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一切

1.             讨厌的《周易》

我记得在从沈阳返回之后的某个冬日，我大约隔了月把时间没有洗热水澡了，所以就去附近上海纺织大学的学生澡堂洗了个热水澡。房东家顶楼上有一处简单搭建的洗刷间，可以说是棚户之中的棚户，平时我在里面洗的是冷水澡，大约三四个星期才去澡堂洗一次热水澡。因为冷水洗澡往往难以洗干净，因为房东家的那个洗刷间不仅非常地局促，而且十分地简陋，绝对不会比乡村人户家的猪圈好多少，在那里面洗澡，你尽可以“享受”到天寒风冷水冻人的效果。

洗完澡之后，我给远在沈阳的张一波教授打了个电话。当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我是在延安路大街边上的公用电话亭里打的电话，我把洗澡换下来的脏内衣往地上一扔，我当时注意到，原本白色的内衣已经成为灰色的了，放在地上完全就等于是一堆垃圾。

这是我当年在上海图书馆从2000年1月25日的《辽沈晚报》上复制的有关张一波教授的新闻报道至于当时我为什么给张一波教授打电话，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也许是想再一次解释一下我可能有些地方对不住他，请求他的原谅，也许是企图借用从媒体上听到的有关他的消息来讨好他。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在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得到过有关他针对日本政府妄图篡改侵华历史的谈话报道。我还听说他好像是还担任着“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会长的职务

不过，张一波教授对我说的话好像跟针对日本人的一样严厉，我告诉他我从上海图书馆看到了一份《沈阳日报》，上面有关于他的报道，也许还借机表示了自己从前有眼不识泰山的歉意。然而，他的意思好像是把我的这种讨好性的表示理解为在追查他的什么底细之类的不好的举动了，所以，话语之中我觉得好像有诸如“你敢来调查我吗”之类的意思。

他还特别地提到过我国古代的典籍《周易》，问我读过没有，我说没有认真读过，他告诉我应当去读一读。由于我认为自己曾经因为不怎么听话而使得张一波教授有些不愉快，所以，现在既然张一波教授指名要我学习《周易》，那么，这一回我可绝对不敢再糊里糊涂的了。所以，我很快便从上海图书馆借出了《周易》，在上海图书馆的阅览室认真研读。不过，虽然我很努力，但我实在是很难读得懂这本书。还算幸运，之后与张一波教授没有再做经常的联系，他也没有主动垂询过我学习《周易》的进展情况。

当年《周易》的学习我已经忘却了不少，但多少还有些印象，然而，这种印象却并不是很好。如果一定要我说句老实话的话，那么，我现在只好这样告诉大家。《周易》虽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内藏丰富的哲理，但是，我在阅读《周易》的时候所获得的最大的印象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如何整另一个人的教科书，它教育人们怎样等待时机，怎样设计圈套，怎么整倒别人，直至最后称王称霸。所以，我对这本书有些生厌。整人虽然也是一门学问，但是，我真的不大喜欢这门学问。但愿我对《周易》的这种印象是一种错误的印象！

2.             四处道歉

我当时不仅仅怀疑上海水产大学有人在我背后作梗，也非常怀疑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怀疑辽宁省委党校的张一波教授，等等。

会不会是吴天球教授由于我的某句不够礼貌的话而惩罚我一下子呢？我思来想去，而且也与他进行了电话联络，向他解释为什么曾经有一次我把他家的电话透露给了外人，希求他的原谅。

我虽然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明显的不对，但我觉得万一跟吴天球老师产生什么误会那就太不值得了。所以，我记得十分清楚，我觉得应当沟通一下，我告诉他说：“我是个农村来的人，在乡下长大，不懂得礼节，也不会说话，有的时候甚至于自己说错了话自己都不知道。倘若我在您老人家那里说了什么不应该说的或者是不礼貌的话，请您一定原谅，因为假如真的说了此类的话，那一定是无心的。”我还告诉他，我有的时候在说话的当时没有觉得什么，但回家以后躺在床头一想，常常会突然感到浑身不自在。说得不对，很冒失，自己当场没有觉察出来，等到觉察出来的时候，当然就会感到很尴尬，这是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的事情。

不过，根据我在吴天球老师那里上课的感觉，吴天球教授有时候说话比较严厉，但我又觉得，即使我真的说话做事有些不妥，他也不至于使用如此的手段来对付我的。而且，我确实没有做过什么不太妥当的事情，除了那次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别人之外……

我于是又想起了张一波教授，那次把电话号码给了他之后，发觉吴天球老师不太愉快，我于是使用了不大恰当的语气跟他说了几句话。难道这就会使得他如此地不高兴，使得他如此地使用手段来对付我？也不太像啊！是不是因为我不是非常地听话，例如没有按照他的意思继续呆在北京，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把档案和户口分开而得罪了他呢？似乎也不太像。我甚至于有些时候还觉得张一波教授似乎与吴天球教授早就认识，认为那一天与张一波教授初次相识的时间、地点确实都很巧合，要知道，我是恰好在北京“三味书屋”门口等待开门购买吴天球教授的声乐教学新书的时候遇见了张一波教授的……

