一定没有人故意制造了我的遭遇吗？我觉得，至少可以说，我在那所学校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着一定程度的人为制造性。但是，到底是什么人什么势力制造的，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很长时间内，我都不是十分清楚，而是捉摸不透。何况，这种人为制造性，或者说是幕后策划性，这到底是不是我个人的依据不足的揣测呢？我对此也拿不定主意。例如，从某种角度来看，那位姓黄的系主任之所以对我采取那种仇视性的态度，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言语不慎造成的，在事件刚刚发生之后我就来到系里“报案”，但是，在我“报案”之后系里似乎并不急于处理，甚至于好几个小时之后都没有去寻找那个肇事者。所以，我当时是当着那位主任的面表达了一些不满：为什么还不向有关当事人调查了解情况？虽然我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是很平和的，但我明显地感到那位主任听后很不高兴。是不是仅仅就是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从而导致了他在公开场合奚落我呢？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此后的日子里对我有了敌意呢？说一句心里话，我倒是真的很希望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敌视我的呢！因为在当时，我实在想不明朗是不是还有别的方面的原因，也不希望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太多的“琐碎”小事我就不想多说了，说得太多太“琐碎”的话连我自己也感觉心痛。但是，有一件事情况，我觉得不说出来心里实在有些憋得慌，尽管说出来之后可能有人会责备我“太过于透明”，但不这样做，不把水池里的水弄清，那又怎么能够发现隐藏在水底的鳄鱼呢？

来到安徽教育学院不久，我在一次校园里举办的文娱晚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她对我似乎有那么一些意思！

又过了大概没有多久，一天，我遇见学院的一位先前已经认识了的中层干部。不过，我与他平时见面只是打个招呼，但是这次却似乎不同，他忽然问我：“想不想留在合肥？”我告诉他“当然想啦！”于是，他说艺术系缺一个教学秘书。我想我既懂得文学又正在学习艺术，做艺术系的教学秘书那不是很适合吗？看来他的眼力很不错。我现在依然觉得，如果当初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真的招聘我当教学秘书的话，那或许也是这个系的福分呢！

我当然很高兴啦！但也有些纳闷，为什么突然发生这种情况？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及的在合肥师范学校的某些时候所发生情况一样，我当然还没有傻到一点也听不出来别人的话中意的地步。你看看，我不久就发现，原来，他就是我刚刚在舞会上认识的那位女孩的父亲。之后，记不清楚是因为什么了，我还去过他家好几次。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情况陡然发生了急变。这位中层干部对我的态度忽然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似乎我做了什么非常对不起他的事情的样子。一次，记不得是为着什么事情了，他叫我去教育学院图书馆找他，原来，他已经从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院核心部门被调到图书馆了。这一次见到他具体是聊什么我记不得了，我只是记得，他对我的态度非常非常地冷漠，可以说，有些类似仇人的感觉吧！当时，我当然非常非常地纳闷，难道他发现了我是个大坏蛋？不会啊！我虽然不是大圣人，也不想做什么大圣人，但我绝对不会是坏人啊！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啊！

是的，肯定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我有什么恶行，而是有某种力量不希望我拥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当时从情况的巨变之中就隐约地感觉到，这位中层干部实际上的被贬职，极其可能与我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幕后的力量可能来自何处呢？我确实没有害过谁啊！所以，我当时也就只能这样地觉得，也许是我多虑了，也许他突然觉得我不配，所以故意地突然改变了态度。假如我日后的人生道路上没有更多的奇怪事件发生的话，我可能也就只能这样想了。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当然应该是比较明白了其中的原委，或者，至少可以说，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还有其他原因的存在，我的这次找女朋友的努力极其可能是被人恶意地破坏了。应当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没有成功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有人胁迫了女方的家长，极其有可能那位中层干部从一个非常的位置被调进平平淡淡的图书馆就是因为我的缘故。他原来所在的教务处是学校的一个核心部门，所以，调进图书馆实际上是一种贬职！难怪他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巨变，有一种突然把我视为祸端的意思呢！

我记得，我后来也又跟他谈起过那个在当时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岗位——艺术系教学秘书，但那位中层干部第一句话就是叫我去跟艺术系的那位姓黄的主任谈，我知道，这实际上就是拒绝，那位姓黄的主任我前面已经说过了，难道我还想要遭遇他的进一步的挖苦和打击吗？

在此后的颇为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想到那个女孩的老爸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对我突然改变了态度，而且变得很是冷漠无情。但是现在，我转念一想，假如确实是由于我的出现给这对无辜的父女造成了某种损失，那么，我不仅不应该愤懑他们，我简直还应当对自己有所自责。

不久，那个落落大方很有素养的女孩就远远地离开了合肥，去了似乎只在传说中存在的那烟波浩渺的海南岛……

 

应当说，我是带着某种期盼来到安徽教育学院的，甚至于直到临近毕业的1993年春天，我心里都还残存着这种期盼，我这里有一首诗可以作为证明。1993年4月，当时我们应该正在上作曲课，我记得当时我作了一首歌词来配合我的作曲练习，歌词的名字是《冬日的企盼》。

冬日的企盼

我的心就像一只小喜鹊，

在风雨飘摇中

在默默地期盼，

它渴望飞出

渴望飞出这苦闷的冬季，

亲爱的，

请赐予我明媚的春天！

我的梦犹如一粒葵花籽，

深埋在泥土里

早已经无奈，

它期待着开花

期待着开花结硕果，

亲爱的，

请赠予我

青青的三月！

（1993年4月20日写于安徽省教育学院，2007年10月26日修改于合肥学院）

尽管这首小诗里也包含着爱情的渴望，但我觉得它更加倾向于对于学业的渴望，我渴望能在安徽教育学院找到我的艺术的春天。

1993年夏季，我从安徽教育学院毕业。在毕业之后的一年里，我有些困惑，这主要是因为，虽然经历了两年的专门学习，我仍然觉得自己的声乐水平非常地不够高，距离我的理想目标还相当相当地遥远，还必须进一步地学习。在这一年里，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前往京师求学为进一步深造打基础的经历了。

一谈到在北京学习声乐的那段经历，我就不能不谈到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吴天球老师的一段交往。我还在安徽教育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幸运地和他认识了，不过那时也快要毕业了。

在安徽省教育学院为期两年的进修深造的后一年，我感觉到了有到诸如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这样的地方进行进一步地学习的必要。恰巧，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们这第一届音乐专业的学生有一次去北京观摩的机会，为了那向往中的中央音乐学院，我记得我是迫不及待地提前了2天出发的。当然，这也算是给我们此次北京观摩活动的大队人马做个先遣。

到北京给后续的大部队安排了比较便宜的旅馆之后，我就琢磨着如何能够跟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老师联络上。我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希望认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特别想报考音乐学院声乐专业的研究生。

对于自己能不能考得上这个问题，我是很认真地对待的，不像有些学声乐的学生那样一下子把自己看得非常高。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一直有着一种自卑的心理，总是觉得自己很可能在某个方面不如别人。例如，当我站在位于北京长椿街上的中央音乐学院大门口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那么地渺小，也许，这里的学生和老师对我的现有的条件和技术掌握状况嗤之以鼻？ 

记得我当时想和此次观摩活动的师生们一道去中央音乐学院看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和我一起去。至于他们是不是已经来过了，那我就记不清楚了。不仅没有同学愿意一道前往，而且我的耳朵里听到得比较多的话语是有人一直在为我给他们联络的旅馆不满意。我觉得能够找到那么便宜又干净的旅馆已经不错了，何况我们是去学习的，不是去旅游享乐的。你们看看，我们的那个音乐专业就是有些奇怪，记得那一次的北京之行总共才十天左右吧，但愿他们没有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花在找旅馆上。

总之，我是独自一个人来到中央音乐学院的。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手里拿着一张北京市地图，其它什么也没有带。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一位工作人员，问这里有没有老师在上课，我希望旁听旁听。值得庆幸的是，恰好这个时候就有。那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老师正在某个教室给校外人员解答有关声乐考级方面的问题，于是，我就进去找到了那间教室。记得当时在场的人并不多，好像还有一位学习美术的人正在跟吴天球老师聊着什么，他不停地问这问那，吴天球老师也在比较认真地回答，但我却被他搞得很着急，觉得他这么一位学美术的人才不应来耽误咱们宝贵的时间

我不准备考什么级，我就是来咨询我有没有可能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的。不知道第一句话我是怎么跟吴天球教授说的，反正我记得当场他就要我唱了一首歌给他听听。根据我所了解的“行情”，如果声乐老师不满意某位求学者的声音条件的话，他立刻就会或者直接了当或者委婉一些地告诉你：你不适合学习声乐。我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但他没有说这样的话，实际上他的态度很和蔼，最后还告诉了我他家的电话和住址。显然，当时我一定向他提出了请他给我“听听”的请求，也就是请他给我上上课，但具体情况如何，由于时间太久，所以不是每个细节我都能够记得很清楚。总之，第一次认识的结果就是，他愿意给我上课，至少是还想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使得我很是兴奋。

也许是当天晚上，也许是次日晚上，我记得我去吴天球老师家上了一次课，我还记得他对我说过：“要考中央音乐的研究生嘛？这不是那么容易，往往不是一蹴而就，也许一年就行，也许需要两年，也许需要三年。”

如果像现在这样，报考学校不再需要考生本人工作单位开具介绍信的话，如果我每次都能够很容易地报上名的话，那么，我哪怕是考它十年八年也一定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也一定会一年一年地考下去的。可是，吴教授一定是不知道我当时所面临的那我，种窘境，我们这些乡下中小学教师的情况是，不用说考试本身是多么地困难了，开具报名介绍信就是一道极高的门槛，这道门槛已经不知道埋没了多少有上进心的人了啊！这道门槛已经不知道埋葬了多少颗渴望进取的心灵了啊！

连考三年不敢多想，我要力争我的研究生考试一炮成功，因为我无法保证下一年我仍然能够报得上名。你想想，你复习了整整的一年，到了报名的时候，只需要单位领导或者教育局有关人员一句“不准报考”的话，那么，你整整一年的辛苦就算是白白地浪费了 。考试本身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报名。

为了能够一举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我下定决定，只要有一线的可能，那就尽量多来几趟北京，尽可能地跟吴天球教授多上几节课。

 

在北京的教学观摩活动结束之后，我很快就从安徽教育学院毕业了，总算是拿到了一张音乐专科的毕业证书。

但是，我觉得我的声乐之路才刚刚开始，仅仅两年的声乐学习是不够的，仅仅获得一张专科文凭更是不够的。那个时候的我还真的有些像海上的冲浪运动员，冲过了一个浪头之后，很自然地就迎向了第二个浪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仿佛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在1993年的炎热的夏日里，刚刚从安徽省教育学院毕业，我记得好像还没有来得及返回水湖镇中学报到，我就立刻利用暑假时间又一次地奔赴北京，继续跟吴天球教授学习。

我在北京的这种声乐学习具有一定的“速决战”性质，因为这种学习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北京要住旅馆，要吃饭，而我当时的工资又很低，月薪大约也就一百多元，我记得去一趟北京所带的钱只能够维持大约一周的时间，不可能坚持得太久，不可以打“持久战”，只能进行“速决战”。

在这短短的一周的时间里，吴天球老师是这样安排我的学习的，那就是隔一天上一次课。这主要是因为课程安排得太紧则学习会受影响，声乐学习需要消化，需要学生上完课之后反刍、思索；而如果把两课之间的时间间隔安排得再长一些则不现实，因为我不可能老是耗在北京的旅馆里。由于每一次的上课都很珍贵，我还在每次上课之前买好录音磁带，把上课的情况录下来，以便我回到旅馆尤其是回到安徽我的小县城之后还能够继续回顾上课的内容。用磁带进行录音的办法也是吴天球老师建议的，这个建议很好，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远道而来的学生，它大大地提高了我每次上课的教学效率。

我记得在吴天球老师那里唱的最多的几支曲子是《月之故乡》、《小白杨》、《在那遥远的地方》和《我爱五指山》等，而且，这些曲子基本上可以说是我自己选择的。吴天球老师在教学上比较民主，基本上是我比较喜欢哪首歌，他就教我哪首歌。

我当然也十分希望能够有机会长期待在北京跟吴天球教授学习，我想过这种好事，但是，那样做的话我就必须在北京找到打工的机会，把经济问题解决了。不过，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人来说，在北京寻找打工的机会是相当困难的。我记得我独自找过，我怀里揣着身份证，不时地拿出来给人看，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相信这个，都怪善于造假的罪犯们的水平太高了，警惕性颇高的北京市民宁肯相信熟人介绍，也不肯相信身份证。

我当然也知道，即使是侥幸地找到了工作，那也不可能是像样的工作。当时，对于我来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中小学代课教师之类的工作，那我一定会感到很满足，我不需要成为正式的中小学教师，因为我还要考研，我只需要工作一段时间，以教养学，完成我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研究生的人生夙愿就行了。但是，经过一番令人沮丧的折腾之后，我失去了信心，准备放弃打工之念，因为老是在外面没有结果地乱跑，不仅找不到工作，还会影响我的声乐课学习效果。

不过，这个时候，我巧遇了一个人，他给我的求学之路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

一天，我在上声乐课的时候，听吴天球教授说，他的新著《让你的歌声更美妙》很可能已经出版了，这本书是他根据他自己声乐讲座的演讲稿子整理出来的。我当然希望先睹为快，于是就跟吴天球教授说，我准备先去我居住的旅馆附近的书店里看看有没有卖。

次日早上，在我所住的旅馆不太远的地方，我找到了一家小书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书店的名字就叫做“三味书屋”。我还记得，它应当就位于著名的中央民族文化宫的马路对面。我那天去的比较早，书店还没有开门，于是我就在书店的门口胡乱地晃悠。恰在这个时候，一位六十岁开外的老人家走了过来，他手里好像还提着菜篮子。我记得他立刻就与我攀谈上了，这位老人家就是张一波教授。

刚刚结识的时刻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很显然，我一定是很快地就告诉了他我来到北京以及来到这个“三味书屋”门口的目的。之后，他还领着我去了他的家，他家位于 “教育街”上，那条街也许是北京市最短的一条街道了。

当天下午，张教授又把我领上了一辆小汽车，好像是面包车。我们沿着一条叫做什么什么“环路”的街道转悠了一圈，他说他这么做就是要让我认识一下繁华的北京。我还清晰地记得，在下车过马路的时候，他特别地叮嘱我说：“街上的车子速度很快，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刚刚相识，张一波教授给我带来了新的期待和希望，他告诉我说，他是“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的人员，并且，他愿意帮助我这个热爱学习的人。

我记得，我当时对于这位萍水相逢的老前辈确实是有些将信将疑。我也相信，如果换上了其他人的话也应当会是这样。不过，毫无疑问，我非常渴望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位有来头的人来帮助我。我听他说，他的一个侄子月薪有一千二百元之多，由此激发了我许多的幻梦。不过，我这个人并不贪财，我计算过了，如果要在北京维持长期“持久战”式的学习的话，一个月的基本消费大约需要六百五十元左右。所以，月薪一千二百元，无须这么多，只要每个月能够拿到七八百，那我就会感到很阔绰了。

可是，在跟我谈了这些之后，张教授的话题就总是喜欢转移到要给我介绍个保姆之类的工作方面去。一个大男人当保姆，我也想到过这种情况，并且我也是愿意的，一切都是为了学习啊！可是，我心里也明白，我大概是做不了这个的，我自己就不大会做饭烧菜干家务，所以，最好有其它的选择，何必非得做保姆呢？

张一波教授开始的时候也是想让我给他家当保姆的。我记得有一天，他要我给他家打扫卫生，我于是也就拿起扫把扫了起来，但是，连他本人都对我的扫地工夫不满意，好像是说床底下没有扫。对于我这个农村孩子，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我也是不大常常清扫得如此地仔细的，或者是根本就想不到去清扫床肚子底下。

张教授很热心，甚至于路上偶然遇见了熟人也不忘记帮我打听打听是否可以去他们家做保姆。但我觉得他们提出的工钱不够维持我的学习，更何况我对做保姆本来就没有信心，恐怕东家一看到我的样子也就跟着没有信心了。我现在也这么认为，我不是一块好的保姆料子，这样的话绝对不是觉得自己做了保姆工作感觉有些丢人等等，而主要是从我的手艺拙劣的角度来说的。

 

张教授告诉过我，“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准备编纂一部介绍各个时期省级以上中共党史人物生平业绩的丛书，而且，这个研究会还准备购置房产。我于是开始帮他跑房子，帮他们物色办公用房。我搞得很累，一边跑房子，一边还要上课。同时，因为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为了省钱，我只能乘坐公共汽车，甚至于连乘坐公交车的车费都要考虑节省。

张教授答应接济我，最后，他借给了我二百块钱，说是不用我还，但要我写张借条给他。其实，我最希望得到的是他能够借给我一辆旧自行车，或者给我找一个能够避风雨的地方，以便免除我的旅馆之费。我当时也向张教授提出过，不过，我当时确实有这么一种感觉，觉得也许张教授是出于什么什么原因想要考验考验我的体力和精力……

我为了每天少花大约块把钱的旅馆费，搬到了与我先前居住的旅馆相隔几条街道的另一家旅馆，我没有想到张教授会为此不高兴。记得到了最后，也许是在我的请求之下，他告诉我，说他在“沙滩”一带有住房，他说，那里是以前的老北京大学的校址，好像还说当年毛泽东也在附近居住过，不，好像说的是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就居住在那栋楼上！

我当时是如何提出自己的借居请求的呢？我对此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无论如何，在一位萍水相逢的人面前，我是不大愿意开口的。我想，当时一定是迫不得已了。我并不是很强壮的那种人，天天这样地到处奔跑是很累人的，也确实影响学习，而学习声乐才是我来北京的主要目的。何况，我的经济上如此地拮据，如果他老人家确实有能力帮助我，给我找个能够维持学习的工作，或者解决我的住宿的话，那将对我帮助极大，将解决我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我记得，在把位于“沙滩”的小房子的钥匙给了我之后，张教授确实是已经不怎么快活我了，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我不是那种非常乖巧和机灵的小伙子的缘故。张教授给了我两个房间的钥匙，一个房间比较大一些，大约十个平方，有窗子，但是他说那间房我不可以居住，他的一位亲友有可能要来住；另一个房间大约只有四个平方，只能够侧着身子挤进去一个人，房间也没有窗户，里面塞满了旧书、旧杂志以及旧家具 。

在把那个大约四平方米的小屋里面的杂物清理出去之后，我住了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个人特别招引蚊子，因为没有帐子，我就在里面用蚊香熏蚊子。我也因此而验证了一个科学道理，那就是蚊香发出的烟雾不仅能够熏蚊子，而且对嗓子也很不利。因为熏了一整晚的蚊香之后，第二天在吊嗓子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高音已经有些上不上去了，而且容易沙哑和破裂。

住进“沙滩小屋”的那阵子，我记得张教授还提出给我介绍对象，说是四川大学的，但是，我却一直没有见到那个“对象”，因为随后他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我当然也不好意思硬去追问。

张教授曾经和我约定，每天大清早上我们在一个叫做“牛肉湾”的胡同口碰面。我们也确实如此地在那个叫做牛肉湾的胡同口碰过好几次头。有一回，在碰头之后，他带着我到他的一位朋友的家，那是一处四合大院，隐隐约约地记得在附近好像有“东四”或者“东条”之类的街牌。我们并没有进到院子里，只是在院门外与从院门里面走出来的一位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子聊了聊，聊的是有关做房地产生意之类的话题，当然，说话的是张一波与那位男子，我不便插话。返回的路上，张一波告诉我说，那所大院子里面居住着好几位部长级以上的干部。

还有一回是到一幢楼上去看他的朋友，但我们没有找到人，临离开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那是一位部级干部的家。

我记得他还在某一次外出的路途上指给我看一处住宅，说那是周扬的家。当时周扬已经故去，他说周扬的家现在已经成为幼儿园，是周扬本人捐献出来的。

张教授后来还告诉我，他所居住的那幢位于教育街的大楼上，厅级以上的干部占了三分之一。

我当时真的都有些眼花缭乱了，怪不得人家常说：“上海遍地都是钱，北京到处都是官。”

 

农村里长大的人确实不怎么精明，我这个人应当就是如此。曾经有一位上海人就这么数落过我：“你这个人似乎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不大习惯顺着别人的思路进行！”我难以得到更多更好的帮助，也失去了不少的机会，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写到这里，我又回想起我当年写的那首名叫《风筝》的小诗了。如果我就是一只风筝的话，那么，当时的我也就只能是一只飘飞到北京上空的风筝了，我的命运的细绳依然拴在安徽省，拴在安徽省长丰县教育局的人事档案室里，我仍然是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中学的教师。由于新的学期开学在即，而且兜里的钱也快要花光了，所以，我决定回家一趟。我是在当年的6月底从安徽教育学院毕业的，到了快进入9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对我所在的单位有个说法，准确地说，这就是进修两年之后的回原单位报到的问题。由于在北京长期学习的计划并没有安排好，我因此也就不愿意轻易丢弃原来的工作。

张教授似乎不希望我回去，他希望我就在北京复习考研，而这时候，我记得，他领我来到了一家好像是叫做什么“……电子研究所”的单位，说他准备把我介绍到那家单位工作。不过，这个时候我的信心更加不充足了，因为已经折腾了一段时间，而且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何况，他说要把我的人事档案调来北京，而户口则留在原处。我是个乡下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把档案和户口分开，觉得不怎么妥当。于是，我还是坚持要回家一趟，先去原单位报到了再说。回家之前我还请求张一波教授把那家电子研究所答应接受我去工作的介绍信邮寄给我，或者给我开具一份报考研究生的介绍信。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假如您老前辈确实有办法，那么，从那家叫做什么“电子研究所”的单位盖个公章总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吧？大家看瞧瞧，我经过了无数次的报名考试之后，我确实已经开始迷信公章了。公章就是权力，公章就代表着权力，公章就是考生的命根子，公章就是我们这些考生的神话！

回到安徽老家之后，我确实收到了张教授邮寄给我的那家电子研究所的一份盖有公章的介绍信，于是，我又弄了一些钱回到了北京。但是，情况已经变化了，在给张教授的电话中，当我希望再次住进位于“沙滩”的那间小房子准备正式开始定居式的声乐学习的时候，我听到的几乎完全是一种陌生而且不快的回音：“现在不行啦！现在已经不行啦！不行啦！……”

我这个毛里毛躁的不谙人情的毛头小子又惹烦了一位实在不该惹烦的人！

我后来一直在思索，甚至是彻夜不眠地思索，我到底什么地方引得张教授对我不快，以至于导致他老人家最后放弃了对于我的帮助呢？尽管我自己也认为，我确实不是那种非常乖巧的人，我也不是那种非常听话的人。不过，无论怎么说，在那个炎热的夏季里，大约也就是两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对这位老人家是非常地尊敬的。难道真的就是因为我中途回了一趟安徽他就不高兴到了如此的地步吗？

也许，是我言语之中无意地冒犯了他？有这种可能的。记得有一次，张教授向我要我的声乐老师的电话。我当时虽然不是很懂事，但也直觉地认识到，没有经过吴天球老师本人的同意就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别人，这恐怕不大好，所以我有些犹豫。然而，既然张教授需要，我又觉得不给他也不好，张教授也在帮助我的求学，而且他老人家如此地值得尊敬。所以，我略微思索之后就把吴天球老师家的电话给了他。

我本打算当天就把此事告知吴天球教授的，但是，作为一个学生，我有时候是很腼腆的，觉得老是给老师打电话不太好，所以，转念一想，反正明天还要去上课，上课的时候再告诉他也不迟。我还想到，如果张教授给吴天球老师家打电话的话，或许对我还有所帮助呢！因为他是一位老者，一定善于处理这样的事情，不会随便乱说话的。但是，我应当应当是做错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吴天球老师似乎很不高兴，而且，那种尴尬气氛使得我都未敢提及我已经擅自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别人之事。

我后来一想，觉得张教授给吴天球老师打过电话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引得吴天球老师不愉快的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所以，我也就不是很高兴，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之所以如此辛苦地来到北京，其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学习声乐，如果声乐老师都不高兴我了，那么，其他的努力不就等于是在白折腾吗？所以，在再一次见到张教授的时候，我就向他表明了我的这样的意思。我记得我当时说话的时候是有些不高兴的，应当是说了这样的话：“我来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要跟吴天球老师学习声乐，虽然手头拮据没有钱，但我不是为了省钱而来，我有一分钱就上一分钱的课……”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后来张教授对我不很高兴，其原因很可能就是我的此次说话没有把握好分寸，不会说话，话说得惹人生气。尤其是“如果声乐老师都不高兴了，那么，其他的努力不就等于是在白折腾吗”这样的说法是不应当有的。认识张教授本身就是极其有意义和价值的，可惜我当时太毛糙，没有把握住机会！

但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在对那段经历不断地咀嚼之后，我又觉得，虽然有时候我说话不太注意，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谦恭的。何况，即便是我偶尔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张教授也不至于和一个毛头小子不高兴那么久的吧？更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方设法来折腾我吧？是的，似乎应该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

在此后的漫长而坎坷的经历当中，我常常思索，到底是不是有人暗中在折磨着我，我也常常为此联想到张一波教授，想到他确实是一位“神仙”，他应当有能力折腾我。然而，我同时又觉得，他不像是那样的人，即使是对我有些不愉快，拒绝帮助我，也还不至于要折磨我，即使是要折磨，也不至于无休无止吧。

我记得刚刚在北京认识张一波的时候，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位极其有修养的人，像过马路的时候要当心、不要随地吐痰、切菜刀的刀锋不可以对着人放置等等这类的事情他都教育过我。可是，后来为什么变了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尤其令我难忘的还有那么一天，那也是在我与张教授刚刚认识不久的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后门附近有一条比较窄小的街道，叫做新文化街，那条街上有一个露天集市。我和他那天一道出来买鱼吃。我清晰地记得，当张一波教授看见卖鱼者用木槌把顾客选中的鱼打死的时候，他喃喃地跟我说了一声：“鱼也感到疼啊！”呀！这不是佛的境界吗？我当时很有感悟，仿佛有一道佛光在我眼前闪现！

大概也就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一次买鱼的经历，我虽然觉得他不快活我，但仍然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继续地与他有些交往。因为，我自己在读初中的时候差一点也就信了教。虽然后来我并没有加入教会，但是，我对仁慈与人道主义这些词眼不仅不陌生，而且很敬重。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恻隐之下，恻隐与怜悯是人类从野蛮与愚昧之中走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向大自然索取物质以维持自己生存的时候，文明时代的人类往往会思索这种索取的正义性。古代印度的释迦牟尼把人类的这种恻隐之心发展到了极致，他创立的佛教不仅禁止教徒杀生，甚至于鼓励教徒舍生喂虎。西方的基督教和犹太教虽然不主张吃斋，但是，他们强调了人类的一种原罪感，这种原罪的意识是与佛教的精神相通的。人类在维持自己的生存与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过程，实际上也对他人或者他物犯下了罪行。尽管似乎有比较有力的理由来说明人类是不得不犯这样的罪的，但是，我却对于那些有了这种原罪感的人倍感亲切。说白了，如果只承认动物世界的规则，那么，你就不必有这样的原罪感，也不可能拥有佛的精神；而如果你承认了人类的准则不同于动物，那么，这种原罪感才会产生。我们中国人虽然并不怎么信仰宗教，但是，儒家实际上也有一些与佛教以及西方宗教的原罪感相通的地方，例如古代中国儒家圣贤们听叫牛羊的惨叫声不忍心食其肉：“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实际上，本人甚至于认为，现在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宗旨也是和佛教精神以及西方宗教的原罪意识相通的。可见，我们的人类世界是有着普遍性的人性准则的。

我想，即使我偶然地在某种情况下所说的话真的会让人觉得很不恰当，像张一波教授这样的具有高尚的“佛”之精神并且富有深邃的恻隐之心的老前辈也不会去跟我太过于计较的。我真的不怎么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像他这样的人会在暗中折磨一个无辜的人许多年。是的，不会的，他不会是那样的人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假如他真的想整我，我想，我不仅不可能在不久之后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不仅不可能在2004年从上海戏剧学院顺利地毕业，而且，也许会遇到更大的更加难以想象的人生挫折。说得明白一些，也许我这个人早就不存在了！朋友们信不信我所说的这些话呢？

 

由于总是觉得自己一炮而响地考上音乐学院的可能性不大，所以，1994年的研究生招生开始报名的时候，我没有敢把难得的报名机会押在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上。我当时想来它个迂回策略，那就是准备先考取北京某个大学的中文系，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或者首都师范大学的中文系，这样我就可以长期在北京跟吴天球教授学习声乐了，至于日后是不是能够成为吴天球教授的正式声乐学生，那就再慢慢地找机会吧。我的此种新战略与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所谓“曲线救国”战略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想报考北京高校的中文系然后再以私学的方式学习声乐的想法，我记得报名之前我还在一次长途电话中跟张一波教授谈起过。您看，我还是认为他能够帮助我。但是，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我觉得他跟我说话的语气很生硬：“你报考北京试试看！”我再一次地意识到他确实是已经不高兴我了，同时也再一次地考虑到了他的影响力，于是，报考北京高校的计划我就只好放弃了。

在1993年9月份新学期开学之后，我记得我按时地到水湖镇中学报到并且上班了。饭碗是不可以轻易丢弃的，这个道理我晓得。但是，既然其他的道路不好走，难以实现我在声乐学习方面的理想，那么，我觉得我还是应当抱起了自己的书本硬啃吧，还是一门心思地去准备考研吧。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由于从安徽教育学院毕业之后又在北京折腾了好几个月，所以，我复习考研的时间并不多。还因为不敢报考“到处都是官”的北京地区的高校，所以，我现在就只能打其他地方高校的主意了。上海是又一个重要的选择。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首先，上海有一所跟中央音乐学院齐名的音乐学府，这就是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其次，我在招生材料上发现，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专业课考试科目中有一门是“写作”，这也就是说，原则上这是不需要花功夫做准备的，即便是花了功夫，短期内也不可能提高多少，主要是依靠长期的积累，也可以说主要是依靠一种多少带有某种与身俱来性质的“本钱”。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功底还是不错的，这样，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我就能够节约时间，把精力有重点地投放到其他考试科目上。所以，既然觉得报考音乐学院难度大，不敢保证能够一炮而红地考上，那么，先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然后再在上海音乐学院找老师“曲线”学习声乐，这似乎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经过了这么一番考量，我最终选择了报考华东师范大学。

我总共复习了三个月，而且也只有这么长的时间供我复习。我记得那段时间电视里正在热播香港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那个记不清名字的胖演员演包公演得还真有个性。尽管我每天复习得很辛苦，还要给水湖镇中学的中小学生们上音乐和美术课，但是，每到播放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总是会放下手中的书本观看这个连续剧，这也算是一种劳逸结合吧。

我考取合肥市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分数是全班最高的，500分的总分中我拿了431分。我考安徽省教育学院也是全班最高分308。但是，这回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由于时间紧等原因，总分为500分的5个科目我只考了313.5分。

考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断地往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打长途电话，询问我的考试成绩，我就是首先从电话里得知我的考试分数的。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热情地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是在往年，这个分数录取应该问题不大，好像是说此前一年的录取分数线就是310分或者300分，但是，我报考的那一年情况有些不同，分数线看涨！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人当时所说的与往年不同的情况具体是什么呢？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很可能是报考的人比往年要多一些吧

既然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不保险，为了不浪费这得来不易的被“准考”了的机会，我立刻给全国各地其他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或者中文系写信，把我的个人情况和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考试成绩告诉他们，希望假如他们那里有缺额的话我可以调剂过去。当时邮寄到全国的邮票每枚是8分钱，我记得我总共寄出了不下10块钱的这样的信，也就是说，我大约联系了100所高校。好像甚至于连大连理工大学这样的学校我都寄信过去了，虽然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有没有中文系，但我宁可多花8分钱邮资也不愿意放弃掉一个机会。记得当时大约有湖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山东曲阜师范大学这三所学校有比较好的回音，有些调剂过去的希望。不过，我当时心里也知道，如果调剂到了这样的学校的话，我的声乐学习计划可能就要大受影响了。但即使如此我也会去的，因为我是个乡镇教师，希望尽快有个进修深造的机会，更何况，不论是录取到湖南、陕西还是山东，学唱歌的机会总比在小县城里要多。

为了尽快地更确凿地摸清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有没有可能，我很快就从家里赶往了上海，入驻华东师范大学地下旅馆——第三招待所，这大约是1994年年初的事情了。我此来想要搞清楚的是该年有多少人报考，招收多少学生，有多少人达到了分数线。这也就是我的竞争力有多大以及有多大的可能性被录取的问题。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第六层的中文系办公室里，我见到了这里的管事的老师，但是，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工作人员就是不肯把我想知道的情况告诉我。虽然得不到消息，但我泡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师生中间就是不走，非把能否录取的情况尽可能快地搞清楚一些不可。果然，我也逐渐地打开了一些局面，好像主要是从一些安徽老乡那里获得了一些情报，他们根据往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我还是有可能被录取的，但他们又告诉我说：“这就如同搞对象一样，要有耐心！”

可能是我过虑了，因为录取后我才从老师那里知道，我报考的那个古代文学专业当年计划招收5个学生，但报考的人其实并不多。由于往年一旦考生达上分数线，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应当被录取，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报考的那一年他们把分数压得比较低，想要做到招收几个就达线几个。我记得比较清楚，后来被录取的几个人分数最高的是360分左右的山东汉子，我居然排列在第二！一位来自古代赵国故都邯郸的非常憨厚可爱的小伙考了312分。报考古代文学专业而且达线的就我们三人，另一个分数比较高的是从别的专业调剂来的，最后的一位分数没有达线，算是特招生。

记得当时主管文学与艺术学院（中文系隶属于该院）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方智范老师还跟我谈过，说调剂到湖南、陕西等地也不错，我于是就把我希望在上海既攻读硕士又找老师学习声乐的想法告诉了他，看起来他对我也是比较同情或者说是支持的。

我也把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消息告诉过吴天球老师。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告诉他的我虽然记得不太清楚，但应当是在还没有被正式录取之前。我当时给吴老师打去电话，可能主要是想去北京跟他游击式地再上几节课。我记得略一寒暄之后他就问了我：“你不是说要考研究生的吗？报考了没有？”我告诉他说我报名了，但报的不是中央音乐学院，而是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我觉得不大方便跟他解释我不敢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北京的其它高校的某些具体原因，但我记得好像以前也曾经跟他说过，说过像我们这样的乡镇中小学教师报名深造很艰难。吴天球老师随后说他在新加坡演出的时候跌了一跤，因此，去北京再上几节声乐课的打算我也就只好作罢了。临了，我请他注意休养身体。

大约在1994年的暑假前后，我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正式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我被录取到这所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文学，主要是研究戏曲。

虽然最终没有去湖南师范大学或者陕西师范大学或者曲阜师范大学读书，但我今天一听到这几所学校的名字，依然感觉比较亲切。

 

据说我的许多研究生“考友”在考取研究生的好几年前就已经跟导师联系过了，可是，我在拿到复试通知书之前还不知道导师的姓名，招生简直上没有写，打电话询问人家也不肯说。大约是在1994年的四五月份我又来到华东师范大学，这回是来复试的，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将要指导我三年学业的老师是谁——赵山林老师。

印象之中，我好像就是在这么一次复试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第一次与导师见面的时候，赵山林老师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至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三年，你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上。”此后好像他还重复过类似的话。我相信方智范教授一定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赵山林老师了，因为我发觉华东师范大学老师们之间的联系颇多，而且比较及时。你想想，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专业，同时还想自学声乐，这样的事方智范院长应当会告诉赵山林老师的。何况，我曾经读过两年的音乐专业，这一点指导老师也不可能不知道。

我在这里要感谢方智范老师和赵山林老师，他们没有因为我“别有用心”而拒绝招收我，而实际上，我相信他们这种宽容办学的策略应当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音乐方面的素养对于古代文学尤其是元明清戏剧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就涉及到许多音乐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音乐素养，这个《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就很难被我“质疑”出来。

当然，老师的叮嘱显然是要求我应当做到“学唱莫忘研文”，而我则做到了“研文不忘学唱”。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其实，在我被录取到华东师范大学之前，我已经到过这所学校了，而且不止一次，因为复试的时候又来了一趟。但是，假如有人询问我对华东师范大学的印象，那么，这种印象却不是我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到这所学校的时候所留下来的。由此可以见得，风光是与游人的心情密切相关的。前两次到华东师范大学来，一次是为了了解自己录取的可能性，一次是来复试的。在当时，自己是不是要被调剂走，能不能被录取，这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而且，我当时肯定是心急如焚，所以，即便是身边风光无限，我又哪里有心思去品赏呢？可是，在1994年暑假刚刚结束新学期即将开学之际，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是怀里揣着一张千呼万唤始得来的邀请函——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而来的。人们常说“衣锦还乡”很体面，殊不知“衣锦离乡”的味道也挺不错，也很潇洒。

我记得，那一天我是与我的一位远房表姐及她的女儿一道去的华东师大。我不相信家在上海的表姐母女此前没有去过华东师大，但她俩又确实好像是第一次踏进华东师范大学的校门似的。我后来想到，也许是我无意中把自己的好心情传染给了她们，于是，她们想要和我一起体验一下跨入被录取之后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味道，想要和我一起走进那所仿佛曾经一游又仿佛不曾涉足过的校园。我们是比正式报到的日期提前了一天去的，所以，不仅有心情，也有时间仔细地观赏一下似乎应该已经属于自己了的校园。

华东师范大学的正门正对着宽敞的中山北路，当时沿着中山路建造的高架路正在施工之中，它的巨大的身影已经矗立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正门门前了。正门应当也是新建不就的，呈巨大的马蹄形，听说就是为了和高架路相配合而改建的。

不仅大门外的气势宏大，大门里面给我的感觉更是宏大。我这个小县城里出来的人，此刻可能真的有些刘姥姥进贾府的感觉，在当时，我哪里能够想象得出一所学校的规模竟然跟我们的县城差不多呢？

我入学之前就听说，我们新入学的研究生将要暂住紧靠中山西路的第一学生宿舍，不久则将搬入研究生楼，而我们的当时正在建设之中的研究生楼按序列应当算第十五、第十六学生宿舍。面对这么多的学生宿舍楼，这难道不能够令我这位来自小县城的“刘姥姥”感到惊讶吗？其实，一直到邻近毕业之际，我都没有搞清楚华东师范大学到底有多少栋建筑，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次我从一个圆形的拱门钻进一处有点像是一处独立的小花园的地方，正不知道这里是哪家单位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说那里仍然是属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什么什么下属单位。

那一天随同我的远房表姐对华东师范大学的观赏还驱散了我此前形成的一种朦胧感。因为，前两次来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片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赭红色从我的面前一闪而过，那是一片翠绿之中的一片赭红色砖墙的颜色，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外表的颜色被弄得如此地特别的房子，有些像童话似的。我说那片赭红色是从我的眼前“一闪而过”的，这并没有错，因为我前两次来的时候也许从旁边路过过，但没有心思去看它，更不知道它属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建筑，也不知道它处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具体位置。而这一次我看清楚了，那赭红色的“一闪”的原来是位于华东师范的中心地带，是学校的办公大楼，两层的，在炎炎的太阳底下，红得仿佛就像是记忆中的火一样，令人难忘。

第一次到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校园里有河流贯穿，河流就叫做“丽娃河”，它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标志性景点。但录取后的第一次观光我却发现校园里的河流不止一条，而是两条，都是南北走向的，刚才说过的那幢赭红色的办公大楼就夹在这两条河流之间。虽然此后的三年里我差不多日日走过华东师范大学的河边，粗心的我却一直没有搞清楚那两条河到底哪一条是丽娃河。一直到毕业，不，是一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没有搞清楚。我记得我也好像偶然地问过别的同学，可惜也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我看，既然如此，干脆把这两条河都叫做丽娃河吧！（参见本回图1）

赭红色办公楼东边的那一条河要窄一些。我记得就在我带着录取通知书前往报到并且兼带观光的当日，河面上漂着不少水葫芦什么的，这令我回忆起我童年时代家门口的“九连塘”。赭红色办公楼西面的一条要宽阔得多，河边是林荫小道，一些开花的灌木从岸边伸展到水面上。水面是如此地平静，平静得简直让我觉得有什么人企图要把我不平静的心情熨平似的，这多少令我有些不太情愿。当然，这也不大可能，因为偶尔有些微风吹来，把映入水中的鲜花的倒影揉碎，揉成了一片虽然朦胧却也缤纷的颜色，这就好像我曾经做过的无数次的美梦一样，令我遐想不断……

 

现在的大学里，很少有学生跳交谊舞了，对于这种现象，本人实在是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一次在与一位大学生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仿佛是在闲聊之中偶然地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你们学校的舞厅在哪里？”那位学生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回答出来，好像他读了几年的大学还不知道学校里有没有舞厅似的。之后，我也顺便地留意了一下别的高校，结果发现，那些学校的情况类似，学生们对舞厅的印象就跟对某个放置杂物的后勤处的仓库的印象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我不仅在自己的母校合肥教育学院、安徽教育学院跳过舞，我还曾经“流窜”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舞厅跳过舞，可是现在，那里的学生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跳了。例如，安徽大学过去的舞厅现在还在，可是，我发现它现在好像已经被废置或者移作它用了。一些大学现在当然也有舞蹈活动，可是，这些舞蹈活动往往是在一些节庆日的晚会上演出的，而不是每逢周末都会举行的个人性娱乐活动。

二十多年前，我在合肥教育学院和安徽教育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和现在不一样，我们那时的学生几乎每到周六、周日都要举行舞会。在安徽教育学院的时候有相对专门的两个舞厅，几乎每个舞厅一到周末晚上都挤满了学生，我的印象中有时候他们还售票。合肥教育学院虽然没有固定的舞厅，但是，舞情似火的学生们把教室里的桌椅往墙边一靠，把中间位置空出来，再在日光灯上挂上几条彩色皱纹纸，这便成了一个临时的舞场。有的时候，一到周末就会有好几个教室灯火通明、仙乐阵阵。

我不仅学习上非常刻苦，舞场上也颇勤奋，是周末交谊舞舞厅里的常客。在合肥教育学院的时候是这样，在安徽教育学院的时候也是这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我仍然是如此。如果有人一定要我追忆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候的美好时光，那么，我想，在华东师范大学舞厅里度过的一个个周末，那毫无疑问将成为我对这所大学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大礼堂隔壁学生活动中心，在图书馆二楼的学术报告中心，在师大一村的教工活动中心，在丽娃河畔的体育馆里，还有那绿草茵茵的大草坪上都留下了我们的周末舞影。甚至于一直到现在，一想起华东师范大学的这几个多姿多彩的地方，我的眼前还是有一些旋转的感觉，仿佛头顶上又旋转起了那些五彩缤纷的球形大彩灯。

是啊！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不跳舞了呢？如果老天爷让我现在年轻二十岁，我一定还和过去一样，尽情地畅饮我的周末好时光。

虽然有些眩晕的感觉，但在旋转的舞厅里我是不会晕倒的，即便是跳起节奏欢快的快三步舞《美丽的西班牙女郎》的时候我也是不会晕倒的，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精力充沛。然而，在每一次的舞会之后，在三三两两地返回宿舍的人群之中，我都有些迷蒙的感觉，不，应当可以说，那就是一种眩晕的感觉。这当然不是跳舞所造成的，但却似乎与跳舞有些关联。因为在曲尽人散的时候，我常常会想，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除了学习古代文学之外，难道就只剩下了跳舞了吗？

前面已经说过，当初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上海学习声乐，现在就不能不谈谈这个方面的问题了，尽管我实际上很想回避这个话头。

其实，在刚刚拿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已经忙着联络上海的老师了。我首先是给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姓刘的声乐副教授写了一封拜师信，她回了信，但是，她说自己没有时间教我，她把我介绍给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姓魏的退休声乐教授。从礼节上来说，我当然应当去看望一下这位刘老师，但是，一想到第一次上门就上演“空手道”会很难看，而我当时又最缺钱，所以，我想我干脆不如就假装糊涂得了。总之，刘老师的家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刘老师本人我也一次没有见到过。

我现在还记得，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我在魏教授那里练唱过《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大森林的早晨》等声乐曲。可以说，我把我所有能够投入的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到声乐学习里面去了，可惜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觉得自己的收获并不大。而且，在学习了好像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在谈及涉及继续学习的某些问题的时候，魏教授突然很困惑地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以为她不想教我了，所以，此后就不再去上课了。这一次求学对于我的打击是满沉重的，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找老师学习声乐，我似乎已经开始失去了信心了。

我觉得我一直是很尊敬魏教授的，我的学习当然也很认真的。何况，魏教授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很善良，待我也不错，我想她不可能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而不大高兴我。上课之前，她时常让我喝上一碗桂圆银耳汤，似乎担心我在学校伙食不够好，这不是在倒贴给我钞票吗？她完全可以不这么做的。可是，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能够把声乐教学继续下去并且获得一定的成果呢？

我还记得，差不多是在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魏教授给我示范了一下一种我当时觉得很特别的唱歌状态，我记得我当时对之很惊讶，似乎从来没有体验过，她似乎还特地告诉有些惊诧的我，大意应当是这样的：“你以后会这么唱的，你就应该这么唱，这才是正确的……”很久以后，随着我对某些方面的声乐技巧逐渐有所醒悟，我差不多也就是凭着她的这几乎是最后的一次指导，逐渐修正了自己的某些疑惑，而且，我也越来越坚信，魏教授应当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退休教授无疑，而且，她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教授。

本来兴冲冲地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希望一边攻读中文硕士学位一边请老师私学声乐，然而，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三年时间里没有能够实现在声乐学习上的梦想，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也许就是很笨，西瓜皮做鞋掌不是那块料子。不过，回过头来我又觉得很纳闷，我对于声乐学习所定的目标也并不是非常地不可企及啊！我并不是一定要成为多么多么耀眼的明星啊！我只是想学会正确的发声技巧而已。我自己认为，如果我的声乐学习就是要成为能够挣大钱的明星的话，也许不需要掌握“美声唱法”的发声技巧都可以，我相信我的嗓音本钱完全可以唱好流行歌曲的。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淌，我的边读中文边学习声乐的梦想就像傍晚的太阳一样逐渐的黯淡了下去，我似乎对此无可奈何，难以挽回。我心里虽然很想再找老师，但是我的这种愿望就像瘫痪在床的病人一样，想要站立起来却很快又发现自己已经浑身无力。我不能不想到，即便是自称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比较有名的声乐老师也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十几个，我已经算是联络了两位了，再联络，即便是有人同意教我，说不定哪一天老师们之间一串门，在我正在上课的时候撞上，那样的话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满不好意思的了。

总之，也许我这样的想法不对，不过，声乐上连续的不够理想的学习结果确实已经开始使得我失去了信心，这应当就是我在每一次舞会曲终人散之时所产生的那种“眩晕”感的原因吧？所以，尽管在舞场里似乎很风光，但是，我的内心却暗暗地隐藏着隐隐作疼般的冰凉。

那是日子，我觉得自己青春的时光就像一列特快的火车，而我则无法登上我的青春特快，只能独自一人，踟蹰，彷徨。

青春的车站

青春——

是一列

特快火车，

我——

是一位

误了点的乘客。

茫然若失，

独自在清冷的月台

踟躇，

踟躇，

又踟躇，

不安的心

犹如铁轮下

咯咯颤抖的

泥沙，

碎石，

和枕木。

 

在华东师范大学，我的导师赵山林是一位很和气的人。老师是位和气人，我也是个和气人，师生之间怎么会搞不好关系呢？实际上，我与导师不仅不应当关系紧张，相反，我们之间的友谊却应当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说到我与赵山林老师之间的师生友情，我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呢！

有一次，我假期结束返校的时候，家人让我带上了两只举世闻名的“付离集烧鸡”，这是来自安徽宿县的一位亲戚送给我们家了的，付离集就是宿县所管辖的地区。虽说这是我们安徽省的特产，可是，身为安徽人，我还没有品尝过呢！回到学校之后，还没有拆开真空包装袋子，我就把其中的一只鸡放在锅里加热。真是好鸡啊！居然真空袋子还没有扯开，袋子里面的那种醇美的香味就已经飘逸满屋了。所以，另一只我就实在是舍不得吃了，也许赵山林老师还没有品尝过这么美味的烧鸡呢？于是，我就把另一只赠送给了他，告诉他说人生在世实在是不能不品尝一下如此美味的烧鸡。在我的盛请和坚持之下，赵老师收下了。

1996年的春天，学校发动学生义务献血，经过检查之后，我们中文系的那一届学生三四十位，竟然就只有我这么个瘦里吧唧的人的血液是合格的，可以献血。同时令我又惊又喜的是，还有好多同学为此很羡慕我呢！例如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何勇同学就说：“你这家伙居然有这么好的血！有资格献血就是一种荣耀啊！”

但是，当时艾滋病的消息搞得沸沸扬扬，听说艾滋病可以通过针管传播，我担心遇到不负责任或者不细心的医生，担心他们会把别人用过的针管错给我用了。即便传不上艾滋病，传上个乙型肝炎什么的也够我呛的。我曾经比较多地听到过人们议论各种医疗事故，所以有些犹豫。可是，一旦我不献血，中文系的那一届就没有人可以献血了。千钧重担压在了我的肩上，怎么办呢？还是征询一下导师的意见吧！当我征询赵山林老师的意见的时候，赵老师大力地鼓励我说：“献！”既然导师说“献”，于是我当然也就献了。

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就在我冒着被染上艾滋病的危险献完血之后的当天下午，我满脑子都在回想着我曾经品尝过的那只“付离集烧鸡”，这也许是同学们献完血之后要补一补身体的劝说激发了我的美食欲望，但我心里似乎没有别的什么可想，尽想着“付离集烧鸡”了。对呀！我印象之中商场里也是有卖的啊！于是，我立刻去商场里买了一只“付离集烧鸡”，想复习一下那种醇美的香味。但是，打开一看，原来是只假的，不仅没有香味，实际上已经变质了，不能吃了。我当时经济很拮据，遭此“打击”很是郁闷。随后，我气急败坏地硬是把那只冒牌的“付离集烧鸡”拿回商店给退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商店就是位于华东师范大学后门不远处的上海第六百货商店，而那只冒牌烧鸡的价格大概是15块钱。

15个钢板虽然如数退回，但自己的嘴巴和肠胃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安慰，所以，我有些没好气地躺在床上休息。大约是天快要黑的时候吧，赵山林老师突然来到我们寝室，手里还端着一只砂锅，砂锅里面是一只炖好了的整鸡。我当时住在丽娃河畔的研究生2号楼502房间，赵老师慰劳我一砂锅炖鸡，并且还亲自爬上五层楼送到我的房间，这事情虽然很小，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如在目前，这里面蕴含着一份纯朴的师生情谊啊。

可以肯定，赵老师那天傍晚送来的炖鸡不是举世闻名的“付离集烧鸡”，但是，我越是品尝，越是觉得它的味道比“付离集烧鸡”更美更浓，值得我永远地回味，值得我在记忆中永久地珍藏。

 

现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女工作人员，我还是要再一次地提及。刚刚获悉自己的考试分数但还没有被录取的时候我来向她探听情况，她死活不肯说，或者这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规定吧。但是，我觉得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考试分数都已经下来了，根据历年和当年的情况，一个考生有多么大的把握可能被录取，这应该有个差不多的说法的。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考生的前途命运，所以，估计一下录取的可能性，这对于考生来说应当是有好处的。我当时就是这么个想法，既然考分低，那么，万一华东师范大学不能录取我的话，那我就得赶快想办法调剂到其他学校。若弄得晚了，其他学校所招的学生已经满员了，那么，自己一年的辛苦就要白费。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我越来越觉得那位曾经拒绝向我透露任何招生信息的老师有些特别，她有时候很客气地跟我打招呼，而有的时候我跟她打招呼她却理也不理。由于刚刚入学的时候事头比较多，我也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琢磨这件事情。

就这么大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吧，有一次，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住宿区“师大一村”遇见了这位想必比我年龄小一些的女工作人员，或者也可以说是“老师” ，或者干脆就说是个女孩子吧。我记得应当就是在一个铁皮子造的临时商店附近遇见了她，而她可能是来这里买东西的。我主动打招呼，她这次没有不理睬我，虽然也许并没有说上几句话，但至少点了一下头吧。总之，现在不是完全的不理睬，应当是有些理睬又有些不理睬的样子。我当然希望与她多说几句话的啦！当时，可能是我又找话头跟她聊了几句，之后她又不怎么肯搭理我了，于是我也就走开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可能比这更复杂了，然而，我没有想到这一下却晴空里翻出来不知道哪里来的乌云！

很快，我的导师找我谈话，当时具体是怎么谈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我把事情如实地告诉了我的导师。我记得导师很郑重地告诉我说，那个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了。因为相隔时间比较长，我确实有些遗忘，或许当时导师跟我说的是“她已经结婚了”。虽然有些记忆模糊，但导师的意思我一直到今天都很明白，他是要求我离开那个女孩子远一些。我记得我还跟导师解释过，解释说我几乎就没有跟那个女孩子说过几句话，导师则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说：“有人看见你跟她说话了！”我即使是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感到多么紧张严重，因为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导师却“语重心长”地又要我不要有“思想包袱”，这反而令我有些紧张了起来。

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导师意味着什么？我当然心里很清楚。所以，我答应导师，答应导师今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但我一直觉得此事有那么一些蹊跷，或者说是不明不白，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寻机会向导师再一次地解释了一下，告诉他此事真的是太平常太平常的事情了，导师则更加强调性地告诉我，要我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不要太紧张”，我于是反而真的更加困惑了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紧张感，仿佛自己真的犯下了什么不得了的大错似的。

我后来还知道那位女孩的父亲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任教，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学者。中文系办公区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的第六层，历史系办公区就在中文系的上一层，所以，我们碰面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尽管我和那位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话，但每次遇见他，我总是有些特别的感觉。怎么说呢？如果我现在把我的那种感觉说出来，人家完全可以不承认，那当然就是我的没意思了，而且，旁人也可以说那只是我个人的错觉，是有一定的“可嘲性”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实就是有着那样的感觉，我觉得那位学者好像总是有些什么话头想对我说似的，而且其中还可能有关乎我的个人不妙处境的某种话头。

我记得毕业之后我应聘到上海水产大学工作，在一次返回华东师范大学办事的时候，在美丽而又折磨人的丽娃河的一个桥头上，我再一次地“遭遇”了那个女孩子。好像当时她正和他的父母亲一道，但是，这一回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

如果不是考虑到与导师之间密切的关系，我有些时候真得很想通过某种渠道询问一下，或者就直接询问一下她本人或者她的父亲，问问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朋友，问问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为的只是想知道我的那一次在“师大一村”与她说话之“风波”发生的时候，她到底有没有开始谈朋友，或者，在那之前，她到底成家了没有。甚至于，我还想问问，那个时候的她，是不是有人在身后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难道说我的导师不希望我早日成家？难道说我与导师关系不好？我真的希望这种解释能够成立，但是，事实上的情况应当是恰恰相反的。

应当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大部分时光里，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感觉：赵山林老师是一位对学生很和气的老师。例如，他从来不强迫我们这些学生做什么。对于我的一些“标新立异”的学术观点，他也总是觉得颇有些道理，比较尊重，常常告诉我说“你的观点很有道理，或是还须要再推敲推敲”。我想，如果不是他的这种比较民主的教学作风的话，我的那篇后来多少产生了一些学术影响的毕业论文《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就不大容易弄得出来。

我现在真的希望这是正确的：在那场“风波”之前，甚至于在第一次相见之前，那个女孩确实早就已经结婚或者至少已经有了男朋友了。

其实，在毕业之后的几次重返中，面对着美丽的华东师范大学校园，我不时地会产生一些迷茫的感觉。这小桥流水绿草茵茵的美丽之中，似乎还深藏着某些我尚然不知晓的东西，而且，有些东西我很可能永远也无法知晓了。

我还记得一次系里的集体活动，当时我应当至少已经是二年级了，因为我还记得，该次活动之中有比我们低至少一个年级档次的研究生参加。活动的内容就是去上海博物馆参观。在低年级的学生之中有一个女孩子，我记得我们好像是无意之中聊到了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可能就是聊到了唱歌吧，不然我估计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致。于是，我大概是打开了话匣子，多说了一些。这个时候我发现，好像是籍贯江西又好像是籍贯浙江的一位同去的老师脸色阴沉地不时注视着我，那种情形就像是又要生出什么“风波”来似的。可是，我这一回更加算不上找女朋友的啊，仅仅只是聊聊天而已。如果不是那张阴沉的似乎在监视又似乎在警告的脸，我第二天就会把那次聊天忘得一干二净。是的，那不应当是我的一种错觉，在诺大的令人不时地有着“峰回路转”之感的上海博物馆里，那张阴沉的脸悄悄地尾随着我和那一位低年级的小妹辗转了好多了展览间，咬住我们的影子上下了好几个楼层。我记得我还故意地找借口在某个楼梯口与那个女同学分开了一下，然而，当我们再一次在旧石器时代的藏品室里相遇的时候，我沮丧而又无奈地发现，在那个蛮荒时代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依然斜挂着那一张既很熟悉而又十分陌生的阴沉的脸……

华东师范大学，这所可爱的大学的深处是不是还有着更多的困惑。她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我依然未知的东西？是不是在那里，某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寻找着我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些什么？找些问题似乎也不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行动出来呢？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来“揭发”我呢？这里，我不愿意再多想下去了，但愿我能够更多、更长久地保留着对于那所大学的美好印象吧！

就让我把丽娃河水的某种碧绿当做某种清澈吧！是的，也许那碧绿确实不是出于某种水生物的污染，它原本就是一种清澈。何必要把那梦一样的小河弄得像差不多流经上海全城的苏州河一般地浑浊呢？

不过，我，话还要说回来。上海高校的学生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爱在华师大”。应该说，在华东师范大学，我也算是遇见了些许的爱意的，否则的话，我是不大可能在那里写出我下面的这首《青苹果》的。尽管我的青苹果没有能够如愿地成熟，但是，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那只苹果的，我还是比较满意我的这首小诗的。呵呵！也许大家还不知道，我的那只又酸又涩的“青苹果”，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偶然拾得的。

○青○苹○果

在这丰收的时节里，

我

还是一只

青苹果。

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满心是酸楚，

在备受冷落的日子里

满怀着羞涩。

亲爱的，

您可否知道

我的烦恼。

亲爱的，

您可否明晓，

我的落寞。

今日里，

可否用您那猩红的嘴唇，

赐予我一些

熟透了的

颜色？！

 

不仅仅在找女朋友的过程中有些困惑，在其它方面我也有类似的困惑，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就是如此。

大约到了将近毕业的时候，通过电话，我联络上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姓王的人事负责人。我向他自我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他于是就让我去到这家著名的电台实习，实习的部门是这家电台文艺中心的戏曲科。我当然希望到这样的单位工作，因为这里的工作与我在安徽教育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专业方向都很有关系。在这里，我幸运地认识了在上海很有些名气的广播剧《滑稽王小毛》的编剧葛明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较知名的人士。

带我实习的老师叫王惠群，她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在当时，虽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的主要是戏剧，但我对上海戏剧学院这所学校的名字却很陌生。王惠群当时大概是快要到了退休的年龄了，所以，应当可以说，这家电台安排我跟着她实习，这是有所考虑的。可惜的是我没有能够接过她的岗位接力棒；所幸的是数年之后我成为了她上海戏剧学院的小校友。

不久，我就写出了《古道漫漫悟人生——访淮剧〈马陵道〉的编剧陈慧君女士》广播节目稿，该节目也于1997年4月5日14时30分（见《每周广播电视》1997年第十三期）播出了。记得这个节目的播音员叫辛宁，他说话的声音太美了，那简直不是在说话，那就是音乐。我这个毛头小子当时真的不太懂得社交，居然冒昧地问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没有回答，旁边的人似乎也作出了某些示意，示意我不该问。后来我想，也许他不是广播学院之类的专业院校毕业的，但声音真是美得很。

值得回味的是，实际上，在王惠群老师带我去采访上海淮剧院的编剧陈慧君之前，我就已经写好了那篇广播稿子。我还记得，当我把那份《古道漫漫悟人生——访淮剧〈马陵道〉的编剧陈慧君女士》广播稿子拿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师们审看的时候，他们惊诧地问我：“怎么还没有采访你就把采访稿子给写出来了？”情况原来是这样，我为了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在采访之前就根据推测预想了采访全过程，然后带有假定性地先行把稿子写了出来，如果正式采访之后需要调整，那就再做调整。但实际上，我写出来的预想性的稿子不仅与实际采访进程比较符合，而且已经非常接近正式演播的稿子了，所以她们觉得有些奇怪。

不知道具体出于什么原因，一个月的实习之后，他们要我再追加一个月的试用时间，我记不得我有没有继续实习下去，我记得当时戏曲科的一位姓沈的科长似乎不是很想要我，但我觉得那家电台的人事负责人以及包括葛明铭在内的部门负责人应当是想要我的，否则也不会要我再延长一个月的吧？我记得他们的比较厚道的文艺中心台总监王小云老师还告诉过我：“我们想要的人不一定能来得了，而我们不想要的人最后还是来了。”我也清楚这样的单位相当难进，所以，既然他们不是那么能够确定下来，而且我也越来越感受到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是很希望我进这样的单位。所以，为了在毕业之前能够顺利地落实工作，我必须多条腿走路，不应当在一棵树上吊死。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有哪个笨鸟象某些大姑娘找对象那样非某某人不嫁，那他多半就“嫁”不出去了。

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汪寿明教授很关心我，他为人很厚道。他不仅是我的老乡，安徽人，也是我的老师。因为我入学考试有一门专业课程没有达到60分，按照规定，在入学之后需要补修一门本科课程，所以，在汪寿明老师给本科生上《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时候系里安排我补修他的这门课。

毕业求职之际，汪教授推荐我去上海宝山钢铁集团公司，不过，连他自己都告诉我说，从专业发展的角度而言，当然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更好。我当时觉得，虽然电台更加适合我，但是成功的把握确实小一些，而进宝钢虽然专业对口性略低，但我感觉可能性很大。这两个地方我是决定要把握住一个的。

不过，恰恰这个时候，上海水产大学也来要人了，他们是通过一位正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前来招人的。导师此刻突然非常积极地要我去水产大学看看，我依照导师的要求去应聘了，但我没有想到，上海水产大学算是一下子就看中了我。我记得当时面试我的该大学的人事处和学生处的领导要我当场画个素描，因为我告诉他们我小的时候学过一段时间的绘画但没有专业文凭。于是我就画了，他们比较满意。我猜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这个人没有文凭的专长都具有专业性，那么，他的有文凭的中文和音乐两个专业的实际水平一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事实上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我对于自己所学习的专业都是向着专业化甚至于是最高度的目标迈进的，至少主观上的努力就是如此。

我当时举棋不定极了，记不很清楚当时具体过程是如何的了，反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没能进去。好像场面上的原因是我参加上海广播电视系统统一性的招聘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但是，我一直都不大相信这是真正的原因，而且，我也不觉得自己考得很差。我也不记得他们后来有没有把那次考试的分数告诉我。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有人似乎是以私人身份跟我说过，虽然不能够正式成为他们单位的人，但业务上我还是可以为他们做事的，所以他们要我以后多和他们联系。但我后来几乎没有跟他们再联系过，唯一的一次重返，重返上海虹桥路上那座不仅很是气派而且保安人员似乎比来客还要多的广播大厦，那大约是在我实习结束的好几个月之后了。那时候我已经确定下来要去上海水产大学工作，此次的重返是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之约前往领取一些实习纪念品，例如两本名片册。再次见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人，我多少有些腼腆了，你看看，你想嫁过来人家竟然不肯娶……

一个几乎已经兴高采烈地披上盖头钻进了花轿但却没有能够走进洞房的媳妇，当她面对着不肯或者不能把自己娶进门的“婆家人”的时候，她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记得该电台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上海水产大学也不错的，但随后又问我怎么不跟他们联系了，他也许并不知道我的欲“嫁”不能的难言之隐吧？一直到今天，我还时常一不留神地就把“就业”说成了“嫁业”呢。

广播电台已经是去不了的了。综合地考虑，上海宝钢当然要比上海水产大学要好一些，但是，当时我同样在这两个选择之间为难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一旦我选择宝钢，似乎导师不是很乐意，尽管没有明说，我的感觉就是如此。这也许会影响到我的其他方面，甚至于会影响到我顺利地毕业，我当时就有这样的感觉。但我这个人当时也只是有着这样的感觉而已，没有想到其原因究竟是为什么。我更多地猜测到的原因连我自己都不大好意思说，说了怕人觉得自己在炫耀自己什么。实际上，我当时就是有着这样的微妙意识，觉得导师可能是希望我将来继续读他的博士，否则的话，我到了一个自己觉得更加有利的地方难道他会不高兴吗？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和老师具有一对一的关系，老师出书多，学生会感到自豪的，反之，学生有好的发展，老师也应当高兴才对。

我又想到，也许导师担心，担心我到了电台以及宝钢这样的在个人专业发展和生活待遇等方面都更加好的地方就会不再渴望在学历上“高升一步”了。宝钢的工资待遇肯定是很好的，虽然我这个人并不太介意工资待遇问题，但我也知道，手中有钱，这不论对于我研究古代文学还是自学声乐都将会是大为有利的。

我最后的决定是这样做出的，当我去宝钢正式应聘的时候，我提出能不能进入他们的电视台。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不明智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着“自杀”，果然，他们没有同意我去电视台，而是安排我去宝钢的报社，那家报社应当就叫做《宝钢报》吧。于是，我终于给自己去上海水产大学工作的决定找到了一些算是自我安慰性的理由，仿佛去报社不太值得我冒一冒某种连我自己都不大能够搞得清楚的风险似的。虽然《宝钢报》实际上已经很好了，肯定比去水产大学要强一些，而且我也比较能够相信，进去了以后还有可能在宝钢内部转到更好的地方，但是，不去水产大学的话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不好说，没法说，说不清。

人生的一次重大的抉择就是这么“择”出来的。

有时候情况似乎应该是那样，但实际上却又有些不是那样；有时候事情似乎不应该是那样，但实际上却就是有点那个样子。一个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是有了这样的感觉之后，他就应当认真地去思考有关方面的原因了。可惜，这样的道理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还不是太清楚。

曾经不断地有朋友告诉我：“你这个人之所以老是遭麻烦，遇蹊跷，有困惑，其原因就是你自己想问题想得太多了。”这实际上就是在说，我的麻烦、我的蹊跷以及我的困惑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句心理话，我真的希望我的朋友们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真的希望我的麻烦、我的蹊跷以及我的困惑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我真的希望我困惑错了，我真的希望一旦我不想那么多的问题了，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等等一切方面都会正常起来。

但事实上的情况是，我越来越觉得，我困惑得还很不够。在华东师范大学所发生的那些令我有些困惑的事情之后，假如我穷根究底地进一步地探究原因，而不是觉得自己是在“庸人自扰之”，那么，我也许能够更早地发现一些原因，更早地找到一些线索，这样的话，我或许就能够避免此后更大的挫折的发生了。

唉！是啊，也许我本该更早更进一步地对自己的经历感到困惑。

记得在华东师范大大学研究生2号楼502寝室里，我和其他两位室友也不时地喜欢一起喝酒聊天。无需什么好酒好菜，鱼皮花生甚至于咸菜罗卜都是很好的下酒菜。几杯啤酒下肚之后，我们不时地喜欢回顾回顾自己的过去。记得我在聊到自己的过去的时候，我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室友王建设等人面前发出过感慨：“为什么自己的人生一直都不怎么顺利，总是会遇到一些原因不是很明朗的麻烦和阻碍呢？”我现在真是后悔得很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进一步地困惑下去呢？

其实，我当时怀疑过，而主要的怀疑对象是远在沈阳的张一波教授，我觉得他或许因为我在北京学习声乐的时候不留心说了什么让他不愉快的话而折磨我，让我的求婚、求职过程不是很顺利很完美。我还怀疑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教授，怀疑他会不会由于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而把他家的电话号码透露给了别人因而很是记恨于我，于是想方设法给我制造各种麻烦。说出来真还有些不好意思，我甚至于还有些怀疑，怀疑会不会是我最终没有报考吴天球老师的研究生而导致了他的不高兴，导致了他通过某种“遥控设施”给我传导出一些不愉快。不过，虽然说是怀疑，这种怀疑都只是隐隐约约难以确定的，它们都只是偶然从我心头飘过的阴影，因为每当这些阴影掠过我的心头，我立刻地就会想到：“这一切怎么可能呢？他们有那么多的闲心那么奇怪的生活‘情趣’来给我制造一些如此这般的麻烦吗？”

是的，在我的印象之中，这两位教授似乎不仅不至于“闲散”到如此的地步，也不至于拥有如此绵延不绝的“情趣”吧！

有人告诉我，倘若当初的就业选择做得比较好，也许就没有此后的人生波折了，但是，马上就会有人严肃地指出，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确实，假如真的有人在暗中使坏，你的人生这个地方没有“波”，那个地方就会有“折”；你的人生这个时段没有“波”，那个时段就会有“折”。

唉！真是此恨绵绵啊！

 

1997年暑假期间，我正式来到了位于上海杨浦区东北角上的上海水产大学工作。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宝钢集团、上海水产大学，我硕士毕业求职的这三个重要的选择之中，假如让大部分的人来做选择的话，我估计他们会首先选择靠前的，但是，上海水产大学毕竟是农业部直属的一所大学，应当还是全国重点院校，所以，总的来看，这三家单位应当都是很不错的单位。

然而，对于我个人来说，问题倒不是在于某某单位多么气派多么有钱等等，而是能不能更好的发展我所学的专业。我对于自己所学专业的追求是非常执著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依然是如此。而在当时，虽然学习音乐之心依然未死，但是，我毕竟在古代文学方面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所以，我当然也不会放弃在这一方面的专业追求。

确实，在上海水产大学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工资待遇等方面，而是专业上的制约。我在这里音乐专业无法伸展。水产大学当然没有音乐系，这个暂且放下不说，其实，即使是业余性的音乐活动我也无法参与。例如，刚刚到水产大学报到之后，有关人士就告诉我说，上海水产大学已经刚刚从安徽，也就是从我的家乡调来了一位音乐老师，所以，即使是选修性的音乐教学或者业余性的音乐活动也就都没有我的份了。同时，文学类课程的教学任务我也很难获得，因为这里也有《大学语文》等文学课程的专任老师。其实，我无须说这么多，一个学习文科的学生来到理科类的大学，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制约了。当然，如果我不想再继续在自己的专业方向上深入发展，只是想一般性地教教书，混混日子的话，那么，我的小日子也会“混”得不错的，毕竟我现在是在一所国际大都市的部属重点大学里啊。

本来在应聘的时候就说好了，上海水产大学是要把我安排在他们的“德育教研室”的，但是，当我正式来报到的时候，他们临时做了调整，让我到一个叫做“社区管理中心”的部门工作，主要做的是管理学生宿舍之类的工作，诸如购买橡皮管、扫把和发放学生勤工助学的工资等等。我初来乍到，不方便推辞，而且想来也没有必要坚持原定的安排，因为我想，即便是他们把我安排到“德育教研室”，我也很难接触到与自己的本专业很有关联的事情。

“社区管理中心”这个名称可能是上海水产大学所特有的，设立这样的部门，或者说是给自己的部门取了个这样的名字，很显然，其意图就是要模仿市民居住区的社会化管理。不过，话说白了，上海水产大学所谓的“社区管理中心”，它的实际状况仍然只相当于其它学校的大学生宿舍管理机构，即所谓的“宿管科”。我在这个中心一边管理一些杂务，一边每周给学生上两节《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公共课。

有个朋友跟说过，到了一家单位，他往往比较关心这么三件事，一是专业能不能得到发展；二是有没有住房，三是工资待遇问题。他说这三项难以兼得，而如果有一个项目解决得比较好，那就是个好单位。在上海水产大学住房问题的解决估计是遥遥无期的，工资当然也不高的。很快我就发现，我在水产大学，不仅仅住房遥遥无期，大约一千块钱左右的月薪也难以维持我的生活和学习，而至于专业上的发展，那就更难以实现了。

专业上的难以发展不仅表现在我在那里很难从事与我的专业有关的教学和科研活动，而且还表现在进一步深造的机会难以获得方面。而更使得我沮丧的是，这里的人际关系也复杂难辨。

有一次，我朦朦胧胧地听人说，说社区管理中心各个负责老师分管的财务实际上也就等于是自己个人的收入。具体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应当不会是在正式的会上，我印象之中应当是在一次电话交谈之中。这种说法显然会非常明确地让我以为，我所分管的某个部分的工作所获得的收入就可以归我个人所有。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不应当的，但我是个小人物，只敢也只能管束自己，至于别人怎么办我实在是管不了的。

话说到这里，忽然记忆中的另一份“文件”又被我随意地翻出。我忽然想起，有一次，我为刚刚收取了学生交纳的什么什么费用而头疼，因为交给我之后我不知道马上再交给谁。记不十分清楚是谁了，但应当是一个女教学秘书，或许她就属于上海水产大学的渔业学院，当时大约三四十岁的样子。我有一次上办公楼开会的时候遇见她并与她不知道通过什么话题聊及此事，她告诉我说：“存到自己的帐户上去就是，别人都是这么做的。”我当时就信了她，但本能又告诉我，若真的存入自己的银行帐户的话，那恐怕是不妥当的。所以，我直接就在水产大学的财务科另外开了个帐户，但是仍然用我自己的名字，当时好像是因为用其它名义开帐户不方便，而用自己的名字开账户只需要提交本人的身份证就行了。我收到的那项款项大约是在一千二百元左右，我在得知应当把这笔钱上缴到何处之后，立即全数交出，这个新开的帐户也就算是取消了，记忆之中至少我没有再使用过那个账户号。

令我奇怪的是，过了大约有好几天，当时我所在的人文与基础学院的书记任明荣老师问了我好几次：“学生交的钱呢？”我当然每次都给予了同样的回答：“早就上缴了呀！”当时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奇怪这位书记为什么老是问我，而且问我时候的表情总是有些奇怪，但我并没有在这个方面深入考究。现在回忆起这么一件事情了，我觉得里面好像是有些文章啊！难道这个学校的其他人收取学生的什么什么费用的时候真的都是先存在自己的私人帐户上吗？那个女教务秘书给我的建议是随口说的吗？我实际上和那个女教务秘书并不怎么熟悉，也很少说话，所以，她的面貌我现在都记不清楚了，不过，若现在能够再见上一面的话，说不定我还是能够想得起来的。

再说那位学院书记任明荣吧，他是我所遇见到的非常非常少有的好脾气而又好心肠的人，他问我学生缴纳的费用哪里去了的样子很怪，这或许是在提醒我什么吧：“很可能有人在引诱你犯错误，你要当心啊！”

在当时，主要还是一种不愿意犯错误不愿意陷入“污浊”的泥坑的本能在指引着我，使得我免除了某种更大的灾祸。我想，也许，换了一个人，他很可能就已经“进去了”，尽管在正常的工作状态和严格的程序面前，这个人不会犯错误甚至原本也不想犯错误。

祸端只在须臾间！我忽然想起了卓别林的电影来，我想起了卓别林穿着溜冰鞋在楼顶上悠闲自得地闭着眼睛溜冰的神情，他自己大概以为自己是在溜冰场里面溜冰呢，而实际上他一次次地濒临楼顶的边沿，一次次地差一点就从百尺高楼跌落下去。也许，在水产大学的我就是有点像那位在大楼顶上悠然溜冰的卓别林，只是在偶然有所发现之后，才惊出了一身冷汗！

大概主要是出于某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本能，我才算是没有跌入更为糟糕的深渊……

 

前面已经说过，在上海水产大学“社区管理中心工作”，我主要是做一些购买学生宿舍卫生用品诸如橡皮管、扫把之类的杂务，做诸如分发学生勤工助学报酬之类的杂事。其实，我并不介意暂时做一段时间此类的杂务杂事，所以，很琐碎的事情我都接受了下来。我是一个初来者，拒绝单位的安排本来就不太好，而且，我当时也相信，他们应当是不大可能永远让我干这样的工作的。不过，有一项任务安排遭到我明确地质疑并最终被我很严肃很坚决地拒绝了。

在上海水产大学，与社区管理中心有着密切关系的机构设置还有“勤工助学管理中心”，根据我的理解，这个中心虽然名义上独立挂牌，但实际上是归社区管理中心管辖的。一天，这个勤工助学中心的负责人王某某突然拿来一大叠子收据或者发票之类的东西要我进行登记，登记在一个“现金日记账”账本上。我当时非常为难，因为我干的杂事已经够多的了，我尤其害怕干那种涉及钱款方面的工作，因为我担心出错。然而，我又担心有人说我刚刚参加工作就表现得很懒惰，推卸工作安排，上面提到的分发学生勤工助学报酬之事我之所以接受下来，也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好不接受，我想，累就累吧，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虽然很不情愿，但我还是暂时接受了。

不久，我发现那些帐目很是奇怪，我既不知道这些帐目从何处而来，也不知道这些帐目名下的钱款存在哪里。我只是记录我每次收到的收据或者发票上记录的钱款数额，并不接受任何现金，但我记录的数字却在“现金日记帐”上。而且，王某某老师每次把票据交给我的时候似乎都十分地随意，往桌子上面随便一丢，甚至于我不在的时候他也是如此。我所在的社区管理中心办公室是学生和外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这样随便一丢，票据遗失了怎么办？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记的那本“现金日记帐”实际上是一本糊涂帐。

我开始有所留心，我也私下询问过财务人员，用打比方的方式咨询他们说：“假如只在某类现金帐本上记录帐目而不知道实际的钱款在哪里，这合不合乎规矩？”财务人员的回答非常明白干脆：“这种情况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财务管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有帐就有钱’”。我于是很担心，我已经记录这种糊涂帐目大约一个月了，帐目上升得很快，我估计，到我咨询财务人员的时候已经接近一万元了。所以，我就跟找王某某说，这个帐目要么你拿回去自己记录，要么你把帐目名下的钱款也一并交给我，但他不同意。我于是就退了一步，告诉他至少应当在“现金日记帐”的扉页写上“该帐本的记录者没有收到现金”，但他还是不肯同意。我甚至于都亲手把钢笔递到了他的面前，请他签上“该帐本的记录者没有收到现金”这样的字据，但是，他仍然不肯同意我的这一微小的请求。这下子，我可真的冒火了。既然你自己胆子这么小，写几个完全符合事实的字都不敢，那为什么非得要我记录这样的糊涂帐呢？

我一气之下把帐本拿到了财务科，说明了情况。当时，上海水产大学财务科的科长好象是姓王，很年轻，他也肯定地告诉了我，告诉我我所记的这个帐有问题，他还赞扬了我对待有问题账目的态度和做法。我记得，就在我刚刚走出财务科下了办公大楼的时候，我立刻又从其它办公室打电话，告诉那位科长说：“我并不是要跟谁过不去，我只是不想在经济方面犯不明不白的错误，如果有人觉得这个账本没有问题，那就让他自己去记录好了”。我还明确提出，希望这位财务科的领导不要把这件事情声张出去。但是，他告诉我说不用担心，还说：“学校里的部门多的是！”

我到现在都还不是十分清楚那个帐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后来只是听上海水产大学文明办的一位比较正派的姓黄的老师说：“这就是小金库！”出于对那位我觉得很是正直的黄老师的见解的尊重，我这里就暂时称其为“小金库”吧。但愿实际上的情况不至于比这更糟糕。

我不久就被迫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虽然表面上是辞职，但实际上是被迫的。因为我后来确实是由这个学校的人事处主动出面换了部门，调到了 “人文与基础学院”担任教学秘书，但情况仍然是越来越糟糕，好像除了极少数的几位领导、老师之外，其他的一些领导和老师，仿佛还没有开始打什么交道就已经对我有了一些不太好的看法似的。

我现在想来，“揭发”别人的“小金库”，这应当是造成我在水产大学难以“混”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却不见得就是最深层最主要的原因。我甚至于常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愿那本“现金日记帐”仅仅只是一本记载所谓“小金库”账目的账本，但愿它没有连接着某种隐藏得更深也更为龌龊险恶的用心！ 

除了“小金库”“风波”之外，教学上也遇到一些难以让人理解得透的事情。

在上海水产大学学生处社区管理中心工作期间的某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听说这个中心的领导次日要带领该中心所有的人员去兄弟院校观摩，包括临时聘请的学生宿舍管理员在内都要去。记得他们也问了我去不去，我告诉他们我次日上午有课，所以去不了。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我也只是听说社区管理中心准备要全军出动而已，既然只是听说，那也就未必全信此事，也许那只是说法不准确或者有误会，所以，我并没有把此事太放在心上。

我记得当时我是暂时居住在这所学校的第一学生宿舍，和一位姓金的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住在一起。

次日清晨，我起来得比较早，因为要准备上《大学生思想品德》课，与我同寝室的金老师也几乎同时地起了床。不仅如此，我还准备当日在课堂上点名考勤，因为学生比较多，大约有100多名，点一次名要费不少时间，所以，我不是每次都点。

去教室的路上要经过我的办公地点——社区管理中心的办公室，当我走过这个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昨日听说中心所属的人要全军出动去外校观摩的事情，我想到，他们该不会真的倾巢而出不留后卫吧？他们知道我今天上午是有授课任务的，所以，我不应当算是留守。或许，至少他们应当给我留下个什么话。我慌忙看看手表，发现时间还可以，所以，我立刻走回头去办公室看了一下，没有发现他们留下什么话或者便条什么的。

我立刻继续前往教学楼，到了教室门口，突然一个眼睛像是被吊在上眼皮上的人拦住了我，说我迟到了一分钟左右，我就估计一定是手表又慢了，我的手表有时不是很准。我说“对不起”，但是，他也没有报出自己的身份，硬是在教室门口把我教训了好几分钟，跟他解释也毫不管用。我想毕竟自己迟到了，所以，我一直在道歉。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语气非常严酷，但我想，也许有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的“风格”，所以，对他的批评我也都接受了，尽管自己有些委屈，毕竟也是为了学校其它方面的工作才迟到的，至少不是故意的，也不是干什么私事造成的迟到。

然后，他又进入教室听我上课，我当时情绪波动很大，在学生面前，我象小学生似地被批评，这已经是很栽面子的事情了，但我还是硬撑着把课上了下来，上完后我觉得也没有出多大的漏子，我记得他当时也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大名就叫曹德超。我记得我随即又亲自去找他道歉了好几次。有一次好象没有进入他的办公室，而是在办公室门外遇见了他，表达了歉意。不久，我还在路上遇见他，又向他作了道歉。我说“对不起”，并且再一次地解释了一下原因。他的嘴里咕咕哝哝地好像在说什么“不是的……不是的”之类的话，但也没有再说别的，我以为这就算是获得了他的谅解了。同时，我还向负责《大学生思想品德》课程教学的学生处处长助理齐亚丽老师说明过有关情况，表达过歉意。

我绝对没有推卸自己责任的意思，我的观点是，我确实迟到了，如果学校要给我什么处分，例如扣工资、扣奖金，那就请他们完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好了。不过，迟到也应当问个原因，有人迟到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懒散，例如玩扑克、打麻将上了瘾等，那么，这样就应当扣工资并且批评。但迟到者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外面做了什么好人好事而导致了迟到的，例如，假如某人因为抢救落水儿童而迟到，那该怎么办呢？我的意见就是，如果该扣工资那就照样扣他迟到的工资，但救人又是必须奖励的，在这种情况下，奖与罚就可以而且应当并行不悖。我向上海水产大学有关领导进行解释也就是这个意思，我迟到了，但决不是因为自己不负责任，而是想着其它方面的工作，也还有自己的手表不够精准的原因，所以，我告诉他们该怎么扣工资就怎么扣工资，但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不把上课当回事。

我觉得我的态度已经很好的了。何况，迟到一事事发的当天我刚刚下课回宿舍，就发现紧挨着社区管理中心的第一学生宿舍门口一片狼藉，玻璃碎片满地都是。原来，我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学生打架了！而且听说打得很厉害，是有个学生拿着大砍刀追砍另一个学生造成的。但是，社区管理中心的人马全部都出去了，若有个人留守，或许情况就会好一些，或许可以早一些对此进行制止。不过，学校某些领导好像对于这样的打架“事故”显得满“温柔”的，对于如此严重的打架事件我后来也没有听到过有比较令人信服的处理意见，这一点显然与他们对于我的态度严重地不成比例。

而令我十分愤慨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处齐亚丽助理交给我一张打印稿件，问我对之有什么看法。我拿起一看，原来是对于我的迟到之事的“通报批评”，“通报批评”上面不仅没有说明我本人对于此事的解释和认识态度，还把我的课堂教学工作也说得一塌糊涂。按照“通报”上面的说法，我根本就不可以教书，根本就不配当老师的啊！按照那位主管教学的曹副校长对我课堂教学的评价，上海水产大学应当立刻把我解雇或者开除才算是正确的啊！

我终于第一次为此发火了，我想，批评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受批评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难道我认识得还不够好吗？我已经道歉、解释过那么多次了，他们批评也批评了我很多次了，而且是当着学生的面批评，这样的批评也已经耽误了我数分钟的课堂教学时间，这比我迟到的时间还要长好几倍呢！现在，居然有人觉得还不够过瘾，还要搞什么“通报批评”，这到底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这难道不是在想方设法激怒我吗？这难道不是有意地在给我难堪吗？这难道不是存心要让我搞不好教学吗？我觉得这里一定有着某种潜藏着的原因，绝对不是正常的情况。毕竟是一所大学的副校长，难道我们此类所谓的“教育家”们连这么一丁点的管理常识都不懂吗？

 

