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拒绝博士

1.             暗淡的小屋

心事如泉当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心事象山泉一样汩汩地流淌。 从我滚烫的额头流过了枕边，又从枕边洒落到地上。 浸湿了沉默的沙发，漫过了灰色的窗，直把我暗淡的小屋变成了一片苦闷的汪洋。以前就曾经听说，毕业典礼一结束，也就是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一拿到手，学生就算是已经毕业了，就已经不是学校的人了。果如其然，上海戏剧学院2004届学生毕业典礼刚刚结束，学校就张罗着要毕业生尽快地离开学校了。

由于我领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书之后仍然没有落实工作，没有地方去，而学校的公寓又不让住了，所以，我只好在外面临时租房子住。在临近毕业之前我已经通过房产中介联系到了新住所，新住所是静安区新闸路上的一处亭子间小屋子，每个月的房租是450元。新居所距离上海戏剧学院大约2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还要经常去这所学院办事，尤其是我的户口、档案还挂在这所学校，所以距离近一些有好处。每个月450元的房租对于没有落实工作的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以说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一笔开销，不过，因为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毕业了，应当能够比较快地找到工作的，所以，我还是接受了这样的房租。说白了，要想找到更便宜的住房也非常困难，每月450元租金的出租房也只是个亭子间，那么，再便宜一些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可想而知。在几位同学的帮助下，我搬到了那个亭子间，开始了艰难的待业和求职之旅。

也许一个人的居住环境真的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境，难怪许多人都愿意把自己的住房装修得光亮宜人，这应当就是因为人们觉得，光亮宜人的住所能够使得自己的心境也“光亮”起来。可是，我那新闸路上小屋却是非常地幽暗，室内四周是灰糊糊的，墙壁上的有几块地方有些花纹，那是很久以前贴在上面的壁纸，现在，这些壁纸的花纹如果不仔细端详，你会很容易地把它们当作灰尘。房屋的主人似乎买不起大日光灯，只是在破损得几乎无法关上的窗口顶端安了一盏小日光灯，长度略微比学生用的直尺长一些。我当然不会花钱来装饰这个我本来就不打算长住的亭子间的。其实，如果房东安的不是日光灯而是白炽灯，那样可能还好一些，因为白炽灯发出的光虽然暗淡，但是光线比较暖和、柔和，这与幽暗的小屋子里的氛围还算是协调的，而日光灯的情况则不相同，它虽然多多少少比白炽灯亮一些，但在那间暗淡的小屋子里则会使得居室显得加倍地冷清。在由灰暗的墙壁所构成的空间里，那从细小的灯管里发出来的柔弱的光，它给我的感觉甚至于已经不能用“冷清”二字来描述了，那是一种“凄惨”的感觉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境越来越像我那灰暗而沉闷的小屋一样了，因为我发现就业的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的时候那些困难还十分地令人费解。有时候，我无聊地躺在有些像垃圾堆似的以至于我几乎不情愿轻易挪动一下身体的床上，我几乎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到底是我的暗淡的小屋暗淡了我的心情，还是我的暗淡的心情使得我的小屋更加寒碜暗淡。

2.             我该不该在这棵树上吊死？

我能够看得出来，那位曾经主持正义并且使我的学业得以恢复的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的心底里是希望我留校的，不过，她有力气让我恢复学业，但到了我毕业求职的时候，情况显然是变化了。阻力可能来自各个方面，甚至于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内心里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我的恩师们那里。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你想想，我被恢复了学业，那些目睹我遭遇退学风波的时候“都快活死了”的阴险小人现在能开心吗？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没有把你的学籍搞掉，你毕业之后求职的时候再让你难受！

记得在毕业论文刚刚完成之后，我跟上海文化部门的“集团军”似的机构――上海文广集团人事处联系过，有一位负责人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之后要我到网上查看，好像是有任由我选择他们的下属部门的意思。我马上征询了我的一位患难中所遇到的恩人的意见，但她说好单位多的是。我觉得，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就曾经有推荐我去上海京剧院的意思，当我再次咨询那一位患难中所遇到的恩人的意见的时候，她仍然说好单位多的是。于是，我就知道，她或许还是更希望我在戏剧学院工作，可是，问题是，它戏剧学院如果真肯要人的话，那还用等到我毕业之后吗？！

在2004年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里，虽然没有落实工作，但我还不是非常着急。因为我想，我已经又被整得两三个月没有工作了，那帮邪恶的魔鬼应该满足了吧!希望我找到工作的人应当可以有所行动了吧！我于是又咨询了一下我的那位患难中遇到的恩人，以为她现在可以支持我找工作了，没有想到她竟然说出：“不就才待业两三个月吗！”既然上海戏剧学院那么绝情，曾经一度让我学不下去，那么，我又何必要在这么一棵树上吊死呢？这是一颗虽然颇有可爱之处但又有些莫名其妙甚至于很可怕的树啊！

3.             应聘上海艺术研究所的困惑

我的导师宋光祖此刻也比较着急，他准备把我推荐到上海艺术研究所。总的来看，导师在我求职的过程中虽然从未提起过上海戏剧学院，但是，他是希望我能够在上海工作的。我的极度糟糕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地催促我要尽快找到工作，甚至于，即便是中小学都可以考虑，所以，应聘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事我就没有敢再咨询其他人了。

上海艺术研究所里有好几位前辈都是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的同学或者朋友，其中的高义龙研究员是我的毕业论文的评阅人，而沈鸿鑫研究员则是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所以，他们应当是比较了解我的，情况应当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即便是高义龙等老师极力地推荐，我还是没有能够被接受。

记得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召开的招聘面试会上，有那么一个人就直接地问我：“假如有人让你去艺术院校教书你怎么选择？”直觉告诉我，虽然表面上那人的话语中似乎让人觉得还有什么艺术学院可能对我感兴趣，但实质上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这显然只是他们最终拒绝我的一个借口。看看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就知道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哪家艺术院校的人请我去教书，所以，上海艺术研究所招聘会议上那位先生的话语里面显然有些我至今都无法弄清楚的隐情。

我记得当时他们还提出了另一个拒绝我的理由，说我去参加面试的时候没有带上自己的简历和资料，其实，在开这个会议之前，我已经把一套很详细的资料特地送交给他们了，我以为他们都看过了。要知道，失业状况下的我，要整出一套详细的资料也是颇不容易的，这样的投资我也是不能不节约的。

