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蠢欲动专业心

1.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修订中）

2.             沈新林教授的推荐

沈新林老师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谈到此人，那还要从我刚刚来到合肥学院的时候谈起。由于以前在上海期间上网的机会少，所以，我对我已经发表了的论文在社会上有没有反响并不了解。初来合肥学院之后，我就得到了一把该院博士工作站的钥匙，这里有电脑可以上网，这使得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我记得有一次，我随意地在网络资源上浏览，偶然发现“中国知网”上标注有一篇引用了我的论文内容的文章，作者叫沈新林。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太在意，以为这事很偶然。后来则由于忙于我的科研任务，没有闲暇在网络上“闲逛”。直到2006年的秋季，由于三部戏剧学专著刚刚完稿，我觉得自己又有时间在网络上“闲逛”了，这一回，我不仅发现了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艺术》1999年某一期的“动态・信息”栏目里有我的硕士论文的详细摘要，我还发现，南京师范大学的沈新林教授自从1999年开始，几乎每年都要发表一篇涉及到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的文章。这使得我很有感触，尤其是在长期地与戏剧学学术界失去了联系之后，这就犹如被冲散了的散兵游勇又一次窥见了大部队的身影似的。

既然那位素未谋面的教授如此地重视我的观点，那么，我一定得与他取的联系。我首先给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打了电话，表示我希望与沈新林教授取得联系，并给他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我的电话。很快，沈新林教授回了短信，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直接敢用我的手机进行回复，因为我一直怀疑有人窃听我的电话，担心如此重要的有利于我的专业交流的事情又被邪恶势力给破坏了。我记得，当时我是合肥市的女人街附近用公用电话给沈新林教授回电的，我告诉他，我会很快去拜访他的，我将会带着我的两本新出版的专著前往拜访。

2006年11月11日上午，我自费前往南京师范大学拜访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新林。在交谈中，沈先生对于中国戏剧研究的未来表示了担心，他说，搞戏剧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将来很可能会出现断层的现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访学，沈先生的理论观点使我很受启发，收获很大。沈先生与我都认为，中国戏剧的历史应当重新写，王国维的戏剧理论体系虽然对于中国戏剧的研究贡献很大，但是，这个体系存在着比较重大的问题，需要进行矫正。

沈先生还建议我重写《中国戏剧史》。他并且还认为，这个写作计划作为课题来申报很难成功，因为它对于现有的中国戏剧史学体系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所以，他建议我自己写。我当时更加希望今后多做一些与舞台实践相关的事情，准备在休整之后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剧本创作和艺术实践中去，所以，对于沈先生的这个建议我当时都没有敢直接回答。但是，在回到合肥之后，经过短期休整，建立新的中国古典戏剧史学体系的责任感又把我驱赶到戏剧理论的研究进程之中。从2006年底开始，我在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同时展开，因为在与沈教授的交谈之后，我觉得，我今后应当理论与实践两者应当并重，偏废一方都不好。现在，《中国戏剧史》已经完成了接近20万字的草稿了。不过，此写作计划的规模太大，我想它不会在数年之内完成，我也不想写得太快，慢慢来吧。

沈新林还非常热心地表示，他愿意推荐我到他们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工作，我回来之后的当晚就上了他们学校的网站，我发现他们学院的有一个“戏剧影视系”，与我的专业比较对口，次日我就给沈新林老师邮寄去了我的有关个人资料以及下面的这份信函，向他表示了想进去那个“戏剧影视系”的愿望：

尊敬的沈教授您好：

昨日从您处访学归来，心情非常愉快，与您侃谈中国戏剧学术研究问题，这使我很受启发，今后必定要进一步地向您学习、取经。当然，我也做好了与您作学术论争的准备！

我没有想到您不仅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谈论我的那篇叫做《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的论文，您还在书籍中提到过它！非常感谢您对于我的观点的赏识，我把这一切看作是学术界前辈对于后生的鼓励和鞭策，所以，我现在觉得身上的负担和压力更重了。不过，我想，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我没有理由辜负您对于我的殷切期望！

我非常感激您准备推荐我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考虑到我的各种具体情况，如果我侥幸能够得到贵大学的准入的话，我当然希望能够落身贵大学的“戏剧影视系”。这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十分希望做一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事情。在不同的时期我希望拿出不同的成果，比如在5年前，假如有人建议我写一篇保证马上能够发表的论著、论文，我会非常开心，会全神贯注地投入，而我现在则希望理论与实践并行。我想，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对于整个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都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的。您不是非常看重我的论文《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吗？其实，这篇论文的完成就与我的一些实践工作密切相关，包括我在音乐、美术等领域的多方面的涉猎。

