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

1.             我成了嫌疑小偷

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我，显然是得到了不少老师的照顾，这包括我当时的导师孙惠柱。我记得，就在刚刚住进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即“尚熙大厦”）的时候，孙惠柱老师有一次来寝室看我，临走的时候他塞给我一封信，要我待一会拆开看。孙惠柱老师走后，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六百块钱，显然，是他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刚刚进入上海戏剧学院的我经济上极端地拮据，所以资助了我一下。我当时是非常地感激的，所以，当我听说孙老师的母亲得病住院，也多次主动请求去帮忙护理。虽然孙老师后来并没有要我去护理，但是，我确实是怀着报恩的心情主动地提出这种请求的。

应当就是在我进上戏读书的第一学期，孙惠柱老师的两部剧作几乎在同时排演，一部叫做《生日谋杀案》，好像是完全是由上海话剧中心排演的；而另一部叫做《秋千情人》的剧作则由话剧中心出人民营大老板出资进行排演。孙惠柱要我去到他的《秋千情人》剧组帮忙，我知道，他主要是想在经济上帮助我。确实，我不仅可以通过参与剧组的工作了解戏剧排演是怎么一回事情，在帮忙的过程中，至少还可以吃上一顿免费的工作餐。不过，一开始的时候还好，没过很久事情的苗头就不对了。

有一天，导演雷国华召集全剧组成员开会，我记得主要是由她本人进行“导演阐述”，我也参加了。会议结束之后，应当是在次日，忽然剧组成员陈铁刚来电告诉我，说开会的时候有一台录音机不见了，问我有没有拿。我知道有那么一台录音机，应该还是一台比较小巧别致的录音机。我印象之中好像了雷国华导演提到了要对她的“导演阐述”进行录音，也许是由于她又安排了我其他的事情，或者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这台录音机后来在会场上并没有转到我的手里。一般的情况下，我对于导演的工作安排是“言听计从”的，所以，当时如果我认为导演很强调地要求对她的发言进行录音的话，我是不会不去做的，所以，显然是由于某种特殊的但我现在已经无法清楚地回忆起来的原因，导致了这台录音机在会议进程中没有传到我的手上。所以，即便是有人进行了录音，那录音者也肯定不会是我。但我印象之中，在会议的进展过程中我是看见了那台别致的录音机放在了某位参会者的桌子上的，而那位参会者是谁我也无从记得了。

即使确实有小偷，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也是不应该胡乱怀疑吧？如果我想偷窃，我在剧组排演过程之中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比那台录音机值钱得多，我为什么不偷更加值钱的东西呢？某些人到底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呢？我记得当初上海话剧中心的舞台美术设计师陈铁刚话语之中就明显地带有对我的怀疑，他甚至于提出要叫警察到上海戏剧学院搜查，还说这是雷大导演的主意！我对陈铁刚、雷国华以及剧组的其他人员都是很有信心的，像他们这样的高层次的文化人，我不相信他们会为了一台录音机而干出既丢人又不明智的事情。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比他们的层次或许还要高那么一些，至少我的学历比他们高出一大截，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遭到怀疑呢？为什么昨天还是大哥长二哥短的，晚上睡了一觉醒来就陡然变脸，动不动就把警察给抬出来呢？我当即告诉陈铁刚，我非常欢迎警察们的到来，我希望他们来得越早越好，我还请求他不仅要把警察叫来，还应当把新闻记者叫来。我告诉他，既然他们怀疑我这个人是小偷，那不仅应到让警察来教训我，还应当让我身败名裂才对！其实，我之所以要他把新闻记者也招来，实际上是我对于警察也很担心。警察就一定是公正的吗？叫来几个记者，其目的是为了监督警察。多几个人在场更容易获得公正，多几个人知道事情也许更便于处理，所以我随后还把此时跟孙惠柱老师以及负责我们研究生工作的张?老师等人反映了。

此事不久就过去了，大约三四天之后，他们不再找我了，记得孙惠柱老师后来好像告诉我，说剧组成员后来找到了那台录音机，但具体怎么找到的他没有告诉我。我向陈铁刚、雷国华等咨询他们是如何找到那台录音机的，他们这个时候也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了。我还记得在我的追问之中，陈铁刚好像说是会议召开场所的服务员后来发现了那台录音机。我一再地要求他们履行让警察介入的诺言，他们依然支支吾吾，不知道他们在整个“破案”过程中到底请来了警察没有。

此事发生之后，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去《秋千情人》剧组了。虽然帮他们干了很多的事情，我也没有再向他们要工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不跟他们打交道了。我记得最后正式排演的时候雷国华多次通过陈铁刚要我返回剧组，但我没有接受。我到现在都不大明白，他们实际上还是需要人手的，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相信，稍微有些见识的人都不会那么轻易地去怀疑一个在读的博士生会去偷窃一台录音机。

此事来得匆忙、蹊跷，收场也有些莫名其妙。唉！上海话剧中心的艺术家们啊！既然那么有勇气去怀疑一个人，那就也该有勇气把结果明明白白地告知天下。要做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艺术家啊！

