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学风波的由来

1.             导师就这么不带我了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不仅无法在上海戏剧学院做我真正非常想做的课题，而且，我的整个学业都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我也预感到即将面临着暴风雨，所以我在力图回避，例如，上面提到的导师对我大喊大叫的时候我一直坚持着心平气和，这就是在尽力避免暴风雨的发生。不过，既然有人想找麻烦，今天躲过去了，他明天还会再来，在这件事情上躲过去了，他还会在那件事情上做文章。事实也证明了，躲是躲不过的。我的这次学业大危机是从撰写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上爆发出来的。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开题报告上的导师一栏里写上了余秋雨教授的名字，于是有人就极其不高兴了，所以，我随后就遭遇了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学习中断状态，甚至于一度被正式要求退学。

现在，我就来叙述一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遭遇退学处理的大致经过，好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如果大家觉得确实是我的不对，那么，就请批评指教，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应当是比较公正的。

2002年11月5日，我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完成后，当时由于考虑到我的“戏剧文化学”专业点的导师是余秋雨老师的，所以我就在指导老师姓名一栏写上了两位老师的姓名：余秋雨、孙惠柱。我早先也听说我，某些博士生导师由于学术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具体地指导学生，他们只是在博士点里挂个名，具体的指导工作由其他老师来做。我想，既然是挂名，那也得“挂”啊，所以，觉得应当把余秋雨老师的名字写上，何况，如果应该写上而没有写的话，余秋雨老师那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好也是个问题啊！

但是，我把开题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孙惠柱老师之后，孙老师很快就打来电话，责问我余秋雨教授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导师了。我想，既然是孙惠柱老师不认为余秋雨是我的导师，那我当然就可以不在开题报告上写余秋雨的名字了，因为，万一余秋雨老师怪责下来，那责任我就可以少承担一些了，否则的话，我一个学生要承担的压力就太大了。所以，我当即表达了我的歉意，并且表示接受孙老师的意见，立刻表示要按照孙老师的意见进行更改。但是，孙老师没有接受，孙老师只是要求我第二天中午到戏文系办公室里去再谈此事，这在当时就令我十分惊诧。

到了次日，在戏文系办公室对面的教室里谈了很久，孙老师仍然不能接受我的道歉和解释。最后他告诉我，他要通知研究生部，不再带我这个学生了，也不要我去上他的课了。

朋友们，我这么简单地叙述一下你们明白了吗？还是允许我简单一些吧。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名称：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指导老师：余秋雨 孙惠柱学生姓名：钱久元单 位：上海戏剧学院系 别：戏剧文学系2001级博士研究生专业名称：戏剧文化学报告日期：2002年11月 （这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孙惠柱老师提交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首页）

2.             令人困惑的“调解”

没过多久，我主动找到了研究生部，谈起这件事情，接待我的研究生辅导员赵骥说他也正准备找我。他还告诉我，说我没有错，不需要道歉。我想，调解过程算是从此开始了吧。

我本人也一直在不停地寻求孙老师的谅解。大约在事情发生后的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登门拜访了孙老师，请求原谅。我的感觉是似乎这一次成功的希望比较大，因为他最后告诉我，改日到研究生部再谈。

很可能就是在十一月20日上午，孙老师、赵骥和我来到研究生部。赵骥老师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再次强调了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不需要道歉。他还明确地宣称，师生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坦白地说，我此前对于赵骥老师并不怎么信任，听了他的此番发言以后，我对于赵骥老师颇生好感。这一次来研究生部，我本来就是准备着与孙老师马上和解的，不管孙老师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准备马上接受，因为毕业论文的事情必须尽快地确定下来，我拖延不起。然而，赵骥老师是戏剧学院研究生辅导员，又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他的发言使我顿时产生了一线希望，那就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谈更进一步地巩固与孙老师的关系。