在上海水产大学期间，还有一件波折似乎有必要单独一说。

当初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我认识了该校旅游系的一个女孩。本来见面也不多，但是，在她临近毕业的时候，她却有些出乎我的预料地告诉我，说她在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找到了工作。我应该不是和她同一年毕业的，因为我记得，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去那所旅游学校找过她。当我到上海水产大学工作之后，我又去了不少次。我对她的总的感觉是觉得她有些不即不离，有时候聊上几句，有时候则是似理不理。我也觉得老是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即使仍然有些希望，但如此耗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我记得我曾经间隔了好几个月没有跟她联系。

一天，我又想起了她，觉得在那么一段时间的间隔之后，也许她对我的态度会有了一些好转，但我没有直接去她的单位，而是先拨通了电话。她接到电话后果然态度有些不同，比以前好多了，说话也不是以前的似理不理的了。于是，我决定立刻前往探视。

但是，当我来到了她的单位之后，她又有些恢复了原先的样子了，我于是就等待着，一直等到她放学。在她将要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跟她说话，想跟她一起去她家看看，她既没有明确地表示同意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这使得我很是为难。我是报着一线希望来的，总不能又一次地就这么放弃。所以，我远远地跟着她，我甚至于觉得，或者她就是希望我这么跟着她呢。

然而，走到了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街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她在打电话，又忽然从什么地方跳出来一个人，声称是她的丈夫，一上来就拳打脚踢，我当时一下子惊讶得不得了。最令我惶恐不安的是，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您想是不是这样，我成为尾随者了？我成了妨害别人自由的小混混了？那个姓吴的女孩，假如她一定要诬陷我什么什么的话，我想我还真的不大好解释得清楚啊！我真的是很痛心啊！为什么她要这样呢？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她安排好了的，故意那么不即不离地把我带入了一场麻烦之中，她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我到现在都还在猜测，到现在都没有得出非常好的答案。

我回到单位后，立刻通过电话向发生事故的那个街道所在地的警察署报了案，那个警察署的名字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记得是一个叫做刘峰（音）的人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听我叙述并表示了很大的同情，他要我次日一定前去正式报案。但是，当我次日正式前往报案，而且指名道姓地要求那位刘警察来接受我的报案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又是大吃了一惊。您们猜猜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他妈的吃饱了撑的！”旁边的另一个颠着将军肚子的警察好像还走近我身边，面带着挖苦的神色，还带着几分冷酷的威胁的神气，嘴巴里面好像还在嘟囔着什么：“怎么不向我报案啊……怎么不向我报案啊……” 

我想，我这回报案算是大错特错了，本来就觉得此事不大好意思向人诉说的我，这个时候更加觉得难堪。唉！吃了亏，不仅报案不成，无端地受气，还要落得个更加被人嘲笑的下场！幸好，这个时候，一位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的书记员模样的警察使得我略为平静了一些，并产生了一线的希望。这位警察好像跟他的一位一直保持沉默的上司交换了一下什么意见，也许只是通过眼神交换了一下，然后开始询问我并对我声明似地说：“每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这确实在当时很使得我感动。我记得他最后还叫我在一份陈述书上面签字按了手印，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有些困惑，因为我记得，他好像还说过，这些陈述记录都将进入电脑，一次犯错误还不要紧，如果再犯，那可就会有什么什么样的麻烦……

实际上，没有等警察去查，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的张多马校长和一位姓孙（音）的女书记阿姨就已经把案件调查清楚了。孙书记当着我的面告诉我说：“……她这人怎么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她还告诉我，说那个自称是她的“丈夫”并动手打人的人来自江西。张多马校长我早就算是认识了，因为我多次来他们学校，甚至于还与张多马校长交谈过，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名片。张校长向我保证，他们做领导的是绝对不会包庇自己的教职工的，他还建议让当事人双方当场见面，直接向我道歉。这个时候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查清楚了，我不是肇事者，“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应该算是消除了，又想到对方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就没有按照张校长的要求做，决定就到此为止吧。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应当还有其它的原因。事发当初，我打电话到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领导办公室反映并了解情况的时候，接电话的是一位老者，他也许是某位教务主任，也许是某位值班的老师，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我这么个人，因为我去过他们学校不少次，他开始的时候还说我找对象不太够有勇气，但一听到我反映的是他们的老师设局打人一事之后，他立刻又说女孩子找对象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我想，也许那位老师说得对，也许女孩子设这样的局有着某种猜测不透的原因，但是，即使我就此罢手不把此事诉诸法院，那么，我也不会愿意再见到这样的女孩子了，那就敬而远之吧。

然而，奇怪的是，没过多久，我仿佛觉得上海水产大学的某位中层领导在暗示我，暗示我《新民晚报》报道了此事，不过，我查询了那段时间的《新民晚报》，却并没有发现有关此事的内容。我想那家报纸都没有跟我本人聊过，怎么会就去把此事报道了呢？所以，也许是我误会了。不过，上海水产大学应当是知道此事的，处理此事的时候，张多马校长就曾经建议我从我所在的单位找一位自己觉得可靠的人参与调查处理，我于是就找了我觉得信得过的上海水产大学的学生处处长。从这么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我是多么地幼稚，因为当时的“账本风波”，也就是所谓的“小金库”事件刚刚发生，“社区管理中心”建立“小金库”的事情这位处长当然不会不知道，也脱不了干系，因为“社区管理中心”就是学生处的下属机构。我揭了她领导下的学生处不好看的底，她还能够高兴我吗？我居然在这样的时候还把她当作最可靠的人，我当时真的是把世界想象得太可爱了。

上海水产大学的领导层与警察署之间到底在这件案子中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本人并不清楚，我只是本着要把事情弄清楚的心愿报了案，并协助有关领导进行调查。在事情基本查清楚了之后，我又抱着给人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给人留一条后路的态度没有深究，没有要求进一步地惩处肇事者。然后，善良就一定能够换来善良吗？好心就一定能够赢得好心吗？

在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那时我已经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那是在一次我偶然回到水产大学办事的时候，我遇到了该校的一位姓章的老师，我与他曾经同住上海水产大学第一学生宿舍，算是邻居。这位老师好像指东道西似地说什么警察好像来调查过什么什么人，但没有发现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之类的话。他的话语令我思索，难道一个主动报案的受害者反而会成为被告并遭受暗中调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又是依据什么理由把一个原告变成了被告的呢？这样的一桩小案件，连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都能够查它个水落石出，警察局还要查我的什么呢？我虽然没有和上海市闸北旅游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们有过深入的交往，但是，他们好像也比较了解我，而那个可悲的女孩真的是讨厌我不希望我去找她的话，她早就可以动用她所在单位的人员轰我出门了。我现在惴惴不安的是，虽然我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但是，警察们会在调查我的报告中写上些什么呢？这会不会对于我的后来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

我没有办法不担心，对于前往报案的受害者劈头就是一句“你他妈吃饱了撑的”，这样的警察，我实在是无法预料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在华东师范大学期间，我进行过个人性的声乐学习，但过程并不顺利，我的发声技巧似乎并没有获得明显的进展。在刚刚到上海水产大学工作不久，我又一次地想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教授，觉得还是他的教学更加适合我。记得我曾经利用刚刚开始领取工资之后的一个假期（可能是1997年的国庆节期间）又去北京跟他上了几节课。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这点工资仍然难以维持这样的声乐学习，单单车旅费就花去我不少的钞票了。所以，我当时又一次地觉得，还是就近地在上海找个老师比较实际一些。

我在请声乐老师这么一件事情上是很小心的，因为即使是在号称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声乐方面有造诣的老师也就那么几位或者十几位。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想请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姓陈的教授教我声乐，不知道为什么，她虽然没有说我不可能学成声乐，但她就是不答应教我。我一遍遍地前往这位教授位于湖南路上的住宅，恳请她的指教，并说我不像读书的时候那么拮据了，现在有了工资，可以保证按照当时上海教授级声乐老师的正常课价付酬给她。我记得当时上海的课酬可能是每节课200元，也可能是300元，但即使是一节课1000元，那我也愿意学习。如果那样的话，一个月就上一节课得了，只要教学活动能够正常地进行就行了。

“只要教学活动能够正常地进行就行了”，这句话我当然不方便在老师的面前说，因为这会让老师觉得我有些不太信任她，我只能把这句话咽在肚子里，现在我不妨把话说穿了，那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你老师不糊弄我就行了。”由于工资之外我再没有更大的、额外的经济力气了，所以我好像是几乎没有送拜师礼。也许这个礼根据某种“行业习俗”是需要的，但是，我又肯定是送不起的。虽然如此，我也深信，那种情形，我想，即便是我在第一次拜访这位声乐教授的时候一下子就送上十万元的大礼，她也不会答应教我的。因为我觉得她似乎并不是冲着想要多少多少的报酬才肯收学生的。有钱交学费也不行啊！

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拒绝我，我甚至于告诉她，我能够学出个什么当然好，学不出来就当学着玩而已，一切遵照老师的安排。这也就是说，我的声乐课她怎么上都行，但是，她依然非常非常坚决地拒绝。我记得我断断续续地像这样央求了她大约有年把的时间。

我正在失望和惆怅之中，有那么一天，我忽然收到了一封信，揭开信封一看，原来里面是一份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方面的任何内容了。我认认真真地阅读了招生简章，我惊喜地发现，简章上面特别地说明了这么一点：已经拥有了硕士学位的人仍然可以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硕士研究生。我觉得，这份简章简直就是为了我的声乐学习而设计的。呀！我情不自禁地仰头望苍天：“这是上帝在关照我吗？这就是歌唱之神的垂青和惠顾吗？”

可是，令我迷惑的是，我并没有去电或者去函向中央音乐学院索要什么简章啊！数年之前好像是索要过，那个时候有报考声乐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想法，可是，刚刚读完中文系硕士的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自己有可能再去考它一个硕士。然而，当我通过电话从中央音乐学院那里证实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仍然可以报考他们的硕士之后，一种无法遏制的激动笼罩了我的一切，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招生简章的不请自来似乎也就不怎么重要了。我甚至于还产生了一种隐约的“潜意识”，也许，简章的不请自来不仅不值得疑虑，这或许还恰恰就意味着确实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引领我迈进声乐艺术的殿堂呢！我当时觉得，这也许是我的声乐学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决不能放弃，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已经老大不小的了，已经三十出头了啊！

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当时我一想到这或许就是上帝的惠顾，一想到这或许就是我学习声乐的最后一线希望，我就觉得自己全身血管里的血液全都不安份了起来。假如我再不牢牢地抓住这上帝伸出的援助之手，假如我再不珍惜这歌唱之神弥足珍贵的惠顾，那我还能够对得起谁呢？那我将既对不起神祗，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梦想，对不起多少年来为了歌唱艺术而奔波的辛苦。

我的血液在沸腾！

 

很快，我把自己很想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深造的想法告诉了上海水产大学的有关领导。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的是，我很想得到的是进修深造的机会，并不是一定要拍拍屁股走人，而且根据简章，中央音乐学院招收已经拥有硕士学位的考生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生”，也就是只能报考在职进修性质的研究生。当时，我确实渴望在职进修，因为这不仅可以发展我的专业，另外，在那样的人际关系之中，这其实也是一种暂时的躲避，也许进修回来之后，由于“小金库”事件而导致的某些人对于我的不快就有可能被淡化了。但是，没有料想到的是，这所学校非得要我辞职之后才“准许”我继续深造。

我确实并不想辞职，我也根本就没有预先联系新的工作单位。我当然也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去寻找新的工作单位，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考学深造，而不是其它。实际上，我是不得不“辞职”的。您们瞧瞧是不是这样，工作和生活上总是不顺利，想出去进修在报名之前就必须辞职，这不是在撵我走还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你不能先参加考试，等考上了之后再跟单位说吗？”当时报考学校仍然是需要出具考生档案所在单位的介绍信的，也就是说，我必须拿着单位的介绍信才可以报名，否则连考试都无法参加。

现在，这所在解放前叫做沪江大学的上海水产大学，它告诉我辞职之后才可以报名，这不是明显地在利用我渴望进修的机会撵我走吗？稍微有些脑子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的，因为，辞职了以后根本就不需要他们开什么介绍信了啊！为了青春时代的音乐梦想，为了这从天而降的招生简章，看来，我是不得不辞职了。

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才可以报考”的决定似乎也不是一下子就出炉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还有些扭扭捏捏，还有些不大好意思，还有些不大直接了当。具体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深造需要学校出培养费。于是，针对上海水产大学不情愿为进修人员支付培养费的态度，我毫不犹豫地告诉这个学校的有关领导说，“我的深造将不需要学校出一分钱”，但是，他们没有因此而同意我的报考。

过了几日，他们又告诉我说，出去深造，那就要脱离工作状态，但是，学校却仍然需要支付我的工资。于是，针对上海水产大学不情愿支付给脱产进修人员工资的态度，我告诉他们说：“我情愿在深造期间不拿单位一分钱工资”，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答应。

我求学心切，一连写了好几份正式的申请书，多次找有关领导诉说、求情。我向他们表示，只要学校给我一次停薪留职报名考试的机会，我就将感激不尽了，如果此次不能够考取的话，我以后将永不再提起进修深造的事情；而倘若侥幸考取了，进修期间可以终止我的一切经济待遇，仅仅保留一个职位就行了。我甚至于还发誓，在进修完毕之后，我情愿一辈子在这个学校工作，情愿一次签定50年的工作合同。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答应。

可能有人要问，你刚才不是说过，你的情况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生”吗？你一旦辞职，谁委托培养你？是的，很显然，辞职以后就更加不可能找到委托培养单位了，所以，我曾经特地为此打电话咨询过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请他们斟酌一下我的情况。记得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有一位女同志接了电话，她的回答是：“辞职以后可以报考的。”这也就是说，经过咨询，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明确地告诉我说，像我这样的情况辞职以后报考非委托培养的硕士生也是可以的，否则的话，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事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也许这所学校的领导这个时候仍然还残存着一丝的扭捏。他们通过他们的人事处王处长要我支付大约近四万元左右的违约金，我当然没有钱奉献这所逼我走人的单位。实际上，王处长的讨债使得我产生了一些放弃辞职的考虑，因为辞职之后天晓得我能不能考得上，而我当时的手头也是非常地拮据，所以，如果上海水产大学坚持要我赔偿违约金的话，我肯定是想辞职也辞不了的。然而，上海水产大学一听说我无钱支付，它就立刻表示，说我可以写个欠条，而且，王处长还立刻地又告诉我，虽然我写了欠条，但实际上学校也不会要我还这笔欠款的，等我学成声乐之后回这所学校搞场音乐会，那就可以算是还了债了。

大约在上海水产大学刚刚作出辞职才“允许”我报考的决定不久，有一次，在办公室里，我听人文与基础学院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任明荣半带聊天似的说：“辞职之后户口挂在人才市场，实际上意味着户口没有落实……”他还说了一些其它的内容，由于时间的长久我不大记得了。总之，他的意思似乎是在劝说我不要辞职。我是多年以后才对这位好心肠的领导的话和说话时候的表情有所领悟的。我想，很可能，他不仅已经知道了可能有人正在对我使绊子，辞职以后前途也难以预测，而且，他也知道上海水产大学有人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想把我搞成“黑户口”的意图，所以，我后来一直担心有人在我的户口上面做文章，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记得在一次与上海水产大学校长周应琪的交谈过程中，他忽然说出一句话“赶快把辞职申请撤回！”可惜，我当时并没有深刻地理解他的这句话的意义，直到辞职之后考学不成求职无着的时候我才越来越感到，由于他所处的位置，他更可能已经知道了我辞职之后将会发生的一切，出于好心，他以个人身份劝了我一下。但是，我当时是很难理解他的话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正面对着一个自己整个青春时代都在渴望能够遇到的梦一般的机遇，我的头脑发昏了，好像很难听进去任何劝说。我想，做人要有良心，也许这位校长在涉及我的事情上由于种种原因还扮演了其他种类的角色，不过，仅仅为了他的那句劝说的话，我就应当感谢他。

记不清楚是在请求在职进修的过程之中还是在不得不辞职以后了，因为某些事情，我给周应琪校长打过电话，当时他不在家，是他的爱人接的电话，他的爱人姓何，她的话语之中很明显地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小钱你是不被某些人允许学习音乐的。而我辞职的最直接的原因恰恰就是为了学习音乐啊！

水大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现在只能觉得我的整个不得不辞职的过程很古怪，但是，上海水产大学某些人物之所以一定要作出辞职才可以报考之决定，我如何能够揣测得出其背后的那些“高瞻远瞩”的考量呢？我这么个小人物，我恐怕永远也无法度量得出上海水产大学那如同海洋一般深不可测的心胸了（参见本回图1）。

 

在事情开始的时候，上海水产大学人事处曾经表示过，告诉我在辞职以后还可以在学校教师公寓里住上几个月。这本来也是我本人向他们特地请求过的，请求他们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给予我一些缓冲的时间。这一点对于我很重要的，因为我辞职以后还必须抓紧时间复习，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别的事情。在外面到处找房子住，找到以后还要搬家，如果没有食堂的话可能还需要自己做饭，此类事务都将消耗我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如果能够继续在上海水产大学的教工宿舍里暂住几个月，那么，既可以暂时免去搬迁之苦，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也可以省去烧洗之累，这将很有利于我的复习。但是，也许是上海水产大学的某些人想考验一下我对于音乐艺术的献身精神，所以，他们后来又作出了新的决定，要我辞职以后立刻离校。你们看看，他们现在不仅仅要赶我走，还要痛痛快快地赶我走。

既然上海水产大学如此地无情无义，我也就只能更加坚决地“辞职”了。记得即将离开水大的时候，一个负责后勤之类的工作人员似乎也答应给我想办法先在学校居住一段时间，她也领我去看了一下房子，我过去一看，原来是在复兴岛运河旁边的一排又脏又臭的简易棚子，是一排民工住的棚子，好些墙板都已经破裂了，而且，即便是这样的房子他们也准备向我要80-100元的月租的。假如我居住进来，安全问题将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我毕竟不熟悉这些民工，那些房子也都不像是能够防盗的房子。我想，即使是民工，上海水产大学也不应当让他们居住在那样的棚子里的。其实，我当时之所以没有居住在那里，还有一个立刻就升起来的念头：他们这样做不是要帮助我，而只是故意在挖苦我而已。

如此，我就只有在外面租房子居住了，从此彻底地被赶出了上海水产大学。

如果不是申请进修深造，我也许还不会知道上海水产大学对我是这样的态度，经过了这么一番渴望在职进修而又不可得的折腾之后，我觉得我更加不应当留在这所学校了。他们是那么地忌讳我啊！至少是在当时，我真的觉得，也许是自己确实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让水产大学如此地希望我立刻走人。然而，我后来一想，我在水产大学其实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我的本性就是与人为善，决不愿意做损害人的事情，在别的地方是这样，在上海水产大学也同样是如此啊！

至于那个所谓的“小金库事件”，那不应当被认为是我对不起人，而应当被认为是人对不起我啊！我已经一再地向有关人士申明应当按照程序记账，或者干脆不要让我记那本糊涂账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真的觉得“小金库”不应当被暴露，他们就不应当把我硬拉扯进去才对的啊！

我当时真的很震惊，难道水大对我如此地感冒吗？我设想可能有人会对我不高兴，但没有想到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实际上，即使是在“小金库事件”无可奈何地发生了之后，我也没有穷追不舍，我甚至于还请求财务处不要伸张，请求他们最好是作内部处理，我也还是对有关人士见面就很热情地打招呼，我只是想要自身清白一些而已，难道这些都不被允许吗？

水大啊，水大，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当时不仅怀疑或者远在沈阳的辽宁省委党校的教授在给我制造麻烦，我的怀疑对象又增加了，那就是，我还怀疑近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我的导师赵山林在给我制造麻烦。我当时因为来到水产大学之后发觉那里很受制约，所以不免说了几句牢骚话，也许赵老师听了会不高兴？

虽然我怀疑他们或许有些不快活我，然而，我却又怎么也不敢相信我所怀疑的这些人——我的老师辈们会仇恨我到如此的地步：不仅让我学习、生活、觅友不顺利，还要搞掉我的工作，甚至于布设圈套企图让我犯经济错误直至锒铛入狱！亲朋好友之间有些小矛盾，这也是常有的啊！一家人之间有时候还会闹些小别扭呢！所以，我后来又想，即便我确实令他们有些不满意，他们也不至于仇恨我到如此的地步吧？何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这些老师们都可以算是我的恩人呢！

那么，为什么我在上海水产大学老是遇到麻烦呢？由于怎么想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常常想着想着也就只好是不去想它了。

 

遗憾地离开了上海水产大学之后，我在吴淞码头附近的海滨新村找到了一间房租比较低廉的房子，在那里复习迎考。记得没有钢琴可以使用，我就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架电子琴，权以代替钢琴进行乐器科目的训练，因为有这么个考试科目。

到了临近考试的时候，按照中央音乐学院的要求，我把我的歌唱录音磁带邮寄给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当时我一直等待着对方的回复，等待得实在是着急了，我就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在电话里，我记得我刚刚报明了自己的身份，中央音乐学院的人就说他们正准备找我呢！还说现在既然我主动地打电话过去了，他们也就正好藉此机会把情况通告我一下。我记得此次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他告诉我说，我的那个邮寄给他们的歌唱录音磁带就算是我的初试了，而这个初试我则没有获得通过。但在我的印象之中，那年的招生简章里好像并没有说演唱磁带的评审就算是他们的初试。反正不论如何，我为了报考这所音乐学院丢掉了工作之后，结果是连去北京参加正式考试的机会都没有获得（参见本回图1）。

我还清晰地记得，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冲动，我虽然明知道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去了一趟北京。在经济上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我几乎是没有缘由地，就像是一个失去了大脑的人一样去了一趟北京。

在从电话里面得知我“初试”就已失利之后，我记得，也许是躺在床上昏睡了几日之后，我晕晕乎乎地来到一处火车票代售处，我简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麻利地掏出钱来购买了去往北京的火车票。

也许是在火车飞驰着驶过黄河之后我才开始有些清醒，才开始询问自己，我扫视了一下自己一百多斤的身体，望了望车窗外飞速退却的枯树林，我轻声地问询自己：“你这是要去往哪里呀？去北京吗？去中央音乐学院吗？可是，那里不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吗？你难道还不知晓？你实际上知道了呀！那么，你还要去做什么呢？”

是的，当孤零零地站立在冷风中的中央音乐学院那深邃的大门口的时候，我才开始逐渐明白，明白自己此次魂不守舍地来到北京的原因，我是来埋葬我的一个美丽、可爱的梦想的，我要在京城的长椿街旁边掬起一抔黄土，来埋葬我那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孕育的一个神奇的梦想。也许来来往往的人群根本就注意不到，注意不到在这繁华的都市里会有一处曾经是那么美艳的梦之坟茔，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坟茔之中掩埋着的也许太过于平淡无奇。而对于我呢？我也不想为这悄然逝去的梦想树立一块墓碑，也无意用镌刻的大字来吸引游人们的注意，这停止了呼吸的梦想应当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也许用不着墓碑，我也能够永远地记得住我那青春的梦想所长眠的地方，当我破碎的心脏不再感到如此地阵痛，我还将会默默地来此凭吊，凭吊——在她那冰凉的身体旁……

是的，此刻，我的心脏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我的心脏在流血。据说，正在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即使他已经是遍体鳞伤，他也可能感受不到太大的疼痛，也许只是在战斗结束了之后，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伤痕累累，疼痛难当。这似乎与我的情形有些相像，在上海的时候，甚至于在从上海茫然驶出的列车上，我都并没有感受到如此地痛楚，那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我的心思全都泡在了为获得报考机会的奔波上了，那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我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都投入到了为复习应考而进行的拼搏上了，而只是当我站在寒风阵阵的长椿街上的时候，我的心才终于平静了下来，然而，它却在这难得一现的平静之中悄然地破碎了，还渗出了一道道殷红的鲜血……

记得当时，我真的是恨自己，恨自己的无用，身为一个大男人居然还流着眼泪，因为，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控制得住自己。当我孤独地离开伤心的北京城的时候，泪水不可抑制地刷刷地流淌，无法抑制，无法克制。我想，我要离开她了，我要离开我那整个青春时代最瑰丽的梦想了，我哭泣是因为我的美丽梦想的枯萎，我为我美丽的梦想的枯萎而哭泣！

在那之前，我曾经有过不少次乘坐列车前往北京学习声乐的经历，而几乎每一次，我都在列车上沮丧地告诉自己，告诉自己下一次一定不要再去北京了，因为火车上要么就是太拥挤，拥挤的几乎脚都没有地方插；要么就是太冷，有几次我倒是买到了座位票，但紧靠在窗口，冬天里风会从飞速的车窗缝隙吹进来，时间一长，尤其是在深夜里，会感到很冷，冷得令人伤心。可是，我几乎每一次都自食其言，学习歌唱艺术的渴望每一次都战胜了对于旅途劳苦的畏惧。然而，在临近上一个千年之末的那个冬季，在从北京返回的列车上，我虽然已经感觉不到车厢里的拥挤，感觉不到旅途的疲惫，也感觉不到北风的阴冷了，然而，我也不再敢抱有新的希望了。不仅仅已经把自己的音乐之梦埋葬在了京城，我甚至于一度地觉得，我青春时代的所有的梦想，我的对于未来人生的一切的憧憬，连同我对于人类善良之心的最后的一丝信仰，都将会随着一声声长长的火车汽笛的哀鸣，消散去了，消散去了，就像火车机车里喷出来的阵阵的烟雾一般地，消散在了离别京城的铁路线上。

对于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首小诗：

恐龙化石

我是一匹

来自远古的

恐龙哦！

拖着沉重的尾

趟过了多少

暗淡的王朝。

回忆，

是一条

阴湿的隧道；

现实中的黑色蝙蝠

在把我

紧紧地追咬。

梦想，

在古老的内脏里

早已发霉，

抬眼前方，

又是一片

无尽的泥沼。

 

我本来以为张一波教授一直在北京，后来才知道他不仅常住沈阳，他本人的正式工作单位应当也在沈阳，他是辽宁省委党校的历史学教授。我想，他可能曾经临时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而正是在那么一段时间里，我和他相识了。

辞职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实际上没有能够参加正式的考试就已经失败了，我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张一波得悉之后，他邀请我去沈阳，说他可以安排我在一个叫做《鸭绿江》的杂志工作，还说要帮助我报考辽宁省某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张一波教授还告诉我，说他即将出版的一本叫做《起诉日本人》的新书需要我的合作帮忙，他还告诉我沈阳音乐学院就在他家的附近，他们单位还有一个歌厅，我可以在那里练唱歌。于是，我就第一次踏上了前往东北的旅程。

这个时候，原来的一百元一个月的低租金住房也已经快到期了，实际上，我就是退了房子才去沈阳的，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应当算是破釜沉舟了吧。这样，我在吴淞码头附近居住了大约4个月之后，在被告知没有必要前往中央音乐学院参加“正式的”研究生考试之后，我把自己的一部分书籍等行李暂时存放在亲友的家里，只身踏上了前往传说中的“林海雪原”的列车。

刚刚抵达沈阳火车站时的情景使得我很受感动，因为我看到的是张一波教授亲自和一位小伙子前来接我，当时的气温好像是零下十几度。那个小伙子是他家的一个什么人我记得不清楚了，好像是姓吴，但我感觉他和张一波教授之间的关系似乎与我和张一波与之间的关系有着某些类似性。

在沈阳没过几天我便发现，在这里报考博士几乎没有什么指望。张一波教授的那本新书的书稿我发觉也只有几页纸；他所说的他们单位的“歌厅”则实际上是一个老职工活动室之类的所在，有些地方还脏臭难闻，似乎常常有人在里面随地小便；而至于那家《鸭绿江》杂志，他也不再怎么提起了。

我当时真的几乎就要肯定，肯定自己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大大地得罪了张一波教授了，或者至少是张一波教授自己认为我大大地得罪了他了。但是，我差不多越是想要肯定，我就越是觉得更为困惑。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张一波教授不仅应当有着“佛”一般的仁慈心肠，他还是一位爱国人士。张教授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活埋了的，我记得当初在北京的时候他就曾经跟我谈起过这件事情。我也是一位很讨厌法西斯主义的人，我本就以为，应当正是因为我与他有着这种共同的好恶，他才会让我来跟他合作出版他的《起诉日本人》的。那么，他怎么会忍心欺骗一个憎恨他的杀父仇敌的年轻人呢？何况，即使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说错了什么，那又会是多么大的事情呢？何况，即便是有所不敬，在此之前，我也已经多次地向他表达过我的歉意了啊！

有一次，他家里来了个女同志，有些胖，当时还算年轻。她和张一波的家人或者客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从东北去俄罗斯的商人很可能有去无回，连尸骨都找不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去做奴隶，甚至于会被暗杀。我听到了这些以后心里有些发怵，觉得不可以再呆在沈阳了。不记得是不是一种不辞而别，但毫无疑问，我几乎是忙不迭地离开辽宁省委党校前往沈阳火车站的，我想，我一路上在别人看来一定像是个逃亡者。

到了车站之后我仍然惊魂未定，坐立不安，即便不被谋杀，如果突然冒出来一个警察什么的说某某家里丢了什么东西，而我则是一个嫌疑人，那也够我呛的啊！实际上，我不仅不会拿别人家的东西，我自己还把自己的一件比较像样的呢子大衣丢在了张一波教授家，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借过他200元钱，虽然他告诉过我这钱是不用还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可惜我缺现钱，只好把那件呢子大衣留下，但愿它能值200元钱。

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失利以后，我梦游似的跑了一趟北京。稍后，我像梦游一般地前往北京一样，又梦游似跑了一趟沈阳。那么，我的下一步应当去往哪里呢？去上海吗？其实我在上海并没有自己的家啊！回安徽老家吗？但回到家乡就能够找到工作吗？也许不仅找不到工作，还会成为某些人的笑料呢！

在寒风凛冽的沈阳火车站售票处门口的时候，我就已经徘徊了良久，沉思了良久，偌大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现在应当去往她的哪一个方向呢？当我满心困惑地挤进了长长的购票队伍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个问题，甚至于当我快要来到售票窗口的时候，我仍然还没有办法确定我应该购买前往哪里的车票。其实，越是接近售票窗口，我的心里就越是焦虑，我应当跟售票员说什么？我可以跟售票员说：“您随便给我一张去往哪里的车票都可以”吗？ 

不过，当我真的面对售票员的时候，我却似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脱口而出了“上海”两个字。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刚才的犹豫和迟疑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似乎很自然地是要回到我前往沈阳的出发点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当然不好意思回到我的安徽老家，我甚至于不好意思开口向我的亲友诉说自己当时所处的窘境。除了安徽，我最熟悉的当然就是上海，所以，在面对着售票员疑惑的目光的时候，我瞬息之间地就不再迟疑了，“上海”两个字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也许就并不值得奇怪了。

当我从沈阳折回的时候，我疲惫地扛着几个大行李包裹从上海火车站里走出来，那种失望和落寞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准备去沈阳打工的，至少是准备常住在那里复习迎考的，现在，我在沈阳待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当我刚刚走出上海火车站的时候，就像在沈阳火车站的时候不知道前往中国的哪个方向去那样，我不知道自己应当前往上海市的哪一个里弄，哪一条街巷。

不过，当我孤独地踟蹰在熙熙攘攘的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的时候，我的像泥浆一样混乱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是音乐再一次地捉弄了我吗？也只是在这刚刚从沈阳原路返回的时刻，我才清晰地意识到，我此次之所以破釜沉舟似的前往沈阳，其实并不是真正地为了找工作或者考博士，我还有其它的目的，或者说，沈阳真正对我有吸引力是别的什么东西。这真正的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是什么呢？

哦！天哪！我现在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先前都不肯或者不敢承认的东西：真正吸引着我此次前往沈阳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正是那已经使得我失业流浪的音乐，是沈阳音乐学院，还有那个“歌厅”。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数日之前我为什么在沈阳和平区青年大街附近的沈阳音乐学院大门前徘徊良久的原因了，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迈进这家音乐学院的大门但却朝着那所校园的深处频频张望的缘故了。我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欺骗自己了呢？我本以为我那熊熊燃烧的音乐梦想已经熄灭在北京城里了，我本以为我那已然被现实的车轮碾得粉碎的学习歌唱的愿望已经抛洒在离别京城的路上了，可是，现在，我发觉我的心依然没有死，我的梦想依然一息尚存！

也许，音乐既能给人们带来了青春的快乐，也能给人们带来青春的痛苦。对于我来说也许就是如此，我的人生之所以路途坎坷，或许也就是由于音乐的缘故？是的，音乐，这曾经给我带来过无限快乐的东西，现在，它却只能给我带来无数的挫折和悲伤了。我一时不知道是应当为此高兴还是应当为此难过。哦！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快地就找到答案了，我开始憎恨我的音乐了，我开始憎恨我的歌喉了，我开始憎恨我的那颗不死的心了！

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的冷嗖嗖的阴风之中，我甚至于还想到，也许我在沈阳的“歌厅”门前认真地表个态，表示自己从此之后不再想着学习唱歌了；也许我在沈阳音乐学院的大门前真诚地发个誓，誓言今生不再喜爱音乐了，让那北国的寒风冷雨彻底地浇灭自己心中残存的音乐之火，我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工作，就能够比较顺利地考上某所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

我那颗可悲的音乐之心啊！你为什么就不肯乖乖地死去呢？

 

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我的第一个暂住地点是在吴淞码头附近，小区的名字叫做海滨新村，那是一位亲友给我介绍的一处低价出租房，每月一百元房租，我就是在那里拼命复习准备进军中央音乐学院的。前面已经说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梦想破灭之后，我失魂落魄地去了一趟北京，但在京城不仅没有找回我的魂魄，还损失了宝贵的车旅费。随后不久，我又去了一趟沈阳，打算在那里有所发展，但我很快就发现，在沈阳我同样是没辙。

失望地从沈阳返回上海之后，我必须重新寻找住处，因为原先在吴淞码头附近的出租房我已经在去沈阳之前退掉了。为了省钱，也是为了更加方便地寻找饭碗，我住进了我比较熟悉的华东师范大学第三招待所。

华东师范大学第三招待所是一处地下室招待所，一般地，来华东师范大学考试的穷学生都喜欢住在那里。我1994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研究生招生复试的时候也是住在那里的。我记得当时的住宿费是每人每天5元，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当我从沈阳折回住进这家招待所的时候，住宿费好像已经提升到了每人15元了。不过，即使是这样，住在那里也是值得的，这主要是因为，如果要在上海市区租房子，很差的民房也会要到三五百一个月。何况，上海的高价出租房很容易寻找，而越是那种便宜的低价房子越是难以寻觅。托中介则要交中介费，房东还可能坚持一次收取半年到一年的租金，在这段预收了租金的时间之内，你即使是不住了，预收了的租金也是不会退还给你的。居住在低价的旅馆里的好处就是在于，住宿费你可以住一天交一天，更何况在旅馆里还提供开水。所以，住进那家招待所里，即使按照15元一天计算，一个月450元，这也比在外面租房子划算。

住进了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地下室招待所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由于报考学校遭遇挫折，我也曾经到处打电话求职，到处投求职简历，但基本没有什么结果。

在华东师范大学后门的马路对面有一所小学，在那所小学里我教过一小段时间的课，是我自己找过去的。那所小学的名字好像是叫做上海梅岭小学，校长好像姓王，教务主任姓缪。小学教师实际上很辛苦，因为要坐班，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没有强调要我坐班，因为我只是个临时性的授课教师。由于还是渴望着能够进行一些研究性的工作，所以，我也不是很希望在那里长久地做下去。或许这么说吧，当时我还是渴望着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所以，我做了大约一两个月就不做了。这样的任教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问题，即使是住进相对廉价的地下室招待所，每天的消费也是我难以承受的。

我当然很想考取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这当然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如果能够顺利地考取文学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那也算是有了一些新的奋斗目标，当然，同时也会有一间学生宿舍供我容身（参见本回图1）。然而，就在我北京考学失利不久，当我走进了上海的一所我所熟悉的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时候，里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辞职人员不可以报考他们的博士，他甚至于还拿出来了有关文件给我瞧。

事后我一直都很纳闷，怎么会不允许辞职人员报考呢？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这难道不是意味着辞职是一种罪过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处罚吗？对于这么个问题，某些决策者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高瞻远瞩的眼光呢？对于这一切我无从知晓，我只知道摆在我面前的事实就是：要想深造你就必须辞职，所以我就辞职了，否则连报名都报不上；但辞职人员又不准深造，辞职之人报考博士是不被允许的。报考则必须辞职与辞职则不能报考，虽然这里面明显地有些矛盾，但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事实。

那位没有允许我报考博士的大学我就不想多说了，我对那位工作人员其实也是有些熟悉的，虽然不是深交，但我能够感觉得到，他是一个办事比较严谨的人，工作很认真，不像是那种很不负责任的坏人。

在我刚刚辞职不久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记得，我当时对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们的怀疑一度达到了峰值，我怀疑我的不幸的辞职和无法报考学校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人暗中操纵的结果。我记得我当时联系报考事宜，我都不敢马上把自己的姓名报出来，因为，中国的中文专业的老师虽然比声乐专业的老师要多得多，但是，博士导师却并不多，如果确实是有人想要暗中操纵博士生招生过程，那应当也是比较容易的。我记得一位扬州某高校的博士生导师曾经要我把我的硕士论文邮寄过去给他看，我于是就把我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论文的原文（至少是原文的复印件）邮寄给了他，结果他不仅把论文退回，而且把我的论文说得一钱不值。而到目前为止，我的影响比较大的论文仍然是这篇硕士论文。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么一些隐情呢？我记得有一次，在与某位博士生导师联络的时候，我没有敢于使用自己的真名，而是使用了化名“金戈戈”，可能是在报考之前的书信联络之中这样自称的。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实际上是很难隐瞒得住的，而且，有可能越是这样隐瞒则越是让自己想要报考的导师们起疑心，怀疑我身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

由于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极其可能有人暗中在破坏我的深造计划，我的复习准备也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我的考博复习有些像已经熄了火的火车头，只能依靠自身的重力在轨道上自动滑行了。尽管随后我也在其它学校报名成功过，但由于严重地丧失了信心，我实在是无法集中精力复习，所以，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

想想看，假如你已经深信某种有一定权势的人在你的背后设计破坏你的进修深造，而你又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会“背景”的人，那么，你还能够充满信心地去准备考试吗？何况，报考研究生的过程和报考本科生的程序不一样，本科生的报考受个人性的影响似乎并不大，而研究生就不一样了。请原谅我在这里说实话，但我相信，经历过考研的朋友们心里一定都非常明白我这里所说的话的意思。所以，如果有人想通过某种私人关系来折腾我的话，其渠道应当是很畅通的，尤其是对于文科考生来说，考试成绩优劣的评定往往有带很大的主观性。其实，我根本就无需说这么多，我不是连报名都没有报上吗！

我当时就是这样，对进修深造这一条路也越来越失去了信心。从上海水产大学出来之后，我就是这样在报考和求职的不断尝试和不断失望之中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说白了，这不是流浪还能是什么呢？

 

我是在一次电话求职中，偶然地与《上海中学生报》报社联络上的。他们约我进行了面谈，面谈之后打算试用我一段时间，看来，他们还是想要人的。在试用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认真的，每次开会都要求我参加，期间，我还随同他们一起去浙江游玩了一趟。

《上海中学生报》的主编梁妙珍亲自跟我聊过，她告诉我说，如果把我招聘过去的话，我不可以进事业编制，而是要进企业编制，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我同意。他们当时的副主编叫做陈刚，这位副主编的名字我应当能够记得牢，因为他和那位谱写著名的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曲家同名，而且我还听说，这两位陈刚之间的关系还挺好。我给两位主编看过我写的几首小诗，我记得梁妙珍主编还为其中的一首小诗产生了一些疑问，那是我发表在上海水产大学学报上的《致月亮女神》（参见本回图1），学报编辑在署名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弄错了一小点点儿，把“钱久元”三个字写成了“钱久远”，所以，梁主编似乎有些担心，担心那首小诗的著作者到底是不是我。我记得陈刚副主编不久还这样鼓励过我：“从我们的《上海中学生报》社腾飞吧！”

但是，当4个月的试用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变化。这件事情还很可能与一位名叫Ruyuan（音）的女士有关。那时，上海中学生报社参加了上海市的一次大型歌咏活动，他们抽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员，再加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机关的一些人员，由此组织成了一个合唱队，这便算是上海教育机关的代表队了吧？显然，上海中学生报社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下属机关，否则也不大可能把这样的两批人员合并在一起。我们的排练场地是在位于上海市愚园路上的上海第一师范学校，Ruyuan老师便是这所学校的一位舞蹈教师，同时，她也是我们合唱队的成员。我就是在这次歌咏活动之中认识了这位老师的。

刚刚认识，这位女教师就对我表现出非常非常的热情，我当时已经是三十二三岁的光棍汉子了，遇见了这么个热心的女人，心里当然很高兴的啦！但是，当我准备进一步接近她的时候，她却告诉我说她已经结过婚了。我不怎么相信，既然结过婚了，那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客气呢？所以，我一边暗自观察，一边继续保持着与她的交往。她仍然是那么地热情，一般情况之下，她都是主动地跟我说话聊天的。我想，当时的情况应当是这样，不知道这位女士已经结婚的人很可能会以为我们之间有着那么些意思，而知道了她已经结过婚的人则一定会觉得情况有些不太正常。

很快，大约就在此次歌咏活动刚刚结束，中学生报社领导的表情之中有一种我犯了什么错误的感觉，而且很快他们就通知我，说上海的教育行业正在大量地裁减人员，估计要裁减40%左右，所以，我的此次求职失败了。这也就是说，上海中学生报社要与我“拜拜”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个叫做Ruyuan的女士对我的态度也忽然起了变化了，不仅不主动找我搭讪了，甚至于都不怎么搭理我了。我这个时候才比较确信，估计她确实是已经结过婚的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有些奇怪，有一次，该社领导叫我给《中文自修》杂志写一篇介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稿子，《中文自修》杂志是一份挂名华东师范大学而实际上由《上海中学生报》负责的刊物。其实，我不仅对于小说了解不多，对于这位村上春树先生则更是既不怎么了解，也不很感兴趣。对了，当初安排我这个任务的编辑也就是这么问过我的：“你对村上春树感兴趣吗？”我其实当时还没有听说过这么个日本作家的名字呢！但是，为了工作，我还是满口答应下来要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我为此花了大约150元左右的钱购买了这位日本作家的五六部小说，认真地研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村上春树原来写东西很大胆，甚至于还有人说他在性描写方面很露骨。我当时就认为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有不太适合介绍给中学生的内容，对此我在论文中进行了删除或者说是回避，报社的领导也首肯了了我的做法。而且，我写的那篇标题为《拨动时代的心弦——村上春树小说的艺术魅力》的文章也在他们的《中文自修》上发表了，但我总是觉得他们让我写村上春树这个作家很是有些什么来头。干嘛要我评论这么一个作家呢？似乎不是偶然的啊！我还曾经听到陈刚副主编跟谁说话时用到“就算没有强迫过幼女了”之类的词句，其神情也很古怪。这就更加加重了我的怀疑和困惑。也许是有某种类型的“人民”担心我顺利地找到了工作，所以又写了什么“人民来信”来告发我，告发我简直就是中国亘古未有的大坏蛋？当然，他或者她也只能告发某种可能性，否则也用不着试来探去的了。其实，个人感情方面的事情很复杂，不是找个美女间谍就可以试探得了的；给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作评论也不是那么简单，这牵涉到学术观点方面的问题，就算是喜欢他的作品也不见得就欣赏他的为人，何况我也没有听说村上春树本人在生活中有多么大的恶行，更没有听说他强迫过幼女。

《拨动时代的心弦——村上春树小说的艺术魅力》一文发表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家小报社了。他们当初答应我说，考虑到我的经济困难以及写论文的花费，他们是要给我双份的稿酬的，按照他们通常的标准那就应当在三百元左右，但我最终仅仅拿到一百元的稿费，这还不够我购买写那篇文章的所需要的资料所花的钱。他们应当知道我的经济是极端拮据的，为什么不仅拿不到双份稿酬甚至于连通常的标准都达不到呢？我在这里当然不是为了钱，即便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当时我也没有跟谁诉过苦，我只是觉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开始故意找办法给我制造不舒服了。我不相信克扣稿费的意见出自梁妙珍主编或者该报社的其他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的试用期临近结束的时候，那位曾经鼓励我在他们单位“腾飞”的人在说话之中已经是常带讽刺和挖苦了，只可惜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面到底发生着什么？我记得，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怀疑的重点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转移到了上海水产大学。我当时开始感觉那个所谓的“小金库”的被揭发一定令上海水产大学的某些人极其地不快乐，他们在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出来之后，在我努力重新寻找工作的时候，或许会跟我的应聘单位说上一些什么，诸如我的品质如何如何恶劣等等，以至于我正在应聘的单位必须抬出一位有争议的日本作家来试探我，甚至于还要找一个女间谍什么的来勾引我一下试试看。这种把戏对于某些“趣味高尚”的人来说也许是很好玩很有趣的吧？因为，我想，普通老百姓应当是不大容易构思得出这么样的奇招妙术来的。

我还想到，也幸亏她Ruyuan不是西施、杨贵妃，否则的话，我还真的担心自己的道行不够高呢！你们想一想，那西施，那贵妃，她们能够把一个国家一个王朝都折腾得死去活来，我这么个连半个媳妇都还没有着落的毛头小子，哪里会是她们的对手啊！

 

流浪期间，我在上海的凯旋路暂住过一段时间。由于那里距离华东师范大学不算远，所以我也常常去华东师范大学，有时候也是为了去同学那里寻找机会打几次求职电话，市内电话费虽然对别人来说不算贵，但我必须是能省就省。

那段时间里，我曾经通过一位熟人的介绍，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处搞到了一个写书的项目。该项目虽然是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的一个项目，但与我签订正式合同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参见本回图1），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应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项目。这个出版项目是准备编写一部关于中国百家姓的丛书，丛书的主编是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我分得的任务就是写“杨”姓，给“老杨”家的祖先们树碑立传。

我的租金250元一个月的住处是无法写作的，因为里面就象猪窝一样，也根本就没有凳子，如果非得写东西的话，那我就只能坐在床上靠着墙壁写东西，而一靠就可能是一后背的墙壁灰。屋子顶部的灰土也不时地往下面掉落。我记得，我的所谓的桌子就是房东的一台用坏了的缝纫机，而我的餐桌则是我自己的一只破旧的衣物箱子。上厕所难，于是我在屋子里搞了个尿壶，所以，室内空气往往很不好，应当是上海最差的空气质量了。实际上，有一次我还发现房间的门似乎被人给卸下来过，我也能看得出来，这样的屋子别人确实是能够很容易地进来的，但我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假装一切都不知道。幸亏我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伙，我甚至于想到，或许那个卸门而入者也是个穷光蛋，他在进入我的“府舍”目睹我的家当之后突然起了怜悯之心，此可谓同病相怜也。看来穷人也有穷人的福气呵！

为了写好那本关于姓氏的书，我每天大清早上就匆匆地起床去往上海图书馆边查资料边写作。因为我的那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也丢失了，所以，我不得不从凯旋路出发步行约半个多钟头去上海图书馆。我中午就吃自己自带的两块烧饼或者两个馒头，喝自己自带的白开水，一直到下午这个图书馆下班为止。这也就是说，我每天要在上海图书馆辛苦7个多小时。

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经过了艰辛的努力，在大约耗费了七个月的劳动之后，我交出了书稿《杨姓的历史》。但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却说我的书稿达不到他们的出版要求，甚至于连修改成功的可能性都没有。我的每一步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的，先写出提纲，他们同意了，再交出部分书稿，他们也同意了，但是，等我辛辛苦苦地完成了全部的工作的当日，他们轻松的一句话就把我大半年的心血给否定了，说什么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看来，老杨家人的历史不好写，写着写着自己也变成了“杨白劳”了。

我不断地跟他们的领导交涉，还找了他们的副社长，好像名字叫做陈保平，但根本不管用。在我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不允许在他们出版社门口的路边上小坐一会儿，硬是把我撵到了马路的另一边。在我一再地坚持之下，上海文艺出版社那个姓氏丛书出版项目负责人夏青根给了我一个书面的退稿说明（参见本回图2）。

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确实是签定了合同的，可是，打官司是要钱的，我当时经济极端苦难，甚至于已经感觉到严重的营养不良了，万一打输了，我的景况就会更加糟糕了。何况，我觉得，他们跟我签定的合同本身就有问题，合同上没有写明上海文艺出版社应该出版多少册我的书稿。我刚刚拿到这个合同的时候对此就有疑问，要是出版册数被解释为“零”，那意味着什么？那不是意味着这份合同只是一张废纸吗？但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名叫夏玮的编辑却说没有问题，她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么一套图书的合作者。好象在当时，参与写另一个姓氏的一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也对合同有些困惑，这个夏玮呢，她也跟他解释说没有问题，而且我就在旁边。现在想来，她的这种解释好象是故意做给我看的。其实，我心里一直都在犯嘀咕，既然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写清楚呢？

当时，就象许多农民工在求职时不敢跟老板多说话一样，为了把握住这个写书的机会，我也就不敢多说什么了。所以，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乎预料地认定我的书稿不合乎他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估计我即使是跟他们打官司也是不可能打赢的了。话又说回来，即便是官司能够打赢，那又能怎么样呢？也许，当法庭宣布我胜诉的时候，我也已经累得半死饿得皮包骨头了。

 

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和好笑，像我这样生活如此窘迫的一个人怎么会成为股市上的炒家？

我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杨白劳”之后，一时之间有些万念俱灰的感觉，要知道到处投简历到处打电话求职也是需要钱的，这种制作简历和打电话的钱对于别人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口袋里只有两三千块钱的我来说，这却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投资，我这个时候才觉得金钱是多么地重要，我渴望赚钱。

记得居住在凯旋路附近的出租房里的那一年的冬天，我大约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舍得去附近的中国纺织大学（现在叫做东华大学）的学生浴池洗上一次澡。每次洗澡的时候内衣都已经是黑乎乎的了，好多次我都想干脆把那些脏兮兮的内衣扔掉算了，因为它们就跟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差不了多少。可是，扔掉了以后穿什么呢？我最终还是没有敢扔。每天的饭菜基本上就是白饭一碗，能够有一丝咸菜下饭就算是不错的了。

就在凯旋路与延安路的交界处有一家“海通证券”股票交易所，我的求职没有结果，生活当然也就百无聊赖，因此，那段时间我就成了“海通证券”交易所里的常客。也许为的是在那里可以寻找到一种“上班”的感觉吧。

在外人看起来，我仿佛很悠闲，因为每天早上七八点钟起床，九点之前赶到股票交易所。房东可能还因此觉得我的口袋里尚有些存货，其实，我真的就只有两三千元左右的现金在手上了。记得刚刚辞职出来的时候手上大约有七千元左右，常言道“坐吃山空”，再怎么省也是要把钱花光的，因为我只有支出，却基本上没有收入。

我每天盼望着股市一下子猛涨起来，梦想着自己的钱一下子翻出一倍，两倍，甚至于三倍，四倍，五倍，可惜，那一段时间恰恰是股市的低谷，总是涨得少跌得多。所幸我赔得不多，因为我就那么一点钱，主要是倒赔了一些手续费而已。是的，真正要解决生计问题，那还是得找一份正式工作。当时我联络过一些中小学，不过，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虹桥机场学校。

我是在长宁区教育局里偶然遇见了上海虹桥机场学校的校长的，她的姓名叫做王向红。那段时间，我想在长宁区教育系统找个工作，恰好遇见了这位校长去那里办事，好像那次她是和她们学校的书记一起去的，但书记的名字我却不记起来了。我后来想，也许那一次他们就是到区教育局要人的，结果被我撞上了，于是，他们要我去试用一段时间看看瞧。

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后来好像更名为上海市延安中学虹桥机场分校了）是一所带有初中部的小学，应当是虹桥国际机场的职工子弟学校。在那个时候，我已经逐步丢弃了刚刚辞职之后在华东师范大学附近的那所小学临时任教时的想法了，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我的这么些遭遇确实不像是偶然的，如果单独某一次的遭遇还不会令我产生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无数次的类似的遭遇合在一起，如果我还是觉得很正常的话，那恐怕就是我自己的不正常了。

所以，尽管我也并不希望一辈子在那所机场学校里干下去，但是，我还是有着与他们签订正式合同干他几年的打算的，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解决生活问题。

我当时由于生活上的极端困窘，已经是迫不急待地想要有份工作，所以，在试用期间，估计到他们很可能会正式聘用我，我还把破落不成体统的“家”也搬迁了过去。也的确很着急，因为凯旋路的那个住处听说很快就要拆迁建绿地了。

记得当时，我确实是越来越觉得从水产大学被挤出来是一种很不正常的事情，我越来越憎恶那所大学。我想，即使他们看我不顺眼，我人已经出来了，说白了是已经被他们给驱逐出来了，难道还不肯罢手吗？毕竟我并没有存心要揭发他们的“小金库”等问题啊，毕竟我们在一起共过事啊！我越来越相信，相信他们在我辞职之后的考学和求职过程中给我制造过某种麻烦。我相信我所前往应聘的那些单位一定会去上海水产大学了解我的情况，除非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我。所以，在虹桥机场学校试用的某一天晚上，我在激愤之中用他们的电脑打了一份控诉信，并把那封信邮寄给了《光明日报》社，主要就是表达我对上海水产大学处理我的在职进修申请问题上的困惑。

我的2000年国庆节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度过的，在这个国庆节里，这所学校借用某个很像是正式的歌舞厅的地方举办了一次庆贺活动，我不仅参加了，好像还愉快地表演了一个节目。但是，庆祝刚刚结束，就在我等待着与他们签订正式合同的时候，他们的教务主任来找我了，据说他还是一个业务上很精干的教务主任，但他似乎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你可以走人了……

我请求他们缓和几天，因为我没有料到他们如此之迅速地跟我说“拜拜”。既然他们不需要我，我就必须重新找地方住。这一回我没有找中介，我比较幸运地找到了一间180元一个月的低价住房，那里距离我搬往虹桥机场学校之前所住的位置不远，与华东政法大学仅仅隔着一条苏州河。我立刻就搬了过去，因为我呆在虹桥机场学校已经毫无理由了，我在虹桥机场学校住宿的一个月多的费用也从我的试用工钱之中扣除了。

现在我觉得，或许是我的那封给《光明日报》社的信件使得这所学校决定不要我了，因为在这之前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与我签订合同，我甚至还听说王向红校长已经向长宁区教育委员会打了要人的报告了。如果估计不谬的话，他们可能是担心把自己牵涉到一场官司或者说是纠纷之中去。但这只是我的个人揣测而已，因为《光明日报》并没有跟我联系过。

前面提到，在去上海虹桥机场学校试教之前，我曾经百无聊赖地经常出入于位于延安路和凯旋路上的海通证券交易所。对于那一段生活，我觉得还有一些话想说。因为，令我奇怪的是，当时，我就觉得那家证券交易所里的保安似乎是特别地在注意我！

记得有一次，我就在两个保安的身边，我听见其中的一个跟另一个在嘀嘀咕咕什么，好像是说，他们不管某某人是不是受冤枉的，既然有人说他是坏人，那就干脆现在就逮住他再说，之后让他自己去辩解去。他们似乎是在“指桑骂槐”地说我吗？他们当时当然没有明说那个被人家说成是“坏人”的人就是我，但是，我当时确实觉得那些保安仿佛在留意着我，仿佛他们说的“坏人”就是我。难道我的相貌很像恶人？也不是啊，我好几次乘坐火车，坐在我身边的人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一位老师吧？”我是一个很重视学问的人，难道有什么行为举止让人们觉得我不像是个好人，而是像小偷、强盗之类？

去上海虹桥机场学校试用之后，其时我在凯旋路附近租住的房子即将拆迁，我也就顺便地搬到了虹桥机场学校居住了一段时间。搬迁之后，因为距离远了，我当然也就不可能经常光顾那家海通证券交易所了。我记得，就在我搬家大约一个月之后，有一次我路过那家“海通证券”，顺便地也就走了进去，令我奇怪的是，我发现情况似乎大大地变化了，那些已经很熟悉了的保安们的面孔几乎一张也看不见了……

在我搬家搬到虹桥机场学校之后，那家证券交易所几乎全部换上了新的面孔，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一言难尽的机密或者隐情呢？

仿佛在夜幕之中，我听到了吸血的魔鬼朦朦胧胧的饥渴了嚎叫声。

 

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出来后，为了打工和寻找低价的出租房，我换了好多次住处，回顾一下我的“住迹”就可以知道我的颠簸流离了。我首先居住在吴淞码头附近的“海滨新村”，然后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地下室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辗转到上海郊区附近的“三林”地区，租的是上海《中学生报》报社一位编辑的房子，之后到凯旋路和延安路交界处住了一段时间，再后便是求职于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在那所学校里居住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我流浪期间最后的居住地是在苏州河河畔，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两校之间的某一条里弄里。不过，说它是里弄吧，它又不是非常狭小的那种，但如果说它就是街道呢，它似乎又窄小了一些。它与中山北路并行，但很少有机动车辆从这里经过，所以，准确地说，这里基本上应当算是一处规模不大的半棚户区的街巷。

这条街巷是南北向的，大约也就三四百米长短，它的北端就是上海市南林师范学校，它的南端就连接着名字很好听但却流着脏臭难闻的黑水的苏州河。我在苏州河畔租到的这个住处，就是我从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出来之后的落脚点，也即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我自己幸运地找到的月租金180元的住房。其实，这间房子实在是不能够被称为房子的，它应该只是在房东家住房的外沿搭起来的一个很狭窄的棚户型的隔间，大约有三四米的长度，但宽度只有大约四十厘米左右，所以，其内部只能把一张用门板什么的搭起来的床和一张破旧的桌子一字型地放置，进出房间也就都需要侧身而行了。准取地说，这里只能算是一个勉强可供睡觉的地方。

房东夫妇俩当时大约都有六十岁左右，我对这对夫妇的印象还比较深。女房主的姓名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因为她和《水浒传》里武松大嫂的姓名一字不差。虽然都叫“潘金莲”，但我的这位女房主却是心肠比较好的那种。男房主应当姓徐，虽然个头不如他的老伴“潘金莲”高，但肯定比武大郎要高出一个档次。除了靠出租房子谋生，男房主好像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临时工，也常常捡些废旧物品。我记得在年节之时，房东夫妇有时会送上一碗菜，并且告诉我是卫生的。虽然不是什么大礼，但是，这却应当是一种难得的关照，因为它让我感到温暖，至少让我觉得，我不是住在我最不喜欢遇到的那种喜欢无事生非跟人闹别扭的房东的家里。

不过，我仍然觉得房东夫妇有些令我纳闷。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总是觉得房东夫妇好像比较了解我的某些隐情，他们对我的关照可能有些特别的原因。准确地说，我之所以纳闷，这不仅在于觉得他们对于我的帮助有着某些善意性质的原因，还在于我觉得他们好像特意地在阻止我做某些事情。

当时，还有一位女孩租住他们家的房子，我们偶尔说了几句话，这本来就很平常，但是，我发觉房东夫妇看见我们说话的时候似乎很紧张。纳闷之中我还故意向房东夫妇询问那女孩是哪里来的，他们好像支支吾吾地也没有说清楚。在租住同一家房东的住房的大约七八个月的时间里，虽然我只和那个女孩说过几句话，但我能够感觉得出来，那女孩不仅满漂亮，而且是个正派女孩。我还看见有个小伙子来找过他，但他们是夫妻还是朋友我就不知道了。

我从上海虹桥机场学校搬到苏州河边的那间棚户小屋的时候，身上的钞票大约不足两千元了。面对这种极其严峻的经济局面，我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摆地摊子度日，这实际上也是别无办法的选择。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有些放不下架子的。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觉得也许收购和销售旧图书比较“有面子”一些，所以，最初我是准备干旧书收购行当的。我跑到华东政法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宿舍，去收购临近毕业的大四学生的图书，但结果却令我失望得很，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图书他们是不肯卖的，卖给我的都是些教材之类的图书。而且，这两所大学的学生似乎都比较精明，智商不低，我跟他们讲价钱的时候总是占不到什么便宜，有时甚至还要吃点亏，略微想压低一些价钱，人家就不卖了。而且，人家大学生和外面的街头小贩子不同，街头小贩子往往会在你走离了几步之后立刻换个面孔喊你回来继续谈判，可是，大学学子们似乎很高雅，你不买也就不买了，他们一般不会在你假装放弃的时候在身后喊你回来，不大会同意你的讨价还价。买卖别人的旧书不好做，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我自己的专业书籍倒是比较好卖的，所以，我开始出售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书籍，尤其是音乐方面的书籍。

怎么说我也是安徽教育学院第一届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啊！虽然只是个音乐专科，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当时，这是合肥地区音乐教育方面的最高学历了。是的，我应当算是个音乐专业的“人才”了，而且是以声乐为主的，可是，我现在的书厨子里却很难找到歌谱。我曾经非常喜爱歌唱，所以歌谱当然是不少的。那么，我的这些宝书都哪里去了呢？告诉你，当年在流浪期间我硬是把它们当饭吃了。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啊！

我的藏书大约也就两类，一类是我中学时代就逐渐积攒起来的音乐类图书，尤其是1991至1993年期间在安徽教育学院学习音乐教育专业的时候使用的一些音乐类图书；另一类主要就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时候购买的图书，主要是戏曲、中文类的图书。

卖旧书选择地点很重要，最好是在高校附近，大学生最喜欢买书，而且，我的书也比较合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们的胃口，因为那里有音乐和戏剧、中文类的专业。这就有些类似于输血，血型对号才容易输血成功。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血型当然比较对号。

不过，我还是不想让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看见我摆地摊子时候的情形。为了防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我几乎沦为乞丐的处境，我常常是在夜幕的掩护之下偷偷地溜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的。看来我的华东师范大学学友们还是比较识货的，我在那里很快地就把我的藏书卖得差不多了。

我的书籍本来就不算多，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是个穷学生，不轻易买书。可惜的是，不得不卖书的时候又卖不出价钱，一般来说，一本原价三四十元的书只能卖到5块钱。所以，辛苦积攒下来的大约百把本图书很快就以很低的价格换成了白花花的大米。

学者卖书无异于战士出卖战马，据说大唐英雄秦琼落魄之时就曾经出卖过自己的坐骑。虽然我不敢与秦琼相比，但是，我在卖出自己多年积攒的藏书的时候确确实实是感到心疼的。也许有些书籍以后再要购买就得花费十倍的价钱了，也许有些书籍今后花大价钱也难以购买到了。不过，千考虑万考虑，现实第一，未来第二，今天肚子吃不饱，还扯什么明天和将来？吃饭最重要，舍不得卖的东西也得卖，我说得对不对？得知我的这段经历之后，有位研究“黑色幽默”文学的朋友居然还戳着我的伤疤开玩笑说：“多亏你不是女人啊！”世上有饿死不卖书的学者吗？

我记得我的音乐类图书的一部分卖给了南林师范学校的学生。南林师范是个中专学校，与我以前就读的合肥师范是一个层次的，所以，我知道师范生是要学习音乐的，于是我也在那所学校的门口摆过旧书摊子。那所学校的门卫阿姨是个好心人，很支持我，以至于她干脆让我把摊子摆到了大门的内侧。我记得她和她的爱人买了我的一部戏剧欣赏词典。当然，我的音乐书籍，包括不少我所喜爱的曲谱都同样卖不出好价钱。例如，我的那一整套声乐教材一般都是以四五块钱一本就出了手的。

读书这个“读”字乃是“言”字旁“卖”字边，看来有根据说明，我们的圣哲先贤们也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吐沫四溅地向人兜售自己的书籍的。

可能是由于性格方面的缘故，做任何事情，一旦做了起来，我就会让事情走向深入，甚至于迈向“专业化”方向。记得在家乡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经一度喜欢打篮球，那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想打，一天不操练两下心里就觉得闷得慌。甚至于对于玩扑克我也是如此，由于工作和学习繁忙等原因，我很可能一连好几年都没有机会玩哪怕一次扑克，但是，一旦玩起来，我一天不玩心里都就像少了什么似的，非常地投入，很有钻研劲头。

现在，我已经算是逐渐放下了架子开始“经商”了。虽然这只是一种每天的收入能够达到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就算是不错了的商业，但是，它的过程和原理应当和大商业活动差不多。既然这个闸门已经被我打开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打开了，那么，想关闭它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自己的书籍卖得差不多了之后，我在我的小商业活动之中作出了其它方面的许多尝试，例如，我尝试了油炸臭豆腐。有此选择的原因不是单一的，除了想挣钱糊口之外，还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十分地喜欢吃臭豆腐，所以，我当时几乎是水到渠成地就想到了应当尝试一下这么一行。不过，我只记得我为此花了大约七八块钱买了个烧蜂窝煤的炉子，但我不记得我曾经卖出过哪怕是一块油炸臭豆腐，大概都被我自己品尝掉了。

不能白买了一只炉子啊！所以，油炸臭豆腐不好卖，我立刻改卖油炸鸡心串。在距我的住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座跨越苏州河的立交桥，在当时是刚刚建成不久的，我记得我就曾经在那座大桥的底下，一边拉着不太精炼的手风琴曲子，一边卖油炸鸡心串。我还记得我仅仅只卖出过一串，还是由两块钱一串降价到一块钱一串才卖出去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我的身旁倒是聚集了好几个做类似小商业的“同行”，其中就有一位居住在附近的残疾人。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有一种小生意非常有可能赚钱。我很感兴趣，问他是什么生意，他还卖关子似的说我可能不原意做，我疑惑地盯着他说：“你该不会是叫我去偷抢扒拿吧？除了做犯法的事情之外，其它任何事情都可以考虑！”他卖了好几天的关子之后才告诉我，原来，他所说的生意，是跟他一起到外滩去，面向着熙熙攘攘的路人伸出自己的双手……

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记得当时还有大约2千块钱不到的存款。乘着还没有用完，得赶紧想办法做点小买卖，能够维持住自己的最低花费就算是达到了目的了。我一个月180元的房租，而每天的伙食费大约在一块钱出头。也许有人对此不相信，在上海，一块多钱的人民币能够过上一天吗？我们现在可以计算来一下。我早上吃的是稀饭，也许有两条咸萝卜干，中午饭和晚饭要么是纯粹的大白饭，要么也是就着些咸菜。倘若赚了几块钱，那么，我就有可能花上5毛钱买上一块水豆腐。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个卖水豆腐的人吆喝着上门，而那一块水豆腐我也是要用它把中饭与晚饭贯彻到底的。这样算来，每天的消费主要是米钱，当时的米价大约在1元钱一斤左右，所以，我一个月的吃饭消费不会超过45元，外加牙膏牙刷等其它必需的消费，月消费不会超过50元。这里，我还要感谢好心的房东夫妇，他们后来免除了我的大约一个月12元左右的水电费。

卖油炸鸡心串没有成功，脑筋比较灵活的我很快就开始了新的探索，开始改做盐茶蛋生意。刚刚开始卖盐茶蛋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晚上天色黑下来之后去华东师范大学后门处开始售卖的。应当说刚开张的这门生意还算不错，每晚总能够卖出十个八个的。我还记得有个华东师范大学的门卫买过我的盐茶蛋，吃了以后，他似乎感觉挺好。因为我不像上海人做盐茶蛋那样温乎乎地不肯多放一些盐，其实，我自己早就对上海的盐茶蛋不满意了，因为几乎吃不出盐的味道，名不副实，而我则敢于在鸡蛋里面放盐和酱油，所以，我的盐茶蛋可能是比较适合外地人的口味的，想必那位夸赞我的盐茶蛋好吃的门卫也不是上海本地人吧？

然而，没过多久，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处开始强化了管理，不允许我们这些小贩子叫卖了。当时真的是很狼狈，原因是一旦管理人员前来驱赶，我就必须马上提着自己的小煤炉溜走。倘若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也不会理解那些街头小商贩子们的苦处的，希望将来的省长、市长们也能够花上几天时间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

我不得不换了个地方卖我的“可口牌”盐茶蛋，后门不行我就跑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前门卖。我1994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报到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正门前的中山北路上正在修建环城高架马路，而几年之后的这个时候好像是已经修建好了。母校气派的马蹄形“大前门”正对着中山北路，而这“大前门”的对面有一家超市，好像叫做“华联超市”。由于在那里购买东西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在那家超市门口的生意比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还要好。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记得有一天，我定下了卖出20多个鸡蛋的销售指标，也许当日我达到了那个指标。但是，正在高兴地给人找零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插在屁股后面的钱包不见了，里面有我那好几天的辛苦钱，记得大约有25元左右。而更加糟糕的是，那家商店的人员不允许我在他们的门前销售了，好像是说，如果在他们的超市门前卖盐茶蛋也可以，但是，要交给他们每月一定数量的场地费。没有想到那家超市的人看到我的生意不错也嘴馋！ 

想做些小生意也没有地方做啊！怎么办呢？我干脆把自己的住处当成小商店算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比较熟悉上海市的蔬菜批发市场和上海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了。我经常光顾上海豫园小商品批发市场以及设在普陀区大渡河路上的农贸批发市场，当然，还有铜川路上的水产批发市场以及曹阳路上的水果批发市场。我经常是早上与一群卖蔬菜的人一道早早地把番茄、土豆乃至于鱼虾等等摆放在我所居住的那个街巷的巷口，而过了早上的菜市交易时间，我的房门就可以打开了，路过的人可以看见我的屋里面的墙壁上琳琅满目地挂着牙刷、折扇以及小孩子和年轻人都喜欢的纹身纸之类的日用百货，我的棚屋俨然已经成了小百货商店了。我坐在窗口，一边等待着顾客，一边阅读一些戏剧专业书，有时候背一背外语单词。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时光太宝贵了啊！不能呆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地等待顾客上门啊！

那时候，我也逐渐明白了做广告的好处了，我经常给自己的小生意寻找一些好听的广告词，我还常常把那些广告词写在纸板子上挂在显眼处，其中的有些广告词还是具有惊世骇俗的功效的。我现在似乎还能够回忆起几个那样的广告词来，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大敢在这里把它们写出来，因为即便是在今天，我自己看见了那样的字眼也会惊诧不已的，那理所当然地应当属于过度宣传。

 

摆地摊的小商贩们的生活确实很艰难，值得同情，不过，这里面也是鱼龙混杂的。在我租住的那个小街巷子里，我记得有好几个身强体壮的山东大汉在做蔬菜生意，一瞧他们的形象就有些令人畏惧。听说做小生意的人中还有一帮江苏人，我不怎么熟悉，可能是他们不像这些山东大汉那么张扬，所以没有太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担心那几个山东大汉找我的麻烦，因为，尽管我想隐瞒，但我的身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传出去了。我是一个有学历的地摊小贩！于是，他们一见面就叫我“大学生”，我想，也许他们还不知道，不知道我不仅比较“大”，而且还有点“硕”呢！所以，那就尽可能地瞒着他们，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尽可能地保持低调的好处。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言语之中还是经常地流露出挑衅的意思。我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两位是很想跟我摩擦一下两下子的。记得有一天，那帮山东大汉中的某一个甚至于醉醺醺地硬闯进了我的房间问这问那。

我很清楚，我的长处正是他们的短处，而我的短处正是他们的长处，何况，我是孤身一人，所以，我选择了尽量地不和他们打交道，必要的时候就夸赞他们几句，这就像我当年在安徽教育学院读书的时候处理类似的问题那样。但是，我没有料想到与江苏帮子的人摩擦了起来。

记得那一天，我早上在街巷的路口摆好了东西，当时好像是摆放了一些袋装酱油、袋装醋等物品。我把破自行车停放在自己的身边。旁边，还有一两家有着简易铺面的小卖店，而其中有一家是一对夫妇开的售卖粮油酱醋等物品的商店。前几天，那家店铺的女店主就已经告诉过我，要我不要卖她也在卖的酱油之类的东西。现在，她走了出来，说我的自行车子停放的位置不对，要我立刻搬走，我觉得没有妨碍她什么，好像告诉她叫她等一会。这个时候，他的丈夫出来了，非常生硬地扔下一句话：“搬不搬？”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当时的气氛我还有印象，我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是，我也不可以让如此无理取闹的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记得我还没有跟他理论几句话，他就一拳打过来了，我当时有没有还手，不记得了。也许另一种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事件的全过程了，当时，整个街道的人几乎都出来了，大家义愤填膺，一起谴责那对蛮横的夫妇。

我也立刻报了警，来处理事件的警察好像是属于白玉兰路警察署的，然而，警察们好像非常地和蔼，与我以前在上海水产大学的时候所遇到的警察迥然有别。来警带我到警察署做了常规的记录之后，罚了那对夫妇200元钱给我，而我则立刻把这钱捐献给了我所暂住的街道。我不可能要这样的钱，再说，因为我听说做生意是要上税的，而我还没有上过税，此次也算是上了税了吧？

我记得当时听警察的语气，好像他们对那对夫妇早就很了解了似的。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刑满释放的人员，警察好像还说出了什么什么只有出了诸如人命案子之类的事情他们才会真正地行动起来似的。

之后，我还听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说，那对夫妇就属于江苏帮，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帮人来了好多。老人还说他是认识他们的，他说他当时就警告过他们：“若是真的把人打伤了，你们瞧瞧看”，结果，那个帮子的其他成员就没有采取行动。看来，无赖们往往是很心虚的啊，对付我这么一个赤手空拳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还要请来一大群，真看得起我。

不过，这些事情还都不要紧，让我最为困惑的是，那位负责处理此次事件的彬彬有礼的警察，好像是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话，话语之中好像我这个受害者有什么问题还在被什么什么人审查或者监外观察似的。这又让我想起了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期间所遇到的那位书记员似的警察所说的话。……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情来，倘若当时不是那些上海市民仗义执言，或许警察们的处理也会变质走味呢！

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没有什么背景？搞不清，我也许永远都不会搞清楚了。但是，我无论如何要感谢上海好心的市民们。我也常常听人家说上海人待人比较冷漠，只关心自己如何如何挣钱，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说，我真诚地感谢上海普通老百姓，感谢他们在我人生最暗淡的时候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他们的爱憎分明和主持正义。否则的话，已经遭遇了恶人，如果还要被一群冷漠的市民冷眼围观的话，那我可能真的要活不下去了。那些市民中的绝大多数，他们虽然与我共同生活于同一条街巷，但我们之间尚未有深交，或许平日里几乎等同于陌生人，或许昨天还在菜摊子上与我讨价还价，但他们却能够面对暴徒大义凛然，为我仗义执言，这样给完全是出于一种发自本心的正义感。而我又能为那些好心的做些什么呢？我想，也许有些人默默地帮助了我，而我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于，我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呢！当然，即便是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知道了他们的正义之举，估计这一辈子我也可能无法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了。

我记得，有那么几次躺在床上，我朦胧地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许文强似的大款，身旁站着我的“丁力”，面对着苏州河边的那些好心的市民，我一边连声地说着“谢谢”，一边指挥着一群小喽啰把我在上海滩打拼得来的一根根“黄鱼”赠送给他们。当然，还有那首著名的歌曲做我的背景音乐：

浪奔，浪流，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淘尽了世间事，

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是喜，是愁，

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

成功失败，

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似大江一发不收！

转千湾，转千滩，

亦未平复此中争斗。

又有喜，又有愁，

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

仍愿翻百千浪，

在我心中起伏够。

梦醒之后，我也觉得自己确实变得有些庸俗了，人家上海市民难道真的就是为了那几根“黄鱼”才肯帮助我的吗？我又怎么会跟许文强扯上了关系？

另外，我也大可不必把江河当海洋，其实，即便是万里长江里掀起来的什么“浪”，那又能有多高呢，更何况小小的黄浦江和淌着黑水的苏州河了。

看来，我最好还是在这里借用我的这部传记，来向正义的上海市民表示我深深的谢意吧！

 

记得在从沈阳返回之后的那个冬日，我大约隔了月把时间没有洗热水澡了，所以就去到附近的澡堂洗了个热水澡。房东家顶楼上有一处简单搭建的洗刷间，可以说是棚户之中的棚户，平时我在里面洗的是冷水澡，大约三四个星期才去澡堂洗一次热水澡。我之所以要隔一段时间洗一次热水澡，这首先是因为在冬天用冷水洗澡往往难以洗干净身子，还因为房东家的那个洗刷间不仅非常地狭小局促，而且十分地简陋，绝对不会比乡村人户家的猪圈好多少，在那里面洗澡，你尽可以“享受”到天寒风冷水冻人的效果。

洗完澡之后，我给远在沈阳的张一波教授打了个电话。当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我是在街道边上的公用电话亭里打的电话，我把洗澡换下来的脏内衣往地上一扔，我当时就注意到，原本白色的内衣已经成为灰色的了，放在地上完全就等同于一堆垃圾。

至于当时我为什么给张一波教授打电话，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也许是想再一次解释一下我可能有些地方对不住他，请求他的原谅，也许是企图借用从媒体上听到的有关他的消息来讨好他（参见本回图1）。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在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得到过有关他针对日本政府妄图篡改侵华历史的谈话的报道。我还听说他好像是还担任着“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的职务

不过，张一波教授对我说的话好像跟针对日本人的一样严厉，我告诉他我从上海图书馆看到了一份《沈阳日报》，上面有关于他的言论的报道，也许还借机表示了自己从前有眼不识泰山的歉意。然而，他的意思好像是把我的这种讨好性的表示理解为在追查他的什么材料之类的不好的举动了，所以，话语之中我觉得好像还有诸如“你敢来查……”之类的意思。

他还特别地提到过我国古代的典籍《周易》，问我读过没有，我说没有认真读过，他告诉我应当去读一读。由于我认为自己曾经因为不怎么听话而使得张一波教授有些不愉快，所以，现在既然张一波教授指名要我学习《周易》，那么，这一回我可绝对不敢再糊里糊涂的了。所以，我很快便从上海图书馆借出了《周易》，在上海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认真研读。不过，虽然我很努力，但我实在是很难读得懂这本书。还算幸运，我在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张一波教授再做经常性的联系，他也没有主动地垂询过我学习《周易》的进展情况。

当年《周易》的学习我现在已经忘却了不少，但多少还有些印象，然而，这种印象却并不是很好。如果一定要我说句老实话的话，那么，我现在只好这样告诉大家。《周易》虽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内藏丰富的哲理，但是，我在阅读《周易》的时候所获得的最大的印象却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如何“修理”另一个人的教科书，它告诉人们怎样等待时机，怎样设计圈套，怎么整倒别人，直至最后称王称霸。所以，我对这本书有些生厌。整人虽然也是一门学问，但是，我真的不大喜欢这门学问。但愿我对《周易》的这种印象是一种错误的印象。

朋友们看看，我说我曾经怀疑过张一波教授在一直对我不利，这段有关学习《周易》的往事回忆就是这种怀疑的证明。

我当时不仅仅怀疑辽宁省委党校的张一波教授，也怀疑上海水产大学有人在我背后作梗，还非常怀疑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等等。而且，我的这些怀疑还时儿重，时而轻；时而想彻底抛弃，时而又重新拾起。

是的，尤其是在那段沦为街头摊贩的时日里，我的这种怀疑又大大地加重了，甚至于怀疑一切，觉得所有的人都可疑。

会不会真的是吴天球教授由于我的某句不够礼貌的话而要惩罚我呢？我思来想去，而且也与他进行了电话联络，向他解释为什么曾经有一次我把他家的电话透露给了外人，希求他的原谅。

我虽然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明显的不对，但我觉得，万一跟吴天球老师产生什么误会那就太不值得了。所以，我记得十分清楚，我觉得应当沟通一下，我告诉他的话的大意是：“我是个农村来的人，在乡下长大，不懂得礼节，也不会说话，有的时候甚至于自己说错了话自己都不知道。倘若我在您老人家那里说了什么不应该说的或者说是不礼貌的话，请您一定原谅，因为假如我真的说出了此类的话，那一定是无心的。”我记得我还告诉他，我有的时候在说话的当时没有觉得什么，但回家以后躺在床头一想，常常会突然感到浑身不自在。说得不对，很冒失，自己当场没有觉察出来，等到觉察出来的时候，当然就会感到很尴尬，浑身的鸡皮疙瘩于是也就起来了。

不过，根据我在吴天球老师那里上课的感觉，吴天球教授有时候说话确实比较严厉，但我又觉得，即使我真的说话做事有些不妥，他也不至于使用如此的手段来对付我的。而且，我确实没有做过什么太不妥当的事情，除了那次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别人之外。

我于是又想起了张一波教授，那次把电话号码给了他之后，发觉吴天球老师不太愉快，我于是使用了不大恰当的语气跟他说了几句话。难道这就会使得他如此地不高兴，使得他如此地使用手段来对付我吗？也不太像啊！是不是因为我不是非常地听话，例如没有按照他的意思继续呆在北京，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把档案和户口分开而得罪了他呢？这似乎也不太像。我甚至于有些时候还觉得张一波教授似乎与吴天球教授早就认识，觉得那一天与张一波教授初次相识的时间、地点确实都很巧合，要知道，恰好是在北京“三味书屋”门口等待开门购买吴天球教授的声乐新著的时候，我偶然幸会了张一波教授……

有一些是可以肯定的，那次把吴天球老师家的电话给了张一波教授之后，我发觉吴天球老师不太愉快，其后，我跟张一波教授说的话也确实是在我自己已经了一些不快的情况下说的，这也确实是不应该的。不过，当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不久与张一波又一次地取得了联系上之后，我们仍然像初次相识的时候那么好哇！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张一波教授是不是不高兴我，也不管张一波教授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不高兴我，我都在某些时候进行过道歉，就像在吴天球教授那里所进行的道歉一样。

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我想，我应当还是有些用处的，但是，我居然就这么在上海流浪了三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当时就极其怀疑，怀疑会不会是上海水产大学在背后捣的鬼？我对水大的怀疑也随着我的地摊子上的货品的增多而逐渐地增多了起来。会不会是水产大学在我四处求职的时候暗中作梗？否则我怎么总是失败，甚至于连中小学都去不了呢？

离开上海水产大学不久，我就听说那个打造了“小金库”的部门的领导已经从学生处调到人文与基础学院当支部书记去了。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主要就是因为揭发出了那个所谓的“小金库”，所以我才在学生处待不下去，但调到人与与基础学院仍然麻烦不断，直至被人从上海水产大学撵了出来。现在则真是“巧妙”极了，用人单位假如去我的原单位了解我的情况的话，上海水产大学的人完全可以很自然而然地告诉他们：“啊，小钱吗？他是从我们学校的人文与基础学院走掉的，你们去那里了解他的情况吧。”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几乎是铁定了不可能找到工作的。你想想，那么多人求职，我所学的又不是那种诸如原子弹制造之类的专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文科。人家单位进一个人，不可能不去我的原单位调查的，至少也会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的吧。

也许有人要问，这些都是你自己设想出来的，你没有切实的根据来证明你的原单位在背后算计你。我记得我当时想请我的一个房东假冒用人单位给水产大学有关部门打一次电话，想看看他们是如何跟用人单位说话的，但是，那个好像是在服装厂工作的裁缝房东不是很情愿，他仿佛担心什么似的，电话里吱吱唔唔地说了一两句就草草结束了，没有问出个所以然。你们看看，作为一个如此弱势的小百姓，一个孤立无援的人，我是如何才能够清楚地知道别人在如何如何地折腾我呢？只有他们可以通过某种卑鄙的方式了解我的一切，而我却无法知道对方都做了一些什么。除了进行某些人可能觉得是有些“捕风捉影”嫌疑的猜测之外，我似乎没有其它什么招数的啊！

虽然我这里只能是揣测，其实，假如真的有人愿意帮助我追查原因也应当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跟许多单位进行过联系，投过简历，打过电话，进行过面试，甚至于被试用，若有人老是在说我坏话（其中就应当包含造谣之类的东西），知情的当事人应当是颇多的，但愿这其中能够站出那么一位两位耿直正义的人士把真相告诉我，告诉大家。

由于有着那么多的怀疑，我这个时候已经对求职没有信心了。

我想，我当时的条件应当还是不错的，文学硕士，音乐大专，单身一个。有些单位比较关心户口问题，我的户口也算是在上海了。然而，我硬是在上海流浪了三年。

 

失业流浪的那一阵子里，我怀疑过我的档案可能有问题，而且怀疑这一问题可能直接导致了自己的现实遭遇，例如，如果档案之中确实有问题的话，这当然会成为我所报考的学校拒绝我的理由。

对于没有能够参加本来就渴望参加的考试和连续的求职失利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汪寿明教授曾经这样地提醒我：“你的档案有没有出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的档案之中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尽管我获得的奖励不多，但是处分之类的事情我根本是不沾边的。我想，如果真的有人要在我的档案之中记录什么，他们是应当告知我的，最起码我应当知道有过那么一回事情。但汪寿明教授又告诉我说，在“文革”时期，人事档案里面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下了手脚，他也告诉我说，这种情况现在应当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了。

我觉得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是有些缘故的，不像是空穴来风，会不会有人偷偷地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塞进了我的档案？为此，我特地前往位于中山西路620号的上海人才市场进行了调查。上海人才市场是我的档案挂靠单位。

每一次考试报名的时候都需要档案挂靠单位开具介绍信，招生学校还需要他们帮忙查阅考生的档案，看看有没有不良记录。这也就是说，报名表上有关档案问题的审查是由档案挂靠机构的人员查看了之后再签署意见的。我在失业流浪之初就从上海人才市场开过报考博士的介绍信，档案审查的结果应当都是“没有不良记录”，否则我是不会不注意到的。不过，在听了汪寿明老师的话之后，我觉得应当更加彻底地再一次去核查一下自己的档案。

然而，我依然没有办法亲自察看我的档案，我依然只能借用报考博士的机会来间接地调查的。记得上海人才市场的那位档案审查者是我的本家，也姓钱。我曾经请求他认真地查看一下我的档案，担心他遗漏了我档案上的某种不良记录，而他最后给我签署的审查结果我记得很清楚，仍然还是那几个字：“没有不良记录”。

