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难中完成毕业论文

1.             为了复学我“忏悔”

经过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失学，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终于恢复了学业。大约是在2003年六七月间，上海戏剧学院的上级部门领导决定恢复我的学籍，有关方面还请出了宋光祖、陈多两位教授担任我的新导师，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资深的戏剧理论专家。不过，我应当没有看见我的复学通知，不然的话，我是一定会留下一份复印件甚至于原件的，而且，我今天也会告诉大家这作出让我复学决定的“上海戏剧学院的上级部门”是不是上海市教委。

我清楚地记得，有些人到这个时候似乎还不甘心，这种不甘心我从那个研究生辅导员赵骥身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他在上级关于我的复学通知已经下达的情况下仍然威胁我，逼迫我再写一份名为“悔过书”（也许叫做“道歉书”，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东西。他告诉我说，假如我拒绝写的话，那么，虽然恢复学业的通知已经下达，他也仍然无法安排我进行复学方面的工作，例如与新导师讨论课题选择等等。看来，把这位研究生辅导员称作“研究生胡捣员”倒是十分精当的！

当时的时间已经十分地紧迫了，距离毕业论文完成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而正常的时间是2年！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我被迫按照赵骥的要求写了“忏悔书”，我记得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下属单位成人教育学院的主任办公室里写下那份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忏悔什么和为什么忏悔的“忏悔书”的。在那间沉重得如同是铅水浇注出来的办公室里，我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按照我们的研究生“胡捣员”的要求写的，我强压着自己越来越快速的心跳按照我们的“胡捣员”的要求骂自己，在越来越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说着自己的坏话，其中应当包含有我自己应当对自己的学业中断负责之类的话。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把刀柄架在我的脖子上，但是，我知道，不写是不行的，已然发生了的许多事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的。

写“忏悔书”的当时，成人教育学院的主任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印象中他姓王。我觉得当时的他或许也感觉奇怪，也许是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记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写这种东西应当是出于自愿！”

2.             排除万难写论文

恢复学业之后，我立刻与我的新导师协商以确定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海派京剧初探》这个论文题目的最终确定是在2003年7月间。因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最后交稿日期是2004年的4月，这也就意味着，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最多只有九个月的时间了。

时间紧，任务重。在学院党委书记戴平老师的关心下，在宋光祖、陈多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了。上午、下午、晚上，每天都是满满的。

即使是在我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上海戏剧学院，这所可以称为我的母校的学校也没有对我的宝贵时间表示出丝毫的怜惜。刚刚确定下毕业论文的选题，我就不得不从学院的学生公寓搬出来，自己掏钱住到位于愚园路上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招待所里去了。这家地下室招待所也隶属于上海戏剧学院，应当是静安寺附近所能够找到的最廉价的招待所了。为什么对于时间如此紧张的学生依然如此地苛刻呢？

确实，上海戏剧学院每到寒暑假都不允许学生住校，其原因我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想在这里讨论他们该不该这么做，不想在这里浪费篇幅研究他们的这种做法的利弊。然而，我知道他们是有例外的。我在这个学校一年级时候的那个寒假，也即2001年至2002年之交的那个冬季，当时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辅导员叫张?，她考虑到我的困难，就疏通说服了有关方面，让我在公寓里度过了那个寒假。而且，寒暑假期间，西藏籍的学员也是可以居住在公寓里而不用逃难似的到处搬家找临时住处的。以后的几个寒暑假我是搬出来住了，但是，学校还是给包括我在内的假期不回家的学生安排了临时住处，让我们住在暂时废置不用的学生宿舍里。从2003年的暑假开始，也就是当我恢复学业之后，上海戏剧学院不仅不允许我继续住学生公寓，而且连临时住处也不安排了，我只好自己掏钱搬到10元钱一天的地下室招待所里了。

