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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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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思自己的多年经历,我似乎能够看到,妖魔,那一直深藏不露但却无时不在的阴影,它似乎还不仅仅是要阻碍我的事业、婚姻,也许,它还有着更阴毒的目的。
(修订中)
2. 证券交易所里的保安前面提到,在从上海水产大学出来之后,在失业流浪之中,我曾经百无聊赖地在经常出入于位于延安路和凯旋路上的海通证券交易所。对于那一段生活,我觉得还有一些话想说。因为,令我奇怪的是,当时,我觉得那家证券交易所里的保安似乎是特别地在注意我!
记得有一次,我就在两个保安的身边,我听见其中的一个跟另一个在嘀嘀咕咕什么,好像是说,他们不管某某人是不是受冤枉的,既然有人说他是坏人,那就干脆现在就逮住他再说,之后让他自己去辩解去。他们似乎是在“指桑骂槐”地说我吗?他们当时当然没有明说那个被人家说成是“坏人”的人就是我,但是,我当时确实觉得那些保安仿佛在留意着我,仿佛他们说的“坏人”就是我。难道我的相貌很像恶人?也不是啊,我好几次乘坐火车,坐在我身边的人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一位老师吧?”我是一个很重视学问的人,难道有什么行为举止让人们觉得不像是好人,而是像小偷、强盗之类?!
后来,我去了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一所小学即上海虹桥机场学校试用,其时在凯旋路附近租住的房子即将拆迁,我也就搬到了那所学校居住了一段时间。搬迁之后,因为距离远了,我当然也就不可能经常光顾那家海通证券交易所了。我记得,就在我搬家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有一次路过那家“海通证券”,顺便地也就走了进去,令我奇怪的是,我发现情况似乎大大地变化了,那些已经很熟悉了的保安们的面孔几乎一张也看不见了。在我搬家搬到虹桥机场中学之后,那家证券交易所几乎全部换上了新的面孔,这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秘密吗?!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001年的上半年还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我正在街头摆地摊子谋生。摆地摊的小商贩们的生活确实很艰难,值得同情,不过,这里面也是鱼龙混杂。我记得,在我租住的那个小街的一条巷子里就有好几个身强体壮的山东大汉在做蔬菜生意。听说做小生意的人中还有一群江苏人,我没有注意到,可能他们不像这些山东大汉那么张扬,所以没有太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担心这群山东大汉找我的麻烦,因为,尽管我想隐瞒,但我的身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传出去了。我是一个有学历的地摊小贩!于是,他们一见面就叫我“大学生”,我想,也许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硕士学位吧,那就尽可能地瞒着他们吧,所以,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没有告诉他们我其实比大学生还要大那么一截,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尽可能地保持低调的好处。
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言语之中还是经常地流露出挑衅的意思。我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两位很想跟我摩擦一下。有一天,那帮山东大汉中的一个甚至于醉醺醺地硬闯进了我的房间问这问那。我很清楚,我的长处正是他们的短处,而我的短处也正是他们的长处,何况,我是孤身一人,所以,我选择尽量地不和他们打交道,有时候还夸赞他们几句,这就像我当年在安徽省教育学院读书的时候处理类似的问题那样。但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是,躲过了李逵,却没有躲过李鬼,我竟然与江苏帮子的人摩擦了起来。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早上在街巷的路口摆好了东西,当时好像是摆放了一些袋装酱油、醋等物品。我把自行车停放在自己的身边。这里,还有一两家有着简易铺面的小卖店,而其中的一家是一对夫妇开的售卖粮油酱醋等物品的商店。前几天,那家店铺的女店主就已经告诉过我,要我不要卖她也在卖的酱油之类的东西。现在,她走了出来,说我的自行车停放得位置不对,要我立刻搬走,我觉得没有妨碍她什么,好像告诉她等一会。这个时候,他的丈夫出来了,就是一句话,非常生硬地“搬不搬?”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当时的气氛我还有印象,我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是,也不可能让如此无理取闹的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记得还没有跟他理论几句话,他一拳就打过来了,我当时有没有还手,不记得了。也许另一种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事件的全过程了,当时,整个街道的人几乎都出来了,大家义愤填膺,一起谴责那对蛮横的夫妇。
我很快就报了警,来处理事件的警察好像是属于白玉兰路警署的,然而,警察们好像很和蔼,与我以前在上海水产大学的时候所遇到的警察几乎是完全不一样。来警带我到警察署做了常规的记录之后,罚了那对夫妇200元钱给我,而我则立刻把这钱捐献给了我所暂住的街道。我不可能要这样的钱,再说,因为我听说做生意是要上税的,而我还没有上过税,此次也算是上了税了吧?!