反正不管什么内情，结果都是一样，我不仅去不了与我的所学相关的艺术单位，甚至连吃饭的饭碗都没有找到。

4.             求职北京电影学院时的困惑

我曾经跟北京电影学院人事处的李国才联系过，他很明确地说，他们北京电影学院需要人，当时好像是说需要一个能够带着表演系或者导演系的学生排演世界话剧名著的人。我当时真是太兴奋了，因为，这正是我非常渴望做的工作啊！我想，电影学院的学生虽然学的是电影，但是，他们不仅应当有一定的话剧基础，他们也需要一定的话剧基础，如果我能够带着学生们排演话剧名著，这不仅有助于我把自己对于世界名著的独特理解传授给学生，也有利于自己对于话剧艺术的全方位认识，此所谓教学相长嘛！

我想，我不仅学习过音乐、文学、戏剧，我也还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所以，应当是很适合这样的工作的。所以，按照李国才的要求，我以最快的速度把我的求职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北京电影学院。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当我再一次地咨询他的时候，他却告诉我说：“恐怕不行了！”他告诉我的具体的原因我不太记得了，不过，他向我说“拜拜”的最后几句话却十分地令人困惑。他跟我是这么说的：“中国不就那么几所戏剧学院吗？中国不就那么几位博士生导师吗？每年不就那么几个博士毕业生吗？谁不知道谁呀！？”我于是也就知道，北京电影学院之所以不接纳我，这里面显然还有些非同寻常的原因。

5.             我的第一部剧本

在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我像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之前一样又一次地在上海街头流浪了起来，一次次地求职，一次次地失望，满怀着为国为民为祖国的戏剧文化事业干一番大事业的热情，然而却只能踟蹰在上海街头。

无奈之余，也许是为了消磨掉本来应当倍加珍惜的时间，我开始出入网吧。我也知道上网吧的消费并不是失业之中的我可以长期承受的，因为即使是比较便宜的网吧，费用一般也要在一个小时两三元左右，一天如果上它四五个小时的话，那就是10块钱，超过了我一天的伙食费了。我记得为了省钱，更换了好几个网吧，最后在热情客气的一位邻居老太的儿子的指点下，我找到了与我的暂住地相隔几条街的一家网吧，他们的价格好像是上午每个小时1元钱，下午每小时2元，总之是相对地便宜一些。

我在那段沉迷于网络的期间浏览了大量的网络电影，也算是有所收获吧。例如，我以前没有想到社会对“恐怖片”的欣赏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网吧文化体系里面的“恐怖片”已经成为一大热门种类。

然而，几乎每一次晚上从网吧回来，我心里都有着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有着一种深深地不安，我这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啊！这些大好的时光，本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都应当像珍惜黄金一般地珍惜，但是现在，我却觉得这美好的时光是一种累赘，不得不像扔垃圾一样地把它们扔在网吧里！假如永远找不到工作，那么，我是不是要永远泡在网吧里面呢？不，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我必须抢回我失去了的时间，我必须做点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不适合搞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需要心静，而且还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我在那种经济上极端拮据而且心情又经常不好的情况下，当然不大适合写论文，所以，我开始酝酿着写剧本，开始酝酿着搞创作。确实，创作剧本，这是我当时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比较容易操作，我知道，我哪怕是走在路上、躺在床上都可以进行构思，不需要查什么资料。何况，网吧里面观看的影片也可以因此而有了某种价值，至少，它们能够启发我的某些想象，可以启发我的艺术构思。

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颇有些忐忑不安感觉，构思了大约两三个月也没有敢动笔，直到2004年10月份我的第一个剧本《腥红的嘴唇》的初稿问世，我的心里面才算是有了底。看来，戏剧剧本的创作并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就为着这第一部剧本，我还应当感谢新闸路上的那个暗淡的亭子间呢！

6.             辗转松江九里亭

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我开始对自己接受了月租金450元的房子感觉后悔，所以筹划着搬迁到更低价的房子里。我开始是自己寻找新的住处，为的是能够省去中介费，但却并不成功，高价房子很容易打听到，低价房子却是踏破铁鞋也难寻觅。正在这个时候，我以前上海水产大学的同事孙伟跟我取得了联系，他介绍我到郊区居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就是上海松江区的九里亭镇的某个区域，他说那里房子很便宜。他还说，他有个跟他关系很好的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在那一带工作，他与他的亲人在那里合开了一个店铺，说我还可以去帮帮忙赚点生活费。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来准备先过去看看再说的，但后来没有先去查看，就直接地从新闸路上的亭子间搬过去了，可能是有一种饥不择食的感觉吧？我记得当时几乎是随便地叫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位同事给我留下的地址而去。那个地址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我记得出租车的单程费用就花去了八九十元，这是我一生当中一次打的所花去的最高费用。

可是，到达那里一看，原来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新开发的袖珍城镇，周围则是大片大片的旷野。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和他的姐姐开的店铺也并不是我憧憬中的比较像样子的酒店，而是一个以招待过路的贩夫村民为主的小饭店，说白了，可能稍微比流动性的饮食摊子要好一些。

我还记得，当我从出租车上下来并且把破衣服烂被子随便丢在马路上的时候，我仍然没有看见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也没有找到他的店铺。因为我已经在出租车上转了几个圈了，还没有找到地点，所以只好就这么下车，否则出租车子的汽油可不是白消耗的。我眼见着出租车司机收了我的车费之后转动方向盘扬长而去，而我焦急等待的人还没有联系上，所以，当时我已经觉得有些绝望了，有一种再一次上当受骗的感觉。旧的落脚点已经没有了，新的落脚点还没有找到，我已经开始盘算着把行李丢弃掉再回到市区住旅馆了，因为我觉得，即使是居住在这里也是非常麻烦的，因为找工作不大可能就在这里或者附近，哪怕是从这里去一趟人才市场，也是要转不少次的公交车的，也是要花费不少的路费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生来了，我想既然我这样地兴师动众地来了，还是先住下吧！他陪伴我一道找到了一间房子，一个月200元，房子当然还算过得去，在市区同样的房子大约需要800元。

不过，正如我考虑过的一样，尽管这里房租低廉，然而却不适合我，因为我必须找工作，必须到处跑，节省了房钱，浪费了车钱，结果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我记得我仅仅是在那里居住了十来天就不得不搬回市区了。虽然只居住了半个月不到，但是，根据事先的约定，那已经交出的一个月的房钱当然是要不回来也不好意思再要回来的了。