若真能像模像样地住进地下室里的正规房间那也还算不错，我记得，为了节省开支，我还特别请求那家地下室招待所把我的床铺安排在过道上的一个角落里，这样我就可以每天只交8元钱的住宿费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特别招蚊子，在那条低矮、阴暗的地下室过道里，我一边与蚊虫和炎热战斗，一边拼命地查找资料。如果在地下室里能够用上电脑的话，那当然可以大大增加我学习研究的效率，但是，因为考虑到招待所里人员复杂，害怕依靠借债买来的电脑丢失，所以我也不方便把电脑搬过来。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有一个稍微安稳一些的环境，我的毕业论文有可能做得更快更好。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到了2003年末的寒假期间，也就是学位论文的写作进入到了最艰苦最紧张的时期，我连住进上海戏剧学院附属的那家地下室招待所的待遇也没有了。那家招待所表示不能接待我了，具体什么原因我记不清楚了，但其中有一条我还能回忆得起来，那就是我即使住进去了也不可以在里面做饭。由于生活十分拮据，我为了省几个钱，居住进去之后我是要用我的小电饭锅烧饭的，2003年的暑假期间就是如此，我被那家招待所管理人员允许和他们的值班员在一个厨房做饭。而到了当年年末的寒假，他们明确地告诉我，现在即便住进来他们也不允许我像以前那样自己做饭了。这样一来，让我住我也不敢住了，因为如果不自己烧饭，如果一天三餐都在外面买着吃的话，不仅经济上我承受不了，还大有可能吃出来一个什么名目的传染病。那一段时间传染病还真是不少，一忽儿“非典”，闹得是人心惶惶；一忽儿“禽流感”，搞得是鸡犬不宁。

2003年岁末的那一年的寒假，我是托了我的一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同学帮忙才找到个较为方便的临时住处的，住处也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附近。虽然由于华东师范大学寒暑假期间食堂照常开放，比在外面买着吃省了一些钱，但仍然由于无法正常使用电脑以及我的有关图书资料，我的工作效率很低。所以，就效率而言，大约一个月的寒假时间只能大打折扣，算是用上了十天左右吧。我记得在那个寒假里，我主要的工作是用在了校对上，因为不方便继续写新的内容，所以，我主要地是到上海图书馆把我已经写出来的内容的引文进行逐条地校对、核实。

3.             求职，请靠边站

2004年新年伊始，也就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刚刚开学不久，有人问我：“你怎么还不找工作？”一听这话，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懵然初醒的感觉。确实，许多同学早在2003年就已经找工作找得不亦乐乎了。我读硕期间也是几乎在最后一个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张罗着求职的。而现在，由于中途遭遇了退学，确立毕业论文选题的工作被推迟了几乎一年半的时间，我只能把全副心思放在了毕业论文上。所以，一听到别人的提醒，我当然也就开始着急了起来。但是，我又确实不敢有丝毫的分心，问题很简单，万一由于找工作而耽误了毕业论文的话，那么，到时候毕业不了，找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别人来说似乎可以兼顾，而我却难以做到，时间太紧啊！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撑死了也只有九个月，中间的寒暑假还必须逃荒似的到处找地方住，受到的干扰很大。

上海戏剧学院2004届的7个博士研究生之中也只有我一个人是全脱产学习的，没有工作，而其他6位应当都属于委托培养，因为他们都有工作，都是在职的，一般地，除非他们想换换单位，否则也不需要忙着跑工作。所以，比起别的同学来，我更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用来找工作，但我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的求职在极大的程度上是被毕业论文给拖住了，在交出我的毕业论文完成稿之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求职上。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地落实了工作，我当然不能不受到一些影响，我有也有所行动，不过，在2004年2月14日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假如说我有所行动的话，我想，这些行动顶多也就是给某些我希望去的单位投投求职信，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时间是必须要绝对保证的。

说句实话，求职问题之所以被靠边站，心理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即将举行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什么人出来施展魔法，予以破坏，而一旦毕业论文答辩被人卡住了，求职的意义也就成为飘浮不定的东西了。我清晰地记得，在我的毕业论文完成之后，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就直言不讳地问过我：“假如毕业论文通过不了你怎么办？”我当时回答得也很坦率：“我已经为我的毕业论文竭尽了全力，我写我的毕业论文是认真负责的，我认为自己完全对得起自己的毕业论文，我认为自己完全达到了获取博士学位的水平。即使是有人觉得我的论文写得不好，我也是这么认为，我问心无愧！”

谁会希望坏人来破坏自己的好事呢？我虽然不希望邪恶的魔鬼在我的论文答辩问题上施展魔法并获得成功，但是，我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而这种心理准备，或者说，这种对于邪恶势力的担心，也正是促使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上面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毕业论文答辩是在2004年的5月底。实际上，由于担心魔鬼和学术败类的破坏，在交出毕业论文之后一直到论文答辩解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依然无法放下心来找工作，我心里盘算着的主要是如何应对答辩会上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我真正地开始求职，那是在我通过了毕业论文的答辩之后，然而，那个时候也已经接近毕业离校的时间了，许多同学这个时候已经到应聘单位去试用了很长时间，甚至于已经算是正式地上班了。确确实实，我的求职行动的起步实在是太晚了，而且，在这已经被大大地拖延了的求职活动之中，我已经开始感到了一种看不见的人为阻碍力的存在。是的，我不得不以待业者的身份离开上海戏剧学院了。看来，魔鬼在阻挠我的入学和毕业问题上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他是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失败的，他现在要在我的就业问题上做文章了。