我记得当时听警察的语气,好像他们对那对夫妇早就知道了什么似的。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刑满释放的人员。警察好像还说,好像说只有出了诸如人命案子之类的事情,他们才会真正地行动起来。
之后,我还听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和那对夫妇一帮子的人已经来了好多,这就是所谓的江苏帮子,他认识他们的。他说,他当时就警告过他们:“若是真的把人打伤了,你们瞧瞧看!”结果,他那帮家伙最终没有采取行动。看来,无赖们往往是很心虚的啊,对付我这么一个赤手空拳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居然还要请出一帮子人来,真看得起我啊!
不过,这些事情还都不要紧,让我最为困惑的是,那位负责处理此次事件的警察,好像是冷不丁地还冒出了一句话,话语之中好像有着这样的意思:你有什么问题还在被什么什么人审查或者监外观察!这又不能不让我联想多多了……
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没有什么背景?!搞不清,我也许永远都不会搞清楚了。但是,我无论如何要感谢上海好心的市民们。我也常常听人家说上海人比较小气,只关心自己如何挣钱,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说,我真诚地感谢上海普通老百姓,感谢他们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给与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他们的爱憎分明和主持正义。否则的话,已经遭遇了恶人,如果还要被一群冷漠的市民冷眼围观的话,那我可能真的要活不下去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期间,而且,是在遭遇退学风波的那段时间。
当时,在我正在为长期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而苦恼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渴望有人能够伸出热乎乎的援助之手啊!在我正在为恢复学业而四处奔波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渴望获得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啊!在我正处在迷茫的绝境之中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渴望名人、明星辈出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名人、明星们能够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啊!然后,我似乎只有失望,一次胜过一次地失望。
有一天,我偶然在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里遇到了该院资深的老师叶长海教授,我和他聊到了我当前的处境,他既批评了我不该惹导师生气,也对我表示出了一定的同情。然而,令我十分诧异的是,言谈之中,他突然冷不丁地丢出来这么一句话:“学学马思聪……”我当时真的一愣,出于慎重,我随即还特地跟他核实了一下:“是那个‘文革’中逃往国外才拣得一条性命的音乐家吗?”很显然,好像中国没有第二个马思聪可以供我学习的了。
看来,不是人们不愿意帮助我,而是邪恶势力太强大了。毫无疑问,叶长海教授一定很深刻地了解我的危险处境,而且,或许是由于他所处的特殊的位置,或者是由于他从某种渠道获得了有关我的某种秘密的消息,这使得他在某些方面很可能比我本人还要了解我。他一定了解到,我当时所面临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能不能继续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到我这个人能不能在中国待下去的问题,甚至于是一个能不能保住性命的问题!今天,虽然我没有成为第二个马思聪,虽然我仍然待在中国,虽然我由于侥幸生活在一个比马思聪的时代要好得多的时代,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处境很危险,邪恶的势力随时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向我扑来。
我想我也许不应当像马思聪那样做,这主要是因为,假如我真的像马思聪那样做的话,那帮坏人又会采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呢?我真得能够顺利地逃出去吗?也许那帮恶魔势力就等待在我逃跑的路上使绊子呢!?
不过,也许叶长海教授建议得对,如果他了解到的情况确实如此地严重的话,我早该想法子逃走了,而且越早越好。
但愿我的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今天的时代毕竟不是‘文革’的时代了!
我的这种想法对吗?不会是很幼稚吧?!
