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求复学多奔波

1.             上访上海教委

应当就在2003年的2月24日那一天，由于对校内调解已经失望，我上访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我叙述了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表达了我的态度，也表达了我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的愿望。下面是我第一次给上海市教委高教处的投诉信。

尊敬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老师们，您们好：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戏剧文化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两年级，姓名钱久元。

最近，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事情的经过如下述。

我现在所学的专业是“戏剧文化学”。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年即2001年的招生简章上面写得十分清楚，“戏剧文化学”专业的指导老师是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不过，到目前为止，指导我的是我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孙惠柱教授。因为未作过特别的说明，我也就以为我有两位导师。入学初期，因为听到学生们的议论，说余秋雨教授一般不会有时间来学校授课的，所以，在填写研究生培养计划的时候，我在“指导老师”一栏里只写了孙惠柱教授一人的名字。但是，后来我想到，说不定哪一天余教授也会来过问一下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同时，也有些迹象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孙惠柱老师曾经要我参考一下李泽厚先生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并且提到这是余秋雨教授推荐的。所以，2002年11月6日向孙惠柱老师提交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在“指导老师”一栏里，我填写了余秋雨和孙惠柱两位教授的名字。

很快，我发觉自己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的行为惹得孙惠柱教授十分地生气。他接到我的开题报告之后马上打来电话，就此问题展开询问，责问我为什么多出了一位导师。虽然我也当即表示要把相应的地方改正过来，并且一再地道歉，向他解释这是自己的一念之差。但是，孙老师不能接受，他告诉我说，他看到开题报告首页上有两位导师的名字，余下的他就不再看了。很快，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研究生部，表示不愿意教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了。

知道我的行为大大地伤害了孙老师之后，我一再地在多种场合（例如在孙老师家里、在系办公室、在研究生部、在院长办公室、在书记办公室等），以不同方式（例如打电话、写公开道歉信以至于托人求情等）表示自己对错误的认识和歉意，甚至还表示过，只要领导同意，要我跪下磕头都可以。每天大清早，别的同学或者正忙着去上课，或者已经开始自修，而我呢？只能冒着清风在学院大门口等候学校领导，盼望着能够得到一些好一点的消息，盼望老师能够回心转意。

虽然我不断地努力，但是一直到放寒假都没有能够扭转局面，结果，回家过了一个愁眉不展的春节。本来以为新学期开学应当有个好兆头了吧。大年初一我在电话里给孙惠柱老师拜年的时候，孙老师说他要到美国去一趟，三月份回来，回来以后再说。我也就一直在新年的烟花爆竹声里战战兢兢地做着新学期新春解冻的梦。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学院在上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作出了决定，要我退学，于是发生了我院研究生部辅导员赵老师找我谈话要我走人的一幕。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或正式或私下已经多次地表示过，一切都是学生的错，来戏剧学院学习的机会十分地可贵、难得，而且我已经读了这么久了，希望学院和老师们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学院的不少领导、老师也很同情我，帮过我很多忙，可惜都没有获得积极的成果。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我应当是上海戏剧学院两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但是，到现在学院还不让我注册，说是劝我退学，实际上哪里是劝呀？！

我对上海戏剧学院，对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们，特别是对于孙惠柱老师是抱着十分感激的心情的。我绝对不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我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说过，孙老师待我很好，尤其是在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里。很长时期内，我不断地主动寻求与孙惠柱教授保持密切的关系，我跟他说过，学校的院长、书记们我都想和他们搞好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学生，任何一位领导或者老师对我印象不好的话，那都是我的不幸，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师生在一起长年累月地相处，有些学术问题甚至还需要争论，很难保证每句话都说得绝对中意，很难保证每件事情都做得绝对完美。所以，我也多次地向老师表示过：如果学生有什么地方不对，那也绝对是无意的，请老师尽管批评纠正。孙老师的母亲生病住院，我不止一次主动地请求孙老师，如果他太忙，需要学生我帮助的话，请尽管吩咐。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夜不能寐，虽然我也常犯些错误，或许无意中做了些什么不大恰当的事情，那也应当只是一些小错误。连通知我要我退学的研究生辅导员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没有错，甚至连道歉都不必要，还希望我在做学问上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但，十分荒唐的是不仅没有犯什么错误，而且在一再退让，甚至于无错认错的情况之下，我仍然要面对退学的结局，这实在不能不令普天下莘莘学子们闻之而垂泪。我是一个学生，带着美好的梦想来到大学学习、淘金；大学里的老师们也都是教育人的人，应当都是搞学术、搞专业的知名学者。处理问题为什么要如此地咄咄逼人呢？！我实在不想打官司，尤其是和自己的老师打官司，因为我是充满着希望来求学的，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天天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折磨自己。