有一些是可以肯定的，我那次把吴天球老师家的电话给了张一波教授之后发觉吴天球老师不太愉快，其后我跟张一波教授说的话确实是我自己在有些不快的情况下说的，确实是不应该的。不过，当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与张一波又一次地取得了联系上之后，他仍然像我和他初次相会的时候那么好哇！……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他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不高兴我，也不管张一波教授是不是不高兴我，我都在某些时候进行了道歉，就像在吴天球那里所进行的一样进行了道歉。

3.             最疑水大

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我想，我应当还是有些用处的，但是，我居然就这么在上海流浪了三年。我当时就极其怀疑，怀疑会不会是上海水产大学在背后捣的鬼？会不会是我求职的单位会去水产大学询问我的情况，而他们恰恰就在那里等着要说我的坏话呢？否则我怎么总是失败，甚至于连中小学都去不了？

离开上海水产大学不久，我就听说那个打造了“小金库”的部门的领导已经从学生处调到人文与基础学院当支部书记去了。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主要就是因为揭发出了那个“小金库”，所以我才在学生处待不下去，调到人与与基础学院仍然麻烦不断，直至被人从上海水产大学才撵了出来。现在则真是“巧妙”极了，用人单位假如去我的原单位调查我的话，上海水产大学的人完全可以很自然而然地告诉他们：“啊，小钱吗？他是从我们学校的人文与基础学院走掉的，你们去那里了解他的情况吧。”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几乎是铁定了不可能找到工作的。你想想，那么多人求职，我所学的又不是那种诸如原子弹制造之类的专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文科。人家单位进一个人，不可能不去我的原单位调查的，至少会打个电话询问一下。也许有人要问，这些都是你自己设想出来的，你没有切实的根据来证明你的原单位在背后戳你。我记得我当时想请我的房东假冒用人单位给水产大学有关部门打一次电话，想看看他们是如何跟用人单位说话的，但是，那个好像是在服装厂工作的裁缝房东不是很情愿，他仿佛担心什么似的，电话里吱吱唔唔地说了一两句就草草结束了，没有问出个所以然。你们看看，作为一个如此弱势的小百姓，一个孤立无援的人，我是如何能够清楚地知道别人如何折腾我呢？只有他们可以通过某种卑鄙的方式了解我的一切，而我却无法知道对方都做了一些什么。除了进行某些人可能觉得是有些“捕风捉影”嫌疑的猜测之外，我似乎没有其它什么招数的啊！由于有着这么些怀疑，我这个时候已经对找到工作没有信心了。

虽然我这里只能是揣测，其实，假如真的有人愿意帮助我追查原因也应当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跟许多单位进行过联系，投过简历，打过电话，进行面试，甚至于被试用，若有人老是在说我坏话（其中就应当包含造谣之类的东西），知情的当事人应当是颇多的，但愿这其中能够站出一位两位耿直正义的人士把真相告诉我，告诉大家！

我想，我当时的条件应当还是不错的，文学硕士，音乐大专，单身一个，有些单位比较关心户口问题，我的户口也算是在上海了。然而，我硬是在上海流浪了三年！

4.             对档案的担忧

对于没有能够参加本来就渴望参加的考试和连续的求职失利问题，我的老师和老乡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汪寿明教授曾经这样地提醒我：“你的档案有没有出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的档案之中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尽管我获得的奖励不多，但是处分之类的事情我根本是不沾边的。我想，如果真的有人要在我的档案之中记录什么，他们是应当告知我的，最起码我应当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情。但汪寿明教授又告诉我说，在“文革”的时候，人事档案里面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下了手脚，他也告诉我说这种情况现在应当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了。我觉得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是有些缘故的，不像是空穴来风，记得我在考取安徽省教育学院之后，我的调档之事就非常费劲，而负责调档的竟然还是我的一个中学同事，他被借调到长丰县教育局负责档案工作，我记得我的档案最后还是由他邮寄到安徽省教育学院的。实际上，我几乎是每次考取学校之后都迫切地希望尽快调档，担心有人破坏了我的录取。会不会在类似的过程之中有人偷偷地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塞进了我的档案？为此，我特地前往位于中山西路620号的上海人才市场进行了调查。

上海人才市场是我的档案挂靠单位。我当然没有办法亲自察看我的档案，我是借用报考博士的机会来调查的，因为报名的时候需要档案挂靠单位开具介绍信，还需要他们查阅我的档案，看看有没有不良记录。我在失业流浪之初就从上海人才市场开了两次报考博士的介绍信，应当都没有不良记录的说明，否则我不会不注意到。我记得在听了汪寿明老师的话之后，我在后来的报考之中特别地留意过这个问题。报名表上有关档案的审查由档案挂靠机构的人员查看之后签署意见，于是也就相当于我本人察看了一遍我的档案，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我记得上海人才市场的那位档案审查者是我的本家，我曾经请求他认真查看我的档案，担心他遗漏了我档案上的某种不良记录，而他最后给我签署的审查结果我记得很清楚：“没有不良记录”。