不过，今天想起来，也许情况确实复杂得多。既然有人有能力把某种“不良记录”偷偷地塞进决定他人命运的档案里面去，他们就应当也有办法再把那种“不良记录”偷偷地取出来。当这个记录已经损害了他人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害怕败露，然后再偷偷地取出来，这不也可以算是神不知鬼不觉了吗？我们这些没有权力去直接察看别人给我们贴上的小标签的人对此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恐怕只能干瞪眼了！

 

流浪期间，我最憎恶的也许就是上海水产大学了，因为正是他们直接导致了我人生的那场大波折的。尤其是当我想到他们很可能在我辞职之后依然在对我使坏的时候，我的憎恶就会达到顶点。例如，我就觉得他们很可能在我的户口问题上做过文章。

提到我的户口，我也有些感触。我这个很想在学业上有所发展的人，其实并不在乎户口在哪里的。我只是担心，上海水产大学会不会把我搞成了黑户口。我是直接从上海水产大学把户口迁入中山西路620号的上海人才市场的，我当时就被这个人才市场的人员的解释搞得很糊涂。人才市场里有的工作人员说：“像你这种情况，要找工作必须领《劳动手册》。”可是，我实际上又领不到那份手册，具体是什么原因我都忘记了。不过，对于未能发给我《劳动手册》，有关人士也是自有解释的，尽管那种解释只能把我的脑袋解释得越来越晕晕乎乎。

后来，应当就是在我求职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失败之后，有一次我来到上海人才市场办事，我偶然地与该市场的一位领导聊起天来，当我提到我的原单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时候，我一时愤慨，于是就把包括“小金库”事件在内的那些事情说了出来。我当时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慨，没有想得太多。但是，这之后的一些变化却让我陷入了沉思。我很快就有了《劳动手册》，而且，这个人才市场还专门通知我（我记得是通过我的房东）去办理社会保障卡，听说，有了那张卡才算是有了上海户口。也有人说有了《劳动手册》才算是真正地有了上海户口，而此时我已经流浪了大约两年半的光景了。

是不是有人在背地里跟这个人才市场进行过暗中的交涉？当然，也许是似明似暗的交涉，以制造种种我所无法知道的理由把我的户口给“黑”了起来？在与我面对面地聊过天之后，是不是那位人才市场的领导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而又立刻进行了补救呢？我记得，后来我打听过上海人才市场那位领导的名字，当时那位领导恰巧不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外出出差去了，好像说的是去了福建，还说他叫“陈明荣”（音）。这个名字与上海水产大学的“任明荣”老师（我离开上海水产大学之前他任人文与基础学院党支部书记，我离开之后听说他改任该院的院长了）的名字很接近。如果他确实叫“陈明荣”，那就确实是一种巧合，但是，若他实际上不叫这个名字，那么，这就很有可能是有人在暗示我，暗示我是由于某些人的努力才解除了我的“黑”户口状态。上海水产大学任明荣老师是一位好心肠好脾气的老师，是我一直都很敬重的老师，我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好心的知情者，我分析得有些道理吗？

我在流浪期间，也曾经有同学示意我，说户口不能确定在哪里，又没有固定的住房，那就有可能被警察押走！也许，邪恶的家伙能量还不够大，也许由于某位与之有关的大人物还存有一些正义、善良之心，否则，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后的三年恐怕就不见得是“流浪”两个字能够涵盖的了。

在摆地摊子谋生期间，我还多次去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访办告过状，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上海水产大学可恶。我觉得，那个学校既然在我离开之后还不肯放过我，那么，它的诸多问题我当然也就不会不让上海纪律监察部门知道的了。

是的，尽管我当时怀疑的方向有很多，但是很显然，上海水产大学是我当时最怀疑也最为厌恶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当时就有人跟我讲过，说上海水产大学是注定了不会说我的好话的，这是因为，假如它说我的好话，那就意味着它是把一个好人扫地出了门，这不是等于在揍它自己的嘴巴吗？此说很有道理，我是相信的，但是，我可能低估了上海水产大学某些人邪恶的程度，以为他们也只会一般性地说一些诸如“钱久元这个人有些好高骛远不着实际”之类的话，没有更早地想到他们很可能在我失业之后还会落井下石。我是在求学、求职不断地遭遇挫折之后才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么一点的。唉！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把人心设想得更邪恶一些呢？

上海水产大学在我失业之后具体都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尽管我对这个问题无从确切地了解，但我当时坚信，那所学校的某些人一定不乐意看到我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当时也迷迷糊糊地觉察到，觉察到上海水产大学的背后还可能潜藏着某种势力，但是，我又确实是没有办法揭开那道厚厚的幕布。所以，在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只能把整个的上海水产大学定为自己投诉的直接目标，主要是反映了那所学校有关教师“辞职才可以报考学校”之规定的不当，以及逼迫我卷入所谓的“小金库”事件一事。

上海纪律检查委员会把我的申诉材料转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然后再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转回到上海水产大学进行处理。当我得知这个办事程序之后，我记得当时我很是失望，因为我当时就想到，这简直有点象是让强盗调查强盗，它水产大学既然已经对我做出了那么些事，它还能有多大的可能“自觉自愿”地回过头来说自己做得不对呢？果然不爽，上海水产大学人事处处长不久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件的内容大致就是，他们根据我的投诉进行了自查，结果发现他们没有什么错！

对于上海水产大学轰动一时的所谓“小金库”问题，我的诉告却没有下文。我只是知道，那揭出“小金库”的人因为求学而失去了工作，为了糊口而四处流浪到处奔波；而那创立“小金库”的人，他们似乎并不想求什么学，却照样官位坐得很牢。

虽然如此，我仍然非常感激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至少，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我的愤懑的地方；至少，他也让我看到了一线的希望。那位接待我并且主要负责我的投诉的工作人员当时大约五十岁左右，我想知道他的姓名，但他没有告诉我。后来我又询问了另一位工作人员，他也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只是告诉我说，那位负责处理我的投诉的人的工作代码是“25号”。

 

在华东师范大学地下室招待所居住期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投简历打电话给用人单位，然后便回到旅馆躺在被地下的潮气弄得湿乎乎的床铺上等待消息。等待用人单位的消息是很难熬得，所以，很多时间我都是几乎无可奈何地“悠闲”着，无可奈何地在大街上“闲庭信步”，甚至于无可奈何地在地下室里与人打扑克消磨时光。

记得应当就是在1999年的春夏之际，印象中那一阵子常常下很大的雨，大街小路上常常有大量的积水。其实，我的心中更容易积水，无所事事的我本已百无聊赖，又被大雨阻挡在地下室里许多天，心中的坑坑洼洼当然也就成了令人忧郁的沼泽地。记不得什么时候了，我曾经写过一首名字叫做《心中的水沼》小诗，这首小诗应当比较契合我当时的那种心情。

心中的水沼

当晨光

微笑着

踏进了我的窗棂，

大路中，

那沉淀了一夜的欢乐

被行人们轻轻地搅起。

然而，

此刻啊，

我的心田依然是泥泞的水沼，

那飘扬了一夜的梦忆，

犹如绵绵不绝的阴雨。

在一个雨过放晴的时分，像囚犯得到了“放风”的机会似的，我钻出了地下室，想要给自己透一透新鲜的空气。望着街道上渐渐流走的积水，我的心情也逐渐好了一些。我于是瞎转悠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转悠到了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转悠着，转悠着，我几乎是蓦然地发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转悠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门前了。我又与音乐不期而遇，我又一次地遭遇到音乐了。真的是冤家路窄啊！

您们看看，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挫折，我这个人还是不怎么醒悟，还是在痴迷那害我不浅的音乐。我不知道渴望戒毒的吸毒人员面对着毒品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当我站立在位于汾阳路20号上的上海音乐学院大门前的时候，我略略定了定神，看清楚了面前的的确确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于是，我的心中有一种声音开始对我说话了：“你今天走错路了！怎么会跑到这么一个烂地方来？音乐，它已经害得你流落街头，还不赶快给我走开！”然而，我的脚步却不怎么听从我的使唤，我仍然不停地朝着那琴声飘来的方向张望，哦，琴声之中还夹杂着美妙的歌唱，这让我如何地能够抵挡……

是的，就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幢老旧的教学楼里，从一间音乐教室的玻璃窗子里，我看见了一位老师正在给一个学生上声乐课。这位老师我知道，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的民族声乐教授常留柱。

我不记得我当时是如何走进琴房同他搭讪上的了，总之，我当时不仅走进了他的琴房，我还跟他聊了起来，我请求他允许我听听他的课。没有想到我是如此地幸运，他居然答应了。

此后，我大约一个星期要去听他两三次课。当时，我真是感激得不得了，他居然也没有表示出要向我收取听课费的意思。要知道，听课也是应当缴费的，我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记得我曾经要付给他一些钱，大约是在听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从已经干瘪得可怜的钱袋子中取出二三百块钱准备给他，但他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当时确实已经是非常地拮据了，基本上是一天三餐以馒头榨菜充饥，所以我对常老师的此举很是感激。常留柱老师显然是知道了我为了学习音乐而丢掉了工作，我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一定是在第一次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自己的那些情况告诉过他了。虽然我也已经记不清楚初次相识的当时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毫无疑问，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一点也没有厌烦过我，没有厌烦我一次次地钻进他的琴房听课。他每一次看见我去听课都很客气，也从来没有再收过我一分钱的听课费。

不仅如此，我还发觉他越来越关心起我的事情来了，关心我正在进行的求职行动。我也乐意把我的事情告诉他，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我觉得常留柱老师非常地关心我，我实际上已经把他视为我的“亚父”了；其二，我在与常留柱老师的交往中发觉，常老师好像很有些社会关系，在那种极其困难的状况之下，我当然是十分渴望在某些方面得到他的帮助的。

记得，我也曾经一度心血来潮，曾经比较正式地请求常留柱老师收我做学生，但是，对此，常留柱老师似乎并没有很感兴趣，他只是允许我听他给别人上的课，我于是也就立刻作罢了。我那个时候也算是比较知趣，因为在学习音乐方面已经栽了个那么大的一个跟头，于是也就没有敢再把梦往深处做。尤其是觉得岁数已经大了，也难以学出个什么来，所以，我虽然提出了拜师请求，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甚至于在提出请求的当时自己就觉得有些气馁了。是的，还是把声乐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吧。

总而言之，在常留柱老师那里，实际上，我确实是把自己当成个业余爱好者来看的，我似乎已经认命了，我不可能在声乐方面有所发展了。应当可以说，当我在求职路上频频碰壁之际，当我在摆地摊贩卖蔬菜鱼虾的间隙，当我身着皱巴巴的衣衫钻进常留柱教授的琴房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带有半点功利性的欲望，我的到来，那差不多完全是因为音乐本身所具有的魅力，那完全是因为我对歌声的纯粹坦然的热爱。也许，正是因为类乎如此的“心死”，我才有勇气迈进那给我带来莫大痛苦的已然成为恐怖之所在的音乐的殿堂。

记得在结识常留柱老师不久，上海音乐学院新的教学大楼就建成了，并且也开始投入使用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常留柱老师的琴房搬到了新教学大楼的1122号。在那个苦难的时刻，上海音乐学院的新教学大楼就仿佛是我在汪洋大海之中看见的一座孤岛，常留柱老师狭小的1122琴房（我老是觉得称其为“歌房”应当更为贴切）里的歌声曾经给予我这伤痛的心灵以温馨慈祥的抚慰，为此，我深深地感谢常留柱老师！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当年，步入华东师范大学马蹄形大门的我，一刻也没有忘记音乐艺术，梦想着将来能够挤入音乐行业。何况，当初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自己将要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戏剧。我是在录取了以后才知道，我的专业方向名义上是元明清段的中国古代文学，但实际上主要是研究这三个朝代的戏剧文学。在后来的实际学习过程中，我接触这个阶段的小说、诗歌也不多。所以，我后来主要走上了戏剧之路，这实在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不过，我应当感谢这个偶然性，应当说，就是从华东师范大学开始，虽然我念念不忘音乐，但我确实不仅与戏剧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还多少有所收获。

由于自己有着音乐方面的功底以及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加之导师的悉心指导，所以，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对于综合性非常强烈的中国古典戏剧，我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我越来越觉得，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的王国维关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定义存在着一些问题。王国维把中国古典戏剧称作“戏曲”，他并且说：“戏曲者，谓以及歌舞演故事也。”很显然，王国维的这句话中就包含有中国古典戏剧是以歌舞为手段来表现故事的意思，好像故事性就是中国古典戏剧的中心目的。但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状况真的完全是这样的吗？经过一段时期的分析和思考，本人发现，事情显然不象王国维所说的那么简单。

在老师们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把这个问题作为我的毕业论文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叫做《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质疑的对象实际上就是王国维的这个戏曲定义。那么，为什么不叫《王国维戏曲本体论质疑》呢？这是因为，王国维的这个关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定义已经被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地接受了，所以，一般地而言，王国维的这个定义就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古典戏剧的定义。我的这篇硕士论文写了大约5万字，后来按照导师赵山林先生的要求，我又把它压缩到一万多字，发表在1999年《艺术百家》杂志第三期上。

对于王国维给中国古典戏剧所下的定义的“质疑”，本人一直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质疑”总归是“质疑”，它是带有“破坏”性，那么，怎样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戏剧的本质问题，怎样使得自己的研究更加地富有建设性呢？这是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努力思考的问题。

1997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去上海水产大学工作，工作了大约一年略多一些的时间，之后，由于希望继续深造，我不得不从这个学校辞职。“辞职”之后的我实际上处于长达3年的失业状态，但是，即使是在上海普陀区的那条狭小的街道里摆地摊子卖蔬菜、鱼虾，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依然时常地萦绕在我的脑际。

大约是在公元2000年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收拾起地摊子回到住处。侧着身子疲惫地蜷缩进我的狭小“房间”，我无心地随手翻了翻久违了的书本，忽然，一个“乐”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它使得我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乐”，中国古代不是有一篇叫做《乐记》的文章吗？“乐”，这不就是本人一直在苦苦寻觅的中华古代表演艺术的文化之根吗？我的心中顿时豁然开朗，中国古典戏剧不应当总是照搬外来的概念，中国古典戏剧是有着自己的文化土壤的，中国古典戏剧其实就是一种“乐”，中国古典戏剧是中华古“乐”文化的一种高级形态。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还越来越觉得，用“戏曲”这个名词来指称中国古典戏剧似乎不太合适，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中国的古典戏剧应该就叫做“乐剧”才是啊！

我所钟情的音乐，我所念念不忘的音乐，我为之奋斗的声乐，她不仅没有给我带来成功的喜悦，相反，她却使得我饱受挫折和磨难。尽管我那时侯也还不断地去上海音乐学院旁听常留柱老师的声乐课，但是，在歌声萦绕之中，我的心中确实有一种隐隐作疼的感觉，有时候这种隐约作疼甚至于还会发展到对于音乐的愤恨。为音乐而伤感，这反而增强了我对戏剧的热爱，你们看看，我虽然并没有太看中我的戏剧研究，但却似乎出了些令我颇感欣慰的成果。这真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我开始热爱起戏剧来了，不，应当说，我是更加热爱起戏剧来了。

刚刚“辞职”之后，我当然不知道自己会总是找不到工作，所以，还没有想到要摆地摊子度日。考研受挫，又经过了多次的有些离奇的失败的求职，甚至于连中小学都去不了，于是我越来越认为，一定有人一直在暗中阻挠着我的求职求学。我也越来越坚信，用人单位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到我原来的单位询问情况的，而这样的询问一定对我不利，因为我曾经做过让某些人觉得对他们“不利”的事情了。如果确实如此，那我找不到工作几乎是必然的。

在那段颇为漫长的流浪期间，我记得我也多次寻求过上海市民政机构诸如失业救助机构的帮助，但通通没有结果。例如，我就曾经寻求过户口所在地的援助，因为我的户口寄放在人才市场，而人才市场又统一把寄放在人才市场的户口挂在上海徐汇区高安路25号，所以，我就去徐汇区民政部门寻求救助。我早就听说上海市有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但是，申请这个保证实际上根本就没门。媒体上天天宣传上海市民有困难可以得到种种的保障和帮助，而如此困难的我，却始终没有得到来自保障和救助部门的哪怕一分钱的救助。他们拒绝救助的理由很多很多，我都无法回想起来了。其实，我当时就无法听得懂他们的解释，也许唯一听清楚的就是“请你别天真了……不可能有什么救助的。” 

记得徐汇区有关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过我：“……你可以去做搬运工，去卖菜、去打工……”于是，我就开始了摆地摊子的营生。其实，除了手拿破碗讨饭之外，当时的我似乎也只有摆地摊子这么一条路了。我之所以要摆地摊子谋生，这还是因为，我其时已经决定要再次考博了，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寻找那种需要签订合同之类的比较正式的工作了，只有摆地摊子卖菜之类的活可以随时做随时停，这种机动性是有利于我的复习迎考的。

这个时候也许有的朋友要问：“你不是怀疑在你考学的道路上有人作梗吗？难道你前面的话都是假的？”问得好，但要知道，我实际上只有考学和求职这两条路可走，三年的流浪期间，我基本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我之所以又回到考学这么一条道路上来，那可以这样来做解释，既然求职总是失败，我也就只好横下一条心来，不论三七二十一地复习，准备考试。这也就是说，邪恶的魔鬼使得我在流浪之初失去了考学的信心，无心准备应考，但是，由于他们随即又把我求职的路子也堵得水泄不通，所以，这反而使得我又重新回到了考学的道路上来。反正横着竖着他都要堵，那还不如安下心来复习应考，管它考上考不上。其实，在考学和求职这两条人生道路之中，我本来就是更加垂青考学这条道路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还应当感谢邪恶势力把我的求职之路给堵死了呢！

在无数次的挫折之后，我又本能地抱起了书本，否则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此后应当做些什么。这种情况还真的很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落水者，他在水中手足无措，在慌乱的挣扎之中盲目地抓取他能够触摸到的任何物品。看来，书本，它就是我这个生活中的落水者所能够随手抓住的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了啊！

书，在这个世界上，它确实是我感觉最容易亲近的东西。不仅过去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故。我常常在写东西写得很疲惫的时候随便上街走走，不过，虽说只是随便散步，但我几乎每一次都不知不觉地就“散步”到了书店里去了。尽管我买书不多，但是，我总觉得书店就像是自己的家。所以，虽然明知我眼前的道路布满了障碍，但我也不能不走路了啊！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我总不能每天在地摊子前面干坐着等待稀稀拉拉的顾客吧。所以，我觉得与其唉声叹气，还不如两眼一摸黑，像一头瞎了眼的野牛一样硬往书堆子里面钻。对，我要考博，这就是我当时本能性的选择。

考博的目标已经确定了，那么，报考什么专业呢？最现实可行的选择当然是戏剧类的专业。综合性的大学和专门性的戏剧学院都有此类的专业设置。虽然我也考虑了综合性大学，但我把报考的重点放在了上海戏剧学院，其原因之一是这个学校我还没有尝试过，也就是说，其阻力我还没有接触过，就象一头四面围墙包围之中的一头公牛，我当然希望选一面还没有撞过的墙壁试一试。我的这种选择当然还有其它的因素，而其中的一条就是因为上海戏剧学院距离我的地摊子比较近。从我的蔬菜瓜果鱼虾小百货地摊子步行大约半个多钟头的路程就到了上海戏剧学院，既然距离这么近，我想我干脆就报考这个学校吧。有人干扰就让他来干扰吧，我总是要去搏它一搏的，如果连试都不敢去试一下，那么，希望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何况，如果跑到其它地方去考试，被人破坏了还损失了车旅费和报名费，在“家”门口考，即使考不上，损失了的也仅仅只是一百元的报名费而已。

每天做小生意之余，甚至于在卖菜卖物品的同时，只要有一点空闲，我就会本能地抓起书本来……

 

记得就是在暂住租住在凯旋路附近的那一阵日子里，有一天，我从媒体上得知，吴天球教授已经来到了上海，而且正在上海大剧院里举行演出。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念头，居然想到要给吴天球教授打上一个电话。在我租住的房子附近的一个小小的杂货店里，我多少是带着一些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上海大剧院的电话。实际上，我估计我不可能找到他，也许工作人员根本就不会帮我去找他。大概是正好打到了某个后台演员休息室，不知道是工作人员还是某个演出人员首先接了电话，我问吴天球老师在不在，却没有料到吴天球教授就在旁边。本来是自己多事要给吴天球老师打电话，但是，当电话真地接通了之后，一时之间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记得，还是吴天球老师的平易近人使得通话得以进行，否则的话，我有可能立刻就把电话挂断，因为觉得自己实在是有些唐突。

可不是吗？在当时，我大概已经失业流浪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了，已经成为比较纯粹的流浪汉了，我还可以像从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他的家里跟他学习声乐的时候那样跟他说话吗？面对着一个冷不丁地找上门来的流浪汉学生，难道吴天球老师不会觉得有失身份吗？一个街头流浪汉居然想要巴结著名的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一想到这里，我不仅仅觉得自己唐突，甚至于觉得自己的行为简直都有些可耻。

感谢上帝，一接过电话，还是像过去一样，吴老师首先用他那音色圆满的男中音说了一句：“您好！”吴天球教授的平易近人，吴天球教授关切的话语一下子温暖了我的心，使得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仿佛又回到了刚刚从安徽省教育学院毕业时去北京跟他学习声乐的那个时代，我甚至于觉得自己又一次地来到了吴天球老师的家里，又一次地站在了吴老师家的那一架曾经凝结着我青春梦幻的钢琴旁。

我记得，我和吴天球老师愉快地聊了一会，但是，当吴老师问到我的近况如何的时候，我再一次地落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之中，就像刚刚把脑袋伸进沙土之中仅仅享受了片刻的超脱现实的快乐的鸵鸟一样。我记得我只能支支吾吾不太好意思地告诉他，告诉他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告诉他我正在上海的大街上四处晃荡。我记得吴教授好像是很惊讶地说了一句：“……还没有找到工作啊？”他的惊讶的语气已经告诉了我，他应当是知道两年没有找到工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窘况的，所以，似乎也无需我多说什么了。

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太清楚，我当时怎么会突然想到要给前来上海大剧院演出的吴天球教授打电话的，说我那是在无事找事可以，说我那是在高攀名人也可以，不过，我觉得这些解释似乎都不是非常合适。更好一些的解释或许可能是这样的。梦想破碎之后会有散落满地的碎片，希望焚毁之后会有残留满地的灰烬，有些人倾向于选择回避这满地的碎片和灰烬，有些人则倾向于正视这些碎片和灰烬。而我呢，也是在不断地回避着的，我记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看见有歌手在电视里演唱，心中就有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不过，至少是在那一天，当我得知吴天球教授正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的时刻，我没有回避。而且，我相信，我不仅在那一刻没有回避，相反，我从散落满地的碎片和灰烬之中又似乎重新回想起我的那些曾经做过的梦，又似乎重温了一遍我的那些旧日的希望。我仿佛又一次地望见了我那自从少年时代就已经布满星斗的天空，我的心头又泛起了一种甜蜜的感觉，尽管这种甜蜜之中掺入了太多的辛酸和苦涩，尽管这种已经变得酸苦了的甜蜜只是昙花一现。仿佛是发自连我自己都不曾了解的灵魂的深处，我在默默地祈愿，我祈愿，祈愿还能从那旧日的梦想之中找寻到一丝的欢快。

是的，在考入戏剧学院以前，在长达三年的流浪岁月里，在忙于糊口的日子里，在那前途迷茫的时代，我都并没有把音乐从我的生命之中彻底地抹去，我常常抽出时间跑到常留柱老师那里去旁听他的声乐课，这就是一个证明。不仅如此，我想，我冒冒失失甚至于可以说是莫名其妙地给到上海来演出的吴天球老师打了个电话，这也许更能够说明我骨子里面的对于音乐艺术的挥之不去。不过，在当时，我已经很少唱歌，这却也是事实，我去常留柱老师那里也仅仅只是听课，我记得在他那里几乎从来就没有张开嘴唱过哪怕一首歌。而且，回到我那暗淡的出租屋里，开口唱歌，那你也是极其偶然的事情。

为什么呢？我想，这里的原因也许很多。例如，我可能担心吵了邻居，因为周围的住户挨得很近。又如，我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唱歌。那些日子，我常常很是疲惫，因为卖水果蔬菜水产之类的东西必须要早早起起床，赶早去批发市场进货。我记得，我有时候甚至于夜里十二点多就起床，骑着一辆一位好心的同学送给我的旧自行车，出没于分别位于大渡河路、曹杨路、铜川路上的蔬菜、水果、水产批发市场。从批发市场回来以后，有时候还能再睡上一小会，但必须在天即将放亮之前把地摊子摆好，否则的话，错过了赶早出门买菜的第一批顾客，那一天的生意就算是错过了一大半了。不过，毫无疑问，使得我极少张嘴唱歌的原因应当主要还是在我的心理方面，歌唱，它既能给我带来快乐，也能够引发我许多不愉快的回忆。

我想，一定有人早就感到奇怪了，奇怪我说话前后矛盾，或者说是前言不搭后语：“你在前面的文字中时而说自己已经对学习歌唱失去了希望，甚至于早就把学习歌唱的梦想给埋葬了，但怎么又时而说自己与声乐界有所联系，还去音乐学院听课，甚至于仅仅只是与往日的声乐老师挂了个电话就能获得如同吸食了海洛因般的快乐……你到底是放弃了声乐还是没有放弃呢？”是的，你们质疑得对，我前面的叙述，在某些地方似乎确实有点像是一团纠缠不清的乱麻，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那原本就是一团极其混乱的乱麻啊，你们如何能要求我把它“纠缠”清楚呢？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有时候实在是很难明确地告诉别人，很难明确地告诉别人我到底是忘记了声乐还是仍然在惦记着她，很难告诉别人我究竟是放弃了歌唱还是依然盼望着有朝一日还能够东山再起。我想，我也许只能这样说，我常常是在忘记与惦记之间徘徊不定，我常常无奈地放弃了又马上重新地拾起。我的梦想就像狂风中的烛火一样闪烁不定，似乎即将熄灭，似乎已经熄灭，但即便是一时熄灭了，它却又不怎么太过于甘心……

是的，虽然我自己极少开口歌唱，但我却常常在心里默默地歌唱。我至今都还深深地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日的夜晚，在一天的辛劳奔波之后，我独自徘徊在苏州河边。我光着臂膀仰望着漫天的星斗，它们是那么地高远，这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茫然，我找不出这漫天星斗之中的哪一颗依然是属于我的。她暗淡下去了吗？她隐匿起来了吗？她消失了吗？想着，想着，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我十分喜爱的一首歌曲——《生命之星》的动人旋律：

当我少年的时候，

我曾经苦苦地追求，

但那生活的浪花，

汹涌的浪花，

却把我带进了滚滚洪流。

……

是的，我记得，我许多年以前就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当时却并不很理解这首歌曲歌词的含义，只是觉得旋律很美而已。在那个炎炎夏夜的星空下，对于这首歌的歌词，我顿时觉得自己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切体会。

……

在那黑夜漫漫的时候，

我心中充满了忧愁，

而我心中的火花，

不息的火花，

却总是燃烧在我的心头，

……

如今你终于回到我身旁，

如今你终于照耀我心上。

啊！生命的星啊，

啊！生命的星啊，

请你不要离我去远方。

……

我很快地就发现，这歌声其实并不遥远，这歌声其实是发自于我的内心，发自于我灵魂的深处。我的失去了的梦，我那失去了的金色的梦，它或许真的还能够重新回到我的身旁！

虽然我没有像过去那样，像过去那样张开喉咙放声高歌，然而，我却觉得，觉得自己那充满期待的歌声响彻了星空，响彻了整个的宇宙。

苏州河上空的星光啊，您是在教我怎样上课吗？您想告诉我的是声乐课堂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音乐学院里的琴房吗？您想告诉我万事万物都是我的老师，宇宙苍穹才是我最好的课堂吗？苏州河上空的星光啊，您是在教我唱歌吗？你在教育我不仅仅要用喉咙去唱歌，更要用心灵去唱歌吗？

对了，我那青春时代的梦之火花，它一定不是发自狂风中的残烛，它是发自高挂苍穹的星斗。也许，当苏州河的河水不再浑浊的时候，我的暗淡的星光就会发出无比璀璨的光芒！

 

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确实不容易啊！这可是一所专门培养“明星”的学校，是所谓的“造星工场”。所以，困难和阻力之大，朋友们可想而知。

记得在报名的时候，我跟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聊得还好，我留意着他们的表情，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这使得我增强了报考这个学校的信心。但是，在考试的过程中我却感觉出了某种不对劲，有位老师在考试的间歇期间竟然向我明示我是不可能考上的，而且，还有一些“小事”也有些值得寻味。

在考试过程之中，在这所学院的图书馆大楼底楼之一角所设立的考场里，蚊子们很是猖狂，拼命地叮咬。一位研究生招办的人不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还首先提出，问我们要不要用一些蚊香什么的驱赶一下。我们当然希望如此啦！尤其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血型的缘故，我特别招蚊子，所以我非常赞同她的这个提议。然而，随后，我们左等右等却等不到驱蚊蚊香、驱蚊液的到来，分别为三个科目的三场考试，总共考了两天时间，但是，一直到最后一场考试的最后一分钟，我都是在上海戏剧学院热情的大蚊子们的殷勤伺候之下完成试题的。你们看看，怪事情往往就体现在一些小事情小细节上面啊！呵呵！未入上戏，首先就用自己的鲜血宴请了上戏的大蚊子们！

记得那段时间，我正在向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25号”工作人员反映情况，虽然直接的、主要的投诉对象集中在上海水产大学，但是，既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而且我当时觉得新情况的产生很可能也与水产大学有瓜葛，所以，我当然也就把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这些我觉得有些奇怪的事情顺便地反映给了“25号”。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我的这些反映起了作用没有，更不知道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只是记得，也许就是在我最后一次找那位“25号”反映情况的时候，他问我戏剧学院考上了没有，当时，如果我还没有领到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的话，那至少是已经感觉到录取比较有希望了，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似乎露出了颇感欣慰的神情。 

总之，我后来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过，我的专业被调换了，我原来报考的是“中国戏曲史论”，这个专业的导师是我国著名戏剧专家叶长海教授，而现在则被调剂到了“戏剧文化学”专业。“戏剧文化学”专业博士点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戏剧专家余秋雨教授，我记得的，在这所学院当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我得到这个消息当然十分地高兴，我当然愿意接受上海戏剧学院的这种调剂，因为我珍惜一切的学习机会。我实际上是带着感激的心情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已经沦为一个叫花子的我一下子成为一名艺术类院校的博士生，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呢？

然而，当我刚刚从苏州河边那间狭小灰暗的棚户里搬出来，搬进了延安路上刚刚建成的恢弘气派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之后，坏事情又来了。在入学体检的过程中，他们说我什么什么的指数偏高，那就是有肝炎的可能性啊，是要被隔离进行体格复检的。

因为不断地要报考学校，在报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前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估计差不多平均每年我要经历一次体检，所以，我实际上经常进行体检，不仅报名的时候要体检，入学之初还要体检，入学之后还有义务献血体检。在历次的体检中，不仅每次都没有问题，而且，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时候，我的血液还是数十名研究生当中唯一达到献血要求的呢！既然每次体检都没有问题，怎么偏偏在我最不希望出问题的时候检查出了问题？怎么偏偏在我最需要有一个新的学习、生活环境的时候我的血液却跟我过不去？我当时真的很郁闷，很困惑，我的好血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坏水了啊？

偌大个上海，我可以把我的郁闷和困惑向谁诉说呢？我记得当时我跟常留柱老师诉说过，我告诉他我近期不大敢去他那里旁听他的声乐课了，因为我担心有肝炎的可能，怕传染给他以及他的弟子们。但是，我也向他表示过我的郁闷和困惑，觉得自己好像不大可能有血液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告诉他，告诉他我怀疑是有人故意作梗。你们看看，我这个时候几乎跟常教授无话不说，确实，我早已把他看作是我的最值得尊敬的长辈了。

后来，经过静安寺附近的静安区某家医院的两次复查（规定是要复查三次，但我印象之中好像是仅仅两次就结束了），都证明我确实没有体质问题，这样我才被解除了隔离，开始了别的新生已经先行开始了的学业。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么一天，天气不错，我走到上戏校园里别致的办公楼旁边，在那里遇见了当时的研究生部主任，他和蔼亲切地告诉我说：“你可以去上课了。”我当时非常感激那位主任，我甚至于觉得自己应当感激上海戏剧学院所有的人，我觉得是他们拯救了我，把我从蔬菜水果鱼虾地摊子旁边带进了一座神圣的艺术殿堂，给予了我一次全新的学习机会。我可以重新打造自我了。这简直是太好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算是真正地考取了博士研究生，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的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了。看来，邪恶势力被正义的势力给镇住了！不过，我的这种好感觉也许是比较廉价的。虽然我的血液实际上并没有问题，也最终通过了体检，不过，比起其他的新生来，我还是被医生多扎了两针，多抽了两针管的血。这大概比在考场里喂给上戏大蚊子们的还要多吧？

不知道怎么搞的，已经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我却对在街头摆地摊子卖小百货的生活有些藕断丝连割舍不断起来，可能主要地还是由于经济上太过于拮据的原因吧，我记得我曾经向老师们提出是不是可以在某个时间段在校园的某个角落里售卖一些圆珠笔、练习本之类的小物品，以补贴自己的日用，但我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于是，我就只得把自己的那些尚未销售完的小物品收藏了起来。那些杂七杂八的小物品，多年后的今天我在自己的旧箱底里还能够偶然地找得到呢！尤其是那把当年卖菜用的小杆秤，我已经准备把它留作我永久性的纪念物了。

在当时，我当然也不好意思不收拾起自己的地摊子，这是因为，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我，显然是得到了不少老师们的照顾，这包括我当时的导师孙惠柱。我记得，就在刚刚住进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即“尚熙大厦”）的时候，孙惠柱老师有一次来寝室找我，临走的时候他塞给我一封信，要我待会儿再拆开看。孙惠柱老师走后，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六百块钱，显然，是他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我经济上极端地拮据，所以资助了我一下。朋友们瞧瞧，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还好意思硬要去做小生意呢？我怎么还好意思不把主要精力用之于学习上呢？

需要在此强调一下的是，在入学之初，我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地融洽的。不，不仅仅只是融洽，实际上，我当时对孙惠柱老师是抱着十分的感激之情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当我得知孙老师的母亲得病住院的信息的时候，我曾经多次地请求去帮忙护理。虽然孙老师后来并没有要我去做护理，但是，我确实是怀着报恩的心情主动地提出这种请求的。

 

刚刚来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我直觉地觉得，该院的葛朗副书记很可能就是竭力阻挠我入学的校领导之中的一个，只是这种阻挠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成功而已。

葛朗副书记后来带我们那一届博士研究生的哲学公共课，好像正式的名称就叫做“马列主义原理课”，时间是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在仅仅只有三五位学生的课堂上，实际上也就是在他的书记办公室里，我常常觉得气氛十分地紧张，大有伴君如伴虎的味道。按说，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课堂上上课的时候他也提到过，但他似乎一点点也没有流露出我们之间也算是校友的那种意思。我只是觉得，他常常想要用他那睿智犀利的目光在我的身上凝视出某种破绽什么的来，寻找出可以把我立刻赶出校门的那种破绽来。

我甚至于直觉地觉得，看守我们居住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大楼的一位姓王的门卫也与他有着某种瓜葛。由于比较忙碌，平时在公寓里进进出出，我一般是不大和门卫搭讪的，但是，那个门卫有一段时间对我出奇地客气，时常想要跟我寒暄，我当然也不好意思太冷落他。然而，后来，那个门卫似乎是突然之间变了脸子，而且，与其说是变冷漠了，那还不如说是露出了凶相。我甚至于好几次都感觉到，他简直想要跟我发生一些武力碰撞似的，市井无赖的本色大概原本都是这样。我由此也常常是这么推断的，那个门卫之所以以前奇怪地跟我热情寒暄，可能是想要从我口里套出什么什么某些人觉得有用的话，而他之所以后来突然凶恶了起来，可能是他们的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一次在上葛副书记的哲学公共课的时候，听这位老师说，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分配去向非常好，我当时除了感到高兴之外再没有其它的感觉了，或者说再没有别的推测了。但当我毕业之后陷入了长期失业几乎又一次沦为乞丐的时候，其时我就有些感觉了。上戏的学生毕业去向都很好，而我这个在上戏获得最高学历的学生却连个糊口的饭碗都找不到，这不是一种巨大的反差吗？难道我不应当对此有些感觉吗？我曾经听一位上海戏剧学院的人对我说：“能让你进来读书并且居然还让你读完了，没有把你赶走，这已经是日出西方了，你还奢望毕业之后有份好的工作？”

如果上海戏剧学院确实有人在我在校读书期间就提醒过，提醒过我即便是勉强读完了书将来也会在其它问题上遭遇麻烦，那么，我是应当为这样的提醒表示感谢的。即使是由于没有及时地参透那种提醒而最终吃了大亏，我也应当感激，因为这样的吃亏只能是怪我自己悟性上的不足。不过，这里也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这里所说的仍然只能说是我当时的一种感觉，或者说是推测，我只是感觉到似乎有人在提醒我毕业求职时将会有难。

在与葛朗副书记的谈话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也是在他的课堂上，我记得那一次葛朗副书记考核般地问了我几个比较高深的哲学问题，那情形仿佛我一旦答不好就说明我没有研究戏剧理论的智慧，就不配做博士研究生，就有可能马上会被勒令退学似的，所以我颇有些紧张。不过，考场上驰骋了几十年的我还是比较机智地把问题给回答了，算是“忽悠”过去了吧！随即，我们又聊了一会，聊天之中我们似乎有了这样的哲学新发现：“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还可能体现在人的智力水平等方面，因此，如果有人相对比较聪明，属于‘高智商阶级’，那么，他就有可能招来‘低智商阶级’的‘阶级斗争’”。本着尊重他人、尊重事实的原则，我在这里要申明，我并不知道葛朗副书记是不是完全赞同社会上有如此之类的“阶级斗争”的存在。这也就是说，我不清楚葛朗副书记是不是对这样的观点在意见上有所保留，他甚至于也许只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我却为此很受启发，也非常赞同，赞同人类社会确实有着如此一类“阶级斗争”的存在。我甚至于还认为，甚至于连身材、相貌之类的差别也可能导致某种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看来，帅哥如风美女如云的上戏校园应当会成为此种“阶级斗争”的主战场之一的。总之，一部分人拥有某种东西，而另一部分人却没有，这就可能导致某种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当然，如果有人觉得在这里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名词有些不太妥当，有些另类，有些不够正统的话，他完全可以更换一个名词来进行表述。不过，不论冠以何种名词，我却都深信此类的“斗争”骨子里理应是存在的，我也相信有时候它确实会装扮成某种十分正统的面目出现的。

我记得那次谈话中，葛朗书记还忽然提到当时正在担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这多少有些令我觉得话题跳跃得有些大。葛朗书记对于马英九的英俊帅气大加赞赏，并且预言他将会成为“台湾总统”。葛朗书记的远见卓识毋庸置疑，无需我多费口舌，他的预言现在早已经成了事实。不过，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在当时的交谈过程中，当葛朗书记激赏马英九的英俊潇洒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自惭形秽了起来，我甚至于还油然而生了一丝的妒忌，心生了一股想要与马英九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所幸我把这种冲动及时地克制住了。是啊，一般地来说，应当只有像马英九那样的帅哥才值得某种人的妒忌。不过，我转念一想，觉得事情也许并不如此地简单。帅气与不帅气，那可是相对而言的啊。虽然我的帅气定然不及马英九，但一定还有比我的形象糟糕得多的人的。举例而言，孙悟空虽然不能与帅唐僧比美，但还有猪头猪脑的猪八戒为他老兄垫底呢！说不定，猪八戒不知道多少回在梦中发现自己变成了孙悟空，变成了身材苗条头的美猴王呢！何况，猪八戒之下，丑陋得不敢站在阳光下的妖魔鬼怪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所以，应该也有人妒忌我，就像我妒忌马英九先生一样，那妒忌我的人难道就不想跟我进行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吗？

哦！我现在似乎有些明白了，引发“阶级斗争”的原因确实相当地相当地复杂，这确实应当是包括葛朗书记和我本人在内的老师们、哲学家们、理论工作者们都应当认真地思考研究的问题啊！

假如我上述对于葛朗书记的记述、感觉和揣测都不正确，所有的记述都只是误记，所有的感觉都只是某种错觉，所有的揣测都只是谬测，那么，我不仅不会感到遗憾，相反，我会高兴得不得了。葛书记可确确实实是我名正言顺的哲学老师啊！我宁愿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实际情况也确实有可能就是如此，因为哲学这东西本来就是十分深奥的东西，哲学性的语言也确实往往是晦涩难懂、隐晦多义的。

故事说到这里，可能免不了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你说了那么多的话，说来说去原来都只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你到底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些确凿无误的东西呢？”

大约在将近毕业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新的小剧场刚刚建成不久。恰逢此时，复旦大学学生业余剧团来此小剧场演出，演出的剧目名称我不记得了，但内容我记得却很清楚，那是有关大学生去到偏远落后的地区支援当地教育事业的感人事迹。我觉得复旦大学的学生们演得很好，与上海戏剧学院的专业学生的水平似乎不相上下。我的这种感觉很快得到了增强，这是因为，在演出结束后，我与葛朗书记碰巧走在了一起，他说出了我很想说却又由于某种原因而有些不大好意思说出来的话。他的原话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记得了，但大意应当是如此：“业余学生剧团也可以达到专业学生剧团的水平；业余演员甚至于可以超越专业演员……”

葛朗书记的这段话在当时就对我震动很大，而且，随着岁月的流淌，这段话越来越成了我把自己的兴趣投向戏剧舞台实践领域的强大动力。到合肥学院中文系任教不久，面对着专业所学难以发挥的困境，我没有气馁，我没有绝望，我没有彻底地放弃，我大胆地在《戏剧文学研究》课堂上进行了初步的学生舞台实践尝试，我之所以会这样，葛朗书记的那段话的启发和激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已经强化了这样的戏剧舞台实践教学，我还准备在将来进一步地深化这样的教学。虽然面对着的只是一群非戏剧专业的学生，虽然面对着的只是一群业余性的学生演员，虽然条件如此地简陋，简陋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条件，但是，只要我一想到葛朗书记的那段话，我就充满了希望和激情。

这件事情，就是我请读者们相信我绝对没有记错的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中，葛朗书记的那段话对于我的启发和鼓舞，或者说我对葛朗书记那段话的感觉和体会，就是一种确凿无误的东西。

 

应当就是在我进上戏读书不久，孙惠柱老师的两部剧作几乎同时在排演，一部叫做《生日谋杀案》，好像完全是由上海话剧中心排演的；而另一部叫做《秋千情人》的剧作则是由话剧中心出人民营大老板出资进行排演的。孙惠柱要我去到他的《秋千情人》剧组帮忙，我知道，参加这样的工作并非教学上必须的安排，孙老师主要是想在经济上帮助我。确实，我不仅可以通过参与剧组的工作了解戏剧排演是怎么一回事情，在帮忙的过程中，我至少还可以吃上一顿免费的工作餐。

有一天，导演雷国华召集全剧组成员开会，我记得此次会议主要是由她本人进行“导演阐述”，我也参加了。会议结束之后，应当就是在次日，剧组成员陈铁钢突然来电告诉我，说开会的时候有一台录音机不见了，问我有没有拿。我知道有那么一台录音机，应该还是一台比较小巧别致的录音机。印象之中，好像雷国华曾经提到过要我用那台录音机对她的“导演阐述”进行录音，也许是由于她又安排我做了其它的事情，或者由于其它的什么原因，那台录音机后来在会场上并没有传到我的手里。一般的情况下，我对于导演的工作安排是“言听计从”的，所以，当时如果我认为导演很强调地要求对她的发言进行录音的话，我是不会不去做的，所以，显然是由于某种特殊的但我现在已经无法清楚地回忆起来的原因，导致了那台录音机在会议进程中没有传到我的手上。所以，即便是有人进行了录音，那录音者也肯定不会是我了。但我印象之中，在会议的进展过程中，我是看见了那台别致的录音机放在了某位参会者的桌子上的，而那位参会者是谁我也无从记得了。

陈铁刚的来电显然是“来者不善”，因为我在其话语之中越来越觉察出他们有怀疑我偷窃剧组财物的意思。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有点不大敢相信他们真地会怀疑我。那段时间，我恰好被美国导演谢克纳的“环境戏剧”理论搞得有点脑袋发热，那个理论好像倾向于主张把假定性的戏剧艺术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环境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假假真真、以假乱真的戏剧效果。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陈铁刚等人对我的怀疑不像是在搞“环境戏剧”的实践，因为《秋千情人》剧情之中根本就没有偷窃财物的情节，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把假戏延伸到现实生活的“环境”之中去。这也就是说，我成为盗窃嫌疑犯，这可是真的！

我倒是觉得，精英云集的剧组里应当不大可能会出小偷的，也许只是谁谁谁把把录音机搁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又忘记了。而且，即使确实有小偷，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也是不应该胡乱怀疑吧？像三岁小孩子似地随便怀疑这个随便怀疑那个，这成何体统？这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有人想偷窃，剧组里比那台小录音机值钱得多的东西有的是，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偷更加值钱的东西呢？某些人到底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呢？

我记得，当时，上海话剧中心的舞台美术设计师陈铁钢的话语之中不仅明显地带有对我的怀疑，他甚至于提出要叫警察到上海戏剧学院搜查，还说这是雷大导演的主意。我对陈铁钢、雷国华以及剧组的其他人员都是很有信心的，像他们这样的高层次的文化人，我不相信他们会为了一台录音机而干出既丢人又不明智的事情。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比他们的层次或许还要高出那么一些呢！至少我的学历比他们高出一大截，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遭到了怀疑呢？为什么昨天还是大哥长二哥短的，晚上睡了一觉醒来就陡然变脸，动不动还要把警察抬出来吓唬人呢？我当即告诉陈铁钢，我非常欢迎警察们的到来，我希望他们来得越早越好。我还请求他不仅要把警察叫来，还应当把新闻记者叫来。我告诉他，既然他们怀疑我这个人是小偷，那不仅应当让警察来教训我，还应当让我身败名裂才对！其实，我之所以要他把新闻记者也招来，实际上是因为我对警察也很担心。警察就一定是公正的吗？叫来几个记者，其目的是为了监督警察。多几个人在场更容易获得公正，多几个人知道事情也许更便于处理，所以，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随后还把此事向孙惠柱老师以及负责我们研究生工作的张璟老师作了反映。

此事不久就过去了，大约三四天之后，他们不再来找我了。记得孙惠柱老师后来好像告诉我，说剧组成员后来找到了那台录音机，但具体怎么找到的他没有告诉我。我于是又向陈铁钢、雷国华等咨询，咨询他们是如何找到那台录音机的，他们这个时候却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了。我还记得，在我的追问之中，陈铁钢先生好像说，是会场服务员后来发现了那台录音机。我一再地要求他们履行让警察介入的诺言，他们依然是支支吾吾个不停，不知道他们在整个“破案”过程中到底请来了警察没有？

此事发生之后，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去《秋千情人》剧组了。虽然帮他们干了很多的事情，我也没有再向他们要工钱，就让他们省点钱吧！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不跟他们打交道了还不行吗？记得最后正式排演的时候，雷国华导演多次通过陈铁钢要我返回剧组，但我都没有接受。我到现在都还不大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我呢？我相信，稍微有些见识的人都不会那么轻易地去怀疑一个在读的博士生会去偷窃一台小小的录音机。

此事来得匆忙，去得也很蹊跷。唉！上海话剧中心的伟大的艺术家们啊！您们既然那么有勇气去怀疑一个人，那就也该有勇气把结果明明白白地告知天下。要做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艺术家啊！

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记得孙惠柱老师既没有明确地表示怀疑我，也没有明确地表示信任我，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还算是中庸持平的，他大概也只能保持这样的态度。事情平息之后，他告诉我说：“警察就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出一所大学来搜查学生宿舍吗？没有院长的批准，他们敢来搜查吗？……”他的这句话说得我心里漾起一丝温暖，我也因此对上海戏剧学院当时的院长荣广润肃然起敬了起来。我想，也许正是他的努力使得我此次没有和警察照面。说句老实话，虽然我口头上要陈铁钢赶快去叫来警察，但实际上我是很不希望警察介入的，我记得，当我刚刚怒火朝天地同意了陈铁钢去叫警察来搜查的建议之后，几乎是出于本能，我立刻全面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房间。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已经觉得，觉得这种事情的出现本身就有些奇怪，我担心会不会有人想要故意嫁祸于我。您们想想看，假如真的有人事先通过什么渠道把那台录音机塞进我的某个箱包里，然后《秋千情人》剧组有个什么什么人来电说他们丢了某件“宝贝”，准备叫警察来搜查，那么，我真的能够洗刷自己的“污点”吗？现在想起这么一件事情来，我真的还有一些心有余悸呢！我的漫长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恐怕真的没有办法洗刷自己的冤情。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还是不要在这里说了吧，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悟出一些此中的道理。

我现在想补充一下的是，那次所谓的录音机失窃事件，假如它真的是某人为了整我而故意设的局，我还要感谢那位出面设局的人呢！感谢他没有把此局设计得太死，最终给我留下了一条生路，否则的话，我将被迫卷入一场不该发生的冤案。倘若真的如此的话，即便是最终洗刷了冤情，我也会白白地损失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真到了那个时候，会有人来赔偿我的损失吗？谁又能赔偿得了呢？

 

在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老师那里，也发生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

刚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不久，我还不断地去上海音乐学院去听课。实际上，由于生活比较稳定了，或者说是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了，我去得更勤快了。记得就在入学不久的一天，当我去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老师的声乐课堂听课的时候，他很奇怪地对我说：“……一年以后再谈恋爱……”我当时很是惊讶，因为我当时也已经是三十五岁左右的年纪了。在流浪的三年之中，我当然难以解决对象问题。现在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人生有个初步的转机，我正在迫切地想要解决个人婚姻问题呢！这位老人家怎么了？他怎么会在这样的时候忽然要求我一年以后再解决谈恋爱呢？记得当时我几乎是本能地回答：“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我也记得此话似乎还没有说完，常老师就又很奇怪地回了一句：“那就两年以后再解决吧！”于是，我也就只好沉默无语了。

曾经是很天真单纯的我，现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已经能够揣测出一些常留柱教授的意思了。不过，我确实没有严格地遵照这位前辈的劝告，准确地说，当时的我觉得前辈的这一要求似乎很难得到严格地执行。虽然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到常留柱教授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似的开玩笑。我也确实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要尽可能地控制住自己本能性的思维，尽力地不要去思考婚姻问题，不要去想女孩子，甚至于不要在美女如云的上戏校园里做看似多余性地转悠。然而，我这个人好像确实是非常地不中用，我没有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自己，没有能够完全禁绝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袖珍式的校园里回应女同学们的招呼，甚至于有时候嘴巴还不听使唤地和女同学“多”聊上了几句。我真是愚蠢！我真是一个蠢才！

也许是受着本能的驱使，也许在社交场合难以避免对熟人的招呼进行回应，我确实难免不与女孩子们说上几句话。不过，仅仅这么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尽管我自己还在为自己辩白，告诉自己：“旁观者应该清楚，和女孩子说上几句话并不等于谈恋爱”，但是，我现在想来，我的这些辩白实在是有些掩耳盗铃，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确实，说句老实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当时的这种辩白不仅仅是在哄骗别人，也是在哄骗自己。实际上的情况是，我当时尽管很强烈地压抑着自己本能性的情感，但没有一刻不希望尽快地遇到一位自己的红颜知己。假如当时真的有一位女孩决然地要跟我好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行呢！“花喜鹊，尾巴长，看见了媳妇忘了娘”，有人看见了女人连亲老娘都能够忘记掉，那我……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看来，我将要遭受惩罚，那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了。我现在有时候真是有些恨自己，恨自己怎么那么没有理性。在那段时期，倘若我真能坚持一年或者两年不谈对象，那么，以后的人生或许就不会那么曲折了，由于某种微妙的难以言传的原因，也许恶魔的黑手从此就不好意思再伸过来了。

然而，我心里又确实很是矛盾，假如真的再让我回到刚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个时空，我恐怕还是无法绝对地管得住自己。朋友们，我真的很想知道，假如你们处在我的位置，假如有人劝你们一年两载不谈对象，你们能够做得比我更好吗？

我当时也曾经想到，是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不小心在什么场合又惹得常留柱教授不愉快，就像当年惹得中央音乐学院吴天球教授和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不愉快那样，然而，我思来想去，实在是觉得自己没有在常留柱老师那里说过什么不太恰当的话，实在是觉得自己没有在常留柱老师那里做过什么不太恰当的事情，常留柱老师本人实在是没有必要判我一两年“禁恋刑”。实际上，我不仅不想惹得常留柱老师不愉快，我的内心深处还对常老师感激得要命。我感激他让我年复一年地免费旁听他的声乐课，我做梦都希望讨好他，做梦都希望让他快乐开心。

时间应当是在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第一个冬天，有一次，我偶然得知常留柱老师的生日是12月27日，我掐指一算，常老师的70岁诞辰日快要到了。

在常留柱老师70大寿即将来临之际，我想，我拿什么来感谢常留柱老师呢？我用什么来表达我对常留柱老师的敬仰呢？他让我听课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不仅一分钱的听课费都不要我交，而且，我能够看得出，他从来也没有想要收取我听课费的意思。我当时当然经济上非常地困难，虽然有两百六十多元的助学金，但也仅够我糊口而已。所以，如果常留柱老师准备收取我旁听他的声乐课的费用的话，那就等于拒绝我去他那里听课。而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大楼里，在他那间1122号琴房狭小的空间里，对于我几乎每周两三次地闯进去听课，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而且总是很客气。你们不觉得这些很令人感动吗？说老实话，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常老师稍微有一丝的不耐烦，或者稍微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乐意，我都将会明显地感觉得到的，都会使得我在他的琴房门前徘徊不前以至于最终退缩。这就如同一个畏缩羞怯的乞讨者，他不能不一刻不停地留意着豪宅主人的表情。所以，我当时暗暗地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放弃这一次表达我对常留柱老师感激的机会，绝对不！于是，我向他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建议，建议给常留柱老师过一个快乐的生日晚宴。

我记得，我和常留柱老师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弟子们总共大约十来个人，我们每人凑了一百多块钱，在位于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中间地带的一家叫做“申申酒家”的酒楼里，我们请来了常留柱教授和他的爱人郑金香老师，举办了我们庆贺常老师七十华诞的晚宴。那一天我们是愉快的，那一天我们会终生难忘的！

是啊，我，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我们曾经和常留柱夫妇那么愉快地在一起，您们说，常留柱夫妇何苦要命令我，命令当时已经三十五六岁的我禁欲一两年呢？ 

“秋千情人”剧组财产“失窃”事件应当算是发生在校外，要我莫谈恋爱的常留柱老师的工作单位也不是上海戏剧学院，学校里哲学课上虽然颇有紧张感，但这门课程只开一个学期，不过，战火很快就不仅要直接地燃烧到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里面来，而且还直接把我的导师——对我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人物也卷进来了。大约在入学仅仅半年之后，我就开始发现，我的博士学位导师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前面已经说过，在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的三年流浪期间，我曾经悟出中国古典戏剧与中华古“乐”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准备给中国古典戏剧取一个“乐剧”的学名。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思考也越来越成熟，2001年，在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卷上，本人就已经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从“乐”文化的背景来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观点。进入上戏之后，我很想把这方面的问题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内容来写，可惜，以《乐剧的诞生》为名的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都已经拟订出来了，但却遭到了反对。实际上，事情甚至于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我的论文稍微与这个问题沾边，就会遭到毫不留情地反对。在与导师接触的过程之中，我很惊讶地发现了这种非常令人费解的情况。当时，导师也把反对我的理由提出了一些，那主要是，他认为“乐剧”这个名称听起来会与“粤剧”或者“越剧”混淆。但我觉得，即便真的是这样，也不至于要反对我的整个论题计划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导师坚持认为，在戏剧的演出场所——剧场研究方面寻找论文课题比较好。在申报一个上海市科研课题的过程中，我曾经提出一个研究上海地区的剧场问题的计划，虽然那份申报并没有成功，但是，导师却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我在剧场研究方面确立毕业论文课题，后来还进一步地要求我干脆就写“上海大世界”好了。

我虽然并不很想写剧场，更不想单独写上海大世界，但是，为了完成学位论文，我还是决定按照导师的要求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我的论文选题设计仍然是一波三折。我第一次前往上海大世界了解情况的时候就出了麻烦。上海大世界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地粗野，我不仅连这家文化娱乐场所的大门都没能进去，而且还被告知，有关上海大世界的图书已经出版了不少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返回的路上，就是在上海市市府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子里，我给导师打了电话反映了这种情况。我本来以为导师会很同情我，或者至少会安慰我几句，因为我去上海大世界做学问却碰了一鼻子灰，被人粗暴地对待了，然而，导师的态度却比上海大世界工作人员的态度更加令我难受和不安，他突然跟我大发雷霆了起来……

不论是对于大世界的工作人员，还是对于导师，不论他们怎样地发火，我都耐心地听着。导师话语中的意思是我故意地跟他过不去，不想写他安排的题目。他还说，他原本是准备先发一份正式的信函去上海大世界的，他说那样的话就不至于遭遇粗鲁对待了。但是，我此次去上海大世界之前也是事先就告诉过导师的，是与他协商好了先去看看再说的呀！

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也没有表示要放弃上海大世界课题，我后来正式向导师递交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题目叫做《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我告诉导师说，大世界不仅要写，还将成为我的毕业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由此也可以看出，我是遵照了导师要我把上海地区的剧场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的要求的。

看来，在上海戏剧学院我是没有办法正式做《乐剧的诞生》这个课题的研究了，我的“乐剧”理论是无法在上海戏剧学院诞生的了。张仲年副院长以及其他老师也表示过，既然导师这么不喜欢我的这个课题，那就毕业以后再研究吧。我虽然心有不甘，但出于顺利完成三年博士学业的考虑，我是不愿意也不敢跟老师顶撞的。

如果说上面所述的这些事情都还不算太大，那么，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等着我呢！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不仅无法在上海戏剧学院做我真正非常想做的课题，而且，我的整个学业都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我也预感到即将面临着某种暴风雨，所以，我在努力地回避，例如，上面提到的导师对我大喊大叫的时候我就一直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这就是在尽力避免暴风雨的发生。不过，既然有人想找麻烦，今天躲过去了，他明天还会再来，在这件事情上躲过去了，他还会在那件事情上做文章。俗话说得好，“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啊！

事实也证明了，躲是躲不过去的，我的这次学业危机终于还是从某件事情上爆发了。在撰写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我在我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封面上的“指导老师”一栏里写上了余秋雨教授的名字，于是有人就极其不高兴了，所以，我随后就遭遇了长约一年半时间的学业中断状态，甚至于一度被正式要求退学。

现在，我就来叙述一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遭遇退学处理的大致经过，好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如果大家觉得确实是我的不对，那么，就请批评指教，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应当是比较公允的。

2002年11月5日，我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完成后，我在该报告封面的“指导老师”一栏里填写了两位老师的姓名：余秋雨、孙惠柱。进入上海戏剧学院以来，直接指导我学业的确实是孙惠柱老师，但是，我知道，我所在的博士点的导师应该是余秋雨老师，我们那一届博士生的招生简章上就是这么写的，而且只写着余秋雨教授一个人的名字。我早先也听说过，有些博士生导师由于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具体地指导学生，他们只是在博士点里挂个名，具体的指导工作由其他老师来做。我想，既然是挂名，那也得“挂”啊，所以，觉得应当把余秋雨老师的名字写上。何况，如果应该写上而没有写的话，余秋雨老师那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好也是个大问题啊！

但是，我把开题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孙惠柱老师之后，孙老师很快就打来了电话，责问我：“余秋雨教授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导师了？”我想，既然是孙惠柱老师不认为余秋雨是我的导师，那我当然就可以不在开题报告上写他的名字了，因为这样一来，万一有人因为我没有写上余秋雨教授的名字而怪罪下来，那责任我就至少可以少承担一些了，否则的话，我一个学生要承担的压力就太大了。所以，我当即表达了我的歉意，并且当即接受了孙老师的意见，表示会立刻按照孙老师的意见进行更改。但是，孙老师没有接受我的道歉，他只是要求我第二天中午到当时还在教学楼“红楼”里的戏文系办公室再谈此事，这在当时就已经令我十分惊诧了，看来事态发展的苗头堪忧。

到了次日，在戏文系办公室对面的教室里谈了很久，孙老师仍然不能接受我的道歉和解释。最后，他告诉我说，他要通知研究生部，表示不再带我这个学生了，也不要我再去上他的课了。

朋友们，我这么简单地叙述一下你们明白了吗？还是允许我就这么简单一些吧。

为了不妨碍正常的学习，没过多久，我主动地找到了研究生部谈起这件事情。接待我的研究生辅导员赵骥说他也正在准备为此事找我，他还告诉我，说我没有错，不需要道歉。我想，调解过程算是从此开始了吧。

事发后，我本人就一直在不停地寻求孙老师的谅解。大约在事情发生后的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还特地登门拜访了孙老师，请求他的原谅。我的感觉是，似乎这一次成功的希望比较大，因为他最后告诉我，要我改日到研究生部再谈。

应该就是在2002年11月20日上午，孙老师、赵骥和我来到研究生部。赵骥老师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再次地强调了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不需要道歉。他明确地宣称：“你不仅没有犯什么错，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而且，师生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不是某种强制性的关系。”他还告诉我说：“如果觉得某个论文选题确实好，那就应当敢于坚持……勇于坚持真理，此乃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坦白地说，我此前对于赵骥老师并不怎么信任，听了他的此番发言以后，我对于赵骥老师颇生好感。确确实实，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辅导员赵骥老师慷慨激昂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温暖了我的那一颗已渐冰凉的心，重新燃起了我对于真理的渴望。一时之间，我甚至于觉得赵骥老师就是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大圣人，就是真理的化身，就是那主持正义与公平的大神！

这一次来研究生部，我本来就是准备着与孙老师马上和解的，不管孙老师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准备着马上接受，因为毕业论文的事情必须尽快地确定下来，我拖延不起。然而，赵骥老师是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所有研究生的辅导员，又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他的那番慷慨陈词使得我顿时燃起了一线本来不大敢希望的希望，希望通过此次的会谈更进一步地巩固与孙老师的关系，希望通过赵骥的努力为此后能够顺利地完成自己余下的学业打牢师生关系的基础。

孙老师在我入学上戏的第一个学期待我很好，我也一直是带着感激的心情跟着他学习的。但是，第一学期以后，我逐渐地发觉我和孙老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我想，或许是学生在某些方面做事不够慎重吧？我也多次地试图挽回，可惜都未能成功。因此，我很想借这次调解的机会了解一下原由，改善并巩固与孙老师之间的关系，否则的话，即使是一时调解成功，我这以后的日子也不见得会好过。你想想看，他是导师，我是学生，导师心里不快活学生，那还没有学生好受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可以说他们是呼吸在老师的空气之中的！遗憾的是，调解过程之中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孙老师那天很忙，还有其它的事情要马上去办（你完全可以认为我现在是在给孙老师找理由），他要求我立即回答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带你了？”可以想见，假如我当初立刻回答说：“您当然能带我！”我想，至少问题是暂时解决了。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本来也就是准备好了立刻这么答复的，但赵骥辅导员那一番慷慨之言又使得我产生了想要把问题解决得更加长远更为完美的妄想。因此，当时，我没有立刻回答孙老师的话。我之所以没有立即回答孙老师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想要回到过去的那种比较融洽的师生关系之中去。可是，有关方面，尤其是赵骥老师随即非常坚定地“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不仅没有深入地了解师生关系起了逆转的原因，而且认定我的沉默就是拒绝，我多次地对此进行解释都没有用。

沉默就是拒绝吗？不是还有很多人主张“沉默就是默许”的吗？“沉默就是拒绝”，或者“沉默就是默许”，这种说法在文学作品中似乎颇有些市场，但是在法律上则恐怕很难站得住脚，否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无须举手表决，也无须投票选举了，只需要坐在人民大会堂里保持某种沉默就行了。如果说“沉默就是拒绝”不能被滥用的话，那么，“沉默必有缘由”这句话倒应当是一种更加有道理的说法。我想，师生关系理所当然地是一所学校里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稍微耐心一点地了解一下师生关系明显地起了逆转的原由呢？为什么非要死死咬定“沉默就是拒绝”这种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判断呢？我当时就颇感困惑，现在依然是不得而知。在孙老师的面前，我尤其难以理解赵骥老师读秒似的催逼：“你回答孙老师的问题啊！孙老师到底能不能带你了啊？”

我本人始终都坚持认为，处理师生关系，不能简单地采用拳击运动中所使用的那一套办法——裁判员对着倒在地上的那一位读秒：“1、2、3、4、5、6、7、8、9、10”，然后宣布谁胜谁负。拳击场上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是极端紧张的，是强烈对抗性的，处理师生关系照搬这种做法，本学生实在是感到纳闷得很。

应当是在该次调解会的次日，我又与赵骥进行了联系。赵骥告诉我说，调解会当天的下午孙老师又来过研究生部，他仍然明确地表示拒绝带我。我再一次地当场声明，我的沉默不是拒绝，但是没有用处。无奈之下，我问赵骥老师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于是又给我说了一通这样的道理：“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现在就要看你敢不敢于坚持真理了！” 赵骥老师口若悬河地对我宣讲了此番道理，那情形仿佛不单单我应当成为布鲁诺，他赵骥本人实际上已经就是布鲁诺了似的。而且，他还告诉我：“师生之间是互相选择的，如果觉得别的某位老师适合自己，就写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给他。”他似乎还有些“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涉及到孙老师的话语，要注意措辞。此时，赵骥老师的态度让我觉得，觉得他很可能从整个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教学工作的高度出发，认为让我更换导师应当对我的学业更为有利，所以，他表面上假意在调解我与孙老师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则是在促成我更换导师。于是，按照赵骥所面授的“锦囊妙计”，我在当日就以协商的态度和语气撰写了申请更换老师的报告。

很快，我就递交了申请。因为考虑到“中国古代戏曲史论”专业与我现在所学的“戏剧文化学”专业比较接近，所以我申请更换到那个专业。

但是，更换老师也不成功，这使得我十分地着急。记得我当时找过张仲年副院长，他在办公室里极其严肃地批评了我之后，要求我继续努力争取孙老师的谅解。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地悟出，写出更换导师的申请，这实际上是一种上当受骗！我真厌恶那个叫赵骥的，同时也恨自己，我甚至于一直到现在都还觉得，把那一次的上当说成是“上了鬼子的当了”或者说成是“鬼子上当了”，这应当都没有问题。很显然，即便是有老师想接收我，他现在也不会接收的，同事之间的情面如何打破？我太天真了，被我们的研究生辅导员“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的“辅导”给弄晕乎了。看来，这个“辅导员”还是改为“胡捣员”比较恰当啊！

此后，我又做了大量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2002年11月27日提交研究生部的正式的“检讨书”。“检讨书”全文如下：

检讨书

尊敬的研究生部领导：

本校学生钱久元在开题报告中十分错误地将余秋雨教授的名字列入了自己的导师名单中。本学生觉得十分有必要向研究生部作出正式的、深刻的检讨。

其一，我的这种做法侵犯了余秋雨教授的姓名权，因为事先不仅没有与余秋雨教授本人商量，也没有征得研究生部的同意。其动机毫无疑问是企图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企图借用余秋雨教授的大名，抬高自己的身份。其行为不仅仅可耻，而且给其他同学作了坏榜样，影响很恶劣。为此，本学生诚恳地向余秋雨教授表示深刻的歉意，希望他老人家宽宏大量，接受我的道歉。

其二，我的这种做法非常地对不起孙惠柱教授，严重地伤害了孙惠柱教授的心。一年多以来，孙惠柱教授呕心沥血地教导我，使我在学业上和其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师徒如父子，孙惠柱教授待我胜过亲生儿子，而我却作出了如此不道德的事情。我实在是一个不孝之子，不仅仅对不起孙惠柱教授，也对不起所有关心爱护我的老师们，我有负于他们对于我的殷切的期望。为此，本学生寝食难安，诚恳地向孙惠柱教授正式检讨，请孙惠柱教授接受一个忘恩负义的不孝之子的忏悔。

我能够来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并且学习到今天，这是经过本人艰辛的努力换来的，同时也是主要地在孙惠柱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以及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们的热心关怀下所取得的结果。我一向热切地欢呼江总书记的“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愿意为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终生学习、奉献终生。但是，由于我自己的忘恩负义的恶劣行为，我现在面临着没有老师愿意带我的窘境。也就是说，我现在面临着失去我的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的处境。所以，为了能够把学业进行下去，为了不辜负党和国家以及戏剧学院广大教师对于我的殷切的希望，我在此再一次地请求孙惠柱教授的原谅，恳请在孙惠柱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我的学业。

浪子回头金不换，本学生决心在今后的学习中坚决地杜绝类似的错误，恳请孙惠柱教授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

此致

敬礼！

学生：钱久元

2002年11月27日星期三

为了学习，不心甘情愿做儿子又能怎么办呢？你们看，认错已经认到这个份上了，然而，事情仍然没有丝毫的转机。

心甘情愿做儿子，这种程度的检讨是一位好心的朋友给我的建议。不，我记得那位朋友的建议还不仅仅是要求我心甘情愿地做儿子，而是要我“心甘情愿地做孙子”呢！你看，朋友的好建议到了我这里已经被我打了个大折扣了。后来，也确实有人说我不应该打那个折扣，这搞得我很是窘迫。

记得我在2002年11月5日，当我刚刚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开题报告发送给孙老师之后，孙老师就告诉过我，说他因为我在该份报告封面上所写的导师姓名有错误，所以，他甚至于都不愿意再看下去了。他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再提起过那份报告。后来，假如我记得没错的话，应当是在我写过上述《检讨书》之后，张仲年副院长向我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要我再写一些毕业论文意向稿请孙老师看看，字数不用多，八九百字就可以了，这样做，一来自己不至于闲着，二来也可能寻找出某种契机以打破师生关系的僵局。所以，我立即展开了这项工作，翻阅了大量的书籍，然后提交了“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中国古典戏剧中的生命意识”和“论中西戏剧中的生命意识”三份意向提纲，但是孙老师看后，反应冷淡。后来，我又提交了一份简短的论文意向稿，也遭到了否定。

之后，我遇到张仲年副院长，他再一次严肃地向我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告诉我说，孙老师已经明确地否决了的课题就不要再坚持，如果仍然对这些题目感兴趣，可以留待毕业以后做自己的个人研究。他希望我认真地对待我所提交的毕业论文，他并且要求我争取在即将到来的寒假之前做好这项工作。我因此知道了，我所提交的意向稿实际上是被当作正式的开题报告来处理的，于是，我立即紧急行动了起来，又研读了大量的作品以及论文，并且于放寒假之前提交了题为“埃斯库罗斯与关汉卿戏剧作品比较”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到了下一个学期开学以后我才知道，该份报告也被否决了。

记得在提交上述报告期间，在一次与孙老师的电话交谈中，孙惠柱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他还是认为我最初提交的那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可以进行。这当然是好事啊，那就继续写那个《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但是，他仍然没有答应恢复对我的论文指导工作。

这么一件“写错”老师名字的事件搞得如此地严重，这确实让我始料不及。尤其让我困惑的是，我在有关老师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秒钟也没有耽搁，马上就答应要改过来，但仍然不被允许。何况，我在此后又“检讨”过许多次，包括写正式的检讨书，还托人求情，还登门当面道歉……

作为一个学生，谁愿意跟自己的老师过不去呢？何况，刚刚入学的时候导师对我那么好，还主动借钱给我以救燃眉之急。确确实实，我对导师已经不是一般性地怀有敬意，而应当说是怀着一种感恩之情啊！

就在2002至2003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前的几天，大约是在2003年2月下旬，其时寒假应当还没有正式结束，我刚刚返回学校就遇见了辅导员赵骥，他口头通知我，说学院已经作出了要我退学的决定，因此，开学之初的例行注册手续他也就不能给我办理了，甚至于我在学校的住宿都将成为问题。

遭遇退学决定之后，当我看见赵骥“胡捣员”那副得意的样子，当我看见他那虽然胖墩墩但依然能够骑在自行车上在校园里快速灵活地移动着的身子的时候，我终于彻底地明白了他的所谓“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之类的话是一种多么大的圈套！我相信孙老师也是有些希望在那次调解会议上“和解”的，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应当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来了个车轮战术，让赵骥连哄带骗地再加上一把劲，让已经有了一些“和意”的局面彻底地被破坏掉了。

我当时当然很容易上当。因为师生关系搞成了那么个样子，即使是在调解的时候，孙老师的口气依然是那么地强硬，所以，我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缘由的，我担心的是暂时性的调解成功可能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担心以后还会出事。我于是犹豫不定，不敢马上对“你看看我还能带你吗”的逼人似的追问给出明确回答。难道对于学生的这些担忧，老师们和学生工作者们就不能有所理解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去理解，而是忙不迭地就认定了我这是在拒绝，仿佛生怕那不是一种“拒绝”似的。随后，校方就作出了要我退学的决定，这也仿佛是生怕来不及作出那种决定似的。

古语说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些人为了要把我赶出校门，他们不仅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找茬子，而且，他们的手也许伸得更长更远呢！

记得有一天，我到研究生部办什么事情，应当也就是有关请求恢复我的正常学业之类的事情，辅导员赵骥言谈之间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你的母亲都不说你的好话，那还有谁会说你好呢？”他的言下之意我知道，那就是要证明我这个人不是个好人，正因为不是个好人，所以才会造成老师不愿意带我的结局。为什么我不是好人呢？根据在哪里呢？其实其它的任何根据都不需要了，你看看，你的母亲都不说你的好，所以你当然也就是不好的啦！

听了他的话之后，我感到极为震惊，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是不是应该可以父母说了算呢？当然，这还并不是最令我震惊的，最令我震惊的是我现在终于知道，知道了为什么近期家人对我的态度如此地异常，原来，黑手早已经在什么时候伸向了我的家乡，伸向了我的亲人。

我的母亲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写对就算是不错的了。我的父亲虽然也算是粗通文字，可为人很厚道，很朴实，不擅于跟邪恶的阴谋家们打交道。某些点子很足，笑里藏刀的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借口流窜到我的家乡？他们又是如何诱使我的至亲的亲人说出对于我不利的话的呢？

之后，我也曾经试图了解有关情况，但没有成功。所以，我现在想，要么就是我的尊敬的“胡捣员”赵骥先生他在胡扯，要么就是前来诱使我的亲人说出对我不利的话的人有着极其精明的手段，能够杀人不见血，能够离间人家至亲骨肉之间的关系而却几乎不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甚至于能够让做母亲的人不情愿把事情重新提起。

我这样的怀疑不是没有依据的，现摆着不就有这么样的一个博士生吗？他不是刚刚被某某人“做学问要讲求真理”的“辅导”给“胡捣”得已经到了学籍难保的地步了吗？中华名校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都被他骗得团团转，何况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呢？

 

应当就在2003年的2月24日那一天，由于对校内调解已经失望，我上访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我叙述了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表达了我的态度，也表达了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的愿望。

当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人跟我谈了话，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说，说我实际上还没有被正式退学，他们说上海戏剧学院还没有下达正式的要我退学的决定，我仍然应当算是该学院的学生，所以，复学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他们也就无法接受我的上访。这种道理很容易理解，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人给我打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夫妻之间尚没有离婚，复婚问题又从哪里谈起呢？我不禁为此暗自庆幸，但是，学校里的实际情况是：我早已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了。所以，我随即发出请求：请求学院恢复我正常的学习，否则就把正式的退学决定给我吧！

本来，我也觉得，上海戏剧学院之所以口头上要求我退学但正式决定却迟迟没有下达，这说明他们也许觉得这样做有些理亏。而虽然我要求他们给我正式的决定，但实际上，我当然不仅不希望他们下达正式的文件，还希望他们马上收回口头上对我下达的退学要求。然而，在我的这种“要求”下，上海戏剧学院居然也就真地给出了正式的退学决定来了（参见本回图1）。你们看看，刚刚还有人说我小夫妻还有挽回的余地呢，现在一纸休书居然就这么冷冰冰的下达给我了。这样的决定甚至于连当时学院的院长荣广润都感到非常地尴尬，他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表示过他的那种尴尬之情：“我们还在做工作……还正在调解啊……怎么正式的退学决定就出来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一所高校对一个学生作出了退学的处理，居然一校之长都会感到不可思议？其中情由，天知地知，唯我不知，而且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了。

2003年3月17日，我收到了戏剧学院正式的退学决定。正如前面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尽管我嘴上宣称渴望尽快接到正式的退学决定，但是，当真的接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依然是非常地沮丧和难过，甚至于震惊。当然，理性也告诉我，这个决定早点下来也好，因为它不下来，上海市教委就无法行使他们的否决权，我也就无法尽快地进入正常的学习状态，我也就不得不耽误更多的大好时光。

这里还要说一下的是，退学决定不仅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其中给自己找的要求我退学的理由也是非常之荒唐的。所以，我立刻就这个退学决定向上海市教委有关领导进行了申辩。下面就是《申辩书》具体内容。

申辩书

尊敬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

本人姓名钱久元，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2003年3月17日接到上海戏剧学院要我退学的决定。本人认为该决定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决定中称我在开题报告中“擅自更改导师姓名”，这种说法不正确。我的错误确实是因为误会，误以为我有两位导师。而且事后我也一再地承认错误，从未坚持要求某某老师指导我。

其二，我打报告要求换导师，这是在研究生部有关老师明确告诉我，说孙惠柱老师不愿意带我了的情况下，经请示然后提出的。而且，我的报告是采取了协商的语气，抱着请示的态度，并没有坚持不要谁指导我，或者一定要谁指导我。事后，我还一再地表示过，包括孙惠柱老师在内的任何一位老师，只要答应带我，我都愿意，要求我写什么方面的毕业论文，我也都不会有意见。

其三，决定中说我拒绝研究生部的调解，这不符合实际。本人一直竭尽全力地配合院领导、院研究生部处理这件事情。从未拒绝过有关方面的调解，也从未拒绝过孙老师做我的导师。孙惠柱老师第一学期对我很好，很关心我，我一直很怀念那么一段时光，留恋那么一段比较融洽的师生关系。所以，在一次调解过程中，我没有立即回答孙惠柱老师“你看我能不能带你了？”这个问题，也就是想通过有关方面弄明白孙惠柱老师后来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的原因，希望回到过去的比较融洽的状态中去。但是，有关方面似乎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的沉默就是拒绝，我多次地解释都没有用。

其四，我多次更换毕业论文题目是在有关领导的同意之下进行的，这也是本人接受有关领导进行调解工作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的这些努力一再遭到否决，这倒是事实。期间，孙惠柱老师也曾告诉过我，他还是认为我最初提交的那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可以进行。

迫切期望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尽快地纠正上海戏剧学院的错误决定，尽快地使本学生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此致

敬礼！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钱久元

2003年3月17日

2003年3月24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对我的申辩给出了答复（参见本回图2），要我返回学校向戏剧学院申诉。我于是又写了一份《申诉书》并且递交给了上海戏剧学院。该《申诉书》与提交上海教委的《申辩书》基本相同，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内容。例如，我当时已经发现，上海戏剧学院作出的《关于01级博士生钱久元退学决定》的首条依据就很令人费解，这首条依据就是“上戏[2003]18号文”，而经过打听，那份所谓的“上戏[2003]18号文”其实就是《关于01级博士生钱久元退学决定》。一个决定的依据就是那个决定本身，真是荒谬至极。

虽然我觉得上海市教委似乎并不想要我退学，他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还特别嘱咐我，要我盯住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戴平，看来，至少是在当时，他们是知道上海戏剧学院还是有愿意主持正义的人的。期间，我也确实是无数次地找过戴平书记，她非常地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告诉我学校招一个博士生不容易，不希望我退学，但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表示：“由于没有老师愿意教我，事情十分地难办，学院里也不能强迫孙老师来教我，要我作好最坏的打算。”

戴平书记还作出过这样的表示，说我可以先找工作，以后再考虑返校读在职博士。我也表示过，因为经济上的极端困难，我当然很想在找到工作后读在职博士，但我毕竟岁数不小了，我要等待多久呢？我的返校读书有没有法律的保障呢？而且，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我现在不明不白地被作了退学处理，哪家用人单位会不对我有所疑虑？

虽然上海教委的某些领导似乎比较同情我，不过，根据各种情况，我觉得上海教委一时也难以让上海戏剧学院撤销针对我的退学决定。也就是说，我根据上海教委的要求向上海戏剧学院所进行的申诉仍然没有结果，上海戏剧学院并没有因为我的返校申诉而改弦更张。何况，当我把这个申诉结果告诉上海教委之后，上海教委随即给了我复函（参见本回图3）。上海教委似乎也感觉更加无奈了，他们似乎开始谈及学校让我退学的“合理性”问题，例如，他们提到《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教学[1995]4号）有个第二十二条说“培养单位经过考核认为不宜继续培养者，应予以退学”。 

 

虽然上海教委并没有明确支持上海戏剧的《退学决定》，但也没有明确支持我的复学请求。我不敢把宝全部押在上海教委那里，所以，我当时是到处寻求帮助，其中就包括求助媒体对我的遭遇进行曝光。

由于无数次地求饶、道歉、检讨都不起作用，由于失学状态长期地无法改变，我也就不断地向新闻媒体求助，希望他们能够帮忙解决我的这道似乎比哥德巴赫猜想还要难解的“难题”。

记得我当时联络了数不清的媒体单位，例如《上海青年报》、《上海教育报》、《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上海电视台，等等等等。我当时就听“胡捣员”赵骥说过，说我怎么找了那么多家的新闻媒体，他甚至于惊叹我把许多他闻所未闻的小报记者都请来了。不过，我想那些小报记者未必是我请来的，他们有可能是不请自来的，属于转手生意，因为我想，既然他赵骥都“闻所未闻”，我也不见得就“闻所已闻”。

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光明日报》社驻上海记者站的曹纪均女士，她听完我的叙述之后，不禁义愤填膺，说要当面质问质问有关方面的人士。然而，很快地，她就偃旗息鼓了。这也应当怪我，因为实际上我本人并不想把事情闹大，我的目的就是要读书，要求恢复我的学业，所以，曹纪均女士义愤填膺的态度反而令我产生了担心，担心她在义愤之下会把事情给搞僵了，这就不利于我恢复学业了。于是，我立刻跟上海戏剧学院有关人士又作了沟通，告诉他外界新闻媒体非常关注并非常非常同情我，希望学院尽快让我恢复学习，倘若恢复了学业我就将立刻撤回向媒体的求助。有关人士立刻就回问我，问我是哪家媒体敢于如此地关注并且同情我，我也不敢隐瞒，就如实相告是《光明日报》社驻上海记者站的曹纪均女士。次日，当我再一次打电话找曹纪均女士的时候，她的口气已经变了，说她不方便插手我的事情了。我记得，她后来还提出要把她们报社的一位驻山西（也许是陕西，因为这两个省份的名称比较接近，容易听混淆）的一位记者介绍给我，说那位记者有正义感，也有勇气，敢于揭露某些层面的问题。我当时已经猜测到她为什么态度突变的原因了，所以，心情已经很是沮丧了，对于她的另找记者的建议，我如果不是没有谢绝的话，那至少是没有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我当时已经对媒体越来越失去信心了。

其实，几乎所有的媒体一了解到事情的原委都很震惊，觉得此种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就这么让一个学生退学了？甚至于有的媒体还要介绍律师给我，要我跟学校在官司场上开战。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我找了无数家的媒体，但是，对于当时在上海高等教育界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么件事情，我至今也没有发现任何一家媒体进行过任何的报道。我相信，那些媒体一定是和上海戏剧学院打过照面了的，真不知道上海戏剧学院使出了什么样的法宝把他们都给挡了回去了？真不知道上海戏剧学院使用了什么技术让他们一家一家地全都哑口无言了？

我想，事情总有个对错，不论是上海戏剧学院错了，还是我钱某人错了，总该有个说法吧？他错我错媒体都应当可以报道的啊！如果是本人冤枉了自己的母校，媒体也可以把我这么个人批判一通的啊！为什么要哑口无言呢？我们的媒体都怎么了？

印象之中，甚至于像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这样的报刊我都发过求援信，但是，似乎它们也是一声未吭……

 

2003年3月底，万般无奈之下，我找到了上海静安区法院，并按照他们要求的格式提交了正式的起诉书。《起诉书》的内容中当然有事件过程的叙述，这就难免与我前面的叙述有重复之处，但我还是决定在这里把全文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样虽然难免有些重复罗嗦，但更加客观严肃。下面是我提交给法院的《起诉书》全文：

起诉书

原告：钱久元 (原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戏剧文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被告：上海戏剧学院 （位于上海市华山路630号）

本学生现在所学的专业是“戏剧文化学”。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年即2001年的招生简章上面写得十分清楚，“戏剧文化学”专业的指导老师是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不过，到目前为止，指导我的是另一位教授孙惠柱先生。因为没有看到对于2001年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招生简章的修改文件，我也就以为我有两位导师。所以，2002年11月5日提交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在“指导老师”一栏里，我填写了余秋雨和孙惠柱两位教授的姓名。

孙教授在收到我的开题报告之后马上打来电话，就此问题展开询问，责问我为什么多出了一位导师。虽然我也当即表示要把相应的地方改过来，并且一再地道歉，但是，孙老师不能接受。很快，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研究生部，表示不愿意再教我了。

尽管研究生部的有关老师多次地说我没有错误，我还是一再地在多种场合（例如在孙老师家里、在系办公室、在研究生部、在院长办公室、在书记办公室等），以不同方式（例如打电话、写公开道歉信以至于托人求情等）表示自己的歉意，可惜都没有获得积极的成果。

