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专业小有收获

1.             我的第一本书

刚刚来到合肥学院工作的2005年，我与合肥学院签订了一个科研项目，项目的名称叫做“中国戏剧研究”。签订这个项目的直接的原因，是在于要启动一笔总额为3万元的“合肥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基金”。当时，合肥学院准备给引进的博士、教授一笔科研启动基金，有关领导在谈话中也明确地流露出想要把合肥学院比较弱势的科研工作搞起来的意思。

我想，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合肥学院当然希望自己投入的科研经费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而我呢，当时也很希望有一笔资金来支持我迫切地希望进行的科研项目，尤其是出版我的书稿，所以，我就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书稿和计划中将要进行的研究都罗列进了这个项目。如此一来，我的这个“中国戏剧研究”课题就搞得很庞大，实际上，它成了包含有三个“子项目”的“母项目”。具体而言，不仅要利用这3万元修订并出版我的剧本选和我的博士论文，我还要用这笔钱来完成我一直梦寐以求地希望完成的“乐剧”理论研究。我的“中国戏剧研究”课题原计划的起止时间是从2005年5月至2007年5月，两年时间完成三项课题，不太了解情况的人一听起来确实会觉得很吓人，但实际上，前两个子项目已经有了基础，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增补，而 “中国戏剧研究”课题真正的难点和重头戏实际上是第三个子项目，即我的“乐剧”理论研究计划，我最初把这个项目取的名字是“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

虽然我的博士论文也已经算是“成品”了，但我希望首先出版剧本选。我希望看到自己的剧本在舞台上被“立”起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子。我准备在剧本选出版之后，再陆续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和“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项目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我当时有出版三本书的打算。然而，3万元钱仍然是有限的，一般地，仅仅出一本书的资金就需要3万元。我是如何知道的呢？当初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就有个出版我的毕业论文的好机会，据说是什么机构准备资助3万元给上海戏剧学院，让它出版优秀的博士毕业论文。我的导师宋光祖亲口告诉我，我的毕业论文是我们那一届中最好的，他也向有关方面推荐出版我的毕业论文了，但是，这个机会还是没有轮到我的头上。我的导师为此还多次在我面前叹息、惋惜。虽然当时书没有出成，但也算了解了一下出版行情，从此，3万元出一本书这个概念就在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一本书就需要3万元了，我现在想用3万元出版三本书，这可如何是好呢？那个时候，我想起了我曾经在一家比较权威的杂志（好像名字叫做《新剧本》）上看见过一条出版消息，有一家公司，或者说是出版中介，它可以以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图书，资金只需要1万，而且，出版后的图书还要赠送1000本给作者。一本书一万，如此，，我的三本书不是都可以得以出版了吗？所以，我就与他们进行了联系，请他们首先出版我的剧本选。

我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来了他们托运来的1000《钱久元剧本选》，然而，当我准备联系书店帮助销售一部分的时候，问题被发现了。书店的人说他们不能接受，说是上面有规定，销售图书必须走正式的进货渠道，像我这样的个人联络前几年还可以，现在则不行了。听了这样的解释，我就觉得这里面隐藏着某种问题，因为我相信，如果是正式的出版物的话，不应当是这样的结局。于是我电话咨询了中国文联出版社，果不其然，他们说根本就不知道有我的这本书，还说书号是假的。

于是，我就开始与那家“出版中介”展开了交涉，他们开始还挺想抵赖，但是，我是绝对不会随随便便让他把1万元钱给吞掉的，所以，准备与他们打官司，后来他们还是怕了，特意委托自称是安徽经济报社的一个姓陶的人来把钱款全数退给了我。由于他们送给我的1000本图书中已经有近200本被我送了人，无法追回，他们只能取走剩下的800本图书作销毁处理。此次图书出版所遭遇的挫折我不知道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实在没有想到有些人胆子为什么这么大，这么容易查明真伪的商品他们都敢于作假！他们甚至于还敢于在著名的杂志上登广告！我感觉纳闷的还有，那位安徽经济报社的人居然在事后还不断地跟我联络，希望和我交朋友！