7.             在母校旁的棚户里

新的住处位于静安区镇宁路上，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上海戏剧学院，所以，至少去食堂就餐比较方便了，是通过一家房产出租中介找到的。

正如我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样，想找低价房子，很难，往往不得不找中介帮忙。记得那天我去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处办理什么事情，路过镇宁路，在镇宁路上的一家房产中介门前踟蹰了一小会，不大有信心地进去了，一问，居然还真的有一个月租350的房子。房子就在镇宁路上，我过去一看，原来那其实并不能够叫做房子，实际上是临时搭建的棚子，进出都十分地不方便，但是，我想我几乎不大可能找到更加便宜的房子了，尤其实在上海最繁华的静安寺附近，所以，也没有敢怎么跟他们砍价，因为中介最初的要价是500，我砍到350就不敢再砍了，就立刻答应了下来。这样，我就从松江九里亭搬回了市区。

住进来以来我发现，房间的墙壁是一层薄薄的水泥板子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壁上写东西的时候都不大敢用力朝后仰，生怕把墙壁给靠倒了。里面的空调就架在这样薄的墙壁上，但记不得当时它是坏了还是由于我压根儿就没有打算使用它，我一直没有使用这个空调。而且，那台空调器实际上也已经在向墙壁外侧严重地倾斜，以至于墙壁处露出了一道狭长的缝隙，不仅冬天的风可以灌进来，有的时候甚至于房子外面的雨水都可以落进来。

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渡过了半年左右的时光的，但我觉得我应当感谢这间“房子”，这是因为，在这间房子里面我写出了我的第二个剧本《情敌》、第三个剧本《荒山冷月》、第四个剧本《未来号列车》和第五个剧本《熟识的陌生人》以及一部短剧《突击检查》。

我没有在失业的困境中把时间完全白白地浪费掉，此一点乃是我所感受到的最大的安慰！

8.             张?老师的关切

搬到上海戏剧学院附近以后，我常常去上海戏剧学院食堂吃饭，所以也就经常能够看见母校的老师们。

当时，我经济上非常困窘，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第一学年的辅导员张?老师非常关心我的处境，她一再地要我去我的户口和档案所在地寻求就业帮助。为什么说“一再”呢？因为我的户口和档案是挂靠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所以，我只能寻找与我的户口和档案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生处和研究生部的帮助。学生处有关负责人对待我的失业总是笑嘻嘻地说要提供帮助，但是，却并没有见到什么实际的效果，所以我是去了一趟不成，张?老师就鼓励我再去，再去！而让我到研究生部寻求帮助的话，那种感觉简直就像吃苦药一样难，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哪怕站在研究生部的门口一分钟。但是，张?老师的建议我又不能不听，所以，我也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了研究生部，也还是一趟不成，张?老师就鼓励我再去，再去，再去！不，这语气说是在鼓励我，还不如说是在“怂恿”我呵！可惜，我记得当时的现任研究生辅导员赵骥不仅没有任何的要帮助我的话，反而说得我更加沮丧：“两年之内找不到工作，我们将把你的户口和档案打回原籍。”

张?老师当时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人事处副处长，我忽然想到，他不断地鼓励我找学生处呵研究生部，这也许是她想要我给上海戏剧学院写求职信吧！？我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张?老师确实是希望我能够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这个问题虽然她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但是，我确实觉得她很关心我的困境，很希望帮助我。不过，由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期间出了那么多怪事情，我对于留在上海戏剧学院早已不敢抱有希望，所以，虽然我当时几乎给中国所有的与我的专业有关的单位写了求职信，但印象之中我唯独没有给上海戏剧学院写过。现在，张?老师一再要我去上海戏剧学院负责管理我的户口和档案的部门寻求帮助，这有没有要我在母校求职的意图呢？要知道，当时让我开这个口也是很难为情的，但是，我想，如果张?老师确实有这样的意图，我也不能辜负她几年以来对于我的关心和期望，我至少应当像这些戏剧院校提出我的求职申请，而这所学校的决策者们是否同意，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所以，我拿着求职信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人事处，但是，有关人员告诉我，说他们要的是拥有副教授职称的人，而我没有这个职称。不过，即便是在这个时候，我仍然相信张?老师是希望帮助我的，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的。

确实，不少老师希望帮助我，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也许是他们并不知道邪恶势力是有一定力量的。

其实，不仅是张?老师，甚至于当时上海戏剧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张仲年也帮不了我。在寻求应聘上海戏剧学院碰壁之后，有一次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遇见他，当问到我的困窘的境况的时候他也表示很同情，对我说：“总不能不给个饭碗吧！”于是，他介绍我去找刚刚合并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曲舞蹈分院的一位李姓处长（名字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看看他能不能给我安排了临时工什么的，暂时解决温饱问题。李处长应当也是一位分管教务的领导，我告诉他，只要能够糊口，我什么活都愿意干，我愿意参加教学工作，而如果贵院对我的教学能力不信任的话，我甚至于愿意做他们的清洁工。首先要能够“存在”，然后才有可能发展，这是我从上海水产大学出来之后第二次深刻领略到法国大哲学家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精髓。然而，我的要求是如此之低，同时还有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的推荐，我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哪怕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所以，张?老师的帮助不能成功应当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了啊！

9.             求助上海的街道

张?老师的帮助虽然没有成功，但却让我想到，我可以寻求一下街道的帮助。我想，我不妨直接寻找上海戏剧学院所属的静安区的街道，找街道服务中心帮助。以前，从水产大学出来之后我也曾经寻求过帮助但不成功，也许他们认为我是自己自愿辞职，所以不肯帮助，不过，现在，我的身份是一名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情况应当会有所不同了吧？

上海戏剧学院所属的街道的名字我忘记了，那个街道服务中心的正式名称我一下子也记不得了，不过，它所处的位置我还是记得很牢固的，它就位于著名的上海百乐门旁边不远处。

开始的时候，街道服务中心的人很同情我，当我介绍了我的情况之后，他们是答应帮助我的。我告诉接待我的一位女士说：“我只需要能够暂时糊口，把我的住宿和吃饭的费用解决了就行了。” 我记得她还问我愿不愿意做临时工，例如做地铁或者某单位的保安，我说都可以，并且告诉她说，虽然不准备一辈子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愿意半年或者一年签订一次合同。这也就是说，即使我联系到了更加适合我的单位，我也不会马上走人以至于影响了正在做的工作的，做人做事要先替别人着想啊！但是，过了几天，当我满怀着希望再去探听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那位女士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她的话语虽然绕来绕去，但意思还是明确的，那就是说我的身份竟然是一个博士，而且，或许，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博士，所以，那么，地铁保安之类的工作就不怎么合适我。那什么工作才合适呢？对于这个问题就没有下文了。看来，她一定又去咨询了与我有关的什么单位的什么人了，其结果就是我不仅无法找到适合我的专业的工作，我连个饭碗也没有找到。