2003年2月22日是新的学期开始的日子，我应当是上海戏剧学院两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但是，学院里却派人通知我，要我退学，并且不给我注册。

2003年3月17日我收到了上海戏剧学院正式的退学决定。

期间，我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有关上级部门反映过情况，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意见是要我申诉，但我再次向上海戏剧学院申诉仍然没有结果。为此，本人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正式提出诉讼请求，并且提出以下几条诉讼要求：

立即撤消上海戏剧学院2003年3月17日下达的《关于01级博士生钱久元退学决定》。

本次诉讼的一切费用由被告上海戏剧学院负责承担。

上海戏剧学院应当承认错误并向本人道歉。

我现在已经损失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希望静安人民法院能够为本学生主持正义，尽快撤消上海戏剧学院的错误决定，使本学生能够尽快地恢复正常的学习，完成应当完成的学习任务。

此致 

崇高的敬礼！

起诉人：  钱久元

2003年3月31日

不过，焦急地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得到的法院的答复同样令我十分地震惊，因为法院回应我的诉状的正文里既没有公章也没有亲笔签名，只有寥寥几行的打印文字：“你请求上海戏剧学院撤销‘退学决定’一案，不属于法院受理。只有你不服市教委的具体行政行为才能起诉。现将起诉材料退还给你。”（参见本回图1）我不知道是不是法院的回复都是这种样式，都既不需要公章也不需要签名。假如说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但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所有的人，我是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特殊化的。

 

我多次向各级机关上访申诉、哀求，但都没有成功。新闻媒体也始终是保持沉默，就像无底的深渊一样，不论你扔下多少块石头，它几乎连个回声都没有。可以说，我当时能够想得到的办法都想到了，但统统无济于事。

时间在一天天地流逝，我心中十分焦急，就像被人吊在半空中，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我知道，如果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离开学校的话，以后的求职和求学都将会更加困难，因为新的单位一定会对我的这么一段遭遇疑虑重重，他们很可能会以为我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才被学校要求退学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就这么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件“退货”了呢？我又为什么会甘心情愿被当作“退货”来处理呢？换上我自己也可能这么想：“这个人一定是在读书期间干了什么丢颜面的事情，学校没有开除他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让他退学，这或许还是网开一面给他留那么一条后路呢？”

真是呼天天不应，吁地地不灵！我真希望自己身上有件万灵的宝贝，或者像《西游记》中的神仙一样怀中揣着一两样“绝招”。无奈之中，我眼前一亮，忽然想到了宪法之中赋予我的那项神圣的人权——我可以申请游行抗议的啊！也许此举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也许这么一来媒体就不会沉默了。确实，在当时，我十分渴望社会的关注。

上海华山医院与上海戏剧学院距离非常近，而华山医院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就是管理着上海戏剧学院学生集体户口的一家警署，于是我前往申请游行。为了不让人觉得我这是在故意闹事，我跟警员们很明确地说：“我申请的游行仅仅是一个人进行的游行。”当时，这家警署的警察们一定是觉得自己做不了主，因此他们要我到他们的上级机关去谈，我于是就去找了他们的上级机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上级机关就是“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我记得第一次去没有见到他们管事的，可能是恰逢休息日，但值班的人员（也许就是看门的）问了我的来意后，觉得我这个家伙很可笑，他们面带些嘲讽地表达了这样的话意：怎么可能允许你游行呢？法律上写了你就可以游了吗？

我记不清楚后来有没有见到静安区公安分局的有关负责人，但是，我不仅口头表达了游行的请求，也写了正式的申请。印象中我把正式的申请书交上去了，不是仅仅写出来了而并没有上交。而且，在正式提交申请的时候我考虑到此举的影响似乎太大了些，容易引起某种误会，所以，我应当又把申请游行改成了申请绝食，而且这种绝食只在校园子里面进行。我觉得示威游行这个“绝招”也许还不如绝食来得“绝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绝食，或者干脆就在自己的宿舍里绝食，这总要比跑到静安寺大门口去绝食还要“静安”一些吧？万般无奈之中折磨一下自己总该没有问题吧？当年写给静安区公安局的绝食申请文稿电子版本还在，文稿的最后提到了此次申请的目的：

……

本人现在欲哭无泪，告状无门，万般无奈之下，申请绝食。绝食的唯一目的是企图感动教书育人的老师们以及教育界的有关领导，希望他们顾全大局，以学生的学业为重，立即撤消上海戏剧学院对于本人的荒谬的退学决定，恢复本学生的正常的学习生活。

此致 

敬礼

学生： 钱久元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

我印象中，上海公安部门接到我的申请之后，他们似乎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某种具体的态度。但是，也就在紧随其后的一个周末休息日，有一位同学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学院党委葛朗副书记的家电，要我打过去，可能是之前他找我没有找到吧。于是，我也就打了那个电话，原来，葛朗就是因为我申请绝食的事情来找我的。看来，这位校领导是没有机会度周末了。紧接着，他把我叫到了学院里的“熊佛西楼”面谈，赵骥老师也在场。

前面说过，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第一学期里，在葛朗副书记的哲学课上，我有一种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但那之后，情况似乎略微好了一些，我较少感觉到这位葛朗副书记身上的那种逼人气氛了。当然，由于他的哲学公共课已经结束，我与他照面的机会也相对地少了许多。然而，就是在那么一天，就是在我向上海公安部门申请绝食之后，在那个叫做“熊佛西楼”的两层小楼上，他再一次地恢复了原先的那种找麻烦似的神情。

当时，我记得赵骥的话似乎并不多，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可恶了，只是我觉得他仿佛是在监督着谁的行为似的。虽然当时的熊佛西楼二楼的某间“刑讯室”似的房间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是，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赵骥所监督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葛朗副书记当时的神情确实是有些特别，他仿佛是在“演”什么戏给他手下的研究生辅导员赵骥看似的，他那一阵紧似一阵的严厉的话语仿佛是要给我的心脏上的每一块肌肉都上紧发条似的，这使我紧张得几乎窒息，幸亏我没有心脏病！

“熊佛西楼训话”一事过后，那位葛朗副书记对于我的态度又略有“回暖”，这就是说，虽然他仍然使得我明显地感觉出他不会跟我生出什么师生情谊来，但是，他也不像我初来的时候那么咄咄逼人了。这就使得我几乎不能不作出这样的推测：

那天，在我申请绝食之后，在阴森森的“熊佛西楼”上，葛朗书记确实是在表演某种“纯粹现实主义”的剧目给另一个人——他的名义上的下属看的，而且，他也不可以不对我凶狠一些，否则的话，那很快就会有人向什么什么样的更大得多的人物汇报：“××副书记执行您所交待的折磨某某博士生的光荣任务不够上心啊！……”

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又生出同情之心来，这绝不是在说假话，我真的是很同情那些替人做坏事但心中却又有所不甘的人啊！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啊！

后来，我当然没有能够被获准在上海街头游行，哪怕只是独自一个人地游行；也没有被获准在校园里面绝食，哪怕只是躲在宿舍里面一个人独自地绝食。虽然看起来我似乎并没有因为此事立刻受到进一步的处分，但是，我从上海戏剧学院其他领导的话语之中能够体味到，我的此举确实对我请求恢复学业的努力发生了不利的作用。我记得事后的某一天，学院党委书记戴平就告诉过我：“你看看，你去申请什么游行、绝食，多不好……”

当然，话说回来，我对于那位葛副书记的感觉（现在只能说是我的感觉）出错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我也十分愿意我的感觉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我觉得我应当在这里说出我的真心话，我当时确实就是有着如上所述的那种种的感觉，一直到现在仍然还是如此。

当我因为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而面临失学境地的时候，我当然也曾经多次寻求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荣广润来帮助解决。院里的一把手都不找的话，那我还能找谁呢？何况，他不仅是一院之长，我心里还十分清楚，他与孙惠柱老师之间的关系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啊！

对于我所身处的困境，荣院长总是强调这样的意思：“你目前的困境主要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是你自己没有立刻回答孙老师‘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带你了’这么一句话，这种沉默就是拒绝。……既然没有人带你了，那么，你的学业还怎么能够完成呢？高校的博士生导师资源是很缺乏的，你的导师不带你了，那还到哪里去找人带你呢？”

我记得，2003年4月3日，我在院长办公室与容广润院长进行的一次谈话就是这样的。院长告诉我说：“退学决定不是处分，因为你并没有触犯校纪。你的问题仅仅是孙老师不愿意带你了，一个博士生没有老师带，也就无法完成学习计划，那么，既然如此，你呆在学校里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于是再一次央求他做做孙老师的工作，请求他，哪怕是只有一亿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帮我争取。容广润院长也答应了要再帮我试试看，可惜，我那一次又是没有成功。

不管实际上谁对谁非，只要能够恢复学业，一切错误就都拢到学生身上那又有何妨呢？所以，在荣院长的面前，我当然是一再地道歉，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通过院长向孙老师的道歉。其实，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对荣院长都是报着极大的希望的，希望依靠他与孙老师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能够把问题解决掉。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至少是在问题出现的早期，容广润院长似乎并没有把话说绝。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好多次，说他准备帮我“试试看”，想办法劝说劝说孙老师。不过，我现在最想告诉大家的是，荣院长在某次跟我谈话的过程中，还曾经冷不丁地说出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有人都快活死了！”在那种谈话的场合下，他怎么会突然说出“有人都快活死了”这么一句好像很离题的话呢？如果当时有个外人在场，他一定会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定会顿时陷入莫名其妙之中。但是，我听了那话之后心里反而更加亮堂了一些了：是的，一定有人“快活死了”，不管他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反正是在中国境内，一定有那么一个人现在因为我的不快活而感到简直要“快活死了”！

如果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还不大敢设想自己已经被什么魔鬼缠了身的话，那么，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明白了，明白了自己之所以总是遭遇许多奇怪的麻烦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定是背后有因，所以，我当时心里已经基本清楚这位院长所说的“有人都快活死了”这句话的含义了。这里的“有人”还能够是谁呢？有这么大的能力，同时又有可能对我抱有敌意的人屈指可数。使用一下排除法，问题就会比较明朗起来。朋友们，我说的是不是啊？

也许有人一听到“退学”这两个字就会惊呼：“你一定犯了什么弥天的大罪了吧！”其实，这也正是我一直都很担心的思维模式：“犯罪的人理应受到惩罚，现在你钱久元受到了惩罚，所以你当然也就犯下了什么罪。”很多人都存有这样的习惯性思维模式，所以，以至于有些时候我简直不敢再向人提起我曾经遭遇退学的事情，生怕别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个有“前科”的“罪犯”。

这种情形真的是非常地令人尴尬，我有时候甚至于觉得自己就像是中国古代的小媳妇那样，比方说，就像《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那样。“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您们看，她刘兰芝夙兴夜寐地操持家务，但仍然被婆婆给休了；“兄弟不知，嘻其笑也”，您们看，她刘兰芝受到了屈辱，忍气吞声，却还要被兄弟姐妹们嘲笑。人们只知道你是送货上门而人家却不接收，或者准确地说，是被作了退货处理，哪管你是什么原因，哪里有闲心去理会你们谁对谁错？我相信刘兰芝她一定也很想向她的兄弟姐妹们解释一下：“小女子之所以遭遇休妻处理，那实在不是俺的错……”不过，人家一纸休书甚至于一句话就能够把你给休了，而你不仅无法改变这样的结果，甚至于连说明一下自己的无辜都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刘兰芝之辈的痛苦所在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郁闷啊！何况，嘲笑刘兰芝的人何止是她的兄弟姐妹们啊！她要解释多少回啊！

令人略感安慰的是，我比刘兰芝要幸运得多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我生活在信息时代。假如说刘兰芝只能依靠自己的一张嘴，那么，我则可以在网络空间里尽可能地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而且，立马，全世界的人们就都有可能知道了，我因此省去了多少的口舌啊！谢谢科学！谢谢互联网！感谢我生在信息革命的好时代。

 

经过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失学，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我终于恢复了学业。大约是在2003年的六七月间，上海戏剧学院的上级部门领导决定恢复我的学籍，有关方面还请出了宋光祖、陈多两位教授担任我的新导师，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资深的戏剧理论专家。不过，我应当没有看见我的复学通知，不然的话，我是一定会留下一份复印件甚至于原件的，而且，我今天也会明确地告诉大家，告诉大家这作出让我复学之决定的“上级部门”是不是上海市教委。

我清楚地记得，有些人到这个时候似乎还不甘心，这种不甘心我从那个研究生辅导员赵骥身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他在上级关于我的复学通知已经下达的情况下仍然威胁我，逼迫我再写一份名为《悔过书》》（也许叫做《道歉书》，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的东西。他告诉我说，假如我拒绝写的话，那么，虽然恢复学业的通知已经下达，他也仍然无法安排我进行复学方面的工作，例如无法安排我与新任导师讨论课题的选择等等。看来，我把这位研究生辅导员称作“研究生胡捣员”，这应当不算是过分的。

当时的时间已经十分地紧迫了，距离毕业论文完成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而正常的时间是2年。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我被迫按照赵骥的要求写了一份《忏悔书》。记得是在上海戏剧学院下属的成人教育学院的主任办公室里，我写下了那份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忏悔什么和为什么要忏悔的《忏悔书》。在那间沉重得如同是铅水浇注出来的办公室里，我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按照我们的研究生“胡捣员”的要求进行的。强压着自己越来越快速的心跳，我按照我们的“胡捣员”的要求责骂着自己，在越来越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说着自己的坏话，其中应当包含有诸如“我自己应当对自己的学业中断负责”之类的话。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把刀柄架在我的脖子上，但是，我知道，不写是不行的，已然发生了的许多事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的。

写《忏悔书》的当时，成人教育学院的主任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印象中他姓王。我觉得当时的他或许也感觉很奇怪，也许是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记得他冲着我们说了这么样的一句话：“写这种东西应当是出于自愿的吧……”

“忏悔”之后，我立刻与我的新导师进行了协商，以确定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海派京剧初探》这个论文题目的最终确定是在2003年7月间。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规定，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最后的交稿日期应该是在2004年的4月，这也就意味着，我只剩下至多九个月的时间了。

时间紧，任务重。在学院党委书记戴平老师的关心下，在宋光祖、陈多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了。上午、下午、晚上，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

即使是在我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上海戏剧学院，这所现在当然可以称之为我的母校的学校，它也没有对我的宝贵的时间表示出丝毫的怜惜。刚刚确定下毕业论文的选题，我就不得不从学院的学生公寓里搬出来，自己掏钱住到了位于愚园路上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招待所里去了。那家地下室招待所也隶属于上海戏剧学院，它应当是静安寺附近所能找到的最廉价的招待所了。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对于学习时间如此紧张的学生，他们为什么依然如此地苛刻呢？

确实，上海戏剧学院每到寒暑假都不允许学生住校，不回家的学生得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其原因我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想在这里讨论他们该不该这么做，不想在这里浪费篇幅研究他们的这种做法的利弊。然而，我知道他们是有例外的。我在这个学校一年级时候的那个寒假，也即2001年至2002年之交的那个冬季，当时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辅导员叫张璟，她考虑到我经济上的困难，就疏通说服了有关方面，让我在公寓里度过了那个寒假。而且，寒暑假期间，西藏籍的学员也是可以居住在公寓里而不用逃难似地到处搬家找临时住处的。以后的几个寒暑假我们那帮“不归族”也确实是搬出来住了，但是，学校还是给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安排了临时住处，让我们住在暂时废置不用的学生宿舍里。从2003年的暑假开始，也就是当我恢复学业之后，上海戏剧学院不仅不允许我继续住学生公寓，而且连临时住处也不安排了，于是，我也就只好自己掏钱搬到10元钱一天的地下室招待所里去了。

若真能像模像样地住进地下室里的正规房间，那也还算是不错的，我记得，为了节省开支，我特别请求那家地下室招待所把我的床铺安排在过道上的一个角落里，因为那样一来，我就可以每天少交2元钱的住宿费了。

在那条低矮、阴暗的地下室过道里，我一边与蚊虫和炎热战斗，一边拼命地查找资料。如果在地下室里能够用上电脑的话，那当然可以大大增加我学习研究的效率，但是，因为考虑到招待所里人员复杂，害怕依靠借债买来的电脑丢失，所以我也不方便把电脑搬过来。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有一个稍微安稳一些的环境，我的毕业论文有可能做得更快更好。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半年之后，也就是到了2003年末的寒假期间，也就是学位论文的写作进入到了最艰苦最紧张的时期，我连住进上海戏剧学院附属的那家地下室招待所的待遇也丧失了。那家招待所表示不能再接待我了，具体什么原因我记不清楚了，但其中有一条我还能回忆得起来，那就是我即使住进去了也不可以在里面做饭。由于生活十分拮据，我为了省几个小钱，居住进去之后我是要用我的小电饭锅烧饭的，2003年的暑假期间就是如此，我被那家招待所管理人员允许和他们的值班员在同一个厨房做饭。而到了当年年末的寒假，他们明确地告诉我，告诉我现在即便住进来他们也不允许我像以前那样自己做饭了。这样一来，让我住我也不敢住了，因为如果不自己烧饭，如果一天三餐都在外面买着吃的话，不仅经济上我承受不了，还大有可能吃出来一个什么名目的传染病。那一段时间传染病还真是不少，一忽儿“非典”，闹得是人心惶惶；一忽儿“禽流感”，搞得是鸡犬不宁。

2003年岁末的那一年的寒假，在我的华东师范大学同学何平华的帮忙之下，我才找到了个较为方便的临时住处，住处也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附近。虽然由于华东师范大学寒暑假期间食堂照常开放，比在外面买着吃省了一些钱，但由于无法正常使用电脑以及我的有关图书资料，我的工作效率仍然很低。所以，就效率而言，大约一个月的寒假时间只能大打折扣，算是用上了十天左右吧。我记得在那个寒假里，我主要的工作是用在了校对上，因为不方便继续写新的内容，所以，我主要地是到上海图书馆把我已经写出来的内容的引文进行逐条地校对、核实。

2004年新年伊始，也就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刚刚开学不久，有人问我：“你怎么还不找工作？”一听这话，我记得我忽然有些懵然初醒的感觉。确实，许多同学早在2003年就已经找工作找得不亦乐乎了。我读硕士学位期间也是几乎在最后一个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张罗着求职的。而现在，由于中途遭遇了退学，确立毕业论文选题的工作被推迟了几乎一年半的时间，我只能把全副心思放在了毕业论文上。所以，一听到别人的提醒，我当然也就开始着急了起来。但是，我又确实不敢有丝毫的分心，问题很简单，万一由于找工作而耽误了毕业论文的话，那么，到时候毕业不了，找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别人来说似乎可以兼顾，而我却难以做到这一点，时间太紧了啊！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撑死了也只有九个月，中间的寒暑假还必须逃荒似的到处找地方住，受到的干扰很大。

在上海戏剧学院2004届的7个博士研究生之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全脱产学习的，没有工作，而其他6位应当都属于委托培养，因为他们都有工作，都是在职的，一般地，除非他们想换换单位，否则就不需要忙着去四处找工作。所以，比起别的同学来，我更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用来找工作才对，可是，我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的求职在极大的程度上是被毕业论文给拖住了，在交出我的毕业论文完成稿之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求职上。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地落实了工作，我当然不能不受到一些影响。我也有所行动，不过，在2004年2月14日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假如说我有所行动的话，我想，这些行动顶多也就是利用离开寝室去外面吃饭的时间，顺路给某些我希望去的单位投投求职信，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时间是必须要绝对保证的。

说句实话，求职问题之所以被靠边站，心理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即将举行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什么人出来施展魔法，予以破坏。我清晰地记得，在我的毕业论文刚刚完成之后，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就直言不讳地问过我：“假如毕业论文通过不了你怎么办？”我当时回答得也很坦率：“我已经为我的毕业论文竭尽了全力，我写我的毕业论文是认真负责的，我认为自己完全对得起自己的毕业论文，我认为自己完全达到了获取博士学位的水平。即使是有人觉得我的论文写得不好，我也是这么认为，我问心无愧！”

谁会希望坏人来破坏自己的好事呢？我虽然不希望邪恶的魔鬼在我的论文答辩问题上施展魔法并获得成功，但是，我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而这种心理准备，或者说，这种对于邪恶势力的担心，也正是促使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上面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毕业论文答辩是在2004年的5月底。实际上，由于担心魔鬼和学术败类的破坏，在交出毕业论文之后一直到论文答辩结束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依然无法放下心来找工作，我心里盘算着的主要是如何应对答辩会上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我真正地开始求职，那是在我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之后，然而，那个时候也已经接近毕业离校的时间了，许多同学这个时候已经到应聘单位去试用了很长时间，甚至于已经算是正式地上班了。确确实实，我的求职行动的起步实在是太晚了，而且，在这已经被大大地拖延了的求职活动之中，我也已经开始感到了一种看不见的人为阻碍力的存在。是的，我不得不以待业者的身份离开上海戏剧学院了。看来，魔鬼在阻挠我的入学和毕业问题上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他是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失败的，他一定会在我的就业问题上做些文章的。

我清晰地记得，在2004年6月底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上戏的一位院长似乎是特别地强调了“上海戏剧学院是一所艺术类院校”这么一句话，似乎也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总是觉得他的这么一句话仿佛就是说给我听的。而且，就在这位院长话音刚落的当时，我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感觉到我不仅仅很难找到工作，而且，想要进入艺术类院校，那恐怕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论文写得辛苦，这一点似乎还不算什么，写论文搞科研，其本身就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的。其实，能够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情，苦一点累一点，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昏天黑地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除了一些人为制造性的不顺利令我感到比较遗憾之外，我的心中实际上还是不时地会喷涌出某种甜蜜的感觉的。然而，当我完成论文稿之后，就在我上交我的毕业论文完成稿的时候，也曾经上演过令人困惑和遗憾的事情。

在我整个的撰写毕业论文期间，我都很不情愿与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尽可能地回避他们。但是，到了论文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却不得不经常地出入研究生部，因为有许多与毕业论文相关的表格要填，有许多相关的手续要办。当时，研究生部的女秘书王某某以及辅导员赵骥可谓是万般刁难。

我也是到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一届的七位博士研究生，能够准时上交毕业论文的只有我和另一位仁兄，那位仁兄是上海戏剧学院本校的在职教师，他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朋友们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作为一所学院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老师，同一届的七位博士毕业生之中只有两位算是准时地交出了合格的毕业论文，他们应当对我高兴得睡不着觉才对啊！何况，我的毕业论文至少在字数上远远超出了学校的基本要求。可是，我却真真切切地觉得，实际上，某些人对于我能够按时地完成毕业论文是极度地不开心的。

佃农辛辛苦苦收获了粮食，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次小丰收，庄主们哪里会有不高兴的道理呢？假如某些人真的认为他自己就是那块丰收土地上的主人的话，他就能够多收些租子，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是，我们的研究生部的某些老师却对学生的成果不仅一点也不感到高兴，而且还很不开心。每一次站在研究生部的门前，我几乎都像是疲惫而又衣衫褴褛的路人站在黑哨卡前那样，内心嘀咕着如何应付黑哨卡对于我的刁难和盘剥，嘀咕着能不能闯得过去。

我记得我在2004年4月的12、13、14日那么几天，我来来回回跑了将近几十趟研究生部，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却让我不得不跑它个来回。例如，像论文封面如何设计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他们一次性地把要求说清楚了，我就会一次性地把论文准时交出的。我当然担心由于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使得我不能在规定日期之前交出毕业论文的定稿，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也许别人过了这个期限根本就不是什么个问题，但是，假如超越了这个交稿期限的人是我的话，那么，我就极有可能会被认定没有按时完成论文。我们的世界是不是这样？有人杀人放火却啥事都没有，而有人则喝一口凉水都会把牙齿给塞住。

当然，做人说话要实事求是，要凭良心。研究生部的王某某在我送交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大约刁难了我十余次，其中也有一次是帮助了我的，因为我当时对在电子版文档中如何使用页码标注还不大熟悉，是她帮助我整理好某一处页面页码标注的，所以，就为了这么一点，我想我也应当感谢她一下。

这种情况也是很好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只有极少数病入膏肓的疯子才会想尽办法到处咬人，我也不相信研究生部的王某某甚至于赵骥真的那么存心地想要折磨我，我们之间前世无怨啊！其实，我本人就曾经分别听王某某与赵骥偶然之中表示过，他们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那就是他们也都并不想得罪谁，假如得罪了谁谁，那纯粹是出于某种无奈。尽管他们的这种表示一晃而过，然后立刻恢复往常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这至少它证实了我的想法：我与他们确实前生并没有什么过节，甚至于根本就不认识啊！

2004年4月14日，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必须上交之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在做了最后一次的检查之后，我终于准时地上交了我的学位论文《海派京剧初探》。学校规定的字数是10万，有人还说只要八万字就够了，而我则写了约二十万字左右。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的毕业论文的评审老师很多，按照有关方面的要求，我给多达16位的专家送去了我的论文打印稿，请他们审阅，这些专家评审的结论几乎都是“优秀”。

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是在2004年的5月27日，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曾经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的黎中城先生，委员为戴平（参见本回图1）、金登才、叶长海、沈鸿鑫，他们给我评定的最后成绩也是“优”。

在我做毕业论文《海派京剧初探》开题报告的时候，上海戏剧学院金登才教授也参加了我的开题报告审查会，他当时似乎是很不相信我能够在仅仅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写出博士毕业论文来。当时，我还以为他也在故意难为我呢。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后，有一次我遇见他，他对我说：“没有想到你的毕业论文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写得还很有文采。”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话。

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即使是在我的正常毕业已经成为定局的时候，有些人仍然心有不甘，不愿意无所事事。临近举行毕业典礼授予学位证书的时候，我听说别的同学，包括各位硕士和学士学位获得者的硕士服、学士服都可以到位，可是，赵骥等学校有关人士却告诉我，说他们无法借到博士服。我想，博士服不穿就不穿了吧，博士帽不戴就不戴了吧，我干脆就打着赤膊光着脑袋走上典礼台领我的证书好了。但是，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和陈多教授劝我说：“算了算了，自己去借一借吧！一生就那么一回穿博士服戴博士帽的机会啊！”既然导师都这么说了，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就径直去到华东师范大学，自己掏了二十块钱先给我的两位导师借了两件博士生导师服，然后又花了十块钱给我自己借了一件博士服。后来，我忽然觉得这样自己掏钱去借也许更好，因为如此以来，我就可以把可爱的博士服多穿在身上一些时间了（参见本回图2）。

是的，在别人都还没有穿上那种衣服戴上那种帽子的时候，我早就穿上了戴上了，在别人已经依依不舍地缴出那种衣服摘去那种帽子的时候，我照样还穿着还戴着。我记得，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我穿着我自己亲自借来的博士服戴着我几乎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的博士帽多晃悠了好多好多好多圈子呢！这也许是某些人始料不及的吧？

 

其实，搞得我学业中断，恢复学业之后还百般地刁难，包括对我顺利地完成学业撅嘴皱眉头，这一切还都只能算是小把戏，在一些学界前辈们看来，这已经算是比较轻的“待遇”了。

记得就在我仍然处于退学状态之中的某一天，在上海戏剧学院一条狭小的巷子里，我偶然遇到了该院资深的老师叶长海教授，他和我聊到了我当前的处境，他既批评了我不该惹导师生气，也对我表示出了一定的同情。然而，令我十分诧异的是，言谈之中，他突然冷不丁地丢出来这么一句话：“……你应该学学马思聪……”我当时真的一愣，出于慎重，我随即还特地跟他核实了一下：“是那个‘文革’中逃往国外才拣得一条性命的音乐家吗？”很显然，好像中国没有第二个姓马名思聪的人可以供我学习的了。

毫无疑问，叶长海教授一定很深刻地了解到了我的危险处境，而且，或者是由于他所处的特殊的位置，或者是由于他从某种渠道获得了有关我的某种秘密的消息，从而使得他在某些方面比我本人还要了解我。他一定了解到我当时所面临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能不能继续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到我这个人能不能在中国待下去甚至于能不能保住性命的问题。今天，虽然我没有成为第二个马思聪，虽然我仍然待在中国，虽然我由于侥幸生活在一个比马思聪的时代要好得多的时代，但是，我仍然深深地相信，我远远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邪恶的势力随时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向我扑来。

我也想到，我也许不应当像马思聪那样做，这主要是因为，假如我真的像马思聪那样，那帮坏人又会采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呢？我真得能够顺利地逃走吗？也许那帮恶魔势力就等待在我逃走的路上使绊子呢！？

不过，也许叶长海教授建议得对，如果他了解到的情况确实如此地严重的话，我早该想法子逃走了，而且越早越好。

但愿我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今天的时代毕竟不是‘文革’的时代了。

我的想法很幼稚吗？

在我的毕业论文刚刚完成之后，有一次，陈多老师叫我去他家和他一起吃饭。我的博士学位导师陈多教授不仅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他还心直口快，生性豪爽。他早年学习的是表演专业，大约在五十多岁之后转入了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的研究，在戏曲理论界很有影响。

在和宋光祖教授共同指导我毕业论文的时候，陈多教授已经接近或者说是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了，但是，其时他依然精神矍铄，朝气蓬勃如同小青年。我记得他约我一起去吃饭的那一天，他背着一只乳白色的挎包，十分地精致小巧。

几杯小酒下肚之后，陈多教授忽然问我：“你去过北京吧？”我说：“是的，去过。”他紧接着告诉我：“你可能是得罪了某某王爷了！你看看，有人稍微扇了你一下，你就成了这个样子了……”陈多教授在说这话的时候还特别在语气上突出了“稍微”两字，并类乎本能地轻轻用手掌示意了一下“扇”东西的动作，此举还真的扇起了桌子上的尘埃。在当时的境况下，他所说的“扇”以及同时所附带的表演动作，这当然会立刻让我联想到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刚刚度过的失学经历，是的，仅仅只是稍微“扇”了我那么一下子，我就不得不四处奔波求情加上访，陷入了长达一年又半载的失学状态。

想起来也真好笑，我当时不仅立刻想象出如来佛祖轻轻一吹气就把孙悟空吹到十万八千里路之外的情景，而且居然还很委屈地跟陈多教授论起理来。我告诉他，我如此那般的情况就算是得罪了人了吗？虽然我在北京确实可能是遇到了很大的人物，或者就如同陈多教授所说的那样是遇到了“王爷”，可是，我确实是很尊敬所有的人的啊！难道在并不是很清楚地知道某人的背景、地位的情况下偶尔说了一两句不是很中听的话就算是得罪人了？我甚至于还跟陈多老师表白：

我长到那么大，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至少从来没有故意地去伤害过别人，也从来不认为别人的痛苦会成为自己的快乐。偶然在某些场合，我也许有些言语会令人不甚愉快，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是个乡下长大的人，并不是非常懂得社交礼节，也不是很会察言观色地说话。不过，尽管如此，我的某些可能会令人不快的话语也并不是我的存心所为，那也只是无意之中说的。难道那些无意之中说出的话语会如此地得罪人？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在某些话说出来之后感觉很尴尬，甚至于后悔，有时候，当我回到家中，猛然想起刚刚在外面与人说的话欠妥，我自己都恨自己恨得要命。而且，当我发现了自己的言语不适之后，我也并不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为了防止说了什么不妥当的话之后自己还仍然浑然不知的状况出现，我甚至于还曾经多次地向有关人士表示过：“我是个乡巴佬，并不像那些城里长大的人那样机灵，那样会讨人喜欢，所以，如果有什么地方言语不妥，那请一定多多原谅！”对于一个乡下人，对于一个笨嘴本舌的人，还能要求我怎么样表示才行呢？

陈多教授则告诉，说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发此种牢骚，他一再地要求我，要求我要努力追求“和谐”。其实，我也一直想“和谐”，但是，却总是和谐不下来啊！

不过，我确实觉得在北方没有太得罪了谁，如果说犯了一些“错误”，我实在也无法完全相信它能够导致某某“王爷”对我有多么大的怨愤。所以，陈多老师的话语又一次地使得我陷入了深深地困惑，那黑暗中的力量到底来自来何方呢？难道真的是在北京遇到的“王爷”？

无论怎么说，陈多教授的指点对我启发很大，他是不大会随意说话的，陈多教授一定是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到了某些情况。

我有所疑虑的是，也许陈多教授所说的“王爷”并不是终极性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并不见得一定是已经了解了实情的全部。同时，我也越来越多地想到，那种“扇”的动作似乎不是仅仅出在我去过北京之后，而是在还没有去过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扇”了。而且，有人可能确实是“稍微”地扇了我一下于是我就晕头转向了，但我似乎还有另一种感觉，很可能某些时候有人是在幕后拼命地“扇”，企图一下子把我“扇”到另一个世界去，只是由于某种缘故他没有成功而已。

是的，“扇”我的动作似乎应当并不是从我去了北京之后才开始的，陈多教授不见得清楚这么一点。所以，恩师陈多教授的话我不能不认真地对待，我也不敢不认真地对待，但是，我也不可以盲目地完全相信。朋友们，我的这种态度正确吗？

 

我记得比较清楚，2002年前后，也就是在上海戏剧学院期间，我的嗓音质量有了一次很大的滑坡。当时我已经三十五六岁了，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塌中”现象吧？但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字典，却发现“塌中”一词指的是一种失音现象，“塌中”者将完全不能歌唱，而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虽然我的嗓音质量有滑坡的感觉，但绝没有到达失声的地步，所以，我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半塌中”呢？

此后，我的嗓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总体情况显然无法与从前相比了。我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些朋友说，我三十五六岁以后的嗓音条件只有我二十岁以前的五分之一，甚至于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想想看，我的“女声”早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毁掉了，这不算是已经损失了二分之一吗？现在又来了它个“半塌中”，这不等于又损失了一大半吗？

虽然我的嗓音在损坏，虽然现在只拥有一副已经是“半塌中”了的“破锣嗓”，虽然觉得青春时代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远，但我依然没有忘记我的生命之友——歌唱。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上海戏剧学院，其校园其实很小，夹在华山路和延安路之间，华山路在南，延安路朝北，南北之间大约只有三百米左右吧，东西距离估计步行起来也只有一两分钟的路程。实际上，上海的许多中学的校园子在规模上都比它要大一些。由于校园比较小，算是袖珍型，所以，我这里概述一下它的全貌就比较方便一些（参见本回图1）。

上海戏剧学院在延安路和华山路上各有一个大门，在这两个大门中，虽然面对延安路的大门实际上要豪华气派得多，但是，在我印象之中，这所学校的招生简章等正式公文上面似乎把华山路上的那个门作为这所学校的校址，即“华山路630”，可见，也许正门就是华山路上的那一个吧？或许，华山路上的那个门曾经是正门，现在则由于后门一代的跨越式发展而相形见绌了？真是有些遗憾，在上海戏剧学院研究戏剧三年，我竟然还没有搞清楚它的正门朝哪。不过，我实际上一直是把延安路上的大门当做正门的，我相信上海戏剧学院其他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因为延安路很繁华，是上海市区的一条主要干道，与著名的南京路、北京路名气不相上下，在这条路的上空树立起高架路之后，周围一带更是显得具有“国际大都市”所应当具有的那种派头了，平日里可谓是车水马龙。华山路虽然与延安路只有一街之隔，但却相对地来说要“幽静”许多，是名副其实的“静安区”，尤其是在晚上。

在延安路大门和华山路大门之间，有一条并不能算是很直的路，这也算是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里的主干道了吧？我就是以这条主干道把这座学校劈成不太规则的东、西两半个的。我先来说说东半边。

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见校园里有什么新的建筑，除了一幢二十层左右的学生公寓之外。幸运的是，我刚刚入学就住进了这座刚刚竣工的学生公寓。我是2001年10月初报到的，一般情况下应当是在9月初就报到的，我想，我们的入学报到的时间之所以被推迟了个把月，这可能就是因为这座公寓到10月初才完工的缘故。我们的这座新建的学生公寓就位于学院朝东的半边，而且紧挨着延安路。那高高地镶嵌在楼层顶端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的招牌在冬日太阳的寒光下面闪烁着银色光辉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那一段紧挨着静安寺的街区里，如果没有延安路斜对面的美丽园大酒店比着，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公寓一定会更加耀眼。对了，我想起来了，上海戏剧学院学会公寓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尚熙大厦”，这可能是模仿上海音乐学院的做法，我知道上海音乐学院有一幢位于复兴路的教师住宅，它就叫做“上音大厦”或者“上音公寓”之类的。“尚熙大厦”这个创意也还算是不错的，听起来会让人以为是“上戏大厦”，但又回避了直接称呼“上戏大厦”的那种俗套。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旁边与学生公寓平行的一幢楼原本好像是学生宿舍，学生公寓建成后，那幢五六层高的楼就被改建成教师办公楼了，似乎教授级别的老师的办公室大都设在里面，不过，令我恐怖且厌恶的研究生部也在这幢楼里面，所以我没有特别的需要是不乐意进去的。

学生公寓往南是学校的神经中枢，是平行的两幢二层的行政办公楼。听说这是解放前的建筑了，还听说原本是上海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房子，不知道后来怎么转来转去变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校产了。我刚刚入校的时候觉得行政楼的楼房也很陈旧，不过，虽然陈旧，其雅韵犹在，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它的那种陈旧才使它显示出某种独特的雅韵的。这两幢行政办公楼后来经过了装修粉饰，虽然那种因为陈旧而产生的雅韵减少了，但是，它也因为装修而增添了一些新鲜的现代气息的雅韵。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两幢优雅的行政楼是颇有好感的，尤其是靠西的那一幢，很可能上海戏剧学院就是在这里确定了对于我的录取的。

我记得在报告上戏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在复试结束后等待复试结果的过程中，虽然我隐隐约约地似乎听说录取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心里依然是七上八下的。应当是在复试结束以后，上海戏剧学院又召集我开了一次会议，会址就在靠西的那幢行政楼上，之后，我才领到了录取通知书。那一次会议可了不得，学院当时的重量级领导例如荣光润、张仲年等以及研究生部的领导和有关导师几乎都来了，屋子里坐得是满满一堂，当时尚在苏州河边摆地摊子的我真的是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我记得有关领导当时用春风般的神情询问了我的专业情况以及眼下的生活情况，印象中似乎甚至于有人还用阳光般的语气聊到了我“有没有成家”、“应当尽快谈个女朋友”之类的问题……所以，我前面说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情来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这完全是真话，就凭那次会议上领导、教授们关切的话，哪怕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最终没有录取我，我也会终生难忘的。

行政办公楼的南面有一个草坪，草坪上稀疏地点缀着一些小树和灌木。这处草坪虽然比较平常，不过，草坪的中央部位却有着一处虽然不太起眼但却意味深长的雕塑作品，那是一只比较大的小鸟正在给嘴巴张大几乎到了极限的一群比较小的小鸟们喂食。哦！上海戏剧学院灵魂的精粹就在这里吗？每当我想起这处创意精深的小雕塑的时候，我总是不禁感慨连篇……让我说些什么呢？让我怎么说呢？

草坪的南面是这所学校的图书馆以及“红楼”。图书馆底层的一个角落里有两间教室，那是我们研究生上课的“主战场”。不过，那里也曾经是我们研究生们入学考试时的考场所在，是我入学考试时奉献给上海戏剧学院的大蚊子们几百克鲜血的所在。在我印象之中，图书馆的建筑是比较不怎么起眼的，大概在我在这所学校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翻修，所以我这里就不想多说它了。至于“红楼”，它是本科生们的主要教学楼。它之所以被叫做“红楼”，那是因为它的外墙上涂抹了一层殷红似血的颜料。听说有人想把它改成蓝色，上戏的往届毕业生们却不怎么同意。在我在校的时候，“红楼”也进行过翻修，外墙仍然是沿用了殷红的颜色，内里面也搞得似乎颇为高雅和别致。

“红楼”的南边又是一个草坪，草坪上几乎没有树木，几乎就是光秃秃的一处草场。这个草坪再往南则是紧挨着华山路的一家交通银行。听这所学校的一个领导说，他们曾经与那家银行打了一场涉及几千万元资产的官司。不过，我对那家银行的印象还可以，因为我每月两百六十多元的助学金就是每月从那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里领出来的。

现在再来看看上海戏剧学院的西半边。

紧挨着延安路的是一处几乎独立的平房，平房几乎与东半边的行政办公楼平行，风格上更可以说是与行政办公楼一致的。此处平房听说也是张爱玲女士当年的财产，而且，粉饰翻修之后，它也隐隐地绽放出古风与现代气息结合的优雅，就仿佛是素雅之中隐含着某种华贵的一位性情宁静的丽人。研究生部原先就在这平房里，这也就是说，这平房也就是当年辅导员赵骥“调解”我与导师之间的那场纠纷的地方。装修之后，我发现他们把那个“调解”屋的南窗台部分扩展成了一个以玻璃为外墙的小型而优雅的阳台式会议室。我们常常能够看见校领导们在里面会议着什么，显得很悠闲和惬意。这悠闲和惬意也传染到了我，但我一想到那次损人的“调解”，这优雅和惬意就演变成了恐怖和抑郁。

平房的南面本来是一幢六层的学生宿舍楼，相信在“尚熙大厦”建造起来以前，上戏的学生们大都住在那个地方。我也曾经在里面住过一个暑假，那是因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公寓“尚熙大厦”假期不让学生住，2002年的夏天他们安排我和一小部分不返家的学生住在那里。印象之中里面很破旧，尤其是蚊子们横行得厉害。不过，大约在2003年那里也进行了一次翻修，翻修之后成了教师们的办公楼，上海戏剧学院的许多个系部现在就设在里面。我没有料想到，在翻修之后，原本很不起眼而且已经很破旧的楼房居然也能够亮丽起来，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哈！

这幢教师办公楼的南面本来有一座比较破旧的“小剧场”，里面比较昏暗，舞台也比较残破。印象之中，大约在我来到这所学校第一年年末的时候，这处旧的“小剧场”被拆除了，在原址上修建起了一座比较新式的具有一定现代气氛的新型小剧场。可以肯定，它在我毕业之前就建成了，因为我记得，我的毕业证就是在这座新型“小剧场”里面领取的。

在小剧场的南侧面有一个更小的剧场，名字叫做“新空间”，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了，里面也经常演戏，似乎也很有现代派的气味。

“新空间”的东南侧，那里就是叫做“熊佛西楼”的别致的二层小楼。印象之中我入校之前它就存在，不过，在我入学之后，它也重新翻修过。重新粉饰装点之后，当然也古朴雅致，还不乏现代派的气氛。虽然这里是我向公安部门申请绝食之后被领导们“训话”的地方，但是，我恢复学业之后，新导师宋光祖和陈多两位教授也在这里指导过我的毕业论文，所以，我对这里的印象后来也就变得没有那么太糟糕了。

“熊佛西楼”的南边有一条小路，小路往西通往“实验剧场”和学院唯一的一所食堂。“实验剧场”是一处建筑上没有什么特色的比较陈旧的剧场，我觉得只有县级剧场的水平。三年的上戏生活，除了看了几场好戏之外，这座剧场似乎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但一提起食堂，我立刻就会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大约在还没有爆发“退学风波”的时候，当时赵骥老师好像刚刚担任研究生辅导员不久，一次，我去食堂就餐，刚刚买好饭菜准备找个地方坐下用餐，就觉得有一个有一定厚度的身影从我的身边一晃而过，随着那身影的一晃所带出的风声还飘过来一句话，大意是：“你吃这顿饭全靠菜汤子帮忙了啊！”原来，由于手头紧张得出奇，我不大敢花钱买好菜吃，所幸食堂里的菜汤是免费的，菜汤里面有时还可以捞出一些菜叶，所以，我常常象征性地买份便宜菜，然后多弄几碗菜汤充数。本来我就餐时的“风景”是不希望别人看到的，所以，赵骥这么一句话当时还弄得我有些尴尬。但我后来一想，天地间有几个人生来就喜欢害人呢？我相信，那时候的赵骥不仅没有想到要对我使绊子，恐怕还在准备帮助我更好地完成学业吧？否则，他何必要来关注我那羞涩的菜谱呢？

“熊佛西楼”南边的建筑是一家叫做“真锅”的咖啡屋，咖啡屋的东侧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华山路大门了。“真锅”咖啡屋可能用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地皮，但它并不隶属于上海戏剧学院。它仿佛是插入进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腹部，但我却觉得上戏的学生基本上对它的存在视而不见，仿佛就如同没有这个地方一样。当然，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虽然近在咫尺，但犹如远在天涯，因为我当时穷得要命，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进去品尝他们的咖啡。

“真锅”咖啡屋几乎和实验剧场成东西向平行，两者之间有一块空地，大约有三百个平方米吧。对于我来说，这块空地意义比较特殊，这里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歌台”。

虽然实验剧场里面的舞台几乎就在身边，但是，它和“真锅”咖啡屋一样也与我咫尺天涯，而只有“真锅”咖啡屋与实验剧场之间的那么一块空地才让我觉得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是真正属于我的“歌台”。咖啡屋里面是否热闹我不知道，我常常只是偶尔看见有个把服务生从台阶上穿过。实验剧场的门前也只是在有剧目上演的时候才人来人往，平日里很少看见人。所以，那块空地几乎成了我的个人小天地，尽管在清晨的时分偶尔也会有个把表演系的学生不太受欢迎地闯入我的那块小天地，叽里呱啦地练着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那块空地或者说是我的“歌台”与华山路有栏杆相隔，栏杆上或者稀疏或者稠密地缠绕着一些藤条似的花草。华山路的另一边就是似乎叫做“石库门”之类的里弄居民小区，相信那里的居民一定生活得很是惬意，但似乎那道实际上并不怎么高大的栏杆以及华山路旁的行道树把他们与我分离成为了两个世界。能够让我残留一丝印象的是，在周围现代派气息逼人的林立高楼之中，华山路的另一边，似乎还残留着略略涂抹在绿色行道树之间的灰色调与暗红色调交错的老上海的淡淡身影。我记得，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三年时间里，我就喜欢在这么一块相对安静的所在唱歌，有时候也练练声。我相信我的歌声没有干扰到任何人，因为，当我在我的那块空地“歌台”上唱起歌来的时候，世界仿佛就只剩下了我。

不过，如果说我那段时间里的唱歌和练声仍然是为了将来从事音乐职业的话，那会连我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实际上，也许正是在那样的时候，我才更加明确地体会到，我的歌唱，我的练声，我的对于音乐的无比热爱，这不仅仅在于我想要或者说是曾经想要从事音乐方面的职业，而更主要的是，我的歌唱是发自我心灵深处的歌唱，它远远地超越了某种外在的目的，它超越了一切的功利性的现实考虑，它其实就是我的生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它其实就是我的生命！

应当承认，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是美丽的，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小美女。当然，上海戏剧学院的风景还不仅仅在于它的校园，似乎更加美丽的还是住在其中的帅哥靓女们。当然喽！我对帅哥注意不多，究竟有多么帅哥我印象模糊了。我只是记得，上课前，或者放学后，在小小的但却玲珑别致的校园里面，你能够看见彩云一般的美女五彩缤纷地或者往教室里面冉冉地飘进去，或者从学生公寓里面轻盈地逸出来。

平时也有的，在寒冷的冬日阳光下面，在殷红如血的教学楼下面，在绿得有些让人晕眩的草坪上，在错杂的楼房之间，你经常可以看见上戏的美女们点缀其间。所以，有人甚至于觉得，实际上，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子里面基本上是不需要再去栽植什么花花草草的了。

不过，最令我留恋的却并不是这些，而且，我觉得最美丽的也不只是这些。

毕业几年之后，我有一次到上海办事，记得那是一个晚上，我无意中从上戏门口经过。本来实在是不想走进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在拽着我。而且，非常奇怪的是，仿佛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梅花的幽香。也许仅仅就是为着这种沁人心脾的幽香，乘着天黑，我溜了进去。可是，找遍了所有的楼前，搜遍了所有的角落，我都没有能够找寻到引导我溜进去的原因，我没有能够找到那飘逸着沁人心脾的幽香的梅花树。

直到最后，当我无奈并且无意之中来到了“真锅”与实验剧场之间的那块空地上的时候，我这才意识到，正是这里，正是这处我曾经的“歌台”在牵挂着我的心。

天哪！我怎么会忘记了呢？我怎么能够忘记呢？不，应当是我自己一直在企图把它忘记，是我自己一直都在企图忘记我那青春的梦想，于是，连累得这似真似梦的“歌台”也跟着遭了殃，否则我怎么会老半天都想不起它来呢？哦！我多少次企图忘记，企图从意识的最深层里把它忘记，然而，我终究还是无法忘记，我终究还是能够回想得起它来。

最容易忘记的地方实际上往往又是你最不能忘记的地方，我似乎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了。上海戏剧学院最令人难忘的实际上正是我的那一块小小的空地——我曾经的“歌台”啊！它应该也是我心中的“歌台”，灵魂中的，的“歌台”啊！

在那漫长的为了恢复学业而疲惫不堪的时候，尤其是在我被下达了“退学决定”的日子里，我确确实实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仿佛都已经不在自己的胸腔里面了。虽然上海戏剧学院的有些好心人还允许我暂时居住在上戏的学生公寓里面，虽然我还常常在校园子里面徘徊，但是，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不属于这个学校了，我实际上可以说又回到了我进入上海戏剧学院之前的状态，回到了在上海四处流浪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也时常在我的“歌台”上辗转徘徊，我是时常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那一块紧挨着华山路的空地，不知不觉地在我的“歌台”上徘徊的。不过，此时的我确实是很少歌唱，我只记得，在上海戏剧学院最艰难的那段日子，我只在我的“歌台”上唱过一首歌，那就是《一剪梅》。 

似乎我生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两首我最喜爱的旋律，我记得我在中小学的时候，最爱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心中的玫瑰》等歌曲，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最喜欢唱《北国之春》和《生命之星》，而在三年流浪期间和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期，我却越来越喜爱《一剪梅》：

真情像草原广阔，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亮你我。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掩没，

就在最冷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

北风啸啸，

天地一片苍茫。

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

只为伊人飘香。

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心间。

每当唱起这首歌曲，我都仿佛觉得漫天的风雪在我的身边飞舞，然而，我似乎已经没有了寒冷的感觉，恍惚之中，我就是那一剪在风雪的侵凌中绽放开来的梅花，在一片苍茫之中，我把萧萧的北风当做我的陪衬，我把飘舞的雪花看做我的装点，我终究不会被冷冷的冰雪所淹没，我终于能够迎来灿烂的阳光，我终于能将幽香长留人间。

是的，我想起来了，在我一度丢失了学业的时候，在我仿佛被人摘去了心脏的时候，在我人生最黯淡的时候，在我生命中的最寒冷的时候，我仍然还在歌唱，歌声就是我的灵魂，不屈的是我的歌魂，是我灵魂中的那一剪“冷冷冰雪不能掩没”且能“傲立雪中”的梅花。

呵呵！“只为伊人飘香”，我也知道为什么我会嗅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梅花的香味了。是的，我曾经在我的这处“歌台”上歌唱过梅花，歌唱过那傲雪的寒梅。我还记得在当时，树梢上的微风仿佛偷偷地告诉我，说我在戏剧学院校园里的歌唱会令某某种类的人物“伤心”，说什么鸟儿欢快的鸣叫就是毛虫们痛苦的哀歌，说什么南极的春天就是北极的寒冬，为了挽回我的学籍，我至少应该暂停歌唱。我实在是不理解这一切，我不明白我愉快的歌声为什么会奏响某些人灵魂深处悲哀的琴弦，难道为了不使长在污泥浊水中的毒草“伤心”，梅花就不该绽放她那灿烂的笑容了吗？难道为了不使躲藏在某个角落里的乌鸦“难过”，百灵鸟就得闭紧他那美妙动人的歌喉？难道为了慰籍只会在泥土里打洞的鼹鼠，雄鹰就不应展翅高飞了吗？难道只为惧怕黑夜的妒忌，太阳就不敢大放光明？所以，我没有停止我的歌声，哪怕只是暂停。在严寒的上海戏剧学院，在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日子里，我是多么地喜爱那首歌曲——《一剪梅》啊！正是这一剪梅花，无形的小花，灵魂中的花朵，给了我安慰，给了坚持下去的力量，给了我抗争到底的勇气。

看来，在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里，我不仅歌唱过梅花，在也许别人看来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我还无意之间种下了一剪梅花。可不是吗？如今，这小花不是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散发出馥郁的芬芳了吗？哦！我竟然在无意之间，在闻名遐迩的上海戏剧学院里，种下了一株最最美丽的梅花。现在，我虽然早已离开上戏多年，我的梅花却散发出越来越沁人心脾的幽香！

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此景，怎不“长留心间”！

 

以前就曾经听说，毕业典礼一结束，也就是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一拿到手，学生就算是已经毕业了，就已经不是学校的人了。果如其然，上海戏剧学院2004届学生毕业典礼刚刚结束，学校就张罗着要毕业生尽快地离开学校了。

由于我领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书之后仍然没有落实工作，没有地方去，而学校的公寓又不让住了，所以，我只好到外面临时租房子住。在即将毕业之时，我已经通过房产中介联系到了新住所，新住所是静安区新闸路上的一处亭子间小屋，距离上海戏剧学院大约2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每月的房租是450元。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我还是要经常去这所学院办事的，尤其是我的户口、档案都还挂靠在这所学校里，所以，距离近一些是有好处的。

对于没有落实工作的我来说，每个月450元的房租肯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以说，这是当时我的生活中最大的一笔开销了。不过，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毕业了，根据入学之初就曾经听说过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毕业分配去向非常好”的说法，我应当能够比较快地找到适当的工作的，所以，我还是接受了这样的房租。说白了，要想找到更便宜的住房也非常困难，每月450元租金的出租房也只是个亭子间，那么，再便宜一些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应当一想便知。在几位同学的帮助下，我搬到了那个亭子间，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待业和求职之旅。

居住环境真的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境，难怪许多人都愿意把自己的住房装修得光亮宜人，这大概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光亮宜人的住所能够使得自己的心境也“光亮”起来。可是，我那新闸路上的小屋却是非常地幽暗，室内四周是灰糊糊的一大片。仔细端详才可以发现，墙壁上的某几块角落里有一些灰暗的花纹壁纸的遗痕，据此我可以推断，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想必曾经是四壁生辉的新房。但现在，这一切就只具有考古学上的意义了，因为如果不仔细看，那些壁纸上的花纹，你会很容易地把它们当作灰尘。

房屋的主人似乎不肯花钱购买大一些的日光灯，只是在破损得几乎无法关上的窗口顶端安了一盏小日光灯，长度略微比学生用的直尺长一些。我当然更不会花钱来装饰这个我本来就不打算长住的亭子间的。其实，如果房东安的不是日光灯而是白炽灯，那样可能还会好一些，因为白炽灯发出的光虽然暗淡，但金黄色的光线还是能够给人一种比较暖和、柔和的感觉的，这与幽暗的小屋子里的氛围还算是协调的，而日光灯的情况则不同了，它虽然多多少少比白炽灯亮一些，但在那间暗淡的小屋子里，它实际上使得室内显得加倍地凄清。在由灰暗的墙壁所构成的空间里，那从细小的灯管里所发出来的柔弱的光，它给我的感觉甚至于已经不能用“凄清”二字来描述了，那本应是一种“凄惨”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境也越来越像我那灰暗而沉闷的小屋一样了，因为我发现，就业的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的时候那些困难还十分地令人费解。有时候，我无聊地躺在有些像垃圾堆似的床上，几乎都不情愿轻易挪动一下身子，我几乎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到底是我的暗淡的小屋暗淡了我的心情，还是我的暗淡的心情使得我的小屋更加暗淡凄惨。

我能够看得出来，那位曾经主持正义并且使我的学业得以恢复的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她的心底里是希望我留校的。不过，她有力气让我恢复学业，但是，到了我毕业求职的时候，情况显然是发生了变化了。阻力可能来自各个方面，甚至于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内心里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我的恩师们那里。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你想想，我被恢复了学业，那在我遭遇退学风波的时候都“快活死了”的阴险小人，他现在还能开心得起来吗？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没有把你的学籍搞掉，毕业求职的时候再让你难受！

记得在毕业论文刚刚完成之后，我跟上海文化部门的一家“集团军”似的机构——上海文广集团人事处联系过，听了我在电话里的一番自我介绍之后，有一位负责人要我到网上查看，好像是有任由我选择他们的下属部门的意思。我马上征询了我的一位患难中所遇到的恩人老师的意见，但她立即告诉我说：“好单位多着呢！”

我还觉得，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曾经有推荐我去上海京剧院的意思，当我也为此事而咨询我的那一位患难中所遇到的恩人的意见的时候，她仍然说：“好单位多的是。”于是，我就知道，她或许还是更希望我在戏剧学院工作，可是，问题是，它戏剧学院如果真肯要人的话，那还用等到我毕业之后吗？

在2004年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里，虽然没有落实工作，但我还不是非常地着急的。因为我想，我已经又被整得两三个月没有工作了，那邪恶的魔鬼应该满足了吧？希望我找到工作的人应当可以有所行动了吧？我于是再一次咨询了一下我的那位患难中遇到的恩人，以为她现在可以支持我放开手脚找工作了，没有想到她竟然说出：“不就才待业两三个月嘛！”

既然上海戏剧学院那么绝情，曾经一度让我学业无法进行下去，那么，我又何必要在那么一棵树上吊死呢？那是一棵虽然颇有可爱之处但又有些莫名其妙甚至于有时候还枝里巴杈地让人觉得很可怕的大树啊！

我的导师宋光祖此刻也比较着急，他准备把我推荐到上海艺术研究所。总的来看，导师在我求职的过程中虽然从未提起过上海戏剧学院，但是，他应当是希望我能够留在上海工作的。我的极度糟糕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地催促，催促我要尽快地找到工作，甚至于，即便是中小学都可以考虑，所以，应聘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事我就没有敢再咨询其他人了。

在上海艺术研究所里，有好几位前辈都是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的同学或者朋友，其中的高义龙研究员是我的毕业论文的评阅人，而沈鸿鑫研究员则是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所以，他们应当是比较了解我的，情况应当也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即便是高义龙等老师极力地推荐，我还是没有能够被接受。

记得在上海艺术研究所的招聘面试会上，有那么一个人就直接地问我：“假如有人让你去艺术院校教书你会怎么选择呢？”直觉告诉我，虽然表面上那人的话语中似乎让人觉得，觉得还有什么什么艺术学院可能对我感兴趣，但实质上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这显然只是他们最终拒绝我的一个借口。看看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就知道了，一直到数年之后的现在，也没有哪一家艺术院校的人请我去教书。所以，在上海艺术研究所招聘会上的那位先生的话语里面，显然有一些我至今都无法弄清楚的隐情。

我记得，当时他们还提出了另一个拒绝我的理由，说我去参加面试的时候没有带上自己的简历和资料。其实，在那次面试之前，我已经专程前往该研究所把一套很详细的资料送交给他们了，我以为他们都已经看过了。可惜，很显然，他们实际上没有看。要知道，失业状况下的我，要整出一套详细的资料也是颇不容易的，这样的投资我也是不能不节约的。

反正不管什么内情，结果都是一样，我不仅去不了与我的所学相关的艺术单位，甚至连吃饭的饭碗都没有找到。

记得在新闸路上的那个亭子间暂住期间，我还曾经跟北京电影学院人事处的李国才联系过，他很明确地说，他们北京电影学院需要人，当时好像是说，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带着表演系或者导演系的学生排演世界话剧名著的人。我当时真是太兴奋了，因为，这正是我非常渴望做的工作啊！我想，电影学院的学生虽然学的是电影，但是，他们应当拥有一定的话剧基础，如果我能够带着学生们排演话剧名著，这不仅有助于我把自己对于世界名著的独特理解传授给学生，也有利于自己从理论与实践这两个角度对戏剧艺术进行全方位认识，此所谓教学相长嘛！

我想，我不仅学习过音乐、文学、戏剧，我也还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所以，应当是很适合这样的工作的。所以，按照李国才的要求，我以最快的速度把我的求职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北京电影学院。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当我再一次地通过电话咨询他的时候，他却告诉我说：“恐怕不行了！”他告诉我的具体原因我不太记得了，不过，他向我说“拜拜”的最后几句话却十分地令人困惑。他的话是这么说的：“中国不就那么几所戏剧学院吗？中国不就那么几位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导师吗？每年不就那么几个戏剧博士毕业生吗？谁不知道谁呀？”我于是也就知道，北京电影学院之所以不接纳我，这里面显然还有些非同寻常的原因。

求职的路上，布满了重重的迷雾，这常常弄得我心思很乱，弄得我满腹是心事。我写过一首名叫《心事如泉》的小诗，记得这首小诗还曾经发表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刊，也许这首小诗比较能够表达我当时的那种状态。

◇心◇事◇如◇泉

当我静静地

躺在床上，

心事象山泉一样

汩汩地流淌。

从我滚烫的额头

流过了枕边，

又从枕边

洒落到地上。

浸湿了沉默的沙发，

漫过了灰色的窗，

直把我暗淡的小屋

变成了一片

苦闷的汪洋。

 

像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之前一样，在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我又一次地在上海街头流浪了起来。一次次地求职，一次次地失望，满怀着为祖国的戏剧文化事业做贡献的热情，却只能一次次地踟蹰在上海街头。面对着如此困顿的局面，我虽仍然愚昧如同书呆子，但掐指一算，此时也似隐似现地预测到，如果有人在某种关键所在设了卡的话，我再怎么拼命，找到理想工作的可能也几乎是等于零。

无奈之余，也许是为了消磨掉本来应当倍加珍惜的时间，我开始出入网吧。我也知道，上网吧的消费并不是失业之中的我可以长期承受的，因为即使是比较便宜的网吧，费用一般也要在每小时两三元左右，如果一天上它四五个小时的话，那就是10块钱，这就超过了我一天的伙食费了。为了省钱，我更换了好几个网吧。最后，在热情好客的邻居的指点下，我找到了与我的租借屋相隔几条街的一家网吧，还记得他们的价格应该是上午每小时1元钱，下午每小时2元，总之是相对地便宜了一些。

在那段沉迷于网吧的期间，我浏览了大量的网络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算是一种收获吧。例如，我以前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上对于“恐怖片”的欣赏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网络文化体系里面的“恐怖片”已然成为了一大热门种类了。

然而，几乎每一次晚上从网吧回来，我心里都有着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有着一种深深的不安，我这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啊！这些大好的时光，本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都应当像珍惜黄金一般地珍惜的，但是现在，我却觉得这美好的时光只是一种累赘，我不得不像扔垃圾一般地把它们扔在网吧里。假如永远找不到工作，那么，我是不是要永远地泡在网吧里面呢？不，我不能就这样下去，我必须做点什么，我必须尽可能地抢回一些我失去了的时间。

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不适合搞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需要心静，而且还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我在那种经济上极端拮据而且心情又经常不怎么好的情况下，当然不大适合写论文，所以，我开始酝酿着搞创作，开始酝酿着编写剧本。确实，创作剧本，这是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比较容易操作，其关键是在于构思，只要大的构思好，基本问题就算是解决了，而构思则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这多少使得我产生了一些可以“空手套白狼”的感觉。我知道，哪怕是似乎“悠闲”地走在马路上，哪怕是似乎“无聊”地躺在床铺上，我都可以进行我的创作构思，不需要翻箱倒柜地查什么资料。何况，网吧里面观看的影片也将会因此而具有了某种价值，至少，它们能够启发我的某些想象，可以启发我的艺术构思，因此，我的已经一度被当成了废品而到处乱扔的时间也就有了“废品再利用”的可能。

剧本创编计划开始的时候，我的内心颇有些忐忑不安，构思了大约两三个月也没敢动笔。直到2004年10月份我的第一个剧本《腥红的嘴唇》初稿问世，我的心里才算是有了底。看来，对于我来说，戏剧剧本的创作并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就为着这第一部剧本，我还应当感谢新闸路上的那个暗淡的亭子间呢！这主要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不管它多么地“凄清”、“凄惨”，毕竟，它是我第一个剧本诞生时的摇篮。

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我开始对自己接受了月租金450元的房子深感后悔，所以，我筹划着寻找更加低廉的出租屋。一开始的时候，我骑着我的那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四处瞎撞，希望凭借自己的运气寻“撞”到更便宜的出租屋，为的是能够省去中介费，但这却并不成功，高价房子很容易打听到，低价房子却是踏破铁鞋也难寻觅。

正在这个时候，我与以前上海水产大学的同事孙伟取得了联系，记得好像就是询问了一下可不可暂时在他那里住上一阵子，他当时居住在上海水产大学的教师集体公寓，也许他的房间里还有空着的床铺。记不清当时孙伟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回绝的了，反正我的想法显然是没有获得首肯。不过，孙伟介绍我到郊区的某个地方居住，他说那里房子很便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孙伟所介绍的地方就是上海松江区的九里亭镇的某个区域。孙伟还说，他有个跟他关系很好的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在那一带工作，那个毕业生与他的姐姐在那里合开了一家饭店，说我还可以去帮帮忙赚点生活费。

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来准备先过去看看再说的，但后来没有先去查看，就带着一大堆破衣被破箱子，冒冒失失地直接从新闸路上的亭子间搬过去了，可能确实是有一种饥不择食的感觉吧？我记得当时几乎是随便地叫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位同事给我留下的地址而去。那个地址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总之距离市中心区域相当远，我记得出租车的单程费用就花去了八九十元，这是我有生以来在一次打的中所花去的最高费用。

到达那里一看，原来是一处相对孤立的新开发的袖珍城镇，周围则是大片大片的旷野。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和他的姐姐开的饭店也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比较像样子的那种，而是一个以招待过路的贩夫村民为主的小饭店，说白了，可能稍微比流动性的饮食摊子要好那么一点点。

我还记得，当我从出租车上下来并且把破衣服破箱子随便丢在马路上的时候，我仍然没有看见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前来接应，也没有找到他的店铺。因为我已经在出租车上转了几个圈了，还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所以只好就这么下车，否则打的的费用还会更高，出租车的汽油不是可以白消耗的。收了我的车费之后，出租车司机转动方向盘扬长而去，而我焦急等待的人还没有联系上，所以，当时的我已经觉得有些绝望了，已经有了一些上当受骗的感觉了。旧的落脚点已经没有了，新的落脚点还没有找到，我已经开始打起把破烂行李扔掉再折回到市区住地下室旅馆的算盘了，因为我觉得，即使是在这里找到便宜的住房也是非常麻烦的，因为我要找的工作不大可能就在这附近，何况，哪怕是从这里去一趟人才市场，那也是要转不少次公交车的，也是要花费不少的路费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却来了。我想，既然我如此“兴师动众”地来了，还是先住下再说吧！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陪我一道找到了一间房子，一个月200元，房子当然还算过得去，在市区同样的房子大约需要800元。

不过，正如我考虑过的一样，尽管这里房租低廉，然而却不适合我，因为我必须找工作，必须到处跑，节省了房钱，却要浪费掉车钱，结果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我记得我仅仅是在那里居住了十几天就不得不搬回市区了。虽然只居住了半个月不到，但是，根据事先的约定，那已经交出的一个月的房钱当然是要不回来了，也不好意思再向房东要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原上海水产大学的同事会给我出了个那么样的主意，因为那主意实在是有些馊，不论他的本意如何，也不论那是不是他的本意，至少在客观上，那主意等于把我往火坑里面再推了一把。我后来想，也许我的那位同事他不是特意的，不是特意要介绍我去松江九里亭那个茅草棚似的“饭店”打工的，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结果我居然信以为真了。不过，他理应是知道我的极端困难的状况的，我记得好像是在摆地摊子期间，他还很慷慨地借了我500元钱，这慷慨是我不曾预料到的。我有时候甚至于觉得，他可能是带着上海水产大学某某领导的任务在跟我交往的。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期间，他又借了我一百元钱，这一切都使得我对他很是感激，这感激甚至于延伸到了我揣摩中的我的这位旧日同事的幕后主使人——某某上海水产大学领导的身上。我正准备博士毕业后有了工作就把钱还给他，不仅要尽快地还他，还要好好地请他酒店里面“切磋”一顿，没有想到他的一句话却让我兵败松江，在松江九里亭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直接的经济损失就已经超过了从他那里得到的所有借款。

听说善良的人有时候脑子会不够清楚，因为他们总是习惯于一厢情愿地从好的一面设想别人，误以为别人也是善良的，甚至于会理所当然地误以为整个世界都是善良的。也许，我当时应当清晰地考虑到，既然上海水产大学告诉我只有辞职才可以报名考学深造，这实际上确实就是把我给逼出来了，那么，他们会很开心地看到我找到一家合适的单位吗？他们会乐意看到我在诸如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单位里干出一番成就，甚至于称为著名的教授著名的导演之类的人物吗？何况，人家都已经一脚把你给踢出门去了，你居然还想要回到人家的教工宿舍住一阵子，尽管你本人声称自己只是为了就合着省点房租费，但别人知道了的话会怎么看待这么个问题这么种现象？还有，即便是原本上海水产大学有好心关注我的人，那种好心关注又能多么强烈呢？为了维护他们逼迫我辞职的“正确”决议，那种好心关注即便是真的存在，又能持续多久呢？

说真的，当我退掉九里亭的出租屋，当我拖着破破烂烂的行李返回市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脑子一下子真的清楚了许多，我真的想到，“但愿这是上海水产大学对于我的最后的一击了！”然而，现在，我又开始觉得，我的现实生活似乎总是被蒙着一层层的面纱，所以，谁又能说得那么准呢？可别错怪了自己的好朋友好哥们啊！

我是通过一家房产出租中介找到新的住处的，新住处位于静安区的镇宁路上，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上海戏剧学院，所以，至少去上海戏剧学院食堂就餐比较方便了。

正如我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样，想找低价房子，很难，往往不得不找中介帮忙。记得那天，我本来是要去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处办理什么事情的，其间路过镇宁路，也就顺路打听了一下有没有便宜的出租房。在镇宁路上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前，我不大有信心地踟蹰了一小会，但最终还是走进去了，一问，居然还真的有一处月租350的出租房。房子就在不远处，我过去一看，原来那其实并不应该被称作房子，那实际上是临时搭建的棚子，进出都很不方便。但是，我想我几乎不大可能找到更加便宜的房子了，尤其是在上海最繁华的静安寺附近，所以，我也就没有敢怎么跟他们砍价，中介最初的要价是500，我砍到350就不敢再砍了，就立刻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我从松江九里亭搬回了市区。

住进去以后我才发现，棚子里的墙壁是一层薄薄的水泥板之类的东西，所以，坐在床上靠着墙壁上写东西的时候，我都不大敢用力朝后仰，生怕把墙壁给靠倒了。里面的空调器就架在这样薄的墙壁上，但记不得当时它是坏了还是由于我压根儿就没有打算使用它，我一直没有使用那个空调器。而且，那台空调器向墙壁外侧严重地倾斜，以至于墙壁处露出了一道狭长的缝隙，不仅冬天的风可以灌进来，有的时候，甚至于屋外的雨水都可以飘落进来。

我在这样的一间“房子”里渡过了半年左右的时光，但我觉得，我应当感谢我的这间租来的小“房子”，这是因为，在这间屋子里面，我陆续地写出了我的第二个剧本《情敌》、第三个剧本《荒山冷月》、第四个剧本《未来号列车》和第五个剧本《熟识的陌生人》以及一部短剧《突击检查》。

我没有在失业的困境中把时间完全白白地浪费掉，此一点乃是我所感受到的最大的安慰！

 

陈多教授在酒桌子上劝我要“和谐”的时候，我虽然似乎未曾大动声色，但是，我的心中却一直惦记着恩师的这一好心劝导。大约是在2005年初春的三月份，我又一次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教授取得了联系。

其时，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又已经失业流浪了大半年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虽然我已经很清楚，我的遭遇不会是偶然的，但是，至于到底是来自什么方向的力量导致我的生活总是非常坎坷，我当时仍然觉得难以确定，或者，准确地说，我常常摇摆不定，时而觉得寒流来自沈阳、时而觉得寒流应当来自北京，时而还觉得寒流来自……

当时，尽管我觉得寒流来自北京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然而，直觉似乎一直又在告诉我，北京的教授似乎是不大可能有那么硬的心肠的。因此，在2005年的初春时节，我之所以又一次地与吴天球教授联系上了，那主要还是希望通过他再一次地了解一下过去发生过的情况。如果事情确实与我当年在北京求学声乐有关，或许他还能够帮忙斡旋一下呢！

当时我真的比较相信，相信我当年在北京与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的相识是吴天球教授安排的结果，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吴天球老师的介绍下，那个时候的某个日子，我一大清早就跑到一家书店的门口等待开门购书，而就是在此次等待开门购书的过程中，我偶遇了张一波教授。我也想到，假如吴天球教授早就与张一波教授相识了的话，那么，他或许能够帮忙消除张一波对于我的不快，假如这种不快确实非常强烈的话。所以，我在给吴天球教授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我的怀疑，同时也表达了，假如果真如此的话，我还希望他帮忙跟张一波教授说说好话，希望张一波教授能够原谅我，原谅我这么个乡下长大的小瘪三可能做出来的不懂事行为。

我的第一份邮件是2005年3月12日发出去的，信中向吴天球教授介绍了一些当年在北京跟他学习的情况，以及我后来无法继续学习，也不敢报考北京高校的原由。信中当然要把自己骂上一顿，同时也解释了一下当时我为什么不敢完全相信张一波的原因，毕竟是萍水相逢啊！最后，我表达出希望他能够斡旋一下我与张一波教授之间的关系的愿望。

次日，觉得话说的似乎还不够，所以，我又发给吴天球教授一份电子邮件，我把话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一些，现在不妨就把邮件的全文呈现在这里吧：

吴老师您好：

不知昨日发给您的信件您收到没有。

如果您认识辽宁省委党校的张一波教授的话，请您一定帮我说句好话！

不过，想来想去，我必须首先向您道歉，因为当初他向我要您的电话的时候，我应当立即征询一下您的意见的，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当时昏了头，以为他对于我的身份以及来北京的目的存在怀疑，以为他只是想证实一下我的身份，证实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是来北京学习声乐的，所以就把您的电话给了他。次日我再想把此事告诉您时发现您已经有些不高兴了，是不是这样？！——结果我觉得张教授可能说了一些令您不快的话，所以，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就不知好歹地在张教授面前说了一些音乐学习对于我高于一切的话……可能当时也没有注意到说话的语气轻重。我印象中张教授就是从那时开始对我不满意的，我一直都很后悔自己的无知和冒失。

不过，一个学生夹在两位重要的老师中间确实也是很为难的！！！何况我又不是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见多识广的那种人，不善于应酬，所以……

无论如何，我对我的罪过深感忏悔，希望这十几年的岁月能够消平张教授对我的不快，希望这些时光能够消磨掉我可能给您带来的不快。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有时在父母兄弟面前也常常说错话。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好多次刚刚在老师面前说过什么话，一回宿舍我就后悔了，发觉自己说得不恰当，但是，我保证我的本意是好的。

我想，我现在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麻烦，很可能仍然是我十几年前在北京犯下的罪过的延续！我祈求他能够原谅我，我现在早已经是债台高筑，我已经失业7年了 ，好多次婚姻的机会也都破灭了，很长时间以来，我的生活过得跟叫花子差不了多少，失业后我甚至于不得不摆地摊贩卖鱼虾水果，我不知道我的未来的道路在哪里？请求他放过我吧！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又不得不从事摆地摊沿街叫卖的生活了！！！

我十分留恋我在北京跟您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我永远留恋在北京和张教授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谢谢您！

祝吴教授全家快乐，万事如意！

祝张教授身体康健，吉祥幸福！ 

吴天球教授于2005年3月17日给我回了信，当时他正在医院看眼病，患病之中抽时间来回答我的啰嗦，我颇感愧疚，但更多的还是感激。信件全文如下： 

钱久元：

你好！我是从医院请假回家的，见你的来信很高兴！立即回信。

你所说的所谓张一波教授，我毫不认识，从没联系。你所讲与他的一切联系，我一头雾水，毫不知情！就这样简单。

我眼视力低下，还在康复中，不能多看电脑。我祝你早日找到工作。早日完婚，不能挑漂亮的，人好，对你好，能愿意和你艰苦奋斗就很好，对吗？

祝

好！

              吴天球

吴天球教授回信说他根本就不认识张一波教授，不认识就不认识吧，反正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到了。我现在要谈的是吴天球对我婚姻大事的关心，因为这确实令我十分地感动。在我给吴天球老师发上述电子邮件之前，在一次电话联系中，他就已经提出要给我介绍对象，可是，由于当时我已经隐约地感觉到，我这么多年以来的遭遇也很有可能与我的此类个人之事有关，所以，对于别人的介绍，尤其是对于我觉得可能涉及到高级官员之家的婚事介绍，我非常地害怕，我记得当时我几乎是本能地跟吴天球教授说：“我已经初步地有了个女朋友了……”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女朋友，谎称自己有女朋友，这完全是本能式的反应，我甚至于随后还进一步地谎称我的女朋友长得很丑，这同样也是出于某种本能式的反应。

可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后悔我当初的那种本能式的拒绝了，也许，吴天球教授，这位外表有时颇严厉但内心实际上却很善良的前辈，他很可能是根据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意识到到我当时最主要的还不是找工作，或者说是根据某种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某种“时刻表”还不可能找到工作，而是应该先找个不能太漂亮的对象更加实际和现实，这完全是在为我考虑啊！不仅是在为我考虑，他还考虑得如此地周到！

是的，我越来越不相信吴天球教授的心肠会是那么地硬，我也越来越不相信我真地曾经令吴天球教授那么地不高兴我。是的，即使我这辈子永远孤单一人，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声乐老师吴天球教授的那份深情厚意。

我渴望工作，我渴望有个安稳的家，我渴望尽快地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所以，我当时也就萌生了一种求饶的渴望。实际上，我跟中央音乐学院吴天球教授的联系也就是一种求饶，但由于似乎没有得到比较明确的答复或者暗示，我想，也许我做得还不够吧，于是，我又准备比较正式地通过上海音乐学院的常留柱老师来求饶。因为我可以比较方便地与常留柱教授当面谈，所以说比较“正式”，尽管连求饶的对方到底是谁我依然是搞不十分清楚。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我骑着那辆已经把我的裤脚扯破了许多回的破自行车，再一次地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教授的家。那时，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他的课了，不过，此次的到来却并不是为了听课，而是另有原因。我心情沉重地向他老人家汇报了我的“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然后，如果不是怆然泪下，那也一定是神色黯然地向他表达了如下的意思：

我今年已经三十八九了，如果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不慎说错了什么话，或者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一定都是自己无意之中的所为，请有关人士、前辈原谅。

其实，我是不是无意之中对于别人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呢？这个问题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一向与人为善的我平时是很注意不去伤害别人的感情的。我也希望有关人士能够直接地告诉我，如果对于我有什么不快，完全可以直接地告诉我。假如确实是我的不对，那么，即使别人不来惩罚我，我自己也会给自己一个相应的惩罚的。我已经被整了很多年了，我到底犯了多么大的错误需要被折磨这么久呢？如果贵人们高抬贵手，放我过去，从今以后不再设置绊子整我，过去的事情我将永远忘记，这也就是说，我过去所遭受的折磨，包括我的三年流浪以及在上海戏剧学院遭遇到的退学处理，这一切都是我活该受的罪，我将不再怪罪任何人。而如果有人还是不满意的话，那他们要杀要剐随便他们来吧！我想我除了在伤口流血的时候勉勉强强喊上几声‘疼’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不乘机呼喊几声的话，弄迟了恐怕连叫‘疼’的机会都没有了！

实际上，如果当时恶魔就此住手的话，我不仅不会像现在一样地写自己的这些经历，不仅不情愿去揭自己数十年以来的一处处的伤疤，而且，我很可能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谁一直在背后整我，尤其是搞不清楚那埋藏最深的魔鬼到底是谁。尽管我不断地对此有所推测，而且，我想我的推测也不无道理，但是，毕竟我只能做一些推测。所以，魔鬼倘如当时就开恩饶命，我也只能感谢他，其原因就是这么简单，我几乎无法搞清楚黑手到底从何处伸来，我想我也不太愿意再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挖掘魔鬼的深坟，等待着我的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啊！在当时，我多么想静下心来从事我的“乐剧”理论的研究啊！我多么渴望马上就能够为祖国的戏剧舞台奉献一份热诚啊！然而，即便是这种几乎被诚挚的热泪打湿了的恳请，或者说是求饶，它也依然被冷酷地驳回。

隔了几日，我再一次跟常留柱老师联系的时候，当然好像聊的是题外话，好像是不相干的其它东西，关键的话是冷不丁地或者说是不经意地说出来的。就像爬山的时候不经意地看见一道泉水从身边溜过一样，常留柱老师就是这么不经意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要死了以后才会罢手的……”

常留柱老师说的确实就是张一波教授吗？虽然当时我确实更多地怀疑张一波教授，但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我猛然一听到“他要死了以后才会罢手的”这么一句话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张一波教授不再那么值得我怀疑了。是啊，我再一次地问了问自己，张一波教授真的有那么邪恶吗？他真的那么恨我吗？我真的值得他那样地仇恨吗？

 

搬到上海戏剧学院附近以后，我常常去上海戏剧学院食堂吃饭，所以也就经常能够看见母校的老师们。当时，我的状况已经是非常困窘了。

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第一学年的辅导员名叫张璟，她非常关心我的处境。有一天在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遇到她，她问我说：“你的户口、档案在哪里？”我告诉她都在戏剧学院挂靠着，她于是要我去我的户口和档案所在地寻求就业帮助。

张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要我找戏剧学院把我留下来？开始的时候我不敢多想这个问题，我有些执拗地把张老师的意思理解为寻求户籍所在的街道的帮助。以前，从上海水产大学出来之后我也曾经寻求过类似的帮助但不成功，也许他们认定了我是自己“自愿”辞职，所以不肯帮助吧？然而，现在，我的身份是一名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情况应当会有所不同了吧？

挂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户口理应属于静安区的某个街道。上海戏剧学院所属的那个街道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也许就叫做“静安寺街道”吧，不过，那个街道服务中心所处的位置我还是记得很牢的，因为它的旁边不远处就是老上海的藏龙卧虎之地——“百乐门”，那可是经常出现在电视连续剧中的地方啊！

开始的时候，街道服务中心的人很同情我，当我介绍了我的情况之后，他们是答应帮助我的。我告诉接待我的一位女士说：“我只需要能够暂时糊口，把我的住宿和吃饭的费用解决了就行了。”我记得她还问过我愿不愿意做临时工，例如做地铁或者某单位的保安，我说都可以。我并且告诉她说，虽然不准备一辈子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愿意半年或者一年签订一次合同。这也就是说，即使我又联系到了更加合适的单位，我也不会马上走人以至于影响了正在做的工作的，做人做事要先替别人着想啊！但是，过了几天，当我满怀着希望再去探听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那位女士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她的话语虽然绕来绕去，但意思还是明确的，那就是说我的身份竟然是一个博士，而且，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博士，所以，保安之类的工作就不怎么合适我了。那什么工作才合适呢？对于这个问题却没有下文了。看来，她一定又去咨询了与我有关的什么单位的什么人了，其结果就是我不仅无法找到与我的专业相关的工作，我连个临时性的饭碗也没有找到。

我记得，我把求助户籍、档案所在街道的结果告诉了张璟老师，张老师听了之后，依然还是要我寻求户口、档案所在地的帮助。这一回，我想，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处是我的户口和档案最直接的挂靠地，她一再要我去找的地方，也许就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处。于是，我就直接前往学生处问询。

对待我的失业，学生处有关负责人总是笑嘻嘻地说要提供帮助，但是，却并没有见到什么实际的效果。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我是去了一趟不成，张璟老师就鼓励我再去；再去一趟又不成，张璟老师就鼓励我再去，再去。

我还记得，有一次学生处的人说，户口和档案实际上不在他们那里，而是在研究生部。这一下我就更加犯难了，因为，如果让我到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部寻求帮助的话，那种感觉简直就像吃苦药一样难，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哪怕只是在研究生部的门口站立一分钟。但是，张璟老师的热心建议我又不好不听，所以，我也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了研究生部。当然，也还是一趟不成，张璟老师就鼓励我再去，再去，再去！可惜，我记得当时的研究生辅导员赵骥不仅没有说过任何要帮助我的话，他的话反而说得我更加沮丧：“……两年之内找不到工作，我们会将把你的户口和档案打回原籍……”

张璟老师当时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人事处副处长了，我也因此忽然想到，她不断地鼓励我找学生处和研究生部，这也许是她想要我给上海戏剧学院写份求职信吧？我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张璟老师确实是希望我能够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这个问题虽然她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但是，我确实觉得她很关心我的困境，很希望帮助我。不过，由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期间出了那么多怪事情，我对于留在上海戏剧学院早已不敢抱有希望，所以，虽然我当时几乎给中国所有的与我的专业有关的单位写了求职信，但印象之中，我似乎唯独没有给上海戏剧学院写过。现在，张璟老师一再要我去上海戏剧学院负责管理我的户口和档案的部门寻求帮助，这有没有要我在母校求职的意图呢？要知道，当时让我开这个口也是很难为情的，但是，我想，如果张璟老师确实有这样的意图，我也不能辜负她几年以来对于我的关心和期望，我至少应当向这所戏剧院校提出我的求职申请，而这所学校的决策者们是否同意，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于是，我拿着求职信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人事处，但是，有关人员却告诉我，说他们要的是拥有副教授职称的人，而我没有这个职称。也许是我的感觉有所失误，对张璟老师的帮助产生了某种误解，不过，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张璟老师是希望帮助我的，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的。

确实，不少老师希望帮助我，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也许是他们并不知道邪恶势力是有着很强的力量的。

其实，不仅是张璟老师，甚至于当时上海戏剧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张仲年也帮不了我。在寻求应聘上海戏剧学院碰壁之后，有一次，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遇见他，当问到我的困窘的境况的时候，他也表示很同情，他还说：“总不能不给个吃饭的饭碗吧！”于是，他介绍我去找上海戏剧学院戏曲舞蹈分院的一位李姓处长，看看他能不能给我安排个临时工作什么的，暂时解决一下温饱问题。于是，我火急火燎地赶到了上海市莲花路211号，这里就是原上海戏曲学校的校址，这所学校和其它的几所学校一起，刚刚合并到上海戏剧学院并且组建成立了戏曲舞蹈分院。