出版界真是有些乱啊！出版中介弄虚作假，那么，正规出版社是不是就绝对没有问题呢？

解决了与“出版中介”的纠纷，我知道了联络正规出版社的重要性，通过电话联系，我找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王海涛。王海涛要我把书稿的电子版发给她，然后再跟他们出版社的有关人员研究3万元是不是够用的问题。由于等了一段时间没有等到任何回复，而我在电话里联络到的另一家出版社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愿意出版我的专著的意向，所以我就去谈了，这家出版社就是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当时，我特别在意的就是能够尽快让书出版，尽快把事情确定下来，所以，我跟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的权怡编辑说，问题的关键是能否马上签订出版合同，拖延一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一旦其他出版社答应，我肯定会和最先愿意签订合同的单位合作。权怡编辑请示了一下他们的社长马国锋，于是就同意了。而且，由于我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知道在安徽出版图书比在上海出版图书花费可能要低一些，所以，我请求他们把我的博士论文和剧本选合在一起出版，他们也答应了，并且把书名确定为《海派京剧的奥秘――钱久元博士学位论文及剧作选》。还由于我的3万元已经花去了3千元左右的科研资料，所以，我给他们的资助是剩下的2万7千元。

之后，我默默地期盼着看见我的第一本书的问世，然而，这个时候波折却出现了。原定于2006年3月24日之前出版的图书不能如期地出版了，根据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权怡的说法，年前他们向省新闻局申报的时候，没有想到安徽人民出版社也申报了我的书籍，所以，新闻局也就有了理由不批准我的出版申报了。

我立刻意识到，很有可能又有人在幕后施展什么魔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简单，我根本就没有与安徽人民出版社签订合同，更没有付给他们钱，他们怎么就这么轻易地申报出版我的书稿了呢？何况，我也没有向他们写申请，我记得我甚至于事先都没有直接去到他们的单位，只是把剧本选的电子版发给了他们，他们居然就把我的项目报了上去！

得到我的书稿出版申请由于这样的原因被新闻局否决了之后，我愤怒地去找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王海涛理论。王海涛先在电话里表示道歉，说是他们出版社有人把事情弄错了，后来，当我去向她要个证明，证明他们出版社不再准备出版我的图书的时候，她又改口说：“只要发给我们稿件我们就向新闻局申报。”我因此更加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如果是仅仅发给了他们一个电子版稿件他们就像新闻局申报的话，那么，在他们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可真是太容易了。因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只要通过某种方式给了他们稿子，他们出版社就同意出版。向安徽人民出版社索要不再出版我的书稿的证明，这是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权怡编辑要我做的，她说有了那样的证明他们然后再与新闻局交涉就有根据了。她还表示不希望我再追究下去，我当时主要就是为了与合肥工业大学的友谊，所以没有继续追究下去。当然，我也知道，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查出这件事情的真实背景。

后来，虽然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说，新闻局已经批准了我的书，但是，保证三月份一定出来的书被推迟了，一直到2006年4月11日我才拿到我的专著样本。我的第一本著作就是这般艰难地问世的。

2.             “乐剧”理论的诞生

“中国戏剧研究”课题的核心子课题“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地渴望做的课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甚至于在三年流浪期间就已经在酝酿着这个课题了。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还曾经希望把它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只是没有成功而已。而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把我的学术观点作为一个科研项目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了！

除了搞好教学工作之外，我几乎把全副的精力和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该课题的研究之中了。在那段昏天黑地的日期里，我这里根本上就不存在什么双休日，不存在国庆“黄金周”，不存在寒、暑假。例如，2006年的大年三十上午，我仍然在该课题的研究进程中，除夕之夜回到老家吃了一顿饭，大年初一就立即赶回学院重新投入了科研，甚至于除夕之夜彻夜不断的鞭炮声也没有能够打断我对于我的科研课题的思考。可以说，在2005年5月份与合肥学院签定了这个科研课题之后，本人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这样，原定于2007年5月完成的工作终于在2006年3月5日完成了，比预定的日期提前了一年多。《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课题成果全文近30万字，在字数规模上也超过了预计的目标。

大约在2006年的五六月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权怡老师告诉我，他们经过研究讨论，已经同意出版我的《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书稿，他们并且也已经把出版计划申报到安徽省新闻出版局。不过，在她的要求下，书稿的名称作了修改，改名为《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权怡老师估计当年10月这本书就可以问世。我非常高兴，为此，我还接受权怡老师的建议，把发布在上海话剧中心网站上的有关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被无辜退学的信息给删除了。

可是，我左等右等，新闻局的批准文件下达的消息却一直没有出来。我推测又有邪恶势力通过种种办法阻挠我出版图书了，因为我觉得，向新闻出版局申报一个图书出版项目似乎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在2006年7月26日，我以手机短信的方式把我的意思传达给权怡老师：我推测我的书稿又被坏人施展魔术卡在新闻局了。权怡老师当天并没有回电。次日下午，我接到权怡老师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我的猜测是错误的，新闻局已经研究通过了他们的出版申请，只是到现在还没有下达正式的文件而已。看来，根据权怡老师提供的信息，我这次估计是出错了，《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的出版工作，应当一直在正常的运行渠道之中。