朋友们，您们看，我说有人存心要让我饿倒街头，人们还不肯相信，现在信了吧！？

10.       陆教授的足迹在哪里？

我记得我在极其困顿之中，曾经把一线希望寄托在进入上海的区级文化馆上，我几乎是同时向静安区文化馆和宝山区文化馆提出了求职申请。

静安区文化馆完全是我自己找上门的，他们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我记得好像姓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面谈和交流，他们是倾向于要我的，不过，听说他们把招聘我的请求向他们的上级汇报之后，上级的意思是我已经错过了他们系统招聘人才的统一考试时间了。那么，静安区文化馆的王馆长以及其他几位负责人为什么仍然要提交用人的申请呢？很显然，他们是不会不知道他们的统一考试已经结束了的，他们显然确实希望招聘我，我记得王馆长曾经表示说，或许博士不必经过那样的考试。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同样的，我被他们的上级机关给否决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跟王馆长联络的时候，在她带着遗憾的神情把那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了我之后，她似乎还不怎么甘心似地说：“你等半年再来应聘如何？那时你就可以参加下一次的统一考试了。”唉！我当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区级文化馆已经是很大众化的文化单位了，从某一种角度来看，一个博士去这样的单位，多少是有些大材小用。不过，我个人是希望在这样的单位干出一番事业的，我并不嫌弃工作层面的通俗性，我需要有一个基本性的文化平台，我要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的求职申请是经过认真考虑的。现在，我的这种要求并不高的求职申请依然被拒绝了，这说明他们的决策者就是不想要人。既然他不想要人，等待半年之后，他仍然可以找到其他的借口来拒绝你。

宝山区文化馆是我的一位亲戚帮我推荐的，我的一位表姐在宝山区工作，她好像认识宝山区文化局的领导，而且，她觉得我完全符合应聘条件。宝山区文化馆的一位负责招聘的人士好像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也告诉我说，上级要他招聘一位名校毕业的硕士以上的毕业生，我完全符合他们的条件。他甚至于都跟我谈到了每月4万元年薪的问题了。然而，我不仅符合他们的条件，还有亲戚的推荐，但最终仍然被拒之门外。

我记得当时宝山区沪剧院的院长也参加了面试，他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是我的校友。上海戏剧学院令人尊敬的陆军教授好像跟他的关系也很好。不过，当着我表姐的面，他要我向陆军教授学习。我当然应当学习陆军教授，因为哪个时候我在尝试着剧本创作，而陆军是职业剧作家，很有名气，我早就准备向他请教了。但是，那位沪剧院的院长要我学习的却不是剧本创作，那又是什么呢？他向我讲述了一番陆军教授的从艺经历，说陆军教授以前是在一个区县的文化部门工作，最后才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成为上海戏剧学院剧本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顶梁柱之一的。我想，这也不矛盾啊，我那时如果进入了宝山区文化馆，这不是和当年的陆军教授差不多了吗？这不就等于是在踩着陆军教授走过的脚印前进吗？多么好的事情啊！可是，在旁人看来，那位沪剧院院长的话本来应当包含有准备接收我的意思，但实际上竟然是一种拒绝。那么，我的那位校友院长到底要我向陆军教授学习什么呢？他到底要我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也许只有老天才知道！

11.       求职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在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的求职路上，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所我的家乡高校――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当时的院长刘继潮也还算得上是我的老师呢！我当初在安徽省教育学院艺术系学习的时候，他就是艺术系的副主任。尽管他是搞美术的，而我在安徽教育学院学习的是音乐，但他毕竟是整个艺术系的副主任，所以，应当算是我的老师。但是，他说死说活也不肯接受我。现在，我一听人说到安徽大学的艺术学院，我就能够一下子回想起刘继潮院长告诉我的话：“你到其他单位看看，他们应当会欢迎你的……”

在向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求职的过程中，还有一位比较了解我的专业所学的亲戚在极力地帮我向有关方面推荐。我的这位亲戚也在安徽大学工作，是这所大学的一位处级领导。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不要人。也就是说，不论从什么角度，他们是横下一条心，就是不肯要我这个人了。

听说那位刘继潮先生在我求职的当时好像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学院很快就把他返聘了回来，继续坚守艺术学院院长的岗位。虽然我在向这位艺术学院院长请求赐予一只饭碗的过程之中，觉得他好像还想长期在院长的位置上干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在其他单位刚刚落实了工作，就听说他又不做那个院长了，退下来了。真是具有戏剧性，我有时候甚至于觉得，仿佛他当那个安徽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拒绝一个姓钱名久元的人，就是为了要拒绝一个为了找工作而搞得焦头烂额的戏剧戏曲学博士似的！

刘继潮先生的继任者听说叫程琳（音），不过，我想，即使我向安徽大学求职的时候不是刘继潮担任艺术学院的院长，我仍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还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曾经在电话里听到过我的那位曾经极力推荐我进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的亲戚表示过这样的困惑：“别的学校都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毕业生尽快找到出路，找到好工作，怎么你们的戏剧学院和别的学校如此地不同啊！”但是，当我问起她上海戏剧学院到底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学校的地方，也就是想知道她在推荐我的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有关我的信息的时候，她又告诉我说没有。

所以，我在安徽省合肥学院落实了工作之后，很快便拜访了她。我之所以来到合肥后急切地拜访她，就是想要通过她知道一些情况，了解一下上海戏剧学院在我近一年的失业状态之中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脚色。但她没有说得太多，主要是告诉我说，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的刘继潮院长和副院长程琳她都很熟悉，程琳前往上海音乐学院招聘人才的时候，也顺便地去了上海戏剧学院，但是，程琳副院长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没有跟有关老师或者工作人员说多少话。我问她，程琳副院长具体找的是学生处还是研究生部等其他部门？她说不太清楚。我又问她，程琳副院长是谁接待的，谈了些什么。她说也没有谈多少，因为太晚了，天色昏暗，甚至于上海戏剧学院接待者的面孔都没有能够看清楚。朋友们瞧瞧，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招聘博士就是这么个招聘法，不仅是顺便地去招聘一下，而且还要去得很晚，还没有说什么话，甚至于连接待者是谁都没有看清楚就打道回府了，真够浪漫的！