孙老师在我入学上戏的第一个学期待我很好，我也一直是带着感激的心情跟着他学习的，但是，第一学期以后，我逐渐地发觉我和孙老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我想，或许是学生在某些方面做事不够慎重吧？！我也多次地试图挽回，可惜都未成功。因此，我很想借这次调解的机会了解一下原由，改善并巩固与孙老师之间的关系，否则的话，即使是一时调解成功，我这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你想想看，他是导师，我是学生，导师心里不快活学生，那还没有学生好受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可以说他们是呼吸在老师的空气之中的！遗憾的是，调解过程之中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孙老师那天很忙，还有其他的事情要马上办（你完全可以认为我现在是在给孙老师找理由），他要求我立即回答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带你了？”可以想见，假如我当初立刻回答说：“您当然能带我。”我想，至少问题是暂时解决了。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本来也就是准备好了立刻这么答复的，但赵骥辅导员“你没有错”等等对我鼓励的话又使得我产生了想把问题解决得更加长远更加完美的妄想。我没有立刻回答孙老师的话，我之所以没有立即回答孙老师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想要回到过去的那种比较融洽的师生关系中去。可是，有关方面，尤其是赵骥老师随即非常坚定地“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不仅没有深入地了解师生关系起了逆转的原因，而且认定我的沉默就是拒绝，我多次地解释都没有用。

沉默就是拒绝吗？不是还有很多人主张沉默就是默许的吗！“沉默就是拒绝”、“沉默就是默许”，这些话在文学作品中似乎颇有些市场，但是在法律上则恐怕很难站得住脚，否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无须举手表决，也无须投票选举了。如果说“沉默就是拒绝”不能被滥用的话，那么，“沉默必有缘由”这句话倒应当是一种更加有道理的说法。我想，师生关系理所当然地是一所学校的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我们不能稍微耐心一点地了解一下师生关系明显地起了逆转的原由？为什么反而死死咬定“沉默就是拒绝”这种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判断呢？我当时就颇感困惑，现在依然是不得而知。我尤其难以理解赵骥老师读秒似地在孙老师和我之间询问我：“你回答孙老师的问题啊！孙老师到底能不能带你啊！？”

我本人始终都坚持认为，处理师生关系，不能简单地采用拳击运动中所使用的那一套办法――裁判员对着倒在地上的那一位读秒：“1、2、3、4、5、6、7、8、9、10”，然后宣布谁胜谁负。拳击场上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是极端紧张的，是强烈对抗性的，处理师生关系照搬这种做法，本学生实在纳闷得很。

我现在还是这么一句话：我的那种沉默不是拒绝！

3.             赵骥要我换导师

应当是在该次调解会的次日，我又与赵骥进行了联系，赵骥告诉我说，调解会当天的下午孙老师又来过研究生部，仍然明确地表示拒绝带我。我再一次地当场声明，我的沉默不是拒绝，但是没有用处。无奈之下，我问赵骥老师我现在怎么办，他于是给我说了一通：“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的道理。而且，他还告诉我，如果觉得其他某位老师适合自己，就写一个正式的书面申请给他，不过，对于孙老师，要注意措辞。我于是在当日就以协商的态度撰写并提交了申请更换老师的报告。

很快，我就递交了申请。因为考虑到“中国古代戏曲史论”专业与我现在所学的“戏剧文化学”专业以及我以前所学的专业比较接近，所以我申请更换到那个专业。

但是，更换老师也不成功，这使得我十分地着急。记得我当时找过张仲年副院长，他在办公室里极其严肃地批评了我之后，要求我继续努力以争取孙老师的谅解。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地悟出，写出更换导师的申请，这实际上是一次上当受骗。很显然，即便是有老师想接收我，他现在我不会接收，同事之间的情面如何打破？我太天真了，被“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的“辅导”给弄得晕乎了！

4.             求饶是没用的

此后，我又做了大量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提交研究生部的正式的“检讨书”。“检讨书”全文如下：