其实，我何尝不希望我所有的不愉快的推测都是错误的呢！因为我希望我的专著能够顺利地得到出版，我希望我废寝忘食搞出来的科研成果能够问世，能够早日得到广大的戏剧爱好者以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们的批评和指教。我不仅希望有人暗中阻挠我出版图书的感觉是错误的，我还真心地希望我的人生道路上所有的不愉快的感觉和疑虑都是错误的！

我是于2006年11月拿到《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的样书的。总的感觉，我的第二本书的出版比第一本书要顺利一些，出版社也没有再向我要资助。其实要也要过，我实在是没有，单位也不愿意再给我资助了。

3.             《形象戏剧学》

就在我的第二部书稿正式出版之前，我的第三部书稿也已经完成了，书稿的名称叫做《形象戏剧学》。

这本《形象戏剧学》书稿，它与我来合肥之后所担任的两门课程有关。我来合肥学院工作不久，很快便结识了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主任张景义教授，张主任邀请我给他麾下的导演专业学生讲授《戏剧美学》课程。为了当年9月份开始的这门课程，我花费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下了十万多字的授课讲义。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该校连个固定的教室也没有给我安排，我甚至于不得不带着学生在校园里露天上课，但是，那段教学经历对于我的“形象戏剧学”理论的形成还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与此同时，我又在合肥学院中文系讲授《戏剧文学研究》课程，也写下了将近十万字的讲义，这门课程的教学虽然偏重于文学，但是，它仍然对于我的“形象戏剧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005年9月10日，《戏剧美学》、《戏剧文学研究》这两门课程的讲义都已经完成之后，并且也已经开始给学生讲授，我又应合肥学院科研机构的邀请，申报了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课题的题目就是《戏剧美学研究》，可惜，没有获得批准。2006年6月1日，我在系主任的坚持下又一次申报了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但是，听说即使是被批准，那也已经是2007年的事情了，我觉得不可以等待。我略事休整，从《乐剧的诞生――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特质》课题的劳顿中刚刚恢复过来，到了当年的六月下旬，我又开始了对我的那两份讲义的梳理、调整和整合工作。经过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废寝忘食地苦战，我终于在当年新学期开学伊始的9月15日，完成了我的新著作《形象戏剧学》，全文约20万字。这也就是说，这本《形象戏剧学》是在两份讲义《戏剧美学》、《戏剧文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完成的。

我记得，在我的《形象戏剧学》完成之后又过了一小段时间，大约是在2007年的年初，我得到了消息，说我把该课题作为省级课题的申报又一次被枪毙了。看来，我的做法是对的，搞科研项目不能够等待，等待别人的批准，那是在耗费自己的时间。

《形象戏剧学》已经于2007年8月出版了，是我自己掏腰包自费出版的。

4.             学问就应当这样做

2006年10月21日，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王夔老师来电话，说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王长安所长想与我商谈参与编写《安徽戏剧史》事宜，问我感不感兴趣。我当时感觉很高兴，告诉他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情况再说。说句实在的，我当时并不真想接受新的课题，因为我刚刚完成了总字数近50万字的《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形象戏剧学》两部戏剧理论书稿，所以，一听说理论性的科研课题又要来了，我的心里就着实有些发怵。不过，当时我已经来到合肥学院快一年半左右了，我仍然对安徽戏剧理论界非常陌生，而我早就听说王长安所长是安徽省的戏剧理论专家，尤其在黄梅戏研究领域很有造诣，所以我很想认识一下。当然，我也想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课题的具体内容，如果时间比较宽松，我还是有可能接受的。

王夔老师还告诉我说，他和我差一点就成为同事了，原来，他是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硕士，，我博士毕业之后想进安徽大学艺术学院，而他同时也在向这个学院求职，最后他进了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我没有能够进去，所以他才有了这么一种“差一点就成为同事了”的说法。

2006年11月28日下午,王夔老师约我去安徽艺术研究所开会，具体地讨论共同编写《安徽戏剧通史》之事，我在会上见到了包括王长安在内的三位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王长安所长的意思是希望由我来编写宋元以前准备阶段的安徽戏剧，而且，他还说，《安徽戏剧通史》最终将以精装本的形式问世。