假如当初这个大学的艺术学院要我的话，现在已经身为合肥学院教师的我应当不会这么着急地想换单位，因为，虽然这所学院的戏剧专业并不著名，但这里毕竟有个与我的所学基本吻合的专业。何况，我有信心让不著名变得著名！所以，假如其他情况都比较适宜的话，我是有可能比较安心地在安徽大学的那所艺术学院里工作下去的。

12.       博士后工作站向我挥手而去

大约是在2005年3、4月间，我得到消息说，中央戏剧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准备招收人员。对于我这个已经好久没有工作机会的失业者来说，这当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何况，专业上绝对对口。

我跟这所学校联系了以后，还与这所学校的科研处张殷老师面谈过。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还没有博士后工作站，想必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后工作站也是刚刚起步的，或者说是刚刚起步不久的。我在电话联络和面谈之中能比较清楚地感受到，张殷老师还是很希望招收到比较正规的戏剧类院校博士毕业生的。

在上海戏剧学院面对华山路的大门口，有一家好像叫做“真锅”什么的咖啡屋，我与张殷老师面谈的地点就在那里。实际上，那家咖啡屋几乎就坐落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之内，也许地皮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它正对着上海戏剧学院的实验剧场。虽然我经常在那家咖啡馆和实验剧场中间的空场上练习唱歌，但是，我对于实验剧场非常熟悉，而对于那家咖啡馆却感到十分地陌生。我觉得，那是一种近在咫尺的遥远，这主要是因为，我也许是上海戏剧学院当时最穷困的学生了，虽然那家咖啡馆就在我的眼皮底下，然而，我却从来没有走进去过，甚至于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要进去喝些什么。所以，张殷老师约我在那家咖啡屋里攀谈，我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犹豫，因为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是，出于改变当时的失业状况的考虑，我还是一咬牙，立刻地接受了。

面谈的时候好像还有中央戏剧学院别的老师在场，可能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我向张殷老师表达自己迫切地想为祖国的戏剧研究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也把我当下的窘境告诉了她。我的感觉是，她听了我的恳求和诉说之后是比较同情的，是表示要为我争取的。我还告诉她，前不久观看的中央戏剧学院常莉老师导演的莎士比亚名剧《错中错》真是太好了，在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的演出我是“混进去”看的，真是棒极了，次日还有一场常莉老师导演的莎士比亚名剧的演出，剧名我不记得了，但我没有看成，那是因为《错中错》的演出引起了轰动，所以，次日的演出许多人被堵在门外。据说有些有票的人都没有能进去，我这个没有票的艺术乞丐当然也就难以再一次地“混进去”欣赏了。末了，我还把自己的有关资料以及自己在辗转流浪中创作的几个剧本的电子版，一并地存在了优盘里交给了张殷老师。

之后，我多次通过电话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有关领导、老师进行了联系。除了张殷老师之外，我还联络了该院的一位中国古典戏剧专家麻国钧教授。我记得我还找过他们的一位姓徐的院长，但没有说上话，因为一提到是想进他们的博士后工作站的，他立刻要就要我跟人事处或者科研处联络。张殷老师和麻国钧教授一再地要我耐心等待他们的消息，好像是说还有希望，但是，决定权似乎不在他们手里。

我只能一再地向他们表达我的迫切的愿望，我记得，我通过手机短信向他们表达过这样的态度：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政策规定的讲师待遇，只需要给我一个月五百元，甚至于三百元的生活费就够了；我也不需要你们计划给予的两室一厅的住房待遇，只要给我一个与本科生同样的学生集体宿舍就行了。但是，我的这种近似乞丐一般的祈求仍然没有能够打动中央戏剧学院某些决策者的心，我仍然没有获得允许。被拒绝是显然的，因为后来张殷教授问我是不是可以等到当年的第二批进入他们的工作站。2005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招收计划是分两批进行的，一批将在4、5月份，另一批将在9月份。我想，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最等不得的，假如再等上半年时间的话，我又得要支付至少两三千元的房租和生活费用。何况，到了当年的9月份，能不能够顺利地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还是个大大的问号，我屡次的经历已经使得我深深地怀疑有人暗中作怪，故意地在我的求学、求职甚至于求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所以，也许9月份的梦想又只是某种势力设置的一个圈套。朋友们看看我的想法对不对？如果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后真的准备接收我的话，为何非要我等上半年呢？我已经失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他们是完全知道这么一点的。何况，我孤身一人，也不需要麻烦他们帮助我解决家属和子女问题，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想接受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难题啊！我当时，并且一直到现在都认为，张殷老师和麻国钧教授骨子里希望我进入他们学校的博士后工作站的，但是，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却显然并不是他们。

13.       他们对戏剧博士说“不”

我曾经给无数个与我所学习的专业有关的单位发送过求职申请，然而，几乎全都是石沉大海。就算是在开始的时候有人很感兴趣，但很快就“晴转多云”了。谁能够告诉我，这里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2004年毕业前后曾经联系过无数家单位，我记得，我参见过面试或者投递过简历的单位就有如下这些：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昆剧团、上海越剧团、上海沪剧团、上海淮剧团、上海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艺术学校、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浙江传媒学院、上海传媒集团、上海大学谢晋影视学院、上海电影学院（民办）、山东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上海文化局、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静安区文化馆、上海长宁区文化馆、上海文化馆，以及上海各个区的文化局、几乎所有的上海综合性大学、几乎中国所有省份的文化厅、几乎中国所有省份的话剧团等等等等，甚至于上海静安区的一些中小学我都尝试过了，但是，他们都“不需要”我这个戏剧博士！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戏剧文化太发达了以至于不需要戏剧博士了呢？好象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吧？！在这里，我若是把中国的戏剧文化事业说得太差，这或许会让某些人伤心、难过，但是，不论怎么说，我国当前的戏剧、影视事业绝对不是世界第一流的，这一点无可辩驳。这些年来，我们的戏剧文化界搞出来了多少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剧本、演出和音像产品呢？实际上，尽管我们的戏剧类文化事业逐年有所进步，但是，长期以来，真正在中国有着更好的收视率的还是香港戏剧、影视产品，还是美国、欧洲传来的所谓“大片”。不相信的话可以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们搞个数据统计就可以知道了。听说最近几次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把很大比重的奖项给了外国人，面对这种状况，我想，国内戏剧界同行们的心里一定不太好受吧？这应当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动，实力有限，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啊！不过，我还是非常赞赏上海国际电影艺术节的评委们，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地以实际水平为依据，这是值得赞赏的。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博士太多了呢？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这样的事情，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博士研究生总共是7个人，其中只有包括本人在内的两位于2004年准时地毕业了。要知道，中国目前只有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这两所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一年毕业2个博士，那么，我想，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大哥的中央戏剧学院一年的博士产量再高，也不会超过十个吧？！这么区区十几个戏剧博士毕业生，撒到全国去，一个省份都摊不到半个，然而，却没有单位要我，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硬是在上海流浪失业了将近一年，几乎每天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的亲爱的母校的校园里落寞地流浪！几乎每天都在上海戏剧学院的食堂里勒紧肚皮吃着粗陋的饭菜！

