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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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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辞职”之后,我当然不知道自己会总是找不到工作,所以,还没有想到要摆地摊子。考研受挫,又经过了多次的有些离奇的失败的求职,甚至于连中小学都去不了,我越来越认为有人一直在暗中阻挠我求职求学。我也越来越坚信,用人单位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到我原来的单位询问情况的,而这样的询问一定对我不利,因为我曾经做过让某些人觉得对他们“不利”的事情了。如果确实如此,那我找不到工作几乎是必然的。
在那段颇为漫长的流浪期间,我记得我也多次寻求过上海市有关机构民政诸如失业救助机构的帮助,但通通没有结果。例如,我就曾经寻求过户口所在地的援助,因为我的户口寄放在人才市场,而人才市场又统一把寄放在人才市场的户口挂在上海徐汇区的高安路25号,所以,我就去徐汇区民政部门寻求救助,因为我听说有个最低生活保障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门,媒体上天天宣传上海市民有困难可以得到种种的保障和帮助,而如此困难的我,却始终没有得到来自保障和救助部门的哪怕一分钱的救助。他们拒绝救助的理由很多很多,我都无法回想起来了。其实,我当时就无法听得懂他们的解释,也许唯一听清楚的就是“不可能有什么救助”。
记得徐汇区有关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过我:“你可以去做搬运工,去卖菜、去打工。”于是,我就开始了摆地摊子的营生。其实,除了手拿破碗讨饭之外,当时的我似乎也只有摆地摊子一条路了。这还因为我其时已经决定要再次考研,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寻找那种需要签订合同之类的比较正式的工作了,只有摆地摊子卖菜之类的活可以随时做,这种机动性是有利于我复习的。
这个时候也许有的朋友要问:“你不是怀疑在你考博的事情上也有人作梗吗?难道你前面的话是假的?”问得好,但要知道,我实际上只有考学和求职两条路可走,三年的流浪期间,我基本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我之所以又回到考学这么一条道路上来,那可以这样来做解释,既然求职总是失败,我也就只好横下一条心来,不论三七二十一地学习,准备考试。这也就是说,邪恶的魔鬼使得我在流浪之初失去了考学的信心,无心准备应考,但是,由于他们同时地把我求职的路子也堵得水泄不通,所以,这反而使得我重新回到考学的道路上来。反正横着竖着他都要堵,那还不如安下心来学习应考,管它考上考不上。其实,在考学和求职这两条人生道路之中,我本来就更加垂青考学这条道路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还应当感谢邪恶势力把我的求职之路也给堵死了呢!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当年,步入华东师范大学马蹄形大门的我,一刻也没有忘记音乐艺术,梦想着将来能够挤入音乐行业。何况,当初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自己将要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戏剧。我是在录取了以后才知道,我的专业方向名义上是元明清段中国古代文学,但实际上主要是研究这三个朝代的戏剧文学,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接触这个阶段的小说、诗歌不多。所以,我后来主要走到了戏剧之路上来,这实在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不过,我应当感谢这个偶然性,应当说,就是从华东师范大学开始,虽然我念念不忘音乐,但我确实不仅与戏剧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还有所收获。
由于自己有着音乐方面的功底以及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所以,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对于综合性非常强烈的中国古典戏剧我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我越来越觉得,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的王国维的关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定义存在着一些问题。王国维把中国古典戏剧称作“戏曲”,他并且说:“戏曲者,谓以及歌舞演故事也。”很显然,王国维的这句话中就含有认为中国古典戏剧是以歌舞为手段来表现故事这个中心目的的意思。但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状况真的完全是这样的吗?经过一段时期的分析和思考,本人发现,事情显然不象王国维所说的那么简单。
在老师们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把这个问题作为我的毕业论文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叫做《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质疑的对象实际上就是王国维的这个戏曲定义。那么,为什么不叫《王国维戏曲本体论质疑》呢?这是因为王国维的这个关于中国古典戏剧的定义已经被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地接受了,所以,一般地而言,王国维的这个定义就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古典戏剧定义。我的这篇硕士论文写了大约5万字,后来按照导师赵山林先生的要求,我又把它压缩到一万多字,发表在1999年《艺术百家》杂志第三期上。
对于王国维给中国古典戏剧所下的定义的“质疑”,本人一直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质疑”总归是“质疑”,它是带有“破坏”性,那么,怎样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戏剧的本质问题,怎样使得我的研究更加地富有建设性呢?这是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努力思考的问题。
1997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去上海水产大学工作,大约一年略多一些之后,由于希望继续深造,我不得不从这个学校辞职。“辞职”之后的我实际上处于长达3年的失业状态,但是,即使是在上海普陀区的那条狭小的街道里摆地摊子卖蔬菜、鱼虾,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仍然时常地萦绕在我的脑际。
大约是公元2000年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收拾起地摊子回到住处,侧着身子疲惫地蜷缩进我的狭小“房间”里,我无心地随手翻了翻久违了的书本,忽然,一个“乐”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它使得我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乐”,中国古代不是有一篇叫做《乐记》的文章吗?“乐”,这不就是本人一直在苦苦寻觅的中华古代表演艺术的文化之根吗?我的心中顿时豁然开朗,中国古典戏剧不应当总是照搬外来的概念,中国古典戏剧是有着自己的文化土壤的,中国古典戏剧其实就是一种“乐”,中国古典戏剧是中华古“乐”文化的一种高级形态。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还越来越觉得,用“戏曲”这个名词来指称中国古典戏剧似乎不太合适,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中国的古典戏剧应该就叫做“乐剧”才是啊!