检讨书

尊敬的研究生部领导：

本校学生钱久元在开题报告中十分错误地将余秋雨教授的名字列入了自己的导师名单中。本学生觉得十分有必要向研究生部作出正式的、深刻的检讨。

其一，我的这种做法侵犯了余秋雨教授的姓名权，因为事先不仅没有与余秋雨教授本人商量，也没有征得研究生部的同意。其动机毫无疑问是企图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企图借用余秋雨教授的大名，抬高自己的身份。其行为不仅仅可耻，而且给其他同学作了坏榜样，影响很恶劣。为此，本学生诚恳地向余秋雨教授表示深刻的歉意，希望他老人家宽宏大量，接受我的道歉。

其二，我的这种做法非常地对不起孙惠柱教授，严重地伤害了孙惠柱教授的心。一年多以来，孙惠柱教授呕心沥血地教导我，使我在学业上和其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师徒如父子，孙惠柱教授待我胜过亲生儿子，而我却作出了如此不道德的事情。我实在是一个不孝之子，不仅仅对不起孙惠柱教授，也对不起所有关心爱护我的老师们，我有负于他们对于我的殷切的期望。为此，本学生寝食难安，诚恳地向孙惠柱教授正式检讨，请孙惠柱教授接受一个忘恩负义的不孝之子的忏悔。

我能够来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并且学习到今天，这是经过本人艰辛的努力换来的，同时也是主要地在孙惠柱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以及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们的热心关怀下所取得的结果。我一向热切地欢呼江总书记的“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愿意为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终生学习、奉献终生。但是，由于我自己的忘恩负义的恶劣行为，我现在面临着没有老师愿意带我的窘境。也就是说，我现在面临着失去我的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的处境。所以，为了能够把学业进行下去，为了不辜负党和国家以及戏剧学院广大教师对于我的殷切的希望，我在此再一次地请求孙惠柱教授的原谅，恳请在孙惠柱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我的学业。

浪子回头金不换，本学生决心在今后的学习中坚决地杜绝类似的错误，恳请孙惠柱教授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

此致

敬礼！

学生：钱久元

2002年11月27日星期三

为了学习，不心甘情愿做儿子又能怎么办呢？你们看，认错已经认到这个份上了，然而，事情仍然没有丝毫的转机。

心甘情愿做儿子地，这种程度的检讨是一位好心的朋友给我的建议，不，我记得那位朋友的建议还不仅仅是要求心甘情愿做儿子，而是“心甘情愿做孙子”呢！朋友的好建议到了我这里已经打了个大折扣了。后来，也确实有人说我不应该打那个折扣，搞得我很是窘迫！

5.             提交，提交，提交；否决，否决，否决

我记得我在2002年11月5日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开题报告发送给孙老师之后，孙老师告诉过我，说他因为认为我在该份开题报告上所写的导师姓名有错误，所以，他甚至于都不愿意再看下去了。他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再提起过那份报告。后来，假如我记得没错的话，应当是在我写过上述《检讨书》之后，有位学校领导向我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要我再写一些毕业论文意向稿请孙老师看看，字数不用多，八九百字就可以了，这样做，一来自己不至于闲着，二来也可以有个契机以打破师生关系的僵局。所以，我立即展开了这项工作，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向老师提交了“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性”、“中国古典戏剧中的生命意识”和“论中西戏剧中的生命意识”三份意向提纲，但是孙老师看后，反应冷淡。后来，我又提交了一份简短的论文意向稿，也遭到了否定。

之后，我遇到张仲年副院长，他再一次严肃地向我指出了事情的严重性，告诉我说，孙老师已经明确地否决了的课题就不要再坚持，如果仍然对这些题目感兴趣，可以留待毕业以后做个人研究。他希望我认真地对待我所提交的毕业论文，他并且要求我争取在放假之前做好这项工作。我因此知道了，我所提交的意向稿实际上是被当作正式的开题报告来处理的，于是我立即紧急行动了起来，研读了大量的作品以及论文，并且于放寒假之前提交了“埃斯库罗斯与关汉卿戏剧作品比较”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到了下一个学期开学以后我才知道，该份报告也被否决。记得在提交上述报告期间，在一次与孙老师的电话交谈中，孙惠柱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他还是认为我最初提交的那篇开题报告《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可以进行。这当然是好事啊，那就继续写那个《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但是，他还是不答应恢复论文指导工作。