那么，是不是我这个人的专业水平还有疑问呢？当初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由于遭受无耻的邪恶势力的迫害而无辜退学，我被迫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处于打官司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三年攻博期间，有几乎一半的日子是不得不到处上访，不得不到处喊冤的，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搞学习呢？！所以，到我恢复学籍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的7月份了，这也就是说，距离上海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毕业论文交稿日期只有9个月了。而且，这其中还包含有一个暑假和一个寒假，在这些假期期间上海戏剧学院是不让住的，我不得不逃难似的搬到低矮的地下室里去搞毕业论文，倍受蚊虫叮咬，工作效率必然是要大打折扣。所以，我真正可以利用的写毕业论文的时间实际上卯足了劲也只有6个月。然而，我就是用这么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把本来在正常情况下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写出来了！

本来只需要写出10万字毕业论文，我却写了大约20万字，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吧？在毕业论文答辩期间，上海有关方面的专家几乎都参与了我的论文的审阅，答辩委员会一致给予了我“优”等成绩，因此，我的论文应当可以说是又一定的质量的吧？其实，一想起答辩时候的情景，我至今还在暗自难过，因为听说不少研究生在答辩之后请答辩老师们吃了顿饭，而我呢，得到了个“优”等成绩居然都没有请客，真是过意不去啊！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我当时的口袋里面只有不到1000元的“存在主义”活命钱了，因为没有落实工作，我还必须支付即将要支付的昂贵的房租呢！

我并不差啊！单位为什么要招聘人呢？不就是要让他干工作做事情吗？我难道不能够工作？我难道没有能力把工作做得很出色吗？！

总而言之，在中国，尽管戏剧、影视并不发达，但这里不需要博士；尽管戏剧博士很少，戏剧博士照样四处流浪、浪费青春；尽管你这个博士有着很强烈的为国效力的愿望，人们照样对你说：“不”！

我又想起了入学不久听有关老师说过的一番话，说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去向都非常好！此时此刻，我甚至于觉得那即使不是在故意说反话，也应当是在挖苦人，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

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戏剧要拒绝一位博士的深情厚意呢？！！！

14.       感谢吴天球教授的关怀

大约在2005年的初春的三月份，我又一次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教授取得了联系。

博士毕业之后又失业流浪了大半年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虽然我已经很清楚，我的遭遇不会是偶然的，但是，至于到底是来自什么方向的力量导致我的生活总是非常坎坷，我当时仍然不是非常清楚，或者，准确地说，我常常摇摆不定，时而觉得寒流来自沈阳、时而觉得寒流应当来自北京，时而还觉得……

虽然我当时觉得寒流来自北京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直觉似乎一直又在告诉我，他是不大可能有那么硬的心肠的。他即便是由于我的不善言辞而对我有些不快活，也不至于经久不息地仇恨我啊！所以，我之所以在2005年的初春时节又一次与吴天球教授联系上了，那主要还是希望通过他再一次地了解一下过去发生的情况。如果事情确实与我当年在北京求学声乐有关，或者他还能够帮忙斡旋一下呢！

当时我甚至于觉得，觉得我当年在北京与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的相识是吴天球教授安排的结果，因为那个日子恰逢我在吴天球老师的介绍下一大清早跑到一家书店的门口等待开门购书，而就是在此次等待开门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张一波教授。我也想到，假如吴天球教授早就与涨一波教授相识了的话，那么，他或许能够帮忙消除涨一波对于我的不快，假如这种不快确实非常强烈的话。所以，我在给吴天球教授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我的怀疑，同时也表达了，假如果真如此的话，我还希望他帮忙跟张一波教授说说好话，希望张一波教授能够原谅我，原谅我这么个乡下长大的小瘪三可能做出来的不懂事行为。

我的第一份邮件是2005年3月12日发出去的，信中向吴天球教授介绍了一些当年在北京跟他学习的情况，以及我后来无法继续学习，也不敢报考北京的高校的原由。信中当然要把自己骂上一顿，同时也解释了一下当时为什么不敢完全相信涨一波的原因，毕竟是萍水相逢啊。最红我表达出希望他能够斡旋一下我与涨一波教授之间的关系的愿望。

次日，我觉得话说的似乎还不够，所以，我又发给吴天球教授一份电子邮件，我把话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一些，现在不妨就把邮件的全文呈现在这里吧：

吴老师您好：

不知信件您收到没有。

如果您认识辽宁省委党校的张一波教授的话，请您一定帮我说句好话！

不过，想来想去，我必须首先向您道歉，因为当初他向我要您的电话的时候，我应当立即征询一下您的意见的，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当时昏了头，以为他对于我的身份以及来北京的目的存在怀疑，以为他只是想证实一下我的身份，证实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是来北京学习声乐的，所以就把您的电话给了他。次日我再想把此事告诉您时发现您已经有些不高兴了，是不是这样？！------结果我觉得张教授可能说了一些令您不快的话，所以，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就不知好歹地在张教授面前说了一些音乐学习对于我是多么重要的话，可能当时也没有注意到说话的语气轻重。我印象中张教授就是从那时开始对我不满意的，我一直都很后悔自己的无知和冒失。

不过，一个学生夹在两位重要的老师中间确实也是很为难的！！！何况我又不是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见多识广的那种人，不善于应酬，所以……

无论如何，我对我的罪过深感忏悔，希望这十几年的岁月能够消平张教授对我的不快，希望这些时光能够消磨掉我可能给您带来的不快。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有时在父母兄弟面前也常常说错话。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好多次刚刚在老师面前说过什么话，一回宿舍我就后悔了，发觉自己说得不恰当，但是，我保证我的本意是好的。