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记得孙惠柱老师既没有明确表示怀疑我，也没有说他不相信我会去偷窃，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还算是中庸持平的。事情平息之后，他告诉我说：“警察就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出一所大学来搜查学生宿舍了吗？没有院长的批准，他们敢来搜查吗？……”他的这句话说得我心里漾起一丝温暖，我也因此对上海戏剧学院当时的院长荣广润肃然起敬了起来。我想，也许正是他的努力使得我此次没有和警察照面。虽然我口头上要陈铁刚赶快叫来警察，但实际上我很不希望警察介入，我记得我刚刚怒火朝天地同意了陈铁刚叫警察来搜查的建议，我立刻本能地全面搜查了一下自己的房间。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已经觉得这种事情的出现本身就有些奇怪，我担心会不会有人故意嫁祸于我。您们想想看，假如真的有人事先通过什么渠道把那台录音机塞到我的房间，然后《秋千情人》剧组有个什么人来电说他们丢了某件“宝贝”，准备叫警察来搜查，那么，我真的能够洗刷自己的清白吗？我现在想起这么一件事情真得还有些心有余悸，我的漫长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恐怕真的没有办法洗刷自己的冤情。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还是不要在这里说了吧，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悟出一些此中的道理。

我现在想说的是，假如那次录音机失窃事件真的是有人故意所为，我还要感谢那位设局的人，感谢他没有把局设计得太死，最终给了我一条生路，否则的话，我将被迫卷入一场不该发生的冤案。即便是最终洗刷了冤情，我也会白白地损失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真到了那个时候，会有人来赔偿我的这种损失吗？他能够赔偿得了吗？

2.             莫谈对象的“衷告”

不仅仅在上海话剧中心出了麻烦，在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老师那里，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

刚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不久，我还不断地去上海音乐学院去听课。实际上，由于生活现在比较稳定了，或者说是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了，我去得更勤快了。记得就在入学不久的一天，当我去上海音乐学院常留柱老师的声乐课堂听课的时候，他很奇怪地对我说：“一年以后再谈恋爱。”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当时也已经三十五岁左右的岁数了。流浪的三年之中当然难以解决对象问题，现在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人生有个初步的转机，我当然迫切地希望解决个人婚姻问题，他这位老人家怎么会忽然要求我一年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当时几乎是本能地回答：“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我记得当时话似乎还没有说完，他就又很奇怪地回了一句：“那就两年以后再解决吧！”我沉默了。

曾经是很天真单纯我，现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够理解常留柱教授的意思了。不过，我确实没有严格地遵照前辈的劝告，准确地说，当时的我觉得前辈的这一要求难以严格地执行。虽然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到常留柱教授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似的玩笑。我也确实不断地提醒自己尽可能地控制住自己本能性的思维，尽力不要去思考婚姻问题，甚至于不要去想女孩子，但是，我这个人好像确实是非常地不中用，我没有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自己，没有能够完全禁绝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袖珍式的校园里回应女同学们的招呼，甚至于有时候嘴巴还不听使唤地和女同学“多”聊上了几句。我真是愚蠢！我真是一个蠢才！

也许是受着本能的驱使，也许在社交场合难以避免对熟人的招呼进行回应，我确实难免不与女孩子说上几句话。不过，仅仅这么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尽管我自己还在为自己辩白，告诉自己：“旁观者应该清楚，和女孩子说上几句话并不等于谈恋爱”，但是，我现在想来，我的这些辩白实在是有些掩耳盗铃，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确实，说句心里话，我当时的这种辩白不仅仅是在哄骗别人，也是在哄骗自己。实际上的情况是，我当时尽管顶着很大的压力，但没有一刻不希望尽快地遇到一位自己的红颜知己。假如当时真的有一位女孩决定要跟我好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花喜鹊，尾巴长，看见了媳妇忘了娘”，有人看见了女人连亲老娘的嘱咐都能够忘记掉，那我……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看来，我将要遭受惩罚，那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了。我现在有时候真是有些恨自己，恨自己怎么那么没有理性。倘若我能够坚持一年或者两年不谈对象，那么，也许以后的曲折可能就不会那么曲折了，也许恶魔的黑手从此就由于某种微妙的难以言传的原因不好意思伸过来了。

然而，我心里又确实很是矛盾，假如真的再让我回到刚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个时空，我恐怕还是无法绝对地管得住自己！朋友们，我真的很想知道，假如你们处在我的位置，假如有人劝你们一年两载不谈对象，你们能够做得比我更好吗？！

3.             常教授的生日晚宴

我当时也曾经想到，是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不小心在什么场合又惹得常留柱教授不愉快，就像当年惹得中央音乐学院吴天球教授和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不愉快那样，然而，我思来想去，实在是觉得自己没有在常留柱老师那里说过什么不恰当的话做过什么不恰当的事情，以至于他要判我一两年“禁婚刑”。实际上，我不仅不想惹得老师不愉快，我的内心深处不知道多么感激常留柱老师，感激他让我年复一年地免费旁听他的声乐课，我做梦都希望讨好他，做梦都希望他快乐！