我想，在影视系工作决不会妨碍我在中国古典戏剧领域的研究，它反而能够更加促进我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例如，您不是提出中国古典戏剧历史应重新写吗？假如在适当的时候我能够给中文系、戏剧系学生开《中国戏剧史》课的话，很可能在几个学期的教学之后，我的讲义就能够为您所期待中的新的中国戏剧史的构建作出些须的贡献。

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还希望与你共同导演几部大戏，也许是“永乐大典三种曲”，也许是外国话剧，也许是本人自己的剧本。排演我自己的剧本也是有好处的，即使在实践上失败了，那也会对理论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对这些剧本非常熟悉，成功了则可以总结成功的经验，失败了则可以吸取失败的教训。其实，对于大学生的教学性排演来说，排演本身就是学习，无所谓成功与失败。

我2005年5月到合肥学院工作，除了搞好教学工作之外，到现在已经为该校出版了《海派京剧的奥秘――钱久元博士论文及剧本选》（57万字）、《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29万字）这两部专著，另一部大约20万字的专著《形象戏剧学》的也已经完稿，其中后两部专著是完全在合肥学院完成的。总而言之，我是个不愿意无所事事的人，我总是渴望着自己尽快地拿出成果。我想，一个单位招聘一个人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要出成果，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之间之所以能够长久合作、交流的基础。

我想，只要你们乐意，我们之间，即您以及您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与我之间的伟大友谊――学术交流与合作就一定能够绽放出艳丽的花朵！

虽然有沈教授的帮忙，虽然我也很愿意，但求职南京师范大学的事情进展得却并不顺利。正如沈教授当面跟我说的那样，如果他本人可以决定，我马上就可以来南京工作，但是，他只有推荐的份。

根据我自己的日记，2006年12月18日，我在焦急地等待之后与南京师范大学沈新林教授通了电话，也许是沈新林教授本来的期望是让我进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中文系，也许是这件事情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阻力，他告诉我说，他们学校可能要调查我。我当时又是心里一惊，我真的似乎能够切身地体验“文革”时期被打倒的那些“有问题”的右派和“牛鬼蛇神”们的心理感受了。语气中我也能够听出，预料中的阻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估计我去南京工作的愿望已经难以实现了……

如果南京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戏”真的要我的话，我是很愿意的。然而，我也想到，既然有一位对我如此器重的教授的极力推荐，他们都一直没有让我去谈谈话，那么，我觉得确实是没有多大的希望的。拜访沈新林教授的时候，他很明确地告诉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非常希望引进一位戏剧学博士，而实际上他们的领导似乎对于我不感兴趣，这里面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不得而知。我也隐约地感觉到沈新林教授更希望我去的是文学院里的中文系，但我觉得，从合肥学院的中文系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此种变动意义不大。我跟他说过，既然“中文系”和“戏剧影视系”都属于“文学院”，假如我进入了“戏剧影视系”的话，这完全不妨碍我兼任中文系的工作。所以，此次沈教授推荐我就职南京师范大学失利的具体原因我实在是难以搞清楚，而且，越是这样，我越是怀疑又有邪恶势力作梗，谁要中国的人事工作那么神秘兮兮呢！

3.             送上门的媳妇没人要

除了想进艺术类院校之外，我当然也很渴望进入剧团工作。记得2005年刚刚来合肥学院工作的时候，我就和安徽京剧院联络过，我把我的几个剧本的打印稿（当时都还没有发表）交给了安徽京剧院的许有升院长，希望他指教指教。实质上，我不说大家也应当能够猜得出来，我这是希望与演艺界建立联系，我心里清楚他们上演我的剧本的可能性不大，我也不敢指望他们能够招聘我进他们的团，至少暂时不敢太那么想，因为我当时刚刚在合肥学院落脚。不过，之后他们没有再跟我联络，我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纠缠”他们了。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安徽省电影制片厂、安徽话剧院和合肥市庐剧院等单位，那也都是刚刚来合肥学院工作没有多久的事情，我的目的主要也是希望与他们保持一些联络。我只是后来听合肥学院中文系的一位领导说过，说合肥庐剧团曾经送给中文系一张庐剧演出的票子，是中文系的一位老师拿去看了。

为什么我东奔西突地到处联络却总是说自己只是想要联络呢？因为这种想法是我在联络的时候不断告诉自己的，我记得在走进那些艺术单位的大门的时候我就在暗暗告诉自己，告诉自己着仅仅只是一般性的联络，不过，实际上，假如他们真的的“联络”的过程中提出要招聘我，我会很高兴的。同样道理，当我把剧本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也在暗暗地告诉自己，告诉自己这只不过是想请他们批评批评，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但是，倘若有人突然表示出打算上演我的剧本，我说自己不高兴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的。是啊，人有的时候会欺骗自己，人有的时候也需要骗一下自己，感谢上帝，我居然拥有比较高强的自我欺骗的本领！感谢上帝，我到现在才意识到我当时是在欺骗自己，否则的话，我当时就会退缩了！