我清晰地记得，在2004年6月底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上戏的一位院长似乎是特别地强调了“上海戏剧学院是一所艺术类院校”这么一句话，似乎也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总是觉得他的这么一句话仿佛就是说给我听的。而且，就在这位院长话音刚落的当时，我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恐怕是不可能进入艺术类院校搞从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所学的戏剧戏曲学专业了！

4.             报喜也这么难呐

在我整个的撰写毕业论文期间，我都很不情愿与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尽可能地回避他们。但是，到了论文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却不得不经常地出入研究生部，因为有许多与毕业论文相关的表格要填，有许多相关的手续要办。当时，研究生部的秘书王某某以及辅导员赵骥可谓是万般刁难。

我也是到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一届的七位博士研究生，能够准时上交毕业论文的只有我和另一位仁兄，那位仁兄是上海戏剧学院本校的在职教师，他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朋友们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作为一所学院的工作人员和老师，同一届的七位博士毕业生之中只有两位算是准时地交出了合格的毕业论文，他们应当对我高兴得睡不着觉才对啊！何况，我的毕业论文至少在字数上远远超出了学校的基本要求。可是，我却真真切切地觉得，他们对于我即将按时完成毕业论文极度地不开心。佃农辛辛苦苦收获了粮食，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次丰收，地主们哪里会有不高兴的道理呢？假如某个人真的认为他自己就是那块丰收的土地上的主人的话，他就能够多收些租子，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是，我们的研究生部的某些老师却对学生的成果不仅一点也不感到高兴，而且还很不开心。每一次站在研究生部的门前，我几乎都像是疲惫而又衣衫褴褛的路人站在黑哨卡前那样，内心嘀咕着如何应付黑哨卡对于我的刁难和盘剥我，嘀咕着能不能闯得过去。我记得我在2004年4月的12、13、14日那么几天，我来来回回跑了将近几十趟研究生部，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却让我不得不跑他个来回。例如，像论文封面如何设计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他们一次性地把要求说清楚了，我就会一次性地把论文准时交出的。我当然担心由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使得我不能够在规定日期之前交出毕业论文的定稿，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也许别人过了这个期限根本就不是什么个大问题，但是，假如超越了这个交稿期限的人是我的话，那么，我就极有可能会被认定没有按时完成论文。我们的世界是不是这样？有人杀人放火却啥事都没有，而有人则喝一口凉水都会把牙齿塞住！

当然，做人说话要实事求是，要凭良心。研究生部的王某某在我送交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大约刁难了我十余次，其中也有一次是帮助了我，因为我不会划分电子版毕业论文稿件有页码标注的页面与其前面的没有页码标注的页面之间的分界线，是她帮助我整好的，所以，就为了这么一点，我想我也应当感谢她一下。这种情况也是很好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只有极少数病入膏肓的疯子才会想尽办法到处咬人，我也不相信研究生部的王某某和赵骥真的那么存心地想折磨我，我们之间前世无怨啊！其实，我本人就曾经分别听王某某与赵骥偶然之中表示过，他们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那就是他们也都并不想得罪谁，假如得罪了谁谁，那纯粹是出于某种无奈。尽管他们的这种表示一晃而过，然后立刻恢复往常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至少它证实了我的想法：我与他们确实前生并没有什么过节，甚至于根本就不认识啊！

5.             要戴博士帽自己借

2004年4月14日，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规定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必须上交之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在做了最后一次的检查之后，我终于准时地上交了我的学位论文《海派京剧初探》。学校规定的字数是10万，有人还说只要八万字就够了，而我则写了约二十万字左右。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的毕业论文的评审老师很多，按照有关方面的要求，我给多达16位的专家送去了我的论文打印稿，请他们审阅，这些专家评审的结论几乎都是“优秀”。

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是在2004年的5月27日，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曾经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的黎中城先生，委员为戴平、金登才、叶长海、沈鸿鑫，他们给我评定的最后成就也是“优”。

在我做毕业论文《海派京剧初探》开题报告的时候，上海戏剧学院金登才教授也参加了我的开题报告审查会，他很不相信我能够在大约九个月的时间里能够写出博士毕业论文。当时，我还以为他在故意难为我呢！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后，有一次我遇见他，他对我说：“没有想到你的毕业论文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写得还很有文采。”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话。