时间应当是在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第一个冬天，有一次，我偶然得知常留柱老师的生日是12月27日，我掐指一算，常老师的70岁生日快到了。

在常留柱老师70大寿即将来临之际，我想，我拿什么来感谢常留柱老师呢？我用什么来表达我对常留柱老师的敬仰呢？他让我听课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不仅一分钱的听课费不要我交，而且，我能够看得出，他从来也没有要收我听课费的意思。我当时当然经济上非常困难，虽然有两百六十多元的助学金，但也仅能糊口而已。所以，如果常留柱老师准备收取我旁听他的声乐课的费用的话，那就等于拒绝我去他那里听课。而尤其令我感动得是，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大楼里，在他那间1122号琴房狭小的空间里，他对于我几乎每周两三次地闯入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而且总是很客气。你们不觉得这些很令人感动吗？！说老实话，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常老师稍微有一丝的不耐烦，或者稍微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乐意，那么，我都会感觉得到的，这都会使得我在他的琴房门前徘徊不前以至于最终退缩。这就如同一个畏缩羞怯的乞讨者不能不一刻不停地留意着豪宅主人的表情那样。所以，我当时暗暗地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放弃这一次表达我对常留柱老师感激的机会，绝对不！于是，我向他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建议，建议给常留柱老师过一个快乐的生日晚宴。

我记得，我和常留柱老师上海戏剧学院的弟子们总共大约十来个人，我们每人凑了一百多块钱，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中间地带的一家叫做“申申酒家”的酒楼里举办了我们庆贺常老师生日的晚宴，我们请来了常留柱和他的爱人郑金香老师。那一天我们是愉快的，那一天我们会终生难忘。

是啊，我，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我们曾经和常留柱夫妇那么愉快地在一起，您们说，常留柱夫妇何苦要命令当时已经三十五六岁的我禁欲一两年呢？！

4.             “乐剧”理论在此难产

“秋千情人”剧组财务失窃事件发生在校外，常留柱老师的工作单位也不是上海戏剧学院，不过，战火快要烧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面来了。大约在入学仅仅半年之后，我就开始发现，导师的态度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的三年流浪期间，曾经悟出中国古典戏剧与中华古“乐”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准备给中国古典戏剧取一个“乐剧”的学名。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思考也越来越成熟，2001年，在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卷上，本人就已经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从“乐”文化的背景来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观点。当年，我被上戏录取攻读博士学位，进入上戏之后，我很想把这方面的问题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内容来写，可惜，《乐剧的诞生》这个大标题都已经拟订出来了但却遭反对。实际上，事情甚至于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我的论文稍微与这个方面沾边，就会遭到反对。

在与导师接触的过程之中，我很惊讶地发现了这种非常令人费解的情况。当时，导师反对我的理由也提出了一些，那主要是，导师认为“乐剧”这个名称听起来会与“粤剧”或者“越剧”混淆。但我觉得，即便真的是这样，也不至于要反对我的整个论题计划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导师坚持认为寻找上海地区的剧场研究方面寻找博士论文课题比较好。在申报一个上海市科研课题的过程中，我曾经提出来上海地区的剧场研究计划，虽然那次申请资助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是，导师却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我在剧场研究上确立毕业论文课题，后来还进一步地要求我干脆就写“上海大世界”得了。

我虽然并不想写剧场，更不想单独写上海大世界，但是为了完成学位论文，我还是决定按照导师的要求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我的论文设计仍然一波三折。我第一次前往上海大世界了解情况的时候就出了麻烦。上海大世界的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地粗野，我连这家文化娱乐场所的大门都没能进去，而且我还被告知，有关上海大世界的图书已经出版了不少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返回的路上，就是在上海市市府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子里，我给导师打了电话反映了这种情况。我本来以为导师会很同情我，或者至少会安慰我几句，因为我去上海大世界做学问却碰了一鼻子灰，被人粗暴地对待了，然而，导师的态度却比大世界工作人员的态度更加令我难受和不安，他突然跟我大发雷霆。不论是对于大世界的工作人员，还是对于导师，不论他们怎样地发火，我都耐心地听着。导师话语中的意思是我故意地跟他过不去，不想写他安排的题目。他还说他本准备发一份正式的信函去大世界，但是，我此次去大世界之前也是事先就告诉过他的，是与他协商好了先去看看再说的。

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也没有表示不进行上海大世界课题了，我后来正式向导师递交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就是《上海地区剧场文化研究》，大世界不仅要写，还将成为这篇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由此也可以看出，我是遵照了导师要我把上海地区的剧场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的要求的。

所以，在上海戏剧学院是没有办法正式做《乐剧的诞生》这个课题的了，我的“乐剧”理论看来是无法在上海戏剧学院诞生的了。张仲年副院长以及其他老师也表示过，既然导师这么不喜欢这个课题，那就毕业以后再研究吧。我虽然心有不甘，但出于顺利完成3年博士学业的考虑肯定，我是不愿意也不敢跟老师顶撞的。

上面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太大，也许只是暴雨之前的风声，更大的麻烦孩子啊后面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