我愧对二十一世纪，愧对党和人民的培养，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想学习，想做点学问竟然这样难？我不知道将来的学习、生活怎么办才好。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学生。为了求学，丢了工作，债台高筑。从上海的同学那里借了三千多块，有些债已经欠了四五年了，家乡的借款更是高达一两万。现在所有的学习用具和住宿、学杂费用等都是用借来的钱在支撑着的。当然，为了学习，为了国家的学术繁荣，再大的苦我也能吃。希望领导们、老师们同情我的遭遇，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把学业继续进行下去。我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希望能够尽快地把毕业论文的论题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定下来，完成应当完成的科研任务，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也不辜负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的谆谆教诲。

此致

崇高的敬礼！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钱久元

2003年2月20日

当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意思好像是说我没有正式退学，他们说上海戏剧学院还没有下达正式的要求我退学的决定，我仍然是该学院的学生，所以，他们也就无法接受我的上访。但是。学校里的实际情况是：我早已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了。所以，我请求学院恢复我正常的学习，否则就把正式的退学决定给我吧！本来，我也觉得，他们之所以口头上要求我退学但正式决定却迟迟没有下达，这说明他们也许觉得这样做有些理亏，而虽然我要求他们给我正式的决定，但实际上，我当然不仅不希望他们下达正式的文件，还希望他们马上收回对我的退学要求。然而，在我的要求下，他们居然也就给出了正式的退学决定来了！这样的决定甚至于连当时学院的院长荣广润本人都感到非常尴尬，他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表示过他的那种尴尬之情：“我们还在做工作……还正在调解啊……怎么就……”。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一所学校对一个学生作出了退学决定的处理，居然一校之长都感到不可思议，其中情由，天知地知，唯我不知。

2003年3月17日，我收到了戏剧学院正式的退学决定。正如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原因那样，尽管我渴望尽快接到正式的退学决定，但我接到这个决定的时候仍然是非常地沮丧和难过，甚至于震惊。我之所以要求尽快接到决定，那是因为我希望上海市教委尽快地否决之，以便我尽快地进入正常的学习状态，以便于我不耽误太多的大好时光。

这里还要说一下的是，退学决定不仅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其中给自己找的要求我退学的理由也是非常之荒唐的。所以，我立刻就这个退学决定向上海市教委有关领导进行了申辩。这是我接到学院的退学决定以后立刻给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申辩书。

申辩书

尊敬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

本人姓名钱久元，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2003年3月17日接到上海戏剧学院要我退学的决定。本人认为该决定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决定中称我在开题报告中“擅自更改导师姓名”，这种说法不正确。我的错误确实是因为误会，误以为我有两位导师。而且事后我也一再地承认错误，从未坚持要求某某老师指导我。

其二，我打报告要求换导师，这是在研究生部有关老师明确告诉我，说孙惠柱老师不愿意带我了的情况下，经请示然后提出的。而且，我的报告是采取了协商的语气，抱着请示的态度，并没有坚持不要谁指导我，或者一定要谁指导我。事后，我还一再地表示过，包括孙惠柱老师在内的任何一位老师，只要答应带我，我都愿意，要求我写什么方面的毕业论文，我也都不会有意见。

其三，决定中说我拒绝研究生部的调解，这不符合实际。本人一直竭尽全力地配合院领导、院研究生部处理这件事情。从未拒绝过有关方面的调解，也从未拒绝过孙老师做我的导师。孙惠柱老师第一学期对我很好，很关心我，我一直很怀念那么一段时光，留恋那么一段比较融洽的师生关系。所以，在一次调解过程中，我没有立即回答孙惠柱老师“你看我能不能带你了？”这个问题，也就是想通过有关方面弄明白孙惠柱老师后来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的原因，希望回到过去的比较融洽的状态中去。但是，有关方面似乎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的沉默就是拒绝，我多次地解释都没有用。