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在这里提一下。那应当是在我临近毕业的时候了。
在我的毕业论文刚刚完成之后,有一次,陈多老师叫我去他家,和他一起去他家附近的酒店吃饭。我的博士学位导师陈多教授不仅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他还心直口快,生性豪爽。他早年学习的是表演专业,大约在五十多岁之后转入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的研究,在戏曲理论界很有影响。
陈多教授和宋光祖教授共同指导我的毕业论文的时候,他已经接近或者说是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是,其时他依然精神矍铄,朝气蓬勃如同小青年。我记得他约我一起去吃饭的那一天,他背着一只乳白色的挎包,十分精致小巧。
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声音洪亮地问我:“你去过北京吧?”我说是的,去过。他紧接着告诉我:“你可能是得罪了某某王爷了!你看看,有人稍微扇了你一下子,你就成了这个样子了……”陈多教授在说这话的时候还特别地在语气上突出了“稍微”两字,并类乎本能地轻轻地用手示意了一下“扇”这个动作,此举还真的扇起了桌子上的尘埃。在当时的境况下,他所说的“扇”,以及同时所附带的表演动作,这一切当然会立刻让我联想到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刚刚过去不久的失学经历。是的,仅仅只是稍微“扇”了我那么一下子,我就不得不四处奔波求情加上访,陷入了长达一年又半载的失学状态。是啊,难怪叶长海教授示意我学习马思聪呢!小民知道自己命薄如同尘埃,可是,地球上哪里才是没有风暴的地方呢?!
想起来也真好笑,我当时不仅立刻想象出如来佛祖轻轻一吹气就把孙悟空吹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情景,而且居然还很委屈地跟陈多教授论起理来。我告诉他,我那样的情况就算是得罪了人了吗?虽然我在北京确实可能是遇到了很大的人物,或者就如同陈多教授所说的那样,是遇到了“王爷”,可是,我确实是很尊敬所有的人的啊!难道在并不是很清楚地知道某人的背景、地位的情况下偶尔说了一两句不是很中听的话就算是得罪人了?!我甚至于还跟他表白,我长到那么大,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至少从来没有故意地去伤害过别人,也从来不认为别人的痛苦会成为自己的快乐。偶然在某些场合,我也许有些言语会令人不甚愉快,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是个乡下长大的人,并不是非常懂得社交礼节,也不是很会察言观色地说话,不过,尽管如此,我的那些令人不快的话语也并不时我的存心所为,那也只是无意之中说的。难道那些无意之中说出的话语竟会如此地得罪人?其实,我自己也常常在某些话说出来之后感觉很尴尬,甚至于后悔,有时候,当我回到家中,猛然想起刚刚在外面与人说的话欠妥,我自己都恨自己恨得要命。而且,当我发现了自己的言语不适之后,我也并不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的错。我甚至于还曾经多次地向有关人士表示过:“我是个乡巴佬,并不像那些城里长大的孩子那样机灵,会讨人喜欢,所以,如果有什么地方言语不妥,那请一定多多原谅!”对于一个乡下人,对于一个笨嘴笨舌的人,还能要求我怎么样表示才行呢?
陈多教授两句话就把我吹涨起来的气球弄瘪了,他说我:“你算个球?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发此种牢骚!”他一再要求我要追求“和谐”。其实,我也一直想“和谐”,但是,却总是和谐不下来啊!
不过我确实觉得在北方没有太得罪了谁,如果说犯了一些“错误”,我实在也无法完全相信它能够导致“王爷”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愤。所以,陈多老师的话语又一次地使得我陷入了深深地困惑,那黑暗中的力量到底来自来何方呢?!
我现在常常觉得,虽然通过某种渠道,陈多教授可能已经了解到了某些情况,然而,他却并不见得一定是已经了解了实情的全部。所以,陈多教授对事件的推测和判断或许不见得完全地准确,这主要是因为,那种“扇”的动作不是仅仅出在我去过北京之后,而是此前就已经有人在“扇”了。而且,有些人可能确实是“稍微”地“扇”了我一下,我于是就晕头转向了,但我似乎还有另一种感觉,感觉到很可能还有人不是“稍微”地“扇”,而是在幕后拼命地“扇”,企图一下子把我“扇”到另一个世界去,只是由于某种缘故,他没有成功而已。
是的,“扇”我的动作应当并不是从我去北京求学声乐之后才开始的。
在从安徽省教育学院毕业之后,我曾经用一只大螺丝帽“改装”成大戒指,一定程度上吓阻了人身威胁。那个大螺丝帽“戒指”我一直保留着,当然不是戴在手上,而是藏在我的箱子里,为的是纪念这么一段很想忘怀但却又难以忘怀的日子。
后来,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又感受到类似的威胁,我又一次把它戴在了手指头上,但考虑到威胁对手并不多,所以就只戴了几天又收起来了。
到合肥学院工作以后,北京有一个名叫“文海图书中心”的单位出版我的剧本选《钱久元剧本选》,因为它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给我合法的书号,我知道这极其可能又是坏人故意阻挠我出书,当我向对方索要我给他们的一万零二百园出版费的时候,合肥学院竟然有人劝说我说算了,假装不知道书是假的,并且说对方可能很有势力,可能会使用武力:你家里有狠人吗!我估计这很可能是对方通过我的领导来威胁我,所以我就又把那枚大戒指戴了几天。
其实,即便是没有人来提醒我,漫长的人生之途中的种种离奇遭遇,也足以惊醒我,惊醒我意识到,意识到那邪恶的魔鬼不会善罢甘休的它也许时刻在等待着机会进行他的最后的一击呢!