如果是放在5年前甚至于一两年前的话，这种研究任务我一定会抢着做的，因为不仅有资助，还有稿费，尤其重要的是，写出来的东西不仅能够保证尽快地得以发表或者出版，不需要自己劳精费神。何况，那个《安徽戏剧通史》还是文化部的科研项目，据说全省只有两个这样的项目，参与那个项目对于我将来的职称评定也是绝对有好处的。

但是，那个项目的交稿件时间是在2007年3月，虽然半年时间写他个10万字的书稿问题是不大的，但我刚刚从两部专著的写作之中解脱出来，非常需要休息一下，喘口气。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使得我不是很想接那个项目，例如，我现在最希望搞的是舞台实践，而不是纯理论研究。所以，如果在3～5年的时间里拿出稿子我倒是觉得比较悠闲从容的，但时间太紧促我现在肯定受不了。所以，我思索了几天之后，最终还是向他们提出了退出的请求。

大约1年前，有一个课题小组要我编写一个关于剧本创作的章节，我也推辞了，原因也就是我当时正在从事《乐――中国古典戏剧的民族性根源》、《形象戏剧学》两书的写作。虽然那个任务也有稿费，并且图书的出版也不需要我烦神，但我也还是推辞掉了。

我觉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原则：一定要把精力和时间投放在自己最拿手，最能够出成果，同时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上，否则的话，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似乎都有成果，但真正自己最喜欢，并且最容易获得最大成果的东西就有可能丢掉。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同时，做学问还要考虑自己现实的实际状况，虽然《安徽戏剧通史》确实是一个好项目，是一个好机会，但我恰好处于需要休整的时候，我推辞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这个问题。

我真诚地祝愿王长安所长牵头的《安徽戏剧通史》能够早日与读者见面，它将填补安徽戏剧史研究的空白。

5.             丰收之后的困惑

三部书稿的陆续出版，这可以算是一次不小的丰收吧！我记得，站在前合肥师范校园里，当我手捧着自己的三部专著的时候，我又回忆起1986年毕业时候的情景，我的耳畔又回响起了洪继文老师当年留给我的临别赠言，那是安格尔的一句话：“一切的努力都会得到它应得的酬劳的！”从合肥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在辗转不定的生活中，在无数次的挫折和漫长的颠沛流浪之中，我不知道已经在什么时候把洪继文老师写给我的这句格言的真迹也给弄丢掉了，然而，所幸的是，我把它牢牢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了！所以，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了！

收获是快乐的，然而，就在我的第三部专著《形象戏剧学》完稿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并没有马上停下来，略事休整之后，我立刻把我三年流浪期间所写的书稿《中国人的杨姓》进行了最后的修订。但随后，随着这些工作的陆续完成，我却觉得越来越空虚了起来，甚至于一度产生了对于纯理论研究的厌倦情绪。我希望改变一下事业发展的模式，变以理论研究为主为以创作和舞台实践为主，或者至少是两者并重。

其实，理论研究是我的本行，我的专业是戏剧戏曲学，我当然会一直关注这门学问。但我本来也许并不一定要那么集中地在这么一两年的时间里玩命似的搞这些大部头的研究。假如能够到一个剧团或者艺术院校工作，那么，我的理论工作就将可能进行得比较平缓，应当是与创作和舞台实践性的工作总体上协调并行的。我之所以玩命地在合肥学院把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理论研究上，那主要是因为，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寻找到我的专业与舞台实践的结合点。除了理论研究之外，我好像没有太多的其他方面的事情可做。当然，我在合肥学院也写了两部剧本，但我并不满意。应当知道，我之所以在上海期间能够写出更多的剧本，那还是因为我有着经常观摩的机会。而到了合肥之后，大概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只有两三次观看舞台演出的机会，票子是安徽黄梅戏剧院的江松阳副院长送给我的，大致上算是一年一场吧！所以，长期远离舞台实践，又缺乏直接观摩、交流的机会，这对于我的理论研究和剧本创作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之所以希望暂时中断理论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于此。

是的，我那个时侯特别希望把时间和精力投放在包括剧本创作、舞台导演之类的戏剧实践中去，而这一切，我的现在的单位是不可能很好地提供给我的。

我真的感觉很困惑，本来刚刚来到合肥学院，我当然不可以马上说要走人，人家给了我一碗饭吃，我总的给人家作出点什么。也是由于我当时看到合肥学院的领导很希望搞出些科研成果，所以，我把精力放在科研上，这也是出于报答他们的用心。现在，我已经以合肥学院中文系教师的名义完成了一定的科研任务，所著书稿总共合起来有100多万字，我想，合肥学院也许现在可以考虑一下我迫切希望在专业上作出更大成绩的愿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