戏曲舞蹈分院的李处长应当也是一位分管教务的领导，我告诉他，只要能够糊口，我什么活都愿意干，我愿意参加教学工作，而如果贵院对我的教学能力不信任的话，我甚至于愿意做他们的清洁工。首先要能够“存在”，然后才有可能发展，从上海水产大学出来之后，我又一次地深刻领略到法国大哲学家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精髓。然而，我的要求是如此之低，同时还有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的推荐，但我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哪怕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

我记得我在极其困顿之中，曾经把一线希望寄托在进入上海的区级文化馆上，我几乎是同时向静安区文化馆和宝山区文化馆提出了求职申请的。

静安区文化馆完全是我自己找上门的，我记得，他们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好像姓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面谈和交流，他们是倾向于要我的，不过，听说他们把招聘我的请求向他们的上级汇报之时，上海文化系统招聘人才的统一考试时间已经结束了，我错过了这种考试。那么，静安区文化馆的王馆长以及其他的几位负责人，他们为什么仍然要提交用人的申请呢？很显然，他们是不会不知道他们的统一考试已经结束了的，他们显然确实希望招聘我。我记得王馆长曾经跟我说：“或许博士不必经过那样的考试。”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同样的，我被他们的上级机关给否决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跟王馆长联络的时候，带着遗憾的神情，她把那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了我之后，她似乎还不怎么甘心地说：“你等半年再来应聘如何？那时你就可以参加下一次的统一考试了。”唉！我当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区级文化馆已经是很大众化的文化单位了，从某一种角度来看，一个博士去这样的单位，或许多少是有些大材小用。不过，我个人是希望在这样的单位干出一番事业的，我并不嫌弃工作层面的通俗性，我需要有一个基本性的文化平台，我要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的求职申请是经过认真考虑的。现在，我的这种要求并不高的求职申请依然被拒绝了，这说明他们的决策者就是不想要人。既然他们不想要人，等待半年之后，他们仍然可以找到其它的理由来拒绝你。上海静安区文化馆领导的领导们为什么要拒绝我，我知道得并不多，但也许，我在宝山区文化馆求职时候的遭遇可以提供一些参照。

上海宝山区文化馆是我的一位亲戚帮我推荐的，我的一位远房表姐在宝山区工作，她好像认识宝山区文化局的领导，而且，她觉得我完全符合应聘条件。宝山区文化馆的一位负责招聘的人士好像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也告诉我说，上级要他招聘一位“名校毕业的高学历的毕业生”，说我完全符合他们的条件。他甚至于都跟我谈到了每月4万元年薪的问题了。然而，我不仅符合他们的条件，还有亲戚的推荐，但最终仍然被拒之门外。

我记得当时宝山区沪剧院的院长也参加了面试，他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是我的校友了，上海戏剧学院令人尊敬的陆军教授好像跟他的关系还很好，而且，当着我表姐的面，他要我向陆军教授学习。

我当然应当学习陆军教授（参见本回图1），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尝试着剧本创作，而陆军教授是职业剧作家，很有名气，我与他关系也一直很好，我早就准备向他讨教了。但是，那位沪剧院的院长要我学习的却不是剧本创作。那究竟是什么呢？于是，在我疑惑的目光中，他向我讲述了一番陆军教授的从艺经历，说陆军教授以前是在一个区县的文化部门工作，经过了种种曲折，他最后才一步一步地跨进了伟大而著名的上海戏剧学院，并且成了上海戏剧学院剧本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顶梁柱之一。我想，这话说得对啊，我如果进入了宝山区文化馆，这不是和当年的陆军教授差不多了吗？这不就等于是在踩着陆军教授走过的脚印前进吗？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在旁人看来，这位沪剧院院长的话本来似乎应当包含有准备同意接收我的意思的，但骨子里却是一种拒绝。那么，我的那位校友沪剧院长到底要我向陆军教授学习什么呢？他到底要我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他始终没有跟我说清楚。我当时真的是觉得，也许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他要我向陆军教授学习什么。我也知道，我与陆军教授的关系不仅原本就不错，在我的专业学习中陆教授也帮过很大的忙，他不仅指导过我的剧本创作，还替我向有关杂志推荐发表了好多篇学术论文。但是，如果让我直接去向陆军教授咨询以解开有关谜团，那估计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后来，我把我应聘上海区级文化馆的遭遇与张仲年副院长、张璟老师的帮助结合起来看，才觉出其中似有似无的某些玄机：也许上海戏剧学院确实有人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而且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人还不仅仅只是张璟处长和张仲年院长；也许这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人还不仅仅只是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而是似乎希望我只能留在上海戏剧学院。可惜，他们似乎最终都只能是爱莫能助。

假如我的感觉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有所“希望”的人；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我又是非常地反感这种事实上不可能的“希望”的。

……

 

我当然不会把求职的范围局限在上海、北京等地，我的求职地域范围是很广的，但我特别想进有戏剧类专业的院校，这个目标我坚持得比较持久，但到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达到。例如，位于本人家乡合肥的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我就跟它联系得比较多，也付出过不小的努力。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当时的院长叫做刘继潮，他也还算得上是我的老师呢！我当初在安徽省教育学院艺术系学习的时候，他是艺术系的副主任。但是，他说死说活也不肯接受我。现在，我一听人说到安徽大学的艺术学院，我就能够一下子回想起刘继潮院长当时告诉我的话：“你到其它单位看看，他们应当会欢迎你的……”

我在向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求职的过程中，还有一位比较了解我的专业专长的亲戚金老师给我作推荐。我的这位亲戚也在安徽大学工作，是这所大学的一位处级领导。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不要人。也就是说，不论从什么角度，他们是横下一条心，就是不肯要我这个人了。

听说在我向安徽大学求职的当时，那位刘继潮先生好像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但是，学院很快就把他返聘了回来，继续坚守艺术学院院长的岗位。在向这位艺术学院院长请求赐予一只饭碗的过程之中，虽然我觉得他好像还想长期在院长的位置上干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在其它单位刚刚落实了工作，就听说他又不做那个院长了，退下来了。真是具有戏剧性，我有时候甚至于觉得，仿佛他当那个安徽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拒绝一个姓钱名久元的人，就是为了要拒绝一个为了找工作而搞得焦头烂额的戏剧戏曲学博士似的。

刘继潮先生的继任者听说姓陈（音），这里不妨就称呼其为陈老师吧。我想，即使我求职的时候不是刘继潮担任艺术学院的院长，我仍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还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曾经听到我的那位亲戚所表示过的困惑：“别的学校都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毕业生尽快找到出路，找到好工作，怎么你们的戏剧学院和别的学校如此地不同啊！”但是，当我问她上海戏剧学院到底有什么不同于其它学校的时候，也就是想知道在推荐我的过程中，她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有关我的信息，她又告诉我说没有。所以，在合肥学院落实工作之后，我很快便拜访了她。我之所以来急切地拜访她，就是想要通过她知道一些情况，了解一下在我近一年的毕业即失业状态之中，上海戏剧学院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但她没有说得太多，主要是告诉我说，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的刘继潮院长和副院长陈老师她都很熟悉，陈老师前往上海音乐学院招聘人才的时候，也顺便地去了上海戏剧学院，但是，陈老师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没有跟有关老师或者工作人员说多少话。我问她陈老师找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什么部门，她说不太清楚。我又问她是谁接待陈老师的，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她说也没有谈多少，因为太晚了，天色昏暗，甚至于上海戏剧学院接待者的面孔都没有能够看清楚。朋友们瞧瞧，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招聘博士就是这么个招聘法，不仅是顺便地去招聘一下，而且还要去得很晚，也没有说什么话，甚至于连接待者的面孔都没有看清楚就打道回府了，真够浪漫的。

假如当初安徽大学的艺术学院要我的话，此后的我应当不会着急地想换单位，因为，虽然这所学院的戏剧专业并不著名，但这里毕竟有个与我的所学基本吻合的专业。何况，我有信心让不著名变得著名！所以，假如其它的情况都比较适宜的话，我是有可能比较安心地在安徽大学的那所艺术学院里工作下去的。

我当时确实是使劲了浑身解数，到处谋职，包括申请进高校博士后工作站。我知道，进博士后工作站也算是一种求职，因为按照政策，进入高校博士后工作站的人员享受与高校教师同等的待遇。我就曾经十分渴望进入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后工作站。

大约是在2005年3、4月间，我得到消息说，中央戏剧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准备招收人员。对于我这个已经好久没有工作机会的失业者来说，这当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何况，专业上绝对对口。

我跟这所学校联系了以后，还与这所学校的科研处张殷老师面谈过。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还没有博士后工作站，想必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后工作站也是刚刚起步的，或者说是刚刚起步不久的。我在电话联络和面谈之中能比较清楚地感受到，张殷老师还是很希望招收到比较正规的戏剧类院校博士毕业生的。

前面曾经提到的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大门口处的“真锅”咖啡屋，读书期间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毕业之后终于进去了一回，我与张殷老师面谈的地点就在那里。是张殷老师约我在那家咖啡屋里攀谈的，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犹豫，因为我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是，出于改变当时的失业状况的考虑，我还是一咬牙，立刻就接受了。

面谈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位中央戏剧学院别的老师在场，她可能也是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我向张殷老师表达了自己迫切地想为祖国的戏剧研究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也把我当下的窘境告诉了她。我的感觉是，她听了我的恳求和诉说之后是比较同情的，是表示要为我争取的。我还告诉她，前不久观看的中央戏剧学院常莉老师导演的莎士比亚名剧《错中错》真是太好了，他们在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里的演出我是“混进去”看的，真是棒极了。《错中错》演出后的次日还有一场常莉老师导演的莎士比亚名剧的演出，剧名我不记得了，但我没有看成，那是因为《错中错》的演出引起了轰动，所以，次日演出时许多人被堵在门外。据说有些有票的人都没有能进去，我这个没有票的艺术乞丐当然也就难以再一次地“混进去”欣赏了。末了，我还把自己的有关资料以及自己在辗转流浪中创作的几个剧本的电子版，一并地存在了优盘里交给了张殷老师。让我既尴尬又宽心的是，喝咖啡的钱是张老师付的，我当然与她“争执”了一番，但我显然“争”不过她。

之后，我多次通过电话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有关领导、老师进行了联系。除了张殷老师之外，我还联络了该院的一位中国古典戏剧专家麻国钧教授。张殷老师和麻国钧教授一再地要我耐心等待他们的消息，好像是说还有希望，但是，决定权似乎不在他们手里。

我只能一再地向他们表达我迫切的愿望，我记得，我通过手机短信向他们表达过这样的态度：“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按政策规定应当给的讲师待遇，只需要给我一个月五百元，甚至于三百元的生活费就够了；我也不需要你们给我按政策应给予的两室一厅的住房待遇，只要给我一个与本科生同样的学生集体宿舍就行了。”但是，我的这种近似乞丐一般的祈求仍然没有能够打动某些决策者的心，我仍然没有获得允许。被拒绝是显然的，因为后来张殷教授问我是不是可以等到当年的下半年作为第二批博士后进入他们的工作站。2005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招收计划是分两批进行的，一批将在4、5月份，另一批将在9月份。我想，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最等不得的，假如再等上半年时间的话，我又得要支付至少两三千元的房租和生活费用。何况，到了当年的9月份，能不能够顺利地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还是个大大的问号，我的经历已经使得我深深地怀疑有人暗中作怪，故意地在我的求学、求职甚至于求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所以，也许9月份的梦想又只是某种势力设置的一个圈套。朋友们看看我的想法对不对？如果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后真的准备接收我的话，为何非要我等上半年呢？我已经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他们是完全知道这么一点的。何况，我孤身一人，也不需要麻烦他们帮助我解决家属和子女问题，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想接受我的话，那应当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啊！我当时，并且一直到现在都认为，张殷老师和麻国钧教授骨子里是希望我进入他们学校的博士后工作站的，但是，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却显然并不是他们。

总的来看，我2004年毕业前后曾经联系过哪些家用人单位呢？我记得，我参见过面试或者投递过简历的单位就有如下这些：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昆剧团、上海越剧团、上海沪剧团、上海淮剧团、上海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艺术学校、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浙江传媒学院、上海传媒集团、上海大学谢晋影视学院、上海电影学院（民办）、山东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上海文化局、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上海长宁区文化馆、上海文化馆，以及上海各个区的文化局、几乎所有的上海综合性大学、几乎中国所有省份的文化厅、几乎中国所有省份的话剧团，乃至于上海静安区的听说戏剧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一些中小学，等等等等，我都尝试过了。可以说，中国几乎所有的与戏剧有关或者可能与戏剧有关的艺术院校和艺术团体我都联系过了，但是，他们都或者坚决或者委婉地拒绝了我这个戏剧博士。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戏剧文化太发达了以至于不需要戏剧博士了呢？好象也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吧？在这里，我若是把中国的戏剧文化现状说得太差，这或许会令某些人感到伤心、难过，但是，不论怎么说，我国当前的戏剧、影视水平绝对不是世界第一流的，这一点无可辩驳。这些年来，我们的戏剧文化界搞出来了多少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剧本、演出和音像产品呢？实际上，尽管我们的戏剧类文化事业逐年有所进步，但是，长期以来，真正在中国有着更好的收视率的还是香港戏剧、影视产品，还是美国、欧洲传来的所谓“大片”。倘若不相信的话，可以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们搞个数据统计嘛！听说最近几次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把很大比重的奖项给了外国人，面对这种状况，我想，国内戏剧界同行们的心里一定不太好受吧？这应当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动，实力有限，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啊！不过，我还是非常赞赏上海国际电影艺术节的评委们，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地以实际水平为依据，这是值得赞赏的。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博士太多了呢？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这样的事情，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博士研究生总共是7个人，其中只有包括本人在内的两位博士研究生于2004年准时地毕业了。要知道，中国目前只有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这两所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一年毕业2个博士，那么，我想，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大哥的中央戏剧学院，其一年的博士产量再高，也不会超过十个吧？这么区区十几个戏剧博士毕业生，撒到全国去，一个省份都摊不到半个，然而，却没有单位要我，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硬是在上海流浪失业了将近一年，几乎每天都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落寞地流浪，几乎每天都在上海戏剧学院的食堂里勒紧肚皮吃着粗陋的饭菜……

话又要说回来，是不是我这个人的专业水平还有疑问呢？当初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由于遭受无耻的邪恶势力的迫害而无辜退学，我被迫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处于打官司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三年攻博期间，有几乎一半的日子是不得不到处上访，不得不到处喊冤的，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搞学习呢？所以，到我恢复学籍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的7月份了，这也就是说，距离上海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毕业论文交稿日期只有9个月了。而且，这其中还包含有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在这些假期期间上海戏剧学院是不让住的，我不得不逃难似的搬到低矮的地下室里去搞毕业论文，倍受蚊虫叮咬，工作效率必然是要大打折扣。所以，我真正可以利用的写毕业论文的时间实际上卯足了劲也只有6个月。然而，就是用这么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我把本来在正常情况下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写出来了。本来只需要写出10万字就可以交差的毕业论文，我写了大约20万字，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吧？在毕业论文答辩期间，上海有关方面的专家几乎都参与了我的论文的审阅，答辩委员会还一致给予了我“优”等的成绩，因此，我的论文应当可以说是有一定的质量的吧？

其实，一想起答辩时候的情景，我至今还在暗自难过，因为听说不少研究生在答辩之后请答辩老师们吃了顿饭，而我呢，得到了个“优”等成绩居然都没有请客，真是过意不去啊！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我当时的口袋里面只有不到1000元的“存在主义”活命钱了，因为没有落实工作，我还必须支付即将要支付的昂贵的房租呢！

我并不差啊！单位为什么要招聘人呢？不就是要让他干工作做事情吗？我难道不能够工作？我难道没有能力把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吗？

在中国，尽管戏剧、影视并不发达，但这里不需要博士；尽管戏剧博士很少，戏剧博士照样四处流浪、浪费青春；尽管你这个博士有着很强烈的为国效力的愿望，人们照样对你说：“不”！

现在，我又回想起入学上戏不久所听到的有关老师的那句话了：“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去向非常好！”此时此刻，我甚至于觉得那即使不是在故意说反话，也应当是在挖苦人，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此。

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戏剧要拒绝一位博士的深情厚意呢？

上海戏剧学院要我退学的决定下达之后，我曾经求助过媒体，现在，我虽然艰难地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仍然是到处流浪，我居然对于媒体仍然没有死心。一次次地求职失败，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的求职过程之中，上海戏剧学院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这些问题，难道我们的媒体就没有办法给我找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答案吗？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拨通了《中国教育报》报社的电话，我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我是借用旁观者的名义与对方说话的，我请他们关注上海戏剧学院发生的事情。我说，上海戏剧学院有一个博士生，他毕业之后就是失业，现在已经失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很可能是由某种邪恶势力设置关卡故意造成这位博士无法找到工作的。我记得接电话的那位记者是一位女士，她表示很感兴趣，她还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一位看不下去的旁观者。

之后，我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唉！我们的教育媒体到底喜欢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大新闻大事件呢？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还有多少事情比毕业就是失业更大呢？何况，我还告诉过记者，学生的失业很可能是邪恶势力施展魔法的结果……

我确实是太渺小了，我一个博士的遭遇都无法引起《中国教育报》的注意，何况那些千百万的大学生，何况那些数以亿万计的中小学生呢？

在我所联系过的外地高校 中，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似乎值得特别一提，因为她似乎准备接受我。

由于长期没有工作，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也在为我着急，正巧，大约到了2005年的岁末年初，宋光祖老师有一位熟人从湖南来上海看他，来人好像是姓马，是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的老师。于是，宋光祖老师就通过他把我介绍给了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湖南大众传媒学院虽然只是一所专科院校，但是，由于它有影视艺术专业，与我的专业很接近，而且，我本人也很希望向影视艺术方向靠拢，所以，我还是很愿意去的。宋光祖老师做事情一向比较稳健，在推荐我应聘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之前，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与有关方面都协调过了，想必，这些“有关的方面”应当包括希望我继续流浪的方面，也应当包括希望我留在上海的戏剧类院校的方面。于是，在我的导师的推荐下，我带着比较大的希望，只身前往湖南应聘。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的姓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他的爱人好像就是八六版《西游记》中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的扮演者。他本人以前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也跟宋光祖老师很熟悉。他是亲自出马到长沙火车站来迎接我的，感谢！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不仅有一个影视艺术系，而且，这所学校当时给具有博士学位的应聘者开出的待遇清单也很有吸引力，他们许诺给被招聘的博士学位拥有者一套150平方米的新建住房，还有8万元安家费等。有了比较好的待遇，这当然有利于专业研究。所以，我差不多一到长沙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签合同，那就马上签吧。

我记得我是带着就业协议书前往长沙的，可见，我去长沙之前就已经比较明确，我是打算进这所学校的。不过，就业协议签订之后，我发现，协议上没有注明他们准备让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工作多少年。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他们给出的150平方米住房和8万元安家费的前提，是必须在这所学校工作8年，而如果不在协议上明确写上合同年限的话，那么，这应当就意味着这所学校可以随时要我走人，那不仅待遇没有保障，连饭碗都没有保障。虽然我也知道，我的导师甚至于上海戏剧学院其他的老师与这所学校的有关领导的关系都比较好，但是，我这个人更加相信法律。而且，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的许多事情都已经证明了，不少老师事先都是非常关心我并且乐意帮助我的，但是，到了后来却大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有的甚至于走向了反面。所以，我担心，假如工作了一年半载或者三年四年之后，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突然由于某种我无法知道的原因脸色一变，找个什么理由要我滚蛋，我不仅应得的待遇得不到，还得拖着坛坛罐罐的家当到处搬家，那种景象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了，我搬家换地方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想一想都觉得烦心。何况，在一次聊天之中，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告诉我说，他将努力争取让我进入他的影视艺术系而不是让我进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的学报编辑部。他的话语使得我感到，我即便是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也是很难从事我的专业的，尤其是难以接触到我最渴望接触的戏剧、影视艺术的实践领域。显然，即使是把我从上海赶到了湖南，某些人仍然不放心，担心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有机会从事他们最不希望我从事的专业，尤其是艺术实践方面。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按照一般的程序，毕业生应当先签订就业协议书，然后再拿着就业协议书到母校领取正式的就业合同，然后再去用人单位签署。我回到上海之后，越想越觉得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不在就业协议上写明工作年限的做法可能对我不利。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也许有人设计这样的做法是出于好心，例如希望我在条件一旦成熟的情况下回到上海，到更加有利于我的专业和学术发展的单位谋职，如果我的这种考虑没错的话，我应当感谢他们的好心。不过，他们也应当知道，事情的发展进程是很难把握的，如果他们能够把握得很好的话，我也不至于在博士毕业之后长期流浪了。所以，我不放心，尤其是担心这种好心很可能受到坏人的利用，那样的话，我不仅无法顺利地返回上海，我还有可能一夜之间再一次地变成了失业者。请朋友们帮我想想，别的不说，就拿专业发展来说吧，某些人很显然地不希望我专业上获得成功，倘若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把自己的专业搞得如火如荼，甚至于写出并上演了自己的剧本，那些躲藏在黑暗处的千年老猫精不会难过得死去活来吗？他能让我这么开心吗？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有关人士对我的态度挺好，但我很清楚，那些后来折磨过我的人也大都是我的上级和老师，他们先前与我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啊！

虽然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似乎答应接受，但没有答应签订正式的用人合同，所以，我也只能视之为对于我的求职的一种情况特殊的拒绝吧！

由于在这个时候，我偶然遇到了合肥学院来上海招聘人员的老师，他们也比较明确地表示想要人并签订正式合同，我想，我还是与能够与我签订正规协议的单位联系吧。我也知道在合肥学院没有我的专业，但是，我当时已经被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之网给完全地捕获了，我十分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尽管我也知道，即便是签订了规范的合同，某些当权者仍然完全有可能把我的工作搞掉，但是，也许几乎是出于对于正规合同比较信任的本能，我还是选择合肥学院。

为了有一份确定的工作，我居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有着我的专业的学校，实际上，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很圆满地回答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也许当时的这种考虑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那就是，我虽然难以把握住自己一直渴望把握住的命运，但是，我还是渴望在合同条文上明确下来，使得用人单位不至于有法律上的冠冕理由随时可以解雇我，我应当争取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合同。进，要正儿八经地进；出，也要正儿八经地出，将来假如有了更加适合我的专业发展的机会，我还可以争取有关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这实际上还是长期流浪在我心中形成的“存在主义”至上原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实在不原意再失业流浪了。

当然，当时决定来合肥学院的考虑还有，合肥毕竟是我的家乡，一旦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我似乎还有些回旋的余地。何况，我当时也已经知道，我的母校合肥师范学校已经并入了合肥学院，那么，母校的老师们应当是希望他们过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吧？所以，我当时有着这样的希望：在合肥学院工作一两或者两三年年，做出一些成绩向母校以及母校的恩师们汇报，然后再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很显然，在二三十年之内，合肥学院都不可能创办出戏剧专业来的。我想，假如中国的某所院校或者某家剧团决定招聘我，母校应当会很高兴的，母校的某些老师是应当渴望着自己的学生拥有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的。

关于应聘合肥学院以及在合肥学院的经历，以下还会有详细的记述。

 

大约是在2005年的4、5月份的一天，我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疲惫地穿行在上海体育馆里，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人才招聘会。

人头攒动，十分拥挤，场面似乎十分浩大，但我觉得自己的机会似乎并不多，真正适合自己的岗位寥寥无几。我茫然地投递了几份简历，之后便不敢多投了，因为我必须节约我的简历，制作简历也是需要成本的，对于我来说，这成本也还是有些份量的。

正在准备离开之际，我忽然听到有人呼唤我的名字。怎么回事？在这里遇见熟人的可能性似乎很小的啊！原来，有位女士看见我简历上的名字之后在呼叫我，更令我惊奇的是，她还提到我20年前在合肥师范读书时某位同学的姓名，问我认识不认识。原来，这位女士也是合肥师范的毕业生，叫宋执芸，比我晚两届。呀！我居然在这里遇见了家乡的校友了！宋执芸现在在合肥学院人事处工作，她这次是和该处的李毓老师一道前来上海为合肥学院招兵买马的。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在2005年初春时节的上海体育馆里，一位合肥师范学校校友的一声呼唤，把已经在上海学习、工作和流浪了十余个年头的我，又一次地与我的家乡安徽联系了起来。不仅如此，它还把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的我与20多年前的过去的我扭结在了一起。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从宋执芸和李毓老师的介绍中得知，合肥学院是2002年才成立的一所新的本科高校，它是由以前的合肥师范学校、合肥教育学院和合肥联合大学这三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而这三所学校当中，合肥师范学校与合肥教育学院都是我的母校。我是经过了四年的学习于1986年毕业于合肥市师范学校，又经过了两年的学习于1990年毕业于合肥教育学院的，所以，可以说，现在的合肥学院应当算是我双重的母校了。在今天在这里，我的宇和我的宙发生了重叠，发生了交汇了，我仿佛有些相信科幻影片中的“时空隧道”了。

当时的我几乎同时地在与上海的两所区级文化馆以及湖南大众传媒学院进行联系，我实际上还是更加希望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上海宝山区文化馆或者湖南大众传媒学院能够接受我的。这主要是因为，合肥学院虽然是我的双重母校，只要她不嫌弃，我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她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是，合肥学院又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本科学院，我心里清楚，一旦进入这所学校，我的专业发展将会很受限制，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努力并且等待了一阵子之后，结果是我连上海的一个区级文化馆都进不了。尽管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答应我去工作，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他们跟我签订的协议好像不正规，我早已是惊弓之鸟了，担心将来会因此而遭遇种种被动的局面。那么，现在，似乎只有合肥学院这么一个选择了，所以，我最后的选择就是到合肥学院工作。

我必须吃饭，我已经快要走上街头乞讨了。我可以毫不作假地告诉你，如果当时不是遇见了合肥学院的老师，我极有可能会在静安寺附近坐在路边上乞求路人的施舍。那阵子我正为房租的事情犯愁，正在考虑着这么做呢！

我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4年，在合肥教育学院和安徽教育学院各读书2年，所以，我在合肥可以说是有过“8年抗战”的经历的。在上海体育馆偶遇合肥学院招聘人员之前，我最后一次到合肥大约是在1995年，当时我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那是特地前去帮我的导师赵山林取东西，领取一批他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中国戏剧学通论》。

2005年5月某日，我来合肥学院（参见本回图1）面试并且签署正式合同，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十载的合肥。一下火车，我就觉得合肥的变化很大，听说正在搞“大建设”，已经有了一些大都市的味道了，满眼是新建的建筑，还新修了好多条宽阔的街道，搞得我这个在合肥“抗战八年”的“合肥通”也必须靠不断地问路才找到了要去的地方。面试并且签完合同之后，我立刻返回上海，把自己的行李家当全部带回合肥，户口档案也全部迁往合肥，尽管当时似乎有人说户口可以继续挂靠在上海。

正式参加工作之后，合肥学院安排我暂时居住在该院的“北一区”，这“北一区”实际上就是我们当年合肥师范学校的原址。

又一次地，我住进了位于金寨路上的合肥师范校园，只不过，我心中永恒的合肥师范学校现在名义上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并入了合肥学院了，被称为合肥学院的“北一区”。所以，为了给读者们一个清楚的交代，现在就不妨称之为合肥师范“故园”吧！这“故园”已经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合肥学院教职工宿舍区，许多我认识的原来合肥师范学校的老师仍然居住在这里；而我们过去的主要教学区，现在则变成了一所中学——合肥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合肥师范已经并入合肥学院，但它原来的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并没有更改名称，甚至于似乎还独立存在着。我们当年曾经在其中上课的那两层灰蒙蒙的教学楼还在，不过，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学生们的教室了，而且，我想走进去瞧瞧，尽职的守门员还不怎么允许。不让进去也罢，其实，虽然我也很想进去看看，想瞧瞧自己能否重新拾起一些往事的碎片，但是，每当这个冲动像一股小旋风似的刮起来的时候，我的心中立刻就会有另一种声音喃喃地絮语：“何必把往事的尘埃搅起，不如暂且放弃，不如暂且放弃。”

是的，不仅仅是那幢青灰色的两层教学楼，整个的旧日的合肥师范学校校园，连同我的合肥教育学院和安徽教育学院的校园，乃至于整个的合肥城，我都既想要走进，贴近，又想要逃避，远离。哦！合肥，这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合肥吗？哦！我的校园，您的心中可否残存着对于我的记忆？面对着这似曾相识的合肥城，走在这似曾相识的校园里，我不知道自己是在睡梦中还是在现实中，我不知道自己是回到了过去还是身在今昔。啊！梦幻般的合肥啊！哦！梦幻一般的校园哟！我曾经在这里做过无数的美梦，您也曾经在这里给过我无数的梦想，如今我又回到了你的身旁，走进了你的怀抱，我缓缓地挪动着脚步，轻轻地呼吸着您的空气，但我却不敢用手去抚摸您，担心你弄醒了庐州城的那些往事，担心搅动起校园里的那些如同满地秋日落花般的记忆。我甚至于担心，担心只要我用手指头轻轻地一触，整个的旧日的校园，乃至于整个的合肥城就会化身为无数细碎的花瓣和秋叶，散落，散落，散落在无垠的宇空里。

回到了合肥，就仿佛回到了过去，然而，这又是自己常常不大愿意回首的过去。是的，我初回合肥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感受，回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都延续着那样的感受。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实际上，我不仅仅不太愿意看到“过去的校园”，也不太情愿看见“过去的街巷”，我甚至于还很不情愿看见“过去的人们”。尽管我很想念仍然在这里居住着的我的老师和同学们，但是，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我又很担心“遭遇”他们。实际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如此，我尽量地回避我的那些旧日的老师和同学们。有时候，恍惚之间，我会真的搞不清楚自己所面对的究竟是现实的存在还是已然逝去了的记忆。唉！但愿这一切都只是在记忆中吧！但愿2005年之后城区规模变大了的合肥只是我的一场似曾相识的梦境吧！

不过，虽然想要回避，但又难以回避，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地回避。实际上，就在我为着求职招聘第一次跨入合肥学院大门来面试的时候，我已经难以逃避地与“过去”面对面地撞上了。那一天，在宋执芸老师的带领下，我首先来到夹在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两个校区中间的合肥学院“北区”，分别与该校人事处长姚吉祥、党委副书记丁元生、副院长蔡敬民谈了话。之后，我又到了位于南滟湖畔的该校“南区”，与中文系主任詹向红谈了话。面谈之后，我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原合肥师范学校班主任洪继文老师，以及好几位正在合肥学院任职的我当年在合肥师范学校的同学。将近二十年之后师生重新聚首，虽然老师似乎并未见老，学生们却已经不再那么青春，大家心中自然很有些感喟。但多少有些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洪继文老师见面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怎么又回来了？”这自然也就使得我的心中有些隐隐作痛，有些哑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把话向老师说清楚，所以，我干脆假装没有听见。是的，我确实就是被生计问题逼回来的。对于心有灵犀者，也许用不着我用言语去“一点”，大家就应该早已经有所“通”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在这一次与“过去”的碰撞中，我曾经不停地告诫自己：“钱久元，你要清醒，你面对的不是过去，而是活生生的现在！”类似这样的告诫，此后还多次的重复过。

虽然其他的熟人我尽可能地回避，甚至于是近乎本能似地回避，但对于洪继文老师，我似乎较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们一直并没有经历过那么漫长的别离似的，仿佛我们一直还生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合肥师范学校的校园里似的。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太了解太熟悉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用不着回避什么话题了呢？这似乎是一种时光被凝固了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时光倒流了的感觉，它真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在合肥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在我暂居的九号教师公寓楼下，在我正准备乘班车去上班的时候，洪继文老师伸手递给我一封信，我纳闷地走上班车，打开一看，原来是我20多年以前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写的一个相声段子，名字叫做《狗肉下粉丝》（参见本回图2）。这份《狗肉下粉丝》的稿纸已经显得很是陈旧了，是我20多年前的原稿，但笔迹却并不是我的，应当是我当时嫌自己的字写得不好看而请别人替我抄写的“原稿”。洪老师问我自己有没有留底稿，我记得我曾经保留过几年，但现在肯定是不可能找到的了，所以，我就把这份本应已经不再属于我了的“原稿”留了下来。虽然这的确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么一天的。

我由此又回想起来不少的往事，呵呵，原来，我当年参加文艺活动方面还是比较活跃的。是的，我不仅尝试性地写过相声段子，我当时在一次学生文艺活动中还模仿性地说过单口相声。我记得我模仿的是一位著名的单口相声演员，我当时没有理会这个演员是谁，现在想来应当就是刘宝瑞，声音尖声尖气地很有特色。那个相声段子的内容好像是一个和尚和一个老道互相看不起，结果引起了一场官司，老道居然还把和尚的鼻子给咬下来了。一个糊涂县官判不好案件，老道胡说和尚是自己咬了自己的鼻子，和尚则说他不可能自己咬自己的鼻子。老道于是又告诉县官，说和尚是站在板凳上咬的，没有想到那个糊涂县官居然也就这么相信了。应当说，我模仿得是可以乱真的。我现在自己读一读自己当年写下的相声小段《狗肉下粉丝》，觉得似乎水平也不算太差的哦！不过，记不清当时有没有表演过它了。

虽然我觉得似乎不必过于回避洪继文老师，不过，我却从他那里得悉，不仅我试图回避他人，也有人在力图把我回避。

来到合肥工作不久，有一天，我有些朦朦胧胧地听洪继文老师说，安徽教育学院最近（大约是在2005年）举办了一次什么什么活动，好象是在安徽大剧院搞校庆什么的，但没有太声张，而是象搞传销似的在校友之间一个一个地进行联络的。

我和洪老师都在安徽教育学院进修过。洪老师进修的应当是物理本科，他就是从那里毕业之后来到合肥师范工作并成为我们的班主任的，应当说，我和他都有参加安徽教育学院校庆的资格。不过，我想，即使是他们来邀请我，我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啊！话，何必要把校庆搞得像地下活动一般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我在安徽教育学院学习时的声乐老师许毓黎联络上了，谈话中，他似乎想帮助我发展我的戏剧专业，但不久就没有消息了。他以前一直居住在位于李鸿章故居附近的合肥市歌舞团职工宿舍区，而现在则居住在安徽教育学院校园里，与我所居的原合肥师范校园仅仅相隔一条街——金寨路。许毓黎老师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洪继文老师的话，他告诉我说，安徽教育学院前一阵子搞校庆的时候，他还特地跟有关领导、老师提到过我，大概是提议邀请一下已经回到了合肥学院工作的我吧，可是，他们却并没有向我发出或者书面或者口头上的邀请。这是为什么？

看来，不仅仅我不情愿撞上往事，还有很多的人同样地不大愿意搅起过去。假如我的返回合肥工作是被人逼迫的结果，那么，这种逼迫不仅害苦了我，它也害苦了别人，它不仅仅给我带来了不开心，同时也搞得许多人都觉得颇为尴尬，颇为闹心。

唉！人啊！有时候就是有些奇怪。“即使是来请我，我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啊”，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就是有些委婉地说自己不大愿意去吗？可是，我真的就不想走进安徽教育学院的大门去看一看吗？哦！我的这所母校就在金寨路上，真的与我所居住的合肥学院第九教师公寓只隔着一条大街啊！是啊！母校就在眼面前，每一次出门都会瞥见她，想要不看她都做不到啊！

记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了，大约是在我回到合肥几个月之后吧，在一个宁静的晚上，我无意之中散步到紧挨着安徽教育学院的环城公园旁，忽然，我听见一阵琴声透过树丛飘逸了过来。呀！这不是我们当年的琴声吗？我一时之间又有些分不清自己是身在现在还是回到了过去，搞不清楚自己现在是身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还是身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定了定神，我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我走到了我当年曾经在里面练习过钢琴的琴房附近了。

安徽教育学院与安徽省教育厅是紧邻，当年在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琴房就是安徽省教育厅办公大楼的裙楼的一部分，它的南面就是环城公园，站在窗口就可以看见环城马路和环城公园，当然，这中间还有着一条狭长的树木隔离带。琴声以及时隐时现的练歌的声音不仅使得我有点分不清今天和昨天，而且，它也使得我一时忘记了，忘记了自己一直都在回避着自己的这所母校。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那一晚，心中一切的疑虑，心中所有的芥蒂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安徽教育学院的大门。

哦！一切还都是那么地熟悉，仿佛我从来都不曾远离似的。就像当年赶往琴房练声练琴一样地，我踏上了去往琴房的楼梯，穿过那长长的裙楼走廊，来到了我昔日的琴房。

当我和一位正在练琴的同学聊了几句之后，我随手在久违了的钢琴琴键上弹了几下，虽然这仅仅只是轻轻地触击，但是，我却觉得，我因此而奏出了一种音乐，奏响了似曾相识但又似乎从来也没有听过的乐曲。啊！我奏醒了我青春的梦想啊！难怪我多少次地想把马路对面的这所学校遗忘，却不可能，难怪我多少次地想要回避金寨路上的这所学校，却又鬼使神差般地回到了她的身旁，甚至是回到了她的怀抱里……

然而，青春的梦想也许不该被奏醒，对于我，梦的苏醒笼罩在一层如轻纱一般苦涩的薄雾里。我当时已经把绝对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了纯理论性的戏剧研究之中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几乎是一年半载地都不曾练声，甚至于连嘴巴都不肯为之张一下，哪里还会想到唱歌呢？哪里还会想到自己旧日的梦想呢？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在损坏，我觉得我的青春的梦想距离自己越来越遥远了，就像断了线的氢气球一样，简直要漂浮得无影无踪了。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想要忘记安徽教育学院？我为什么想要回避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我想要忘记想要回避的，那是我的青春时代的梦想啊！

那一晚上重温往日的梦想之后，我又有好长一段日子没有再去安徽教育学院。我记得，只是因为要写我的有关在安徽教育学院学习生活的博客，为了拍摄几张照片，我才又去了一趟安徽教育学院音乐专业的学生琴房。可是，我发现，那里已经不再是琴房了，而是变成了该校的后勤服务集团了（参见本回图3）。听说琴房已经搬迁到新建成的校区去了。我记得，我当时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有多么大的遗憾，相反地，我还有一些庆幸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今天想来，我觉得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我还是本能地希望遗忘我的过去，还是本能地希望把过去冷冷地遗忘，把我的青春的梦想，把我的音乐，把我的歌声，遗忘得就像是南极大陆上被冻僵了的冰块一样，让它永远也不要再蒸发成袅袅如云的音乐，让它永远也不要再一次地令我神伤！

 

很长时期以来，尽管我时而怀疑这个，时而怀疑那个；尽管我时而在这个方向上怀疑得多一些，时而在那个方向上怀疑得多一些，但实际上，我依然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势力使得我的人生、我的求学和我的求职如此地不顺。有些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大大地得罪过谁，狠狠地伤害过谁，因为那样的话，我将会比较容易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常常遭遇这种不顺。虽然如此，在漫长的岁月里，我的脑海里也时常有一些往事的碎片奇妙地浮现。这些往事的碎片仿佛在告诉我什么，仿佛在向我示意着什么，然而，这些往事的碎片又常常是模糊不清，常常是太过于昏黄，太过于暗淡……

不过，也许是因为我回到了合肥，回到了过去曾经无数次地走过的街道、小巷，我的那些往事的碎片逐渐地开始变得清晰了起来，甚至于可以做一些结构性的拼接了。现在，就让那些往事的碎片把我带回到上个世纪吧！就让那些往事碎片的拼图把我带回到那似乎很天真单纯但却又说不完道不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吧！

大概就在回到合肥不久的某一天，已经是过了黄昏时分，天色黯淡下来，路灯们刚刚开始接手太阳的工作。我走在金寨路附近的一条街道上，路上行人稀疏，拂拂的微风之中不仅夹杂着从附近酒楼上飘来的刚刚开始兴奋起来了的歌声，还夹杂着街边居民小区的垃圾堆里散发出来的酸腐潮湿味儿。猛然之间，我心有所感，这里，这条与合肥师范学校大约只有百米之遥并且与金寨路成丁字型交接的短短的小路，不就是我曾经在记忆的海洋里摩挲不清的那一条吗？哦！我现在脚下踩着的这条小路，它曾经进入过我的回忆中，在大上海，在乌云翻腾的黄浦江边，它曾经走进过我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不过，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昏暗，也许正是因为它的酸腐潮湿气息，也许正是因为它的短狭和杂乱，这条小路虽然在我的回忆之中出现过，但却并不经常，也不清晰，它只是模模糊糊地闪现，随即也就模模糊糊地消失在我的脑海之中了。

现在，我又走在这条曾经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小路上来了，而这一次，我相信，我不是走在记忆之中。我记得，我当时还用脚底板狠狠地踩了踩路面，驻足良久，以此来确证自己这回绝对不是走在记忆的小路上，而是走在现实之中，尽管这现实中的小路依然还像记忆中的小路那样，阴暗，酸腐，潮湿，杂乱。

现在，我该说出这条小路的名字了，它就是合肥市的廻龙桥路。而且，我还记得，当年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位姓陶的老师的讲座，那应当是一次有关合肥地理历史变迁的讲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陶老师在那次讲座中大概说出过这样的一段话：“……解放初期，在合肥师范学校的西北‘郊外’有一座桥，叫做廻龙桥。但是，说它是一座‘龙’桥吧，实际上它充其量也只有一米半左右的长度，是架在一条臭水沟上面的一座短短的石板桥……”听完陶老师的讲座，我似乎记得我们那帮同学中就有人私下议论道：“那么短的东西也敢号称‘龙’吗？还什么‘廻龙’？我看哪，把这‘廻龙桥’改作‘蛔虫桥’也许来得更为精确真实！”

反正不管怎么说，因为有了所谓的“廻龙桥”，也就有了“廻龙桥路”。其实，“廻龙桥路”路名的演变历史，不仅过去就有过如此地令人费解的地方，而且现在我看到有些地图上，居然又把那条小路的名字写作了“回龙桥路”。不知道此举有没有什么原因或者玄机，也不知道此举有没有被官方所接受。我想，如果将来人们把这个“回龙桥路”给叫习惯了，再过几十年，人们也许就更加不知道它那爆发户式的演变历史了。所以，我决定在此坚持我当年在合肥师范读书时候的传统，继续称其为“廻龙桥路”。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印象中的“廻龙桥路”一带确实有些‘郊外’的味道。我还记得，那时候的“廻龙桥路”往南连接着雨花塘的一带，还松松散散地散布着一些小块的菜地，菜地里面也是坑坑洼洼的，不怎么方便人们的进出。现在的雨花塘已经成为环城公园的一部分了，沿着池塘边修造了石子小路，还有水榭亭台点缀其间，一眼望去比较赏心悦目，但在当时，我记得池塘边还是杂草丛生的泥巴土路，更没有什么水榭亭台点缀其间。甚至于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此种情况似乎仍然没有多么大的改观。我记得1991年我刚刚考入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的时候，在一次入学教育性质的集体义务除草劳动中，我们那一届的同学们就曾经在安徽教育学院荒草萋萋的“大后院”里捕捉到一种野生性的动物——一只刺猬。安徽教育学院的那片“大后院”就紧紧地夹杂在雨花塘与廻龙桥路中间（参见本回图1）。

看来，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廻龙桥路一带确实应当算是合肥师范学校的“郊外”了，而如果把时间再往过去推移到陶老师所说的“解放初期”，推移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的话，我想，那简直应当称其为合肥师范学校的“荒郊野外”了。怪不得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里有那么多的月夜野生动物，怪不得那时笼罩着合肥师范学校学生寝室上空的野猫之声如此地悲泣，悲泣得简直令人伤心落泪……

可能朋友们要问：“你干吗为了这么一条小小的廻龙桥路绕了那么大的一个弯子呢？难道这条不起眼的小路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是的，没错，这条小路确实是有些非同寻常，不仅与我有关，它还与一位合肥的大人物——某局局长有关呢！本人曾经就是从这么一条小路上走进了此位大人物的家中的。我直到现在都还在惊讶，原来，当年的那个小小的我，当年的那个身着灰色“臭老九”校服在合肥师范学校操场上按照老师的指令和大家一起做早操的毛脚学生，居然有机会认识省城里的某一位大局长！也许有人要疑问，你当年只是个刚刚算是跳出了农门的中专生，如何能够认识局长呢？可能还会有人说，或许你认识人家而人家并不认识你呢！嗨！既然你们不相信，那就让我慢慢地道来吧。

我记得，大约在我上到合肥师范2年级或者3年级的时候，合肥师范来了一位姓徐的女教师，她担任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教法课程，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局长的夫人啊！在我的印象之中，似乎在她还没有正式到合肥师范任教之前，大家就已经在传说着这位合肥师范学校即将来临的新教师了。

局长夫人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不知道，不过，她应当是不折不扣地至少带了我们一个学期的课程。话说到这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有些做学生的不恭敬了，毕竟是自己的老师啊！应当说，这还是很正式的意义上的老师呢！总的来看，她是一个很有专业水平的老师，实话实说，她的教材教法课程上得是不错的。

不过，徐老师对于我们的“教育”，我目前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这样的。有一天，她在上课的时候说到，假如某个领导家的小孩子欺负某个普通群众家的小孩，普通群众会宁愿吃亏，这是因为，这个普通群众可能还需要那位领导帮助他解决诸如住房、工资待遇等等之类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老师的这么一段话，当时，像我们这么样的一些懵懂幼稚的学生，确实是非常非常地惊叹乃至于绝望了好一段时间，就像第一次听说宇宙之中存在着某种能够把太阳都给吞噬掉的黑色洞窟一样。不过，徐老师说的应当也很正确，社会上这样的情况还少吗？从某种角度来看，早一点把这样的“社会常识”告诉学生，这也许对某些聪明的学生的未来很有利，不过，对于像我这样的长着一颗木瓜脑袋的家伙，这恐怕就很难奏效了。

我还记得，曾经在一个灯火昏黄的夜晚，我从一间教师办公室的门口经过，我瞧见过局长夫人与她的女儿在办公室里……是的，是的，虽然记忆中的灯火昏黄暗淡，我却记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那是在一个温风拂拂的晚自习时间，唯一可惜的是，我实在是记不清楚我是因为什么缘故而经过那间办公室门口的了……

我现在觉得自己有些啰嗦了，因为说了半天，也许最重要的角色还没有被我推上场呢！也许是由于对直接带过我课程的老师“信心不足”，我觉得她不应当成为某一剧目的最为重要的角色。也许在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主角确实是应当由男士们来担当的。

大约就是在徐老师进入合肥师范学校工作不久的一天，大约还是一个昏昏欲睡的中午，在学校的办公楼附近，我忽然看见合肥师范学校的一批领导跟在一位似乎更有领导模样的人的身后。同学们纷纷议论着：那位更有领导模样的人物就是合肥市的教育局局长，是我们的老师——徐老师的爱人。并且，那位局长也曾经是合肥师范学校的学生。

我也记不清楚是出于什么原因了，我还去过局长家，也就是我们的徐老师的家。局长家就在那条短而又窄的迴龙桥路的旁边。

迴龙桥路距离合肥师范学校确实是很近，从合肥师范学校紧连着金寨路的某个出口步行到迴龙桥路，这大概只需要几分钟。前面提到，在上海学习、工作以及流浪的十多年里，在不断地遭遇坎坷的困惑之中，我记忆的海洋中曾经闪现过那条短短的廻龙桥路，闪现过廻龙桥路旁通往局长之家的那似有似无的曲曲小巷，只可惜我没有更长久一些地在这种记忆里逗留，也许，也许这只是因为这记忆中的小巷太过于阴暗，太过于昏黄，而且，这还是夹杂着某种霉湿之味的阴暗昏黄。

不久，就发生了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那件事情，在校园里，我们的班主任洪继文老师问了我一句令我回味至今并且依然在不断回味的极其耐人回味的话：“你吃过了吧？！”

朋友们看看，我记忆里的碎片，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清晰了？在这里，我记忆中的碎片，它们是不是已经开始自发式地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拼接了？这拼接是不是还进行得非常地自然而然或者说是水到渠成？

在合肥师范学校的时候，我确实有过那么一些特殊的感觉，那是一种我自己难以言说，同时也因此而令别人不大好意思直接说出来的感觉，于是，我也就难以在这里把话说得很清楚，敬请原谅！

实际上，除了师生情谊以及与同学们之间的同学之情外，我似乎没有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酿造出过别的什么情谊，即使觉得似乎出现了一些好像涉及到个人之事方面的苗头，我也是准备装糊涂的，不想进行下去的事情假装不知道，假装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情存在，这于己于人不是都很好嘛？！

唉！本以为毕业之后就不会与合肥师范学校再扯上多余的瓜葛了，没有想到毕业了之后，回到似乎有些与世隔绝的家乡小镇工作，我居然还是能够见到来自省城的大人物的面孔。

这里，我不得不把对往事的回忆做一些往返式的大跳，因为故事的发生地点需要在省城合肥市里的“廻龙桥路”与小小的长丰县水湖镇里的一所中学之间进行来回地跳跃。故事的发生时间也到了我从合肥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了，但仍然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从合肥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分配到长丰县水湖镇中学。由于水湖镇中学是新建的学校，的教师办公用房不足，所以，刚刚到这所中学工作的时候，这所学校的校领导们和我们普通教师共用一间办公室，这也就是说，我与校长们在同一个大房间里办公，所以，校长们的外事活动一般都逃不出我的眼睛。有时候，我甚至于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校长们的办公桌子比我的新而且大，来宾们或许还以为我就是校长呢！ 

也就是在刚刚来到水湖镇中学工作不久的某一天，我一步入校园就感觉仿佛有什么大事情正在发生似的。进了办公室，我忽然发现，就在校长的办公区一带，有一副虽然不算是很熟悉但我却可以肯定是以前曾经在哪里看见过的面孔。啊，我很快就想起来了，这不就是我们那位徐老师的爱人吗？这不就是主管着合肥市几千所中小学的合肥市教育局的局长吗？我是如何知道合肥市有几千所中小学的呢？如果我的记忆还不算是太糟糕的话，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见过那位局长的一篇文章，文章里面就说过他所管辖的合肥市中学、小学大约有数千所之多之类的话语。

那么，掌管着几千所中小学的省城教育局局长，他来到我们这么一所刚刚建立不久的郊县学校有何贵干呢？记得我后来听同事们议论说，他好像是来“考察工作”的。也有人说，他好象是来动员我们那所中学兴办校办产业的。这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来为教育改革事业作动员的。当时，在短时间内突然不知道从什么方向吹起了一股飙风，那就是提倡和鼓励学校兴办校办产业搞创收的，社会舆论一时之间似乎也比较赞同此举，所以，局长乘坐着这么一股飙风前来助威、指导和呐喊，这自然是可以讲得过去的。

局长果真是是亲自出马，来给数千所学校之中的一所不知名的新学校打气，要它的领导层放手大干一场的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本人实在是不敢冒充消息灵通人士，不敢胡乱猜测。我这里只能把自己从同事们的议论中听到的一些风声告诉大家，而至于合肥市教育局长为什么要突然驾临我们长丰县水湖镇中学，理由总是会有的，说白了，领导要想来“考察”，想找它个什么理由，那岂不是太容易了吗!

不过，我还记得，那种鼓励学校兴办校办产业的做法，好像很快地就由于某种原因遭到了反对，而且还是通过制定了某些新的硬性政策才被叫停的。而至于之所以被叫停的具体的原因嘛，我好像也听说过一些，例如，学校不应当倾力搞创收而耽误了教书育人的本务等等。由此似乎也可以看出，如果当时确实有某些教育界的领导人物强烈主张并且大力鼓励手下兴办校办产业搞创收的话，那么，那些领导人物的做法恐怕就有些不太够深思熟虑的喽！也许，在一般的情况下，教育行业的人士还是应当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教书育人上面去比较合适一些。

当时，我其实很快地就认出了那位局长，但是，我几乎是本能地回避了他，我没有走上前去打招呼。

有些话实在是有些不太好说出来，而且，我相信在当时我也不愿意说出来，不过，我总是觉得局长夫妇好像有些什么比较特别的心思。一想到这里，我的耳畔马上就又会响起合肥师范学校洪继文老师的那句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可以做不同之解释的话语：“你吃过了吗？！”这话语似乎是在疑问，又似乎是在劝阻，也许只有千分之一的如此这般的语义元素存乎其中，但我可以明显地捕捉到。我知道，洪继文老师的父亲担任过合肥师范学校的校长，我相信，他们一家与局长家的交往肯定是非常非常地长久的。

对，我就是本能地回避了这位来自省城的大客。作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小学教师，如果不是出于某种近乎本能的回避心态，一般是不会放弃与这样的大人物招呼一下的。我也不会担心他忘记了我，忘记了我曾经到过他在合肥市迴龙桥路上的家，因为我怎么说也算是他爱人的学生啊！也许，和局长打一声招呼，水湖镇中学的同事们都将对我另眼相看的，也许学校的领导们都会敬畏我三分，甚至于会减少刁难我的几率！但是，我还是回避了，因为，我觉得打招呼不太好，因为，我也许会对不住人家啊！

读者们可能认为，也许根本就没有我所担心的那么一回事。不过，我当时就是这样考虑的，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性的事实吗？我还记得很清楚，此次来视察的局长，他还给我们长丰县水湖镇中学带来了好些礼物，其中就有好几架脚踏式风琴，这一点使得酷爱音乐并正在到处找寻学习音乐机会的我颇感欣慰。我后来考取安徽教育学院的音乐系，就曾经用过那位局长送的风琴。不过，那个时候那些风琴已经有所损坏了，个别琴键发不出声音来了，不好用，而且我也不可能天天呆在学校里弹奏，所以，依照着其中的一架风琴的键盘，我在纸张上画了一幅键盘图形，在上面虚拟性地练习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后来，在报考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音乐专业的钢琴考试中，我居然藉此获得了成功，钢琴一科大约考了七十多分。为此，我想我还应该表示一些我的谢意呢！当然，得到风琴赠礼的学校应当不仅仅只有水湖镇中学一家。听说当时一下子给了我们不少的脚踏风琴，大概有十几架吧，只是中途被其它中学给抢走了一大半。

大概隔了一小段时间，在去合肥学习声乐的时候，我又顺便去过局长家一趟，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我渴望维持纯洁的师生关系，假如确实如我所感觉到的那样，那就有请求原谅的必要。现在想来，当时的我也确实存有百分之几的朦朦胧胧的歉意感，尽管没有明说，也不好明说。

走过了一盏盏昏黄的路灯，穿过了似乎只在记忆中存在的那曲廻而又阴暗的小径，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来到了局长的家，其时正好是著名的播音员杜宪在播送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我的印象之中，当时的彩电应当已经进入了普通市民家了，但我们的那位局长家的电视机竟然还是黑白的，这多少有些令我感动。

记得我一到局长家的时候，徐老师就一边倒茶一边似乎有些意味深长地说：“茶都快凉了！”我还跟她谈到声乐问题，她说她不懂得这个，要我去请教局长。由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局长对声乐艺术原来也是很钟情的啊！

我还记得，在局长家时没过多久就又来了一个人，岁数上似乎应当算是老年人了，我正好就此道别，没有想到那位造访的老者说了几句话也急着要走，而且他应当还走在了我的前面。出于礼貌我也招呼了那位老者，但就在临近离开的时候，局长家有人冲着我冷不丁地丢了一句话：“你知道他是谁吗？”仅此一句话后来就引起了我不少的遐想，“他会是谁呢？前任局长？前任省长？退居二线的中央首长？中央首长的亲戚？喔……”

但现在，我真的是很后悔我的那此造访，因为，我觉得，我的那种造访似乎容易造成某种误会，会让人误以为我想答应什么……

没过多久，在水湖镇中学校长与教师暂时共用的办公室里，突然地，我再一次发现了那位局长的面孔。天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怎么又一次地光顾了我们的那所普普通通的“戴帽子”中学呢？难道又是来说服我单位的头头们放心大胆地搞创收的吗？我，我，我，我想我也只能再一次地回避他了。

之后，尽管我隐约地觉得会有人对我不快活，但我确实也没有觉得我会因此和谁结下什么天大的仇恨，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太对不起人的事情啊！

我不仅仅在工作和学习方面没有损害过谁，我在交朋友方面也没有损害过谁。我没有许诺过谁，所以也就不存在违背诺言的问题。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那是我自己的自由。何况，这种事情我觉得太平常了。我去找女孩子，人家看不上我，我也没有办法，那是人家的自由，否则的话，那我岂不是天天要在仇恨中度日子？

我的这一张昏黄的记忆拼图，它到底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呢？在我追求音乐艺术，在我为“美声”地歌唱而苦苦奋斗但却不断遭遇波折的青春岁月里，这一幅布满了斑斑霉痕的有关“廻龙桥路”的记忆拼图，它到底能够向我昭示出一些什么样东西呢？

谁人能够告诉我，说我的这些回忆毫无意义？说我的那些感觉完全是我自己无稽的妄想？我真希望有人说出这样的话，不过，他不应当蜷缩在某个角落里窃窃地说，他应当站出来说，他应当公开地说，他应当正儿八经地说，他应当面对着芸芸众生大声地说，他应当面对着朗朗乾坤高声地说。

那天，当我回到宿舍楼前，当我又一次地站在合肥师范学校之故地上的时候，我心有所感，我感受到了我的天空在翻腾旋转着。哦！那天空之中的光芒啊，它们仿佛在逐渐地暗淡了下去。我抬头遥望，那高高挂着的曾经让我们觉得自己“最灿烂”的太阳，已然不再是灿烂辉煌，而仿佛是变成了一团漆黑的洞窟，是吞没一切的漩涡，是空中的一眼无底的深渊。它是被什么东西遮蔽了吗？它是被什么东西吞食了吗？宇宙中果然就像是存在着一只张着黑咕隆咚巨口的怪兽，它在贪婪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包括那最最灿烂的金色的光线。

哦！我的世界正在暗淡下去！

 

刚刚来到合肥学院工作的2005年，我与合肥学院签订了一个科研项目，项目的名称叫做“中国戏剧研究”。签订这个项目的直接的原因，是在于要启动一笔总额为3万元人民币的“合肥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基金”。当时，合肥学院准备给引进的博士、教授一笔科研启动基金，记得我在上海体育馆的招聘会上偶遇前来招聘的该校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计划告诉过我。后来，在多次谈话中，合肥学院有关领导也明确地流露出想要把比较弱势的科研工作搞起来的意思。

我想，合肥学院当然希望自己投入的科研经费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而我呢，当时也很希望有一笔资金来支持我迫切地希望进行的科研项目，尤其是出版我的书稿，所以，我就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书稿和计划中将要进行的研究都罗列进了这个项目。如此一来，我的这个“中国戏剧研究”课题就搞得非常地庞大，实际上，它成了包含有三个“子项目”的“母项目”。具体而言，不仅要利用这3万元资金修订并出版自己的剧本选和博士论文，我还要用这笔钱来完成我的“乐剧”理论研究，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地希望完成的。

我的“中国戏剧研究”课题，它原计划的起止时间是从2005年5月至2007年5月。两年时间完成三项课题，一听起来，不太了解情况的人确实会觉得很吓人，但实际上，该课题中的前两个子项目即剧本选和博士论文已经有了基础，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增补，而“中国戏剧研究”课题真正的难点和重头戏实际上是它的第三个子项目，即“乐剧”理论研究计划。我最初给这个子项目取的名称是“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

虽然我的博士论文也已经算是“成品”了，但我希望首先出版剧本选，我准备在剧本选出版之后，再陆续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和“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项目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我当时有出版三本书的打算。

然而，3万元的经费毕竟是很有限的，一般地，仅仅出一本书的资金就需要3万元。我是如何知道这一出版业行情的呢？当初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就有个获得出版的好机会，据说是什么机构准备资助3万元给上海戏剧学院，让它出版优秀的博士生毕业论文。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宋光祖亲口告诉我，说我的毕业论文是我们那一届中最好的，而且他也向有关方面推荐过，推荐出版我的毕业论文。但是，这个机会最终还是没有轮到我的头上，我的导师为此还多次在我面前叹息、惋惜过。虽然当时书没有出成，但我也得以了解了一下出版行情，从此，3万元出一本书这么个概念就在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一本书就需要3万元了，我现在想用3万元出版三本书，这可如何是好呢？那个时候，我想起了我曾经在一家比较权威的杂志（好像名字叫做《新剧本》）上看见过的一条出版广告，该广告宣称有一家公司，或者说是出版中介，它可以以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图书，出版一本书的资金只需要1万元，而且，出版后的图书还要赠送1000本给作者。一本书一万元，如此一来，我的三本书的出版不是都有了着落了吗？所以，我就与他们进行了联系，请他们首先出版我的剧本选。

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我盼来了他们托运来的1000《钱久元剧本选》，然而，当我准备联系书店帮助销售一部分的时候，问题却出现了。书店的人说他们不能接受，说是上面有规定，他们销售图书必须走正式的进货渠道，从私人手里进货前几年还可以，现在则不行了。听了这样的解释，我就觉得这里面隐藏着某种问题，因为我相信，如果是正式的出版物的话，不应当是这样的结局。于是，我电话咨询了中国文联出版社，果如其然，他们说根本就不知道有我的这本书，还说书号是假的。

于是，我就开始与那家“出版中介”展开了交涉，他们开始还挺想抵赖，但是，我是绝对不会随随便便让他们把1万元钱给吞掉的，所以，准备与他们打官司。那家“出版中介”开头的时候态度很是强硬，但后来应当还是害怕了，特意委托自称是安徽经济报社的一个姓陶的人来把钱款全数退给了我。由于他们送给我的1000本图书中已经有近200本被我送了人，无法追回，他们只能取走剩下的800本图书，说是要作销毁处理。

此次图书出版所遭遇的挫折，我不知道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只是觉得有些莫名地惊诧，实在是没有想到，有些人胆子这么大，这么容易查明真伪的商品他们都敢于作假。他们甚至于还敢在著名的杂志上登广告。出版界真是有些乱啊！我感觉纳闷的还有，那位安徽经济报社的人居然在事后还不断地跟我联络，希望和我交朋友。这究竟又是什么意思？ 

 “出版中介”弄虚作假，那么，正规的出版社是不是就绝对没有问题了呢？

解决了与“出版中介”的纠纷，我知道了联络正规出版社的重要性。通过电话联系，我找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王海涛。王海涛要我把书稿的电子版发给她，然后再跟他们出版社的有关人员研究3万元是不是够用的问题。由于等了一段时间没有等到任何的回复，于是，我又通过电话联络到了另一家出版社——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当面协商的时候，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明确地表达了愿意出版我的书稿的意向。但在当时，我并不满足于仅仅有个意向，我需要的是尽快地把事情确定下来，所以，我跟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的权怡编辑说，问题的关键是能否马上签订出版合同，拖延一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一旦其它出版社率先确定出版我的书稿，那我肯定会和最先愿意签订合同的单位合作的。我记得权怡编辑当即请示了一下他们的社长马国锋，然后就算是拍板成交了。我记得，出版合同就是当场就签订了的。而且，由于我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知道在安徽出版图书比在上海出版图书的花费可能要低一些，所以，我请求他们把我的博士论文和剧本选合在一起出版，他们也答应了。还由于我的3万元经费中已经花去了3千元左右，所以，我给他们的经费资助是余下的2万7千元。因为是两份书稿合在一起出版，在出版社的提议下，书名确定为《海派京剧的奥秘——钱久元博士学位论文及剧作选》。

之后，我默默地期盼着我的第一本书的问世，就像我当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期盼着看到自己的第一篇小论文的发表那样。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仿佛可以把它制作成一枚精致的小书签，可以永恒地珍藏在记忆和情感的书页里似的。然而，这个时候波折却又出现了，原定于2006年3月24日之前出版的图书不能如期地出版了，根据权怡编辑的说法，他们向省新闻局申报出版我的书稿的时候，没有想到安徽人民出版社也申报了我的剧本选，这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的申报有重合之处，于是，新闻局也就有了理由不批准我的出版申请了。

我立刻意识到，很有可能又有人在幕后施展什么魔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简单，我根本就没有与安徽人民出版社签订合同，更没有付给他们任何出版费用，他们怎么就这么轻易地申报出版我的书稿了呢？何况，我记得我甚至于事先都没有直接去到他们的单位谈过话，只是把剧本选的电子版发给了他们而已，他们居然就把我的项目给报了上去。

得悉我的书稿出版申请如此地被新闻局否决了之后，我愤怒地去和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王海涛理论。王海涛先在电话里表示道歉，说他们出版社有人把事情给弄错了，后来，当我亲自去到他们单位向她要个证明，证明他们出版社不再准备出版我的图书的时候，她又改口说：“只要发给我们稿件我们就向新闻局申报。”我因此更加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如果是仅仅发给了他们一份电子版稿件他们就向新闻局申报的话，那么，在他们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可真是太容易了。因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只要通过某种方式给了他们稿子，他们出版社就同意出版。向安徽人民出版社索要不再出版我的书稿的证明，这是权怡编辑要我做的，她说有了那样的证明之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再与新闻局交涉就有根据了。她还表示不希望我再追究下去。我当时主要就是因为权怡编辑的劝说，为了维护与合肥工业大学的友谊，所以没有继续追究下去。当然，我也知道，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查出这件事情的真实背景的。

就这样，原本在2006年3月份就可以印出来的书被推迟了，一直到该年的4月11日我才拿到我的新书样本。我的第一本著作就是这般艰难地问世的。

“中国戏剧研究”课题的核心子课题是“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地渴望做的课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甚至于在读博之前的三年流浪期间，我就已经在酝酿着这个课题了。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还曾经希望把它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只是没有成功而已。而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把我的学术观点作为一个科研项目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了。

除了搞好教学工作之外，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全副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该课题的研究之中了。那真是一段昏天黑地的日子，我记得，为了此项研究，我经常把饭给烧成了焦糊状。当我把大米淘好放入电饭锅里之后，我立刻要回到电脑旁写我的书稿，因为等待大米被煮熟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不可以干等着，然而，一回到电脑旁边敲打起键盘，我就常常把正在煮着的饭给忘掉了，直到一股股焦糊味儿不断地侵袭过来，我才会猛然意识到，我的饭不仅已经煮熟，而且熟得已经大大地过了头了。在那段昏天黑地的日子里，我这里也根本上就不存在什么双休日，不存在“五一长假”，不存在“国庆黄金周”，不存在寒、暑假。例如，2006年的大年三十上午，我仍然在该课题的研究进程中，除夕之夜回到老家吃了一顿饭，大年初一就立即赶回学院重新投入了科研，甚至于除夕之夜彻夜不断的鞭炮声，也没有能够打断我对于我的科研课题的思考。可以说，在2005年5月份与合肥学院签定了“中国戏剧研究”科研课题之后，本人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过。这样，原定于2007年5月完成的工作，终于在2006年3月5日就完成了，比预定的日期提前了一年还多。《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课题成果全文近30万字，在字数规模上也超过了20万字的原定目标。

大约在2006年的5、6月份,权怡编辑告诉我，他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经过研究讨论，已经同意出版我的《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书稿了，他们并且也已经把出版计划申报到安徽省新闻出版局了。不过，在她的要求下，书稿的名称作了修改，改为《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权怡编辑还估计，当年10月这本书就可以问世。我当然非常高兴，为此，我还接受了权怡的建议，把发布在上海话剧中心网站上的有关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被无辜退学的信息给删除了。

可是，我左等右等，新闻局的批准文件下达的消息却一直没有出来。我推测又有邪恶势力通过种种办法阻挠我出版图书了，因为我觉得，向新闻出版局申报一个图书出版项目，这似乎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在2006年7月26日，我以手机短信的方式把我的意思传达给权怡：我推测我的书稿又被坏人施展魔术卡在新闻局了。权怡当天并没有回电。次日下午，我接到权怡老师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我的猜测是错误的，新闻局已经研究通过了有关我的著作的出版申请，只是到现在还没有下达正式的文件而已。看来，根据权怡提供的信息，《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的出版工作应当一直在正常的运行渠道之中。我这次估计算是出错了，不过，我对于自己的这种“出错”实际上是很高兴的，我本来就不希望那是正确的。

其实，我何尝不希望我所有的不愉快的推测都是错误的呢！因为我希望我的书稿能够顺利地得到出版，我希望我废寝忘食搞出来的科研成果能够问世，能够早日得到广大戏剧爱好者的批评和指点。我不仅希望我的有人暗中阻挠我出版图书的感觉是错误的，我还真心地希望我的人生道路上所有的不愉快的感觉和疑虑都是错误的。

我是于2006年11月拿到《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的样书的。总的感觉，我的第二本书的出版比第一本书要顺利一些，出版社也没有再向我要资助。其实要也要过，但我实在是没有，合肥学院也不愿意再给我任何的图书出版资助了。

就在我的第二部书稿正式出版之前，我的第三部书稿也已经完成了，书稿的名称叫做《形象戏剧学》。这本《形象戏剧学》书稿的问世与我来合肥之后所担任的两门课程密切相关。

果然是人以类聚，我来合肥学院工作不久，很快便结识了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张主任，张主任邀请我给他麾下的导演专业学生讲授《戏剧美学》课程。为了2005年9月份开始的这门课程，我花费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下了十万多字的授课讲义。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该校连个固定的教室也没有给我安排，我甚至于不得不带着学生在校园里露天上课，但是，对于我的“形象戏剧学”理论的形成，那段教学经历还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与此同时，为了在合肥学院中文系讲授《戏剧文学研究》课程，我也写下了将近十万字的讲义，这门课程的教学虽然偏重于文学，但是，它仍然对于我的“形象戏剧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005年9月10日，《戏剧美学》、《戏剧文学研究》这两门课程的讲义都已经完成之后，并且也已经开始给学生讲授了，我又应合肥学院科研机构的邀请，立足《戏剧美学》、《戏剧文学研究》这两门课程的讲义，申报了一项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课题的题目叫做《戏剧美学研究》，可惜，该项申报没有获得批准。2006年6月1日，在系主任的督促下，我又一次申报了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课题的名称好像改成了《戏剧哲学新探》，但是，听说即便是被批准，那也已经是2007年的事情了。我觉得不可以等待，我略事休整，从《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课题的劳顿中刚刚恢复过来，到了当年的六月下旬，我又开始了对我的那两份讲义的梳理、调整和整合工作。经过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废寝忘食地苦战，2006年9月15日，我终于完成了我的新书稿《形象戏剧学》，全文约20万字。这也就是说，这部《形象戏剧学》书稿是在两份讲义《戏剧美学》、《戏剧文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完成的。

我记得，在《形象戏剧学》书稿完成之后，又过了一小段时间，大约是在2007年的年初，我得到了消息，我把该计划作为省级课题所进行的申报再一次地被枪毙了。看来，我的做法是对的，搞科研项目不可以等待，等待别人批准自己的项目申报，那很可能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形象戏剧学》书稿已经于2007年8月出版了，是我自己掏腰包花了大约1万元出版经费才得以出版的。

在那段日子里，当然也有其它的著书立说机会，不过，我最终都由于种种的考虑而放弃了。例如，大约就在刚刚来到合肥学院的2005年，有一个教材编写小组打算把他们正在编写的教材的某个章节交给我来写，我推辞了，原因就是当时我正在从事《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形象戏剧学》两书的写作。虽然那个任务有稿费，并且图书的出版也不需要我自己掏腰包，不需要我费神，但我还是推辞掉了。另外，对于戏剧界同行邀请我参与《安徽戏剧通史》的编写的最终放弃，那确实更是一种忍痛割爱。

2006年10月21日，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王夔老师来电话，说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王长安所长想与我商谈参与编写《安徽戏剧通史》的有关事宜，问我感不感兴趣。我当时感觉很高兴，表示想具体了解一下情况再说。说句实在的，我当时并不很想接受新的课题，因为我刚刚完成了总字数近50万字的《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形象戏剧学》两部戏剧理论书稿，所以，一听说理论性的科研课题又要来了，我的心里就着实有些发怵。不过，当时我已经在合肥学院工作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我仍然对安徽戏剧理论界非常地陌生，而我早就听说王长安所长是安徽省首屈一指的戏剧理论专家，尤其在黄梅戏研究领域很有造诣，所以我很想认识一下。当然，我也想先了解一下他们课题的具体内容，如果时间比较宽松，我还是有可能接受的。

王夔老师还告诉我说，他和我差一点就成为同事了，原来，他是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硕士，我博士毕业之后想进安徽大学艺术学院，而他同时也在向这所学院求职，最后他进了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我没有能够进去，所以他才有了那么一种“差一点就成为同事了”的说法的。

2006年11月28日下午,这是王夔老师约我去安徽艺术研究所开会的时间，我们将具体地讨论共同编写《安徽戏剧通史》之事。我在会上见到了包括王长安在内的三位上海戏剧学院校友，王所长的意思是希望由我来编写宋元以前准备阶段的安徽戏剧，而且，他还说，《安徽戏剧通史》最终将以精装本的形式问世。

如果是放在5年前甚至于一两年前的话，这种研究任务我一定会抢着去做的，因为不仅有资助，有稿费，而且，写出来的东西还将马上得以出版，不需要自己劳精费神。尤其重要的是，那个《安徽戏剧通史》还是文化部的科研项目，据说全省只有两个那样的项目，参与那个项目对于我将来的职称评定也是绝对有好处的。但是，那个项目的交稿时间是在2007年3月，虽然半年时间写它个10万字的书稿问题是不大的，但我刚刚从两部专著的写作之中解脱出来，非常需要休息一下，喘口气。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使得我不是很想接那个项目，例如，我当时最希望搞的是舞台实践，而不是纯理论研究。所以，思索了几天之后，我最终还是向他们提出了退出的请求。

在著书立说上面，我之所以有所推辞，有所选择，甚至于要忍痛割爱，那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想做学问，他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首先，一定要把精力和时间投放在自己最拿手，最能够出成果，同时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上。否则的话，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似乎都有一定的成果，但真正自己最喜欢，并且自己觉得最容易获得最大成果的东西就有可能被丢弃掉。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很有限的。其次，做学问还要考虑自己现实的实际状况，例如，虽然《安徽戏剧通史》确实是一个好项目，但我恰巧处于需要休整的时候，我推辞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在这里。我真诚地祝愿由王长安所长所牵头的《安徽戏剧通史》能够早日与读者见面，因为它将填补安徽戏剧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海派京剧的奥秘——钱久元博士学位论文及剧作选》、《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以及《形象戏剧学》这三部书稿的陆续完稿和出版，至少对于我本人来说，这可以算是一种不小的学术丰收吧！我记得，站在合肥学院北一区——原合肥师范的校园里，当我手捧着自己的这三部专著的时候，我又回忆起1986年从这里毕业时候的情景，我的眼前又浮现起洪继文老师当时写给我的临别赠言：“一切的努力都会得到它应得的酬劳的——与钱久元共勉！”从合肥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在辗转不定的生活中，在无数次的挫折和漫长的颠沛流浪之中，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把洪继文老师写给我的这句格言的真迹给弄丢掉了，然而，所幸的是，我把它牢牢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了。所以，我大概是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确实值得我永久铭记的格言了。

就在我的第三部专著《形象戏剧学》完稿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并没有马上停下来，略事休整之后，我立刻把我在上海流浪期间所写的书稿《中国人的杨姓》进行了最后的修订。

收获是快乐的，但随后，随着这些工作的陆续完成，我却觉得越来越空虚了起来，甚至于一度产生了对于纯理论研究的厌倦情绪。我希望改变一下事业发展的模式，变以理论研究为主为以创作和舞台实践为主，或者至少是两者并重。

确实，理论研究是我的本行，我的专业是戏剧戏曲学，我当然会一直关注这门学问。但我原本也许并不一定要那么集中地在一两年的时间里玩命似的搞这些大部头的研究。假如能够到一个剧团或者艺术院校工作，那么，我的理论工作就将可能进行得比较平缓，应当是可以做到与创作、舞台实践性的工作总体上协调并行的。我之所以玩命地在合肥学院把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理论研究上，这除了出于报答母校培育之恩的考虑外，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我在合肥学院没有办法寻找到我的专业与舞台实践的结合点，除了孤军奋战做理论研究之外，我好像没有太多的其它方面的事情可做。当然，我在合肥学院也写了几个剧本，但我对之并不感到怎么满意。应当知道，我之所以在上海期间能够写出更多的剧本，那还是因为我有着经常观摩戏剧演出的机会。而到了合肥之后，大概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只有两三次观看舞台演出的机会，大致上算是一年一场吧！所以，长期远离舞台实践，长期缺乏直接观摩、交流的机会，这对于我的理论研究和剧本创作都是非常不利的。

是的，我那个时侯特别希望把时间和精力投放在包括剧本创作、舞台导演之类的戏剧实践中去，而这一切，我的现在的单位是不可能很好地提供给我的。

我真的感觉很困惑，刚刚来到合肥学院的时候，我当然不可以马上说要走人，人家给了我一碗饭吃，我总得给人家奉献出点什么。也是由于我当时看到合肥学院的领导很希望搞出些科研成果，所以，我把精力放在了科研上，这也是出于报答他们的用心。现在，我已经以合肥学院中文系教师的名义完成了一定的科研任务，所著书稿总共合起来有100多万字，我想，合肥学院也许现在可以考虑一下我迫切希望在专业上作出更大成绩的愿望了吧？

 

我的音乐专业学习实际上已经中止了，我的戏剧专业尽管在自己的挣扎似的努力下有所收获，但我总觉得还很不够。由于觉得自己在专业发展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所以，在合肥学院，我并不老实，我渴望着，甚至于可以说，我几乎是每时每刻地都在渴望着能够进入一所艺术类专业院校，渴望着获得一个发展专业的平台。

与安徽省艺术职业学院的联络是值得一提的。

记得在刚刚来合肥工作不久，我就通过电话联络上了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的张主任，他当时似乎很热心。我记得，几乎是在第一次攀谈的时候，他就说出过这样直截了当的话：“我们想把你挖过来！”正是由于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有一个戏剧系，所以，我想过，如果这所学校真的想要“挖”我的话，我倒是乐意被他们的铁锹“挖”一下子的，尽管从级别上来看，他们的学校比合肥学院低。

就在2005新学年开学之际，应张主任的要求，我接手了他们戏剧系导演专业的《戏剧美学》课程。本来是准备让表演系也来上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上课的时候只来了导演专业的学生。

课程开始的时候还算顺利，然而，怪事情很快就出现了。大约在第三、第四周的某一天，我正准备上课，突然有人来通知我，说我当时正在使用的教室其实根本就不是安排给我的，结果，我和学生们被迫临时寻找别的教室上课。下课后，我直接告诉戏剧系的某某负责人员，请求在下一次上课之前把教室给确定下来。然而，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不仅没有固定的教室，连临时的教室也找不到了，我只好和同学们跑到的大操场上去“上课”。此后，几乎每一次上课都是临时找地方，有时候被赶来撵去好几回。尽管我每一次都向有关人员反映教室问题，但令我惊讶的是，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没有教室，坚持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有些同学说，他们来到教室上课，但却常常找不到我，因为我临时确定的地点没有办法很快地通知给所有的人。到了后来，20多个导演专业的学生中，真正常来的只有五六个了。

可是，虽然课很难上，但我还得去上。我记得我好像也曾经找到过张主任，向他反映过没有教室的情况，表示如果这样下去我就没有办法再来上课了，言下之意，如果确实不希望我来上课的话，那我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来了，但张主任没有明确表示不让我来，看来，他原本应该是希望我来给他的学生上课的。他似乎没有必要一面请我来上课，一面又不给我安排教室。我是张主任请来的，张主任没有写“休书”，我当然不好不来，所以，最后我也就不管它有没有教室，反正每次我都按时到达，并且尽可能地给坚持来上课的学生多讲一些东西。

学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学校给了我九百多元的课时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拿，但为了不多事，我还是拿了。我想，也许那些搞破坏的人，假如他们确实存在的话，他们实在是太不心疼学校的钱了啊！从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他们也太不心疼学生交来的学杂费了啊！

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一段联系也值得在此一说。谈到南京师范大学，那就必须要谈到沈新林老师。

沈新林老师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谈到与此人的关系，那还得从我刚刚来到合肥学院的时候谈起。可能是由于在上海期间还不太熟悉网络，上网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对于自己已经发表了的论文在社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反响这个问题，我并不了解。初来合肥学院之后，我就得到了一把该院博士工作站的钥匙。工作站里有电脑，上网很方便，这使得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

记得有一次，我随意地在网络资源上浏览，偶然发现“中国知网”上标注有一篇引用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内容的文章，作者就是南京师范大学沈新林教授。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太在意，以为这事很偶然。后来则由于忙于科研任务，没有闲暇在网络上“闲逛”了。直到2006年的秋季，由于《形象戏剧学》刚刚完稿，我觉得自己又有时间可以在网络上“闲逛”一阵子了。这一回，我发现，自从1999年开始，南京师范大学的沈新林教授几乎每年都要发表一篇涉及到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的文章。这使得我很有感触，尤其是在长期地与戏剧学学术界失去了联系之后。这就犹如被冲散了的散兵游勇又一次地窥见了大部队的身影似的。

既然那位素未谋面的教授如此地重视我的学术观点，那么，我想，我一定得与他取得联系。我首先给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打了电话，表示我希望与沈新林教授取得联系，并给他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我的手机号码。很快，沈新林教授的短信就来了，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敢直接用我的手机进行回复，因为我一直怀疑有人窃听我的电话，担心如此重要的有利于我的专业交流的事情又被邪恶势力给搅坏了。我记得，当时我是在合肥市的女人街附近用公用电话给沈新林教授回电的，我告诉他，我会很快去拜访他的，我将会带着我的两本新出版的专著前往拜访。

2006年11月11日上午，我自费前往南京拜访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新林，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访学。在交谈中，沈先生对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未来表示了担心，他说，搞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将来很可能会出现断层的现象。沈先生的学术观点使得我很受启发，收获很大。沈先生与我都认为，中国戏剧的历史应当重新写，王国维的戏剧理论体系虽然对于中国古代戏剧的研究贡献很大，但是，这个体系存在着比较重大的问题，需要进行矫正。所以，沈先生建议我重写《中国戏剧史》。

沈新林还非常热心地表示，他愿意推荐我到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工作。从南京回来之后，我当晚就上了他们学校的网站，我发现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有一个“戏剧影视系”，与我的专业比较对口。次日，我就给沈新林老师邮寄去了我的有关个人资料以及下面的这份信函，向他表示了想进他们的那个“戏剧影视系”的愿望。

虽然有沈教授的帮忙，虽然我也很愿意，但求职南京师范大学的事情进展得却并不顺利。正如沈教授当面跟我说的那样，如果他本人可以决定，我马上就可以去南京工作，但是，他只有推荐的份。

2006年12月18日，在焦急地等待之后，我与南京师范大学沈新林教授通了电话，他告诉我说，他们学校可能要调查我。我当时又是心里一惊，我真的似乎能够切身地体验“文革”时期被打倒的那些“有问题”的右派和“牛鬼蛇神”们的心理感受了。语气中我也能够听出，预料中的阻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估计我去南京工作的愿望已经难以实现了。

如果南京师范大学“戏剧影视系”真的要我的话，我是很愿意的。然而，我也想到，在一位对我如此器重的教授的极力推荐之下，人家都一直没有让我哪怕只是去谈谈话，因此，我觉得希望确实是不大的。拜访沈新林教授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非常希望引进一位戏剧学博士，而实际上他们的领导似乎对我并不感兴趣，这里面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不得而知。我也隐约地感觉到沈新林教授更希望我去的是文学院里的中文系，但我觉得，从合肥学院的中文系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此种变动意义不大。我还跟沈新林说过，既然“中文系”和“戏剧影视系”都属于“文学院”，假如我进入了“戏剧影视系”的话，这完全不妨碍我兼任中文系的工作。所以，此次沈教授推荐我就职南京师范大学失利的具体原因我实在是难以搞清楚，而且，越是这样，我越是怀疑又有邪恶势力作梗，谁让中国的人事工作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呢！

除了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也曾经让我产生过很大的期望。

印象中，在还没有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就跟浙江传媒学院联络过，我记得，他们的一位姓孙的人事处的人员开始对我很感兴趣，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再跟我联络了。

毕业后，流浪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一次地联系了这所学校。记得当时，我就暂住在上海静安区镇宁路边上的棚户里，而那个时候显然已经距离第一次的联络有了一段的时间了。我记得接电话的依然是那位孙老师，她再一次地表示了兴趣，还说她不久将去上海，想面谈一下，可惜，我一直没有等到她的到来。

在我在合肥学院工作并且完成了一些科研课题之后，我又一次地想到了浙江传媒学院，并且又给他们打了电话。首先接电话的人依然是那位孙老师，她也告诉我，说她记得很清楚，我以前是跟她联络过的。为什么我老是要联络浙江传媒学院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确实很想进这家单位，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种困惑在驱使着我，我确实很想知道在以前的求职过程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的失利。我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的啊！我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搞出了两三部专著不就是个明证吗？我把我当时的工作和科研情况跟她一说，她还是那样，再一次表示出了我的兴趣。她当即要我立刻把我的个人资料邮寄过去，包括在合肥学院所完成的科研成果资料。我照办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他们要我去参见面试的通知。

2007年1月5日上午，我前往杭州，参加了浙江传媒学院人事处的面试。我的课堂教学试讲讲完后，该校人事处朱处长立刻拉我到门外问我：“你估计你们单位会放你走吗?”我告诉他：“在你们决定要我之后，我再跟我单位的人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时那位处长已经谈到诸如住房解决和安家费、科研经费等问题了。他们很明确地告诉我，说我的试讲“很生动”。他也提到我毕业两年还没有评上副教授职称的问题，但他立刻又说，问题不大，因为我有着一大的堆科研成果。