其四，我多次更换毕业论文题目是在有关领导的同意之下进行的，这也是本人接受有关领导进行调解工作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的这些努力一再遭到否决，这倒是事实。期间，孙惠柱老师也曾告诉过我，他还是认为我最初提交的那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可以进行。

这就是上海教育委员会要我向上海戏剧学院申诉的决议原文迫切期望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领导尽快地纠正上海戏剧学院的错误决定，尽快地使本学生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此致

敬礼！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钱久元

2003年3月17日

这是我按照上海教育委员会要求向上海戏剧学院申诉之后得到的上海教育委员会的答复2003年3月24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给了我答复，要我返回学校向戏剧学院申诉。我于是向上海戏剧学院递交了我的《申诉书》。《申诉书》除了重新列述了我对上海戏剧学院之《退学决定》所据“理由”所作的数条申辩之外，也有一些新的内容。我当时已经发现，上海戏剧学院作出的《关于01级博士生钱久元退学决定》的首条依据就很令人费解，这个首条依据就是“上戏[2003]18号文”，而经过打听，那份所谓的“上戏[2003]18号文”其实就是《关于01级博士生钱久元退学决定》。一个决定的依据就是那个决定本身，真是荒谬至极。

虽然我觉得上海市教委似乎并不想要我退学，他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还叫我找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戴平，看来，至少是在当时，他们是知道上海戏剧学院还是有能够主持正义的人的。期间，我也确实是无数次地找过戴平书记，她非常地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告诉我学校招一个博士生不容易，不希望我退学，但是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表示，因为没有老师愿意教我，事情十分地难办，学院里也不能强迫孙老师来教我，要我作好最坏的打算。

戴平书记还作出过这样的表示，说我可以先找工作，以后再考虑返校读在职博士。我也表示过，因为经济上的极端困难，我很想在找到工作后在职读书，但是我毕竟岁数不小了，我要等待多久呢？我的返校读书有没有法律的保障呢？而且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我现在不明不白地被作了退学处理。

虽然上海教委的领导似乎比较同情我，不过，根据各种情况，我觉得上海教委一时也难以让上海戏剧学院撤销针对我的退学决定。也就是说，我根据上海教育的要求向上海戏剧学院所进行的申诉仍然没有结果，上海戏剧学院并没有因为而改弦更张。何况，当我把这个申诉结果告诉上海教育之后，上海教育这个时候的复函似乎对上海戏剧学院的《退学决定》感觉有些无奈：“据上海戏剧学院告，你已三次更换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均被否定，同时学院也没有导师继续帮助你完成学业，根据《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教学[1995]4号）第二十二条‘培养单位经过考核认为不宜继续培养者，应予以退学’的规定，上海戏剧学院对你作出了退学处理，近期上海戏剧学院对你的退学处理再次进行了研究，并针对你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办法，请你与学院联系。”

虽然上海教委并没有明确支持上海戏剧的《退学决定》，但也没有明确支持我的复学请求。我求学心切，不敢把宝全部押在上海教委那里，所以，我当时是到处寻求帮助，其中就包括找法院寻求法律援助。

2.             向法院起诉的结果

2003年3月底，我找到了上海静安区法院，并按照他们要求的格式提交了正式的起诉书。《起诉书》的内容中当然必须叙述事件的过程，这就难免有与我上面的叙述有重复之处，但我还是决定在这里把全文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样虽然难免有些重复罗嗦，但更加客观严肃。下面是我提交给改法院的《起诉书》全文：

起诉书

原告：钱久元 (原上海戏剧学院2001级戏剧文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被告：上海戏剧学院 （位于上海市华山路630号）

本学生现在所学的专业是“戏剧文化学”。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年即2001年的招生简章上面写得十分清楚，“戏剧文化学”专业的指导老师是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不过，到目前为止，指导我的是另一位教授孙惠柱先生。因为没有看到对于2001年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招生简章的修改文件，我也就以为我有两位导师。所以，2002年11月5日提交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时候，在“指导老师”一栏里，我填写了余秋雨和孙惠柱两位教授的姓名。