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有些人仍然不愿意无所事事的。临近举行毕业典礼授予学位证书的时候，我听说别的同学，包括各位硕士和学士学位获得者的硕士服、学士服都可以到位，可是，赵骥等学校有关人士却告诉我说他们无法借到博士服。我想，博士服不穿就不穿了吧！博士帽不戴就不戴了吧！我干脆就打着赤膊光着脑袋走上典礼台领我的证书好了。但我的导师宋光祖教授和陈多教授劝我说：“算了算了，自己去借一借吧！一生就那么一回穿博士服戴博士帽的机会啊！”既然导师都这么说了，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去华东师范大学自己掏了二十块钱先给我的两位导师借了两件博士生导师服，然后又花了十块钱给我自己借了一件博士服。后来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我可以提前穿上了我的博士服戴上我的博士帽在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多晃悠几圈子！这也许是某些人始料不及的吧？！

6.             一剪寒梅傲立雪中

我记得比较清楚，当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2002年前后），我的嗓音的有了一次很大的滑坡，当时我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塌中”现象吧？但我查阅“塌中”一词，却发现它是指一种失音现象，塌中者完全不能歌唱，但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虽然嗓音又损坏的感觉，但绝不至于失声，所以，我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半塌中”？此后，我的嗓音也有一定的恢复，但总体情况显然无法与从前相比了。我曾经告诉我的一些朋友说，我三十五六岁以后的嗓音条件只有我年轻时候的五分之一，甚至于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其根据就在这里。你想想看，我的“女声”早在二十岁只有就毁掉了，这不算是已经损失了二分之一吗？现在又来它一个“塌中”，这等于又损失了一大半啊！

虽然，嗓音在损坏，虽然觉得青春时代的梦想离我原来越远，我依然没有忘记我的生命之友――歌唱。我记得，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三年时间里，我喜欢在面对华山路的戏剧学院大门附近的一块相对安静的所在唱歌，有时候也练声。不过，如果说我那段时间的唱歌和练声仍然是为了将来从事音乐的话，那会连我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实际上，也许正式在这样的时候，我才更加明确地体会到，我的歌唱，我的练声，我的对于音乐的无比热爱，这不仅仅在于我曾经想要从事音乐工作，而更主要的是，音乐是我的而生命的一部分，歌唱是发自我心灵深处的歌唱，它远远地超越了某种外在的目的，它超越了一切的公里的现实的考虑，它其实就是我的生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它其实就是我的生命！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喜欢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心中的玫瑰》，它的歌词和它的旋律我自幼就已经铭刻在心：

在我心灵的深处，

开着一朵玫瑰，

我用生命的泉水，

把她灌溉载培，

啊，

玫瑰，

我心中的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在我忧伤的时候，

是你给我安慰，

在我欢乐的时候，

你使我生活充满光辉，

啊，

玫瑰，

我心中的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哦！我心中的玫瑰就是歌唱艺术，在我忧伤的时候，歌唱给予我安慰，在我换了的时候，歌声又使我的生活充满了灿烂的光辉。是的，我的生命要歌唱，我的生命力不能没有歌唱。即便是在我被人逼得几乎要退学的时候，我依然要歌唱；即便是有人暗示我要我停止歌唱，说我在戏剧学院校园里的歌唱会令某某种类的人物“伤心”，我依然没有畏惧这种隐隐约约的威胁，我仍然要歌唱，我在歌声中呼吸，歌唱就是我的呼吸；我在歌声中心跳，歌唱就是我的心跳，歌声就是我的阳光，歌声就是我的空气，要我不要歌唱，除非我人已死去！

是的，似乎我生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两首我最喜爱的旋律，我记得我在中小学的时候，最爱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心中的玫瑰》等歌曲，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最喜欢唱《北国之春》和《生命之星》，而在三年流浪期间和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期，我越来越喜爱《一剪梅》：

真情像草原广阔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亮你我

真情像梅花开遍

冷冷冰雪不能掩没

就在最冷

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啸啸

天地一片苍茫

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

只为伊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

心间

每当唱起这首歌曲，我都仿佛觉得漫天的风雪在我的身边飞舞，然而，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寒冷的感觉，恍惚之中，我就是在这风雪包围之中悄悄绽放的一剪梅花，在一片苍茫之中，我把萧萧的北风当做我的陪衬，我把飘舞的雪花看做我的装点，我追究不会被冷冷的而冰雪淹没，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我终于能够迎来灿烂的阳光，我终于能将幽香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