2007年1月23日，我向浙江传媒学院人事处咨询过我的应聘结果，人事处的某个人员告诉我，说录用的最后一道关卡——他们的学院党委会会议已经开过好几天了。既然学院党委会已经开过，按说决定应该已经下来了，为什么还不马上通知我呢？因为我不知道党委会的最后决定是什么，所以那几日不断去电话，但是，我觉得，人事处的人显然是在回避我。

几天之后，我再次拨了浙江传媒学院的电话，这回，我终于得悉了结果。该学院人事处的孙老师说：经过党委会议研究，觉得我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很遗憾地告诉她：“我们已经算是第三次地擦肩而过了。我非常希望去贵学院工作，几年以来多次进行了联系，去试讲我也非常认真，所以，既然觉得我不适合，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的话，我会觉得非常地困惑和伤心的！”孙老师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年龄比较大了，他们要求博士不超过40岁，我是1966年5月出生，现在已经超过几个月了。她说这个年龄上的杠子他们执行得比较严格。但我不满意这样的解释，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她又告诉我，说我2004年博士毕业，2006年就应当评副教授了，可是现在还只是个讲师。我告诉她，试讲的时候人事处朱处长跟我表示过，虽然我还不是副教授，但有不少的科研成果在手，所以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孙老师此刻终于带着遗憾的语气告诉我说：“党委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

我曾经两度联系这家学院，但连试讲的机会也没有获得；这一回我去试讲了，他们却又嫌我长大了几个月，我真的与这个学院无缘了。

除了想进艺术类院校之外，我还渴望着与剧团的合作。记得2005年刚刚来合肥学院工作的时候，我就和安徽京剧院联络过，我把我的几个剧本的打印稿（当时都还没有发表）交给了安徽京剧院的一位副院长。不过，之后他们没有再跟我联络，我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纠缠”他们了。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安徽省电影制片厂、安徽话剧院和合肥市庐剧院等单位，那也都是刚刚来合肥学院工作没有多久的事情。

记得我每次走进那些艺术单位的大门把剧本交给他们的时候，我都在暗暗地告诉自己，告诉自己这只不过是想请他们批评批评，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但是，倘若有人突然表示出打算要上演我的剧本，我说自己不高兴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是啊，人有的时候会欺骗自己，人有的时候也需要骗一下自己，感谢上帝，我居然拥有比较高强的自我欺骗的本领。感谢上帝，直到现在我才比较清晰地意识到，我当时是在欺骗自己，否则的话，说不定我当时会在那些艺术院团高高的门槛之前退缩的。

在那段时间，我有着一种强烈的被人推下悬崖的感觉，不，甚至于可以说是被人活埋的感觉。由于在音乐学习上已经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指望了，而且岁数也大了，所以，我似乎把当年对于音乐的恩爱逐渐地转移到了戏剧上来了。我当然知道获得一张戏剧戏曲学博士的文凭的重要性，但我不会满足于仅仅拥有一枚博士头衔，我觉得，做出一定的具体的实绩，譬如剧本得到上演甚至于导演一批剧本等等，那才算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十分不利于我的戏剧专业发展，尤其是在戏剧舞台实践方面，我觉得自己几乎与它隔绝了。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简直是病急乱投医了，实际上，我不仅在与安徽戏剧界求救似地进行着联系，印象之中，我似乎还和不少远在北京的文化艺术机构进行过联系。现在，我一想到这些，有时候浑身都要起一层鸡皮疙瘩，你看看，到处求人家合作搞戏而人家却懒得理你，真是害臊得很呐！我为什么现在感觉有些害臊呢？那主要是因为，我担心别人以为自己一天到晚就希望着自己出名。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我却确实没有多少害羞的感觉。不知道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无意，我记得在当时就曾经有人在闲聊之中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你这个家伙到处瞎折腾什么？要知道送上门的媳妇没人要这是一件很栽面子的事情。一个博士拿着自己的破剧本到处推销，这就更栽面子了。因为真人应当不露相才对啊，因为酒香应当不怕巷子深才是啊，你这个钱久元应该等着人家抬着大花轿来亲自登门“三顾茅庐”地请你去搞研究、搞剧本创作、搞舞台实践，那样才真叫做有面子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把中国博士的小脸都丢尽了！

记得当时，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动，我或者直截了当或者转弯抹角地对此做出的答复是这样的：

我就是要做这么个“送上门的媳妇”，我就是要主动上门请同行们合作，我就是要大声地呼唤：我要为繁荣祖国的戏剧事业而“寡廉鲜耻”……

当然，一定还会有人以为我那样做其实只是想出名，不过，想出名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啊！我记得，我当时就亲口告诉过别人，我告诉他们说，如果说我想出名的话，那就算是我想出名好了，因为我觉得，出名有利于摆脱我一直揣测之中的邪恶魔鬼的控制。当时我要到处“推销”自己的剧本的直接原因，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就是我的剧本选也即我的第一本书《钱久元剧本选》的出版出了状况。该书在出版之后，我发现自己被骗了，是出版中介盗用了某某出版社的书号。而且，我当时就深深地觉得，这里面极其可能又是那头魔鬼在使的坏。越是有人不希望看见我的剧本得到正式出版，那么，我就越是想要让它得到出版，不仅要出版，我还要力争让它上演，所以，那段时间我到处“推销”剧本，这其实也是一种火气头上的行为。

话说回来，我也觉得人们有理由认为我这个人脸皮厚，认为我这个丑女人嫁不出去，于是也就只好学狗皮膏药硬往人家脸上贴。每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没有颜面见熟人，脸皮火辣辣，每一根毛孔都感到灼热疼痛，就像有燎原的野火要把地面上的杂草烧焦似的。然而，我很快就觉得自己幸运地得救了，就像突然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我猛然想到，极其个别的人，他甚至于还被一些人称作“教育家”，他四处推销的可不是攥在手里就是那么几张纸的破剧本，而是扛在背上会让人感到沉得走不动路的他那百把斤重的女儿啊！所以，其脸皮不知道比我要厚实多少倍呢！这种人这种行为都不觉得害臊，那么，我还有什么可害臊的呢？哈哈！常言说得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小巫见大巫，简直不是巫！

不过，话说到这里，我忽然又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为什么呢？一时之间，我又突然觉得，那脸皮特厚的“教育家”，也许还有人认为他脸皮极薄呢！

此时此刻，我忽然又想起当年在上海某高校读书时候的情景。记得那是一个夜晚，我到一位老师家去。记不清楚我们师生之间聊到了什么方面的话题了，反正我记住了老师这样的一些话语：“……人生一辈子几十年，谁有可能不被别人伤害呢？谁又能肯定自己不曾伤害过别人呢？……没有切肤之痛，他就应该不大会……”当时，我不可能想到老师的这番话会有别的什么意思，只是觉得，老师跟学生说到这些，确实有那么一些令人感到有些小奇怪。我现在想来，那些话，虽然只是些片言只语，恐怕也是有些意味深长的吧？或许，我的老师也一直在思索着什么问题，比如：

为什么某某人会如此地仇恨另一个人呢？

那“另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曾经“切”了“某某人”的“皮肤”，因而使之产生了某种“切肤之痛”呢？

啊哈！我开始不停地追问自己，某种魔鬼，它一定会在某些人面前把我说得无比邪恶，因而对它造成了极大地伤害，否则它怎么能动员得了那么些原本温柔敦厚的人士来折腾我呢？对了，它一定会不停地不断地向有关人士诉说自己的伤口是多么地创巨痛深，而且斩钉截铁无可辩驳地告诉有关人士，说那伤口就是一个叫做“钱久元”的人给它留下的。对了，虽然它一定不好意思说出事情的真相，但它一定会让有关人士觉得，觉得那个叫做“钱久元”的人如果不曾手持尖刀捅了它，那也一定是做出过类似于用利刃切割它的皮肤的事情。可是，如果他“钱久元”的那种行为能够切伤人类的皮肤，那么，不仅仅大街小巷子里会到处走着皮肤流血的人，连他“钱久元”自己的皮肤也会血流不止的啊！难道，难道魔鬼的皮肤并不特别地厚实？哦，不仅不厚实，那兴许还是特别特别薄的皮肤啊！可是，如果说它的皮肤如此地细嫩薄弱，那又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皮糙肉厚的“事业”来呢？哎！真是一种悖论，说它皮厚吧，那它应当并不在意别人的某种拒绝，而且那种拒绝还可以被当做某种事情原本就不存在；说它皮薄吧，它居然干出那么多连自己的亲友听见了都可能会觉得抬不起头来的丑事情。这种现象也许只有参照老子哲学的某种原理才能得出解释吧：皮薄至极则厚，皮厚至极则薄。

嗨！我既不是学习生物学的，也不是做医生的，刚才怎么扯到人类皮肤构造学（参见本回图1）上面来了？还是回到我原来的话题上来吧。

虽然四处联络较少有什么结果，甚至自觉有些丢人，但是，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联络却是令我难忘的。我也是像和京剧院、庐剧院等一样，是以向该剧院领导请教剧本为由主动上门联络的。我的电话打给了江松阳副院长（参见本回图2），我本来以为又是比较失望，或者只是一般性地聊聊，没有想到他是很热心的。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聊了很久，我还跟他胡吹了一通我自己对于安徽戏剧界的了解，吹得我自己后来都有些难为情了。但这位院长似乎对于我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冷漠和厌烦，他还送给了我一本精装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史志》，这令我很兴奋，我很珍视这样的资料。尤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我要求到他们的排练场观摩排练的请求没有得到应允，但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排演的黄梅戏《雷雨》、《逆火》我看了，还有一个关于吕后与虞姬的戏我也看了，这都是江松阳副院长送给我的票，这也几乎是我来合肥工作以来的那数年时间里所观摩到的仅有的三场正式演出。

在与黄梅戏剧院虽然时有中断但却又能够不断地有所重续的友谊之中，江松阳院长都是非常客气的，他也很明确地表示过他对于我的专业发展方面的关心。

我很珍视与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那段友谊的，至少，这种友谊让我感觉到，我还没有完全被戏剧界所遗忘，让我在令人窒息的“专业活埋坑”中呼吸到了一丝清新的空气。

自从诞生的那一刻间，

我就信守着

这般的诺言：

“谁把我点燃，

我就为谁吐放

那璀璨的火焰！”

对于我这可悲的“轻率”，

高贵的您

请无须责怪。

我用整个的生命所铸就的期待，

只是一枚

小小的火柴！

这是我的一首名为《蜡烛》的小诗，曾经发表于合肥学院的校刊上，希望朋友们不要把它理解为一首纯粹的爱情诗，因为它所体现的主要是我对于专业的渴望，我渴望着发挥、发展自己的专业所学，就像蜡烛、干柴、汽油的心中，渴望着遇见火苗一样。

 

不仅仅专业性的艺术院校我去不了，其实，就连合肥学院内部的业余性质的学生小剧社，我都难以沾上它们的边。

2005年，我刚刚进入合肥学院工作不久，该院中文系就成立了一个学生业余文艺组织，叫做“晨光剧社”，我也受邀参加了有关指导活动。然而，在剧社成立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本人抱着极大的热忱积极地参与，但剧社的活动却总是搞不起来，我给学生排练新戏的愿望并没有能实现，我一直对此备感困惑和遗憾。我曾经主动地、不断地督促剧社的某某学生干部抓紧排练，然而，她却总是说同学们时间紧，组织不起来。后来我就不主动催促了，希望同学们有时间的时候会主动地来找我。可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没有听说有任何一个同学说他有时间了，要我去指导。我甚至于一度以为中文系的学生不喜欢戏剧，所以很是失望。

2006年10月10日，中文系召开例会，会后，系办公室主任要我晚上留下来参加一下“晨光剧社”的会议。晚上，剧社会议上，我又看见很多老社员来开会了，而且还有许多新社员急切地想要参加到剧社里来，这就让我觉得有些难以理解了，在会议的现场我就把自己一年多以来的感慨抒发了一通。

应该说，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还是非常地喜欢戏剧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同学愿意参加？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我就情不自禁地要发出感慨，为什么学生们这么爱戏剧，老师也十分地投入，我们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搞出什么成果呢？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龌龊的事情？有没有人在阻挠学生兴趣活动的顺利展开？以前我拼命地想要搞好剧社，那是我根据当时自己的个人状况的安排，但并不是说我什么时候都有时间和精力。

虽然心里颇为不快，但是，瞧着学生们一双双渴求艺术的眼睛，我向同学们保证，今后不论我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是合肥学院中文系的学生请我来帮忙搞戏剧活动，我都将非常愉快地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晚上活动结束后，已经是夜里9点了。我出校门赶901路公共汽车回家，但是等了1个小时也没有等来公共汽车，我只好叫了辆出租车回家，自掏腰包花了24元钱。因为不回去不行啊，我次日还有课，讲义丢在家里。虽然有这么些小小的不顺利，但我仍然是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仿佛找到了一丝自己的专业了。我可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专业所学了。可惜，这种感觉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恰好在那一阵子，合肥学院与韩国的交流活动比较频繁，于是，我准备给学生排演一部韩剧。2006年10月31日，我把“晨光剧社”打算为加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而排演韩国戏剧的想法汇报了系主任，系主任也表示支持。同时，我也表示了要把韩国古典戏剧《春香传》的片段演给韩国来宾观看的想法，按预定的计划，韩国驻华大使以及韩国前任总理即将来访合肥学院。

时间是紧迫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但是，直到两天后的11月1日，剧社的学生负责人还没有和我联系。2006年11月2日晚上，我给剧社的演员部长打电话，要他通知《春香传》剧组的演员次日下午4点前来系里我的办公室开会，可是，我从清晨就来到学校，一直等到下午4点半了也没有看见有人来。焦急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给演员部长打电话，可是，总是听不到那个演员部长的“真人真声”，只能听到手机本身的答复：“对不起，您拨叫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我早就向剧社学生负责人提出过要求，要求他们一但选定了要演出的片段马上就告诉我，在两三天内把这个工作做好，可是，一眨眼四五天都过去了，却一直消息全无，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出现这样的事情，难道剧社的社员热情又不高了吗？

为此，我立刻又跟系办公室主任交涉，他叫我主动找学生。我告诉他，每次剧社活动都是他来找我的，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都是很积极很主动地配合他的邀请，现在，剧社连个通讯录都没有给我，要我去找谁，我建议他立刻召开一次会议，征询大家的意见，有些不积极的成员不可做剧社的领导。我之所以找系办公室主任帮忙，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和我一起排戏的，然而，这次的排演计划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展开。

本人抱着丰富学生文化生活的愿望，抱着加深国际文化交流的意愿，很想做些事情，但如果有什么人不仅不支持，反而在里面捣鬼，那么，不仅排演韩国古典名剧的美好愿望实现不了，排演任何戏剧都不会是顺利的。

朋友们可能觉得我这里说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是，我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看问题的。你觉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魔鬼也需并不觉得，它既然几乎是想滴水不漏地阻挠我的事业，那么，我的一切小事在它的眼里不就都成了大事情了吗？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觉得事情太小了不值得一提，而是应当这么思考问题：如此琐碎的事情魔鬼都不肯撒手，由此可见“小人之气”是多么地大。我们不应该以君子之心来度量小人之腹。

可不是吗？眼前的现实就是我不仅进不了专业戏剧单位，我连系里的学生业余戏剧活动都参与不了。我之所以写这么些东西，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不正常，这里面似乎有鬼啊！我当然不会因为某次活动没有成功就以为这是坏人捣乱，也不会因为某次活动参加了就觉得天下从此太平，我之所以觉得有魔鬼暗中阻挠我的一切它不喜欢我做的事情，这是许多年的经历告诉我的。

其实，我自己没有排出戏剧倒并不太重要。我后来听说大韩民国前总理及其驻华大使临时地突然作出决定不来合肥学院了，难道……

说到这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在这里感谢一下中文系主任和系办公室主任，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邀请和帮助，我在合肥学院中文系里的业余文艺活动就只能打个绝对的“零”分了。2006年12月30日下午,中文系召开会议，会后我们去明珠广场上的欧洲风情街聚餐，聚餐之后便参加了中文系师生迎接元旦文艺汇演。在那次文艺汇演之中，系主任和系办公室主任给我安排了一个独唱节目，我选的曲目是一首外国歌曲《多么幸福能够赞美你》，是安徽师范大学的高奕文同学给我作的钢琴伴奏。演出结束后，我感到只能给自己打40分，由于老师和同学们都说好，所以我又给自己增加了5分，算是45分吧！虽然在那段时期里，我已经对我的音乐专业不抱什么希望了，自己的声乐学习实际上已经终止了，但是，我依然要感谢那些给了我一展歌喉机会的人们。被火烧焦了的荒原，似乎已经毫无生命的迹象，然而，那星星点点的雨水，即使不可能立刻让它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至少还可以在它的心中唤起一丝花草遍地的梦想。

不仅仅在中文系连个“业余专业活动”都难以搞成，在学院里，我求神拜佛似地企图参与一些“业余专业活动”的努力，那同样是毫无结果。

大约在2006年与2007年交接之时，也就是在我出版了《海派京剧的奥秘》、《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两部专著并完成了《形象戏剧学》书稿之后，我主动地拜访了合肥学院院长。除了汇报我的科研任务完成情况之外，我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院领导能够理解我当时在专业发展上的困境。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办，我只能寄希望合肥学院的有关领导，希望他们同情并谅解一个渴望搞自己专业之人的苦衷。

我向院长说明来意，院长则表示十分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得我十分感动。他说对教师的关心应当是全面的关心。这忽然使得我回想起刚刚来合肥学院工作不久的一次晚会上，系领导曾经告诉我们，在他们的帮助和撮合之下，曾经成就了本系的一对师生恋情。可惜，这么优良的优良传统最近一两年似乎突然被什么原因中断了。

院长也表示他很关注我的专业发展，这更加使得我感动。在院长的强力推荐之下，我当日下午还前往新建的市政府办公大楼，拜会了合肥市文联叶明才书记和完颜海瑞主席。合肥市文联的两位领导询问了我的有关情况之后，言谈之中似乎也对我目前的专业发展环境表示了忧虑。

但是，院长似乎对我的真正来意有所回避，他只是要我去跟学院的团委联系，看看可不可以搞一些业余性的学生戏剧活动。既然觉得一时无法搞专业性的戏剧活动，那么，学生业余戏剧活动我也是愿意先做起来，前面已经谈过的在系里面“企图”参与学生业余戏剧活动的努力，那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2007年1月10日下午，我奉命似的前往合肥学院团委，向那位三四十岁左右的学院女团委书记说明了来由，探讨合作搞学生剧社的事宜。没有想到，一开始就令我觉得有些尴尬，原来，我们合肥学院早就有全校性的剧社了。以前我也隐约地听说有，但不能肯定，这回算是从学院团委书记的嘴巴里得到了证实。学院团委书记说，合肥学院一般是从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请导演来排戏的，似乎对于我的功底不太信任。她还说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的人才很多，而且，学期也快要结束了，下个学期再说吧，我也就只好同意了。

其实，我是希望组织那些酷爱戏剧的学生们，让他们利用当时即将到来的寒假排个或大或小的戏出来。我想，这样的尝试即使其结果不太理想，即使排出来的戏大家不怎么喜欢看，但对于学生素质的培养和我个人的戏剧研究来说，仍然是极其有益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我相信我是能够在合肥学院找到几个像我一样酷爱戏剧的人的。但是，既然学院团委书记已经说过要等到下个学期再说，那我也就不好多言语了。而且，那位书记还特别强调似的告诉我，说即使下个学期让我参与搞戏，排演什么戏也需要由学生来确定，而不是由我来决定。我告诉她，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就让学生选择剧目好了。但我从她的这句话里隐约地听出，她似乎担心我决定排演自己的剧本，如果我的这种感觉不谬，那她在此次谈话之前一定已经对我有所了解，不，不是有所了解，而是了解得还颇为深刻，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

然而，时至今天，“下个学期”的“下个学期”的“下个学期”的“下下个学期”都早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等到合肥学院团委来跟我联系合作搞出哪怕是一丁点的学生业余戏剧活动。

当然，我也没有再主动地去跟团委联系，因为在那次与那位书记谈话之后，我在教工食堂吃饭的时候多次遇见她，她都仿佛是不认识我似的，所以，我因此也就知道了，我在合肥学院的校园里乞丐般地哀求人们赏赐一些哪怕是业余性的“专业”机会，这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我还能够清晰地记得2006年5月5日的那一天，我在黄山路373号的合肥学院北区学生澡堂洗完澡，然后准备到办公楼509号房间即“博士工作站”打算上上网。当我坐在电脑旁边的时候，一想到今天恰逢我的40周岁的生日，我真的有些百感交集。我已经是40岁的人了，然而，我心里清楚，那股躲避在阴暗处的势力，它绝对不会因为我已经40岁了就高抬贵手放过我的，那种病态的执著的迫害还会继续下去的。也许，它还会变本加厉。

而我这个无权无势的人又能对此做些什么呢？虽然我知道新闻媒体的重要性，虽然我希望受到记者们的帮助，然而，我知道，新闻媒体也是不会报道我的事情的，渴望获得记者的帮助只是我的一种个人空想，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候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不过，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来，数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听一位主持人介绍说，现在网络上“博客”事业很发达，但我却并不知道“博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我立刻搜寻网络，并且咨询了一下同事，我这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博客”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日记，是现在流行的网络日记。那么，几乎是毫无自卫能力的我，可否借助一下这种新科技手段的力量呢？“博客”不就是一种很好的新闻媒体吗？既然报刊记者不愿意帮忙，那么，我就自己做自己的记者好了。感谢世界科技的发展，感谢信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感谢网络时代给受迫害者的大声呐喊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

就在2006年5月5日那一天，我决定把自己过去以及现在所遭遇到的事情用博客的形式记录下来，否则的话，时间长久了自己都可能说不清楚了。就在那一天，我在一个叫做“第八色彩区（www.color8th.com）”的网站上正式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客网址，名字叫做“钱久元的搏克——给自己一个透明的人生（http://qjy.iam8.net）”。后来，为了防止“第八色彩区”网站被邪恶势力暗中控制，我陆续地又在别的网站上建了几个博客发布点，在亚洲交友中心、MSN、网易、新浪等著名的网站上都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发表基地。现在的这部自传书稿，它基本上就是我以自己所写的那些“博客”为基础修订完善而成的。我的这部自传的后半部分内容往往有比较精确的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其中所述的本人来到合肥学院工作之后所经历的事件，这主要就应当归功于本人40岁那年开始写的博客。

是的，我应当让自己透明起来，我要通过博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从无害人之心，而且常有助人之意，我为什么不敢把自己的经历和心事告白于天下呢？新闻媒体不肯报道，那我就自己报道我自己得了；我不仅会报道我自己，我还要完完整整地毫不隐藏地报道呢！

我之所以要透明起来，要自己做自己的记者，那还是因为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怀疑 。2006年9月25日，我在一篇博客中就表达了自己这一深切的怀疑，我怀疑自己的个人信息长期遭受窃听。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期间，我就感到许多事情很蹊跷，总觉得某种情况不明的外部势力对我的一些个人私事了如指掌，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来到合肥学院之后。我想，极其可能我的电话、手机甚至于电脑系统都被邪恶势力暗中监视着。如果我的分析不谬的话，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邪恶势力已经施展魔法把不同级别的政府势力拉入其团伙了。而且，其终极目的之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要阻止我的专业所学得到发展，他们尤其担心我找到我的人生的另一半。

实际上，我多年来的感觉已经告诉我，我的通讯设施被监视、监听，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是我以自己个人的力量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而已。朋友们，一切爱好正义的人们，如果你们有办法，请您们帮我找出邪恶势力对我的事业、婚姻进行暗中破坏的证据吧！尤其是那些与我相识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如果你们在与我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蹊跷的事情，或者在与我交往之后有某些奇怪的人跟你们谈论某些奇怪的话，尤其是这样的谈话最终导致了你们与我之间产生了某种令人困惑的局面的时候，那么，此刻你们就要提高警惕了。我请求你们把与我交往的时候所产生的蹊跷的感觉告诉我，或者发表在网络上，留言给我也可以，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庐山之真面目。

我相信，邪恶势力甚至于还利用了我的同学、同事监视过我，其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于阻碍我找到我生命的另一半，阻碍我的事业有更好的发展。当然，在利用我的同学、同事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告诉他们是在监视一个坏人，或者是在监视一个有可能成为坏人的人，这主要是因为，那种被伪装起来的令人作呕的真正目的，他们应当是不太好意思直接地说出口来的。

是的，长期以来，我都存在着这样的疑惑：就类似于当年“文革”时期的情况那样，我是不是已经被人内定为“准右派”了？我的这种疑虑就很沉重，我甚至于时常觉得，我似乎想不“右派”都不行了。

所以，正是由于我长期存在的这么一种被人监听、监视的怀疑，我觉得，我更有必要让自己透明起来，既然有些人那么喜欢窥探我的隐私，我干脆就把自己的隐私以及自己的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都大白于天下算了。这样，也许某些人就用不着去费心费力地来监听、监视了，都已经大白于天下了，我就说，不如让全世界人民都来监听 、监视我好了。

我觉得，我应当尽可能地把我建立个人网络博客的消息告诉更多的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此事，这本身就意味着透明。2006年9月19日下午，在合肥学院中文系召开的例会上，我向与会的大部分领导和教师赠送了我的名片，包括系里的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都拿到了我的名片。我的名片上面就印有我的博客地址。

2006年10月10日晚上，我在合肥学院中文系“晨光剧社”社员会议上的发言完毕之后，还有一位自称是合肥学院院报兼职记者的学生来采访我。那位学生记者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其中有一条是要我谈谈对于记者工作的看法。我告诉她，记者的神圣使命就是说真话。我要她思考一下“文革”时期的新闻理论，当时要求不要报道阴暗面，理由是担心国外敌对势力利用这种负面报道进行宣传。这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这种不准报道“不好”的事情的规定又是被什么人利用了呢？我们都知道“文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破坏吧！假设“文革”时期记者们敢于不怕被谁谁利用而说实话，那么，许多革命前辈也不至于被整，恐怕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了。

我告诉那位学生记者，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很好，它敢于报道真实的消息。为什么说这样做好呢？这是因为，如果报纸对于“不好的事情”不敢于报道，不敢于说真话，那么，这反而给社会留下了更大的不稳定的隐患。坏人最喜欢我们不报道他们的劣迹的了，而且，你越是不报道，他们就越是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你报道了，他们反而害怕，反而不敢随便做坏事了。现在许多贪官污吏惧怕《焦点访谈》，原因也就是在这里。记者敢于说真话，这应当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之一，而如果不让记者说真话，虽然表面上也可以获得短暂的社会“稳定”，但是，这决不是长久之计，这只能使好人无处伸冤，坏人更加嚣张。

要光明正大，这绝不是嘴巴说说就是的事情，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真的要做到光明正大，那就不会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那就应当既乐于展示自己的光亮面，也不怕披露自己的阴暗面。我看，除了一些纯粹个人性的隐私，例如生理学上的隐私，一切都可以成为记者们报道的对象，一切也都可以诉诸于网络。

如果我可以做记者，我就要做这样的记者，哪怕只是做一个仅仅记录自己个人经历的“记者”。幸运的是，由于网络的发展，我有了这种可能 ，我有可能自己做自己的记者了。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记者，做自己的“自媒体”的记者。

只有病菌和梅毒才惧怕阳光，我钱久元光明磊落，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光明正大！朋友们，今后，不论是什么人在你们的面前说我什么话，你们就直接告诉他：“你为什么不早早地跟钱久元他本人说？他钱久元愿意在中央电视台，甚至于人民大会堂，甚至于联合国总部与任何人探讨任何任何的话题！”

我既然要把一个透明的人生呈现给人民，呈献给世界，我就没有什么想隐瞒的了。现在，网络博客似乎就是我的阳光。灿烂的阳光，请您把我水晶一般的躯体照得更加晶莹透亮吧！光明的阿波罗，请您照亮我灵魂深处的每一个角落吧！我相信，一切的妖魔鬼怪都是害怕阳光的，他们就像阴暗潮湿中的霉菌、臭虫，他们害怕阳光，他们害怕的正是那耀眼的光明啊！

 

在死乞白赖般地到处寻觅发挥专业所学的过程中，我不仅业余学生剧社都难以沾边，而且，已经到手的多少带有一定戏剧专业性的《戏剧文学研究》课程也丢失了。

我曾经给合肥学院中文系200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1、2班学生上过《戏剧文学研究》课，该课程在一个学期里总共有十六次课，每周一次，每次两节。2006年10月25日上午，《戏剧文学研究》课程进展到了那个学期的中点，进展到了第八次课。

第一节课很顺利地上完后，记不得当时我在考虑什么问题了，反正我印象中，我的课间休息时间是在教室里来回踱步度过去的，然后，上课铃一响，我开始了第二节课程的授课。但是，正当我刚刚开始讲授第二节课内容的的时候，有一位叫做何谓（音，下同）的学生突然举手要求发言，然后，当着全班级同学的面，他宣称说，他在我的课堂上什么东西都学不到，而且，他是越学越糊涂了。

何谓同学说他上我的课程“毫无收获”，这令我很是吃惊。我记得课程刚刚开始的几节课里，他参与课堂教学讨论的发言还是很积极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后来的几节课里，他突然性地一言不发了。我一直积极鼓励同学在课堂上与老师讨论，哪怕是争论，所以，他也是早就有机会向我反馈各种意见的。

我每次上课都积极鼓励学生发言，也非常欢迎学生们对我的教学提出意见。听了何谓同学的发言后，我询问其他同学对我的教学的看法。同学们的意见大致如下：

1、希望多搞舞台排练；

2、希望多讲具体的文学作品；

3、希望讲更加浅显一些的知识，因为他们不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对戏剧了解不多；

4、希望更加贴近文学；

5、部分同学告诉我，说他们喜欢我现在上课的方法。

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我在课堂上已经当场作出了许多的解释。首先，我觉得学生们存在着把我的课程当作戏剧欣赏课的倾向。按照教学计划，《戏剧文学研究》应该是一门带有研究性的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同学们不应该带着纯粹欣赏的想法来上课。音乐、美术以及各种艺术，虽然都能够给人们带来轻松愉悦的审美享受，但是，艺术中的理论问题却往往很深奥，也很枯燥。而且，同学们想要欣赏戏剧的话，每天都可以欣赏到舞台剧和电视剧，但理论探讨的机会却并不是很多，所以，应当珍视理论学习的机会，应当端正认识。

针对一些同学反映说课堂上所研讨的问题有难度，甚至于说这是研究生的课程，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在授课中也提到过，有些问题不容易理解。何况，我前面半个学期所讲述的内容是我最新的科研成果《形象戏剧学》的部分内容，有些内容涉及的问题比较深，但我一直努力想把问题讲得更为透彻。今后我会更多地考虑这个问题，努力把深刻的问题讲得更浅显一些。

针对有的同学提出，希望课堂上更多地讲解戏剧文学性方面的内容，还希望多联系具体的剧本。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的教学计划之中，下半个学期的教学将集中在文学性方面，也有直接讲述《西厢记》等剧本的课程。但是，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即使是仅仅讲述戏剧文学的课程，也不可能完全抛开对于戏剧剧场性特质的全面把握。

希望我多搞些舞台实践内容的主要是何谓等人，我当场就告诉他，我的课堂教学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搞这种老师本人就非常喜欢的舞台实践，因为我们的课程名称叫做“戏剧文学研究”，既然是研究，有时候难免就会枯燥一些。而且，我早已安排好将在第九周进行一次课堂戏剧表演，我实际上已经是在竭尽努力地想让同学们有一次实践的机会了。而且，我也一再地在课堂上询问同学们排练的进展情况，并且告诉同学们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抽时间提供指导和帮助的。我的这种帮助当然是完全出于自己的自愿，学院也不会知道，更不会给我额外的报酬，但是，我一直没有得到同学们要我课下帮助的要求。如果同学们真想得到舞台实践方面的指导的话，我想同学们一定会来找我的。我也相信同学们是能够随时找到我的，本学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了何谓和唐蕾，因为这两位同学分别是两个200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1、2班班级的班干，我让他们分别负责两个班级的舞台实践课程剧目的排练工作。

课后，我立刻告诉学生们，可以随同我去系领导处讨论我的教学问题，然后，有包括何谓同学在内的两位同学自愿地随我来到系主任处。我把情况大致跟主任说了一下，并郑重地声明三点：

1、有些同学提的意见很诚恳，我欢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毫无疑问，我的教学需要不断改进；

2、同学们的某些意见我早已经考虑到了，也在计划施行当中，但课程的进行还没有进展到，在后面的课程中就有一些具体讲解中外戏剧名著的内容。

3、我觉得今天的事情有些奇怪！

系主任后来向我表示说，情况并不严重。她还告诉我说，何谓曾经告诉过她：“上钱老师的课程毫无收获的说法是极个别人说的，是别人说的”。我则明确地告诉系主任，宣称听我的课毫无收获的就只有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就是何谓本人，是他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说的。系主任听后似乎感到满惊讶的。

后来何谓还说，他对我的教学提出意见，这并不意味着对我的学术成就有意见。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有学术成就的，我的成就还很少，我这里要谢谢他对我的鼓励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至少有一个学期，根据学生们希望多搞舞台排练的要求，我狠下心来把我的课程的一半时间用来舞台排练。这也就是说，每周两节连堂的《戏剧文学研究》课程，我用第一节课的时间讲述戏剧理论，并且侧重于戏剧的文学性方面，主要讲述戏剧文学名著，第二节课则让学生来进行舞台排练。当然，由于条件的局限，我这里所谓的舞台排练，就是把讲台当作舞台，让学生上台来进行剧本朗诵，兼带做一些简单的表演动作，在学生排演的过程中，老师适时地打断并进行讲解和指导。剧本的确定则或者由学生自选，或者由老师指定。这应当是按照学生的要求在做了，然而，总还是有那么几个学生似乎老是很不满意，怎么调整都不满意。不过，我相信，对于一些同学来说，或许他们这一辈子，都不大可能再有人如此地带着他们排演戏剧了。

虽然有些领导似乎并不相信个别学生的说法，但是，大约也就是从那个名叫何谓的同学对我的授课提出全盘否定性意见之后，在好多个学期里，学校都不再安排我上《戏剧文学研究》课程了，而是安排我上《大学语文》。我询问过原因，好像是说选修我的《戏剧文学研究》课的学生不够数，必须达到一定的数目才可以开课，说白了也就是说学生不喜欢上我的课罢了。我想，我之所以丢掉《戏剧文学研究》课程这块戏剧阵地，如果何谓同学的课堂发难不是主要原因的话，那至少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虽然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不太服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越来越神伤了起来。你们看看，人们常说，搞专业的人：“应当嘴里含着一块糖，手里攥着一块糖，眼里盯着一块糖。”合肥学院中文系的《戏剧文学研究》课程勉强算是我嘴里含着的一粒糖豆了吧？我难道不是嘴里含着这块《戏剧文学研究》糖豆，手里还想抓住学校里的业余学生剧社——那些细碎的冰糖块吗？我难道不是还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外面的艺术院校和艺术院团——那些奶油巧克力吗？嗨！我不仅没有盯牢奶油巧克力，不仅没有抓住那些冰糖碎块，现在，我连嘴巴里含着的略略有些甜味的小糖豆豆都要被迫吐出来了。

可不是吗？那一阵子，我还在学校内外寻找与我的戏剧专业有关的事情做呢，结果，学校领导还没有开口要我下岗，学生们已经在炒我的鱿鱼了，而且，被“学生们”炒掉的恰恰就是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戏剧专业味儿的那一块鱿鱼，那也是我在合肥学院的菜盘子里所拥有的硕果仅存的一块了。

有时候我甚至于真的觉得自己太糟糕了，一个专业学院毕业的戏剧博士连非专业的本科生的课都教不好，这不仅使得上海戏剧学院颜面扫地，连带着华东师范大学、安徽教育学院、合肥市教育学院以及合肥师范学校都脸上无光了。

我也一直很遗憾，刚刚开始在合肥学院教《戏剧文学研究》这么课程的时候，我就想到然地以为，以为我所带的这门选修课的学生是来自全校，是全校学生中对戏剧感兴趣的那部分学生自愿选修了我的课程。但实际上的情况是，一直到我离开合肥学院，被允许选修我的课程的学生，都是被限定于某某系的某一个年级的某个专业。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戏剧，如此地限定之下的选修，学生人数不够也就会成为可能。

多年之后的今天想来，我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是不是就是因为诸如何谓等学生的意见，合肥学院就着手让我的《戏剧文学研究》靠边站了呢？我实在搞不清，打听过但却没有能够打听出来。如果确实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倒是觉得，合肥学院的这种做法是颇有些某种教学民主的风范的。你们瞧瞧，学生一发难，老师就得靠边站，这难道不是一种教学民主的强烈体现吗？只可惜，我也曾经做过学生，想必也曾经对自己的老师表达过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见，但却似乎没能够获得如同何谓同学所获得的那样的礼遇。朋友们发现了没有？我做学生的时候，老师不让我学了，于是我就靠边站了；现在，我自己做了老师，学生又不让我教了，于是我又得靠边站了。

大约就是在我即将离开合肥学院调往其它学校之际，在合肥学院的教务系统网站里，我看到了学生对于我的 《戏剧文学研究》课程的教学评价。这评价是学校组织的，印象中学生的评价不高，甚至有比较恶毒的攻击性言语。我想，这是不是就是让我的《戏剧文学研究》课靠边站的真正原因呢？于是，我顺便又调查了一下学生们的评价过程，了解了一下这种教学评价产生的机制，这又让我感慨不已，难道学校的某些部门就是用这样的评价来证明老师们的教学效果的吗？具体情况我这里不想多说，好像似乎也都是熟人熟事的呀，实在是有些碍于情面，更担心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伤害了某些好人，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去问一问合肥学院的学生们吧！

其实，岂止是《戏剧文学研究》课程有人发难，我后来教的《大学语文》课堂上，更是有学生公然捣乱。2011年3月25日星期五下午，在合肥学院北区一号楼104教室，我给2010级生物系学生上《大学语文》时，有个名叫蔡子闻（音）的学生不时地用嘴巴发出声响，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以前的几次我更多地是觉得这个学生有些古怪，没怎么去理会他，但今天，这个学生做得似乎更加肆无忌惮了。这不是在故意捣乱干扰教学还能是什么呢？我终于发火了，警告他若是不想上课可以离开。之后，我见他似有悔意，同时又觉得自己实在是不想和自己的学生生气而影响教学，于是，我特意缓和了一下气氛，还让那个捣乱的学生起来朗诵课文。后来，我觉得那位学生其品性似乎并不是很恶劣，也没有继续捣乱，所以，为了学生的前途考虑，我没有太过于计较。但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也担心这件奇怪的事情不明不白地过去，在学期末的有关考试情况汇报材料上，我记录了有学生故意扰乱我的课堂教学之事。

呵呵！文学也算是我的专业啊，尽管它不是我最高学历的专业。不过，我的《大学语文》还是一直被允许教了下去。我曾经是这样分析的，要是连《大学语文》这么课程也让我靠边站，合肥学院应该就没有我的位置了，那么，我这么个对合肥学院已经没有用处的人，被允许跳槽到浙江传媒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等地方，那岂不是更加能够说得通了吗？

学生对老师的教学如果确实有意见，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提嘛。向本人提，或者向学校反映，这应当都是可以的啊 。至少，犯不着一上来就采用扰乱课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吧？作为一个大学生，这点道理应当是不难明白的吧！

 

可以理解，在那么一些“星星点点”的小事上都要想尽办法为难我的人，他是不会放弃在职称评审方面对我的“关照”的。

虽然一把我招聘过来，合肥学院就给了我副教授的待遇，但是，很显然，有此待遇却并不等于我已经拿到了副教授职称。这种内部承认的“粮票”外界是并不承认的，我若想要取得正式的副教授职称，那还得参加有关机构的评审。

刚刚来到合肥学院工作不久，应当就是在2006年，我曾特地去合肥学院人事处询问有关副教授职称评定事宜。人事处人士告诉我说，评副教授必须要首先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所以，既然当时我还没有办好教师资格证书，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这一年的职称评审就这么过去了。

2007年6月17日星期日，我去陕西参加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国戏曲高层论坛”会议，回来之后猛然想起，去年确实是人事处的李家灿告诉我说，由于我没有参加教师集体体检，所以没有能够领到教师资格证书。李家灿所说的那次体检应当是合肥学院工会举办的，我没有参加。而当时，合肥学院工会又下达了新一轮的体检通知，但李家灿却又告诉我说，领取教师资格证的体检与工会组织的例行体检不同。总之，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上一年告诉我，告诉我办理教师资格证必须参加由某某特定机构统一安排的体检的话，我是一定会去参加的。

当年7月11日中午，我偶然发现中文系办公室门前的过道上贴着一份通知，通知不仅宣布2007年度职称评定工作已经开始，而且，次日就是提交评审材料的最后一天了。我感到非常惊讶，如此事关老师们切身利益的消息，我居然是在如此偶然的情况下才知道的。

随后的暑假期间，经过了数日的“填表运动”并在花费了不少评审费之后，我提交了申报副教授职称的材料，然后等待消息。听说往年到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就会有结果了，可是，到了开学之后，仍然没有消息。2007年10月10日，我又一次地打电话询问了一下人事处李家灿，问他此次评定职称是否结束了，他的意思是好像已经评审完了，但是，其结果要以学院网络上的公布为准，而他个人则不方便把结果透露给我。我没有勉强他，我觉得自己不应该也没有权力去勉强他。

2008年元旦前夕，有熟人建议我去省教育厅人事处咨询一下。2008年新年最初的三天里，我去苏州开一个会议，回来之后便到教育厅咨询，教育厅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职称评定结果早已经在网络上进行公示了。我于是回家查询教育厅的网站，可是没有找到公示文件。2008年1月11日上午，我再一次地来到教育厅人事处，告诉他们我找不到那个公示，他们则说好几个月前就已经公示了，可能是已经过了公示的期限了，被删除了。于是我又找到发布公示的教育厅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热心地帮我查阅了那个公示，发现副教授名单上没有我。

之后，我再一次询问合肥学院人事处李家灿科长，他仍然说职称评定还没有结果。当我提到教育厅的公示早已经出来了之后，他又说是有那么一回事，然而，他说教育厅评选结果有些问题，我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搞不清楚。他并且再一次地跟我说：“要以学院的正式通知为准。”

2008年4月1日我去系里开例会，顺便查阅了一下学院网站，没有发现有关职称评定结果的正式通知。次日，我因事路过人事处，顺便询问了一下评定情况，李家灿说结果出来了，他并且把合肥市人事局转发的有关文件的复印件给了我一份，我看了，文件上所列的新评定出来的副教授名单中确实没有我。李家灿告诉我说，没有评上的原因是我没有省级以上的科研课题，而且没有这样的科研课题肯定就是不行。

随即，我给教育厅人事处打了电话，负责职称评定的许（音）老师接了电话，我们谈得很好，他建议我把事情先向合肥学院人事处问清楚，问问到底是被教育厅退回了材料，还是合肥学院根本就没有把我的材料上报给教育厅。于是，我马上给合肥学院人事处打了电话，李家灿说我的材料他们上报了，但被教育厅退回。这应当是发生在2007年暑假期间的事情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呢？教育厅的人士也认为：“合肥学院应当把这种消息或者决定立刻告诉申请者本人。”

材料被退回，这显然是因为有硬性条件不够，不能不退，根据李家灿的说法是我没有省级以上的科研课题，所以，我立刻前往省教育厅，见到了许老师和同一办公室的廖老师。我非常郑重地问他们：“请您们直接告诉我，是不是教育厅规定，一切老师只要没有省级以上的科研课题就一定不能够参加副教授职称评定。”廖老师说：“科研课题只是参评条件中的一条，如果这一条没有达到，其它的条件符合也是可以的。”我对廖老师的解释感到非常欣慰，我当时也就是这样想的，难道独自完成了好几部专著都抵不上一个省级课题吗？难道不申报省级课题就永远评不上副教授吗？何况，我不是不想申报科研课题，只是多次申报都被否决了而已。实际上，一直到我2012年年底调离合肥学院，尽管我年年申报，我都没有能够申请到任何一项科研课题。不过，也正是在调离合肥学院的时候，我才从这所学校的官方网站的科研信息中发现，我2006至2007年所出版的那三本书，是这所学院那两年的科研成果中仅有的三本专著。这也就是说，拥有近千名教师的合肥学院，在2006至2007这两年的时间里，也就只搞出了我的那三本专著。据此，我说我那两年里“硕果累累”，这样应该不算是太过份吧？如果我那样还不算是硕果累累，那要怎样才算是呢？何况，如果合肥学院等有关机构愿意给我课题，我还会有更多的成果，不，甚至于只要他们给我一点点出版经费，我立马就会再出版一两本专著来，因为我当时还有一两本专著已经完稿只缺出版经费了。倘若不比专著比论文的话，我的情况也不错，我的一篇名为《清末上海剧场演变的轨迹》的论文，发表于《合肥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该文随后就被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第2期《中国近代史》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对于《合肥学院学报》这样的刊物，此种情况应该是不多见的吧？我觉得有理由相信，我的被转载的论文提高了《合肥学院学报》的学术档次。我不相信，在评职称的过程中，我的这些学术成果和学术努力，会被完全地否定掉。

之后，我一再请求省教育厅的领导们核实一下我的申报副教授职称的材料是不是确确实实被退回，即是否没有被受理，他们告诉我：“我们这里查不到被退回的老师的材料。你们学院应当及时地向你作出解释。”

大约在2008年5月中旬，我到合肥学院人事处职称评定办公室，去领取我的据说已经办妥的教师资格证。李家灿告诉我说，他眼下还没有时间去教育厅为我们领取教师资格证，要我等到月底再说。他还奇怪地问我：“马上就将开始的2008年职称评审你想不想参加了，如果不参加的话，我就退还你去年参评时交的300元评审费……”当时我由于比较忙，告诉他等几天再说。

2008年6月2日，我再次去合肥学院人事处领我的教师资格证。李家灿告诉我说，他仍然没有去领我们的教师资格证。你们看，最初人事处的人说没用教师资格证就不能参加职称评审，但后来的事实似乎又不是这样，我对此也没有太计较。但现在，我办理完那个高校教师资格证件的各种手续已经过去有一年了，到现在还没有领到证书。我又问那300元退款是怎么回事，他说实际上安徽省教育厅根本就没有接受我的评审材料，我十分惊讶。2008年4月2日之后，在省教育厅人事处的指示下，我实际上已经从李家灿的口中得到我的申报材料被省教育厅退回的消息，但也许是被评审过程的复杂繁复给弄懵了，我一直以为那是省教育厅经过专家审核认为我不符合条件而作的退回处理。现在李家灿突然说要把评审费退给我，我静下心来细心一思索：“这难道不是意味着我的材料根本就没有送到专家手里根本就没有经过评审吗？这又哪里能够称得上是被退回呢？这根本就不是那种退或者不退的问题啊！这只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教育厅根本就没有接受我的材料，因而也就没有进入评审程序；二是合肥学院压根儿就没有把我的材料送交教育厅，因而我的一切努力实际上都是注定了是在白忙乎。”于是，我请求李家灿明确一下：“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吗：你们把材料送上去了，但是安徽省教委没有接受？”他说是这样的。我问他安徽省教育厅有没有书面的原因说明，他说原因就是我没有相应的科研课题，但没有书面的原因说明。我告诉李家灿，我已经询问过安徽省教育厅，教育厅的人说科研课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随后我又问李家灿：“申报材料遭到拒绝这应当是去年暑假期间的事情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李家灿这个时候开始抵赖了起来，说他“早就告诉我了”。他的这个“早就告诉我了”的“早”至多也只是在2008年4月份吧，还能够早到哪里去？如果他2007年暑假就告诉我的话，也就是让我早点知道我的申报被否决了的话，我还用一遍遍地到合肥学院人事处以及安徽省教育厅询问我的评审结果吗？我没有料到的是，李家灿此刻居然质问起我来：“我故意害你的话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当即申明我并没有说过他这样做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这是他自己说的，至于背后是出于什么原因，至于他是否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怎么能够来问我，由别人来问他也许还差不多。最后，当我再一次地希望他明确回答，回答是不是我的材料被拒绝就是因为我没有省级以上的科研课题等问题的时候，他已经拒绝回答了：“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上面的叙述有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我不知道读者们看懂了没有？反正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有能弄清楚我的那次副教授评审没有成功的玄机究竟在哪里？我只是根据我的网络日记的记载，把我遇到的客观情况跟大家叙述一下，希望对职称评审比较内行的人能给予本人一些指点。

2007年的职称申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我记得我曾经把此事向安徽省教育厅的信访处申诉过，但没有看到有人来复审我的职称申请。2008年，我再一次申报副教授职称的时候，李家灿依然告诉我，说我没有省级科研课题。其实，2008年，在我的科研成果比上一年又增加了至少一部专著的份量的情况下，李家灿居然表示，不仅教育厅，甚至于连他本人都不能接受我的材料了，也就是说，2008年比2007年更糟糕，学校这一关就明确地过不了，更不用说教育厅了。

我立刻把此事反映给合肥学院新上任不久的党委书记陶登松，并且再一次地找到省教育厅。省教育厅信访办梁发明科长告诉我，去年我的信访他们就很重视，当时他立刻会同有关方面进行过协调。

我还记得，我从教育厅有关人士的表情和语气中似乎可以感觉到，他们似乎对我已经比较了解了，而且了解得还相当地细腻，例如，他们的眼神和语气中似乎就有责怪我认识女孩子“过多”的意思。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啊！面对着一头千方百计破坏你的好事的怪物，你会怎么办？我当然要在找对象过程中多注重一些面上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魔鬼疲于应付，才能使得它的破坏更加容易为世人所知晓。假如我死吊在一棵树上，那魔鬼肯定会想尽办法附着在那棵树上的。军事上不是还有假目标的说法吗？为了防止核基地被敌人摧毁，人们不是常常建造许多与真的核基地类似的假核基地来迷糊敌人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在欧洲战场不是经常使用橡皮制作的假坦克来引诱纳粹空军去轰炸吗？中国文化词典之中不是还有诸如“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普遍撒网……”等等之类的历史典故吗？我如此这般地跟有关人士解释了，我觉得，假如他们相信有人一直在破坏我找女朋友的话，那么，他们是会理解我的。其实，我早就预测过，魔鬼势力一定是梦寐以求地希望在各个方面整垮我的，它们是一定会散布我如何如何不好的谣言的。有时候，我甚至于故意犯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错”安慰它们，故意扎出个小辫子给它们抓，其原因就是因为，我担心这种魔鬼势力一旦觉得自己无法找到我的短处，它就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更大的“短处”甚至于是“罪行”强加于我。然而，当我真的觉察出，确实是已经有人把我找女朋友的什么信息散布到庄严肃穆的安徽省教育厅里去了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十分地惊愕。这本身就已经很奇怪了啊！难道我找女朋友和评职称会有什么关系？我一个几十岁的大男人想找个女朋友到底碍了谁的事了？我找什么样的女朋友，我通过什么方式去找女朋友，这又到底惹得谁人不高兴了？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根本没有女朋友，偶然在路上见面说句话打声招呼的那就叫女朋友了？某种狗娘养的家伙脑子里到底是灌了些什么样的污水了？

不久，我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把实际上已经中断了的职称申报继续下去。我还记得，当时我刚刚拿到了教师资格证，只不过，证件上又奇怪地把我的名字写错了，把“钱久元”写成了“钱久远”，为此，我只好把证件交还李家灿，要他纠正。李家灿说要等一整年才有可能领到新换发的证件，不过，他说这并不妨碍我的2008年职称评审，他可以为我写一个已经通过教师资格证审查的证明。我相信，这一次他是真的把我的材料提交省教育厅了，因为我后来收到了省教育厅要我参加职称评审答辩的通知。

2008年11月30日，在明光路6号海汇大厦进行了职称申报答辩，我本来以为又会有人刁难，准备好一旦遇到刁难的评审专家，没有想到的是，评审专家们对于我的专业发展极度关心，这令我十分感动。专家们一再追问我为什么选择目前的学校？问我是不是出于专业或者别的考虑？在他们的追问之中，我不方便多说，只是主要表达了一下这样的意思：“如果我是在艺术院校或者艺术团体，我获得的成绩肯定比现在大得多，丰富得多，一定不会仅仅只是搞出来几部专著。但答辩结束之后走到了大街上我才意识到，我应当再追加一句话：“如果我没有现在的饭碗，那一定是一本专著也搞不出来的。”

答辩时，一位女专家还说，我现在的单位一定给了我什么“好处”，我也不好直接回答她什么，但是，我现在可以毫不隐晦地告诉大家，当初来到合肥学院工作，我绝对不是冲着某种“好处”来的，如果当时我能够进行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更加有利于我的个人专业发展的单位。

评审专家之中，有一位好像是来自复旦大学的老师，他两次要求，要求我向我的单位领导转达他的这样的建议：建议合肥学院成立一个戏剧研究所。我没有当场回答他，因为类似的建议我一来到学院就提过，提了也没有用的。但直接这么告诉他似乎也不好，所以，答辩结束后，为了感谢那位专家的关心，我还是通过手机把此事告诉了系主任，并让她转告学院有关方面，这算是没有辜负那位专家的关怀了吧？

又等待了一段时间，在一次系里的例会上，系主任宣布，我已经通过了2008年的副教授职称评定。

虽然最终我评上了副教授，但是，我知道，这是经历了极其艰苦的斗争的结果，这是合肥学院部分正直领导坚持真理的结果，这是安徽省教育厅信访部门、人事部门正直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这也是违背了某些人的意愿的结果。

 

2006年的11月18日上午，我正在合肥学院“北一区”教工公寓里写我的专著，忽然听见有人“当当”地敲门，开门一看，门前站在三位中年女士。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她们是上门来搞推销的，但她们却自称是合肥市庐阳区益民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她们告诉我，说有人反映我的宿舍窗玻璃上贴了结婚用的“喜”字，要检查一下我是不是一个人居住。虽说是检查，但也只是隔着仅仅开了几个厘米的门缝在询问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不进房门来搜查。我当时也没有想得太多，随便告诉她们就我一个，只是感觉有些奇怪而已。但是，事后我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是不是什么什么魔鬼又开始联络某某级别的政府力量来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了？或许是故意借用政府的力量来找茬子？或许是在显示自己动用政府各级部门力量的能力？或许突然担心我金屋藏娇？其时，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有人想要显示他的秘密监探力的强大，警告我不要找女人。当然，这也许只是某种疯子在某种癫狂状态的毫无理性可寻的一场恶作剧……

中午吃完饭后，我立刻赶往位于桐城路与环城公园交接处的那家居民委员会，见到了其中的一、两位上午曾经来过我家的工作人员。她们说，根据民政部门的规定，她们必须挨家挨户地检查本居民区的居民，主要检查他们是否有重婚行为、包二奶等。她们还说是举报者把门牌号码搞错了，说我所居住的公寓楼的某一层有一名叫做“和利辛 ”的人刚结婚，不知道是谁错把他的门牌号码写成我的门牌号码了，所以才出现了上午敲门问我是不是一人独居之事情。哦！原来是搞错了，原来是来查我们楼上的那位邻居的。

居委会干部还说，目前重婚以及包二奶现象非常之严重。我问她们，象你们这样敲开房门，站在门外向门缝里偷窥似地探问里面有几个人居住，这样能够揪出重婚罪犯来吗？她们回答得倒也爽快：“假如重婚者特意隐瞒，我们也查不出来。”哦！我明白了，这种搜查主要是搜查那些不特意隐瞒自己罪行的罪犯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样的搜查也是很有可能抓到重婚罪犯以及包二奶户的，我记得小时候，家中门前的那个池塘——“九连塘”里，由于水里面的鱼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有好几次我随意地用鱼叉在里面乱戳，咿，居然还真的能够叉住一两条！

我记得我最后跟那几位“查女”——查房的妇女说的话是这样的：“你们不觉得这样做太辛苦了吗？干脆每家设置一个摄像头！而且还要设在卧室里！”

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忽然回想起来，前几天，有一位女同事来过我家，是来拿取我赠送给她的一本我的剧本选的，难道居委会的敲门盘查与此事有关不成？

2009年5月6日，其时我已经从位于金寨路上的合肥学院“北一区”——原合肥师范学校校园搬迁到了位于政务区的国际花都新居，当天晚上，又有两位女士晚上来敲打我的房门，她们自称是荷叶地街道绿怡居社区工作站派来的，是来进行某种“登记核实”的。我的新居属于荷叶地街道管辖，而所谓的绿怡居社区工作站，我想，大约就是居委会性质的机构吧，跟以前查房的益民街道居委会应当差不多吧。

两位女士站在我的房门口询问了我的情况，大致上问了我的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问我有没有结婚，问我户口现在在哪里，等等。他们还想看我的身份证，我没有给她们看，只是口头告知了她们身份证号码。我当然像以前一样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你们这样到底是要查询什么呢？你们这样能够查出什么来呢？你们的查询是不是全国统一的行动呢？她们好像回答说确实是一种全国统一性的行动，还告诉我说事先已经在我的楼下贴了通知了。

次日，我到楼下一看，果然是贴了一个通知，但是，再仔细一看，《通知》上说此次查房的目的是为了搞好计划生育，似乎和以前的调查举报、查找重婚罪犯以及包二奶者不太一致了。该《通知》并盖有合肥市蜀山区荷叶地街道绿怡居社区工作站的公章，其全文如下：

丹若苑小区广大住户，你们好：

为了贯彻上级文件精神，夯实计生基础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管理，全面提升计生优质服务，做到计生管理不留死角。绿怡居社区工作站将于2009年5月6日至8日对丹若苑住户进行计生信息全面摸底登记核实；其次，清理做到居不漏栋，栋不漏户。希望丹若苑的住户给予支持配合，谢谢！

绿怡居社区工作站

2009年5月6日

现在，好几年又过去了，我一直没用再等到上门清查的人员。不知道各位读者有没有遇到“居委会”或者“社区工作站”上门查举报、查重婚罪、查包二奶以及查计划生育之类的事情。但愿不是仅仅我一个人或者仅仅我所居住的小区能够享受到此种精彩的惠顾。 

位于合肥市天鹅湖附近的我的国际花都新居，是我2006年使用了合肥学院引进人才的购房补贴买的。可以理解，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这一定会令某些人非常地不快的。在领取新房房产证的过程中我就遇到了似乎不应当有的麻烦。

2007年年底，当我领取在国际花都的新房的钥匙的时候，听有关人士说，再等两三个月就可以拿到房产证了，于是，我就一边张罗着做尽可能简单省钱的装修，一边静静地等待着房产证。可是，我左等右等，一直到了2008年的4月份还没有人通知我领取房产证。查阅一下购房合同，合同上也明白地说，在领取新房之后的三个月内，售房者应当把房产证办妥，而且，一旦逾期，售房者还应当赔偿违约金。经验和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售房者明知道可能要赔付占房价百分之一的违约金而还要违约呢？是不是又有什么人不愿意看到我住进新房，而在我的房产证上打主意呢？我于是着急了起来，急忙赶往国际花都负责办理房产证的部门询问，询问之后，我觉得确实是存在着某些问题。听有关人士说，我的购房合同复印件被弄丢了，而弄丢我东西的人现在又已经被调走了，这丢失购房合同复印件一事直接的结果，就是我的房产证办理申请被市政府有关机构退回了。我告诉对方，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现在赶快把我的有关材料重新整理好，然后上交给市政府的房产证办理机构。国际花都小区负责办理房产证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当时也答应抓紧帮我办，但是，其后她又是一拖再拖，并且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次谈话中，她的语气还突然生硬了起来：“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老大！”我感到很是纳闷，我不仅一直心平气和地跟她说话，而且我无论何时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什么“老大”。这个“老大”是什么意思？我印象中黑社会的人才喜欢“老大”、“老二”地互相称呼的。

一次，偶然路过该房产单位的客服部门（也许是投诉部门），我不太情愿地把此事跟该部门的陈（音）先生聊了聊，同时我还告诉他，希望他们不要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我只要他们尽快把房产证给我办出来就行了。

隔了几日，我又去询问房产证一事，发现那位说我“不要以为你自己是老大”的女士已经被替换了。新的工作人员我认识，是合肥学院的毕业生，本来是该房产机构的销售人员，现在她来负责办理房产证方面的工作。她当时就表现得非常客气，满口答应尽快办理我的事情，我也觉得应当没有问题了。可是，又过了几日，当我再次去联络的时候，她的态度和语气也莫名其妙地变了，还告诉我说，有一份他们早就应当帮我准备好的有关我的什么材料他们还没有整理好，于是当然也就无法上交房产局了，于是她也要求我继续等待。

此时的我越发地觉得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买一套住房谈何容易啊！我的全部家当都在里面啊！拿不到房产证，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房子还不算是自己的。于是，随后的几天，我不仅直接找到了他们的上司，还联系了他们直接负责前往市里上交办理房产证材料的梁（音）先生和马先生。其时已经是5月中旬了，我甚至于跟马先生发短信说：“如果近日再领不到房产证我就不得不发疯了！”我还预防性地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作为商业单位，客户一文不少地交了钱，那他们就应当按时地把一切应当做好的事情做好，应当一切对客户本人负责，不应当听信任何第三方人员的胡言乱语。

5月20日，马先生告诉我说，改日他将把办证材料送交位于天鹅湖畔的办证机构——俗称“红房子”，届时，我立刻前往陪同并做好了协助他的准备，但当日却由于时间紧没有办好。次日，我又一次地前往陪同协助，而且比马先生去得还要早，我终于在当日领到了我的房产证，证件的全名叫做“房产权属证书”。

朋友们也许会说，你看看你，你又错怪别人家了，你又多疑了，你说可能有人暗中破坏，现在证书不是领到手了吗？我对此不想多作解释，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其实，证书领到手了之后我仍然不放心，我又立刻跑到了房产局，想请权威部门帮忙鉴别一下证书的真伪。可惜，合肥市似乎还没有专门的检验房产证真伪的机构，所以，在房产局，我只能私下请一位工作人员现场查验了一下。虽然他说：“这证是我们发的，是真的”，但是，我却没有能够获得鉴定结果的书面说明。

就在我领取房产证的那一阵子，我还去到位于宣城路上的教育厅文凭验证机构查验了一下我的博士毕业证和博士学位证的真伪。因为在职称评审以及领取房产证上遇到的麻烦使得我产生了某种担心，担心有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在我的各种证书上做各种文章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验证机关说我的那两个证书也都是真实的。

不仅仅房产证领起来麻烦，我住进新房之后也是麻烦多多的啊！2008年的6月23日，我搬进了我的国际花都新居。然而，我差不多是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我住进来不久，就有人来跟我吵架了。

一天，我发现我的卫生间屋顶上有一小块水迹，我担心那里已经渗水或者将来有可能渗水，所以，我立刻把此事跟物业中心的管理人员说了。过了一会儿，管理人员来了，身后还跟来了我楼上的邻居一大家子。话没有说上几句，邻家老太及其一大家子就跟我吵了起来，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其实并没有怪罪谁啊！到底漏不漏水都还没有搞清楚呢，何况，我更没有说过有人在故意制造我的屋顶漏水。漏水难道就一定是故意的吗？我虽然给自己的房间很认真地做过好几次防水，但我仍然担心我房间的水会渗漏到我楼下邻居的家里，因为有些事情你很不希望它发生但它却仍然发生了，这有时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某些地方没有考虑周全。所以，即使是楼上往楼下渗水，那也没有必要吵嘴啊！有问题就解决嘛，不怕出问题就怕不解决问题啊！

吵闹刚刚结束，我随即询问那位物业中心的管理人员，问她怎么跟我的邻居说的，她说她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她却告诉我说，邻居老太来我家大闹一通之后跟她说过，说她刚才下楼就是要来跟我吵架的！真是莫名其妙，有什么样的必要必须要吵闹一番才能解决呢？如果不想交往，见面不搭理不就得了吗？你不理人家，人家难道还会死皮赖脸硬去向你请安不成？

不过，那位楼上邻居老太还真地给我丢过话，说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要和她家说，“互不往来”，有事就直接找物业管理部门。然而，没过两天，她就直接下楼来敲我的房门了，说她家可能有衣物掉落在我的阳台上了。我本来不想搭理她，因为是她自己定下“互不往来”的规矩的，我就像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不侵犯”原则那样地严格地遵守着，立法者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地就把自己订立的法规给打破了呢？但是，看着她那一大把的年纪，我还是默默地帮她查看了一下我的阳台，没有发现有不属于我的东西。我还怕她不相信，请她自己进门查看，不知道又是为什么，她没有进门。

没过多久，我的新居又开始上演新的剧目了，我发现我的阳台上面垂下了一串脏兮兮的拖把穗子。（参见本回图1）

我想，我和这家人以前素不相识，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他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意来找我的茬子呢？为此，我多次请求物业管理中心解决问题，物业管理中心的人也告诉我说，他们也确实多次地做过工作，听一位物业管理中心的主任说，有一次他们为了我的事跟我的那位邻居交谈了一两个小时。然而，这一切的努力似乎都并不怎么成功，那拖把依然在我的阳台上方晃荡。家里来了个客人的话，在客厅里面就可以看见那拖把头，别的什么风景都不招引人，就那个拖把头最吸引人的眼球。

过了两个多月，情况依然是如此，无奈之下，我自己掏了四十九块九毛钱买了一把“百变通”拖把，请求物业管理中心把它赠送给我楼上的邻居（参见本回图2）。这种拖把的拖布是可以随时取下来的，不需要把整个拖把挂在墙上晾晒。物业部门也答应转赠，然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拖把穗子仍然在我的阳台口晃荡。我相信物业管理部门是绝对不会把我的赠品贪污掉的。

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些事情又都是偶然的吗？如果没有其它的事情发生，我也会觉得这是比较偶然的事情，但是，把几十年奇怪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好像就不那么简单了。小事情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十分阴毒的目的。我想，假如，确实是有人在幕后主使其他人跟我闹别扭，那么，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一事不成，他一定还会再生出其他的什么事情来，而且，也许是更大的事情，也许是更加难以预测的事情。

在单位内部发生的事情我还比较容易找上级机关反映一下，可是，在单位之外，在我的住宅小区发生的事情我找谁呢？物业管理部门我找过了，虽然他们当时的态度很好，也很想帮忙解决问题，但是，似乎问题又始终解决不掉。跟警察局说行不行呢？警察们的手中不知道有多少已经发生了的大案要案，他们会把我的“鸡毛蒜皮小事”当成一回事情吗？警察们会不会认为我这是在小题大做？他们会相信有人故意在找我的茬子吗？我要跟他们解释多久他们才会相信呢？何况，即便是他们知道有人在想方设法地折腾我，他们又能够保护得了我吗？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保护我呢？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几乎也就是在这么个时候，在合肥学院的校园内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

那一阵子我觉得声乐方面有所感悟，所以，常常在校园里练练声。2008年12月10日上午，我在合肥学院南区中文系我的办公室（2号楼206）写了一个多钟头的稿子，之后感觉累了，于是走到2号楼旁边主楼正前面的广场上，一边散心一边继续构思，时而练练声。但是，我却在此遭遇了学校保安人员莫名其妙地查问。大家瞧瞧，我当时已经在合肥学院已经工作了三年多，这所学院的保安居然还不认识我，甚至于都不肯找身边来来往往的师生打探一下，就很粗野地盘查我在广场上干什么，甚至有对我动武的，仿佛我是流窜到校园里图谋不轨的校外不法人员似的。我记得那一阵子那一阵子，学院的班车也就停靠在广场上，全校的教职工每天都在那里上车下车，说对我这个本校老师一点印象没有，这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所以，果真把我视为流窜到校园里的校外闲杂人员的话，那恐怕也是保安人员的一种失职行为吧！我当时觉得很可能又是某种势力在警告我：“不要唱歌，不要妄图以此吸引女孩子”，所以，我立刻把此事反映给了安徽省教育厅信访办。不久，学校保卫处的人表示了歉意，但我要求他们写的书面情况说明他们还没有写。

新居“阳台垂拖把”一事与“校园广场遭盘问”一事几乎同时发生，我想，既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把我在校外的遭遇反映一下，那么，我不妨乘着这个机会把校外的遭遇搓揉在校内的遭遇之中，一并地反映到安徽省教育厅。于是，我又来到教育厅信访办，在谈及校内发生之事请求尽快获得书面情况说明的同时，也“顺便”地把校外发生的事情反映了一下，没有料到信访办梁发明科长（参见本回图3）真地对我校外的遭遇也很关心，要我跟居住地的警察部门反映一下。看来，梁科长真的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因为有了他的“指示”，我就可以比较有底气地去跟警察们说话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好了很多，也许，千百年来只能在戏剧舞台和影视屏幕上才得以看见的我们的那位合肥老乡——包青天包大人真的金身转世了！当我的这部书稿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电脑键盘已经变成了黑白相间的钢琴键盘，并且从这钢琴键盘上流淌出这样的歌乐：

开封有个包青天 

铁面无私辨忠奸 

江湖豪杰来相助 

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

我那天从梁发明科长那里返回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骑着电动自行车来得自己所居住的小区之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记得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找到了居住地所属的合肥市警察局“荷叶地派出所”，我颇有些底气地告诉警察们说：“……是省里面有人叫我来反映一些情况的……”

为了牢牢地抓住梁科长这根救命稻草，2008年12月15日，我还通过他向安徽省教育厅递交了一份申请《写给安徽省教育厅的个人请求》，把我多年以来的怀疑、困惑以及我对之所产生的想法诉说了一下。可见，我是希望梁科长帮助我比较彻底地解决我一生的困惑的，我是对安徽省教育厅的人抱有巨大的希望的。但愿我的希望不至于完全落空。

话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你看看你，你在这一章节里啰嗦了这么多，说来说去不还是些家常小事情吗？何必把此类小事捅到教育厅里去？”其实，此类“小事”还多着呢！

大约是在2009年年初，也就是2008-2009学年第二学期即将开学之际，我去到合肥学院机械系教学办公室领取学生名单，那个学期我将带机械系四个班的《大学语文》。我骑着电动自行车，在校园里遇到了学院的一位院长，我与院长聊了一会，院长又一次地表示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其话语让我觉得他是不会阻挠我的婚姻的。随后，他忽然又聊起我的电动自行车来，我的自行车刚刚骑了小半年，还很新，这位院长应当不常看见我骑它，但他对我的美车的赞扬和欣羡却似乎有些过了头……不管怎么说，这又让我想到了那头“合肥老妖”来。

在返回家中的路上，在美丽的黄山路和宽阔的潜山路上，我骑在车上越想越觉得有些骑不下去了，甚至于一度想要赶紧躲藏起来，仿佛车子不是我的而是我偷来的似的，仿佛是一个偷车贼担心被车主看见似的。我还不时地要停下车子，不由自主地左右前后地打量着自己的车子。

呀！可不是吗？我的车子还是新的，虽然买的时候并没有太考虑美观，但车身上的几条鲜艳的彩色花纹似乎依然把车子装点得满漂亮。不认识的人看见我骑着这辆车子应当不会有什么想法，但若是认识我的人看见我，他也许会想到：“嚯！你看，一个戏剧学大博士骑着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仿佛是当年三国儒将周郎又获宝马良驹，风驰电掣，多么帅气啊！”你可别以为我是在为这种帅气而高兴，恰恰相反，这种风驰电掣的帅气却使得我心生了忧虑。我不久前还听说合肥市某某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他们因为争夺一辆“花车车”、“小车车”什么的而哭闹得天翻地覆，搞得连教学计划都无法正常进行了，所以，我真的担心因为我拥有了一辆“花花小车车”而又会惹得什么人心里难过，甚至于“义愤填膺”地握紧拳头！

当然，车子我也不能不骑，我不至于因为担心别人不快活就不敢驾着自己的漂漂电动车子上街了。不过，考虑到某些人的情绪问题，我打算不去四处夸赞自己的“花车车”上面的小“花花”了，不去到处兜风，不去到处招摇了。还有，本来准备在车身上粘贴一些印有星驰、德华乃至于梦露、麦当娜等“星星”们形象的小贴图，这个计划我就不得不取消了。总之一句话，“不要太潇洒”！

其实，小事往往也并不小，甚至还有可能演变成大事情。2011年2月1日星期二，这一天也正是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楼上邻居下来“砰砰砰”地敲我的门，来者是个老头，他说他们家的一个什么衣物掉落在我的阳台上了。我一看，阳台上果然有一件衣物，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一条旧毛巾。本来，我是准备责怪对方晾衣物不慎的，何况两家关系本来不好，事先就有一切事情先找物业的约定。但是，看看对方那么大年纪，我也就没多说什么，同时，又不希望对方进我的门，于是我告诉对方，我把衣物从楼上丢下去，请对方自己去捡，对方也答应了。随即，我也就这么做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最根本的，就是不希望楼上再掉落什么东西，就是不希望以后再与那一家发生什么关系，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然而，没过多久，那个老头气冲冲的冲上来，要跟我打架，说我把他的衣服弄脏了，好像是说衣物落在水里去了，弄得我莫名其妙，我记得楼下是一片草地，没有水的。紧接着，他们家的人甚至于冲进我室内要跟我打架，给我的手造成了一些擦伤。因为出面挑事的主要是老人，我一直克制着自己，最担心的，是他们的身后还有人。如果他们是故意来挑衅的话，他们身后面还会有人的，而我只有一个人。我立即就向荷叶地派出所报了警，并且还告诉了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部门，负责处理这起事件的是一位姓李的警察。后来，又听门卫滕某（音）说，楼上的那家人好像就是姓何。这一件差点点就发展为刑事案件的事件过去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再出现类似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警方以及其他的有关方面，是怎么处理的？只是觉得，或许他们真的采用某些办法来调查了解并处理，否则的话，我的居住不会安宁的。

房子和车子，这都是容易惹动人们某种“情怀”的事情，我仅仅向教育厅反映了我住进我的新房所发生的事情，而没有反映我骑上我的“新车”后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向教育厅的领导描述我骑在我的“花花小车车”上所生发的翩翩联想，我这已经算是够“节省”的了吧？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在不断地遭遇人生挫折的同时，我也不断地有所思索，觉得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操纵我的人生。可是，这个人又会是谁呢？正如前面我已经说过多次的那样，我曾经怀疑过好多好多，我怀疑过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怀疑过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怀疑过北京，怀疑过东北，等等……可是，我又不断地觉得，我的那些师长，他们真的会如此地邪恶吗？他们真的要如此地折磨我吗？即便是对我不高兴，也不至于会如此长久地仇恨我吧？我并且觉得，即便是他们在某些时刻某种程度上真的参与了折磨我的行动，他们也不大可能会是主谋，我的直觉就是这样。我曾经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地想这些问题，不过，2005年5月回到家乡之后，站在合肥的土地上，我的思索也许更深刻了一些。

例如，就以华东师范大学的方智范教授为例，我曾经就以为他与我在上海水产大学的一些遭遇有关。在录取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他可能说了句对我有利的话。我当时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我的考分排在第二，但是，我估计当时肯定有人拼命反对、阻挠我的录取，这是一种类乎直觉的感觉。很可能在不了解别人之所以反对录取我的原因的情况下，方智范老师支持了对于我的录取。在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我听说方老师从副院长位置上下来了，我揣测，这很可能就与支持了我的录取一事有关。整我的人可能得到提拔，而帮助过我的人可能遭到贬谪。当遭贬谪的人知道了个中内情之后，他很可能会非常地不愉快我的，这一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我现在想说的是，其实在华东师范大学整整的三年期间，我都并不能够断定会有人一直在暗中整我，我当时只是觉得自己的遭遇有些坎坷，有些不太正常，仅此而已。所以，若我的师长和朋友们因为帮助过我而遭遇邪恶势力的贬谪和打击报复的话，我将表示极大的遗憾，这绝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衷心地希望，希望恶人有恶报，好人有好报，我衷心地感谢一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给予我关怀和帮助的人，衷心地祝愿好人们一生平安！

又如，我也怀疑过上海戏剧学院戴平书记。正如我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那样，如果不是她的正义之举，已经一度被退学的我几乎不可能恢复学业。但是，在我临近毕业和毕业之后，我感觉她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我甚至于怀疑，她很可能就是导致我博士毕业即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来到合肥学院工作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很少跟她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觉得她不应该是阻挠我顺利就业的人，或者至少可以说，阻挠我顺利地就业，这绝不会是她的本心。

我的内心真的很矛盾，一想到戴平书记曾经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又常常为自己对她的怀疑而深感内疚。是啊！做学生的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记一切在学习上关心帮助过自己的人啊！2008年5月24日晚，乘着刚刚艰难地领取新房的房产证的高兴劲儿，我又与上海戏剧学院戴平书记进行了电话联系。戴平老师接过电话之后，立刻就询问起我当时的专业发展情况来。“在合肥观摩戏剧演出的机会多吗？”这几乎是她跟我聊的第一句话。我向她汇报了我新出版的几部学术专著的情况，她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一再叮嘱我要在理论研究中多交流多出成果。她还要我去上海走走。那一天晚上，我真是百感交集。实际上，我当时是非常犹豫地拿起电话筒的，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我还担心她有可能把我给骂上一通呢！没有想到她一直在关心着我的成长，关心着我的戏剧戏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进展。

其实，戴平老师要是真的骂我几句，我还会觉得好受一些呢！那天晚上打完电话之后，我的良心不断地在质问自己：“对于这样好的老师，你怎么会去怀疑人家的好心呢？你怎么会去怀疑人家在破坏你的就业呢？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啊！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确实，我当时真的希望有人来好好地把我给骂上一顿。

是啊！如此关心学生学业进步的老师，她怎么会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在自己喜爱的专业上有更大的发展呢？她怎么会希望看到她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挽救下来的博士经年累月地在上海失业流浪呢？

直觉，经历，理性，她们常常提醒我，寒流的策源地不应当在华东师范大学，也不应当在上海戏剧学院，甚至于，它根本就不在上海。那么，寒流的策源地是不是在北京方向呢？寒流的策源地是不是在东北方向呢？寒流是不是发自中央音乐学院呢？寒流是不是发自辽宁省委党校呢？虽然我觉得有关这些“方向”的所有人物都应当是有恩于我，他们都曾经是我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师长，但我仍然怀疑他们。说句老实话，我怀疑的方向常常变幻不定，怀疑的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也时有起伏，但我更加倾向于怀疑东北方向，尤其是有一次当我听到了某位干部的语误之后。

2006年3月7日，在合肥学院中文系例会上，系党支部的一位领导在会议上向我们介绍了一位新来的教授，他说那位名叫张玄平的教授“来自沈阳，来自辽宁师范大学”。听了系领导的介绍，我的心当时就“咯噔”了一下，这是否与辽宁省委党校的张一波教授有关呢？这是不是在暗示我，暗示我永远也不可能走出他的阴影呢？也许有人会奇怪我为什么如此地敏感，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当时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曾经有过的经历以及我所处的现时环境，这一切都使得我不由自主地把各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给联系了起来。

我觉得，至少，我的怀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系领导果然是说“错”了，我稍后得知，那位新来的教授不是来自沈阳，更不是来自辽宁师范大学，而是来自东北其它的某个地方，好像是鞍山师范学院。系领导为什么会搞错呢？我看这里面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对于刚刚招聘进来的在本系屈指可数的大教授，我认为一位系领导是不大可能也不应当出现这样的错误的。

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无心，系领导的一个“小小”的“语误”，一下子又把我带回到我不愿意回首的过去。也许，由于某种原因，那遥远的东北沈阳仍然不肯放过我这个小人物？我觉得应当与沈阳再联系一下，我只是期盼，假如确实是由于我无意之中某些言语冲撞了那位老人家，在十几年之后的2006年，他或许能够对我有所原谅了。

由于许久没有联系，原先的电话我已经打不通了，我是通过辽宁省委党校的办公室咨询到张一波教授的新电话号码的。电话刚刚接通的时候，我记得张教授还是很热情的，毕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至少我的感觉就是如此。在谈话之中，他还要我跟我的同龄的人作一个比较，我略作比较之后他就说，我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不过，这个话头也就就此打住了。我很感激他对于我的鼓励，还觉得他仿佛对于我目前的境况甚至于思想状况都了如指掌。

在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在一次电话联络中，张一波教授要我去沈阳看看他，我当时由于经济非常地拮据，没有能够成行。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以后，我虽然去过沈阳，但那不应当被视为是去探望他，而是去向他求助的，是在辞职报考音乐学院失利并且饭碗没有着落之时求他给我找个事情做的。但今天，我已经有了工作，理应去看望他，我于是向他作出了此种表示，他也爽快地答应了。

已经请好了一周的假，我准备了三四千块钱，准备买一些补品带过去孝敬他老人家。但是，越是临近出发的时候，我的思想越是打架。我再一次地回想起了，想起了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去沈阳找他时的那次尴尬的遭遇，我还又回想起了当时逃亡似地离开沈阳的情景，于是，我开始后悔了。

几天之后，也就是在2006年5月8日，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张一波教授要给我安排一个课题，要我写一位老干部的经历，他还说那位老干部与非常非常非常高层的官员都有关系。说句实在的话，我当时心里更加发怵了，我的一些经历已经使得我实际上害怕与高官们挂上什么关系了。想来想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到了2006年的5月10日，我告诉张一波教授说，我暂时不能去看望他了，多少有些让我感到意外地，他老人家也是爽快地就接受了，就像爽快地接受我准备去探望他的提议一样。他还告诉我说，他正在准备搞一个关于“二战”时期日本人在沈阳设立的盟军战俘营的课题，当时我很惊讶，因为“二战”时候日军曾经在沈阳设立过战俘营关押盟军战俘一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张教授还告诉我说，当年日军在沈阳关押了好几万盟军战俘，关押了好多美国大兵。他还告诉我说，二战时候的美国军队是好的，是反法西斯阵线的，但是后来变了。

张一波还要我在网络上查找署名“一赵子”的一篇名为《〈红楼梦〉之谜破解》的文章，根据他的介绍，那篇论文说《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吴梅村、董小宛等，它甚至于认为根本就没有曹雪芹这个人。张教授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或许他是在暗示有人要在我的剧本和论文的著作权问题上做文章？他还要我读《毛泽东谈〈红楼梦〉》，还说到《红楼梦》涉及政治。我记得我当时就表示我害怕搞政治。我想，张教授或许是想用战争、政治来吓唬我一下，就象多年前曾经要我去搜集“文革”时的造反派头子蒯大富的资料一样？不过，在要我研究《红楼梦》的时候，他说话的语气已经不再象多年前在电话中要我学习《周易》时那样生硬了，当年的那种口气让我觉得，如果不是他本人，那也一定是有人想要跟我“下棋”的，要用《周易》之术来跟我下某某种类的“棋”。

另外，可能是出于做生意的原因，张教授要求我帮助他调查一下安徽省的疗养院情况，我由于不能前往探望，心中正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很愿意替他出这份力。我很快就把调查结果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了他，但是，发送的信件却被“系统”退回了，打电话问他，原来错了一个字母，他把他的邮箱地址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怀疑那个字母错了。我于是又立刻重新发送，然后又给他打电话告知。他当时说，他回家后打开邮箱才能看到我的邮件，而且收到我的邮件之后他会给我回电话。但是，我等了很久也没有收到他的通知，我觉得这里很可能包含着一些消极性的信息。直觉告诉我，他极其可能是通过这种特殊方式表示他不希望我再跟他联系了，所以，我们的联系又一度中断了。

总的来看，在2006年5月份的那次与张一波教授的联系中，张教授的话语虽然没有多年前那么咄咄逼人了，但仍然不时地让我感觉有些惊心。所以，我依然抹不去对张教授的怀疑，也许，我对系领导的语误的怀疑，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寒流一定是来自于东北方向，来自于辽宁省委党校的张一波教授那里？不，在那段日子里，我虽然觉得张一波教授不快活我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了一些，但我仍然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就因为几句话，他这位有着菩萨一般心肠的人会恨我恨得那么长久。如果一定要让我说出原因，我也很难说得出多少，但就凭着对于在北京与他的那一段交往的回忆，我觉得他实在不应当是一位心底极坏的人。何况，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抗日烈士的后代，与我一样都有着深深地爱国情愫……

就像许多年来的情形一样，我时而觉得就是那么一回事情，时而又觉得不像是那么一回事情。这不，就在我加重了对张一波教授的怀疑的同时，另一种声音在我的心里又开始窃窃私语了。是啊，假如张一波教授真的想整死我的话，那一定很容易，而且，那完全可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死”。如果有人觉得我这实在是在危言耸听的话，那好，我们不妨退一步说话。别的不谈，就拿当年我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来说吧，假如当初他真的要阻挠我，我坚信，我是肯定进不了那所大学的。那样的话，我的整个的命运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番图景了，也许现在仍然还在县城里面教书，受那些蛮横的中学校长的气呢！

此刻，我忽然又联想起一件事情来，在我即将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时候，似乎也就是在一次师生聚会的晚宴上，我不经意之中听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的一位院长颇为耐我寻味的一句话：“……在大都市里还好一些，民主一些，如果是小地方，那情况可能就不同了，可能要整死人的……”是的，这话仿佛就是说给我听的，如果一直待在小地方，也许我的遭遇更加悲惨。是的，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越来越告诉我，我的这种考量应当是很有道理的。

 

2008年8月9日，这一天也就是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正式举行的第二天，我惊喜地收到了张一波教授让人发来的邮件。张一波教授在标题为“目睹奥运在北京举办是人生大幸、是人生的骄傲”的邮件（参见本回图1）中说：

女士/先生：你们好！

我们祝贺奥运在中国召开。我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朋友，我们能够亲自目睹奥运在北京于2008.8.8<周五>戊子七月初八举办，是人生大幸，是人生的骄傲，我81岁了，我要每天坐在电视前仔细看奥运，希你也要看。

这是张一波教授委托他的秘书给他的“有电子邮箱的朋友”群发的邮件，张一波教授说得好，此次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的期盼，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文化意义，恐怕我们今天还无法精确地看到。那一阵子，我正怀疑有人四处造谣说我的坏话，尤其是造谣说我不爱国，张教授的来信很是及时，我相信他是知道我的一片爱国心的。作为张一波教授的忘年交，我要和张一波教授一起为中国欢呼，为中国加油。十七八年前在北京相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患有糖尿病，所以，在随后的回信中，我还顺便探问了一下他的病情，当我得悉他老人家身体康健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仅要为中国欢呼，为北京欢呼，我也要为张老欢呼！