其实，在那段时间，我有着一种强烈的被人推下悬崖的感觉，不，甚至于可以说是被活埋的感觉。由于在音乐上已经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而且岁数也大了，所以，我似乎把当年对于音乐的梦想转移到了戏剧上来了，何况我的戏剧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所以，我当时十分渴望在戏剧上有所建树。我希望的这种建树不仅仅只是获得一张文凭，我觉得做出一定的具体的实绩，譬如剧本得到上演甚至于导演剧本等等，那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十分不利于我的戏剧专业，尤其是在戏剧舞台实践方面，我觉得自己几乎是与它隔绝了。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简直是病急乱投医了，实际上，我不仅在和安徽的戏剧界求救似的进行联系，我印象之中似乎还和不少远在北京的各级文化部门和演艺机构进行了联系。现在，我一想到那些事情，有时候浑身都要起一层鸡皮疙瘩，真不知害臊啊，到处求人家搞戏剧！我为什么现在感觉有些害臊呢？因为怕别人以为我这个人一天到晚就希望自己出名。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我确实没有这样害羞的感觉。在当时，我记得也就曾经有人在闲聊之中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流露出这样的意思：

你这个家伙到处瞎折腾什么？要知道送上门的媳妇没人要这是很栽面子的事情！一个博士拿着自己的破剧本到处推销，这就更栽面子了！因为“真人不露相”，因为“酒香不怕巷子深”，你这个钱久元博士应该等人家亲自登门“三顾茅庐”地请你去搞研究、搞剧本创作、搞舞台实践，这样才叫有面子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把中国博士的小脸都丢尽了！

我记得我当时对此的答复就是：我就要做这个“送上门的媳妇”，我就是要主动上门请同行们合作，我就是要大声地呼唤：我要为繁荣祖国的戏剧事业而竭尽所能。我记得我当时就亲口告诉别人，如果说我想出名的话，那我就算是想出名好了，因为我觉得，出名有利于我摆脱我一直揣测之中的邪恶魔鬼的控制。我还记得当时为什么到处“推销”我的剧本，那主要是在我的剧本选《钱久元剧本选》出版之后，在出版之后我发现是被骗了，是出版中介盗用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假书号。而且，我当时就深深地觉得这里面及其可能又是那头魔鬼在使得坏。既然有人那么不希望看见我的剧本选得到正式出版，那么，我就是要让它得到出版，不仅要出版，我还要让它上演，所以，那段时间的到处“推销”剧本，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头上的行为。

4.             谁说同行乏友谊？

虽然四处联络较少又结果，但是，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联络是令我难忘的。我也是像和京剧院、庐剧院等一样，是以向该剧院领导请教剧本为由主动上门联络的。我的电话打给了江松阳副院长，我本来以为又是比较失望，或者只是一般地聊聊，没有想到他很热情。我记得第一次到他的办公室聊了很久，还跟他胡吹了一通，吹得我自己都有些难为情，但这位院长似乎对于我这位“不速之客”并没有表现出冷漠和厌烦，他还送给了我一本精装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史志》，这令我很兴奋，我很珍视这样的资料。尤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我要求到他们的排练场观摩排练的请求没有得到应允，但是，他们排演的黄梅戏《雷雨》、《逆火》我看了，还有一个关于吕后与虞姬的戏他也让我看了，并要我写了剧评，这几乎是我来合肥学院以来所观摩到的仅有的三场正式戏剧演出！

我想他们或许已经知道，我在博士毕业之后找工作的时候也给他们黄梅戏剧院写过求职信。不过，现在我似乎不大好开口提这件事情了。在与黄梅戏剧院虽然时有中断但却又能够不断有所重续的友谊之中，江松阳院长都是非常客气的，他也很明确地表示过对我的专业发展方面的关心。

通过与江松阳院长的友谊，我还结识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院长蒋建国。我清晰地记得这位院长曾经在电话短信里跟我说：要加强联络，希望共同奋进繁荣祖国的黄梅戏事业。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满腔热情地与他们进一步商谈的时候，他们却仿佛要回避我了。

不管情况如何，我都很珍视与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那段友谊的，它让我感觉我还没有完全被戏剧界遗忘，让我在令人窒息的活埋坑中呼吸到一丝清新的空气。