我想，我现在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麻烦，很可能仍然是我十几年前在北京犯下的罪过的延续！我祈求他能够原谅我，我现在早已经是债台高筑，我已经失业7年了，好多次婚姻的机会也都破灭了，很长时间以来，我的生活过得跟叫花子差不了多少，失业后我甚至于不得不摆地摊贩卖鱼虾水果，我不知道我的未来的道路在哪里？请求他放过我吧！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又不得不从事摆地摊沿街叫卖的生活了！！！

我十分留恋我在北京跟您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我永远留恋在北京和张教授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谢谢您！

祝吴教授全家快乐，万事如意！

祝张教授身体康健，吉祥幸福！

吴天球教授于2005年3月17日给我回了信，当时他正在医院看眼病，患病之中抽时间来回答我的?嗦，我很感激，也有些愧疚。信件全文如下：

钱久元：

你好！我是从医院请假看邮件回家的，见你的来信很高兴！立即回信。

你所说的所谓张一波教授，我毫不认识，从没联系。你所讲与他的一切联系，我一头雾水，毫不知情！就这样简单。

我眼视力低下，还在康复中，不能多看电脑。我祝你早日找到工作。早日完婚，不能挑漂亮的，人好，对你好，能愿意和你艰苦奋斗就很好，对吗？

祝

好！

                                    吴天球　

吴天球教授回信说他根本就不认识张一波教授，不认识就不认识吧，反正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到了，我现在要说的是吴天球对我的婚姻大事的关心令我十分地感动。在我给吴天球老师发上述电子邮件之前，在一次电话联系中，他就已经提出要给我介绍对象，可是，由于我当时已经隐约地感觉到我这么多年以来的遭遇也很有可能与我的此类个人之事有关，所以，我对于别人的介绍，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涉及到高级官员之家的婚事介绍非常地害怕，我记得当时我几乎是本能地跟吴天球教授说：“我已经初步地有了个女朋友了……”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女朋友，谎称自己有女朋友，这完全是本能式的反应，我甚至于随后还进一步地谎称我的女朋友很丑，这同样是本能式的反应。

可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后悔我当初的那种本能式的拒绝，也许，吴天球教授，这位外表严厉但内心善良的前辈，他很可能是根据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感觉到我当时最主要的还不是找工作，而是先找个对象更加实际和现实，这完全是在为我考虑啊！不仅是在为我考虑，他还考虑得如此地周到！

是的，我越来越不相信吴天球教授的心肠会是那么地硬，我也越来越不相信我会真地让吴天球教授那么地不高兴我。即使我这辈子永远孤单一人，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声乐老师吴天球教授的那份深情厚意！

15.       死了以后才罢手

我渴望工作，我渴望有个安稳的家，我渴望尽快地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所以，我当时也就萌生了一种求饶的渴望。实际上，我跟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教授的联系也就是一种求饶，但由于似乎没有得到比较明确的答复或者暗示，我想，也许我做得还不够吧，于是，我准备比较正式地通过上海音乐学院的常留柱老师来求饶。因为我可以比较方便地与常留柱教授面谈，所以说比较“正式”。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我骑着破旧得几乎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再一次地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教授的家。那时，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他的课了，不过，此次的到来却并不是为了听课，而是有着其他的原因。我心情沉重地向他老人家汇报了我的“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然后，如果不是惨然泪下，那也一定是神色黯然地向他表达了如下的意思：

我今年已经三十八九了，如果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不慎说错了什么话，或者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一定都是自己无意之中的所为，请有关人士、前辈原谅。

其实，我是不是无意之中对于别人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呢？这个问题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一向与人为善的我平时是很注意不去伤害别人的感情的。我也希望有关人士能够直接地告诉我，如果对于我有什么不快，完全可以直接地告诉我。假如确实是我的不对，那么，即使别人不来惩罚我，我自己也会给自己一个相应的惩罚的。我已经被整了很多年了，我到底犯了多么大的错误需要折磨我这么久呢？如果贵人们高抬贵手，放我过去，从今以后不再设置绊子整我，过去的事情我将永远忘记，这也就是说，我过去所遭受的折磨，包括我的三年流浪以及在上海戏剧学院遭遇到的退学处理，这一切都是我活该受的罪，我将不再怪罪任何人。而如果有人还是不满意的话，那他们要杀要剐随便他们来吧！我想我除了在伤口流血的时候勉勉强强喊上几声‘疼’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也许，如果不乘机呼喊几声的话，弄迟了恐怕连叫‘疼’的机会都没有了！

实际上，如果当时恶魔就此住手的话，我不仅不会像现在一样地写自己的这些经历，不情愿去揭自己数十年以来的伤疤，而且，我很可能根本就搞不清楚是谁一直在背后整我，尤其是搞不清楚那埋藏最深的魔鬼到底是谁。尽管我不断地对此有所推测，而且，我想我的推测也不无道理，但是，毕竟我只能做一些推测。所以，魔鬼倘如当时就开恩饶命，我也只能感谢他，其原因就是这么简单，我几乎无法搞清楚黑手到底从何处伸来，我想我也不太愿意再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挖掘魔鬼的深坟，等待着我的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啊！在当时，我多么想静下心来从事我的“乐剧”理论的研究啊！我多么渴望马上就能够为祖国的戏剧舞台奉献一份热诚啊！然而，即便是这种几乎被诚挚的热泪打湿了的恳请，或者干脆说就是求饶，它也依然被冷酷地驳回！

隔了几日，我再一次跟常留柱老师联系的时候，当然好像聊的是题外话，好像是不相干的其他东西，关键的话是冷不丁地或者说是不经意地说出来的，就像爬山的时候不经意地看见一道泉水从身边溜过一样。常留柱老师就是这么不经意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要他死了以后才会罢手的……”

常留柱老师说的确实就是涨一波教授吗？虽然当时我确实更多地怀疑张一波教授，但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我猛然一听到“要他死了以后才会罢手的”这么一句话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张一波教授不再那么值得我怀疑了。是啊，他真的而又那么邪恶吗？我真的那么恨我吗？我真的值得他那样地仇恨吗？