就在中华健儿在鸟巢里奋勇夺金的8月21日，张一波教授又发来邮件，约我写一些有关北京奥运会盛况的评论，约我和他的朋友们一道为奥运会喝彩。

钱久元同志：

你好！

我在8月8日奥运开幕那一天，曾给我所有电子信箱的332位朋友，发了电子信，题目《目睹奥运在北京举办，是人生大幸，是人生骄傲》，我对我的所有朋友们说：“我们祝贺奥运在中国举办。我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朋友，我们能够亲自目睹奥运在北京于2008.8.8<周五>戊子七月初八开幕式，是人生大幸，是人生的骄傲。我81岁了，我要每天坐在电视机前仔细看奥运，希望你也能看。这封电子信，我也发给我有电子信箱的外国朋友”。

今天是奥运会第14天，在这14天内，我的朋友纷纷给我回信，表示对奥运的赞扬，和发表感想，甚至有人说我给他发信，使他很受感动。有人还发来对奥运会的评论，其中我选了美国旧金山我的老朋友高华蔼先生的精彩评论《百年圆梦谈京奥》发给你。我也希望你发表精彩评价，请将你的评论寄给我。

再见！

九一八战争研究会    名誉会长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教    授

张一波（81岁） 

2008年8月21日<周四>9：30

我随即给他发去了我对奥运的感慨，后门还附了一首小诗，虽然诗写得水平有限，但表达的却是我的真情实感：

鸟巢礼赞

——答沈阳“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张一波教授

中国人民建筑了一座建筑面积达到25.8万平方米的国家体育馆，固定座位为80000。中国人民于2008年8月8日在这里举行了第二十九届奥运会，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来到了中国。

这座巨大的建筑就位于中国的心脏北京，它是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会场，从欧洲文明的发祥地采集来的火种在这里熊熊地燃烧。

这座神奇的建筑还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全世界的人们都亲昵地呼唤它为“鸟巢”。它是一座用树枝般的钢网编织成的一处温馨的巢穴，它的四周还有祥云笼罩！

一座用钢条编造的巨大鸟巢，

它就偎依在祖国的心窝，

全世界的人们飞来这里，

不分国家、民族和肤色。

他们要在这里孵育出

孵育出那非同寻常的生命，

孵育出地球人新世纪的希望，

孵育出和平与友谊的白鸽！

钱久元

2008，8，21晚

于合肥

不久，张教授发来了这样的一份电子邮件《张一波教授给钱久元的第6次电子信》，信中具体地谈到了他的父亲为了祖国和人民英勇牺牲的事迹。读了以后，我感慨万千！张一波教授是著名的爱国烈士的后人，是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是仁慈善良的老人家，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我真的恨自己，我怎么会怀疑起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名誉会长了呢？我怎么会怀疑起这位仁慈善良的老人家了呢？我怎么会一度地，不，甚至于数度地怀疑起张一波教授的爱国精神了呢？

张一波教授给钱久元的第6次电子信

钱久元：

您好！

11月8日来函收到，感谢你愿意帮助我。现在我确实需要你帮助，请帮助我查我父亲张传伦烈士杭州学兵队4年情况。

我父亲张传伦，字彝轩，（1938年后，又名张足践，人称一干车），1900年9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现岱岳区）夏张镇宁家庄，1918年前后在山东泰安县省立三中辍学赴杭州学兵队当学兵，因为学兵供吃供穿不花钱，到1924年春返回故乡，在夏张镇小学教书。他的一生做了三件事，上学、教书、闹革命，1940年9月24日被泰安日本宪兵队活埋在泰山脚下，壮烈殉国，年41岁。现在泰山烈士陵园有他的画像。牺牲前是泰西县抗日县政府粮馍科（4科）科长。他1940年7月18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泰安城日本宪兵队监狱68天，被日本酷刑折磨：吊大挂、老虎凳、灌辣椒水、用铁火棒烙他双腋，烙他躯体，狼狗撕咬腿露出了骨头，反复活埋埋到胸脯憋得吼叫，埋了再挖出来，挖出来再埋。眼睛都折磨瞎了。任日本百般苦刑，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张传伦、是八路，只说自己是李善璋。他视死如归，英勇就义，显示了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者傲骨铮铮。他继承了中华大文化传统，维护了中华民族尊严，显示了忠孝仁义的“忠”字，为民族独立为抗日战争胜利尽忠报国。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我母亲王凤云发了烈属证，表彰他英勇殉国。

我父亲牺牲时我13岁，家被抄家、封门，先是做流亡抗日家属，之后，1940年8月14日我参加了八路，现在我想写我父亲“狱中68天”。需要寻找我父亲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英勇就义，这就必须寻找他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学兵队时代接受的中华大文化教育、寻找他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寻找他国家兴亡，匹夫有则、视死如归、再所不惜的气质来源。我想请你帮助我查找杭州学兵队的资料。上次我们通电话，我提出了查找资料的方向：从《杭州文史资料》、《浙江文史资料》中阅读查找有关对杭州学兵队的回忆，甚至还可以找到杭州学兵队名单，可能有张传伦照片。

九一八战争研究会      名誉会长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教    授

张一波（81岁）

2008年11月9日<周日> 9：40

 

既然那邪恶的策源地不在上海，不在北京，也不在东北，那么，它会是在哪里呢？那会真的就在合肥吗？多少年以来，我的记忆中或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不时拼接着安徽省合肥市某个人物的图画，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觉得那里的人似乎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但是，当我于2005年5月又一次重新踏上合肥的土地的时候，那个合肥人物的记忆拼图越来越明晰，我甚至还一度再一次地瞥见了他那张瘦巴巴的脸，我越来越觉得，也许我错了，也许我太瞧不起人了。

2006年8月6日，我们合肥师范86届(普师班)的师生以及一些特邀人员在合肥市稻香楼宾馆举行了毕业二十周年的聚会，届时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来了。同学们的变化很大，但可以看出他们很开心，非常珍惜我们曾经拥有的4年同窗之谊。

中午正式聚会的时候，我们一百多号人落坐，当年的班主任洪继文老师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几句话“这一次同学们到得比较齐……”后面似乎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不过，也许是我没有听清楚，因为我当时也很感动。但我知道，我也是上次没有到齐的人员之一。听说1999年也举办过类似的聚会，但是我没有来，我甚至于没有能够获得邀请，原因是他们没有找到我。我还听说当时有人以为我已经“失踪”了。但我觉得，2006年8月6日的当日，在场的人中，或许有个把几个人是知道我在1999年的情况的，即便是把时光倒回到1999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合肥也应当有人知道我当时的境况的。我想，我应当也看仔细了，当我们慈祥的班主任洪继文老师激动得流泪的时候，主席台上好像有个别人有些尴尬和不自在地把头低下了一小会儿，我相信，这如果也是一种激动的话，那么，这种激动和我们的激动之间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不好意思告诉同学们，告诉同学们1999年他们聚会的时候，我正在上海摆地摊子卖蔬菜、鱼虾，不过，我后来又想到，假如洪继文老师知道1999年我的“失踪”只是在上海摆地摊子卖杂物的话，他也许还会感到某种莫大的欣慰呢！这主要是因为，我现在意识到，1999年，那时候我不仅已经失去了工作，我甚至于很可能还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我实在不期望这样神圣的聚会是一场与魔鬼的聚会，一百多颗滚烫的、纯洁的、正在颤动着的心灵啊！我想，即便是我站出来大声地疾呼，他们也不大敢相信有一头魔鬼也许就在我们自己的身边。是的，也许连魔鬼自己都深信同学们不会相信我的疾呼，它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语，甚至于还示威似地强调了一下他跟合肥学院的某某院长“很熟悉”的关系呢？ 

我在这次聚会上终于看到了魔鬼的剪影了吗？那瘦巴巴的矮小身材，猛然一看让人感觉像是个严肃的教育家，但仍然不时地流露出玩世不恭甚至于仇恨整个世界的表情。我的种种遭遇的终极策划者就是这位“合肥老妖”吗？假如不是他，那还能是谁呢？也许，我早就该使用一下简单的排除法了。

假如真的就是这头魔鬼，他会回心转意从此不吃人了吗？我们不敢奢望吸血鬼不嗜血，但是，最起码，那些曾经和正在被魔鬼蛊惑了心志的人们看了我的自传之后，如果您们还有些正义感和良心的话，那就不应当继续给魔鬼做仆人了，不应该再用你们手中的刀子戳他人的伤口了，不应该再给吸血的魔鬼准备他那骇人的盛宴了！

2006年12月26日上午，我收到了“合肥师范学校86届二十年同学聚会”的纪念物，一只水晶笔座，一张光盘，一本纪念册和一个通讯录小本子。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我才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最终还是参加了那年8月份搞的那次聚会。在举办聚会活动之前，我的思想是有斗争的，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组织者要联络哪些人，要邀请哪些当年教育局的头面人物了，因为觉得那里面就很可能有一位妖魔似的人物，我本能地不大想看见他们。但是，我最后还是参加了，因为我同时也本能地想要更加仔细地一睹那个身影，一睹那具一直在我的脑海之中模糊不清的身影，我要再一次地看一看，看他到底像佛还是像魔。除此之外，参加聚会的还有大约一百位旧时的同学和一些往日的老师，我相信他们大都是好人。四年的同学情谊，师生情谊，其份量是沉甸甸的，是值得我珍惜的，我不能因为合影者之中可能有一头魔鬼似的人物而扫大家的兴啊！ 

2006年8月份的当时，在安徽省合肥市稻香楼宾馆门前合影的时候，我真的想站出来告诉同学们和老师们，告诉他们，与他们站在一起合影留念的人物中很可能就藏着一头魔鬼，他现在的头上还顶着一道神圣的光环呢！但是，我克制住了。那些经历了20年才重新又见了一面的同学啊，我不能够让他们太扫兴，也许，让他们在那样的场合知道他们心目中的“教育家”竟然是这等货色，他们的五脏六腑都会渗出血来的！就让他们对过去保持着更长久一些的美好回忆吧，哪怕是一种虚假的美好，我的那些可爱的同学们哦！……朋友们，我这样的考虑对吗？

在稻香楼宾馆聚会的当日，那位局长夫人即我们曾经的老师也来了，我觉得她仿佛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但却没有说起来，因为我那天一直都在回避着跟老师们说话，心情很复杂啊！但我觉得她似乎跟我略微点头示意了一下，我没有料到她还会这样，我应当是本能地回了一下。反正不管怎么说，虽然没有说话，但她那天的表情应当还是说得过去的，像是一位有修养的老教师，这也使得我觉得，觉得她似乎确实曾经当过我的老师，而且现在、将来也似乎应当是。不过，我其实一直都在纳闷，难道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她就一直没有发现她的那一位的所作所为吗？难道她的那一位一直都是背着她对她的学生做那些丧尽天良的事情的吗？

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严正地指出，说我这里已经把可能性的魔鬼当成了真的了。是的，你们说得对，但是，你们也得替我想一想，即便是我能够完全确信，就是这位“合肥老妖”一直在暗中施展着害人的魔法，我也极难找到确切的证据啊！人家不仅在暗处，而且还位于高处。过去，我不是也曾经不断地求助于新闻媒体来帮忙查清某种事实吗？可是，我在危难之中所求助过的无数的新闻媒体，他们原本对我的事情很感兴趣，但后来不是都退缩了吗？他们连报道一下摆在桌面上的具体事实都不敢，还敢把笔杆子和摄影镜头对准那种阴暗中的蝇营狗苟吗？他们连一些浮在水面的虾米都不敢触及，还敢惊扰深水区的大鱼？那么具有权威的新闻媒体都不敢报道，我这么个小人物还能够有什么能力让某某当事人站出来揭发？我也许只有怀疑的份了，我也只能是怀疑，但我又不能不怀疑。既然如此，那也就不要责怪我有些时候会把怀疑的事情当成了事实上的事情了。说不定我在我的这部自传的其它部分，也曾经一不小心就会犯下了同样的或者类似的“错误”，所以，假如读者们在别处也发现了类似的“错误”，那也都请多多地谅解吧！

当然，朋友们也不妨这样认为，我之所以把怀疑中的、可能性的东西当成了既成事实，那不仅仅是出于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的苦恼，还在于我的这种怀疑已经非常地深重，还在于我觉得，根据自己在漫长岁月里的经历和体会，这种可能性已经大到几乎可以被当成真实性的地步了。呵呵！本人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如果有人对我不满意，他大可建议我所怀疑的人，甚至于我曾经怀疑过的一切的人与我对簿公堂，我愿意在公堂之上面向全世界剖析我生命之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因为我很想让自己从此不再怀疑，我尤其希望自己一切的怀疑都是错误的，而且，在确证了我的错误之后，我也愿意向被我错误地怀疑了的人负荆请罪。

这里又要提到洪继文老师了，当年的师生关系变成了现在的同事关系，来到合肥学院后，在与洪继文的新的接触中，我也增添了更多的对于过去的认知。

我记得，就在刚刚来到合肥学院不久，一次和洪继文老师走在了一起，我听见他突然性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到：“……一泡狗屎……一泡狗屎……他也许太爱自己的女儿了……”，我没有吱声，因为我几乎本能地想到了，想到了洪老师所谓的“他”指的是谁。不过，我从此也想到，洪老师自己也一定一直都在琢磨：“小人气大”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的地步？

假如确实是洪老师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话，这至少可以说明，他并不希望我遭遇到如此这般的“病毒”式的人物，我之所以与魔鬼接上头，洪老师极其可能就是一位中介性的关键人物，但是，他显然在当初并没有把人想得太坏，他现在一定也在奇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一种小人。

其实，我也感到不可思议，没有想到魔鬼会有如此的恒心，会有如此巨大而长久的耐性和毒性。当初，假如那个魔鬼整我一两年，我也不会太计较，因为毕竟不合理的东西有时候却有些合乎人情。但是，如此长久的仇恨就有些不正常了，难怪洪老师也为此感觉困惑了，这显然已经超出人类正常的状况了。

如果魔鬼这么长久地追整我仅仅是因为爱他的女儿，这似乎也有些不大容易解释得圆满，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它的潜意识中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当年它那爱人曾经要我跟他谈论声乐问题，那意思似乎隐含着它也比较懂艺术，懂得音乐，了解一些声乐，或许它在年轻时代有过做明星人物但却失败了的经历呢？

艺术啊！音乐啊！歌唱啊！她的精髓是什么？那是人性的闪光啊！是人性善良与完美的闪光啊！倘若一个人没有了人性，像一头嗜血的妖魔，那么，从他那邪恶的嘴巴里还能够传出动人的音乐吗？

那天晚上，睡梦之中，我仿佛又看见了当年在合肥师范读书时的情景，仿佛又听见了炎热沉闷的月夜下那野猫子凄厉的叫声……

不过，我觉得洪继文老师也不见得二十年后才对魔鬼的歹毒有所感悟，也许大约二十年前他就已经略略探知出一些魔鬼的毒性了。一想起合肥教育学院，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回想起在这所学校读书时与洪继文老师的一次路遇。

有一天，大约是在我来合肥市教育学院进修不久，我在合肥教育学院大门前面的宁国路上偶然遇见了洪继文老师。我当然很热情地跟老师打招呼，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刚刚说完道别之语的时候，他突然以一种非常奇怪的凶狠态度说了一句话。记得当时我是在说完话之后正要转身离开，他突然非常严厉甚至于可以说是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什么话，话语仿佛既像是对我说的，又有一些像是对别人说的。但我记得，当时身旁并没有别的什么人在场，更没有人会激怒他，而且，我也从来没有看见我们的洪继文老师被人如此地激怒过。话语的内容我无法记得，很可能当时就没有听清楚，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我清楚地听见吧？

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脑海中常常浮现起当时的情景，然而，那种情景又实在是让我捉摸不透。在我与洪继文的交往中，他一直都是非常平和、亲切的，那一天怎么会几乎毫无缘故地变成了那种面目了呢？我为此困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没有必要这样地对我说话呀？因为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有对不住他的言行呀！我一直是非常非常地尊敬他的呀！

是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那一天也许听错了，甚至于也许是在做梦。然而，理性又告诉我，那一次不大可能是听错了，更不可能只是一个梦。我还不由得又把此事与洪继文老师当年在合肥师范学校礼堂附近所说的那句“吃过了吗”的问话联系了起来。洪继文老师非常奇怪、突兀的表现会不会与此有些什么神秘的联系？不过，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

我非常非常地相信，洪继文老师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现在不大容易找到这样的教师了，他确实是一位品德高尚、有道德、有良心的教师。我相信他即便是做出一些对我不利的事情，那也绝对不会是出于想要升官发财的目的。根据我长期亲身经历与事后分析的结果，我二十年来的遭遇，他极其可能是最早的知情者和参与者。也许，假如确实存在着迫害我的妖魔，而且那头妖魔确实就是出产在合肥的话，那么，那头一直在黑暗中迫害我的魔鬼之所以认上了我，这很可能就与洪继文有关。

哦！天哪！有人在试图提醒我注意什么吗？有人试图通过一些怪诞的方式提醒我注意身边的鳄鱼吗？

几十年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发酵，多年以来的戏剧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似乎也参与进了其中，逐渐地，我的睡梦中常常会出现这么一出戏剧场景：

有那么一头千年老妖，他要求某某学校的某某某老师帮它物色女婿，而这位老师发现了有个长相虽然不是“绝代佳男”但却有一副“绝代佳嗓”的合肥师范学校小伙子，并且他把这个候选人的情况告诉了千年老妖。紧接着，千年老妖的家人开始下基层验收货物，准备着去捡取他们眼中的一个大的漏子了……

不过，某某某老师一定是很快地就发现了，那个候选人是不大可能接受老妖之女的，所以，他也就不便开口提亲了……但是，那头千年老妖似乎很是执着，没人帮他提亲，他就准备着亲自去做。可不是吗？人家小伙子已经毕业了，于是，他就找借口追到了人家的工作单位，只可惜，吃了个闭门羹。

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也许就装糊涂，假装任何事情都没发生地就这么过去了。但是，这千年老妖与众不同，他一定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他一定生来就是那么一种人，他一定生来就信奉着一种理念，那就是 ，他想得到的东西，他一定要得到！万一他真的得不到，不管是多么珍贵的东西，他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件珍宝毁掉。他会设计出种种计谋，甚至于盗用 《周易》大法，不惜用最肮脏的黑手污损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来毁灭他所得不到的任何东西，哪管它是不是珍珠玛瑙，哪管它是不是国粹国宝！

“我这么厉害的老妖怪怎么会兵败滑铁卢呢？”他口中念念有词，仿佛自己有着某种切肤之痛，到处向他的密友诉说，要他们帮忙毁灭他无法得到的珍宝……即便是一下子毁灭不掉，也不能让那珍宝发光，因为那光线，会刺痛她的眼角膜……

 

记得1986年我即将从合肥师范学校毕业的时候，洪继文老师还在班上喃喃地说什么什么某某合肥市里的头头，其人生和事业一直都很顺手，没有想到在什么什么什么问题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之类的话。虽然具体的话语内容我不能很清楚地回忆出来了，但是，我当时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似乎也朝着上述所设想的那副戏剧场景的方向略想了一下。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很轻，但是，这个方面的事情我还是能够觉悟出一些来的。虽然话儿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是，这个方面的事情我也能够隐约地猜出了几分。我还算是比较聪明的，悟性不算太差。但是，可惜的是，我没有把问题想得更深一些。奉劝今后的年轻人们，想问题可千万不要蜻蜓点水啊！

一些事情让我觉得，似乎人本身也可以被当作某种产品拿来进行“分配”。可不是吗？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们，他们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他们这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可以“分配”到更多更娇的女人。甚至于某些有势力的女权贵和公主小姐，只要她们乐意，她们也能够分配到更多更棒的男人。这难道不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分配吗？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虽然情况大有不同了，但我总觉得这种形式的产品分配还是有些挥之不去的感觉。我在合肥师范学校临近毕业的时候，大约就是在实习阶段，我猛然听女同学们议论，说她们乡的乡长或者她们区的区长什么的人不断地找人到她们家叩门说大媒。我当时听了此消息感觉比较惊讶，但转念一想，这种情况似乎也可以理解，在那个时代，获得一个比较固定的饭碗实属难得，而且穷乡僻壤里面走出来几个像我们那样的“秀才”，这也确实不容易，因此，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当然也就有可能成为“香长”（乡长）、“臭长”之子女们的追逐目标啦！而且，对于女生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加可以理解了，因为一直有一种倾向，认为女性更加适合于当老师。实际上，仅仅从性别角度来看，女士当老师，这似乎也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职业选择，所以，有一定地位的人就可能分配到这样的好媳妇或者好儿媳。我当时就以为，我们男生的情况应当有些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教师的“臭老九”帽子固然已经摘掉，但老师的地位还并不高，尤其是对于男老师而言，可以说，他们的身上是尚有余臭。不过，如果某些师范学校的男生，拥有一定的特别的潜质，有希望成为未来的明星什么的，那大概就应该另当别论了。

现在有人觉得我这是在胡扯吗？或者有人觉得这种情况只可能在合肥师范学校发生吗？不，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有人曾经亲口跟我说过，某某县的师范学校的情况，也跟我们位于省城的合肥师范学校的情况差不了多少，甚至于更加严重，听说还没有到实习阶段，男生女生们就已经被官员们的子女给“分配”得差不多了。

尤其令我惊讶的是，我还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某某县某某男生被某某有一定权势的人家相中了，他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假装答应了人家，因而，他被分配到了大家都公认的比较好的学校教书。但是，他刚刚领到去往该学校工作的派遣证，立刻就提出要拒绝那门亲事，于是，他也就立刻被重新分配到了最差的学校，并且似乎还遭受到了社会舆论的猛烈轰击：“当代陈世美！”

不难理解，也许有些人还非常渴望被某某有权势的人物相中呢，但是，我相信也有不少人是不乐意获得这样的“机遇”的，我就是如此，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来左右我，我有我自己的选择，哪怕是一辈子孤独寂寞。尽管我自我感觉自己许多方面都不怎么地，不过，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也偶尔有极少数的好心人给我介绍对象，然而，如果介绍人的地位比较高或者我觉得他有可能认识地位很高的人，我常常会立刻就婉言谢绝。我相信我的这些介绍人都是出于好意，但是，我又觉得，如果介绍人介绍过来的人地位很高的话，那情况就可能被搞得很复杂。人家看不上你的话，这当然没有问题，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是，万一是你这个地位很低的人觉得人家不适合你，尤其是假如对方或者对方的家长非常非常非常地执著以至于永不罢休的话，那将如何？到那时，也许原本好心的介绍人，他自己也都无法收拾局面喽！

长期以来，我由于担心害了自己，没有接受地位高的介绍人的介绍；由于担心害了别人，我自己也从来不把地位低微的人介绍给高贵者。因为，我想到，如果把一个地位低微的人介绍给地位高贵的人，至少有一半的可能是会把他给害了，而如果这种介绍还是在瞒着地位低微的“贱民”的情况下进行的话，那在某种意义上看来，实际上就等同于私自把这个“贱民”给出卖了，尽管这不见得就是介绍人的初衷。

实在不想多说了。总之，既然欲成美事但却又可能无意之中害了他人，那就还不如不要去想着成就别人的什么美事呢！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宁愿去给嫖客拉皮条，也不愿意去给某些变了态的政客、权贵们招女婿！

2005年回合肥工作之后，站在家乡的土地上，我似乎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我总是失业，更加明白了为什么我总是在就业问题上遇到阻力，这是因为，我发现，似乎有一种势力非常喜欢把我的饭碗搞掉，不仅仅是在上海，早在家乡的中学教书的时候，类似的情况就发生过啊！

我还记得，当我1988年从合肥市教育学院进修结束回到水湖镇中学之后，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中学的校长就是不给我安排工作。当时就有人示意我说，别看他现在照样发给你工资，长期下去他会把你的工作搞掉的。后来经过严正的交涉，他才安排了我继续教音乐、美术课程。

看来，想办法把我的工作搞掉应当是某些人一贯的做法，我硕士毕业之后失业三年，博士毕业之后又失业将近一年，这难道都是巧合吗？甚至于，来到合肥学院之后，我也一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感觉到仿佛有人一直在想方设法要把我的这个饭碗也给砸掉……

我的这部自传中这一部分内容的标题是“魔鬼身影渐渐清”，虽然说是“渐渐清”，但我可是犹豫再三才这么写的。为什么呢？原因是这样的。就在我终于觉得魔影渐渐明朗的时候，我把我的这部自传的第二版发在新浪网上，并且把网址告诉了洪继文老师，洪继文老师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发来了一份这样的邮件：

久元：你好！

最近看了你的文章，特别有些内容涉及我，你对我评价高了，谢谢你的信任。你是一个有才华的、有成就的人，你的老同学们也都这样评价你；但是你总觉得人们对你不公平，甚至说有人迫害你，我觉得你有的是 想多了，最起码你提到的我所知道的人和事并不是如你所想，甚至是极大的误解和想象，绝对不是那回事。因为你好象对我比较信任，所以我劝你相信我在这里说的负责任的话。

人生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遇到挫折有各种原因，有社会客观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想一想别人也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就不会认为别人总是跟自己一个人过不去了。把视野从自己身边放开去，多看博大的世界，看历史的长河，你会取得更大成就。

顺祝问候！

洪老师

2009年8月

看了这份邮件之后，我又一次有点糊涂了，我只是觉得，假如我真的怀疑错了，妖魔不在合肥，那么，它会在哪里呢？二十多年来，那么多的“妖迹魔痕”，这又到底是谁人留下的你？！

诶！既然我现在一时之间脑子又有点糊涂了，视觉也又有些模糊了，我想，我不如干脆就把洪老师电子邮件的截图原原本本地展示给大家看吧！（参见本回图1）把自己之所想与他人之反馈，都客观地呈现在这里，呈现在大家面前，让聪明正直的读者们来给我分析评判吧！或者，让历史来证明一切吧！

 

大约是在2007年2月17日，我获悉了一份选派人员赴美国进修的通知。通知的全文是这样的：

关于选派教师赴美进修的通知

各系、院直各部门：

根据我院与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我院2007年8月将派遣3至5名教师赴北亚利桑那大学进修，进修时间为一学期，选派条件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且英语水平较高。

请各系负责通知到相关教师到人事处报名。

报名时间：2007年1月15日至1月19日。

报名地点：合肥学院人事处。

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次去美国进修的机会就是本人发展专业的一次好机会。美国的戏剧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本人一直很希望亲身感受一下美国的话剧、影视尤其是音乐剧的发展状况，很希望把国外的有益的经验带回中国。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把我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理解介绍到美国，与国外同行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以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文化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本人甚至于认为，哪怕是仅仅在英语语言交流能力方面的提高，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通过一个学期的语言学习，我相信我的英语水平一定能够有一个质的飞跃，这对于我将来把自己的剧本和理论翻译成为英语，对于我将来把更多的英语文艺作品翻译成中文都将大有好处。是啊，出国进修一段时间，这应当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择，不仅可以多学一些知识，还可以暂时躲避一下邪恶势力的迫害呢。

2007年1月18日，也就是在接到正式通知的次日，我去人事处了报名。为了表示自己渴望获得此次进修机会的愿望，我主动地向学院有关领导提交了我的申请书，申请书中谈到自己已经为合肥学院做出的成绩，表示愿意通过出国进修为学院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甚至于在申请书中提到合肥学院是我的“三重母校”：“‘浪行天涯’，总归是大海的儿子。我钱久元无论将来走到了哪里，也都是合肥学院、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校的领导们、老师们辛勤培养、教育出来的学生。我1986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校，1990年毕业于合肥教育学院，现在，我自认为我已经从合肥学院完成了博士后学业，我新近出版的专著《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原本就是准备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的课题。” 

 2007年2月1日，人事处一领导告诉我，说我的那点小成绩算不了什么，一年出2本书也没什么稀罕的。他还说，美国方面是否接受我也还是个大问题呢。我告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先给美国方面写一个申请，如果他们不接纳我的话，我当然去不了，去了也没什么意思，但人事处的人对此未置可否。谈话之后我非常地郁闷。

随后我又去了一趟外事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告诉我说，决定权在人事处，他这里只是办理一些手续而已。2007年2月2日，一大早我就又给人事处打了电话商量出国进修适宜，但人事处要我去问外事办公室，说对方有没有我想进修的专业等等问题需要由外事办公室与美国方面联络，外事办公室把这些情况反馈给对方之后，对方才能做下一步的事情。那位接电话的人事处的人还说，这样的出国机会以后多的是。我则告诉他以后的事情以后说，我已经40岁了，很希望得到这个机会。我还特别地询问他，问他希望不希望我能获得一次进修发展的机会，他表示说当然希望。我随后立刻又来到了外事办公室，外事办公室陈主任要我耐心等待，说他们会与美国方面联络的。我告诉他说，我已经在网络上查过，美国方面不仅有戏剧系，还有音乐系，等等。我问他要不要我率先提交一份申请给美国，他也没有直接回答。为了增大成功的机会，我当日给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方面发了一份渴望前往进修的电子邮件。

2007年2月8日上午，我给合肥学院人事处打了电话，人事处姚处长说，如果外事办公室确认对方有适合我进修的专业，他们会同意我进修的，而如果同一个专业报名的人很多的话，他们还要进行筛选。随后，我给赵院长去电话，赵院长说我好象已经为了去美国进修一事搞得有些不正常了，似乎有些发狂了。他还要我写出好的剧本，要争取进入“五个一过程”。他还再次教导我说，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此事有些让我感到突然，我好像没有在哪里说过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不正确啊！赵院长还担心对方是否有适合我的专业，我告诉他，我已经核对过对方学校的英文网站，对方有戏剧系的。

2007年2月9日，我为了出国进修一事，特地与合肥学院赵良庆院长约好进行了一次面谈。院长说，派遣教师去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进修的协议还没有正式签署，而且出国进修的渠道还有很多，所以他要我不要把此一件事情看得过重；院长又说，即使派遣教师去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进修，那也要重点考虑学院的理科类；院长还说我适应环境的能力不强,他说他现在做的事情也不是自己所学的专业。很显然，他是在要我改行改换自己的专业。可能是各人的情况不同,我以前也改过专业,但现在已经不希望再改变了。院长似乎也同意了我关于合肥学院是我的“三重母校”的说法，不过，与院长的这次谈话中最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我“现在毕竟是衣食无忧”，我突然由此想到了流落街头的时代，不由地感到了一阵阵地紧张了起来。

2007年3月13日上午，我去人事处告诉李家灿老师说，我觉得学院对于此次出国进修的态度有些不正常，我如此迫切想要进一步深造,等待得连大年春节都没有好好过，难道就不能早点做出决定吗？随后，我又去找外事办公室陈处长，要求他把我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赠送给美国亚利桑纳大学戏剧系。处长说他很忙，要我等。我等待了好多天之后又去找他，他仍然说很忙，要我再等待天把。

我觉得有些蹊跷的还有，那段时间，我早年在合肥教育学院读书时的同学与我有了联系。2007年3月13日晚上，已经十几年没有过联系的合肥教育学院同学徐巧林老师来电话，电话中她说她看到了我的博客，但是，我奇怪的是，她总是在劝说我放弃我的专业，好像还对我出国进修的努力泼冷水，而对我的遭遇则只字不提。我怀疑她的此次来电是有背景的。

也许我今后将很难忘记2007年3月20日那么一天了，那天上午，我应约到合肥学院人事处，人事处的姚处长让我在外面等待了很久才让我进去。我没有想到，刚刚开始说话，一向比较客气的他突然怒目圆睁，大发脾气，甚至于可以说是到了蛮横无理的地步。他声色俱厉地列举了我如下“罪行”：

1、当初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曾经被退学。想要攀高枝，硬说余秋雨是自己的导师，品德坏。他还说只要是被学校退学的，那一定就是品德坏。我问他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他说是从我的博客上面看到的。

2、背地里去浙江传媒大学试讲，想要跳槽。

3、教学、科研没有水平，来合肥学院之后没有为学院做什么事情。

4、合肥学院根本就不需要戏剧这个专业，所以，不可能派遣我去美国进修。

5、当初把我招聘进合肥学院就是一个错误。处长告诉我说，如果我愿意走他会同意的。我问他这是否就是学院的意见，他说他的话代表人事处。他还说我之所以在中文系没有排演成功戏剧，那是我没有本事。

6、剧本写得不行，如果行的话别人会用的。

7、处长还直接问我是不是想离开合肥学院，我告诉他我很难马上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希望多做与我的专业有关的事情。

平时很和气友善而且我们之间关系应当还算不错的人事处长，他怎么会突然像着了魔似的对待我？哦！怪不得我按照约定的时间而来，他却让我苦等了那么长时间，等了大约大半个钟头。在这大半个钟头的等待里，我想我有理由揣测，他是在接受什么什么人给他打气，因为我觉得，像他那么个平时温文尔雅烟酒不沾的人，如果不是被什么什么人物给强打了气，把气压增加到某种临界点，我想，他是不大可能如此地蛮横的。

我做了一些解释，但是他毫不理会，我想他既然把我说成这样，我解释也没有用处。我还担心自己会被他的态度激怒而说出某些不当的话，所以我尽快地走开了。我确实不是被处长的蛮横给吓着了，我之所以保持着冷静，那主要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跟谁吵架。

在人事处处长办公室“被吵嘴”之后，我随即联系了赵院长，赵院长也问我是不是想离开合肥学院，我当时只能告诉他，告诉他我以前就说过，我希望做与我的专业有关的事情，他说这个可以理解。

我当然不会轻易地说要离开合肥学院，我知道妖魔们在等着我走这么一步呢！我知道，我拥有了合肥学院的工作，那头怪兽还不知道在背地里多么地忿忿不平呢！魔鬼当然期盼着合肥学院把我赶出来，那样的话，他就又可以施展魔法阻挠我的新的就业了，就像当年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的情形那样。当年在上海水产大学我想要考研进修，学校就要我辞职，现在在合肥学院我想要出国进修，学校又要我辞职，这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

当日下午，我去中文系开例会，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我见几个主要领导都在，想把人事处长告诉我的涉及我的教学方面的事情跟大家当面说说，但是，刚刚提出请求，书记就阻止了我，他要我会后再讲。会后，书记叫我去系主任办公室，我把上午在人事处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书记和主任都说他们没有认为我教学、科研不行，他们实际上还在表扬我挺能出成果呢！

傍晚，我给赵院长电话，想请他出来吃顿工作餐，因为平时他很忙，我希望一边吃饭一边聊聊。他告诉我什么话都不要说了，要珍惜现在的工作机会，要认真地反思、思考。他说我还是为学院作了一些工作的，姚处长上午可能说得重了一些。他还要求我不要学坏的典型，要学习好的典型。我答应他“一定认真地反思”，但真的不确切到底要反思什么。

2007年3月21日下午3点45分，我在家里，忽然收到一个号码显示为“13605605413”的手机恐吓短信：“如果你不想死的话……”我立刻用固定电话打给这个人，号码前面不用加“0”，显然是本地手机，是个女的接的，我问她是谁，但她反过来问我是谁，我没有告诉她，她就挂断电话。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有些疯狂了，说实在的，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出国的渴望更加强烈了，觉得自己仿佛被谁关在了笼子里，我更加渴望走出来躲避一段时间了。

朋友们现在是不是越来越觉得我像是一只“笼中鸟”了？不就是为了一次出国进修的机会吗？合肥学院经常出国的人还少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国进修一下？更加令我困惑的是，他们似乎比较明显地表露出，表露出宁肯解雇我也不放我出国的意思。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我真的有些不敢想下去了……

很快地，我突然又听说，学院准备推荐一些人参加国家公派的对外汉语教师选拔考试，我也想参加。特地去询问的时候，系主任翻开了一个文件告诉我说，必须要有普通话证书和对外汉语教学证书才可以，我只好作罢。但次日又听说，这两个条件都不必要，但必须要系里的推荐书。这个消息是一个本校老师说的，她说她问过外事办公室。我又找到了系主任，系主任说她跟书记研究过了，决定不推荐我。

难道真的是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吗？其实，我本来并不是多么想出国，我的不断增强的出国渴望主要是邪恶势力迫害的结果，是为了暂时躲避一下。即便是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的根是长在中国的。其实，我早就听说学院有去美国进修的机会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时间应当是在2006年年底前后，有一次，我与一位本系老师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食堂里用餐，那位老师就是我以前在合肥教育学院中文系读书时候的班主任——徐小平老师，徐小平老师当时就问过我：“希望不希望去美国进修？”我记得，如果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我当时觉得不大好回答的问题的话，那我至少是没有表达出强烈的意愿。因为我那时正在与浙江传媒学院联系，并且抱着很大的希望，而去美国的那所大学进修能不能成行则是个大问号，何况，即使能够成行，也要到2007年的8月才可以动身。所以，我当时还是把更大的希望放在了应聘浙江传媒学院上。当时觉得，假如能够进入那所传媒学院，我就可以直接从事我的专业，我相信我能够比较快地做出一些成绩的，如此，邪恶势力再想对付我也将更加困难。而且，在合肥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越发地觉得合肥极其可能就是一直迫害我的那股邪恶势力的发源地，到了浙江，也算是远离了一些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把更大的期望寄托在进入浙江传媒学院的梦想上了。

诚如前面已经谈到的，进入浙江传媒学院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是的，就是在2007年的元月底，即新学期开学之前，我在国内寻找新的工作机遇的努力再一次地破灭了，所以，去美国进修就几乎成了我的唯一的一根暂时逃离现实的救命稻草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出国进修的愿望才真正地强烈了起来。

从中专生到博士生，这么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都没有考虑过出国的事情，也一直觉得出国是一种很遥远的事情，与自己的关系不大。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这总不如乡里乡亲的好啊！所以，我一直是在报考国内的大学，一直在国内追求我的艺术之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出国的渴望是那些阻挠我的人给激发出来的。越是觉得有人阻挠，我就越是渴望走出去。

去美国不成，那去别的地方行不行呢？其实，能够到华语国家或者地区，那应当是最理想的了。我以前就知道新加坡人比较喜欢戏曲，因为新加坡是华裔为主的国家。我以前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知道，新加坡有一所戏曲学院，于是我就在网络上找到了他们的网站，并且随即给他们发了一份电子邮件，表示渴望进入他们的博士后工作站，或者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工作岗位。很快，新加坡戏曲学院院长蔡曙鹏博士回了信，他首先要我请三位有关专家写推荐书，我照办了。

2007年11月份，我还与蔡曙鹏院长在武汉见了一次面。他是来武汉参加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的，我应约特地赶往拜会。我是11月4日晚上乘车去的武汉，次日晚，我给已经住进武汉武昌区光明万丽酒店的蔡曙鹏院长打了电话，他居然说，此次不用见面了，说明年2月可以在合肥见面，他届时将去合肥。可能是他忽然听出我已经到达了武汉，随后又告诉我说，可以在6日早上7点50见。我感觉有些震惊，也很有些失望，也许，虽然我如此地真诚，但对方可能并没有把我当作一回事情。我是以个人身份特来武汉拜会他的，来一趟不容易，而蔡博士可能误以为我也是公费前来看戏的了，其实，我是很难得到公费看戏的机会的。

6日上午，我在光明万丽酒店见到了蔡曙鹏院长，我本以为见面可能只有数分钟的寒暄，之后他便将匆忙赶去参加戏剧节活动，没有想到他不仅给我带来了不少有关他们学院的资料，他还要我随同他一起去湖北地方戏曲剧院，去观摩即将参加艺术节比赛的剧目《大别山人》的排练。这使得我很是感动，很长时间以来，观看戏剧演出和排练已经是我的一种奢侈的梦想了。

在前往观摩的路上，蔡曙鹏院长说，他准备推荐我去新加坡搞博士后科研课题，还说他们学院资金难以筹集，所以，对于我的博士后课题的指导，他需要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艺术学院合作。我感觉到了希望。借他的光，也因为那家湖北地方戏曲剧院杨院长 等人的好客，我还在那家剧团吃了顿午饭。饭后的当天晚上，我便返回了合肥。

我也把此事跟我的博士导师宋光祖老师说了，宋老师的意思是觉得问题不大，因此，我一直对此事抱着很大的希望。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此事却没有成功，听说是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主任突然换了人，而新的系主任对我的材料不是很感兴趣。但我觉得蔡曙鹏院长还是很同情我的专业遭遇的，他似乎一直都很关注我的专业研究，希望能够给我找到发展专业所学的机会。

虽然由于种种无法弄明白的原因，我去不了新加坡进修深造，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与新加坡戏曲学院的师生们一定能够找到合作的机会。我衷心地祝愿新加坡的戏曲文化兴旺发达。我也深信，有着共同文化基因的中新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一定能够冲破重重的阻碍，一定能够绽放出更加艳丽的花朵！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在那一段为了艺术为了专业四处出击却又四处碰壁的日子里，尤其是在渴望出国进修却又遭遇重重阻挠和冷冰冰地拒绝的日子里，一件不太经常被我回想起的很久以前的往事，开始不断地叩响我记忆的大门。

在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进修的时候，我的钢琴老师是余丹红，现在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她是一位很聪明的人，专业水平很棒。我记得，她曾经指导我弹奏过一支很特别的曲子。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应当是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作品。那首曲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的曲调非常地低回哀婉，好像是一位病人想要起床，而又难以支撑起自己的身躯；又仿佛是一只受伤了的鸟儿，在静静地用鸟喙梳弄着自己的受伤的翅膀。

在弹奏完毕之后，余丹红老师曾经问过我，问我弹完那支曲子之后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记得我说了很多，但最后还是余丹红老师自己告诉我说：“那是一种‘笼中鸟’的感受。”啊！太真切了，是的，这应当是对于那支钢琴小曲的最贴切的表达了。那是一支渴望飞上蓝天的鸟儿无助的叹息，是想要走出牢笼的无限渴望和难以摆脱困境的无限失望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如泣如诉的叹息……

后来，我虽然没有能够再听到那首曲子，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甚至于都忘记了那首曲子的名字了，但是，当年弹奏那首曲子时的感觉，却时常隐约地在我的内心浮现。天长日久，我居然还一度迷迷糊糊地以为，以为柴科夫斯基有一首名做《笼中鸟》的钢琴曲呢！这主要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那支曲子与我这二十年来的命运“不谋而合”，那凄婉的旋律，它似乎“无意之中”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一道的音乐背景。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在网络上搜索了好多次名叫《笼中鸟》的曲子，但最终却都没有能够搜到。

2007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在合肥学院北一区——原合肥师范学校的校园里，我又一次听见了不知道从哪家的窗口里传来的那一首曲子，听到了那一首仿佛给人一种笼中的鸟儿在叹息之感的乐曲。于是，我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我立刻开始查找上海音乐学院的电话，想要咨询一下我以前的钢琴老师余丹红。

我记得，我是和余丹红老师在同一年考入上海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我的学校是华东师范大学，而她的学校就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她留在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任教，后来她有没有读博士学位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再联系。现在，为了搞清楚这么一首钢琴曲，我又找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总机电话，我打听到，她不仅仍然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系任教，而且已经担任了这个系的系主任，所以，我们联络起来似乎并不难。

电话之中，我向余丹红老师请教当年她指导我弹奏过的那一首有着“笼中鸟”感觉的钢琴曲，她一下子就说出那是柴可夫斯基的《古老的法兰西歌曲》（参见本回图1）。我很高兴，放下电话就打开电脑上了网，但是，在网络上找到后一听，觉得不像以前的那种感觉了，主要的感觉应当只是一种优雅，我真的有些郁闷，我这许多年来时常在记忆中隐约出现的这只笼中的鸟儿，难道它又只是我的一种错觉？于是，多少觉得有些冒昧地，我再一次地拨通了余丹红老师办公室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应当就是那首《古老的法兰西歌曲》钢琴小曲，她要我试着以慢速弹奏，也许那样就会很容易找到那种“笼中鸟”的感觉了。我于是按照她的话一试，果然如此……

记得，当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曾有一次在宿舍里和室友们聊天，当我聊到在那之前我走过的人生之路的时候，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感慨自己人生旅途的坎坷不顺利了。室友们当时就劝我忘记过去。我当时当然还想象不到会有这么一种可能，想象不到我的这些不顺利，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极其“关心”我的人在暗中操纵的结果。虽然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远在安徽省合肥市的某个官员可能记恨于我，可能会找机会折磨我，但是，我没有想到这种可能真的会成为现实。即便是我想到了他一定会折腾我，我也难以想像他的“毅力”会如此地坚强超群，想象不到他的“祸人之志”会如此地长久。总之，我想到了他可能会记恨我，但我实在是难以想象他的仇恨如此之大，此真乃“苍天远大，海水阔大，君子量大，小人气大”是也。

我当然想忘记过去的不愉快，然而，不愉快的事情却并不是我自己想丢弃就可以丢弃掉的。1998年至2001年，那是我在上海流浪的时期，期间，也曾经有几次与过去的校友、同事们以及新认识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我也跟他们谈到过我过去经历过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有一张巨大的无形的但又确确实实存在的网在笼罩着我，在阻碍着我正常地求学、求职、求婚，在阻碍着我自由地翱翔。我的那些同学们当然也是要我忘记过去，要我想开些，要我“向前看”。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更加强烈地觉得，我的那些坎坷的遭遇不像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但是，即便是我设想到了有人可能一直在幕后操纵我的人生，我也还是没有过多地想到，想到合肥这么个地方对于我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像同学们建议的那样“想开些”、“向前看”，但是，说什么“想开些”、“向前看”，我心里也清楚得很，那是同学、朋友们无奈之中安慰我的话。说到底，能不能告别过去，能不能“想开些”、“向前看”，那可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当然希望告别不愉快的过去，告别不愉快的现实，我当然希望未来更加美好，希望不要老是纠缠在“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一堆堆往事的乱麻之中。

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期间，我无缘无故地一度处于失学的境地，这个时候我已经十分明确地认识到，应当确实是有那么个不仅极其“关心”我而且其意志还极其超强的人，正是他在暗中操纵我的人生，费尽心机地在我的周围编织着无形的羁绊。不过，我仍然觉得斯人出产于合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觉得那里的官员的能量相对来说应当最小，所以，我只能更多地觉得其他的可能性更加具有现实性。这也就是说，假如确实有某些人因为稍微有些不听他的话就经年累月地仇恨于我的话，那么，寒流就有可能是源自于沈阳、北京或者上海本地。那段日子里，同样有不少同学、朋友劝我忘记过去，他们不知道我本人是多么地渴望如此如此啊！

在上海戏剧学院期间，我基本上都是自己用电动理发刀给自己剃头的。有人可能会不相信：“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剃头呢？”自己给自己剃头，剃出个好看时尚的发型当然不可能，所以，我只能给自己剃成光头。我这么做当然也是为了省钱，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经济极其拮据。但是，某种更为深层的原因也许别人听了都不太会相信，我现在则可以老老实实地告诉我的朋友们，那个时候，我之所以喜欢理光头，也许主要地还是由于每一次理完头，我都有一种快乐的感觉，仿佛把过去的不愉快的记忆一下子都理光了似的。诗仙李白有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假如你的愁闷使得你长了三千丈的白发，你是不是也想一下子剃它个精光呢？

在合肥学院，我谋求发展自己专业难成，想要出国进修又遇到了阻挠，不仅没有出国进修的可能，学院的态度也是极其的蹊跷，甚至于威胁要搞掉我的工作。在2007年3月20日，尽管当天合肥的天空似乎还是那么晴朗，但是，我的心里却阴霭得如同黑夜，看不见前方的路，伸手不见了五指。我已经非常清楚，合肥学院某些领导突然显露出如此凶恶之面目的原因，那确实就是在发出一种严重的威胁和警告：“我们宁愿看见你像过去一样失业流浪，浪迹街头，也不会送你出国！”上海水产大学宁愿让我辞职也“不忍心”给我哪怕是唯一的一次报考的机会，合肥学院则宁愿让我辞职也“舍不得”放我出国进修，哪怕仅仅一回，两者真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那一天的情景如在目前，我记得，当我从人事处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地疲惫不堪，身体和心理都是如此。家，这本来应当是一个人生命中的港湾，人们在家里可以获得歇息和休整，然后重新获得精力和希望，重新起锚去远航。然而，彼时彼刻，当我卷缩在合肥学院第九教师公寓床头之一角的时候，我丝毫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躲进了生命中的港湾，我甚至于觉得，自己的房间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笼子，我就是这巨笼之中的一只绝望的病鸟！是的，应当就是在2007年3月20日之后，我从来也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感受到自己一直都被一种无形的牢笼禁锢着，我就是一只“笼中鸟”啊！我记得有阵子，我时常奇妙地觉得窗外传来了那首《古老的法兰西歌曲》如泣如诉的旋律，然而，侧耳倾听，那旋律却又不见了踪影，这时，我才明白，那古老的如泣如诉的旋律不是从窗外传来，它就是发自我的内心。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一个角落里，它是情不自禁地响起。

我俨然已经是一只笼中鸟了？也许我早就已经是如此了？也许在某些人的眼睛里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是我自己一直蒙在鼓里而已？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困惑，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跟某某同学、某某同事诉说、怀疑了，否则得来的结果还将是“想开一些”、“忘记过去吧”之类的劝说，仿佛我的一切的不幸都是由于我自己没有忘记过去，仿佛只要我丧失了记忆世界就会变得光明灿烂起来似的。我真想失去记忆，可是，越是在悲哀的时刻，记忆的闸门却越是敞开得利害，这一点或许也就是我过早地写出这部自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无法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处境不利的人啊！他也因此总是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因为，一旦他有了一些新的希望，一旦他觉得过去仿佛有些烟消云散了，马上就会有新的挫折使得他重新跌入对往事的找寻之中。

在往事的泥泞小路上，我真的能够搜寻到人生坎坷的原因吗？在黑暗的记忆中，我真的能够搜寻到那黑手伸来的方向吗？唉！请任由我的思绪，像杨柳一般地在风中胡乱飞扬吧！请允许我把过去的回忆，告诉给关心我的读者朋友们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的凌乱不成章法甚至于散漫得如同乱风中的烟云般的回忆，也许它在旁观者们看来却是有迹可寻。读者们或者我的人生路途之中所遇到的朋友们，从我的这种种回忆之中，也许你们能够嗅出某些蛛丝马迹。

我还觉得，即便是无法找到恶魔的轨迹，我的这种“胡思乱想”，它也应当是有价值的。想必我的这些回忆，我的这些胡思乱想般的回忆之中，也能够找寻到许多好人的踪影。虽然我不幸的人生遭遇到恶魔的缠身大法，不过，我依然觉得，我们的这个世界毕竟还是好人要多一些。如果没有那么多好心人给予我不同程度的怜悯，如果没有那么多善良的师长给予我不同方式的帮助，我也许早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能够忘记在我的身上扎出伤口的人，能够忘记那些在我的伤口上撒盐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忘记那些给我包扎过伤口的人，不能忘记那些抚慰过我的创伤的人。面对着我汩汩流血的伤口，哪怕是有人曾经或明或暗地表示出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我也要永远地记住他（她）们，永远永远地感谢他（她）们。

此时此刻，也许有人会有疑问：“你看你在这里把自己当成了一只身在樊笼之中的小鸟了，还是一只病鸟，是一只需要别人‘可怜’和‘怜悯’的病小鸟，你难道不怕别人觉得你太柔弱了吗？”是的，你们问得好，是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我自己也曾经像是某种非洲或者南美洲的蜥蜴那样，面对敌人之时故意把自己的身体撑得很开，想要貌似强大，然而，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比较好。我其实就是一只小鸟，一只病鸟，一只早已经被关在笼子里的无援无助的病弱的小鸟。我为什么非要去把自己假扮成一头强健的狮子呢？何况，我不仅面对着强敌，我的面前一定还站着无数善良的人，难道在善良者的面前也要貌似强大？难道在善良者面前，我不该乞求一些关爱和怜悯吗？

不过，虽然只是一只病小鸟，它似乎依然在唱歌！ 

我那个时候还常常想到，假如现在是在“文革”之中，我的命运还不知道要悲惨多少倍呢！在改革开放已经搞了数十年之后的今天，邪恶的势力都如此地张狂，如此地频频得手，如此地大行其道，那么，假如我身处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有着如此的一种孜孜不倦的害人精神的势力存在，我是根本就没有活命的希望的。可见，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我还应当感谢我们的这个时代呢！

其实，即便是没有人来提醒我，漫长的人生之途中的种种离奇遭遇，也足以警醒我，使得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意识到那头邪恶的魔鬼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也许，它一直都在等待着机会进行它的最后的一击呢！

我比较担心，担心自己学术事业和艺术事业还未完成就遭遇不测，所以，我早就写好了自己的遗书，目的在于让世人尽可能地了解一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真相，在于让世人了解一些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许多的老前辈，他们一定不乐于受魔鬼的指使，然而，那只把肚皮撑得溜圆四爪拼命乱蹬的中华大蟾蜍，即便是它自己嘴巴里的牙齿可能还没来得及长齐，大概还咬不死人，然而，谁又能保证它不能从哪里“借”来什么法宝呢？是啊，在能左右我命运的人面前，他一定是早就说尽了我的坏话了，说我做了对不起他家的事，对他家做了种种“坏事”，想必，应当是把人类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的“坏事”都加到我的身上来了。多亏了那些能左右我命运的人慧眼识人，一下子就意识到其中可能有诈，像我这么个毫无地位毫无权势的人，怎么会有可能如何如何地伤害到某些有着一定权势的人呢？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考虑到那只中华大蟾蜍的意志如此地坚定，又是那么地富有恒心，尤其是它的脸皮如此地厚实，我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啊！我实在是不能不为自己的命运乃至于生命而担忧啊！

下面就是我2006年9月13日发表在博客上的遗书。

我的遗书

一、立遗书的原因：

本人钱久元，现年40岁，也许还能够再活40年，甚至于60年，总之我希望长命百岁。但是，我觉得我必须提前写好我的遗书，因为我深知邪恶势力的强大，我知道邪恶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向我发难，而且，今后的手段一定会更加卑劣和恶毒！

二、遗书的主要内容：

１、请一切善良的人们一定相信，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我热爱生命，我热爱生活，我一生都在为着美好的人生而奋斗。我也非常注意安全工作、安全生活。我也非常与人为善，别人不来侵犯我，我是绝对不会招惹别人的。我富有同情心，我信奉人道主义，我从无害人之心。

2、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请求过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们，其中包括我过去的和现在的老师、上级，以及某些党政高官,请求你们不要再帮助邪魔害人了！现在我要再一次地请您们，请求您们不要再帮助一个舔血的夜魔来害人了！

我相信，也许比我更加了解内情的您们完全能够掂量得出您们是在帮助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您们帮他做的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啊！

其实我也知道，在请求您们做他的帮凶的时候，“舔血的夜魔”一定这样蛊惑过您们的：“反正都快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了，无所谓了。”我现在要问您们，魔鬼觉得无所谓，难道您们真的就觉得无所谓吗？难道您们真的就不要节操了吗？请三思而行啊！人活着没有一点荣誉感和耻辱感，那还算是人吗？！我深信您们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真心地想要害人，我也深信您们绝大多数的人也并不是真正地在乎那“舔血的夜魔”给您们的某种好处。所以，我最后一次地请求您们，假如您们不敢，或者碍于情面不愿意站出来揭开魔鬼的画皮，那么，您们至少不应该再做邪恶势力的帮凶了，不应该再为“舔血的夜魔”的饱餐在我的身上乱戳伤口了！假如那夜魔再一次地请求您们帮助他害人，请您们一定转告他，让他直接来找我好了，我等着他呢！

3、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热爱你们的，当然，魔鬼是希望我和你们成为敌人的。我在与那夜魔做斗争，您们应当高兴才对的，您们应当支持我才对！我知道政府和人民都应当是爱护自己的声誉的，你们千万不要受魔鬼的蛊惑在实际上帮了魔鬼的忙。请你们认识清楚，真正危害你们常常称之为神圣之事业的人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而正是那种魔鬼势力！

4、我向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呼吁：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着一个全人类的敌人！我们是容忍、退让，还是抗争呢？

5、也许我很快就会进监狱，也许明天就可能“意外”地死亡，但是，不论我的结局如何，我都将衷心地感谢一切关心、帮助过我的人。我感谢全世界一切的正义人士！我感谢一切善良的人们！

6、倘若有好心人把我发表的材料保存下来，我将十分地感激。因为假若我突然遭遇不测，也许几十年以后会有人能够寻着某些线索，为我洗刷冤屈，尽管那个时候已经是物是人非，也许连邪恶的势力也已经作古了，但是我想，不论正义的力量多么地羸弱和姗姗来迟，我们总是应当给受冤屈的被压迫被迫害者一个公道的说法的！

立遗书人：钱久元

日期：2006年9月13日晚7点34分书

 

对了，有一阵子，建设和谐社会的呼声响彻祖国大地，这确是是一项德播四海的英明、伟大国策。其实，我早就盼望着“和谐”了。前面已经提到过，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的流浪期间，我曾经寄希望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老师的斡旋，希望与某种看不见的潜在势力和谐，但却没有成功。而在合肥学院，我仍然抱着一线的希望。

2006年11月4日上午，我的妹妹和妹夫要来我处，他们说是有什么事情要找我谈谈。到了之后，妹夫说他知道我的博客。记得我当时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博客，而且当时的用语也许比后来的还要激烈一些，例如，我就曾经大量地使用“合肥老妖”等表示强烈愤怒的词眼，但我没有想到我的妹夫会这么快地就知道了这件事。我问是谁告诉他的，他说是自己偶然看见的。然后他告诉我，说我这样写的话对许多方面的人都不好。我告诉他说，我这是迫不得已的。他于是问我能否停止一段时间看看，我说可以，可以停止写学术活动以外的东西。我立刻告诉他我可以停止到12月1日，然后又延长至12月4日，即停止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妹夫还说，他知道我当时在博客里所怀疑的那个“合肥老妖”应该是指谁，但他又说我没有证据。我告诉他，我没有找到证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是个小百姓，但我有结果和事实，如果有人上法庭控告我诽谤他人的话，那我就更应当把自己的经历描述一遍，更应该请全世界的人都来做个判断了。

妹夫又说我没有直接在博客上提那个“合肥老妖”的名字，我说那是由于考虑到他的家属在名义上还可以算是我的老师。我当时一直在纳闷，“合肥老妖”折磨了我那么多年，难道她一直都不知道，她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实际上，我其时正打算直接点“合肥老妖”的名字呢！因为那几天我正在火头上，我连可怜的学生业余剧团活动都被破坏掉了。

妹夫也提到，说我的日记可能伤害无辜者，甚至于伤害到自己的朋友，比如某些合肥学院的人。我认为我的博客肯定是对一切的好人都有帮助的，至少经过我这么一写，好人们会有一个拒绝跟魔鬼合作的理由，假如他们真的不希望看到我的博客的话。而如果我的做法真的无意之中对好人们有所伤害，那我将感到很是抱歉，这绝对不是我的初衷，如果我有机会，我一定将设法予以补偿。

临离开之时，妹夫还说没有任何人来要求他跟我谈这些。

我遵守自己的许诺，整整一个月没有发表博客，然而，一个月的等待过去之后，一切还都是老样子，一切都还在继续。于是，我的博客又开始出现在网络上了。

2007年2月18日，那是新年的大年初一，我回我的长丰县老家水家湖看了看，下午临回来的时候，母亲似乎是特地跑出门来劝告我：“不要再在网上写东西了，会引火烧身的！”我想，这一定是有人要她跟我这么说的。母亲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怎么会知道我的博客呢？不过，我当时主要地还是从“和谐”的角度考虑，再一次地决定暂时停止博客的写作。

然而，又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我的博客被我自己暂停了之外，我的境遇仍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此刻，我不禁想起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复活》中的所说的话：“真正的凶手夸耀自己的凶狂，真正的盗贼夸耀自己的伎俩，真正的妓女夸耀自己的淫荡。”“合肥老妖”是不会突然间良心发现的。

我渴望和谐，但是，“和谐”绝不就是任人宰割。也许有些人说得对：“你只有砸碎枷锁才能够解放自己。”当然，要砸碎枷锁，那谈何容易，像我这等小人物，除了可以在网络上发发博客，我还能做什么呢？难道我这发表博客的权力也要被剥夺吗？你们干脆直接过来捆住我的双手算了！

 

我上面提到了我之所以暂时没有直陈“合肥老妖”的姓名原因，其实，那并不全面。我之所以暂时未说出他的姓名，其原因应当有许多，例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我觉得，实际上我根本就无需直陈其姓名了，我其实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从我的叙述中，我相信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得知我所说的人是谁。

大约是在2007年下半年，我有幸认识了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侯露。我是在我过去的声乐老师许毓黎的介绍下认识这位安徽戏剧界的“班头”的，许毓黎老师想以此让我熟悉安徽省的戏剧圈子，找一些与我这个戏剧学博士所学的专业相称的事情做。认识侯露不久，她就问过我这么一句话：“你在博客上所说的那个什么‘合肥老妖’，指的就是×××吧？”我当时就没有正面回答侯露的问话，因为我觉得，实际上这确实是无须多问的，我的博客大家应当是一看就清楚的，大家一看就应当知道我所说的人是谁，至少对于合肥的许多人来说理应如此。

至于我为什么不太愿意直陈其名，甚至于当省里的一位领导问到此事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正面回答，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考虑，我想我今后自然会有所解释的。我只是觉得，觉得那一次侯露的问话很可能有些比较特别的背景。因为我觉得，不仅人们应当知道“合肥老妖”是谁，而且，也许某种正义力量曾经已然地证实了我对于它的揭发。侯露的问话与我揣测中的揭发“合肥老妖”行动有着某种关联吗？

其实，就在认识侯露之前，我已经有了那么一些直觉式的感觉了，我觉得，某种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正义的势力，已经通过我往日的师长把我所说的“合肥老妖”的真人真面给揭露出来了，因为我深信，我的那些老师、领导们，他们之中理应会有那么几位不甘心愧对真理而敢于站出来讲出历史真相的人。只是，由于某种我无法弄确凿的原因，某种力量后来又把已经浮出水面或者至少是快要浮出水面的真相给压制了下去。

我想，我也许永远也不大可能证实我的这种感觉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也不大想再去证实它了。我想说的是，我现在仍然打算继续“隐藏”起“合肥老妖”的真姓实名。

普契尼著名的歌剧《图兰朵》中的男主人公卡拉夫，他不是把自己的姓名当成谜语让别人来猜测吗？在那永恒的唱段《今夜无人入睡》中，卡拉夫不是有一段这样的唱词吗：“……秘密藏在我的心底，没有人知道我的姓名。”我现在也有一个谜语，谜底也是一个人物的名字。我的情况虽然与卡拉夫很相似，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地方。第一点不同是，卡拉夫要别人猜测的是他本人的名字，而我要人们猜测的名字却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一个妖物的名字。第二点不同是，卡拉夫的名字确实很难猜，这是因为，虽然剧场里的观众无人不晓的他就是卡拉夫，但舞台上剧情里的角色们确实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然而，我要人们猜测的名字，人们应当很容易地就能猜出，虽然我的这部书稿之中没有提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也许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吧！

哦！我要人们猜测的是一个早已经公开了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却至今还“无人知悉”。这一点或许也正是我想要让人们继续揣测下去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相信，终究会有那么一天，这个公开的秘密会被人一语道破了它的天机。

我当然也很是希望，希望那所谓的“秘密”会耐不住亿万人的殷切期待，自己站出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谜底”。我倒是很想很想看到，在灼目的聚光灯下，他的闪亮登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是嘴角上挂着微笑呢，还是略显委屈，抑或是怒目圆睁、龇牙咧嘴？ 

 

早点写下遗书，十分地必要，早一点告诉世人，告诉世人我热爱生命不会自杀，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可不是吗？我在博客上发表了遗书的一年之后，不是还有人劝我千万不要轻生，劝我千万不要做自杀之人吗？

2008年2月2日晚，在庐江路口满园春酒楼，我与当年合肥师范学校的几位同学李玉年、余国江、王升有、徐文良在一起聚会了一下，我们还有幸请到了我们当年的班主任洪继文老师。

期间，就像每一次吃饭聊天时的情形一样，总是有同学喜欢把话头往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方向转移，大家开始谈论人生苦短的问题，比如灾病难料，比如人生苦短。我这一次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我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老是抱着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了的感觉怎么活啊？那不是成了活死人了吗？如果是当官的人抱有这样的人生观，那他十有八九就会沦为腐败分子的！你想一想，如果有人觉得明天就会死掉，他就很可能会想着今晚赶快抓紧时间享受一下，思想稍有不纯，这种享受就会演变成为一种破坏性的腐朽。我于是向他们介绍了“安利人”，那是我最新接触到的一批人，是一家著名的国际保健产品直销企业的直销人员。虽然“安利人”都只是一些普通的销售员，但是，他们却有目标、理想、精神的支撑。我甚至建议洪老师等不妨也了解一下“安利”公司，把安利精神带给合肥学院的学生。确实，我确实常常觉得，和老同学老朋友们聊“世界末日”会少活二十年，和“安利人”谈“创世纪”会年轻十来岁。

看得出来，洪继文老师是比较欣赏我的观点的，所以，我们的话头又开始掉转方向了，不知不觉地就转移到了对于往事的回忆方面去了。其中，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洪继文老师给我们讲的故事，那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洪继文老师首先跟我们讲了一个好端端的人被监狱“关”傻了的故事。洪老师说，以前，他认识一个人，原本“很有骨气，也很有思想”，例如，他就很喜欢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蟹工船》，喜欢把小说中的一段故事讲给别人听，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一批失业工人、破产农民、贫苦学生和十四五岁的童工被骗受雇于蟹工船“博光丸”号。他们长期漂流海上，从事最原始最落后最繁重的捕蟹劳动。他们不仅要承受高强度的劳动，还时常遭受监工的殴打。有一次，当监工殴打一位母亲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吭声，唯独那位母亲年幼的儿子勇敢地冲上前拼命地跟监工厮打。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非常担心，担心那个孩子会遭受最严厉的惩罚，然而，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位监工却突然把跟他拼命厮打的孩子抱了起来，并且还高高地举起：“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这就是我们大和民族的旗帜！”

……

看来，那位“很有骨气，也很有思想”的人似乎是有些想学习蟹工船上的那个小孩子的，想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的。但是，当他被关进了监狱后，由于总是不肯低头认“错”，总觉得自己做得对，结果是被关了几年又几年，一直关到他上了岁数，所以，我们这里索性就叫他“老监狱”吧。印象中，听洪老师的意思，那个人好像也没有犯什么大罪，但是，就是因为他不肯低头，有自己的思想，也有些骨气，所以，他的人生就摆脱不了大牢的伺候了。在漫长的时日里，他似乎也出过监狱，但很快地就又被投进去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他甚至于还被转到外地蹲监狱。洪继文老师最后感伤地说，他最后一次看见那位“老监狱”的地点好像是在合肥市的安庆路附近，洪老师说，那个时侯，“老监狱”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往年的骨气了，眼睛里面也闪烁不出思想的火花了，因为，他实际上已经呆傻了。在“十年浩劫”中，他那个人虽然没有被弄死，然而，漫长的监狱生活已经把他思想的光泽和人格的光辉给磨灭掉了。

是啊，中国和日本不同，中国的法西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民族概念，所以，那位“老监狱”恐怕是错把中国当成日本了。

听完洪老师的这段回忆，我因此也忽然想起我自己了，有些时候，我是不是也多多少少地曾经想成为那种“民族的旗帜”呢？或许有的，例如，当年在上海水产大学渴望在职进修，但校方告诉我，要进修可以，辞职之后再说。我在万不得已即将要辞职的当口，也似乎曾经闪现过这样的念头：“一个如此地热爱学习的人，他为了进修不惜以失去饭碗作为代价，难道他的行为就不能感动某些人吗？”何况，我这里所说的“某些人”，他们可不是捕蟹船上粗鄙低俗的监工，他们可都是我们高等学府里的教育工作者，甚至于被学生们称之为“教育家”，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可惜，我不仅没有感动他们，不仅没有能够让他们给我一次在职报考的机会，他们甚至于还极其有可能落进下石，在我失业之后还想方设法地说我坏话，使得我找不到新的工作。我也还记得，我辞职之际，国家正遇上一次自然灾害，可能是水灾，需要捐款，我明知自己辞职之后经济上将极为拮据，但我还是参加了上海水产大学的捐款活动。对于这件事情，我当时似乎没有想到别的什么，那就是为了灾区难民作想而已，但是，我今天想来，如果上海水产大学的某些决策者还有一点点的“中国心”，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经济拮据的莘莘学子失去工作吗？蟹工船上蛮横的日本监工能够被一个跟他厮打的孩童的行为所感动，但是，我们中国的“万世师表”们，他们不仅不会为一位莘莘学子的行为所感动，他们不是已经把那位莘莘学子弄成了一个靠摆地摊子度日的新难民了吗？

洪继文老师还说了另一段他的经历，这经历更加震撼人心。他说，当年他在看守所蹲监狱的时候，有一位同牢房的囚犯，他是个死囚。根据洪老师的叙述，好像那个死囚并没有多么大的罪过。洪老师还说，那个死囚曾经告诉过他，只是出于某种“需要”，他难免要成为一件牺牲品。这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他去做那么一件牺牲品。那位死囚曾经上诉，希望挽回，但是，他也预感到这只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有一天，那个死囚跟洪老师说：“你们还好，还可以重新来过，而我恐怕是没有希望的了……如果哪一天你听见有汽车开来的声响，那应当就是来接我上路的……”。果然，没过多久，他的上诉就被驳回了，上诉是毫无用处的。就在行刑车队前来“接”他时候，他已经不再说话了，虽然还没有死亡，但是，他的眼神已经跟已经死亡的人没有多少区别了……

印象之中，洪继文老师最后说，我们现在的情况要好多了，过去的事情是不会那么轻易地重演的。不过，即便那一天洪老师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要紧，反正他很早以前就说过类似的话。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还天真地咨询过洪老师：“您觉得文化大革命会不会重演？”洪继文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会的！”

可能是考虑到当今时代他杀的可能性已经小了一些了，而“自杀”的可能性却依然存在，洪继文老师最后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或者说是叮嘱我们说：“千万不要自杀，千万莫要轻生，因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被迫害者最终总会得到平反的！”洪老师说得太好了，听完洪老师的一席话，我的心里不住地点头，我为了自己曾经拥有这样的老师曾经拥有这样的班主任而倍感自豪，我想，我确实没有白白地在合肥师范度过那四年的光阴。

我觉得，我在这里还须要强调一下的是，洪老师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也是绝对绝对地不会自杀的。洪老师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一样，而且，他的身体很棒很棒，他一定能够长命百岁的。

聚会结束后，送走了老师和同学，我独自走在清冷的大街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喝了几杯酒的缘故，朦朦胧胧之中，我仿佛听见了几声沉闷的枪响从夜空的深处传来，这枪声仿佛是来自某个遥远的角落，又仿佛近在咫尺；这枪声仿佛来自某个悠远的过去，又仿佛就在眼前。就在这恍惚之中，天空之中又似乎飘落下了雪花，在猩红的霓虹灯的光晕里，纷纷扬扬的雪花仿佛是被染红了的鲜血，从夜空的深处飘落下来，还夹带着一丝丝的血腥味儿。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发现太阳已经懒洋洋地挂在了半空，似乎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似乎天上从来也没有下过血腥的雨雪，似乎一切都还是那么地平平常常。但我却若有所思，我走到窗口向窗外观望，我再一次地意识到自己现在就站在原合肥师范学校的校园之内，站在许多年前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站在曾经充满了天真的青春梦想的地方。是啊！谁说这里不曾是阳光下最灿烂的地方呢？合肥师范依然是一处太阳底下最光明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的洪继文老师就是那光明的太阳！不，他比这眼前懒懒地高挂在天空的太阳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我想我应该相信，即便是面对着最最邪恶最最丑陋的黑洞，真正灿烂的阳光是不会甘心于被扭曲的，真正灿烂的太阳是不会甘心于被丑陋的黑暗永远地吞噬掉的。

哦！合肥师范学校确实是应当有它的靓丽之处的。不过，这靓丽，我曾经不断地在往事的仓库里搜寻过它，但却因为被太过于浓重的记忆中的灰色所遮掩，而难以回想起来。现在，我觉得，我终于回想起来了，合肥师范学校那靓丽的风景线，我刚才不是已经又寻觅到了吗？  

在欧洲，流传着古老的关于狼人的可怕传说。萨宾•巴林•古尔德的《狼人传说》说：

在法国南部，人们仍然相信化狼人的故事——据说他们每到月圆的时候就会变成狼人。一到晚上，他们就会离开自己的床，翻出窗户，跳到外面的水池里。洗完澡之后，他们的身上会长出一层厚厚的绒毛，然后他们会在野地里狂奔，捕杀碰到的任何人类或者是动物。黎明到来的时候，他们又会回到水池里，洗掉自己身上的绒毛，然后静悄悄地爬到床上休息。

…… 

狼人传说里，狼人不仅会咬人，而且，当一个人被狼人咬了之后，他也会在月圆之夜变成新的狼人。虽然这只是一种神话传说，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我却越来越相信起它来。

可不是吗？虽然狼人似乎不常出没于远离欧洲的中国，但是，在中国，在欧洲，在世界各地，不是都有疯狗吗？据说，被疯狗咬伤之后的人，也会得狂犬病，也会发疯似的咬人，就跟疯狗差不多，这与狼人的情况不是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吗？也许在一定的程度上，现实生活中的疯狗能够印证古老的狼人传说的真实性。是啊！虽然“狼人”只是存在于古老的传说中，但今天，我们却不时地会瞥见“狼人”的身影，也许，在现实世界之中，狼人已经戴上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面具了。

其实，所谓的狗，实际上都是狼的子孙后代，是狼经过人类长期驯化的结果，所以，它们实质上就是狼啊！所以，那些遭遇疯狗撕咬而得了狂犬病的疯人，他们似乎理应可以算是“狼人”的一个变种了。

可是，我一直都很困惑，为什么狼人那么喜欢咬人、吃人呢？对于这么样的一种困惑，也许许多人听了之后会哑然失笑：“说你傻，你还真该算是个大傻冒！狼人当然喜欢咬人、吃人的啦！否则它还能号称狼人吗？”但是，对于这样的回答，不会吃人的我依然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依然是难以理解。也许，为了要更为真切地揣摩一下只会吃人的狼的心思，只会吃草的羊儿，它就只能暂时地把自己变成一头狼。

呀！我要变形了……

是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察出自己的身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知道为什么，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当我给合肥学院××班级的学生上完课之后，我总是觉得疲惫不堪，我总是无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家中的。而且，每当回到家中之后，尽管实际上已经躺在床上休息了大半天了，但我却时常觉得越发地疲惫不堪，越发地无精打采了起来。起初，我以为自己是得了什么病了，只不过，看了好几次医生，却都没有查出个什么症候来。

也许是处在某种不易诊断的症候的潜伏期里吧？所以，非常纳闷的医生叫我注意自己身体上的某些变化。我遵照医嘱注意着自己身体的变化，我逐渐地发觉了一些规律来了。是的，似乎每当给那个××班级的学生上完课之后，我就感到心情沮丧，就觉得无精打采，仿佛是烈日下打蔫的狗尾巴花似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不仅在上完课之后感到心情很糟很坏，而且，在上课过程之中，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糟，越来越坏了。甚至于，到了后来，我一临到要给那个××班级的学生上课，在上课之前，心情就已经开始烦躁了起来，很不情愿走进他们的教室，仿佛那间教室里，有一股说不出名堂的强大排斥力要把我给推开似的。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似乎，那个××班级的学生很遵守纪律学风也很不错的啊！我力图找出我之所以对他们不快的原因，力图找出他们的缺点，可惜，我找来找去也没有发现什么。他们尊敬我，见面就说：“老师好！”他们也很听话，上进心强，作业准时交。

终于有一天，在上课铃敲响之前，我站在××班教室门口等候上课，当我又一次地听见了这个班级的某个小男生的美妙歌喉时，我的心脏又一次地启动了难以抑制的痛苦进程。那种心肌剧烈地收缩甚至于萎缩的状况，真是令我生不如死啊！仿佛有无数的野猫在用利爪不停地抓挠我的心窝啊！难道会是这歌声令我近来病恹恹地感到极其不快吗？可是，这歌声带给人们的应当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啊！

……应当不会的，我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怎么会为了美妙的歌声而如此沮地丧呢？不可能，不可能，绝对地不可能……

那一天下课后，回到办公室里，居然有个同事还问我：“××班级有个小歌星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又听到他在唱歌了，真是好嗓子嗬！”我觉得自己的嘴巴里面嘟嘟囔囔地流淌出这么样的一丝言语：“……可能吗？我怎么不知道呀！”当我本能似的从口中流出这么一句话之后，顿时，我被自己哄骗自己的话语给惊呆了。我怎么会不知道××班级有个小歌星这件事情呢？我实际上是知道的啊！而且，我刚才还听见他的美妙歌声呢！我为什么会不假思索地就说出如此这般的假话呢？这不恰恰说明我的“病症”的“症侯”应当就是在这里吗？难道这就是事实吗？哦！我实在是不愿意面对，我实在是不愿意承认啊！我只是觉得，我的整个的脸面就像燎原的烈火一般地开始熊熊地燃烧了起来，摧古拉朽，势不可挡，简直要把我脸上的皮肤全部烧焦，烧光。

我还发觉，我实在是不想听那个同事的“唠叨”了，确实，他突然令我讨厌起来，因为他似乎根本就不明白，人家现在已经极其反感他的说话了，他怎么就看不出人家现在已经是强忍着厌恶在听他的唠叨了呢！“你不是也学过音乐吗？你不是也很喜欢声乐吗？去教教他吧，或许能够培养出一个大歌星来呢？……”同事继续“唠叨”着，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依赖着不知道从哪里迸发出来的某股恼人的能量，我立刻回了话，就像从即将干涸的泉眼里面偶然冒出来的小股水柱一样：“歌星？真是做梦，别以为喜欢唱歌就可以成为歌……歌星……有些人，身边的一些外行随便称赞几句就觉得自己是歌星了……其实，好嗓子真的是太多了，他那破锣嗓子也能够成为什么什么……歌星……”

这个时候，我猛然发现，整个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在场，他们还都开始惊讶地并且不解地望着我：“你刚才不是说不知道吗？”

我顿时嗫嚅了起来：“这个……”

另一位同事说道：“嘿嘿！那么好的嗓子你都说不好，还说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力图回避同事们的目光，他们惊讶好奇的眼光仿佛已经钻入了我心脏最深邃的地方。顺着他们那如同投向黑漆漆的矿井里的探照灯般的目光，我也终于看清了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我近来之所以总是觉得自己处在一种病怏怏的状态的根本原因了，而且，这也是一个令我恐怖的大发现啊！

虽然我此后仍然不肯承认，不愿意承认，可是，每当我拿着课本走进××班教室的时刻，我的步子仍就会越来越是沉重。我的沉重的不听话的不肯给我面子的脚步声啊！它再一次地为我确诊了，确诊了我之所以身患沉重的“不快活病”的根本病因。

我越是想要抚平我的伤痛，我反而越发地病重。和自己的学生犯不着这样的啊！是啊，我不会因为学生的好嗓子而难过的，何况，他实际上还是个小年轻，比起他来，我应该算是上了些岁数的人了，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这么样地劝慰着自己，自我治疗着我的疾病，果然，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对自己的病痛似乎淡忘了一些。

我记得，我那几个星期的课堂教学开始之时，我曾不由自主地说出这样的话：“预备铃之后最好不要唱歌或者做其它的事情了，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课前最好不要张嘴，这样便于顺利地进入听课状态。”但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心理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我究竟为什么脱口而出地讲出了这样的话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不，我简直是不敢知道啊！

可是，当那一天，那本是一个晴朗的一天，当我再一次地走进××班级的教室之时，我惊呆了，我的身躯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尊雕塑，我发现，那个小歌星不仅不听我劝阻地又开始歌唱了，他的身边还多出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那女孩，她还非常的娇柔可爱！我挪动一下身体，想要尽量地表现得跟没什么事一样，啊不，准确地说，我是想要尽量地装得跟平时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一样，然而，我发觉，我的肢体已经不再听从我的使唤，我的动作轻飘飘的，就像在月球上一样，而且，浑身的关节隐隐地、酸酸地作痛。

哦！我很快地也就知道了，那个女孩原来就是××班上的，他一直也是我的学生，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就没有注意到她。此时此刻，我越瞧越觉得她很靓丽，而且，从此以后，她靓丽得越来越令我窒息。

在那个晴朗的日子里，却像是突然刮出来一阵阴风。像被这阴风猛吹了一下似的，我感到我的每一根骨头都在战栗，都在酸痛地悲泣。在那一次的课堂教学过程上，我记不清楚自己是如何应付下来的了。我只是觉得，从此以后，我已经不能不厌恶那个小歌星了。是的，他太可恶了，他就是可恶，他生来就可恶，他永远都可恶，反正他的一切都可恶。因为本来嘛，我的病已经开始好转了，可是，是他，就是他，他又使得我不愉快起来了。不仅如此，我似乎觉得，我的病情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严重了，更加严重了。

我甚至于还仇视起那个女孩子来，虽然我从来也没有仇视过女孩子，但这一回似乎只能算是例外了。那个女孩子，她同样地也是太可恶了。尽管她也是我的学生，也请允许我这样说，她一定是看上了那个所谓的小歌星的歌喉了。他的嗓子好，我的呢？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嗓子也不错啊！为什么我就没有……我的心脏在哭泣，我的灵魂在战栗。我，我，我 ，要知道宇宙中，应该只能存在我一个，我就是宇宙的一切……

一个利用自己所谓的好嗓子勾引女孩子，一个甘心情愿地被勾引，真是可恶……真是……

随后，我的这种病情越发地严重了，我开始讨厌起所有的拥有好嗓子的人了，我甚至于同时也开始讨厌，讨厌环绕在好嗓子周围的所有的女孩子了。人们常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然而，我觉得，我这艘沉船是不会甘于寂寞的，我还可以像暗礁一样地撞沉过路者啊；我这棵病树也不会甘心寂然地死去，我要把浑身的病毒散布到整片的森林里去。为了安慰我的心，我要报复，我要报仇，管他是谁呢？管他是不是天真无邪的学生呢？只要能够安慰我的心，只要能够安慰我的这一颗可怜的心啊！

可是，其实我也知道，世界上拥有好嗓门的人实在是有点太多了，我找谁下手呢？有时候我似乎觉得，觉得自己也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艘艘的快船从我的身边疾驰而过了，觉得自己也许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一颗颗的小苗长成了参天的大树。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难道就只能这么眼望着他人享受春光自己却在寂寞中死去？不，我一定要找一个垫背的，哪怕是只有一个也可以聊以自慰我的心！哈哈，不是有一个倒霉蛋正在自己的眼前吗？那个小男生，那个××班级的小男生，你这只小生鸡，还有他身旁的那个讨厌的小女生，你们很快就会成为我的下酒菜了！谁让你们撞上了我了呢？谁让你们从我的沉船面前经过呢？谁让你们在我的病树前头欣欣向荣地生长呢？

我当然也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没有更大的权利，不过，我把持着一门课程的教学，我可以采用中华民族传统的权谋文化达到我的目的。权力虽然有限，但是，哪怕是仅仅拥有了一丝一毫的权力，我也要把它运筹到极限啊！何况，对方只是一个更没有权利的小男生，在他的面前，我简直就是上帝。

你看见过非洲草原上的鬣狗吗？他们没有狮子的力量，但他们又贪婪无比，所以，他们喜欢寻找年幼的小斑马、小角马下手，这样便于得手啊！

一定要超常规地发挥我的权力，因为我的痛苦和仇恨也是超乎常规的。我要用我超乎常规的意志力，来为自己报仇雪恨。而至于我的仇恨到底是什么，我不想说，我也说不清楚。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仇恨谁，不过，我只要知道自己有仇有恨就行了，我只要知道自己需要报仇雪恨就行了，思考那么多干吗？当然，如果一定要我说，我似乎应当大概也可以说出一些来的。

虽然我也喜欢声乐，可是，上苍为什么不让我始终拥有一副美妙的好嗓子呢？难道这里不是存在着一种不公平吗？我难道不可以据此认定，认定自己已经被人给害了吗？我既然被人给害了，我理所当然地就要为此而报复，报复所有撞上我的人！是啊！我也曾经想要学习声乐，可是我觉得被人阻挠了学习计划，而且，在这种阻挠之中，我的好嗓子也越来越走下坡路了。我既被蛇咬，必将啮他人！哦！那小斑马的新鲜的肉啊！我饥渴难耐了！

可是，我怎样才能够报仇呢？我整日整日地寻找着机会；我整夜整夜地思考着对策。哦！机会来了，我打听到，那个小歌星和他的小女友，他俩还是一对学生会生活部长，手里握有一些经济上的“大权”呢！可惜，我不是领导学生工作的老师，没有办法直接地去“指示”他们。但是，我是他们的授课老师，应当还是有办法的，瞧瞧我的能力吧！小时候，老爹老妈就曾经不时地夸赞我有本事，因为我会使用《周易》之术获取不便于说出口来的目的。所以，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凑到他们的身边，如此这般地稍微“启发”了他们一下：“小干部！现在手头上有不少公款吧？”

“有好几千块钱的学生活动经费呢！”俩人似乎在抢着回答我，这一点似乎可以理解，老师问学生话，学生当然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啦！可惜，这一点哪里能够感动得了我啊！

我接着说道：“可要保存好啊！……听说现在许多管理账款的人员，他们都把公款存在自己的账户上呢！”

“这怎么可以呢？”女的回答。

“其实，我们老师们倒是觉得这样便于自己的管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哦！？”小歌星半信半疑地回答。