孙教授在收到我的开题报告之后马上打来电话，就此问题展开询问，责问我为什么多出了一位导师。虽然我也当即表示要把相应的地方改过来，并且一再地道歉，但是，孙老师不能接受。很快，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研究生部，表示不愿意再教我了。

尽管研究生部的有关老师多次地说我没有错误，我还是一再地在多种场合（例如在孙老师家里、在系办公室、在研究生部、在院长办公室、在书记办公室等），以不同方式（例如打电话、写公开道歉信以至于托人求情等）表示自己的歉意，可惜都没有获得积极的成果。

2003年2月22日是新的学期开始的日子，我应当是上海戏剧学院两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但是，学院里却派人通知我，要我退学，并且不给我注册。

2003年3月17日我收到了上海戏剧学院正式的退学决定。

期间，我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有关上级部门反映过情况，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意见是要我申诉，但我再次向上海戏剧学院申诉仍然没有结果。为此，本人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正式提出诉讼请求，并且提出以下几条诉讼要求：

立即撤消上海戏剧学院2003年3月17日下达的《关于01级博士生钱久元退学决定》。

本次诉讼的一切费用由被告上海戏剧学院负责承担。

这是上海静安区法院邮寄给我的法院决议正文的原文扫描图上海戏剧学院应当承认错误并向本人道歉。

我现在已经损失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希望静安人民法院能够为本学生主持正义，尽快撤消上海戏剧学院的错误决定，使本学生能够尽快地恢复正常的学习，完成应当完成的学习任务。

此致

崇高的敬礼！

起诉人：  钱久元

2003年3月31日

不过，焦急地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得到的法院的回答同样令我十分地震惊，因为法院回应我的诉状的正文里既没有签字也没有公章，只有几行打印文字：“你请求上海戏剧学院撤销‘退学决定’一案，不属于法院受理。只有你不服市教委的具体行政行为才能起诉。现将起诉材料退还给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法院的回复都是这种形式，都既不需要公章也不需要签名。假如说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但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所有的人，我是永远也不需要这样的特殊化的。

3.             新闻媒体都怎么了

由于无数次地求饶、道歉、检讨都不起作用，由于向法院申诉也没有结果，由于失学状态长期地无法改变，我也就不断地向新闻媒体求助，希望他们能够协助解决我的难题。

记得我当时联络了数不清的媒体单位，例如《上海青年报》、《上海教育报》、《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上海电视台，等等。我当时就听辅导员赵骥说过，说我怎么找了那么多家的新闻媒体，他甚至于惊叹我把许多他闻所未闻的小报都请来了。不过，我想那些小报未必是我请来的，可能是不请自来的，属于转手生意，因为我想，既然他闻所未闻，我也不见得就闻所有闻。

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光明日报》社驻上海记者站的曹纪均女士，她听完我的叙述之后，不禁义愤填膺，说要当面质问质问有关方面的人士。然而，很快地，她就偃旗息鼓了。这也应当怪我，因为实际上我本人并不想把事情闹大，我的目的就是要读书，要恢复我的学业，所以，得知曹纪均女士的态度之后，我反而有些担心，担心她在义愤之下言语冲撞把事情搞僵了，这就不利于我恢复学业了。于是，我立刻跟上海戏剧学院有关人士又作了沟通，告诉他外界新闻媒体非常关注并同情我，希望学院尽快让我恢复学习，倘若恢复了学习我就请求媒体撤回云云。有关人士立刻回问我哪家媒体如此地关注并且同情我，我也不敢隐瞒，就如实相告是《光明日报》社驻上海记者站的曹纪均女士。次日，我再一次打电话找曹纪均女士的时候，她的口气已经变了，说她不方便插手我的事情了。我记得，她后来提出要把她们报社的一位驻山西（也许是陕西，因为这两个省份的名称比较接近，容易听混淆）的一位记者介绍给我，说那位记者有正义感，也有勇气，敢于揭露某些层面的问题。我当时已经猜测到她为什么态度突变的原因了，所以，心情已经很沮丧了，对于她的另找记者的建议如果不是没有谢绝的话，那至少是没有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我当时已经对媒体越来越失去信心了。