这么一件“写错”老师名字的事件搞得如此地严重，这确实让我始料不及。尤其让我困惑的是，我在有关老师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秒钟也没有耽搁，马上说要改过来，但仍然不被允许。何况，我这之后“检讨”过许多次，包括写正式的检讨书，还托人求情，还登门当面道歉……

作为一个学生，谁愿意跟自己的老师过不去呢，何况，刚刚入学的时候导师对我那么好，还主动借钱给我以救燃眉之急。确确实实，我对导师已经不是一般性地怀有敬意，而应当说是怀着一种感恩之情的啊！

6.             他们就这样要我退学了

2002至2003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前的几天（大约是在2003年2月下旬），我刚刚返回学校就遇见了辅导员赵骥，他口头通知我，学院已经作出了要我退学的决定，我不能注册，甚至在学校的住宿都成了问题。

遭遇退学决定之后，当我看见赵骥那副得意的样子，当我看见他那虽然胖墩墩但依然能够骑着置于自行车上在校园里快速灵活地移动的身子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所谓“做学问要敢于坚持真理”之类的话是一种多么大的圈套！我相信孙老师也是有些希望在那次调解会议上“和解”的，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应当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来了个车轮战术，让赵骥连哄带骗地再加一把劲，让已经有了一些“和解”可能的局面彻底地被破坏掉了。

我当时当然很容易上当。因为师生关系搞成了那么个样子，即使是在调解的时候，孙老师的口气仍然是那么地强硬，所以，我的担心不是没有缘由的，我担心的就暂时性的调解成功可能并不解决根本问题，担心以后还会出事。我于是犹豫不定，不敢马上对“你看看我还能带你吗”的逼人似的追问给出明确回答。难道对于学生的这些担忧，老师们和学生工作者们就不能有所理解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去理解，而是立刻认定我拒绝了孙老师，仿佛生怕我没有做出这样的“拒绝”似的。

随后，校方就作出了要我退学的决定，这也仿佛是生怕来不及作出这种决定似的。

7.             他们在我家人那里做了什么

古语说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些人为了把我赶出校门，他们不仅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找茬子，而且，他们的手也许伸得更长更远。

记得有一天，我到研究生部办什么事情，应当也就是有关恢复正常学业之类的事情，辅导员赵骥言谈之间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你的母亲都不说你的好话，那还有谁会说你好呢？”他的眼下之意我知道，那就是要证明我这个人不是个好人，正因为不是好人，所以才会造成老师不愿意带我的结局。为什么我不是好人呢？根据在哪里呢？其实其他根据都不需要了，你看看，你的母亲都不说你的好，所以你当然也就是不好的啦！

我听了他的话之后感到极为震惊，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是不是应该可以父母说了算呢？当然，这还并不是最令我震惊的，最令我震惊的事是我现在终于知道，知道了为什么近期母亲对我的态度如此地异常，原来，黑手早已经在什么时候伸向了我的家乡，伸向了我的亲人！我的母亲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写对就算是不错的了。我的父亲虽然也算是粗通文字，可是人很厚道，很朴实，不擅于跟邪恶的阴谋家们打交道。某些点子很足，笑里藏刀的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借口来到我的家？他们又是如何诱使我的至亲的亲人说我的坏话的呢？！

之后，我也曾经试图了解有关情况，但没有成功。所以，我现在想，要么就是赵骥他在胡扯，要么就是前来诱使我的母亲说出不利我的话的人有着很精明的手段，能够离间人家的母子关系而却几乎不留下什么明显痕迹，甚至于能够让做母亲的不情愿把事情重新提起。我这样的怀疑是有依据的，现场不久有一个这样的博士吗？他不是刚刚被某某人“做学问要讲求真理”的“辅导”辅导得退学了吗？！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都被他骗得团团转，何况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