“听说许多人直接拿公款去炒股票，否则哪里才能够寻找到一夜暴富的好机会呢？”我随即还说不清楚什么意思地对他俩飞了一个媚眼，“……只要及时地归还就行了……”

望着那两双困惑的眼睛，我确实是突然产生了一种负疚和羞耻的感觉。不过，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把这种感觉控制在还不算太强烈的程度，这主要是因为，我尝试着以“眼睛保健操”为基础，再结合美容院里面常用的按摩动作，从而发明出了一套“面皮保健操”。嘿嘿！这个“面皮保健操”，或者叫做“脸皮按摩术”，它完全可以申请到发明专利，因为它真地管了一些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只要这么有板有眼合着节拍做上一会儿这种“面皮保健操”，那种讨厌的羞愧感很快地就会得到了消除，或者起码可以说是大大地得到了缓解。不仅如此，我还很得意了起来，但愿他们能够“理解”我意思，但愿我的耐心“启发”能够马上发挥出某些作用。可是，我真是觉得很遗憾，居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他们被查出有经济问题的好消息。诶！做什么事情都有点难啊！

我尤其觉得遗憾的是，我错过了像“文革”时代的那样的大好时机，因为，有一天，我注意到，在举手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那个小歌星居然说什么：“现在的腐败现象很严重……”要是在“文革”时期，也许仅此一点就可以当场把他打成学生“小右派”了。虽然也有可能只是“右派”嫌疑分子，可以称之为“疑似右派”，但是，我拥有顺水推舟的本事啊！很多的“疑似右派”，后来不都“莫须有”地演变成了我，“准右派”，最后又成了“确诊右派”了吗？把他们关进牛棚审查，审查之中，他们会为自己的冤屈发出不满，而这种不满就可以被视为对政府的不满，被视为对党和人民的不满，于是，他们的“疑似”病情就加重了，就会逐步地走向“确诊”了啊！

说干就干，我立即展开了行动。我恳请我的那些朋友，要他们替我宣传，说那个小男生可能有经济问题、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他还是一个疯子，脑子有毛病，是个虐待狂，等等等等。

当然，我知道，这样做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一旦他得到了正确的嗓音培训，他就有可能成为名满全球的大歌唱家。那样的话，还会有更多的鲜花和姑娘青睐他，那样的话，我就只能日复一日地无可忍受地听着他，听着他唱那首可恶的《我的太阳》了，我就将永远暗无天日了！

所以，我开始联络我以前认识的合肥声乐教师，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招收名字叫做×××的学生，即便是一不小心已经招收了，那也不能把真功夫教给他，因为，那个小男生一旦学成了声乐，整个世界都将暗淡无光。那个小男生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一定就是个大坏蛋，这里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反正一句话，我说他是坏蛋他就是个坏蛋，他不坏也得坏，他不敢不坏，他不能不坏，他就是坏……我相信那些声乐老师们会答应我的，因为我应当有一些影响力，何况，我自己跟那些老师们学习声乐没有成功，或者说，他们没有把我教成功，所以，他们就应当答应我也不要把别人教成功的请求。

合肥还有不少声乐老师我不认识，这个怎么办呢？有了，我翻开《周易》略加参考，妙计顿时涌上心头。我仍然可以请求我的身居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要职的好友们帮忙啊！虽然我本人不认识他们，但是我的那些好友们可能认识他们，甚至于可以命令他们。所以，我请求我的好友们，要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地打听合肥的声乐教师，并且要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地传达我的心愿：“今后不论谁遇到那个叫做×××的小男生来求学声乐，大家都要一概地拒绝教他，或者蒙骗他，不把真功夫教给他，甚至于把假功夫教给他，让他走火入魔！”

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不怎么放心，担心我撒开的大网会有漏洞，所以，我亲自登门拜访合肥有权势的朋友，以示我的郑重态度，我郑重地请求他们的无私帮助。哎！确实自己的地位不够高权势相对比较小啊！我都已经亲自登门以示郑重了，但我的那些有权势的朋友居然还想要推脱，说他们的能力也有限，说现在已经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封建王朝，甚至于也不是“文革”时期了，这种事情比较难办哪！”

可是，我应付好友们的托辞是有经验的，当年小时候，我就是这么跟我老爹老妈索要我想要的东西的，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最终需要什么，管他们采用什么办法呢！嘿嘿！你们瞧，最终，我所要的东西不是都得到了吗？所以，我跟我的有权势的朋友们说：“你们一定有办法的，你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不让那小子学成声乐的。”“一定一定”，这就可以起到某种类似于命令的效果，果然，他们苦笑着不作声了。

我真羡慕两千多年前的赵国贵族屠岸贾啊，你看人家多威风，一声令下，整个赵国的人都胆战心惊地记牢了他给出的一个教训：“今后生孩子一定要瞧准时间啊！”我也真的很羡慕秦朝赵高指鹿为马的壮举啊，那种在朝堂之上把一只梅花鹿呼为枣红马而却无人敢于反对的荣光，实在是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愧不如啊！嘿嘿！人贵有自知之明，明知自己气焰略输屠岸贾，明知自己的权术稍逊赵宦官，那就必须要脸皮厚一些才行，所以，我的死乞白赖就是一种弥补，死皮赖脸可以弥补气焰、权术之不足啊！

哈哈，一切进展得似乎都比较顺利，我发觉那个小男生的嗓子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练声还练得有些怪，不正常，看来他不仅成不了大歌星，他的嗓子还可能被练成“老左嗓子”。

唯一遗憾的是，当我从我的有权有势的朋友家里拜访归来的时候，猛然之间，我嗅出自己的下身有一股非常特别的气味。哎呀！那是一股比臭鼬发出的臭气还要臭的气味啊！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一阵紧张，匆忙奔向沙发，但这一下子，我又发现，我的下体在淅淅沥沥地往地板上流淌着什么东西，淅淅沥沥地滴落在地板上，沥沥拉拉地在我的屋子的地板上画出了几道令我颓丧的曲线。而且，在我坐在了沙发上之后，我的原本很洁净的沙发上也聚成了一个个污物的小堆堆。哦！那是一种不太能够说出名堂的污物，像是粪便，而且，更加令我沮丧的是，那还不像是人类的粪便，那是一种动物的粪便。我的下体怎么会有这么些东西呢？哦！我会不会把这些污物已经带到了我的那些有权势的朋友家去了呢？呀！在我死乞白赖的请求之下，我的好友们最后都默不作声了，这虽然可以理解为无可奈何地默许，但似乎也有可能是因为，因为嗅到了我身上的臭臊味道而默不作声的呀！

嗨！这一切都是那个小歌星把我害得啊！我被他害成了这么个样子了，我要加倍地报复。但是，我现在不大敢直接去有权势的好友们的家了，担心去多了会令他们厌恶，要是朋友们当着我的面，被我身上的气味和污物给弄呕吐了，那该是多么栽面子的事情啊！所以，我就通过电话等各种手段，我变本加厉地告诉他们，我声嘶力竭地呼喊：“不仅一定不能让他学成声乐，还一定不可以让他进入艺术圈子，不准他结婚……不准……不准……不准……一定……一定……一定……”

如此这般地，我下达了撒娇放泼似的死命令之后，我的心中一阵地窃喜：“你们看看我多有能力！”要知道，有能力的人办事情，有时候也是需要撒娇放泼的，因为这样一来，朋友们就不好意思将来找个什么借口，说他们“一不留神”地让那个小男生变成了大明星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的找办法阻止那个小男生了。因为我要求的是结果，谁管他们采用什么办法呢？当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了索要一辆五彩缤纷的“花花小车车”，我就直接告诉老爹老妈“我一定要得到而且还就是要得到那一辆花车车”，结果，我老爹老妈最终不还是乖乖地给我搞到了那辆花花小车车了吗？虽然开始的时候，老爹老妈有点不怎么高兴，但最后他们二老还是逢人便夸奖我有本事，称赞我有毅力，预言我将来长大以后一定很会办事情。嘿嘿！

小时候，有时我还面对着呼呼的西北风，像小狼狗一样地“旺旺”嚎叫，“旺旺旺”地撕咬，这一切也都能够逗惹得我的老爸老妈很是开心，我的老爸老妈的老爸老妈的老爸老妈甚至于开心得牙齿都笑掉了好多颗好多颗呢！

其实，即便是我长大了升入高中读书的时候，我仍然频繁地使用我的撒娇放泼技术。记得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一位邻居家的正在上幼儿园中班的小孩很不顺我的眼，因为我觉得他将来长大之后也许会很帅气，所以，我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还是躺着，总是觉得心里不怎么舒坦。何况，我才读到高中，虽然“高中”俩字中有一个“高”字，比他的“中班”的“中”字来得帅气，但毕竟这个“高中”还只是“高级中学”的意思，高级中学仍然属于中学啊，从某种意义上，也就只相当于幼儿园里的中班，所以，仅仅这么一点就够惹我生气的了。这么个幼儿园的小子，他怎么能跟我共用一个“中”字呢？为了平衡我的心，我于是找到我的正在担任政府要职的某位表大爷，无比郑重地请求他一定要替我把此事给摆平了。一听说有一位幼儿园中班的学生得罪了我之后，虽然那位表大爷感到很是不可思议，说什么：“这种事情居然也要来……居然也好意思来找我”，但是，我自有我的法术来说服我的高官表大爷。我的法宝无非是密切相关联的三样：一是“咕嘟”起歪嘴；二是随即表露出可怜兮兮的神情；三是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再最终挤牙膏般地挤出几滴眼泪。啊哈！你们可别小看了我的这么几件法宝，在中国传统“情感文化”的大背景下，在特定的现实“亲情生活”之中，它们常常是神仙也抵挡不了的。哼哼！你们看看，首先我咕嘟起歪嘴，随后我显露出我那可怜巴巴的神情，再后我还真的挤出了几滴鳄鱼泪一般眼水，最后我就干脆满地打滚撒泼了，甚至于还夺来一把杀猪刀假装着要割腕自裁，终于，我的高官表大爷再也忍受不了我的凌厉攻势了，他最终不得不答应替我出出这么一口恶气了。这不，我后来打听到，那个幼儿园中班学生被降级到幼儿园小班去了，而且，我还听说，那个幼儿园小班里，未来的漂亮小美眉似乎也并不多。虽然这实际上仍然不能够令我满意，不，应当说是远远地远远地不能令我满意，但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已经曲曲折折地向高官表大爷表示了，表示了我早就想要表达的某一种不满了，因为他老是说我修养不够好，所以也就不能担任更高级别的学生会干部，所以也就不更强有力地提拔我。这种表达不满的方式你们理解吗？他不肯提拔我，我就是要找一些让他觉得稀奇古怪的事情来难为他。同时，更妙的是，我这样做不仅是一种向高官表大爷表达不满的手段，实际上，它更是一种拍高官表大爷马屁的手段。也许有人此刻要问：“难道给高官添此等麻烦事竟然算是拍马屁？”心脏和我长得不一样的人，你们哪里知道啊，我请高官表大爷帮我修理修理那个幼儿园学生，这么一来，这不就是意味着我和表大爷之间有着共同的敌人吗？这难道还不能拉近我和表大爷之间的距离吗？这难道不是意味着我和高官表大爷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吗？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最需要强调的就是要死乞白赖，也就是不论我的高官表大爷感到多么地为难和多么地不可理喻，我一定一定一定地不可以轻言放弃。

我唯一有些不安的是，我这样大张旗鼓地宣扬，虽然朋友圈子之外的人不大会知道我的心思，可是，毕竟也让朋友圈子里面的人知道了，这似乎也有些令我不大好意思啊！然而，我转念一想，从而又有了一种崭新的发现：要脸皮怎么能够干成大事业呢？不仅脸皮可以不要，浑身一丝不挂地裸奔，那又有什么值得害臊的呢？其实，只要能够尽量防止在大街上裸奔就行了。要知道，那些在体育场里面裸奔的人，因为只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小圈子里面，所以，一般并不显得很丢人很现眼，甚至于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被某些阶层的人物视为足球英雄呢！

然而，不久我就感到了一种新的不安。那是因为，那个小男生快要毕业了，听说他要到外地去工作或者考研究生，例如去北京或者上海，到了那样的地方，声乐界的名师更多，发展艺术的机会也更多。我的心脏再一次像被野猫子抓挠起来一般，抓挠得火急火燎的。不过，我很快就略微安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我外面的朋友也许能量更大。所以，让那个小男生去到外地也许更好，那样的话，他即便是被我整死了，也还不见得知道是谁整的呢！嘿嘿！被我整死了还不知道是我整的，这真有趣，即便是他什么时候知道有人在整他，那恐怕也想不起来是我干的啊！你们看看，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推脱得干干净净！好吧，那就暂时让他出去吧，也许，他不仅不大可能在北京、上海学成声乐，他更加可能的是会到班房里面学会那种“呐喊派声乐”：“冤枉啊！冤枉啊！……”

只可惜，我的那些高官好友们总是不肯下手彻底帮我解决问题。实际上，想出个什么招儿，把那个小男生甚至连同那个小女生一起搞到大牢里去，然后再在大牢里上演一场现今在牢狱界似乎颇为流行的“躲猫猫”游戏，一切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唉！

感到欣慰的是，通过呕心沥血地钻研各种贵族家谱，通过艰苦卓绝地努力，我最近又高攀上了一位了不得的外地大人物。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能够高攀得上了不得的大人物，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啊！你们猜猜我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我就是不告诉你们，不怕你们说我卑鄙龌龊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只怕你们把我的“本事”学去了啊！你们看看，那个小男生居然稀里糊涂地以为出了合肥跑到外地就没事了。

想着想着，我情不自禁会心地一笑。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开始跟着我一起跳舞，我发现夜游的野猫子也开始爬上我的房顶，我看见灰色的大老鼠在我的墙角欢乐嬉戏，我觉出跳蚤像煎锅里四处迸溢的油珠一样在我的床褥上乱跳。连那些嗜血的蝙蝠也飞来了，飞在我的身边轻佻地狂舞，还有那些蜥蜴和蝾螈，以及一切一切喜爱黑暗与潮湿的野生动物……

我不由自主地发出声来，我觉得我愉快的心情立刻化作了一首好歌，这歌声仿佛有能力穿透厚厚的墙壁，飞向了远方，简直比那个小男生的歌声还要美妙。然而，当这歌声刚刚从我的喉咙里面传出，我的心立刻又绷紧了，我渐渐地停止了我的愉快的歌声，因为我听见的似乎不再是我自己的声音了，而是一种类似于动物般的嚎叫，远处似乎还有野狼在呼应。我是在跟野狼一起歌唱吗？是狼人在回应我的歌声吗？

我顿时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战栗。我的美妙的歌声怎么会变成了动物般的嚎叫了呢？我不愿意承认，可是，我惊诧地发现，我的十指的指甲正在悄悄地变长，变成了锐利的尖爪。猛然地，我又觉得，自己的下半身的骨骼和肌肉都有些异样的感觉。我心情越来越紧张地缓缓掀开下体的衣物。呀！我怎么没有看见我的原本还算是比较光滑的大腿呢！我的下体怎么会长出浓密的动物般的毛发了呢？我慌忙冲向镜子里，我惊讶地发现，镜子里面我的嘴巴正在开始变长，拱起，我的牙齿也开始变得尖锐，终于露出了满嘴的獠牙，哪怕是稍微做一个表情，镜子里就会是一种龇牙咧嘴的狰狞。

我的身体开始膨胀般地炽热难耐，我浑身的毛孔都在呐喊，仿佛都要把我的皮肤撑破。我看到，浓密兽毛开始从我全身的皮肤里钻出来，就像雨后荒原上的野草。我恐惧，我战栗。我眼望窗外，啊，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已经越来越圆满了，我觉得嗓子象被什么东西撑开了似的，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真正的嚎叫，我终于知道，我快要变成十足的狼人了！

正在这个时候，正在我极度的恐惧之中，正在我即将完全变成野兽的瞬间，我浑身一阵地酸软，身体后仰着栽倒在地板上。我，不省人事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两天，也许是一年，甚至于也许是几个世纪。我终于醒来了。我惊讶地发现，在我的身边，有一群白鸽在飞舞轻唱，空中还传来了上帝般的迷人的乐曲。啊，多么美妙安详的和鸣，就象我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所听到的那样。

我再一次地请求镜子的检验，我发觉，已经在圣徒们的歌声之中，我又恢复了人形。是啊，我怎么可以存有害人之心呢？虽然我曾经被人害过，但我却不应该去害别人。即便我没有能够学成音乐，我也不仅不应当去阻挠别人的学习，我还应当竭尽全力地去帮助别人的学习才对啊！

我原本出于好奇，想要体验豺狼妖魔之心，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差一点真得变成了豺狼魔鬼。要是完全变成了狼人，也许就变不回来了。看来，这种体验还是少一些为好啊！就像对待毒品一样，我今后要尽可能地不要出于某种好奇心而再去品尝。

我要感谢音乐，感谢白鸽圣徒们的歌唱！那上帝般迷人的音乐啊！是您恢复了我的人身，是您拯救了我的灵魂！

音乐啊！圣洁的歌声啊！您就是我万能的神，您就是我救苦救难的上帝！

 

我不仅利用网络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为自己大声地疾呼，我同时也在中华民族而大声地疾呼。

2006年五六月间，我听到各种媒体宣传机构在大力宣扬“八荣八耻”，我觉得，确实，中华民族传统的耻辱观还是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去珍视和继承的，假如某些人有一丝一毫的羞耻之心，他就不至于为了一点点在他人看来是何等寻常的小事而如此“执著”地“追逐”了我数十年。人是应当有着起码的羞耻心的，人是应当知道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耻辱的。下面是我于2006年1日在“第八色彩区”网站发表了题目为“人没有一点廉耻怎么行”的博客：

人没有一点廉耻怎么行

亲爱的朋友们，要是那个“魔鬼局长”有一点廉耻之心，要是那些或者自愿或者无奈的“助魔人”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光荣什么叫做耻辱，他们就不会如此长久地给我制造种种麻烦，以达到使得我学不成声乐、搞不了专业、经常失业甚至于无法找到女朋友的目的！

事情非常清楚，他们总是通过阻断我的社会交往圈子、切断我的生活来源、直接或者间接地威吓来防止我结交到令他们心情不好的女朋友，请相信我，他们甚至于都已经直接管辖到我的内裤里去了！

胡锦涛主席“八荣八耻”号召的提出是多么地及时啊！本人热烈拥护这项英明的号召。因为，本人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廉耻的人猪狗不如；没有羞耻心的民族，必将灭亡。只有真正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没有廉耻怎么行？！中国人本应该是最讲究廉耻的民族，魔鬼局长你知道不知道！？

在这以后，我越来越觉得，胡锦涛主席对于中华传统荣辱观的提倡非常地及时，在十年“文革”中，我们的民族文化确实是受到了太多的摧残啊！如果再不呼唤一下我们民族的良心，腐败、犯罪甚至于以丑恶为美、以不顾廉耻为荣的现象必将愈演愈烈。

据说，有些人对“知荣辱”提法的理解不够正确，他们认为这是降低了某种标准。而我觉得恰恰相反，“知荣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高境界，只要一个人真正地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念，灵魂中构筑起了一座神圣的殿堂，他就不会做各种违反人性、危害社会的事情。

我觉得，只要我们，尤其是一些握有权力的人真正地知道了什么叫做光荣，知道了什么叫做耻辱，不做让全世界正义之士听了就想呕吐的事情，他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他们就什么都不用担心。因为那样的话，人民当然就会坚定地站在他们的一边。而真正值得我们担心的，正是我们身边的那些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人。

2007年10月18日，我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痛：割在袁崇焕身上的3543刀》等文章，并且被深深地感动了。我不由地想到，像屈原、岳飞、袁崇焕等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他们的遭遇为什么那么悲惨呢？为什么他们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呢？另一方面，我也在反思，像赵高、秦桧、范文程等等这样的大奸大恶，他们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历史上频频地出现呢？为什么他们的阴谋能够屡屡地得逞呢？这里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各个方面，但是，我认为，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自身。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比较热爱正义的民族，是一个讲求仁、义、廉、耻、信的民族，然而，在中华大地上却屡屡地出现好人受难奸小得意的事情，看来，我们对正气的弘扬还没有更好地落到实处。

仅仅把忠魂烈士的事迹和奸小们的劣迹写进史书，这也仍然做得很是不够。我们应当还有更多的理由来弘扬正气，我们应当还可以采用更好的方式来打击邪恶。是的，好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就是应当不遗余力地讴歌那些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我们不仅应当把他们的事迹写进史书，我们还要时时地想起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后来人的偶像，让他们的光辉形象永恒地屹立在中华大地上，屹立在我们的心中。同时，我们还要让奸臣贼子们的劣迹原形毕露，牢记他们是如何迫害正义人士的。我们要让后人们知道应当学习什么，应当远离什么。

我忽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我们在中华大地最神圣的地方建立一座祭祀坛，用以祭奠历朝历代的英烈，逢年过节我们都应当去纪念他们，不让为了我们的民族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孤独落寞。2007年10月18日，抱着这么一份心愿，我在我新开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qjy32141254）上发表了名为《强力倡议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华夏忠魂祭祀坛”》的倡议：

本人钱久元强烈倡议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华夏忠魂祭祀坛”，以便让历代爱国者、仁人志士、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万古流芳！ 

本人钱久元强烈倡议组织人员编写《中国奸人录》，以便让中国历代奸佞贼子遗臭万年！

我为什么特别要纪念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呢？那主要是为了把我所倡议建立的“华夏忠魂祭祀坛”与日本国的“靖国神社”区别开来，我们的这个祭祀坛绝对不应当成为狭隘的爱国主义甚至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殿堂。

我的这个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华夏忠魂祭祀坛”的倡议发表之后，到了次日早上，我打开博客，发现已经有了十几位网友浏览并有两位留言，有人很支持我的倡议。但是，我下午再来查看的时候，却找不到我的倡议书了。后来，我从“系统消息”里得知，原来是新浪管理员把它给删除了。新浪管理员发给我的“系统消息”是这样的（参见本回图1）：

抱歉，您发表的文章《强力倡议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华夏忠魂祭祀坛”！》已经被系统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如有疑问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收到邮件24小时内给您回复。

2007-10-19 12:22:49

我对新浪管理员的做法感到非常地震惊和遗憾。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纪念那些为了我们的祖国而牺牲的先烈有什么不好吗？难道歌颂正义鄙弃邪恶会让我们的某些网站感到害羞吗？难道向后人昭示知道什么叫做光荣什么叫做羞耻会有什么不妥吗？

好在我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有所防范。我记得，在新浪博客上刚刚发表了我的倡议之后，我就立刻又在我的凤凰博客（http://qjy32141254.blog.phoenixtv.com）上也发表了同样的倡议。随即，我又打开我的凤凰博客略作修改，倡议把“华夏忠魂祭祀坛”改称“中华英魂纪念堂”。之后，我担心又被什么人把它给删除了，索性把我的这个倡议在更多的网站上作了发布，看谁还能全都把它给删除了？

后来，我索性把我的凤凰博客直接改成了虚拟性的“中华英魂纪念堂”，第一批示范性地在那里被供奉的中华民族英杰就有屈原、岳飞和袁崇焕等。

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斟酌，我觉得还是用“中华圣殿”来取代“华夏忠魂祭祀坛”和“中华英魂纪念堂”比较好，朋友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假如大家没有意见，我们以后不妨就用这个名字吧！

我们要在中华大地最为显要和最为神圣的地方建立一座神殿，永远纪念并时时参拜那些为了我们后人的幸福，为了我们民族的事业，为了世界和平和国际主义而献身的英雄。

我还要建议在中国最肮脏的地方设立一个“中华耻辱柱”，把历朝历代的奸佞小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劣迹、诡计，统统钉在这个耻辱柱上。好让我们今人和后人们更好地、更为直观地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光荣，知道什么叫做耻辱，要让他们知道应该学习什么，要让他们知道应当厌恶什么。

是的，我不仅要为自己而大声疾呼，也不仅要为中华民族大声疾呼，我还要为全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大声疾呼，为全人类良知的苏醒而高声呐喊。我甚至于还希望纽约联合国总部也建立一座“人类圣殿”，以永远记住那些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过的人们。

曾经有一位西方的哲人宣称：“上帝死了！”真的吗？难道那永恒正义的维护者已经消失了吗？难道，我们今天可怜的人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公正，没有良知的世界？

既然说上帝已经死了，那么，魔鬼们也应当纷纷苏醒了！难道我们的世界真的已经是魔鬼主宰的世界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就如此心甘情愿地让群魔在我们的身边狂舞吗？

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不相信也不行啊！我们看到的太多了，那些视粪土为香料，那些与蛆虫为伍而不觉羞耻的现象真的是太常见了。好像，上帝，他老人家真的死了！

是的，在那些蒙昧的时代，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的制约，他们感觉自己的头顶上存在着一位主宰着一切的上帝。当人们的思维越来越发达，他们逐渐又觉得，在我们的宇宙之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上帝。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不相信上帝，或者可以说，相信科学的人大概都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好像，上帝他老人家确实是死了。

确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观念应当是一种谬误，然而，在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征途中，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离开上帝的帮助。虽然上帝之说也曾经给人类带来不幸，但是，他也曾经是人类正义、良知和公理的天平。在科学已经发达了的今天，我们不再珍惜我们曾经有过的对于上帝的信仰，甚至于对之嗤之以鼻，然而，回顾人类所走过的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上帝给予我们的惠顾和关照真是太多了，他曾经就是我们度过重重艰难险阻从而走向文明时代的观念支撑物。

今天，既然有人说上帝死了，我倒是想要质问某些人，我想要质问某些人的是：“即便是上帝死了，难道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无所顾忌了吗？”上帝一死，魔鬼会现形，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不愿意做魔鬼的！即使上帝已经消失，即使上帝从来就不存在，我们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大写着的人，也应当是有着良知的，也应当是有着羞耻之心的啊！

其实，上帝之死也许并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事，它正好可以考验我们的良知，它正可以验证我们：在这个宇宙之中，真正意义上的人一定有着一些不同于猪狗蛇虫之类的地方。

我也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有神论者，我也并不怎么相信有一位万能上帝的存在。那么，高贵的您也许会感觉奇怪：“既然你自己都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么，你为什么要唤醒那位据称已经死去了的老人家呢？”亲爱的朋友，您问得太好了，我现在就是要告诉您，我现在就来回答您的质询。我的上帝，他既不是古犹太人的耶和华，也不是古希腊人的宙斯；他既不是古代中国人传说之中的玉皇大帝，也不是日本民间神话中的天照女神；他既不是佛教徒虔诚信奉的释迦牟尼，也不是阿拉伯人顶礼膜拜的真主安拉。我所说的“上帝”，他就存在于我的心中，我的“上帝”，他就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的一颗心灵！他就是尊严！他就是良知！耶和华已经死了，宙斯早已经不存在了，释迦牟尼和真主安拉大概也没有太多的人真正地信仰他们了，然而，我们人类的心中应当拥有一方神圣的净土，那就是我们有别于狼虫虎豹牛鬼蛇神的地方。

多年以前，我还曾经听一位合肥的老师当众宣称：“人死了不就那么一把灰嘛！”我一直都不怎么相信，因为我觉得，人的终极价值绝不仅仅只是一把灰，人的肉体之外一定还有着某种高贵的东西，还有着荣誉、清白、廉耻、气节等等比肉体的存在更加高贵的东西。看来，宣称“人死了不就那么一把灰嘛”的人，一定是与魔鬼撒旦走得太近乎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啊！上帝真的死了吗？不，上帝没有死。上帝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良知，请您快快地苏醒吧！我们的人格，请您快快站立起来吧！人的尊严，挺起您那健强的胸膛吧！人啊人，请您昂起您那高贵的头颅吧！我们灵魂之中火红的太阳，请你照彻这黑暗的宇宙吧！

 

大约在刚刚回到合肥工作的第一个年头，我一度还想请一位声乐老师，但是，一想到我曾经为声乐而到处求学却没有成功，一想到我曾经无比辛苦地在歌的原野里耕耘却收获甚微，我就开始退缩了。我没有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这就如同一个人刚刚想要抬脚走路，但略一思索，又把还没有落地的脚板子收回来了那样。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里，我似乎也没有怎么正规地练声，好像主要是在上下班的时候，利用等候学院班车的那么几分钟、十几分钟练练声，并且小声地哼哼曲子。是的，这不应当算是一种正规的练声，也许只能算是一种本能性地随意哼唱。确实，有些时候，我的这种“练声”甚至于好像是“偷偷地”出现的，我时常在练声、哼唱了一小会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嗓门正在悄悄地运作之中。

是的，音乐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不仅在于我在音乐学习中屡遭挫折，还在于戏剧学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占用了我的时间和精力。自从来到合肥学院之后，自从有了一只饭碗之后，我就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了戏剧学的研究之中。那曾经几乎耗费了我整个青春年华的音乐，我留给她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大约在我来到合肥的第二个、第三个年头，在等候班车的时间里，我几乎也不动一动我的嗓门了。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差不多已经完全被我的两部戏剧理论书稿给缠住了。当然，有人可能要问：“难道你就不等班车了吗？那等车的几分钟你不是仍然可以利用吗？”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一定要挤时间，那几分钟，那十几分钟的时间也不是不可以挤出来的，但是，问题是，做一件事情不仅仅要看有没有时间，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有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当时，我的精力，我的兴趣，我的关注点确实是几乎完全投放在了戏剧学研究方面。我记得，当我刚刚完成了我的《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的时候，我猛然地发现，发现自己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开口唱歌了。一段时日之后，当我完成了我的《形象戏剧学》的时候，我同样是猛然地发现，发现自己又有大半年时间没有开口唱歌了。确确实实，印象之中，我还不仅仅只有这么两次发出这样的感慨，可能有过三四次这样的猛然发现，而且，在那若干个“大半年”里，我还真的是几乎没有张嘴唱过一次歌，甚至于连哼都没有哼过一下。

变化是有的，那是在我的戏剧学研究暂时告一段落之后。在完成了《海派京剧的奥秘》、《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以及《形象戏剧学》三部专著的出版之后，我似乎还想在戏剧专业方向上再闯一段路，这可能是一种惯性的作用吧！但是，实际上，我逐渐地又开始回想起我的音乐了。在那段相对空闲的日子里，音乐，尤其是声乐，仿佛是一位久违了的至亲密友一样，在远远地挥手召唤我，在一个遥远的似乎被我遗忘了的角落里召唤着我。

逐渐地，音乐开始在我的灵魂之中逐渐地苏醒了，就像被冻僵的人遇到了温暖的春风一样。如果一定要找出我的音乐之心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正式开始苏醒的，我恐怕也说不很清楚，不过，这件事情与安徽剧协的一位姓侯的副主席有关。前面说过，认识侯露原本为的是想多嗅一嗅安徽省戏剧界的味道，没有料到却非常“偶然”地又让我的身上落满了纷纷飘坠的music音符。

2007年11月20日的晚上，侯副主席打来电话，要我带着自己的手风琴去她家唱歌玩。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突然，因为我的手风琴已经搁置了许久了，可以说，在好多年的时间里，除了搬家的时候之外，我简直都没有用手指头碰过一下琴键。虽然觉得突然，不过，我还是很欣赏她的建议的。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背着已经不太习惯背在背上了的手风琴，去了她位于琥珀公园附近的家。在她酒店式的居室里，我与她的全家人一起唱了两个多小时。

我尝试着用手风琴伴奏唱了一段“美声唱法”，但是，就像翻箱倒柜地搜寻也搜寻不到自己珍藏已久的一粒小钻石似的，我似乎已经找不到我的那一点也许原本就少得可怜的“美声唱法”之感觉了。我觉得自己的声乐艺术就像一件被搁置得太久了的古董一样，简直不知道藏在心中的哪一间贮藏室里去了，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又似乎认不出来了。不过，我用通俗唱法唱流行歌曲的感觉依然很棒，这使得我颇感欣慰。

此前的一段时间里，在给合肥学院文秘专业大专班上《大学语文》的时候，我偶然之中给学生朗诵朗诵诗文，也觉得颇有感觉。有的时候我甚至于觉得，觉得在教学生学习《大学语文》课程的时候，我自己所获得的收获或许比学生更多，至少在朗诵方面就是如此。所以，在侯副主席的家里，我也把我新近有所提高的朗诵水平卖弄了一下。虽然似乎并没有得到她太多的好评，但我自己却增强了信心，因为我相信，我的朗诵不仅已经不错了，而且还有可能再提高。要知道，朗诵可是歌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功。

那天晚上的家庭演唱会确实是令我难忘的。我一生追求音乐一直到如今，也拿到了音乐大专的文凭，可是，我却很少登台演唱。我的第一次登台毫无疑问是在小学低年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应当是在我的小学二年级，是我当时尊敬的班主任陶华老师赐予我的！之后，我记得在合肥师范学校的时候登过一次台，我唱的是《祖国，慈祥的母亲》。当时的情景我还印象颇深，我记得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又冷又紧张，所以，上台前在一只火炉旁烤火，混乱之中以为轮到我了，慌忙地走上了台，没有想到前面的节目还没有结束，于是，搞得大家哄堂大笑。我自己也颇尴尬：你这家伙就想抢别人的风头！在安徽教育学院学习音乐两年，我登过一次台，但是，那似乎又不能算是登台。这是因为，那只是参加了一次大合唱，是在安徽教育学院的礼堂里举行的我们的毕业大合唱，何况，我还被安排在最低最低的声部里。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时候，我记得，我一度意想不到地成为了那所大学的学生会文艺部长。既然当上了“部长”，我也不含糊，我立刻组织策划了一场音乐晚会，并且在晚会上唱了一首流行曲《北国之春》。这算是我最畅快的一次登台了，可惜，没过多久，我又莫名其妙地从“部长”位置上下来了。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我一上岗就参加了他们的一个教职工合唱活动，而且，我记得当时就有人曾经试图把领唱让给我，但是，他似乎又转念一想：“你还年轻，明年再说吧!”可惜的是，“明年”时我已经被这所学校赶出校门了。在上海戏剧学院，那里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登台表演，但登台的不是我，我只是在台下观看别人登台而已，且观看的不是演唱，而是演剧。这一回，在2007年11月20日的晚上，我虽然只是在剧协侯副主席的家里稍稍亮了一下嗓子，听众也就那么几个人，但是，我却要把这当成是一次正式的登台演唱。这是因为，如果尚不能说我的音乐之梦就是在此次“家庭晚会”上被唤醒的话，那至少可以说，正是在此次的“家庭晚会”上，我清晰地意识到，意识到我的音乐之心已经开始渐渐地苏醒了，我又开始想着，开始想着要重新拾起我那旧日的梦想了。是的，我清晰地意识到，我心灵深处有一块冰冻了多年的土地，这块土地几乎要被我遗忘了，而且，我似乎也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想要把它遗忘。但是，现在，它开始解冻了，那常年冻住了它的坚冰现在已经开始静悄悄地消融了。那融化了的冰雪还渐渐地汇成了小溪，在灿烂的阳光下缓缓地流淌着，还不时地溅起小水花，还不时地闪烁着金光。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安徽省剧协侯副主席那里，我虽然没有能够寻找到多少与戏剧有关的事情做，但却激发了我重温旧梦的激情。

在其后的几个月里，也就是在2007年的年底和2008年的年初，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学习了电脑音乐教程，算是对于“Audition 2.0”，“Premiere 2.0”，“Cakewall 6.0”等软件有了一定的了解，基本上算是会操作了。我还初步地接触了一下更难学的“maya 8.0”等视频动画制作软件。我学习这些电脑软件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的。

虽然偶然地唱唱歌唤醒了我的音乐心，虽然我越来越想回头搞音乐，但是，对于能不能掌握“美声唱法”技术，我当时依然是很没有信心，甚至于觉得它越来越神秘。但是，我却时常有困惑，我困惑的是，为什么那些普通的工厂职工、社会青年都能学会它，而我却总是学之不成呢？虽然自我觉得，自己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个大笨蛋，但事实又摆在自己的眼前，我确实是花费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确实是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掌握美声唱法的发声技巧啊！“美声”之路难，难于上青天。有鉴于此，我便准备今后把音乐发展的重点放在流行歌曲方面，准备在当时自己最关注的戏剧研究项目和文学创作计划逐一完成的状况下，把自己的精力和兴趣逐步地转移到流行歌曲的理论研究、演唱实践方面去。当然，我做什么事情总是力图做得更好，既然要搞流行歌曲，那我就要在这项工作上做出一些成果，我甚至于准备出我的演唱光盘。唱流行歌曲，在技术上和艺术表现上，我觉得自己应当都是有把握的，流行歌曲的演唱技术，即通常所谓的“通俗唱法”，它实际上不需要专门的学习，因为这是一种建立在日常说话基础上的自然唱法，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此；而艺术表现方面，我觉得我是有那么一些天才的，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朗诵能力，就是这种艺术表现的一个基础。我所面临的比较大的困难是伴奏和录制。靠别人来帮我伴奏和录制是很麻烦的，所以，我学习“Cakewall 6.0”和“Audition 2.0”等软件的操作，其目的就是为了“万事少求人”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为了做到有能力自己伴奏自己录制。另外，既然流行歌曲是以通俗性为主的东西，那就应该配上图像，而那些图像我也很难请到他人帮忙，最好全部自己做，所以，我学习了“Premiere 2.0”，还准备进一步学习“Maya 8.0”等视频动画制作软件的使用。我甚至于打算自己创作一批歌曲，完全由自己创作自己伴奏自己配像自己演唱，这是我当时的一个颇为诱人但又确实有着一些难度的理想。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我应当是可以达到这个理想目标的。

感谢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不是科学的发展，如果不是可以在计算机上就能够比较随心所欲地进行伴奏和录制、配像，那么，我的这个已经大为降低了的音乐追求，也是几乎铁定了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在过去，由于没有电脑伴奏，我就必须去请人给我伴奏，请人伴奏那可是要花钱的，而且时间上也很受限制，不能像在电脑上那样可以随时随地跟着用软件制作出来的伴奏曲子练唱和录音。

我甚至于开始懊悔，懊悔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不间断地以西洋“美声唱法”为主要追求目标了。其实，我觉得我的音色、音质都适合唱通俗歌曲，我的自然声区就有两个八度左右，如果从一开始就在流行歌曲、通俗唱法方面下功夫，说不定在音乐上已经有所成就了，那样的话就有可能呆在音乐圈子里。而如果呆在了音乐圈子里的话，那就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发展音乐才能的机会，那就更有可能获得进一步学习西洋“美声唱法”的机会。

你看，我开始重视起流行歌曲、通俗唱法了，不过，这里面好像仍然有着某种“曲线救国”的味道啊！

 

不过，我这重新被唤醒的音乐追求，其形势的发展似乎与过去有些不同，很快地，我就发现，我似乎不再需要那种蜿蜒曲折的“曲线救国”了。“美声唱法”，这位一直藏身在深邃的闺阁之中的绝代佳人，她似乎令我意想不到地开始走出深闺，而且还略带娇羞地向我招手了。

人们常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而我这里则似乎是坏事情来的时候接二连三，好事情到的时候也是接踵而至。在剧协侯副主席家的音乐晚会上，我的“音乐之心”渐渐地苏醒，想研究流行歌曲，想搞“通俗唱法”，而更令我惊喜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学习“美声唱法”的“美声之心”也开始逐渐苏醒了，我的学好“美声唱法”的希望也开始起死回生了。

在来到合肥学院工作之后，虽然教学工作和戏剧理论研究占去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我常常在高度投入的理论研究中几度忘却了歌唱，然而，这中间其实也有一些时间的间隙的。在这时间的缝隙里，我也不时有意无意地回顾了我曾经的声乐学习历程。例如，每当一部专著的书稿完成或者书稿得以出版之后，我都会有大约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的自我休息调整时间，正是在这样的一些时间段里，我常常会猛然地发现，发现自己居然好久都没有张嘴唱歌了，所以，我也就又开始歌唱了。我现在要说的是，这种“又开始”的歌唱，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然的“回顾”，它时而也能激起一些水花，也能够激发起一些新的希望。

具体的时间我无从记起了，但是，应该就是在类似的时间间隙之中，就在我2005年5月来到合肥之后所经历的类似的时间间隙之中，有好几次，我忽然之间仿佛觉得自己对于声乐艺术有些开窍了，然而，那种感觉却就像刚刚露脸就被翻滚的乌云遮去的太阳一样，真可谓是稍纵即逝，昙花一现。例如，我就曾经忽然觉得，觉得自己好像对声音的高位置有些开窍，也因此而抓紧时机练了一小阵子，可惜，练着练着，又觉得声音拖泥带水起来，下巴越来越紧张。这也就是说，我想把声音位置提高，可惜，似乎下巴也跟着提高了起来。这令我十分地灰心，也加剧了我对所谓的“美声唱法”学习的失望情绪。

2007年年底和2008年年初，虽然我曾经打算自己创作流行歌曲自己“通俗”地演唱，我也为此花了不少的功夫学习“Cakewall”等音乐软件，但后来却逐渐地把此种努力搁置了。不过，此次涉及音乐的学习被搁置与以前的情形并不完全一样，以前的搁置主要是因为要全力以赴地搞戏剧理论研究，而这一回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要装修房子，我2007年年底拿到新房的钥匙，稍停顿了一阵子之后，我陆陆续续地开始了新房的装修。对于我来说，这种装修很耗费时间和精力，因为我的手头很不宽裕，常常因为资金不足而拖延了安装日期，心思似乎都花在怎样精打细算上面去了，没有精力做其他方面的事情。另一个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文学创作。我把房子进行了简单地装修并住进来之后，很快，我便开始着手小说《绑架》（暂名）的创作。不知道怎么搞得，原本准备住进新房后，我就开始着手电脑音乐领域的音乐发展计划，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6月刚一住进新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天天念叨着的却大都是这部2004年就已经开始构思的小说的创作。2008年的下半年，我基本上是这样度过的，上午跟班车前往学校，到校后从学生食堂随便买些早餐填饱肚子，然后立刻在我的办公室里打开电脑创作我的小说。因为是一边构思一边写作，很耗神，所以，我每天花在小说上的时间并不多，大概只有的一两个小时。大约在上午十点半的时候，我就要去教学楼旁边的广场上散散步，调整一下。下午的时间则要相对自由一些，以纯构思为主，不怎么动笔。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在没有教学任务的情况下，有教学任务的话，我当然无法这么做，那个学期我每周有八节课。

大约就在2008年下半年的下半段，情况有了变化，逐渐地，我不是在创作之余溜到学校广场上去散步，而是在广场上小声地唱歌；不仅开始唱歌，唱的还是主要是美声唱法。此次的变化与合肥学院中文系一位姓王的老师有关。

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中午，我在系办公室里随便哼唱了几句。其时我又已经有大半年时间没有张嘴唱歌了，也许只是因为那天的情绪不错，我就这么随便地哼唱了几句。没有料到，我的此举引起了那位新来的王老师的注意，她似乎对我的歌声颇感兴趣，鼓励我大声地唱。那天我记得天气还不错，可能是在连日的阴雨之后出了太阳，于是，在这位老师的鼓动下，我又一次地张开了又一次沉默了许久的沉重的嘴巴。我还记得，那天好像唱的就是《我的太阳》。唱完后，我感觉高音还是拖泥带水不干净，但是，王老师却十分惊讶，惊讶身边怎么会有一个会洋唱法的人，并且发出赞赏之声。不过，她一定不会理解，我本来心情还可以，她的赞赏却反而使得我的心里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我觉得，她的赞赏恰恰触动了我心中的疼，触动了我心中古老的伤疤，所以，我那天是悻悻地回到了家中的。

然而，回家之后，渐渐地，我觉得，我的心里仿佛突然打开了一道窗户似的，仿佛有什么长牛累月地难以撬开的东西忽然之间自动地闪开了一条缝隙。哦！美声唱法，我又产生了那种有点开窍了的感觉了，而且，此次的感觉和以往的都不太一样。具体而言，我对唱歌时放松下巴的歌唱技巧有了一种如同通了神一般的真切感觉。

啊！仿佛上帝显圣了！我要紧紧地抓住这样的感觉，决不能轻易地放弃。所以，此后的一阵子，我虽然实际上练声不多，但我每一次都小心谨慎地力图抓住那种微妙的感觉，担心它像过去的几次那样，担心它会最终化作了泡影。老实说，这或许有些像猪八戒扑人参果那样，担心人参果一落地就会跑得无影无踪。

到了2009年，大约是在新学期开学后的四月初的时候，我感到不在钢琴上练习的话，“美声唱法”的那种感觉就确实不大好找，尤其是高音区的练习。我当然很想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这种愿望二十多年前就产生了，但我一直经济拮据，买不起。于是，我找到了合肥学院教育系的音乐教师曹红星，暂时借用他的琴房用了一阵子。

在钢琴上的练习很快就有了一些效果。2009年4月29日，我在曹红星琴房练声碰了一下“high C”，这也许是我有生意来的第一次。也许，采用所谓“掩盖唱法”，这确实可以比较快地解决我的高音问题。高兴之余，我也把此事告诉了曹红星，中午吃饭时候遇到他，我还建议他与我合作出光盘。

2009年5月6日上午，我正在中文系办公室写这部自传，有些出乎预料的是，曹红星老师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这也许是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现在有时间，叫我过去一起唱唱歌。我于是立刻来到他的琴房，在他的伴奏下，我唱了《我的太阳》。《松花江上》、《月之故乡》、《生命之星》等几首歌。曹红星也唱了。彼此感觉都还不错。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出于什么原因，曹红星老师似乎对我的合作搞歌唱光盘的提议又想参与又有些顾虑，但是，我那一天真的是很开心，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配合钢琴歌唱了。

回到家里以后，我的耳畔始终在回荡着《生命之星》的旋律，直到我静静地睡去：

……

我走过漫长的路，

寻找我那金色的梦，

寻找我那金色的梦。

如今你终于回到我身旁，

如今你终于照耀我心上。

啊！生命的星啊，

啊！生命的星啊，

请你不要离我去远方。

是啊！我真的能够找到我那金色的梦吗？我真的还能够找到我那失落已久的青春的梦想吗？哦！也许，至少对于我来说，歌唱艺术就是我的生命之星，就是我生命中永恒的希望。我要歌唱，我要歌唱，不论身陷何处，我都要放声地歌唱，歌唱宇宙，歌唱宇宙中永恒的真理；我要歌唱，我要歌唱，我要永远地歌唱，我要歌唱人生，歌唱人类不灭的希望！

恍惚之中，我走上一处神圣的高台，面对着浩瀚的星空轻声地用歌声呼唤：“啊！生命的星啊！请你不要离我去远方……请你不要离我去远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梦中，我希望，即便是在深深的睡梦之中，也请仁慈的歌唱女神不要让我醒来，就让我永远沉浸在这瑰丽的梦想中吧！让我在这璀璨的梦的繁星之中放声地歌唱吧！

只要能够梦见漫山的硕果，

我情愿是一株野草！

只要能够梦见青翠的绿洲，

我甘心做一片荒漠！

因为有了我，

世界有了梦！

因为有了梦，

生命更美好！

 

第九十五回   寂寞岁月虽黯淡  歌声胜过年夜饭  

2009年1月25日是新年的除夕，我是前一天从电视上知道的，电视上的一个主持人大概说了这么个意思：“明天（也就是25日）就是大年除夕了！”于是，我也就知道快要过年了。

我当然很容易地就能够查到除夕的日期，但是，我查它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天对我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我不知道该给谁办年货，该给谁准备丰盛的晚宴？赶紧给我过去的老师们拜个年，这也许是唯一让我想起来应当去做的事情。

在除夕的夜晚，我几乎和往日一样，熬了一锅稀粥，外加两个小面包，一碟大头菜，还有一只咸鸭蛋。对于我自己来说，餐桌上再怎么丰盛也就是一顿饭而已。

我不在乎粗茶淡饭。可是，我害怕听见除夕的鞭炮声，因为在这鞭炮声里我会越发感觉寂寞和孤单。在万家灯火举杯庆贺的时刻，我没有心情做事情，在鞭炮声中，我也没有办法写东西，所以，我早早地熄灭了我的本就黯然的灯，独自卷缩在被子里，把双耳捂紧……

不仅仅是今年，我已经度过了许多个这样的除夕之夜了。我记不清楚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了，我已经变得害怕过年。

可是，我有一种预感，也许今后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了，这是因为，虽然在这2009年即将到来的除夕之夜里，我依然是在孤独的睡梦之中度过，可是，在除夕过后的那几天里，我猛然地发现了网络上有大量的声乐教学视频，这令我非常地惊喜。

我想，我之所以能够“猛然地”发现网络上的声乐教学视频，这与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对于声乐艺术的有所感悟是密切相关的。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中午之后，在有所感悟的情况下，我小心翼翼地开始把文学创作之余的校园散步变成了小声地练唱。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这一次我的有所感悟似乎和以前不一样，至少，它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而没有消失，仅此一点就已经值得我欣慰，值得我拥有比较好的心情了。我想，也应当正是在这样的好心情的指引下，我才有情趣去搜寻音乐视频，“偶然地”去搜寻声乐教育方面的网络视频。

在惊喜的同时，我还有一种十分懊悔的感觉，我懊悔的是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获得这个发现。哪怕是早几天发现也好啊！但我也明白，我的这个发现之所以来的如此地迟缓，这也许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在很长时间里，我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音乐，回避着歌声，我把希望和精力几乎都投注到了戏剧方面去了，我本能地试图用排山倒海般的戏剧影视大片，来淹没我对音乐的奄奄一息的眷恋。

2009年的春节期间，我是寂寞孤独的，同时又是幸运、幸福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很快地就意识到，我所等待着的春天，它似乎不仅仅只是日历上可以三百六十五日一个轮回的春天！啊，是的，也许就是在2009年的那个春节里，我终于彻底地明白了，我所苦苦地等待着的，我最最渴望着的春天，是另一个春天，它是艺术的春天，是音乐的春天，是歌唱的春天！当我的春天一旦来到，我的大地上将长满如同鲜花、绿草般的音符，我将会生活在歌的海洋里，我将会呼吸在如同和煦的微风一般的旋律之中。我的耳畔开始回响起那首美妙的歌曲：

残雪消融溪流淙淙，

独木桥自横。

嫩芽初上落叶松，

北国之春天

啊北国之春天已来临。

虽然我们内心已相爱，

至今尚未吐真情，

分别已经五年整，

我的姑娘你可安宁？

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

何时能回你怀中？

我记得，在2009年大年三十刚刚过去的那阵子里，我一边惊喜地似乎已经嗅出了一丝“春天”的气息，一边也不断地在询问自己：“我真的已经找到了科学发声的的方法了吗？我真的可以把声乐继续下去吗？”我甚至于还想到，也许歌唱之神她一度地把我抛弃，那只是由于我过去还不够虔诚的原因？是的，我过去是有些不太诚心的，例如，当年在水产大学为了学习声乐而辞职，我当时抱着的观念就是我的岁数已经很大了，所以，我当时也确实曾经把那一次的报考，视为一生之中的对于声乐艺术的最后一次努力。我现在真是后悔，我，我怎么可以把它视为人生最后的努力呢？我的努力不该有最后的一次，我的追求永远不应当停止。艺术不会衰老，歌唱永远年轻，我应当永远追随那美丽、骄傲的歌唱女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论她是否青睐，不论她是笑脸相迎还是冷漠不理。

我记得，那阵子，在2009年除夕之后的那阵子，有几乎天天在激动之中度过，我发现我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不论身在何地都可以学习我最最喜爱的音乐。我不仅在网上搜集下载到了大量的中外声乐教育家的教学视频，而且，我还搜索到大量的世界名曲和世界著名歌剧的视频，对于我更加深入地体会源自意大利的现代科学发声方法，这都是非常地有好处的。

每一次新的体会和发现都令我欣喜万分。尤其是观看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视频我观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仅从演员的演唱之中对“美声唱法”有了新的切身体会，体会到喉头的稳定、下放和放松不仅是正确地运气发声的关键，而且，我还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一唱歌就容易落入“拖泥带水”状态的一个基本性的原因，也就是在于我的喉头问题没有解决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兰朵》中卡拉夫的名曲《今夜无人入睡》是那么地充满激情，它真的令我无法入睡，我就是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着这首歌曲，度过了原本应当又是寂寞难熬的2009年的正月十五之夜的：

不得入睡！

不得入睡！

公主你也是一样，

要在冰冷的闺房，

焦急地观望，

那因爱情和希望而闪烁的星光！

但秘密藏在我的心底，

没有人知道我的姓名。

等到太阳照亮大地，

亲吻你时我才对你说分明！

我会用亲吻解开这个秘密，

你将会爱上我，获得爱的甜蜜。

……

黑夜啊，快快消逝，

星星啊，别再闪烁，

让黎明的曙光带给我胜利！

带给我胜利！

带给我胜利！

轻声地跟着剧中人，我哼唱着这激动人心的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激动着我的灵魂，每一个音符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睡不着了，我失眠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剧中之人，我就是卡拉夫，“让黎明的曙光带给我胜利！带给我胜利！带给我胜利！”或许，就像卡拉夫猜中了图兰朵的谜语那样，我已经猜出了歌唱之神的谜语了？我也真的愿意深信，深信当那“黎明的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刻，我就能够迎来我的全新的艺术人生。

其实，即便我的这种信心，只是昙花一现，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歌唱能够给我带来快乐就行了。确实如此，声乐艺术的每一次发现，真的是如此这般地令我激动不已啊！在我寂寞忧伤的时候，歌唱会来安慰我，在我快乐的时候，歌唱女神使我的生命充满了光辉。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之后，我终于确定下来了一个可行的方向，确定下来一条可行的道路，？

不管怎么说，前方的道路永无止境，需要我付出的努力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也许还会有更多的失败和挫折在等待着我，但我不会放弃。就像是一位身处密林深处的摸索者，我要尝试着探寻所有的看似可能走出去的方向，我要尝试着走遍所有的看似可以走出去的道路，因为我相信，我终将找到一条真正可以走出密林走出困境的正确道路。我要寻找一切的机会学习，自己当老师教自己，请别人教自己，汲取前人的成功经验走自己的路，随机应变地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一切教学方式进行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是的，我终于理解了我的声乐老师吴天球的那句话了：

教必有法，教无定法，艺海无涯，学无止境。 

 

2010年6月25日星期五早晨，象往常一样，我赶班车来到合肥学院南区，然后走向艺术楼四楼曹红星老师的琴房（应该是436号琴房）。但这一会，一打开琴房的门，我就傻了眼，因为我惊诧地看见了，一只乌鸦在琴房里“噗噜噜”地乱飞。因为窗子关得紧紧的，它通过窗子无法飞出去，我只好把琴房的门开大一些，让它飞走了。

乌鸦被请走之后，我扫视了一下琴房内部，发现钢琴盖子也没有合上，而且，钢琴的键盘上稀稀拉拉地拉上了一大片乌鸦的屎。我每次用完琴都合上盖子的，而且我早上每次来，印象中也极少看见钢琴盖子没有被合上。

我本能地取出手纸准备清理钢琴，但我立刻又停住了，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事情很有些不对劲啊！那只乌鸦显然是被什么人放进来的，它不可能是自己飞进来，因为门窗都是紧闭着的。这是不是有人对琴房的主人曹老师或者别的使用者有什么看法？想到了这些，我于是决定对乌鸦的“作案现场”原封不动，并且还对琴房内部情况进行了拍照。之后，我就离开了，然后电话告诉曹老师，问他还有谁可以打开琴房的门，并且要他自己来查问，看看昨天最后使用琴房的人是谁。

我由此还想到了近期的另一件事情。前几天，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教授突然来电话，要我对他的一部大部头作品谈谈看法，我们聊得很开心。常留柱教授说到上海目前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世博会的热闹盛况，而我则告诉他：“世博会虽然美好，但对于我来说，上海最美好的地方，上海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那还是您老人家位于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大楼1122房间的那间琴房！”

虽然我离开上海很久了，但是，每当我走进曹老师的琴房的时候，我就仿佛走进了常留柱老师的琴房。现在，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真的有些令我难过。该不会是我与常老师手机里的通话刺激了某种类型的窃听者，并且激发了他的那种乌鸦般地艺术想象力吧？

也许许多人可以不相信，但是，我却相信，某些接近过合肥老妖的人，他们一听就能够揣测出来，此种事情不大可能是偶然的，他们应该能够猜出这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干得出来。

我本想找校领导去看的，但想到我只是临时借用曹红星的琴房，所以觉得还是请曹老师本人出面更好，于是，我就又发短信给曹老师，催促他：“一进你琴房就见一只乌鸦在房内乱飞，窗户紧闭，钢琴盖子也没有合上。键盘上拉了好些乌鸦屎！昨天是谁最后用琴？我怀疑有人恶作剧！本准备帮你打扫乌鸦粪，但又觉得此事不对头，或许什么人对你有意见故意以此恶搞你，因为我认为，那乌鸦一定不是自己飞进的，所以我保存了现场，你自己去查看吧。”

但曹老师后来却说，那乌鸦是学生在弹琴的时候自己飞进去的。我只能表示对此表示奇怪了，如果真的是那只大乌鸦在学生练琴的时候自己飞进去的，那么，那位学生弹琴应该也太投入了吧？一间琴房能有多大呢？顶多五六个平方米吧！一只那么大的乌鸦飞到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与自己共在，他居然都没用觉察到。而且，在弹完琴之后，他还很认真的把门窗全部关得严严实实的，搞得乌鸦想逃也逃不出去。还有，那只乌鸦似乎也胆子太大了吧？抑或它是被学生的钢琴声音所打动，偷偷地溜进琴房聆听某位学生的琴声的？

随后，曹老师告诉我，他说他跟系部汇报了，还受到了批评，领导责令他把他给我的琴房鈅匙收回去。就这样，我临时凑合着借用来的琴房也丢了。

虽然不能使用曹红星的钢琴了，但我仍然很感激他，在他那里，我曾经激发出艺术的激情和希望，仅此一点，就是弥足珍贵的。

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我也向合肥学院有关部门的领导请求过，请求他们给我安排一个共用的琴房，并且向他们保证自己只在琴房空闲的时候去使用，不会影响别人，但都没用成功。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人事处的葛欣荣老师忽然来电话，说她在某个偶然的机会看见了我的论文，因此想要与我合作搞课题。我以前并不认识葛老师，所以，觉得她的来电有点蹊跷，我当时隐约地觉得，或许是他们学校有招聘人的意图。不过，我与该校的戏剧系领导联系了几下之后，觉得又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此，后来和葛欣荣的联系又中断了。由于我没用钢琴可以练声了，我就趁着与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的领导又有所联系的劲儿，请求他们给我安排一个共用琴房。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的领导答应了，让我去位于宣城路校园最里面的一排看似很古老的琴房练琴，但我没去多少次就不再去了。这主要是因为，一是路途比较远，从自己的家里到琴房，我骑电动自行车要骑大半个小时；其二，琴房里面的钢琴基本上都是坏琴，很多音或者不准或者干脆发不出声音了。记得我当时就很惊讶，惊讶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怎么会让学生使用如此破旧的钢琴。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清楚，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与音乐系早已经搬迁到位于大学城附近的新的校区去了。

我记得，那段时间，为了弥补没有钢琴的缺陷，我花了两千多块钱买了一架雅马哈电子琴。不过，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奇怪，似乎我只有在工作单位的那种正常的工作状态才会日复一日地去练琴练声。虽然有人觉得独自在家里练习也可以，我自己有时候也这么认为，但事实就是如此，一到家里，我搞创作搞科研能够马上搞起来，但练声练琴却就是坚持不了多久。这也就是说，事实的情况就是，我还必须是在单位里，在正常的工作间隙可以练琴练声。所以，我又买了一把吉他，因为吉他可以比较方便地随身带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记得有一天，在一次聊天的过程中，合肥学院中文系的章衡老师提到了电视达人秀节目。我当时并没有怎么在意，可能是因为当时，我整个的人还都浸泡在戏剧理论的研究中。应该也就是理论研究告一段落的时候吧，我又回想起了章衡老师的话，于是留意了一下中国达人秀电视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怎么想到要去参加，可能是多多少少有点担心别人会笑话，一个博士参加那样低级的活动，这种情况至少不多见。然而，后来，一想到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在声乐学习上种种的遭遇，我反而增强了斗志。我并且下了决心，决心只要能登台，任何场合、任何机会我都不应该放过，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承办中国达人秀节目的合肥电视台，向他们报了名。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中国达人秀活动，是在芜湖的方特游乐园，我唱的歌应该是《大海啊，故乡》。当时可能是话筒不太好，声音偏低，所以效果并不很理想。第二次达人秀活动，是在合肥怀宁路与黄山路交口处的一个露天小剧场，我唱的歌曲是《在水一方》。这一次上台，觉得内心有冲动，但双手不敢做动作，所以，唱完之后，总觉得不够酣畅，有遗憾。不过，我声音的感情还是比较充分的，记得唱完之后，有一评委还问了我半天的话，说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还问我学过音乐没有，是不是天天练声。但是，好像正当他准备声明让我晋级的时候，旁边的一个姓伊的评委立马凑近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于是，我就变成了“待定”，于是，也就没有下文了。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合肥电视台的人又来电话，还要我参加他们的达人秀活动，我还是选择了演唱《在水一方》。这一次，我记得又是在芜湖的方特游乐场举行的。演唱之前，我在内心里大致设想了一下我应该做的动作，例如唱“逆流而上”的时候，我可以做手势向上的示意性动作；唱“逆流而下”的时候，我可以做手势向下的示意性动作。但是，在上场前的几分钟，为了保证不出问题，我还是告诫自己，在场上演唱时只能考虑歌词的意思，而不用考虑动作，担心对于动作的考虑会干扰自己的演唱，担心动作的设计会破坏自己对歌词意境的理解，担心做动作会牵扯自己的注意力。然而，奇妙的是，尽管我曾经告诫自己不用刻意去做动作，上场之后，我却不知不觉地把上场前设想的动作用上了。我觉得这一次的演出比较好，还比较有创意，通过歌声和舞台手势动作，我把要表达的歌词意思表达得比较直观。然而，应该还是上次的那个姓伊的评委，听说还是合肥电视台的什么导演，他跟我说了半天，好像是说，我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参加这么低级的比赛，其说话的样子甚至于都有些声色俱厉了，于是，我又没有通过，也就是又没有晋级。好像这一次连“待定”都没有得到。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姓伊的评委，还问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向他解释说，我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教学。我当时还在合肥学院工作，我教的课当时主要是《大学语文》，我在《大学语文》课程每个学期的第一节课，差不多都是《诗经》中的那首著名的诗歌《蒹葭》。而且，我在上课的时候，总是不满足于字面上的理解，总是希望通过声音和形体，把课文，尤其是诗歌的意思表达出来。这也就是说，在课堂上，我尽量让学生又说又唱又朗诵又演出，从阅读，到朗诵，到表演，层层推进，强化学生对课文意思的直观理解和切身体会。由于《在水一方》这首歌，就是本源于《蒹葭》，其歌词可以认为是《蒹葭》的现代汉语翻译，所以，我选择这首歌，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唱，同时又为它编排表演动作，这既是一种声乐研究，又是为了适应课堂教学的需要。

经过这几次的登台演出活动，我已经明确的感觉到，邪魔的黑手，应该又伸向了中国达人秀了。因为我发现，不论我唱好唱坏，通通都是要被否决的。然而，让我多少感到有点不太好理解的是，他们虽然不断的否决我，但又不断还让我去参加他们的有关活动，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因为我参加这种活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锻炼自己舞台上的感觉，长期不上舞台，就会丢掉这种感觉，甚至会一唱歌就紧张。

不久，合肥电视台的通知我，要我在2013年5月1日上午去滨湖区世纪金源广场，参加了他们举办的“世纪金源超级偶像”活动。我欣然同意了，我唱的还是那首《在水一方》，还是用了我自己设计的那一套动作。这一次，我的感觉就更不一样了，不仅我的动作设计更趋向于完整，更奇妙的是，我觉得我的动作不仅不会妨碍、干扰歌词意境的表达，恰恰相反，我的动作设计反而成了我的情感表达的引导者，仿佛有个指挥员在指挥我的情感表达，仿佛脑子里有了一个路线图之类的东西。可惜的是，我第一段歌词还没有唱完，就发现有评委举牌了。我记得，三个评委中只有一个叫“零点五”的超胖评委对我举起来了反对的牌子。我还记得，有一位叫姚静云的评委似乎还特别地讲述了她赞成我升级的理由，说我非常投入，她甚至于还当场询问“零点五”，询问他反对我的理由你。那一位号称“零点五”评委居然说他之所以反对我晋级，是怕我下次不来了，他对我说：“如果你一直参加，我终归会举赞成牌的。” 

2013年的6月9号下午，合肥电视台的人又让我去参加一个叫做什么“梦想秀”的活动，这是在天鹅湖南边的百盛大厅里面的广场举行的，距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活动现场的那个主持人还说，他就是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毕业的学生。这个时候，我已经从合肥学院调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了。这一次，三个“评委”全向我举起了反对牌，不过，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这次唱歌，我确实出了状况。具体而言，那就是快要轮到我上场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觉得不好不接一下，结果我的演唱受到了比较大的干扰。

之后，一直到现在，合肥电视台的人没有再来找我。

虽然多次登台，我一次晋级都没有获得，甚至还被有关人士嘲笑挖苦我的了一番，说我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依然要感谢中国达人秀的主办方，依然要感谢这一活动的承办方合肥电视台。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里也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的问题，至少，我获得了几次登台表演的机会，这舞台实践所获得的收获，我的心中自有一杆秤。2013年的上半年，这是我调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的第一个学期，我把我编排表演动作登台演唱《在水一方》的心得，写成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从歌曲<在水一方>的演唱动作设计谈起》，该论文正在筹划发表。也就是在这个学期，安徽艺术职业学院还举办了教师职业技能展示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把我的这篇论文作了课堂教学展示，个人觉得，其教学效果很好，因为它来源于鲜活的舞台艺术实践。

 

2012年的国庆前夕，我从一位老师那里听说，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正在升本。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创建于2003年6月，是在原安徽艺术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目前，它正准备从专科水平的职业学院升格为本科水平的普通艺术院校。它并且要与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学院，新学院的校名拟定为安徽艺术学院。听说省委、省政府的决心很大，省长亲自担任安徽艺术学院筹备组的组长，还有两位副省长分别担任副组长，目前正在积极地筹划中，还已经下达了通知，要从全省范围内选调一大批硕士以上学历的艺术专业人员进入未来的安徽艺术学院。

对于这条消息，我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麻木地看待的，我觉得自己很难进入艺术院校，我的经历已经告诉我，我去艺术院校肯定有极大的阻力。不过，七天的国庆长假期间，我越想越觉得，我不应该一声不响地就放弃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去努力一番。我记得，也就是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我还打电话给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的葛欣荣老师，从她那里证实了他们学校正在升本创办安徽艺术学院的消息。几乎没说几句话，葛欣荣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想进他们学校，那就赶紧去报名。还由于目前分别隶属于文化厅和广电局的两所学院合并后将划归安徽省教育厅领导，所以，报名应该到省教育厅人事处。

2012年的国庆长假刚刚过去，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我就赶到了安徽省教育厅人事处。人事处的一位领导说，报名日期好像刚刚过去了几天，但她又说好像问题不大，只是对于我的学历有点怀疑，似乎不怎么相信安徽还有一个戏剧学博士似的。我于是立即赶回家，取出我的各种材料的原件以及复印件，然后再去到安徽省教育厅人事处交验了一下，算是正式地报了名。由于当时的安徽艺术学院还没有正式成立，所以还不存在调入的问题，我只能先在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和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这两者之间任选一个，我没有想太多，就选择了调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大概是因为对这所学校比较熟悉一点的缘故。为了梦想中的安徽艺术学院，据说省教育厅这一次就选调了五十多个人，其中有大约一半的人选择首先进入安徽职业艺术职业学院，另一半的人则暂时先去了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这一次的选调，是为了配合省里面的文化强省大战略，按照省教育厅人事处的说法，算是特事特办，所以，调动办得很快。我记得没过多久就确定了下来，当年的11月5号，我们就体检，第二天，我的人事档案就从合肥学院转到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去了。实际上，我们的这次调动之所以如此快，更主要的还是省教育厅催促的结果，这应当是因为，2013年11月5号之后，上级的有关机构很快就会来确定这一次升本的命运，实际上，我们都在热切地期盼着，期盼着来年的三月份安徽艺术学院正式地挂牌呢！

不过，当时就让我感到有点好奇的是，我的档案已经调过去了，但是，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方面却并不急着要我去工作。那段时间，听说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升本搞得很急，教育部和省里边的人经常下来视察，进行各种各样的评估，应该是非常忙碌的，是需要人手的。只是由于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没有立即安排我工作，我就按照合肥学院的要求，把中文系剩下的教学工作，一直做到那个学期的学期结束。

寒假期间，我还主动地参与了在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举行的省外院校专业招生考试的监考工作。不过，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这些省里选调来的几十个人，心情开始复杂了起来。原先，几乎没有哪个人会怀疑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与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的此次合并升本会不成功，然而，也就是在这个寒假期间，我们得到消息说，在三年一度的升本评估会议上，我们安徽的这次升本办本科艺术学院的请求根本就没有被允许拿到会议上进行讨论，事实上，这也就是失败了 。据说理由也很简单，有关方面好像是突然发现过去的某个时候曾经制定过一条规则，那就是：职业学院不满十岁不能升本。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从2003年6月创建到2013年年初，，还差几个月才满十周岁，所以，尽管雄心勃勃，那也只能再等三年再说了。

更让人难以思议的事，我们这批选调来的人，很久很久领不到应该发的工资，尤其是我们选调到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来的二十多个人。听说，选调到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二三十个人，他们的工资问题解决得比我们要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很难理解，很难搞得清楚其真正的原因，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基本肯定的，我们的这一次工作调动本身，也应该是出了问题，否则怎么会不发工资呢？因为工资关系总是应当和人事关系挂钩的，会不会是某些机构，因为升本没有成功，因为安徽艺术学院没有按照预期正式成立，于是就卡住了我们的工资关系？具体原因，至今我们也不是非常清楚，反正我们当时都很着急，都很担心。

从合肥学院办理转移手续，我也感觉不是很顺利，但是，这些都还没有引起我比较大的疑虑，也许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太相信，相信安徽艺术学院一定会马上就能成立，相信安徽艺术学院肯定非常需要人才。但是，进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长期领不到工资等等，这些都让我觉得，对于我的这次进入艺术类院校，有人不仅不快活，而且在努力地行动了。

根据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在升本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有人就提出过怀疑，怀疑情况不怎么正常。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我甚至都联想到了合肥学院的类似情况。在我刚刚进入合肥学院工作的时候，我就听说合肥学院教育系已经招收了一两届的音乐大专班了，主要是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然而，在我进入合肥学院之后，那个音乐大专班似乎是莫名其妙地就被取消了，真的仿佛是人间蒸发了一般。音乐大专班被取消之隐隐约约的理由，好像是说就业情况不好，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理由不太充分，现在艺术考试如此地火爆，学艺术的人多，需要的艺术老师也多，就业情况怎么会不好呢？何况，合肥学院教育系拥有十来个音乐老师，拥有近百架的钢琴，还拥有一栋专门的艺术楼，这不仅可以办一个音乐大专班，甚至都可以直接办一个音乐系了。本人以前进修过的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音乐专业，那就是一个老师创办起来的。作为安徽教育学院艺术系音乐专业的第一届学生，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们只有一位正式的老师许毓黎，钢琴也就是那么三五架，现在，安徽教育学院已经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而那个音乐专业，也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音乐系了。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真的有可能，极少数的邪恶的人，他们为了不让某一个人从事艺术专业，宁可设法砍掉一个专业，宁可毁掉一所音乐系的前途，宁肯阻挠一所艺术学院的成立吗？

了解中国古典戏剧的人应该都知道，两千多年前，晋国出了一个屠岸贾，他为了要谋害晋国忠诚赵盾家的一个新生婴儿，甚至不惜下令，要斩杀晋国新出生的所有的婴儿。难道现代版的屠岸贾又出现了？

我当时很困惑，心中也很焦急，多亏了我的一位当过人大主任的堂兄钱久邦的劝说，我才稍稍安了安心。他还告诉我说：“要相信省委、省政府和教育厅，省里是为了响应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才决定兴办本科艺术学院的，这绝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操纵得了的。何况一下子招来了那么多人，怎么会不发工资？工资总会发的，安徽艺术学院一定会成立的！”2013年的11月份，我们二十几位选调到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来的老师，在等了差不多整整一年之后，终于领到了自己的工资。

2013年的3月，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新的学期开始了，我被安排到戏剧系工作。戏剧系的领导要我先做班主任，做2011级人物形象设计班简称“象设班”的班主任。他们认为，艺术院校比较特殊，做不好班主任，也就很难把课程带好。于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担任了大学生的班主任工作。

一直到2013年的9月，也就是到了我来到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正式上班的第二个学期，我才终于担任了艺术院校的授课老师。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的有关领导给我安排了两门课程，其一是《剧目赏析》，其二是《文学名作赏析》。

我完全是为了专业上的发展，才申请调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的。尽管升本没有成功，不过，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毕竟是一所艺术院校，毕竟是一个艺术平台，在这里，尽管依然有着重重的阻力，我还是找到了一些发挥专业的机会。例如，2013年的11月份，在一次戏剧系的例会上，我主动请缨，要求参与学院第二次青春梦舞台的主创工作，于是，我终于硬争来了一次发展专业的机会。实际上，我争来的也就是一台演出中的一个节目，名字叫做《我的梦》。这台演出另外还有三个节目，即《青春梦》、《学院梦》和《中国梦》，它们分别由新调入的其他三位老师负责。《我的梦》这个节目，我本来是准备让我所带的人物形象设计班参与的，然而，我的这个班级的学生怎么劝也不肯上场，他们只愿意在幕后给演员们化妆，所以，我只好从别的班级找演员。随后，我带领2013年新入学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几个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于2013年12月11号，在学院舞蹈楼小剧场，成功地演出了音乐短剧《所谓伊人》，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广泛好评。要知道，这也是我有生第一次自编自导自演戏剧类节目。

令我感触颇深的是，音乐短剧《所谓伊人》的编演工作，把我所学过的音乐、文学和戏剧这三个专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了。通过这一次的舞台演出，我即便不是第一次地意识到，那也至少可以说，我是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了，音乐、戏剧与文学，这三者不仅并不矛盾，它们之间应当还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呢！以前，我或多或少地觉得，我之所以在戏剧和文学方面花了那么多的功夫，那多半是因为我无法在音乐方面做得更多的结果，是在声乐学习、探究难以进行下去的情况下，多少有些无奈地把时间、精力投放到其它方面的结果，而现在，我却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如果没有戏剧和文学方面的长期积累，如果没有艺术理论和文艺创作方面的不断实践，我的音乐水平也不可能持续提高，我的歌唱艺术也必将大受局限。我甚至于认为，声乐艺术的最高境界，也许就是她与戏剧、文学的结合体——歌剧。哈哈！是的，我没有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的，一切的努力，都会获得应有的报酬的！

我心里当然很清楚，一定还会有人想方设法地来阻挠我的专业发展的，不过，我也很欣慰，因为毕竟不像是在合肥学院那样的理工院校了，我现在毕竟是来到了专业对口的学校，想要阻挠我搞专业，至少他们要花费更大的力气吧！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理解的，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尽管它在级别上比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开始招研究生的合肥学院还低那么一大截，但这里至少有一定的艺术氛围，至少有相应的艺术设施啊。

可不是吗？我办公室的对面就是一间很大的排练教室，教室里面就放着一架钢琴，一到工作间隙的时候，我立即就可以进去练琴练声，仅此一点，就已经可以证明艺术学院对于我的好处了。我觉得，不难设想，在合肥学院的时候，倘若我也有这样的发展专业的条件，或者说是艺术的环境氛围，七八年下来，即便是我的声乐水平没有太多的提高，我的钢琴水平应该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吧！再退一步来讲，给自己或者别人的歌唱节目做个钢琴伴奏，那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吧！

当然，更令我感到我的艺术人生有了一线希望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呢！

 

2014年的1月22日，学校通知副教授以上的老师去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开会，于是，我去参加了这一次的会议。除了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和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的有关领导、老师，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省政府、省教育厅以及省文化厅、省广电局的领导。这是一次宣布“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成立的大会。朋友们听明白了没有？前面说过，我们要创办安徽艺术学院，现在怎么让我们来参加“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成立大会呢？何况，人家安徽大学原本就有一所艺术学院啊！原来，为了响应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号召，为了配合省委、省政府建立“文化强省”的宏伟规划，为了再一次地申请设立本科水平的独立的安徽艺术学院，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挂了安徽大学的牌子，宣布成立“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这实质上也就是，我们要首先把本科艺术学院办起来，等到条件成熟，再让独立的“安徽艺术学院”挂牌成立。

2013年年初，安徽艺术学院的设立请求刚刚被否决的时候，我们这些新选调过来的老师都很难过，但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似乎一点也不气馁。我记得还有一位省教育厅的领导说过：“开弓没有回头箭，安徽艺术学院一定要成立！”虽然我们当时听了这种说法，心情为之一振，然而，我们还是不大敢相信。我们觉得，那也许是领导一时之间所说的气头上的话，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家兴办安徽艺术学院发展安徽文化的决心，就会随之流失。但是，今天，2014年的年初，“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成立，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教育厅的坚定决心。看来，“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的，是有真实的行动来做映证的。“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成立的会议上，听着领导们的话语，我不禁又回想起了似乎已经比较遥远了的铁人王进喜的那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成立大会结束以后，在返回的班车上，我心情振奋的，仿佛自己中了彩票似的。怎么说呢？或许，古代书生得了进士中了状元，其兴奋程度也不过如此吧。恍惚之间，班车的轮子都变成了“得得”作响的马蹄，寒冷的冬天也变成了和煦的春季。此时此刻，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尤其是那些选调来的新老师们，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轻”了。

班车回到学校，站在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的门口，我再一次地问自己，这些都是真的吗？安徽艺术学院真的能够成立吗？我真的能够在在安徽艺术学院唱好我的歌，我真的能够在这里找到我专业发展的方向吗？是的，我应该相信，相信在如此有决心的省领导的领导下，艰难险阻再多，我们也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不仅我自己的专业会大有发展，安徽的文化艺术事业，一定更会大有希望。

2014年的1月22日的那天晚上，我还久久地难以入眠，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成立大会上的情景。在这个会议上，我看到了追求，看到了抗争。我看到了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为了梦想而追求，而奋斗，而抗争，我还看到了一个集体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追求，而奋斗，而抗争。哦，这追求，这奋斗，这抗争，它们不就有音乐吗？朋友们，你们在这里听见了美妙的音乐了吗？ 

是的，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梦想，人们都有自己的梦想，甚至于一个单位有一个单位的梦想，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梦想，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梦想，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梦想。这些美丽的梦想，不就是最动人的音乐吗！

哦，我的音乐开始有了全新的理解，我对歌唱艺术也开始有了全新的体会。“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成立大会上领导们的发言，又开始不停地回荡在我的耳畔，而且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说，仿佛那已经不再是言语了，那其实就是美妙的歌声，那就是动人的歌唱啊！

是啊！歌唱，似乎还不仅仅只是站在钢琴旁用做自己的喉咙所发出的那些有节律的声响。有些人，例如那些纺纱工，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手歌唱；有些人，例如那些芭蕾舞者，他们是在用他们的脚歌唱；有些人，例如那些作家，他是在用自己的笔歌唱；有些人，例如那些播音主持人，他们用自己的话语歌唱；还有些人，他们用自己坚定的行动歌唱……

次日，再一次的坐在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的钢琴旁，练完一段时间的声乐之后，我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我不仅觉得，在这里，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我有可能把声乐这门艺术琢磨透，同时，我还觉得，我的歌唱绝不仅仅只是这一些。我还想到，我的那些已经发表了的一篇篇的文艺论文，我的那些已经出版了戏剧学专著，以及我正在写作中的剧本和小说，这不都是我的音乐吗？这不都是我的歌唱吗？甚至于我的这部自传，它不也正是我心中的歌声的流淌吗？

但愿我的这些文字，

都能变成美妙的音符；

但愿我的这些书页，

都能化为迷人的曲谱。

但愿我的这些故事，

就是那动人的歌讴，

愿它们像山泉一般地流淌，

流向您心灵的深处。

 

在这部充满着为了理想而进行的抗争同时也充满着血和泪的自传的最后，再一次地，我要向我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所幸会的我的师长、朋友们发出我诚挚的恳请，恳请您们恩准我如实地叙述我的人生，甚至于如实地道出您们的大名。

其实，本人觉得，在这部传记里，本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涉及到有关人士的个人隐私问题，我主要是从本人自己的学习、生活经历角度谈起的。我真诚地希望，希望本书所涉及到的我的各个时期所结识的老师们、朋友们，希望您们能够支持我讲真话，甚至于支持我使用你们真实姓名。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构建和谐的社会。

假如我长期遭受迫害的疑虑完全是自己的一种不正确的错觉，那么，在这种讲真话的过程之中，我一定能够更快地发现自己的这种错误，尽快地去负荆请罪，从而使得本该和谐的社会以及本人个人的生活更加和谐安详。我想，我的恩师们、领导们也是应当支持我的这种想法的。

我之所以希望我的师长们、同学们、朋友们支持我如实地叙述，并且采用真实的姓名，还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知荣明辱”的传统。这种道理极其简单，如果我对自己长期遭受迫害的怀疑是正确的话，那么，难道您们就不希望我把邪恶势力的丑恶面目暴露给世人，好让人们知道什么是丑恶，什么是美好吗？

确实，我的许多值得尊敬的老师们、朋友们，现在您们大都早已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了，也有些即将退休，但恰恰与某些认为退休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害人的人的想法相反，我真诚地企盼着您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候，不要再去帮助魔鬼制造邪恶，而是应当尽可能地多做一些能够让您们的良心更加得以宽慰的事情。我想，假如你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允许我使用你们的实名，把我们的故事真诚地呈现给世人的话，那么，我想，您这就已经是在做着良善的事情了，我将衷心地感谢您们！

我之所以希望真实并且使用真姓实名，这还在于我的这部自传虽然发表在博客上，但是，我不希望它一蹴而就，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让它一蹴而就，我希望一边发表一边与网友们，尤其是与我曾经的师长和学友们共同地修改、完善它。正如我刚刚说过的那样，由于记忆的模糊，我的记述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偏差，那么，想必会有知情者能够及时地站出来告诉我，纠正我。如果我确认了我的记忆确实有错误，我立刻就会作出纠正；而倘若我觉得不是这样，我当然还会坚持我原来的记忆和观点；而当我觉得事情的真相难以确定，那么，我将会对所涉及到的部分作一个注解，把您的记忆或者观点作为备注发表出来，请世人定夺、推断和评判。

其实，我经历到的事情比我写出来的要多得多，有好多内容我已经写出来了，但是，衡量再三之后，我还是把它们从这部自传里删除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实在是非常担心不经意之中伤害了无辜，尤其担心不经意之中冤枉了好人们。所以，我能够删除的就尽可能地删除，特别是对于那些猜测、怀疑成分比较多的内容。但是，话说回来，有许多东西我不能不写，因为如果不写，就不会有这部自传的问世。而且，尽管我知道这部自传之中有个人猜测的成分，但是，我无法回避这么一点，因为作为一个小人物，我实在无法去一一核实，我只能尽可能地说出我之所以那么猜测的原因，并且请热心的读者们帮助我推敲和斟酌。

真诚地感谢一切关心帮助过我的人！

 

2010年2月2日星期二下午完成第三版

2010年5月15日星期六上午完成第四版

2014年2月16日星期日完成第八版

于合肥国际花都丹若苑家中

2016年9月17日星期六完成第九版于合肥市包河区海顿公馆家中

2010.10.3<周日>庚寅八月廿六日17：00张一波口述  张厚泳打字

张一波教授给钱久元先生的第31次电子信

发件人：张一波syzhangyb@yahoo.cn

收件人：钱久元qjy32141254@163.com

时  间：2010.10.3<周日> 庚寅八月廿六日17：00

标  题:北京三味书屋书店门前偶遇钱久元教授，成为20年的往年交 

钱久元教授：

你好!

北京三味书屋书店门前偶遇钱久元教授成为20年的往年交 

1.大力支持你写自传。这是一部自传体传纪文学著作、属纪实文学。

2.大力支持你写真人真事。

3.大力支持你用真名实姓。

4.我仅用2个小时粗阅，对所著《笼中的鸟儿要歌唱》一书印象很好、值得赞杨。我准备细读一遍提出修改意见。

5.第28章“沙淮”小屋小又小，可改为“沙淮红楼”屋真小。

6.此楼楼名叫红楼，是1919年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红楼”是3层楼的建筑物。1949年共产党进北京，“红楼”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家属宿舍。两间小屋都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处理论家孙炎、崔英一家的居室。4平方的小屋崔英做了仓库。你说的大屋10平方，小屋4平方，是“红楼”第3层最南头，这间屋阳面、西面都有窗户很明亮。崔英曾经把这10平方小屋借给原中央文化部部长、大作家王蒙暂住、写书。4米 小屋对着3楼楼梯口，没有窗户，只能放一张床，住一个人，没有放桌子的地方。但是有电灯，你可看书。我向崔英介绍了你求学心切，从安徽只身进京求名教授吴天球面对面的教声乐，崔英很同情你，愿意免费将小屋借给你住，成全你求知欲望，帮助你成才。崔英人人都说她是个大好人、她同情弱者、助人为乐。10平方大屋她已经答应借给别人用，所以崔英只能借给你4平方米的小屋。你走后，崔英又把4平方的小屋也借给别人了。因此，你想再借时已经没有办法再把4平方的小屋借给你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再回北京，崔英她已经又给你联络了地方，仍然还是让你免费去住！

特此

918战争研究会     名誉会长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教     授

80年代《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简史》辽宁编写组副组长

张一波（83岁）

2010.10.3<周日>庚寅八月廿六日17：00

地    址：略

电    话：略

电子信箱：syzhangyb@yahoo.cn

邮    编：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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