其实，几乎所有的媒体一了解到事情的原委都很震惊，觉得此种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就这么让一个学生退学了？甚至于有的媒体还要介绍律师给我，要我跟学校在官司场上开战。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我找了无数家的媒体，但至今也没有发现任何一家媒体对于当时在上海高等教育界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件事情进行过报道。我相信，那些媒体一定是和上海戏剧学院打过照面了的，真不知道上海戏剧学院使出了什么样的法宝把他们都给挡了回去？真不知道上海戏剧学院使用了什么技术让他们一家家全都哑口无言？

我想，事情总有个对错，不论是上海戏剧学院错了还是我钱某人错了，总该有个说法吧！他错我错媒体都应当可以报道。如果是本人冤枉了自己的母校，媒体也可以把我给批判一通的啊，为什么会哑口无言呢？我们的媒体都怎么了？！

印象之中，甚至于像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这样的报刊我都发过求援信，但是，他们也是……

4.             “有人都快活死了”

当我因为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而面临失学的境地的时候，我曾经多次寻求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荣广润来帮助解决。院长都不找的话，那我还能找谁呢？何况，他不仅是一院之长，我心里还十分清楚，他与孙惠柱老师之间的关系是非同小可啊！

对于我所身处的困境，荣院长总是强调这样的意思：“你目前的困境主要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是你自己没有立刻回答孙老师‘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带你了’这么一句话，这种沉默就是拒绝。既然没有人带你了，那么，你的学业还怎么能够完成呢？高校的博士生导师资源是很缺乏的，你的导师不带你了，那还到哪里找人带你呢？”

我记得，2003年4月3日，我在院长办公室与容广润院长进行的一次谈话就是这样的。院长告诉我说，退学决定不是处分，因为我并没有触犯校纪。我的问题仅仅是孙老师不愿意教我了，一个博士生没有老师带，也就无法完成学习计划，即使是呆在学校里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于是再一次央求他做做孙老师的工作，请求他，哪怕是只有一亿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帮我争取。但是，我那一次又是没有成功。

不管实际上谁对谁非，只要能够恢复学业，一切错误就都拢到学生身上那又有何妨呢？所以，在荣院长的面前，我当然是一再地道歉，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通过院长向孙老师的道歉。我其实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对荣院长报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依靠他与孙老师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能够把问题解决掉。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至少是在问题出现的早期，院长似乎并没有把话说绝。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好多次，说他准备试试看，想办法劝说劝说孙老师。不过，我现在最想告诉大家的是，荣院长在某次跟我谈话的过程中，曾经冷不丁地说出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有人都快活死了！”在那种谈话的场合下，他怎么会突然说出“有人都快活死了”这么一句好像很离题的话呢？如果当时有个外人在场，他一定会觉得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但是，我心里则更加明白了一些：是的，一定有人‘快活死了’，不管他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在中国境内，一定有那么一个人现在很快活。

如果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还不大敢设想有魔鬼缠了身的话，那么，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基本上明白了我总是遭遇许多奇怪的麻烦的背后原因了，所以，我当时心里已经基本清楚这位院长所说的“有人都快活死了”这句话的含义了。这里的“有人”还能够是谁呢？有这么大的能力，同时又有可能对我抱有敌意的人屈指可数。使用一下排除法，问题就大体上比较清楚了。朋友们，我说的是不是啊？！

5.             申请游行、绝食的结果

我多次向各级机关上访申诉、哀求，但都没有成功。新闻媒体也总是沉默，就像无底的深洞一样，不论你扔下多少石块，它几乎连个回声都没有。可以说，当时能够想得到的办法都想到了，统统无济于事。

时间在一天天地流逝，我心中十分焦急，就像被人吊在半空中，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我知道，如果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离开学校的话，以后的求职和求学都将更加困难，因为新的单位一定会对我的这么一段遭遇疑虑重重，他们会以为我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才被学校要求退学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就这么成为“退货”一件了呢？我又为什么会默默地甘心被当作“退货”来处理呢？换上我自己也可能这么想：“这个人一定是在读书期间干了什么丢颜面的事情，学校没有开除他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让他退学，这或许还是网开一面给他留那么一条后路呢！？”