不过，今天想起来，也还是有着某种不利的可能的。既然有人能够把“不良记录”偷偷地塞进去，当这个记录已经损害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害怕败露，然后再偷偷地取出来，这样不也可以算是神不知鬼不觉了吗？我们这些没有权力察看别人给我们贴上的小标签的人又能够对此有什么办法呢？！干瞪眼！

5.             户口问题

一提到我的户口，我也有些感触。我这个很想在学业上有所发展的人，其实并不在乎什么户口。我只是担心，上海水产大学会不会把我搞成了黑户口！我是直接从上海水产大学把户口迁入中山西路620号的上海人才市场的，我当时就被这个人才市场的人员的解释搞得很糊涂，有人说我这种情况要找工作必须领《劳动手册》，可是，我实际上又没有领到这个手册，具体是什么原因我都忘记了。不过，对于未能发给我《劳动手册》，有关人士也是自有解释的，尽管这种解释只能把我的脑袋解释得晕晕乎乎。

后来，应当就是在我到上海虹桥机场学校求职失败之后，有一次来到上海人才市场办事，我偶然地与该市场的一位领导聊起天来，当我提到我的原单位上海水产大学的时候，我一时愤慨，就把“小金库”的事情说了出来。我当时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慨，没有想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之后的一些变化却让我陷入了沉思。我很快就有了《劳动手册》，而且，这个人才市场还专门通知我（我记得是通过我的房东）去办理社会保障卡，听说，有了这张卡才算是有了上海户口，也有人说有了《劳动手册》才算是真正地有了上海户口，而此时我已经流浪了大约两年半的光景了。

是不是有人在背地里跟这个人才市场进行了暗中的交涉，当然，也许是似明似暗的交涉，以制造种种我所无法知道的理由把我的户口给“黑”了起来？在听到了我叙述我的遭遇之后，是不是那位人才市场的领导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而又立刻进行了补救？我记得后来我打听过上海人才市场那位同志的名字，当时这位同志不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外出出差去了，好像说的是去了福建，还说他叫“陈明荣”（音）。这个名字与上海水产大学的“任明荣”老师（我离开上海水产大学之前他任人文与基础学院党支部书记，我离开之后听说他改任该院的院长了）的名字很接近。如果他确实叫“陈明荣”，那就确实是一种巧合，但是，若他实际上不叫这个名字，那么，这就很有可能是有人在暗示我，暗示我是由于某些人的努力才解除了我的“黑”户口状态。上海水产大学任明荣老师是一位好心肠好脾气的老师，我一直都很敬重的老师，我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好心的知情者，我分析得有些道理吗？！

我在流浪期间，也曾经有同学示意我，说户口不能够确定在哪里，又没有固定的住房，那就有可能被警察押走！也许，邪恶的家伙能量还不够大，也许由于某位与之有关的大人物还存有一些正义、善良之心，否则，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后的三年恐怕就不见得是“流浪”两个字能够涵盖的了。

6.             求助“25号”

记得在报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前我还多次去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访办告状，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上海水产大学可恶。我觉得，那个学校既然在我离开之后还不肯放过我，那么，它的“小金库”等问题我当然也不会不让上海纪律监察部门知道的了。

是的，尽管我当时怀疑的方向有很多，但是很显然，上海水产大学是我最为怀疑也最为厌恶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当时就有人跟我讲过，说上海水产大学注定了不会说我的好话，这是因为，假如它说我的好话，那就意味着它是把一个好人扫地出门，这不是等于在揍它自己的嘴巴吗？此说很有道理，我是相信的，但是，我可能低估了上海水产大学某些人邪恶的程度，以为他们也只会一般性地说我好高骛远不着实际一类的话，没有更早地想到他们很可能在我失业之后还会落井下石。我是在求学、求职不断地遭遇挫折之后才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么一点。唉！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把人心设想得更邪恶一些呢？

尽管我无从确切地知道上海水产大学在我失业之后具体都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我当时坚信，那所学校的某些人一定不乐意看到我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当时也迷迷糊糊地觉察到上海水产大学的背后还可能潜藏着某种势力，但是，我没有办法揭开那道厚厚的幕布。所以，在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只能把投诉的主要目标投在上海水产大学方向，主要是反映了那所学校有辞职才可以报考学校做法的不当以及逼迫我卷入“小金库”事件等。

纪律检查委员会把我的申诉材料转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然后再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转回到上海水产大学进行处理。当我得知这个办事程序之后，我记得当时我很是失望，因为我当时想到，这简直有点象是让强盗调查强盗，它水产大学既然已经对我做出了那么些事，它还能有多大的可能“自觉自愿”地回过头来说自己做得不对？果然不爽，上海水产大学人事处王英华处长不久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件的内容大致就是，他们根据我的投诉进行了自查，结果发现他们没有什么错！

虽然如此，我仍然非常感激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至少，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我的愤懑的地方；至少，他也让我看到了一线的希望。那位接待我并且主要负责我的投诉的工作人员当时大约五十岁左右，我想知道他的姓名，但他没有告诉我。后来我又询问了另一位工作人员，他也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只是告诉我那位负责我的投诉的人的是“25号”。