我所钟情的音乐,我所念念不忘的音乐,我为之奋斗的声乐,她不仅没有给我带来成功的喜悦,相反,她却使得我饱受挫折和磨难。尽管我那时侯也还不断地去上海音乐学院旁听常留柱老师的声乐课,但是,在歌声萦绕之中,我的心中确实有一种隐隐作疼的感觉,有时候这种隐约作疼甚至于还会发展到对于音乐的愤恨。为音乐而伤感,这反而增强了我对戏剧的热爱,你们看看,我虽然并没有太看中我的戏剧研究,但却似乎出了些令我颇感欣慰的成果。这真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开始热爱起戏剧来了,不,应当说是更加热爱起戏剧来了。
在无数次的挫折之后,我又本能地抱起了书本。否则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此后应当做一些什么。这种情况还真的很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落水者,他在水中手足无措,在慌乱的挣扎之中盲目地抓取他能够触摸到的任何物品。看来,书本就是我这个生活的落水者所能够抓住的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了!
书,在这个世界上,它确实是我感觉最容易亲近的东西。不仅过去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故。我常常在写东西写得很疲惫的时候随便上街走走,不过,虽说只是随便散步,但我几乎每一次都不知不觉地就“散步”到了书店里去了。尽管我买书不多,但是,我总觉得书店就像是自己的家。所以,虽然明知我眼前的道路布满了障碍,但我也不能不走路了啊!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我总不能每天在地摊子前面干坐着等待稀稀拉拉的顾客。所以,我觉得与其唉声叹气,还不如两眼一摸黑,像一头瞎了眼的野牛一样硬往前闯。
考博的目标已经确定了,那么,报考什么专业呢?当然是戏剧类的专业。综合性的大学和戏剧学院都有此类的专业设置,不过,综合性的大学的戏剧类专业偏向于戏剧文本研究,而戏剧学院的戏剧类专业侧重于戏剧舞台实践研究。虽然我也考虑了综合性大学,但我把报考的重点放在上海戏剧学院,其原因之一是这个学校我海面有尝试过,也就是说,其阻力我还没有接触过,就象一头四面墙包围之中的公牛,我当然希望选一面还没有撞过的墙壁是试一试。我的这种选择还考虑了其他的因素,而其中的一条就是因为上海戏剧学院距离我的地摊子比较近。
从我的蔬菜瓜果鱼虾小百货地摊子步行大约半个多钟头的路程就到了上海戏剧学院,我想我干脆就报考这个学校吧,有人干扰就让他来干扰吧,我总是要去搏它一搏的,如果连试都不敢去试一下,那么,希望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何况,跑到其他地方去考试被人破坏了还损失了车旅费和报名费,在“家”门口考,即使考不上,损失了的也仅仅只是一百元的报名费而已。
我每天做小生意之余,甚至于在卖菜卖物品的同时,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本能地抓起书本。我也明知道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受坏人阻挠的可能性最大,但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冲啊!