16.       寻求媒体帮助的企图

上海戏剧学院要我退学的决定下达之后，我曾经求助过媒体，现在，我虽然艰难地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仍然是到到处流浪，我居然对于媒体仍然没有死心。一次次地求职失败，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海戏剧学院到底在我的求职过程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脚色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拨通了《中国教育报》报社的电话，我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而是借用旁观者的名义跟这家中国教育界地位最高的报社记者打起了交道，我请记者关注上海戏剧学院发生的事情。我说，上海戏剧学院有一个博士生，他毕业之后就是失业，现在已经失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很可能是由某种邪恶势力设置关卡故意造成这位博士无法找到工作的。我记得接电话的那位记者是一位女士，她表示很感兴趣，她还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一位看不下去的旁观者。

之后，我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唉！我们的新闻媒体到底喜欢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大新闻大事件呢？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还有多少事情比毕业就是失业还要大呢？何况，我还告诉她，学生的失业很可能是邪恶势力施展魔法的结果。

我确实是太渺小了，我一个博士的遭遇都无法引起《中国教育报》的注意，何况那些千百万的大学生，何况那些数以亿万计的中小学生呢？

17.       再见吧，长沙！

由于长期没有工作，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也在为我着急，正巧，大约到了2005年的岁末年初，宋光祖老师有一位熟人从湖南来上海看他，来人好像是姓马，是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的老师。于是，宋光祖老师就通过他把我介绍给了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湖南大众传媒学院虽然只是一所专科院校，但是，由于它有影视艺术专业，与我的专业很接近，而且，我本人也很希望影视艺术方向靠拢，所以，我还是很愿意去的。宋光祖老师做事情一向比较稳健，在推荐我应聘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之前，我相信他一定与有关的方面都协调过了，这些“有关的方面”应当包括希望我继续流浪的方面，也应当包括希望我留在上海戏剧类院校的方面。于是，在我的导师的推荐下，我带着比较大的希望，只身前往湖南应聘。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以前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也跟宋光祖老师很熟悉。他是亲自出马到长沙火车站来迎接我的。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不仅有一个影视艺术系，而且，这所学校当时给具有博士学位的应聘者开出的待遇清单也很有吸引力，他们将给被招聘的博士学位拥有者一套150平方米的新建住房，还有8万元安家费等。有了比较好的待遇，这当然有利于我的专业研究。所以，我差不多一到长沙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签合同那就马上签吧。

我记得我是带着就业协议书前往长沙的，可见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明确地想进这所学校的。不过，就业协议签订之后，我发现，协议上没有注明他们准备让我在这里工作多少年，这里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们给出的150平方米住房和8万元安家费的前提是必须在这所学校工作8年，而如果不在协议上明确下来工作8年的话，那么，这应当就意味着这所学校可以随时要我走人，那不仅待遇没有保障，连饭碗都没有保障。虽然我也知道，我的导师甚至于上海戏剧学院其他的老师与这所学校的有关领导老师关系比较好，但是，我这个人更加相信法律。而且，在我身上已经发生了的许多事情都已经证明了，不少老师事先都是非常关心我并且乐意帮助我的，但是，到了后来大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有的甚至于走向了反面。所以，我担心，假如工作了一年半载或者三年四年之后，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突然由于某种我无法知道的原因脸色一变，找个什么理由要我滚蛋，我不仅应得的待遇得不到，还得拖着坛坛罐罐的家当到处搬家，那种景象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了，我搬家换地方已经搬够了。何况，在一次聊天之中，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人告诉我说，他将努力争取让我进入他的影视艺术系而不是让我进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的学报编辑部。他的话语使得我感到，即便是我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也是很难从事我的专业的，尤其是难以让我接触到我最渴望接触的戏剧、影视艺术的实践。显然，即使是把我从上海赶到了湖南，某些人仍然不放心，担心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有机会从事他们最不希望我从事的专业，尤其是艺术实践。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按照一般的程序，毕业生应当先签订就业协议书，然后再拿着就业协议书到母校领取正式的就业合同去用人单位签署。我回到上海之后，越想越觉得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不在就业协议上写明工作年限的做法对我可能不利。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也许有人设计这样的做法是出于好心，例如希望我在条件一旦成熟的情况下回到上海，到更加有利于我的专业和学术发展的单位，如果我的这种考虑没有错误的话，我应当感谢他们的好心。不过，他们也应当知道，连他们自己都很难把握事情的进程，如果他们能够把握得很好的话，我也不至于在博士毕业之后长期流浪了。所以，我不放心，尤其是担心这种好心很可能受到坏人的利用，那样的话，我不仅无法顺利地返回上海，我还有可能一夜之间再一次地变成了失业者。请朋友们帮我想想，别的不说，就拿专业发展来说吧，某些人很显然地不希望我专业上获得成功，倘若我在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把自己的专业搞得如火如荼，甚至于写出并上演了自己的剧本，那些躲藏在黑暗处的千年老猫精不会难过得死去活来吗？他能让我这么开心吗？湖南大众传媒学院有关人士当时对我的态度挺好，但我很清楚，那些后来折磨过我的我的上级和老师，他们先前与我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啊！

由于这个时候，我偶然遇到了合肥学院来上海招聘人员的老师，他们也比较明确地表示想要人，我想，我还是与能够与我签订正规协议的单位联系吧。我也知道在合肥学院没有我的专业，但是，我当时已经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之网完全地捕获了，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尽管我也知道，即便是签订了规范的合同，某些当权者仍然完全有可能把我的工作搞掉，但是，也许几乎是出于对于正规合同比较信任的本能，我还是选择合肥学院。

为了有一份确定的工作，我居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有着我的专业的学校，实际上，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回答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也许当时的这种考虑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那就是，我虽然难以把握住自己一直渴望把握住的自己的命运，但是，我还是渴望在合同条文上明确下来，使得用人单位不至于有法律上的冠冕理由随时可以解雇我，我应当争取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合同。进，要正儿八经地进；出，也要正儿八经地出，将来假如有了更加适合我的专业发展的机会，我可以寻求有关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这实际上还是长期流浪在我心中形成的“存在”至上的原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实在不原意再失业流浪了。

当然，当时决定来合肥学院的考虑还有，合肥毕竟是我的家乡，一旦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我似乎还有些回旋的余地。何况，我当时也已经知道，我的母校合肥师范学校已经并入了合肥学院，那么，母校的老师们应当是希望他们过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在专业上大有作为的吧！所以，我当时有着这样的希望：在合肥学院工作一两年，做出一些成绩向母校以及母校的恩师们汇报，仍后再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很显然，在二三十年之内，合肥学院都不可能创办出戏剧专业的。我想，假如中国的某所院校或者某家剧团决定招聘我，母校一定会很高兴的，母校的老师们一定渴望着自己的学生有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