真是呼天天不应，吁地地不灵。无奈之中，我忽然想到了宪法之中赋予我的那项神圣的人权――我可以申请游行抗议的啊！也许此举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也许这么一来媒体就不会沉默了。确实，在当时，我十分渴望社会的关注。

上海华山医院与上海戏剧学院距离非常近，而隔着乌鲁木齐路与华山医院正对面的巷子里就是管理着上海戏剧学院学生集体户口的一家警署，于是我前往申请游行。为了不让人觉得我这是故意在闹事，我跟警员们很明确地说，我申请的游行仅仅是一个人进行的游行。当时，这家警署的警察们一定是觉得自己做不了主，因为他们要我到他们的上级机关去谈，我于是就去找了他们的上级机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上级机关就是“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我记得第一次去没有见到他们管事的，可能是恰逢休息日，但值班的人员（也许就是看门的）问了我的来意后，觉得我这个家伙很可笑，他们面带些嘲讽地说：怎么可能允许你游行呢……法律上写了你就可以游了吗！？

我记不清楚后来有没有见到静安区公安局的有关负责人，但是，我不仅口头表达了游行的请求，也写了正式的申请。印象中我把正式的申请书交上去了，不是仅仅写出来了而并没有上交。而且，在正式提交的时候我又考虑到此举的影响太大了些，容易让人误解为我是在闹事，所以我就把游行的请求改为绝食，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绝食，或者干脆就在自己的宿舍里绝食，这总要比跑到静安寺大门口去绝食要安静些吧？万般无奈之下折磨一下自己总该没有问题吧！？当年写给静安区公安局的绝食申请文稿电子版本还在，文稿的最后提到了此次申请的目的。

……

本人现在欲哭无泪，告状无门，万般无奈之下，申请绝食。绝食的唯一目的是企图感动教书育人的老师们以及教育界的有关领导，希望他们顾全大局，以学生的学业为重，立即撤消上海戏剧学院对于本人的荒谬的退学决定，恢复本学生的正常的学习生活。

此致

敬礼

学生： 钱久元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

我印象中上海公安部门接到我的申请之后，他们似乎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某种具体的态度。但是，也就在紧随其后的一个周末休息日，有一位同学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葛朗的家电，要我打过去，可能是他找我没有找到吧。我也就打了，原来，他就是因为我申请绝食的事情来找我的。看来，这位校领导是没有机会度周末了！紧接着，他把我叫到了学院里的“熊佛西楼”面谈，辅导员赵骥也在场。

原来，刚刚来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位葛朗副书记很可能就是竭力阻挠我入学的领导之中的一个，只是没有成功而已。他后来带我们的哲学公共课，在仅仅只有三五位研究生的课堂上，实际上也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常常觉得气氛十分紧张。按说，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课堂上上课的时候他也提到过，但他似乎一点点也没有流露出我们之间算是校友的那种意思。我只是觉得他想要在我的身上寻找出某种破绽什么的，诸如寻找出可以把我赶出校门的那种破绽。

我甚至于觉得看守我们居住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大楼的一位姓王的门卫也与他有某种瓜葛，那个门卫有一段时间对我出奇地客气。我由于比较忙碌，平时在公寓里进进出出，一般是不大和门卫搭讪的，但是，那个门卫常常跟我寒暄，我当然也不能冷落他。然而，有一天，那个门卫似乎是突然之间变了，而且，与其说是变冷漠了，还不如说是露出了凶相，我好几次感觉到他简直想要跟我发生一些武力碰撞――市井无赖的本色原来都是这样。我由此也常常是这么推断的，那个门卫之所以以前奇怪地跟我热情寒暄，可能是要从我口里套出什么某些人觉得有用的话，而他之所以后来突然凶恶了起来，可能是他的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大约半年之后，情况似乎略微好了一些，我较少感觉到这位葛朗书记身上的那种紧逼似的气氛了。但是，那么一天，在我向上海公安部门申请绝食之后，在那个叫做“熊佛西楼”的两层小楼上，他再一次地恢复了原先的那种找麻烦似的神情。当时，我记得赵骥的话似乎并不多，只是我觉得他仿佛是在监督着谁的行为似的。虽然当时的熊佛西楼上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是，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赵骥所监督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葛朗副书记当时的神情确实是有些特别，他仿佛是在“演”什么戏给他手下的研究生辅导员赵骥看，他那一阵紧似一阵的严厉的话语仿佛要给我的心肌上紧发条似的，使我紧张得几乎窒息，幸亏我没有心脏病！