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确实不容易啊!这可是一所专门培养“明星”的学校,是所谓的“造星工场”。所以,困难和阻力之大,朋友们可想而知。
我记得我在报名的时候跟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两位工作人员聊得还好,我留意着他们的表情,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这使得我增强了报考这个学校的信心。但是,在考试的时候我感觉出了某种不对劲,有位老师在考试的间歇期间竟然向我明示我是不可能考上的。而且还有一件“小事”也有些值得寻味。
在考试过程之中,在这所学院的图书馆大楼底楼之一角所设立的考场里,蚊子们很是猖狂,拼命地叮咬。那位研究生招办的人不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她还首先提出,问我们要不要用一些蚊香什么的驱赶一下蚊子。我们当然希望如此啦!尤其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血型的缘故,我特别招蚊子,所以我非常赞同她的提议。然而,我们左等右等等不到驱蚊蚊香、驱蚊液的到来,分别为五个科目的五场考试,总共考了两三天时间,但是,一直到最后一场考试的最后一分钟,我都是在上海戏剧学院热情的大蚊子的殷勤伺候之下完成试题的。你们看看,怪事情往往就体现在一些小事情小细节上面啊!呵呵!未入上戏,首先宴请了五餐上戏大蚊子!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正在向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5号”反映情况,虽然直接的、主要的投诉对象集中在上海水产大学,但是,既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而且我当时有觉得新情况的产生很可能也与水产大学有瓜葛,所以,我当然也就把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这些我觉得有些奇怪的事情顺便地告诉了“25号”。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我的反映起了作用没有,更不知道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只是记得,也许就是在我最后一次找他的时候,他问我戏剧学院考上了没有,当时,我如果还没有领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的话,那至少是已经感觉录取比较有希望了,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似乎露出了颇感欣慰的神情。
总之,我后来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过,我的报考的专业被调换了,我原来报考的是“中国戏曲史论”,这个专业的导师是我国著名戏剧专家叶长海教授,而现在则被调剂到了“戏剧文化学”专业。“戏剧文化学”专业博士点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戏剧专家余秋雨教授,我记得的,在这所学院当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面写得非常清楚。(由于找不到2001年我报考的那一年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所以,我对这两个专业的专业名称的记忆也许有些模糊)。我得到这个消息当然十分地高兴,我当然愿意接受上海戏剧学院的安排,因为我珍惜一切的学习的机会。我实际上是带着感激的心情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已经沦为一个叫花子的我一下子成为一名艺术类院校的博士,哪能不高兴呢!?
但是,我刚刚从苏州河边狭小灰暗的棚子里搬出来,搬进了延安路上刚刚建成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公寓”,坏事情又来了。在入学体检的过程中,他们说我什么什么指数偏高,那就是有肝炎的可能性啊,是要被隔离被复查的。
因为不断地要报考学校,在报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前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估计差不多我平均每年要经历一次体检,所以我实际上经常进行体检,不仅报名的时候要体检,入学之初还要体检,入学之后还有义务献血体检。在历次体检中,不仅每次都没有问题,而且,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时候,我的血液还是数十名研究生当中唯一达到献血要求的呢!既然每次体检都没有问题,怎么偏偏在我最不希望出问题的时候检查出了问题?怎么偏偏在我最需要有一个新的学习环境的时候我的血液却跟自己过不去?我当时真的很郁闷,很困惑,我的好血怎么一下子变成了问题血了啊?!
偌大个上海,我可以把我的郁闷和困惑向谁诉说呢?我记得当时我跟常留柱老师说过,告诉他我近期不大敢去他那里旁听他的声乐课了,因为我担心有肝炎的可能,怕传染给他以及他的弟子们。但是,我也像他表示过我的郁闷和困惑,觉得自己好像不大可能有血液问题,所以,我告诉他,告诉他我怀疑有人故意作梗。你们看看,我这个时候几乎跟常教授无话不说,我早已把他看作我的父辈了。
后来经过静安寺附近的静安区某家医院的两次复查(规定是要复查三次,但我印象之中好像是仅仅两次就结束了),都证明我确实没有体质问题,这样我才被解除了隔离,开始了别人已经先行开始了的学业。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么一天,天气不错,我走到上戏校园里别致的办公楼旁边,在那里遇见了当时的研究生部丁主任,他和蔼亲切地告诉我,你可以去上课了。我当时非常感激那位丁主任,当然,我也感激上海戏剧学院所有的人,我觉得是这里的人们拯救了我,把我从蔬菜水果鱼虾地摊子旁边带到了一座神圣的艺术殿堂,给予了我一次全新的学习的机会。我可以重新打造自我了!这简直是太好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算是真正地考取了博士,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的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看来,破坏势力被正义的势力镇住了!不过,我的这种好感觉也许是比较廉价的。虽然我的血液实际上并没有问题,我也最终通过了体检,不过,比其他的新生,我还是被医生多扎了两针,多抽了两针管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