我比较担心,担心自己学术事业还未完成就遭遇不测,所以,我早就写好了自己的遗书,目的在于让世人尽可能地了解一些真相,让是人了解一些极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许多的老前辈,他们一定不乐于受魔鬼的指使,然而,那只把肚皮撑得溜圆四爪拼命乱蹬在佛祖面前打滚撒娇兼带放泼的中华大蟾蜍,即便是它自己嘴里的牙齿可能还没有长齐,大概还咬不死人,但是,谁又能够保证他一定“借”不来佛祖的法宝呢?!谁又能够担保它一定“偷”不来佛祖的枪矛呢?!
下面就是我2006年9月13日发表在博克上的遗书。
我的遗书
一、立遗书的原因:
本人钱久元,现年40岁,也许还能够再活40年,甚至于60年,总之我希望长命百岁。但是,我觉得我必须提前写好我的遗书,因为我深知邪恶势力的强大,我知道秦桧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向我发难,而且,今后的手段一定会更加卑劣和恶毒!
二、遗书的主要内容:
1、请一切善良的人们一定相信,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我热爱生命,我热爱生活,我一生都在为着美好的人生而奋斗。我也非常注意安全工作、安全生活。我也非常与人为善,别人不来侵犯我,我是绝对不会招惹别人的。我富有同情心,我信奉人道主义,我从无害人之心。 2、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请求过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们,其中包括我的过去的和现在的老师、上级,以及某些党政高官,你们不要再帮助赵高、秦桧之流害人了!请您们掂量掂量,您们是在帮助一个舔血的夜魔啊!您们是在做“黑山老妖”的助手啊!
我相信,也许比我更加了解内情的您们完全能够掂量得出您们是在帮助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您们帮他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啊!您们帮他做的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啊!
其实我也知道,在请求您们做他的帮凶的时候,“舔血的夜魔”一定这样蛊惑过您们的:“反正都快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了,无所谓了。”我现在要问您们,魔鬼觉得无所谓,难道您们真的就觉得无所谓?难道您们真的就不要节操了吗?请三思而行啊!人活着没有一点荣誉感和耻辱感,那还算是人吗?!我深信您们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真心地想害人,我也深信您们绝大多数也并不真正地在乎赵高、秦桧之流给您们的某种好处。所以,我最后一次地请求您们,假如您们不敢,或者碍于情面不愿意站出来揭开魔鬼的画皮,那么,您们至少不应该再做“黑山老妖”的帮凶了,不应该再为“舔血夜魔”的饱餐在我的身上乱戳伤口了!假如赵高、秦桧之流再一次地请求您们帮助他害人,请您们一定转告他,让他直接来找我好了,我等着他呢!我也想奉告赵高、秦桧的徒子徒孙,你也不要去为难别人了,要想把我怎么着,那你就“身先士卒”一下子吧!
3、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热爱你们的,当然,魔鬼是希望我和你们成为敌人的。我在与赵高、秦桧做斗争,您们确实是应当支持我才对,您们应当高兴才对的!我知道政府和人民都应当是爱护自己的声誉的,你们千万不要受魔鬼的蛊惑在实际上帮了魔鬼的忙。请你们认识清楚,真正危害你们常常称之为神圣之事业的人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而正是早已经与和你们打成了一片的赵高、秦桧之流,是那种魔鬼势力!
4、我向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呼吁: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着一个全人类的敌人!我们是容忍、退让,还是抗争呢?