5.             应聘浙江传媒学院

印象中还没有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就跟浙江传媒学院联络过，我记得他们的一位姓孙的人事处的人员开始对我很感兴趣，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联络了。毕业后，流浪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一次地联系了这所学校。我记得那个时侯我就暂住在上海静安区镇宁路边上的棚户里，而这个时候显然已经距离第一次的联络有了一段的时间了。我记得接电话的依然是那位孙老师，她再一次地表示了兴趣，还说不久将去上海，想面谈一下，可惜，我一直没有等到她的到来。

在我在合肥学院工作并且完成了一些科研课题之后，我又一次地想到了浙江传媒学院，给他们打了电话。为什么老是找他们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确实很想进他们单位，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种困惑在驱使着我，我确实很想知道为什么在以前的联系之后他们突然对我不感兴趣了。我还是能够做很多的事情的啊！我在一两年里出版了两三不专著就是明证吧？我把我的当时的工作和科研情况跟她一说，她还是那样，再一次表达了兴趣。首先接电话的人依然是那位孙老师，她也告诉我说，她记得很清楚，我以前是跟她联络过的。她当即要我立刻把我的个人资料邮寄过去，包括到合肥学院之后所完成的科研成果资料。我照办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他们要我去面试的通知。

2007年1月5日上午，我前往杭州参加了浙江传媒学院人事处的面试。我的课堂教学试讲讲完后，该校人事处朱处长立刻拉我到门外问我：“你估计你们单位会放你走吗?”我告诉他：“你们决定要我之后我再跟我们单位的人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时那位处长已经谈到诸如住房解决和安家费、科研经费等问题了。他们很明确地告诉我，说我的试讲很生动。他也提到我毕业两年还没有副教授职称的问题，但他立刻又说，问题不大，因为我带给了他们一大堆我的科研成果。

2007年元月21日，我等待招聘结果等待得比较着急，所以就跟南京师范大学的沈新林教授联络了一下，告诉他浙江某高校的一个部门已经把要我去工作的报告上报了，而且那所大学的人事处认为我的试讲很生动，他们还着重与我谈了是把我作为骨干教师引进还是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的问题。我还向沈教授诉说，我非常担心又有人破坏我此次的机会。

我是多么地渴望我多么渴望自己的一双眼睛只能够看见璀璨的光明，而永远看不见世界的阴影；我多么渴望自己的身体只能够感受的春天的温暖，而对于严冬则感觉失灵；我多么渴望自己永远做着绿洲似的梦，即使我早已迷失迷失在荒凉无垠的沙漠里！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就在人事处已经通过之后，唯一的障碍就是他们的学院党委会研究的时候，我隐约地感觉到，麻烦事情可能又来了。例如，2007年1月23日我就向浙江传媒学院人事处咨询过我的应聘之事，人事处的人员告诉我说党委会议已经开过好几天了，按说决定应该已经下来了，为什么还不马上通知我呢？我等不到确定是否要人的党委会的决定，所以那几日不断去电话，但是，我觉得，人事处的人显然是在回避我。

2007年1月26日，我跟安徽黄梅戏剧院江松阳院长也聊到了去浙江应聘之事，我还告诉他我估计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江院长要求我让浙江传媒学院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所以，我随后再次拨了浙江传媒学院的电话，这个学院的人事处孙老师终于接了电话。她说：经过党委会议研究，觉得我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很遗憾地告诉她：“我们已经算是两次擦肩而过了，我非常希望去贵学院工作，两年以来多次进行了联系，去试讲也非常认真，所以，既然觉得我不适合，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的话，我会觉得非常难过的！”孙老师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年龄比较大了，他们要求博士不超过40岁，我是1966年5月出生，现在已经超过一些了。她说这个年龄的杠子他们执行得比较严格。但我不满意这样的解释，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她又告诉我，说我2004年博士毕业，2006年就应当评副教授了，可是现在还只是个讲师。我的经历我想她应当知道一些，2004年毕业之后我就与她多次进行了联系，也就是说，我博士毕业之后长期没有工作，她或者知道一些我的那些情况，甚至于知道一些真实的原因。我告诉她，试讲的时候人事处朱处长跟我表示过，虽然们我还不是副教授，但有不少的科研成果在手，所以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孙老师此刻遗憾地告诉我说，党委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

两年前我申请到这个学院工作连试讲也没有被邀请，这回我来试讲了，他们又嫌我长大了几个月份，我真的与这个美丽的学院无缘了！这个打击很大,我实际上听了孙老师回绝的话几乎要吐血!因为我太渴望进入他们学校，太渴望进入与我的专业所学比较对口的影视文学或者电视艺术等系部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