“熊佛西楼训话”一事过后，那位副书记对于我的态度又略有“回暖”，这就是说，虽然他仍然使得我明显地感觉出他不会跟我生出什么师生之情，但是，他也不像我初来的时候那么咄咄逼人了。这就使得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天，在我申请绝食之后，在阴森森的“熊佛西楼”上，他确实是在表演给另一个人看的，他不可以不对我凶狠一些，否则的话，那就会有人向什么什么样的更大得多的人物汇报：“××书记执行您交待的折磨某某博士生的光荣任务不够上心……”

后来，我当然没有能够获准在上海街头游行，哪怕是独自游行；也没有获准在校园里绝食，哪怕是躲在宿舍里绝食。虽然看起来我似乎并没有因为此事立刻受到进一步的处分，但是，我从上海戏剧学院其他领导的话语之中能够体味到，我的此举确实对我请求恢复学业的努力发生了不利的作用。我记得事后的某一天，学院党委书记戴平就告诉过我：“你看看，你去申请什么游行、绝食，多不好……”

当然，话说回来，我对于那位葛副书记的感觉（现在只能说是我的感觉）出错的可能也不是没有的，我也十分愿意我的感觉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我觉得我应当在这里说出我的真心话，我当时确实就是有着那样的感觉，一直到现在仍然都是如此。

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我曾经在上这位葛副书记的公共课的时候，听这位老师说，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分配去向都非常好，我当时除了很高兴的感觉之外没有其他的感觉，或者说没有别的推测。但当我毕业之后陷入了长期失业几乎又一次沦为乞丐的时候，我其时就有些感觉了。上戏的学生毕业去向很好，而我这个在上戏获得最高学历的学生却连个糊口的饭碗都找不到，这不是一种巨大的反差吗？我亲耳听人说：“能让你进来读书并且居然还读完了，这已经是日出西方了，你还想毕业之后有份好工作？！”不过，这里也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这里也只能说是一种感觉。而至于我毕业之后的情形，我将在后面进一步地叙说。

6.             感谢我们的好时代

学业中断，甚至于遭遇退学！也许有人一听到“退学”这两个字就会惊呼：“你一定犯了什么弥天的大罪了吧！”其实，这也正是我一直都很担心的思维：犯罪的人理应受到惩罚，现在你钱久元受到了惩罚，所以你当然也就犯下了什么罪！很多人都存有这样的习惯性思维模式，所以，以至于有些时候我简直不敢再向人提起我曾经遭遇退学的事情，生怕别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个有“前科”的“罪犯”。

这种情形真的是非常地尴尬，我有的时候甚至于觉得自己就像是中国古代的小媳妇那样，比方说，就像《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那样。“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您们看，她刘兰芝夙兴夜寐地操持家务，但仍然被婆婆给休了；“兄弟不知，嘻其笑也”，您们看，她刘兰芝受到了屈辱，忍气吞声，却还要被兄弟姐妹们嘲笑。人们只知到你送货上门人家不要，或者准确地说，是被作了退货处理，哪管你是什么原因，哪里有闲心去理会你们谁对谁错？！我相信刘兰芝她一定也很想向她的兄弟姐妹们解释一下：“小女子之所以遭遇休妻处理，那实在不是俺的错……”不过，人家一纸休书甚至于一句话就把你给休了，而你不仅无法改变这样的结果，甚至于连说明自己的无辜都弄得口干舌燥还难以解释清楚，这就是刘兰芝之辈的痛苦之所在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郁闷啊！何况，嘲笑刘兰芝的人何止是她的兄弟姐妹们啊！她要解释多少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