5、也许我很快就会进监狱,也许明天就可能“意外”地死亡,但是,不论我的结局如何,我都将衷心地感谢一切关心、帮助过我的人。我感谢全世界一切的正义人士!!!我感谢一切善良的人们!!!
6、倘若有好心人把我发表的材料保存下来,我将十分地感激。因为假若我突然遭遇不测,也许几十年以后会有人能够寻着某些线索为我洗刷冤屈,尽管那个时候已经是物是人非,也许连邪恶的势力也已经作古了,但是我想,不论正义的力量多么地羸弱和姗姗来迟,我们总是应当给受冤屈的被压迫被迫害者一个公道的说法的!
立遗书人:钱久元
日期:2006年9月13日晚7点34分书
8. 洪老师就是灿烂的阳光!2008年2月2日晚,在庐江路口满园春酒楼,我与当年合肥师范学校的几位同学李玉年、余国江、王升有、徐文良在一起聚会了一下,我们还有幸请到了我们当年的班主任洪继文老师。
期间,就像每一次吃饭聊天时的情形一样,总有同学喜欢把话头往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方向转移,大家开始谈论人生苦短的问题,比如灾病难料,比如不如早点玩乐玩乐了却此生。我这一次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我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老是抱着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了的感觉怎么活啊?那不是成了活死人了吗?如果是当官的,那十有八九就会腐败了!你想一想,如果有人觉得明天就会死掉,他就很可能想着今晚赶快抓紧时间玩乐一下,思想稍有不纯,这种完了就会是一种破坏性的玩乐。我于是向他们介绍了安利人,他们是我最新接触到的,是一家著名的国际产品直销企业的直销人员。虽然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销售员,但是,他们却有目标、有理想、有精神的支撑,我甚至建议洪继文老师等不妨了解甚至从事安利,把安利精神回带给学生。确实,我确实常常觉得,和老同学聊聊天会少活二十年,和安利人说说话会年轻十来岁。
看得出来,洪继文老师是比较欣赏我的观点的,所以,我们的话头又开始专方向了,不知不觉地就转移到了对往事的会议方面去了。其中,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洪继文老师给我们的故事,那是他的亲身经历过。
洪继文老师首先跟我们讲了一个好端端的人被监狱“关”傻了的故事。他说,以前,他认识一个人,原本很有骨气,也很有思想。例如,他就很喜欢讲述日本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蟹工船》中的故事给别人听,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一批失业工人、破产农民、贫苦学生和十四五岁的童工被骗受雇于蟹工船“博光丸”号。他们长期漂流海上,从事最原始最落后最繁重的捕蟹劳动。他们不仅要承受高强度的劳动,还时常遭受监工的殴打。有一次,当监工殴打一位母亲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吭声,唯独那位母亲年幼的儿子勇敢地冲上前拼命地跟监工厮打。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非常担心,担心那个孩子会遭受最严厉的惩罚,然而,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位监工却突然把跟他拼命厮打的孩子抱了起来,并且还高高地举起:‘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这就是我们大和民族的旗帜!’”
看来,这个人似乎是有些想学习蟹工船上的那个小孩,想成为民族的旗帜。但是,他被关进了监狱后,由于总是不肯低头认“错”,总觉得自己做得对,结果是关了几年又几年,一直到上了岁数,所以,我们这里索性就叫他“老监狱”吧。印象中,听洪继文老师的意思,这个人好像也没有犯什么大罪,但是,就是因为不肯低头,有自己的思想,也有些骨气,所以,他的人生就摆脱不了监狱的伺候。他中间似乎也出过监狱,但很快地就又被投进去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他甚至于还被转到外地蹲监狱。洪继文老师最后感伤地说,他最后一次看见那位“老监狱”的地点好像是在合肥市的安庆路附近,那个时侯,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往年的骨气了,眼睛里面也闪烁不出思想的火花了,因为,他实际上已经呆傻了,在十年浩劫中,人虽然没有被弄死,但是,漫长的监狱生活已经把他思想的光泽和人格的光辉给抹灭掉了。是啊,中国和日本不同,中国的法西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民族概念,所以,那位“老监狱”恐怕是错把中国当成日本了。
我因此也忽然想起我自己了,有些时候,我是不是也多多少少地曾经想成为那种“民族的旗帜”呢?或许有的,例如,当年在上海水产大学渴望在职进修,但校方告诉我,要进修可以,辞职之后再说。我在万不得已即将要辞职的当口,也似乎曾经闪现过这样的念头,一个如此地热爱学习的人,他为了进修不惜以失去饭碗作为代价,难道他的行为就不能够感动某些人吗?何况,我这里所说的“某些人”还都是教育工作者,甚至于被学生们称为“教育家”。可惜,我不仅没有感动他们,没有能够让他们给我一次在职报考的机会,他们甚至于还极其有可能落进下石,在我失业之后还想方设法说我坏话,使得我找不到新的工作。我也还记得,我辞职之际,国家正遇上一次自然灾害,可能是水灾,需要捐款,我明知自己辞职之后经济上将极为拮据,但我还是参加了上海水产大学的捐款活动。对于这件事情,我当时似乎没有想到别的什么,就是为了灾区难民作想而已,但是,我今天想来,如果上海水产大学的某些决策者还有一点点的“中国心”,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经济拮据的莘莘学子失去工作吗?蟹工船上蛮横的日本监工能够被一个跟他厮打的儿童的行为感动,但是,我们中国的“万世师表”们,他们不仅不会为一位莘莘学子的行为所感动,他们还要把那为莘莘学子弄成一个新的难民!
洪继文老师还说了另一段他的经历,这经历更加震撼人心。他说,当年他在看守所蹲监狱的时候,有一位同牢房的囚犯,他是死囚。根据洪继文老师的叙述,好像那个死囚并没有多么大的罪过。洪继文老师还说,那个死囚曾经告诉过他,只是出于某种“需要”,他难免要成为一件牺牲品,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他去做那么一件牺牲品。那位死囚曾经上诉,希望挽回,但是,他也预感到这只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有一天,那个死囚跟洪继文老师说:“你们还好,还可以重新来过,而我恐怕是没有希望的了……如果哪一天你听见有汽车开来的声响,那应当就是来接我上路的……”。果然,没过多久,他的上诉就被驳回了,上诉是毫无用处的!就在行刑车队前来“接”他时候,他已经不再说话了,虽然还没有死亡,但是,他的眼神已经跟已经死亡的人没有多少区别了……
印象之中,洪继文老师最后好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好多了,过去的情形不会那么轻易地重演的。不过,即便那一天洪继文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要紧,反正他很早以前就说过类似的话。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还天真地咨询过洪继文老师:“您觉得文化大革命会不会重演了?”洪继文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会的!”
可能是考虑到他杀的可能性小一些了,而自杀的可能性却依然存在?洪继文老师最后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叮嘱我们:“千万不要自杀,因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被迫害者最终总会得到平反的!”洪继文老师说得太好了,听完洪老师的一席话,我的在心里不住地点头,我为了能够拥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班主任而感到自豪,我想,我没有白白地在合肥师范度过四年的光阴。我觉得我在这里还须要强调一下的是,和他的一个叫做钱久元的学生一样,洪继文老师非常热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也是绝对绝对地不会自杀的,就像我一样……而且,他的身体很棒很棒,他一定能够长命百岁的……
聚会结束后,送走了老师和同学,我独自走在清冷的大街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喝了几杯酒的缘故,我朦朦胧胧地仿佛听见几声沉闷的枪响从夜空的深处传来,这枪声仿佛是来自某个遥远的角落,又仿佛近在咫尺;这枪声仿佛来自某个悠远的过去,又仿佛就在眼前。就在这恍惚之中,天空之中又似乎飘落下了雪花,在猩红的霓虹灯的光晕里,纷纷扬扬的雪花仿佛被染成了的鲜血,从夜空的深处飘落下来,还夹带着一丝丝的血腥味儿。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发现太阳已经懒洋洋地挂在天上,似乎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似乎天上没有下过血腥雨,似乎一切都是那么平平常常。但我却若有所思,我来到当时正暂住着的合肥学院九号教师公寓的的窗口外窗外观望,我再一次地意识到自己现在就站在原合肥师范的校园内,站在二十年前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站在曾经充满了天真的青春梦想的地方。是啊!谁说这里不曾是阳光下最灿烂的地方?合肥师范依然是一处太阳底下光明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的洪继续文老师就是光明的太阳!不是,他比这眼前懒懒地高挂在天空的太阳更加灿烂,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